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为何要立傻儿子司马衷为太子？（汝南县王岗镇中心学校 齐云轲）

西晋泰始三年（公元267年）正月，晋武帝册立儿子司马衷为太子。此时距晋武帝代魏称帝只有一年多，他本人也才三十二岁，这时候确定接班人显得过早了。况且，这时距其父司马昭去世还不到两周年，三年之丧尚未结束。所以，晋武帝在此时立太子，与司马家族一贯极为重视丧葬之礼、倡导以礼孝治天下的宗旨不符。

以情理揣测，他此时立太子应有难言之隐。

一、难言之隐

司马炎虽是司马昭的嫡长子，但他的世子之位却长期没有被父亲明确。因为其弟司马攸虽非嫡长，但其幼年时就过继给了无子的伯父司马师，成为司马师的嫡子。司马师是司马懿的嫡长子，是其家族无可争议的继承人。所以，如果司马攸没有过继给司马师做儿子，司马炎继承司马昭的晋王之位可以说没什么悬念，但是司马攸一旦成为司马师的嫡子，在与哥哥争夺大位继承权上就有了很大的优势。

祖父司马懿很器重司马攸，生父司马昭对其也很宠爱，司马昭曾抚摸着自己的椅子对他说：“此桃符座也。”桃符是司马攸的小名，司马昭说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自己日后将把大位传给司马攸。后来，司马懿的舞阳侯爵位也由司马攸承袭。

对此，司马炎十分忧虑，为了争夺世子之位，他不惜纡尊降贵，亲自前往司马昭心腹何曾、裴秀家中拜谒，请何曾等人在司马昭面前为自己力争，可谓煞费苦心。

司马昭晚年在立谁为世子的问题上左右为难：按说，晋王之位该传给长子司马炎，但次子司马攸是兄长司马师的嗣子，继承大位更有资格。直到何曾、裴秀等人反复劝说，一致声称“中抚军（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司马炎的世子之位才最终确定下来。

西晋建立后，在武帝与司马攸君臣名分已定的情况下，齐王攸暂时不会对兄长的皇位构成威胁，所以开国之初，武帝对齐王攸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予以重用，以显示其孝友之德行，兄弟两人一度和衷共济。但武帝多年来与其弟司马攸争夺世子之位而产生的嫌隙，难免使他耿耿于怀，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由于齐王攸拥有很高的人望，被众多的朝臣视为武帝身后最合适的皇位继承者，所以武帝对齐王攸始终都有戒备防范之心。

为了彻底杜绝齐王攸觊觎皇位以及朝臣拥戴他作为皇位的继承人，晋武帝及早建储、早定国本未尝不是其防微杜渐，确保司马氏皇位在武帝一房永久传承的重大国策。所以武帝立司马衷为太子的这项措施针对性就极其明确，诏曰：

朕以不德，托于四海之上，兢兢祗畏，惧无以康济寓内，思与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于置胤树嫡，非所先务。又近世每建太子，宽宥施惠之事，间不获已，顺从王公卿士之议耳。方今世运垂平，将陈之以德意，示之以好恶，使百姓蠲多幸之虑，笃终始之行，曲惠小仁，故无取焉。咸使知闻。

诏书中“置胤树嫡”一语就是要强化司马炎一房的传承地位，它明确告知天下士民与司马氏宗室，帝室的正统地位只能出自司马炎一房，就此排除了晋景帝司马师的嫡子司马攸继帝位的可能性。诏书中另外一句：“又近世每建太子，宽宥施惠之事，间不获已，顺从王公卿士之议耳”，颇有玩味的余地：所谓“宽宥”指的是当年晋文帝司马昭几乎放弃嫡长子继承制度，而代之以偏爱的司马攸。晋武帝在此委婉地批评了自己的父亲。“顺从王公卿士之议”一语可能是指司马炎立司马衷为太子并非所有的朝臣都赞成，但他已不能再等待，必须以众臣都拥戴立太子的名义，顺水推舟，立即作出决断。正如后人所指出，武帝急切地立司马衷为太子，便是为了阻断人们对于齐王攸可能继位的猜测。

晋武帝子嗣甚多，共有二十六男，其中不乏智商较高者，为何偏要立司马衷为太子？难道他不知司马衷智力有缺陷？后人多认为，是晋武帝司马炎不了解自己的儿子，才导致了惠帝登基，西晋短祚的悲剧。但是，晋武帝毕竟是西晋开国之君，并非昏庸之主。所谓知子莫如父，以武帝之雄才，岂能不知司马衷驽钝愚鲁，难以继承大统。武帝之所以不肯更易太子，并非是感情用事，而是有诸多方面的考量。

立嫡长而不立庶幼是中国古代自西周以降就确立的王（皇）位继承制度，帝王皆不敢轻易变更。从历史上看，一旦废长立幼，废嫡立庶，就极易造成动乱，甚至是家破国亡。曹操立储之时，曾经在曹丕与曹植之间犹豫不决，尽管曹操最终立曹丕为嗣，但曹操刚去世，魏国局势立刻发生动荡。曹彰从长安赶回洛阳，他对曹植说：“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又带着兵马问贾逵：“先王玺绶何在？”幸亏贾逵机智应对：“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才化险为夷，避免了曹氏兄弟的骨肉相残。

曹魏之事，离晋不远，晋武帝当然记忆犹新，何况他自己也有与魏文帝曹丕相似的经历。殷鉴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武帝认为此类事件不应再发生在自己的子嗣身上。尽管司马衷智商不高，但他是皇后所生，在名分上完全凌驾于其他庶出的皇子之上。当然，对于司马衷的智商问题，武帝也不是没有担忧，他曾多次考虑更换太子。史载：“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密以语后。”但是在“母以子为贵”的封建时代，更换太子关乎杨皇后及其家族地位，故司马炎的想法刚一说出就遭到杨皇后的强烈反对：“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皇后之言虽是为太子司马衷申辩，但“立嫡以长不以贤”确实合乎古法，常为历代帝王所遵循，司马炎很难驳斥，何况武帝在这一问题上感同身受，有过切肤之痛的往事。

二、原因分析

武帝子嗣虽多，但嫡子只有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三人。司马轨早夭，司马衷智力驽钝，司马柬却“沈敏有识量”。一次，晋武帝亲临宣武场，让司马柬整理核查三十六军的士兵名册，司马柬竟然一眼就校对出名册中的脱漏谬误，晋武帝甚“异之”，之后对他特别重视。由于司马柬沉稳聪慧，有胆识器量，故深得武帝欢心，“于诸子中尤见宠爱”。太康年间，司马柬“甚贵宠，为天下所属目”。武帝可能有过易储的打算，以司马柬来取代司马衷的太子之位。但最终却封司马柬为秦王，命其出镇关中。武帝为何会改变主意呢？根据武帝一贯秉持立嫡长的原则，很有可能考虑到司马柬虽为嫡子，却非长子，如果立司马柬为储君，就是废长立幼。如此一来，自己当年和司马攸争夺储位并最终获胜就缺乏正当性，而且也失去强迫齐王司马攸离京就藩的理论依据。而继续保留司马衷的太子地位，除了可以避免“废长立少，违礼不祥”，还暗含一层用意，即告诫众多的庶幼皇子，晋室之统绪必须按嫡长传承，庶幼子切不可有继承大位的异心。

为了进一步强调嫡庶有别，武帝于泰始十年（274），特地下诏曰：“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这就以皇帝诏书的形式规定了不许非嫡长之子争位，也排除了齐王攸继嗣的可能。

此外，晋武帝不废太子应该还有思念发妻武元皇后杨艳的用意。武元皇后生前百般呵护司马衷，但她体弱多病，担忧自己一旦离世，司马衷的太子地位就会不稳。她知道晋武帝一直宠幸胡芳，担心在她死后胡芳若被立为皇后，司马衷的储君之位难保。为此，杨艳煞费苦心，巧妙地安排其堂妹杨芷入宫，使其成为继后，以保护司马衷。武帝为人颇重情感，与武元后伉俪情深，故不忍拒绝她的临终嘱托。此后，武帝每欲废太子时，想起武元皇后的临终遗言，也就打消了废储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