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年（南阳理工学院 吴天真）

虽已近知天命的年纪，却仍像个孩子一样盼年。但和儿时所盼已大相径庭。儿时盼新衣服、盼花头绳儿、盼果子糖块等等好吃的……如今，只盼一次短暂的团聚，盼一次难得的重逢，盼新的一年有更好的起步和收获。

眼见着年悄悄走近，偶尔闲暇便开始整理物品、打扫卫生，一边忙碌一边感慨，和先生说起那年的年。

那年的年，是1990年的春节。

那时我和先生在一所乡镇学校当民办教师，寒暑假正在读函授。当时，民办教师的工资和当地财政挂钩，财政拨的工资有数，民办教师的人数不固定，工资按人均摊。我们“民办”那几年，每年的工资只有400元。就是这400元的工资，也要等到年底，政府收上“两项积累”后才能发。那年因为政府“两项积累”收得不够顺利，一直到腊月二十八还没发放民办教师的工资。学校会计告诉我们说，工资可能得等到春节后才能发放了。放寒假后，我和先生就忙着上山捡牛粪、拾干柴，以解决春节期间取暖和做饭只需。因为寒假里还有一次面授学习，一般时间为半个月或20天，面授结束就该开学了。那年的面授在春节后。没有工资，春节后还要到通辽面授学习。所以，那个春节，我们什么都没敢买——也没能力买。

春节前两天，捡够了一冬天的取暖用柴，我挤出时间回了一趟娘家。母亲从场部按人口发放的面粉里，称出属于我的那2斤白面，又给我捞了两棵酸菜；二姐给我割了一块猪肉。回家途中，我坐在先生的自行车后架上，一边看着路边衰草艾艾的连绵沙丘，一边想着：除夕夜能吃上一顿饺子了，真好！

回到家——其实不算家，只是借住村民的一间土屋，先生提醒我说：咱是不是还得买几个“二踢脚”或者响鞭呀？过年了，不是都要放爆竹吗？是啊，过年了，放爆竹，图喜庆，图吉利。民间除夕夜放爆竹，有接财神、崩穷气一说，预示着新的一年好运发财。我和先生翻遍所有衣兜，我们全部家底儿还不足5元。先生攥着这有数的几元零钱，到供销部（当时的国有商店）买了十个小手指粗的双响、还有一挂小响鞭。

除夕晚上，我包好了酸菜猪肉馅饺子，先生点着了炕边的土炉子，烧上了水。我们就坐下来等着新一年的来临。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手表、电话，唯一能让我们判断新年脚步临近的，是外面偶尔响起的爆竹声。当远远近近的爆竹声密集地连续响起的时候，我们就断定：快到零点了！先生戴上帽子，点着一根烟卷，到外面去放爆竹。我在屋子里，一边把包好的饺子放进炉子上的小铁锅煮着，一边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期待着先生点燃新年的希望。新的一年，我是多么希望我们能“民转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挣上和别人一样的工资、过着和别人一样温饱无忧的生活、有更多机会学习啊！可是，等了很久，我只隐约听到几声低沉的“噗——吃、噗——吃……”的声响。又过了一会，先生带着一身冷气走进屋，哭笑不得地告诉我：咱们买的双响太小了，不响。我安慰先生说：“没事儿，表示一下就行了，天知道、地知道呢！”

放完了爆竹，我和先生盘腿对坐在炕上，面前摊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放着两个碗和一盘饺子。我们相视而笑，彼此祝福：过年好！然后吃年夜饺子。那时我们没有餐桌，也没有面板，用到这些工具的时候，我就拿一张旧报纸充当。旧报纸当桌子有些难度，太低了，还容易被汤水浸湿。但旧报纸做面板，却挺好的，用后叠起来存放，一点也不占空间。我调侃地叫它折叠面板。记得折叠面板我用了三四年呢。后来有一次大哥去我家，我用折叠面板给他擀面条，大哥看了以后，叹了一口气。回去后不久，用旧木条给我拼凑了一个小面板。那小面板一直被我用到2010年，它实在变形裂纹，才丢掉。

那年的年，过得冷冷清清。没钱买爆竹，蔫了吧唧的几个小“二踢脚”，也没发出响声。我一直悄悄地揣测：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诸事不顺，是不是因为那几个爆竹不响，财神爷不高兴了？但那年的年夜饺子很香，我至今记得。

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像一粒石子，在岁月的流沙中沉淀下来。走过风，走过雨，早已不在乎功名利禄、成败得失，却越来越在乎亲情。盼团聚，盼热闹。平时大家天各一方，各忙各的事，只有过年时或许能聚得齐一些。所以，虽然过一次年自己就老一岁，却仍然期待过年，期待那些越来越少的重逢和团聚。

那年的年已远去，今年的年正在走来——我亲爱的人们：不管聚与不聚，都要好好地，要一年比一年过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