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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旺犯土一症，为医家所习见，叶氏《临证指南》中收集验案甚多。华岫云于编后书曰：“肝为风木之脏，又为将军之官，其性急而动，故肝脏之病，较他脏为多。”又曰：“肝病必犯土，是侮其所胜也。”肝病犯土之证，每见呕吐不食，胁胀脘痞，因而医家常易误认脾胃之病，而忽略“实由肝邪所致。”为发聋振聩计，华氏将“木克土”证，立为一门，“以醒后人耳目。”虽屡遭徐灵胎诟病，而华氏济世之良工苦心实堪嘉许。木克土证之诊断，除症状而外，《临证指南》总结叶氏经验指出：“大凡其脉必弦。”颇符临床实际。
至其治法，《临证指南》曰：“若肝阴胃阴未亏，肝阳亢逆犯胃”者，“用药则远柔用刚。”“若肝阴胃汁已虚，木火炽盛，风阳扰胃，用药忌刚用柔。”余于临证间凡遇此症，不用大刚大柔之品，每以扶土抑木为法，欲其刚者，稍参温运。欲其柔者，略兼凉润，肝郁则佐以疏解，血滞则结合开通。苟能认证无误，投剂必有应验。
某大饭店俞总经理之爱子，数年前独身赴美，攻读钢琴学位。毕业后举办演奏会，一举成名。于是邀请者踵至，演出日无虚夕。夜半返寓，必觉胃脘疼痛，渐至每夕演毕即痛，痛势甚剧，持续二、二三小时方始缓解。在彼就诊多次尚未有明确结论，予服之药，价极昂贵。然服后仅能减痛，不能全愈。巧值应邀回沪演出之机，经友人介绍，由其母陪同前来就诊。诊得两手脉弦强不和，舌质淡白，苔薄而净。据证据脉，当属木旺犯土之候。询其得病之因，彼则曰：“人而无名，自由自在；一经名噪，重负难释。”寥寥数语心声，不言病因而病因正在言中。余思此证病发于精神紧张之后，加之脉象弦甚，是肝郁不舒，致肝经气火亢盛，横越而克犯中土之象。治法惟宜疏肝泄木，扶土止痛之法。当今名医张镜人先生之安中和胃汤，虽不为此证设，而移用之恰极合拍，于是书方与之：
柴胡9g 炒白术芍各9g 黄芩9g 丹参9g 甘草3g 太子参9g 制香附6g 生谷芽12g 徐长卿15g
当日服一帖，夜间痛即不作。连服七日，疼痛沓然。为巩固疗效计，又服七日后停药，则脘痛始终未作也，且白昼精神情志亦较前大为宽松舒畅。嗣后带方返美，为事业之腾飞而继续奋斗。
人体水液输布失常，停积于某些局部者谓之饮证。《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篇，将饮证分为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四类。四者之区别在于：痰饮缘由脾胃阳衰，水饮停蓄于胃，下走肠间，故感沥沥有声。悬饮为水饮流于胁下，致使三焦之气机受阻，阴阳升降失其常度，咳则激动，停饮而发为“咳唾引痛”。溢饮为水饮浸润四肢肌表。而支饮则饮邪阻于胸膈之间，肺气升降失司，则“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此外尚有留饮与伏饮。留饮乃饮邪久留不去之病证，至其症状：如饮邪留于心下则“背寒冷如掌大”；饮留胁下则胁下痛引缺盆，咳则增剧；饮留胸中则见短气、口渴；饮邪流注关节则四肢历节痛。伏饮为饮伏于内，为外邪引动而发之病证，可见发热、咳喘、腰背疼痛、目中泪出、发剧时身体振振动等证。
将仲景上述之论述加以归纳分析，痰、悬、溢、支之四饮，其区别主要在于发病部位，而留伏二饮，尚兼病久邪留不去因素。依据前人经验将饮证以三焦划分，似更简捷。如饮在上焦者，则见心肺证候：在肺则为咳为喘；在心则为悸为眩。如饮在中焦者，病见于胃、胸胁、四肢。在胃则饮食不消或发呕吐；在胸胁则胀痛或背寒冷如掌大；在四肢则历节疼痛或瘫废。饮在下焦者则见肠及脐下证候，如饮走肠间则腹中沥沥有声，或下利涎沫；饮在脐下则脐下悸。
饮邪之诊断，除上述主要症状而外，其脉象亦较特殊，痰、悬、溢、支四饮多以弦脉为据，而留饮则“脉沉”。至于饮证之治疗，仲景示其大法曰：“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余临证所见饮邪为患诸证，其症状、脉象之辨别，不离于仲景，亦不尽拘于仲景。今举饮蓄中焦一例以作说明。(饮在上焦者见小青龙汤治咳喘条)
干部宋某，男，年逾知命，形极肥胖。于1976年4月初来诊。据云病起于二月之前，中脘胀满，心胸瞀闷异常。须不时以手抚摩，仍觉终日不适。饱餐后胀满略有增加，并不疼痛。切其脉，沉而细。先哲每谓瘦人多火，肥人多痰多湿，亦多气虚。姑从虚胀立论，投香砂六君汤，三剂未验。余反复推究其病情原委：得食则胀满有加者，非虚证，乃实象也；触按患处不适反甚者，亦非虚证而是实象也；服健脾运中之剂不见好转者，更非虚证之征也。复为细检，脘中虽满，而按之仍软，亦不见有积块；饮食能进，不见阻碍，胃中必非有形之物，疑是痰饮为患。疏平陈汤加生姜。方为：
厚朴9g 制苍术9g 陈皮6g 炙甘草3g 半夏9g 茯苓9g 生姜三片
服一帖后，脘中大舒。晚间兴至，抱孙看戏，胃部久受压迫，又觉难受。次日复来询问，嘱原方再进，服至第二帖，脘中攻撑作胀，泛泛欲吐。移时竟得大吐，吐出水液半面盆，不杂食物。心中惧甚，速往区中心医院急诊，因已无症状可见，仅予注射葡萄糖一支，嘱回家休息。一宵后自觉脘中异常舒适，通体轻快，即放弃病假继续上班。复以健脾和胃之剂以善其后，直至退休后病逝，将近二十年病未再作。
按：患者呕吐痰饮之前日，余曾诊其脉。原本沉细之中，却见左寸关浮滑，一时不解其意。其实饮邪已有上逆、外行之势，是故阳脉既浮且滑也。患者饮踞胃腑，理当胃气逆上而后呕吐随之，脉象之预兆，亦应见于胃部方是，何以见于左手寸关?夫左关乃肝胆之位，脉由沉细而变浮滑，是少阳胆气受药物冲动，发越而逆行向上所致。土受木制，胆木逆甚则胃气随之。故由胆气先逆而随之以呕吐，饮邪吐去则胃脘畅达，木气舒展而病愈矣。
肝炎之病无论属于何证，多与湿浊内蕴相关。故其治疗，亦无不以理湿为之重点。有症状不明显，由化验而确诊之肝炎患者，四诊亦无明显湿浊见征，以清化湿热为治多能获效。
此症西医名日肝炎，而中医定其病位不全在肝。其中黄疸型者与肝胆关系较为密切，明代《景岳全书》“黄疸”篇中已云：“胆伤则胆气败，而胆液泄，故为此证。”已初识黄疸与肝胆损害有关。
无黄疸型所蕴湿浊，虽亦不离于肝，然多关乎脾胃。《内经》论脾胃之生理功能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则脾胃为人体水液代谢之关键脏器。若脾胃运化水湿之功能稍有障碍，于氤氲弥漫之湿浊不能廓清时，则易敛本病。故余治肝炎，除急性期湿热较盛者及不宜健脾者外，于辨证方中均加白术，脾胃健运则湿浊易化，湿浊化尽则肝复其常矣。且仲圣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而张景岳之见解更为直捷：“肝脾俱实，单平肝气可也；肝强脾弱，舍肝而救脾可也。”此法对于甲型慢迁肝而现中气不足者更为有效。中气虚甚者，党参、黄芪、苡仁、扁豆之属亦可酌情加入，无须过虑“湿热不可补”之说。盖此时虽有湿邪留着，已是“强弩之末”，难穿鲁缟矣。正须扶其正气，以除余邪。倘患者中土犹健，而气血阴阳有所不足，或肝肾心肺功能有亏，亦宜于辨证方中参入相关调理之品。经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犹此之谓也。
姜春华老师生前曾授余治慢性肝炎恢复转氨酶方，药物甚简，仅七味：
党参、太子参、黄芪、杞子、垂盆草、田基黄、白花蛇舌草。
师嘱曰：连服2～3月，转氨酶渐可复常。
初得此方余未着意，至八十年代初有卫姓干部前来咨询，谓其子两年前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成绩合格，不意体检时查得GPT高达100以上，昔年曾患肝炎，当时已经治愈，后未复查。由是名落孙山，不得不边服药，边复习，边打工。一年后再度报考，成绩确佳，体检又因GPT升高被黜。及至第三年离高考仅有一月时，先自行至医院化验，GPT为70u以上，其父急来商治。当时余未见患者，无法面诊，询知肝功能化验时除GPT以外，其余项目基本正常。患者体力尚可，三年来打工不辍，有时稍感疲劳而已，并无其他见症。余思患者病已多年，惟姜老师此方最为合拍。方中垂盆单、田基黄、白花蛇舌草，均具化湿清热、恢复肝功能之功。久病肝炎中气必亏，肝肾易伤，党参、太子参、黄芪、杞子以益气健脾、滋养肝肾。全方扶正祛邪、虚实兼顾，可谓的对之良方。于是录方与之。一星期后其父来告：GPT已降至50余。又一周降至40余，第三周恢复正常。患者坚持服药至高考体验时，顺利通过化验关，高榜题名而得遂升学之愿。
由此病例治疗得效，余始识此方看似寻常实非寻常，以后用治慢性肝炎多节节应手，故告之同好。
大柴胡汤出《伤寒论》，为治少阳阳明兼病之方。当今辨证治疗胆道疾患如胆囊炎、胆结石、胆道蛔虫症等，每收捷效。肝胆相为表里，甲胆乙肝同属于木，不仅于病理上可互相影响，且治法与谴方用药亦多相通之处。如大柴胡汤治黄疸肝炎，其利胆退黄之力恒在诸方之上。乃因黄疸肝炎不仅热郁肝胆，且兼肠胃湿浊蕴结。木士同病。或竟缘脾胃湿热、熏蒸肝胆，反侮其所不胜而成病，故治法亦宜兼顾肝胆脾胃，既行清肝解郁，亦泻阳明里实。据于此种机理，则大柴胡汤自属不易之方。
余治陈媪，曾患无黄疸型肝炎，经西医治后因症状消失，遂不介意。越数年忽发黄疸，全身色黄如染柏汁，急送某医院，入院仅数日即通知出院。于是转入专科医院，化验血清胆红素为567μmol／L，GPT150u／ml(其余化验数据不详)，该院诊断为阻塞性黄疸肝炎。经用多种最新高效药物及激素，黄疸持续不下。病房主任谓乃夫曰：“进来容易出去难，生还希望仅50％。”佣工为其擦身，盆水色呈深黄，家属深为忧虑到处奔走求治。得余友人之助，一再强余为治。余允勉为尽力，未许必效。诊见患者全身肤色金黄，神疲乏力，愠愠泛恶，胃纳尚可而脘腹不舒，头痛心烦，右胁痞满，大便数日一行，情绪压抑，畏恐特甚。左脉大而兼迟涩，右脉按之软，舌淡苔白而干，中心至舌根呈灰黑色。据此脉证为肝胆湿热蕴结，疏泄之令不行，以致肝郁气滞，犯胃则脘胀便秘，侵脾则中气消损，运化失健。治法当疏肝清热、利湿消黄、兼益气扶中、健脾化浊。拟大柴胡汤加减。方为：
生黄芪15g 太子参9g 柴胡9g 生大黄6g (后下) 赤芍9g 炒枳实9g 姜半夏9g 郁金9g 茵陈30g 厚朴6g 黄芩9g 白英30g
上方服6贴后血清胆红素由567下降至480。皮肤黄染明显消退，眼结膜黄色消退过半。胃纳转佳，精神愉悦，舌上灰黑之苔亦除。惟上下腹胀满不适。在上方中加入莱菔子、苏梗、山豆根(9g)等，服7帖后胆红素下降203。但见两手振颤难以持物，于原方中减去山豆根，振颤即止。以后随证加减，服16帖胆红素降至9r7，以后逐渐下降。
患者于治疗期间曾出现较为严重之中枢神经症状，头痛、失眠、心烦易怒、惊恐畏惧，甚至闻及雷声而钻入床下。因而不得不更方予服数周。神经症状控制后，右眼球结膜充血严重，又经三星期始得渐消。黄疸消退后胃纳极佳，难免进食海鲜，致化验数据曾多次波动于正常值上下。总之该患者之治疗颇费周折，方药之中大黄有斩关夺隘之应，药后大便日行二、三次，成形而质软，通畅无阻，则自觉胸腹宽转，舒适异常，一日不便则腹中闷瞀。曾有一度大黄用至9g 也不更衣，不得已加芒硝1．5g 冲服，大便即畅，如芒硝加至3g 则觉腹痛。
山豆根一药，医刊报道加入对证方中消除黄疸极有效用。本例患者两次加用皆见大效，然两次均见双手振颤，停用后振颤即止，其中原因尚待探索。此外，方中白英不惟清热解毒，亦擅利胆退黄。
俗语云“草药一味，气死名医”，草头方药简效宏者真有不可思议之妙。《本草推陈》载有治肝炎方，仅用神仙对坐草、三白草、积雪草三物。因余习惯使用传统中药，此方虽屡见之而终不曾用。
今年元旦甫过，有某单位孙科长之子忽患肝炎，GPT329，γ一谷氨酰转肽酶155(正常值为0～50)。总胆红质20，二对半化验中三个阳性：表面抗原、e抗原和c抗体均为阳性。孙科长家境清寒，爱子而立之年尚无正式工作，因而用药务求效高价廉，余即思及上方，三白草药店无货，改用垂盆草，更加茵陈、平地木、方为：
神仙对坐草30g 垂盆草20g 积雪草20g 茵陈20g 平地木20g
服药3剂复查GPT71，γ-谷氨酰转肽酶77，其余项目均已正常。又服10剂，再次复查，所有化验项目全部正常。患者脉略弦，舌偏红，苔则薄白。即于原方加生地12g、麦门冬9g 嘱服一周以资巩固，从此竟愈。
传统中医治黄疸，有通利大小便之法，已早为医家所习用。仲景之茵陈蒿汤为化湿祛浊之代表方剂，现制成“茵栀黄”成药，于甲肝流行期间业已建立功勋，蜚声医林矣。至于利尿祛湿以治肝炎之代表方，可借用仲景之五苓散加茵陈，热重者去桂枝之温热，即用茵陈四苓散也。据三十年代太仓名医王雨三汝霖氏之经验，用此方之指征，须见“身热口渴，小便赤涩，左脉沉弦者”始为合辙余于1989年夏诊一高中男学生，于大考后即得甲肝，自觉倦怠纳差，小便色黄如染，其区中心医院嘱其住院治疗三个月，而其暑假仅四十天，为不影响学业谢绝住院，至余处门诊，并要求于暑期内将其治愈。余诊其脉恰巧左脉沉弦，但无身热之象，故去桂枝，仅投茵陈四苓汤方，药仅五味，服及一周，体力复原，小便转清，服三十剂复查，肝功能恢复正常，后即安然无恙。
慢性肝炎病人，可见肝肾阴虚兼以湿浊留滞，故治法亦须兼顾，既护肝肾之阴以固其本，又祛湿浊之邪以除其标，本固标清，病多可愈。然育阴祛湿之方王道无近功，不可急于求成，但使药病相当，久服自效。
余治盛女士，年仅三十又三。于1987年2月生育后即患肝炎，GPT200u以上，经住院治疗三月后降至正常。而其余化验指标几乎全部失常，医嘱长服益肝灵及维生素E，迁延两年，病情依旧，屡欲复工而不能。1989年3月27日余处初诊。自诉患病二年，两胁之痛缠绵不已，夜寐则盗汗淋漓；梦扰纷纭；白昼，巅顶及两太阳穴疼痛常作，夜间则疼痛转向心口；体倦乏力，口干饮水不解，胃纳极差；大便干结艰涩，非服通便之药不能行；月经数月未至；面色灰黄，呈明显慢性病容。脉左小弦带滑，右脉细软。舌偏红，苔薄而腻。据此脉证，为湿热郁于中土脾胃，反侮其所不胜，致肝木受殃，湿热久蕴伤及肝肾阴分，遂至调治两难。盖纳差、便结、面浊、苔腻，均为湿热蕴蓄中焦使然。而胁痛、盗汗、头疼、舌边色红，为肝胆湿热之象。体倦、口干、经汛衍度，乃属肝肾阴亏。至于脉象，右脉细软为痰饮湿浊留蓄肠胃，左脉小弦为肝肾阴虚内热，弦滑为痰热，于此则主湿热伤肝。及其治法，当以芳化湿浊与育阴护肝并重。拟方苡仁、茯苓、佩兰、川朴花、蔻仁、半夏以芳香化湿兼扶脾胃；以石斛、女贞、鳖甲、牡蛎养阴护肝，合郁金、川楝子软坚散结、疏肝解郁。其方即为：
佩兰12g 生炒米仁各15g 茯苓15g 川朴花3g 蔻仁3g 半夏9g 石斛12g 炙鳖甲15g (先) 生牡蛎30g (先) 女贞子12g 川楝子9g 郁金9g
以上方加减先后服用五十余剂，诸症递解。肝功能化验多次正常，遂于六月上班复工，随访四年未有反复。
肝病无论急慢性肝炎抑或肝肿大，恒见右胁痞胀疼痛一症。推其机理，总以湿热阻滞于肝经、肝郁气滞或由气及血，血行不畅而致瘀结肝络等，最为临床所习见。急性期间投以疏肝清热、化湿和中之剂，肝功能恢复则肝痛亦渐消失。慢性及迁延性肝区疼痛常多持续缠绵。至于用药，气滞者无非柴胡、香附、川楝子、青陈皮、枳壳之类，而血瘀又不外丹参、郁金、延胡、川芎、桃仁之属。理虽如此而其效终难。
某年，余治一慢性肝炎患者，因消化道溃疡发作较甚，先拟理其脾胃，方中用瓜蒌薤白展中阳以化痰浊滞气，不意服后肝区疼痛稍然消失，且历久不发。自此余治肝病而见右胁疼痛之患者，每于对证方中加入前药，常收药到病除、立竿见影之效。盖肝病之肝区疼痛，有与胸痹相类似之机理。
余亦曾治一顽固性胸中塞闷病人，诸药罔效，参人蒌皮、枳实．胸闷顿解。可见一症自有一症的对之药，亦属医家着意之处。然《重庆堂随笔》虽云“瓜萎最润肝燥”，而傅青主则曰胸中虚而用之者，“心如遗落”，余尝见虚证胸痹误投瓜蒌而自觉胸中荡然无物、吸吸少气而不知心之所在者。一物而有利弊如此，此非药物自身之过，全在医家之学识技巧而已。
肝病日久或病虽愈而体质未复，人身气血阴阳失于平衡，每易渐入损途。患者常症状繁多而不知其主症何在，纳差神疲，倦怠乏力，心情抑郁，沉默寡欢。惟宜详参四诊，仔细推究五脏六腑之虚实，气血阴阳之盛衰，以及病情进退，服药机变，综合考虑用药方案，始能投剂合辙。
如余治某公司陈经理之室胡氏，45岁。1988年曾患甲肝，愈后十年间多次复查，除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外，其余项目均属正常。虽然，而常自感不适，时或中脘作胀，时或肝区疼痛，时或腰酸特甚，时或经汛衍期，时或夜寐欠安。胃纳尚可而乏力懒言，稍稍动作，则感体力不支，面萎色黄，精神困倦。视其脉小而不畅，两尺均弱而右关稍强。舌质淡红，苔薄微带浊腻。余辨其病位虽涉及心肝肾脾胃诸脏腑，而主要在于脾胃中土气阴两虚，痰食阻滞，肝胃湿浊未净，而先天肾元已伤。因而用参术健脾，沙参养胃，夏贝蠲痰，楂菔消食，川断、狗脊益肾强腰，佐丹参、半枝莲、蒲公英清热化浊兼通肝络，方为：
党参20g 炒白术9g 南北沙参各20g 姜半夏9g 象贝母15g 山楂9g 莱菔子9g 狗脊9g 川断9g 丹参9g 半枝莲30g 蒲公英15g
服三帖，六脉涩象已解，舌上浊苔自除，时觉面热升火。原方加生地15g 枸杞子12g 元参9g。服一月后至上海铁道大学附属甘泉医院复查，乙肝表面抗原转阴，其余项目均正常。而自觉症状已逐渐消失，纳佳神旺，轻劲多力，面色红润，心情开朗。以后稍有月事不调，予以调理即愈。
某机关干部张某，于三十开外时，曾患轻度十二指肠球部溃疡。1985年起常有胸闷叹息．腰酸腹胀。1986年3月间，上腹及左右少腹隐隐作痛，有明显压痛及轻度叩击痛。初起时作时止，继则持续不解，且痛势递增，并伴神疲乏力，腰酸肢软，大便失序(或日行一、二次，或日行三、四次，无有规律。所下之粪或如蛋花，或如发酵之物，或如泡沫。)多方检查，病源难明。中西医药日啜不离，其效沓然。不得已，四处求医问药。路边草药亦不惜高价购服，病终不减。渐见形消面黑，两眶四周青黄不泽，呈现明显慢性病容。
同年6月25日来诊。余诊其脉左弦细而劲，右弦大而软，舌淡润，苔薄腻，余证一如上述。据四诊而论，此证乃肝肾精血亏损，肝木失其所养，寒邪乘虚留滞于肝经，伤犯中州而发为本病。治法当益肝肾、散寒滞、兼扶脾土。为疏一方：
当归9g 赤芍9g 肉桂3g (后下) 川楝子9g 延胡索9g 青皮6g 茴香3g 木香3g 菟丝子9g 补中益气丸30g (包)
服三帖后腹即不痛，惟短气乏力依然，改以左、右归丸调本扶元，诸证稳定，半年后至12月间腹痛又作，而大便如常。诊得左脉细而软，右脉弦细带涩，因思罗谦甫《卫生宝鉴》之“治疝当归四逆汤”方，恰与此证相当，遂以此方加菟丝子。
肉桂3g 淡附片3g 小茴香3g 柴胡4．5g 炒白芍9g 泽泻9g 当归9g 延胡索9g 川楝子9g 茯苓9g 菟丝子9g
上方共服二十三帖，偶与补中益气汤及逍遥散(改汤)间服，竟得腹痛冰释。至今十有余年，从未复发。
按：本案前后两方辨证用药一以贯之，第次方温散止痛之力强于首方，故见效更佳。罗氏之：“治疝当归四逆汤方”药物组成为：肉桂、附子、茴香、柴胡、芍药、元胡索、当归、川楝子、茯苓、泽泻。张氏之病以腹痛为主症，腹痛部位在上腹及左右少腹。腹痛特点为绵绵隐痛，时作时止。根据中医理论大腹属脾，少腹属肝，患者之病位当在肝脾两经。据其疼痛特点，可判断非气虚即寒邪，而于患者实属寒邪为多。病久正气渐衰，从脉见弦细软涩而不呈紧象，症兼神疲腰酸，即可推断。故于方中加当归、菟丝子以扶肝肾，即为扶本计也。
中医治肠痈之方，首推《金匮要略》之大黄牡丹皮汤，谓之经方。此方用药简练而配伍精当，然病势重至有穿孔危险者，则大黄重用恐挺而走险，故恒常多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之方以治之。六十年代中，余得族前辈邹云翔先生(生前任南京中医学院院长)编校之《中医验方交流集》，书中有治盲肠炎一方，药极简易，而煎服之法稍稍特殊。其文曰：
“红藤一两，黄酒两茶杯煎服。此方是三年前偶然得之，因乡人患盲肠炎，……听说有此灵方，就照方三、四服，结果得全生命而愈，近两年患此病者，都是服用红藤一两、酒水各半煎服，确实有效，已治过四个病人，都是痊愈。”
历年来，余以此方治肠痈或急或缓者十余例，均能药到病除应手取效，是以知其为堪经重复之有效良方。
或问：何以此方红藤用量不多，而疗效极高?盖关键在于酒煎，酒能行药势，透经络，行瘀滞，去脓肿。在此方中，恰与红藤相须为用，相得益彰，以建大功。若遇滴酒不饮之人，纯以水煎红藤服则多无效，此等患者宜改用别法治之，以免贻误病机而致偾事。是故不善饮酒者，如酒水各半犹嫌酒多，可少加黄酒一、二匙，多服几剂，亦能有效，现附验案一则，以供参考。
女干部单某，三十七岁。有慢性阑尾炎史，右下腹小痛常作。1982年11月17日疼痛剧发，一下午连往区、市三家医院急诊，血检白细胞逐次递增至一万以上，建议手术治疗，患者惧而不就。每日仅注射庆大霉素二次，连续三日，腹痛依然不减。21日上午来就余诊。余知单素与杜康有缘，迳予酒煎红藤饮方：
红藤30g，用黄酒250毫升，浸泡半小时，加适量自来水，然后加热煎煮，待煎开后三、五分钟，即倒出乘热饮服，只服头煎，不服二汁。下午另以红藤30g，如法继续煎服一次。至翌日上午又服一次，服三次后，疼痛消失。为巩固疗效，续服三次(每日一次共服三日)，从此痊愈。
按：此方源出何书，余未加考证。然《景岳全书》早有记载。该书“新方八阵·因阵”载“肠痈秘方”曰：患肠痈后，“先用红藤一两许，以好酒两碗，煎一碗，午前一服醉卧之。午后用紫花地丁一两许，亦如前煎服，服后痛必渐止为效。”此方至简，服法至易，而效至宏，可谓验方达药矣。而今时惟用红藤，不必地丁，是简之又简也。是故余试步《陋室铭》而戏言曰：“药不在多，有效则灵；方不在峻，愈病则名也。”
例一 职员薛某，年近四旬。1972年3月间患泄泻。一日三、四次，便下稀溏，腹鸣之声隔衣可闻。且不可进食荤腥，稍涉油腻，则便泄次数立增。某医院断为慢性肠炎，服药未效。余见其面色苍白带青，脉象弦细。初以为脾虚，予健脾之剂数帖亦未好转。后改由他医给予脾。肾双补汤药，连服一月病证依旧。仍来余处索方，余仔细推敲，反复揣摩。见患者情志反常，多郁易怒。且询知便泄之前，腹中胀急绞痛，刻不容缓；便泄之时，一倾而出，气屎俱下；泄后腹痛全失。过～、二小时，腹又渐痛，痛又渐重，重极则复泻。由此悟及本病为精神性大肠功能紊乱所致，中医所渭肝旺犯脾之候。即投痛泻要方：
炒白芍18g 焦自术6g 陈皮9g 防风4．5g
嘱服三剂，并暂戒荤腥房帏。服二帖后，病情大减，自以为久泻之后，需补营养，大吃油腻荤物，竟亦未见增病。服毕又予三帖，仍嘱淡食以调之，清心以守之。从此安然矣。
例二 某局党委徐副书记，初受其职即重任独肩，辛苦劳碌自不待言。渐觉腹中气胀作呜，时或疼痛急迫，痛辄欲便，得便则痛缓胀减，移时复作如初。是故大便日行五、六次，然皆成形，并不稀溏。曾在某区中心医院诊断为肠炎，服抗生素二十余日，病不少减。于1973年5月5日来诊。脉细软而弦，略偏于浮，指下澄清不浊，舌质淡红带嫩，苔薄净。审证合脉，显系木盛犯土，脾受肝制之象。肝为将军之官，藏血之脏，体阴而用阳。谋虑太过，不仅心脾受损．抑且肝气必滞，肝血必伤。血虚不能濡养其体，气滞不能条畅其志，则其用必亢。犯胃乘脾，势所宜然。因疏痛泻要方：
炒白芍15g 焦白术9g 陈皮12g 防风4．5g
服二帖，诸证如失。
按：痛泻要方乃刘草窗治肝脾不和、肝旺犯脾而致泄泻之名方。余临证中每遇此证，即用此方，投剂辄应。然所见症状及术芍用量，诸书不一，与余临证所见亦不全同。欲明此二者，先须识得本方治病之机理。江西中医学院张海峰顾问分析本方极为透彻：“本方配伍的重点是抑木，本方主治腹痛泄泻，痛则欲便，便则痛减，肠鸣脉弦，一派肝气横逆、乘克脾土的症状，脾土受害是明显的，但不一定是虚象”。
据此认识，方中诸药之用量，应以抑木止痛之白芍为君，制肝解痉，使骄者挫，横者平。以疏调脾胃滞气之陈皮为臣，白术、防风佐之；若兼风气内盛，郁滞不散者，则以防风为臣，白术、陈皮佐之；如脾虚之象显著者，则臣以白术。
《成方切用》引吴鹤皋(景岳同)方用白术三两，白芍二两，陈皮两半，防风一两。白术重于自芍，似与肝旺犯脾、木强而中土受制之机理不合。当属土虚为甚、木旺次之者所宜。虽同是土虚与木旺，而病之因果不同，而用药之分量亦随之不同，是谓随机应变者也。
《汤头歌诀》用白芍四两，白术三两，陈皮两半，防风一两。适用于木气强盛而兼脾虚之证候。
本方证候特点首在于痛与泻。初起腹中绵绵作痛，肠鸣回转，愈痛愈剧。痛甚则泻，泻下极爽，有时气屎俱下，一倾而出。泻后腹痛显减，移时复作如前，痛甚再泻。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一日数次，多则十余次。此因肝气郁而不伸故痛，郁甚则痛甚，郁极从大肠夺路而出故便泄。泄则肝气暂疏，故腹痛顿挫而暂缓。此其一。
其二，此病之起因，每与精神情志关系密切，故患者发病前，往往具有精神情志变动过程。
其三，痛与泻虽甚虽久，而患者每每胃纳不减，体力不衰。自有别于中土虚弱之慢性腹泻。
便秘不通原因甚多，治法也因之而异。如热秘用麻子仁丸，气秘宜六磨汤，气虚须黄芪汤，血虚则润肠丸，阳虚投济川煎等。其中肝火内郁而致大便不通者，古方有更衣丸，以芦荟，朱砂为剂，药性较峻，易伤脾胃，且朱砂内藏汞质，久服非宜。而决明子味甘性微寒，炒焦后甘香悦脾，具清肝明目、解暑通便之效，可久服无虞，允为便秘不通之良剂。还能清肝热、降血压、化脂质、消肥胖，则开通地道仅为其诸般功效之一端而已。且决明子于通便诸药中，性味平和，无明显副反应，虚人、老人及稚童皆可服用，亦不仅限于肝热便秘。
决明子治便秘乃今人之发明，集中药大成之《本草纲目》亦不载决明子具有通便功能。决明子善通便秘之报道余首先于《本草推陈》：“慢性便秘及卒中后顽固便秘：用决明子一斤炒香研细末，水泛为丸，每日三回，每回一钱，连服三、五天，大便自然通顺，且排出成形粪便而不泄泻。此后继续每日服少量，维持经常便通，并能促进食欲，恢复健康。”用上述方法治疗便秘效果确切，服法亦甚科学，以丸剂缓治更能润肠而不伤正气，但制用不易。故恒常服用可以适量决明子泡茶饮服，每次10g 左右，可视大便通畅程度而增损其用量，以适应本身之情况为宜。
余于数年前治一晚期腹腔癌患者，大便不通数日，忽觉腹中急迫难忍，但登圊又不能排便，不得已于居室内转展踯躅，直至夜深仍不得通。急电告余，患者自知肠道多为肿瘤侵蚀损坏，恐用力不当致成意外，故不敢过分努责，要求授予速通大便之方。余踌躇再三，回电嘱其家属急购炒决明子60g。此时已近子夜，其妻幸得药店值班人之帮助将药购回。
嘱先以30g 加水一大碗，煮成浓汁约大半饭碗，吹冷与饮，服后腹中微微躁动鸣响，便仍不下，腹胀如故。一小时后再次来电求助，余嘱将剩余之30g 和入首次药渣中，加水再煎再服，服后半小时许，竟得畅解坚硬粟子粪数十枚。腹笥宽转，痛苦尽失。患者于半年后病故，但自服用决明子以后未再便秘。
由此可知决明子之通便也，小病可医，大病亦可治；壮盛者可施，虚衰者亦可投。其性缓而不伤正气，其效速而不致泻痢，诚为医门之上品，通便之良剂也。
中医学将人体之五官九窍、四肢百骸及组织器官，类比归纳，分属五脏，其中骨属于肾。人身以骨为其支架，以脊为之支柱。人无骨则形体不立，脏腑失其维系，肢节无以运动。且骨髓为涵育大脑与经络(尤其督脉)之源，因而骨于人体生命活动中具有至关重要之特殊作用，故《内经》将骨归属于“先天之本”之肾，其理至深。即显示骨与肾脏之精气密切相关。《黄帝内经·素问》曰：“肾藏精、主水”、“肾之合骨也”、“肾生骨髓”、“肾不生则髓不能满”，又曰：“肾气热，则腰背不举，……热舍于肾，肾者水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
以上经文明确阐明“肾主骨”之生理病理，指出骨髓充盈与否，取决于。肾气之盛衰。中医病因学将致病原因归纳为内因、外因与不内外因，三者皆能侵袭于骨而生骨病。外因如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内因如气、血、痰、火、湿、食等六郁；不内外因如房室、金刃、劳力负重、外力损伤之类，均可导致骨痹、骨痿、骨疣、骨质伤损等种种骨病，然病因不同，病机自别，治法亦当随之，何以独谓填精益髓以疗骨疾?
盖腰为肾之腑，而腰背又为脊柱所居之地，腰痛每与脊骨有关，故本方引用昔贤腰痛之论以辨骨病与肾精不足、真元虚衰之关系。如张璐玉于《张氏医通》卷五“腰痛”门中曰：“《内经》言太阳腰痛者，外感六气也。言肾经腰痛者，内伤房劳也。假令肾脏真气布护，六气焉能为害、惟肾脏虚伤，膀胱之腑安能独足?又有膏粱之人，久服热剂，醉以人房，损其真气，则肾脏热、腰脊痛，久则髓减骨枯，发为骨痿。此为本病，其有风寒、湿热、闪挫、瘀血、滞气、痰积，皆为标病，而肾虚则其本也。”指出骨病经久，虽有实邪，宦从本治，须以肾虚为其根本，以填精益髓为其主要治法。又如《景岳全书》论腰痛证旧有五辨：“一曰阳气不足，少阴肾衰。二曰风痹风寒，湿着腰痛。三曰劳役伤肾。四曰隧堕损伤。五曰寝卧湿地。”但是，景岳一转笔锋，直捷而言口：“腰痛之虚证十居八、九，但察其既无表邪，又无湿热，而或以年衰，或以劳倦，或以酒色斫丧，或七情忧郁所致者，则悉属真阴虚证。”景岳之见与石顽相同。腰痛骨病虽致病之因有种种不同，而究以肾虚居多，故以填补真阴为治法之根本。
据于上述，可知骨病不异与人体其他诸症，三因均可导致骨病，而骨病与肾虚具有特殊之内在关系，故治疗骨病之根本关键，在于填补精髓以滋养先天，但使肾脏精气充足，骨髓盈满，则骨得所养而骨病自已。
目前临床常见之骨质疏松与骨质增生两症，初看似相径庭，细审病机及治法，仍不越肾主骨生髓之基本原理。
骨质疏松症。此症常见于老年病人，年老之人肾气渐衰，真精亏乏，骨失濡涵滋养，使骨质松脆而致本病。其证常见身材渐渐变矮，俗渭“老缩”。脊柱弯曲畸形，不得已只能伛偻以行，弓背垂腰，仅能策杖缓步。由于重心不正，加之骨质松脆已少承受之力，行走常易跌倒，且易骨折。骨折多见于腕部及髋关节处，仅需轻度外力即可导致骨折发生，脊柱还易发生压缩性骨折。此外骨质疏松症患者平素常有骨酸疼痛等见症。脉细弱，或大而无力，亦可兼见弦脉。舌质多淡或淡胖，苔多薄白。
以上见证都与肾脏虚衰、精亏阳弱有关。纵有外邪、伤损、瘀血、痰涎等因素，终属诱因，即使须用祛邪、消痰、化瘀等治标之法，只宜暂用，不可常服，或与补肾之法同用，标本兼顾。补肾以填精益髓、温肾壮骨为法。余临证每以黄芪、党参、白术、当归、白芍、熟地、杞子、狗脊、川断、杜仲、淮牛膝、苁蓉、制首乌、三七粉等药物选择组方。如阳虚较甚者，益入肉桂、附片，或兼用右归丸。如无明显阳虚之象，以上方合左归丸或健步丸(原为丹溪之虎潜丸)，随证加减，久服自效。
骨质增生症。此症亦为老年人常见之病，故谓之退行性病变。本病与骨质疏松症形成之根本原因基本一致，亦因人至老年，肝肾精血亏损，筋骨渐失所养，而于承重部位，骨之代偿能力甚强，于是骨边缘形成骨质增生。骨质易于增生之部位，常见于颈部、手腕、髋骨、膝部及踝骨关节等处，此处活动度大，负重时易受重力压迫，骨边缘易于摩擦而生骨赘(亦称骨刺)。
骨赘形成之后，易对周围肌肉、神经等组织产生压迫，故其主症为关节疼痛，患处关节可见肿胀、僵硬、活动时亦可闻及摩擦音，听到“喀喀”响声。本病于天气变化或局部关节负重过甚时，可见症状加重。或因骨刺压迫神经，或因肿胀之韧带等软组织压迫神经、可引起臂丛或坐骨神经痛。病久者可致肌肉萎缩。骨质增生发生于颈椎及腰椎者，渭之颈椎增生及腰椎增生，今时此类患者人数极多，故治疗骨质增生症之重点，即在于治疗颈、腰椎病变。
本病与骨质疏松症同属肝肾精血亏损，以致筋骨失养之病，因而其治法及所用方药，亦相近似。但骨质增生症易夹六淫外邪或六郁内伤等因素，常表现为虚中夹实，故用药时常须兼顾。如确系邪实者，亦可先事祛邪以治其标，待病解之后，再拟治本以巩固治疗。
余治本症之常用药为：太子参、炒白术、当归、白芍、狗脊、续断、杜仲、淮牛膝、骨碎补、威灵仙、延胡索、木瓜、红花、鸡血藤、葛根、羌活、生地、天冬等品。肾阳虚者．肉桂、附子亦可适当加入，而真阴不足者，又当以调养肝肾精血为先，宜以六味、左归等方为其主体。
余治骨质疏松症，投以前述方药，大多即可见效，惟疗程较长，须有耐心。而所治颈椎病例中，有一特殊病例兼患肺结核及附睾结核，属阴虚内热体质，不能稍参益气及温肾之品，试以天门冬少量煎服，则不仅潮热不作，咳嗽渐减，且颈椎宽展舒适，稍稍益入生地、山药、茯苓等品，效亦佳良。此病之形成，据患者自述，乃因宿疾至市郊一名医处求诊，医投大剂生地、麦冬、女贞子、墨旱莲、磁石、夜交藤、合欢皮、砂仁、沉香等味，服十数帖后渐见手麻，嗣后颈椎及胸椎上段疼痛，痛势甚剧。此时精神萎顿，胃纳极差。见家中有烧就之莲肉红枣，随取少量食用，食后精神胃纳转佳，颈中疼痛大减，颈部转动自如，即每日煮食，及至用莲肉、红枣各1000g 时，食后即见头痛内热，遂停食，此时颈胸椎疼痛已消，惟增生处依然如故。余揣此例虽阴亏内热体质，久病阳气亦弱，用大剂养阴镇摄，损其阳气，伤及肝肾，遂至颈椎病变。而后患者稍涉女贞、旱莲、金银花等克伐之品，颈椎立疼，手指立麻，而用参、芪、杞子等品则颈椎舒适，手麻消失。但如用生地、麦冬、天冬、菊花、桑叶等养阴清热而不损阳气之品，颈椎之疼痛与不适同样好转。由是而知骨质增生之病，确与肝肾相关，虽多数偏于阳弱，宜于温养，而阴虚者亦可致病，总由肝肾亏损，阴阳失调而成，温肾、育阴不可一概而论，本篇所述，不过通论而已，具体病例尚须辨证施治，切莫一方遍投．草率从事。
另有一例腰椎增生患者，因骑车过久及感受寒邪等因素，突发腰腿疼痛，致两足痿废不能着地，且原有隐性糖尿病宿疾。患者缘不能行走而恐惧不胜，连连急电促余疏方。余兼顾两病，列于一纸，药用黄芪、熟地、山药、苍术、元参、杜仲、淮牛膝、红花、丹参、当归、炒白芍、威灵仙、地龙、接骨木等，先后三方，服药二十余剂，腰腿疼痛消失，两腿恢复正常功能。至今已两年有余，生活起居一如常人。
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林先生，年过知命之后，时感腰脊酸痛，经市一医院检查确诊为腰椎增生肥大，虽服药无虚夕而病情依然发展。渐至不能直立，站必弯腰曲背，走则偻俯以行，腰肢牵强难以转侧，深以为苦。兼见畏寒怯冷、四末不温、阳痿早泄、纳少神疲。余诊其脉左手细而无力，右虽稍大而按之豁然，两尺沉细。舌质淡胖，苔薄白微腻。据其脉证，当属肝肾精血亏损，阴伤及阳，阴阳俱虚而阳虚更甚之证。治宜补益肝肾、滋阴助阳以治本，佐以健脾化湿、祛风通络以治其标。遂选云翔公治肥大性脊柱炎之腰痛方子服。原方未予增损，方为：
炙黄芪6g 巴戟天9g 淡苁蓉9g 金狗脊12g 酒川断9g 炒杜仲12g 甘杞子12g 黑芝麻15g 桂圆肉9g 制附子3g 炒苍术4．5g 法半夏4．5g 云茯苓9g 薏苡仁9g 炒独活3g 陈皮4．5g 全鹿丸9g (吞服)
上药每日一剂水煎服。三月后诸证渐退，腰痛减轻，有时可直立伸腰。服至半年，见效更佳，腰痛不作，无论站立或行走。腰脊可自然挺直，余症渐消。以后改汤为丸，又服数月而病尽解。
诈病，一般医书多不记载，惟《景岳全书》叙述甚详。考其所论证候及治法，符合于现代西医之癔病。余临证间曾遇一例，治法取自景岳：“其治之之法，亦惟借其欺而反欺之，则真情自露而假病自瘥矣。”今记述于后。
1969年秋间，有高姓中年男子，组织上促其交待经济问题。一日，两工作人员陪其外出办事，行走于马路之旁。适一辆卡车迎面疾驰而来，高停步踌躇，陪者觉之。待车驰至身边，高猛然上扑，幸陪者力挽，仅稍稍擦过而缓缓跌地。然高僵卧路边，状若死人。余适在近侧，急速迓余往视，诊得六脉缓软，知为诈病。盖因连日思索不止，精神压力重重，加之欲行自尽时思绪纷杂。跃向汽车霎那之间，神魂飘荡，遂成此病。于是告言无妨，然陪者惊惶不已，拦汽车送往医院。余随车以观究竟，途中余谓陪者曰：此症或以软言慰之，或以厉言激之，皆可使醒。陪者某素来声色俱厉，即于患者耳边曰：“尔欲自杀害人，死亦罪加一等。明明未死，还要装死，本可从轻发落，今则非严加惩办不可。”并大声佯谓司机曰：“汽车转向，直送公安分局。”高闻声即缓缓睁眼而醒，哀求莫去公安局。及至医院，无病可查，亦不用药，后即一如常人。
此症即“癔病性假昏迷”，若不加治疗，经十数分钟或数小时后，亦能自解。今以言激之，不过促其速醒耳。《景岳全书》之治法与现代西医相通，试之实例果然有效。是知古人立言，必有其本，后世之贬景岳者，往往言之过甚，已非平心之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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