四十一载教书情（汝南县第二初级中学 刘冬丽）

（口述：谢华章）

我生于1945年，毕业于汝南高中，1978年至1984年完成河南大学函授中文专业本科五年制学历。

1965年高中毕业以后，我开始当老师。所在的学校最早叫马乡完小，教小学五年级。1966年文革开始，这一年的下半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形成两派，造反派和老保派。什么是造反派？什么是老保派？贫下中农、党员干部，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跟校领导保持一致，所以叫做老保派。不参与造反的都是老保派，我属于老保派。在当时的说法是：造反改变局势，造反改变命运。当时马乡完小里大约有五六位老师，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成分不好，所以当了造反派，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参加到造反当中。学生造反派和老保派都有各自的头儿，闹的厉害的时候，严重影响了学校教育工作的开展。怎么影响？愿意听课的听课，不愿意听课的出去造反。或者是正上课期间，造反派需要闹革命，老师就要出去停止上课，造反派和老保派开始针锋相对，你阐述你的观点，他阐述他的观点，然后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老师却不可以制止，就在教室外面候着。等待辩论结束才可以回班上课。好在那时只是辩论而没有肢体动作。

文革期间，学生可以提出老师的很多问题和“缺点”，却不允许老师对学生提出任何问题。早晚自习、正课该上还可以正常上。这期间，也经常有老师被拉出来批斗。现在想想，很多老师都是冤枉的。就因为上课时不小心说了稍微敏感的话或者是哪怕一个用词，是绝对没有“造反”的意思的。但造反派就是揪住不放，立即开展批斗。上课期间，造反派提出，他们可以随时造反，但老师不可以制止，否则也会被拉出去批斗。

我当时除了教课，已经开始抓团里工作。学生入团、思想转变、家访、德育工作等都开展起来，很严肃、很正规。文革时期造反派和老保派两派闹的激烈的时候，团里的工作就没有办法正常开展了。直到文革结束，才又重新建立团的组织。文革从66年到78年，学生陆陆续续的一边革命一边学习。文革后期，造反情况慢慢趋于淡化，学校秩序逐渐稳定，教学各种规章制度逐步完善，教学工作逐步开展。

在当时，学校开始初中部以后，一个班有五六十个学生，教师四十多名。文革时期，学生已经达到一千多人。文革后期我所教的班有八十多人。学校基于教室小，便又接了一间房子。开设初中部以后，乡下村里的学生都来到马乡完小上初中，这时候，马乡完小已经有小学和初中两个学部了。初中部只有七年级和八年级两个年级。后来，赶到教育体制改革和学生分布改革。怎样改革？县教育股提出，要求学生就近入学，教师各回各家乡任教。当时马乡学校的教师除了校长、教导主任和一部分民师来自当地，其他都是国家调配过来的全市各县乃至全省各地的老师都有。马乡学校有平舆、新蔡、正阳调过来的教师。教育体制改革以后，小学设在各大队，马乡完小也就自然成了马乡初中。

文革前后期，马乡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董世昌，担任中小学的校长。我教学期间先后经历了七任校长。文革一开始，教育体制改变：小学五年制，中学两年制，高中两年制。当时小学升初中不像现在考试录取，而是实行局里分配指标，大队进行推荐。这一年，赶到五年级学生毕业了，我拿着学生成绩名单去庞庄大队走走过场，为什么说是走走过场呢？因为谁能上初中大队支书说了算。当时，我把学生的在校学习和表现情况跟大队支书进行汇报说明，比如这一届小学毕业生，谁成绩好，谁是团员，谁是班干部等等，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情况逐一、细致的给支书汇报。但大队支书摆摆手说：“别说这个，没用。谁上初中你们就别操心了。这届庞庄的小学毕业生，上面只给了12人的指标。就12个指标，大队干部的子女都安排不完，还管谁成绩好不好、能力强不强？”我只能摇头叹气。说实话，这一届学生学习成绩很好的特别多，都是真才实学。他们上不了初中的只能让人感到惋惜但谁也没有办法。只能靠他们自己回村各显其能吧。那时候又不兴出去打工，能体现个人能力展现个人才华的机会少之又少。真是可惜、浪费了一代人才。

初中分为三年制是教育体制第二次改革，恢复教育体制改革我记不清哪一年了。教育体制改革那一年，我大孙子高中毕业考大学。结果高考成绩不理想，就又复习了一年，复习一年不当紧，结果第二年赶上教育体制改革，高中两年制变成了三年制，我孙子只得又上三年高中才参加高考。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我初来上班时，都是实行过去的体制。比如小学六年制，初中三年制，高中三年制。教学期间，赶到文革时期，该毕业的都不能毕业。文革过去恢复正常以后，把这三年三届的学生小学六年级，初中七年级、八年级，合到一起也就是“老三届”，全部送去上高中上同一个班，这时恢复高考。

文革时候，一个年级分两个班，总共12个教室。学校老师的住房少，我是回家住。虽然当时教学环境差，但老师备课、上课作息制度是特别严格的。老师每天要早早的来到学校。回家住的老师都是步行到校，那时是没有自行车之类的交通工具的。冬天的时候，住家的老师都是四五点就来到学校。学校的考勤制度也非常严格。在老师考勤上，我提出合理化建议，学校接受并采纳了。

教育体制二次改革以后，学校净化，只有初中部了，小学由各大队开办。宋明卫是马乡初中第二任校长。虽然文革导致学校各方面秩序还不稳定，但老师们都很自觉遵守纪律，按部就班，按时上下班，认真备课、教学、改作业。四清大辩论时期，上课不正常，学生闹的上不成课。文革后期，学校教学基本恢复正常。

65年刚参加工作时我是民师，最初每月只有两块五毛钱的工资，慢慢涨到三块，五块，七块。学校实行工资等级评定制度，标准分别是两块五，三块，五块。我主动提出要最少的等级，当时王金荣说我：“你教着毕业班怎么会选择最少的待遇呢？我不同意。”当时王金荣父亲是马北大队的支书，我也是马北大队的人，尽管我一再要求要最少的工资，但大队还是给了我三块钱。我们的工资是由大队来发放的。尹海盘当教导主任的时候，有民师嫌待遇低要走，我要求把我的工资再少点匀给他们。给我多少都可以，反正家里还有地，工资加上地里的收入，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从65年直到84年，我河大函授毕业以后，由国家招聘过来，定级、转正，我才成为国家正式教师。当时，大专毕业的教师工资待遇是每月64块钱，我河大本科毕业以后，加上教龄，职称，工资已经涨到每月75块钱。

我是65年高中毕业开始任教，到60岁退休，任教41年。小学时候我教语文、数学，到中学时候教的学科就比较杂。教语文时候多些，其他有数学、物理、化学、体育、植物、政治等等。除了英语，其他学科都教过。为什么没有教过英语呢？因为我上汝南高中时学的是俄语，但初中教程里只有英语学科。当时我们那一届高中六个班，前三个班学俄语，后三个班学英语。冗天功后来当马乡初中校长的时候，他教的是我所在班毕业班的政治课，我是班主任。他让我给他代着政治课。他说他也教不了，书上很多字他都不认识，没法教。他是从庞庄小学调过来的，他们那时上的是简师，连小学六年级都没有毕业，所以教中学，尤其是毕业班，肯定会很吃力。但那时局里有规定，要求中学校长、教导主任都得担课。所以我只好代他上政治课。那时代课是无偿代课，没有任何报酬。

教学方面，在当时，期中、期末以及平时段考都有，期中、期末考试是教育局给试题，回来自己刻印。平时小考都是老师自己找题、出题、用钢板刻印。当时我教毕业班，为了迎接升学考试，几天一摸底，经常出题、刻印题，有时去外面走访得到试题，拿回来又要赶紧刻印。

语文教学方面，最主要的是改作文。那时白天备课、上课，加上管理班级比较忙，所以作文都是成夜的批改。有一次，我家大丫头发烧输水住院，我就在旁边一面看着吊针一面改作文。不连夜改好，第二天就是作文课，怎么给学生交代。这时间毕业班每班已经达到六七十人。我教的都是毕业班，乡下的学生都过来上，还有外乡的比如余店等几个邻乡的也都来上，都要求进我们班。等后来毕业一批年轻教师比如王留所他们，就把毕业班任务分散些，我的工作也就相对轻松一些了。

教学期间，我们当时的办公室分为语文、数学两大组，办公条件比较差，教具也不足。教学条件虽然差，但比乡下小学条件好多了。一有时间，我就被派到乡下给老师讲课、培训，我看了他们的学校条件，比我们马乡初中学校条件差多了。

我除了教学，每到星期天或者假期，都会给教师辅导、培训，还有民师转正考试培训，教学语文、政治、教育学、逻辑学等学科。包括后来接班的、中师函授毕业的等等教师，都由我来给他们培训上课。这是工作站安排给我的任务。每个星期天、假期都得给他们上课、培训。三桥、余店、和孝等周边乡镇，加上本乡的，需要培训的教师都来听我的课。在给教师讲课的时候，无论是备课，还是培训辅导，我都非常认真、细致，肯下功夫。而这些都是无偿劳动，一分钱都没有要。当时也听说有补助，但后来不了了之，我根本也不在乎有没有补助，有多大能力，能做多少事情，只要是上面交给我的任务，我都会毫无怨言的尽力去圆满完成。

说到这，我想说句开玩笑的话，单单从培训教师这一点来说，我在当时也真属于讲师级别了。县教育局没有不知道我的。在《汝南县志》里应该有我的介绍，他们也来采访过我，我说的都很清楚。讲述的是建国以后学校的变革和发展，比如房子建设初期和后期等状况。

马乡初中最早的时间是江寨的一个人建的，当时是一座庙，1953年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有庙，庙里还有神坛神像，寺庙临街，登上六步台阶就是寺庙。我们上小学是六年制，一直到文革变成五年制，后来又变成六年制。

文革期间，小学实行五年制，初中二年制，高中二年制。我教很多年初中两年制。教学内容完全按照大纲要求。每年考试都按照大纲要求范围内出题，那时我们都会“猜”题，基本一猜就中，尤其是语文阅读大题和作文题目，期中、期末、毕业大型考试，基本都能猜到原题。当时初中毕业考试作文有很多都是参考了大学模拟考试作文试题。根据材料或者图片来写作文，当时学生课外阅读读物极少，但学生作文写的却很充实、丰富。

我对学校始至始至都终怀有感恩之心。领导很器重我，老师同志之间相处的都很不错，大家对我也都很尊重。我很满足我的教书生涯。教毕业班那些年，外地学生来了都愿意上我班，我从心里感到高兴。能得到学生和家长的信任，对于一位老师来说，这是最大的肯定。我感觉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咱马乡书记、社长（就是现在的镇长）、供销社主任等等，他们的子女都送到我所教的班级里。像吴刚、二毛等这些考上北大、中南等名牌大学的都是我教过的学生。记得当时二毛上北大上了一学期，被学校辞退了，说成绩跟不上。二毛回来找到我，愁眉不展。我想想，就给他们北大的老师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带着去学校交给班主任。我写的很恳切，说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不容易，请给他们在校学习的机会。他的班主任被感动了，留下二毛他们上到毕业，最后顺利毕业，之后又考研，参加工作。对待学生，我是打心眼里关心照顾，关注他们的学情，关心他们的发展。后来，经常有毕业的学生上班以后回来看望我。

参加工作很多年，学校住房宽裕起来。有一年，开始分的有我的房子在学校西面家属院，但给杨世杰先居了。后来，学校把现在住的这个，以前是学校的配电房腾出来给我住。这是两间小瓦房，当时又潮湿又阴暗，还有浓浓的柴油味。我不气馁，自己慢慢重修整理了一番。把房顶破瓦碎片全部掀掉拆除，墙壁重新建造涂抹，又打上水泥地坪。过几年条件好些，我又在东边接出来一间，在院子里搭上棚子。我在这里东边墙上开个小角门，出去就是桃园和庄稼地，正门口出门就是学校操场，开阔敞亮，我在院里栽上果树，花卉，比西面环境还好。这也是因祸得福了。我很满足。

我的县级、市级的模范、优秀教师等荣誉多的已经数不过来了。教学期间，学校一有机会就会派我出去学习、考察，对我很照顾。做人得懂得满足、感恩，我一个普通老师，能做出多大的成绩呢？但被学校这样看重，我感觉自己做的还太少。

在待遇上我更满足。无论多也好，少也好，学校从来没有忘记过我，学校领导班子对我都很照顾。不过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有过抱怨，也是唯一一次的抱怨。当时我民师还没有转正，想着就这样埋头教学，何时才是个头？就在这时，我从文汇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新疆可可多海一个职工子弟学校招聘教师，上面的条件要求我都符合。当时应该是85年，我那时二十多岁，而且已经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我就按照文汇报消息上面的要求寄去了我的证件和获得的各种证书，结果我被招聘上了。他们发来招聘书，根据个人意愿，我愿意教高中也可以，初中也可以，工资待遇是月工资350块钱。另外还有取暖费70块等额外补助。每年一次探亲假期，来往车旅费用全部由学校承担报销。两年以后可以带家属过去。我同意了。但我母亲不大同意。她怕我走了留她自己在家怎么办。但我想到自己目前的工作状况，又想想可可多海优越的教学待遇，非常想离开马乡学校去新疆教书。

后来，我拿着证件到教育局去盖章，局领导极力挽留我，说转正的事很快解决，教育部已经通知下派录用证了。录用证就是民师转正的一个证件。又过了将近一年，上面要求我去高中任教，然后才给我发转正录用证。我不同意。因为去高中任教得进城去汝南，而我家里有老母亲，孩子们都还小，又有地，实际困难就摆在面前。另外，在马乡初中教书，大队在麦季、秋季都给予补助。所以，我没同意，最终，录用证发给了我，从那时起，我才真正转正。介于种种原因，去新疆可可多海的念头也就此打消了。

教书以来，我一直担任毕业班班主任。2006年，临近退休的前两年，马乡工作站站长王元昌转达了抓教育的副镇长的提议，让我“歇”一年，去他办公室里帮忙整理文件，书写材料，我在那里干了两年才算正式退休。

回忆教书生涯，四十一年来，我热爱着这份工作，为自己曾经的努力付出深感欣慰，满足于现在的退休待遇和生活。人生如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