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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称风、痨、臌、膈为四大难症，而中风居其首焉。可见中风一病自古以来即难治疗，历代医家无不究心于斯症。唐宋以前，每以“内虚邪中”立论，多主外风学说，及至金元，则内风之论出而医家多宗之。其问刘河问主“心火暴盛，”李东垣倡“正气自虚”，朱丹溪持“湿痰生热”。而明·张景岳又作“非风”之说，以内虚积损立论，而明·李中梓，则将卒中分为闭、脱二证。
时至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经过深入之理论研究及长期临床观察，阐明中风之病因病机为“精血耗损，水不涵木”而致“肝阳偏亢，内风时起。”并创用“滋液熄风，补阴潜阳”治法，开养阴柔肝、清热熄风以治本病之先河。
中风患者经治疗后病势渐衰，正气稍复，危象已解而后遗肢体不遂，舌强语蹇，筋脉拘急或弛纵不收等症者，看似渐趋向愈，实则渐成顽疾。当此之时，务宜不失时机，速投对证恰当之药，则多能缓缓康复，若仍失治、误治，则难免抱疾终生，病愈无日矣。是故医家于斯时之决策，对患者之预后，至关重要，治疗之或成或败全系于斯。
中风偏瘫之治疗法则，历代名贤各有独到之见解心得，且经千百年之实践总结，已积累许多宝贵经验。其中余深契于胡念庵与叶天士两位昔贤之说。胡念庵在《医家心法》评语中曰：“其大要和其阴阳，调其气血，或有兼证，随所现而治之，或温，或清，或补，或散，以无失其宜为贵。”而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则以“益气血、清痰火、通经络”为大法。胡叶二贤之论，认识相近，议论平允，可为治疗斯症之准绳。
世传高效验方，以《医学衷中参西录》之镇肝熄风汤及《医林改错》之补阳还五汤最为著名。前者用治阴虚阳亢，气逆火升之证，于此姑置不论。
清代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专主气虚血瘀立说，立补阳还五汤以治偏枯。此方一出后世医家靡不乐从。殊不知偏瘫一症之病因病机常常错综复杂，固不可用一方统治偏瘫之病。仍宜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再就补阳还五汤本身而论，方中黄芪用量特重，黄芪有补气升阳之功。而内虚暗风之人，多由肝阳肝火为其主因，又常兼肝肾亏损，或有痰热内恋。若营卫空疏者，易兼外风袭人。虽中风以后，多数患者阳升火逆之势渐减，但一经引动则死灰易于复燃。所虑黄芪大剂服用，其温燥之性易伤肝肾之阴。其补气而兼升阳之能，易助肝阳亢逆之势，或致木火升腾。其气盛而不疏易使痰热阻滞。故补阳还五汤并不适用所有中风后遗症病人。此方之适应证候惟以气虚为主而稍兼血络瘀阻者。
若气虚而兼痰热，宜佐消痰清热；气虚而火盛，宜参降火泄热；惟气虚而兼肝肾亏损者，不可早投滋腻血药，盖卒仆大势虽衰，而五脏六腑，经络隧道，阴阳气血及四肢百骸之功能，尚在复苏之初，其力甚微，而于气虚之人尤然。若滋腻浪投，则扼其生生之气，难免不致夭伤也。必待元气渐充，中土消导运化之力已能胜任，始可渐渐加入。若其证不以气虚为主，而是肝肾亏损，或肝阳上亢，或痰热内恋等证型者，则不在此例。
余于临证问，细察病者之脉证，气虚者委实不少，而血虚，阴虚，确有所逊，是以知王清任之偏重补气立论，自有临床依据。然气虚之中偏于中气虚而兼痰滞热郁者居多，故明代孙文垣于其医案中屡用六君子汤或四君子汤加减化裁，而竞全功。
基于上述认识，余自制偏枯健全汤，以治中风偏瘫中气虚而兼痰热、风邪阻络者，方中重用党参以建中气而健脾胃，脾胃健运则痰浊易化。茯苓、橘红、胆星、竹沥以化痰通络。远志、菖蒲开心气之凝而出音声。秦艽、防风祛经络之风而达四肢。钩藤专清厥阴风木，潜其阳气。红花独理血液之滞，助熄风邪。甘草调和诸药。方中诸药均有职司，惟有石斛一味，似属多余。尤在泾曰：“类中风者，风自内生，肝脏之厥气也。肝之生气暴而病速，肝气既厥，诸气从之。诸液又从之。诸气化火，诸液化痰，辐凑上焦，流涩经络，如风雨之骤至，如潮汐之骤涌不可当也。”尤氏明确指出此证生于肝气暴厥，气升火逆，聚液成痰，阻滞经络隧道之间。液既凝而为痰，其液必伤，脏腑经络自然燥涩。津液能渗灌诸窍及关节，具滑利濡润之功，气血乏津液之润滑，必碍于运行。若津液不充，欲其肢体之速愈实为不能。又津液参与人体精液及
血液之化生，精血枯涸，欲其丰腴肌体并使运动自如者，亦不可思议!是以方中必加养阴生津之品。然患者元气衰颓，脾胃不健，而投以滋腻，易致药伤。惟石斛凛清虚纯洁之质，无有此弊。且胃为津液之海，胃津足则五脏六腑皆得其灌溉流益。又肾为水脏而主精，肾精充则生生之机运行不息。石斛入胃生津，入肾滋液，无有过其右者，故独选石斛入于方中。
至于秦艽、防风两味祛风之品似属不轻，真中风为外风乘虚袭入机体，固当祛风之法。而类中风为风自内生，多为肝肾阴亏，厥阳化风，治当涵育滋填，潜镇摄纳，何得亦用风药?徐灵胎曰：“凡古圣定病之名，必指其实。名曰中风则其为病属风可知。既为风病，则主病之方必以治风为本，故仲景候氏黑散、风引汤、防己地黄汤及唐人大小续命汤，皆多风药而因证增减。盖以风人经络，则内风与外风相煽，以致痰火一时壅塞，惟宜先驱其风，续清痰火。而后调其气血，则经脉可以渐通。”徐氏之法为分段治疗，层次分明可师可法。而余则将祛风、消痰、清热、益气之品杂于一方，以求简易。
党参9～24g 茯苓9g 橘红6g 胆南星4～9g 炙远志6～9g 石菖蒲3～6g 钩藤15～30g 秦艽9～15g 石斛9～15g 防风6～9g 红花3～4．5g 炙草1．5～3g 鲜竹沥l～2支(冲服)
记忆口诀：偏枯健全汤，苓橘南星党，菖远钩艽斛，沥草红花防。
此方使用时，视患者之病状，随证加减之可也。
例一 金某，男，退休工人。夙有高血压病，于1971年11月突然中风，送至某区中心医院抢救，继发呕血，屡经救治，始脱危险。历四阅月，方得出院。后邀余诊治，诊见半身不遂，上下肢痉挛强直，稍稍活动关节，则剧痛不可忍，言语蹇涩不清，自觉头脑胀热。脉涩滞，舌淡红，苔则厚腻。显然类中风后遗症。中风之治法已如上述，丹溪主乎痰，河间主乎热，东垣主虚，而王清任则主气虚血瘀。就金某脉症而论，良由肝阳素亢，内风暗动，痰湿中阻，络道痹窒，致左右两半身之气血运行违其常度而然。当先行化痰祛风，用胆星、半夏、贝母、茯苓、竹沥、橘红、秦艽、防风、地龙、乌梢蛇等出入为方，送服大活络丸。服至1972年春，渐渐言语清朗，患侧手脚亦稍能活动，可由家人扶掖之而踯躅于室内，至初夏，则可策杖缓行，慢步于街头巷尾矣虽左手痉挛之状未易全除，而精神饮食均觉健旺。
例二 上海某手表厂干部王某，宿有高血压病史，1984年年届半百，春间于无锡出差突患脑溢血，经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脱险，后遗言语蹇涩及半身不遂。返沪后邀余诊视。患者身材不高而形躯敦实，见证右侧手足不能运动，有轻微抽掣疼痛，关节弛缓而不强直，足部内翻。面红色赤，言语不甚清晰，二便自调，胃纳正常。脉小滑，舌质淡红，舌苔薄白。据上述脉证分析，此证属肝阳挟痰上亢，乘春令木气生发之势，阳升过极而致卒中。经治后虽血止神清，危象已除，然元气暗损，经络空疏，痰瘀乘机流入，胶滞不解，致使隧道瘀塞，气血难以运行，遂成偏枯之象。治拟益气、化痰、通络法。内服方以“偏枯健全汤”为主方：
党参24g 茯苓9g 橘红6g 胆星9g 炙远志9g 石菖蒲9g 钩藤30g (后入)秦艽15g 石斛15g 红花3g 鲜竹沥1支(冲入)炙草3g
上药每日服一帖，每隔七日复诊一次，以察脉证之变化，病情之进退而调整用药，同时给予针刺。取穴以通调血脉、活利关节、平衡阴阳气血为主旨。上肢所用主穴：肩髑、曲池、合谷、阳池。
下肢所用主穴：环跳、居髂、风市、阳陵泉、足三里、悬钟、丘墟、解溪。
另取廉泉，一穴二针。进针1．5～2寸深，以利其言语。
针药并进。两周后可在室内缓行，言语较清，两月后已可自理生活，上街散步；四个月后上班复工，直至退休。至今十有余年矣，一向健康安适。
关于此病调理之法，老中医夏宇仁先生，生前为余之忘年交也。曾对余曰：其友周某之母，年五十余，中风半身不遂，治之病虽愈，而患肢酸麻乏力，恒不从心。每至秋冬之交，周亲去乡间采掘全棵枸杞数十株，洗净阴干，连根茎叶花子，一起碾末蜜丸，每日以开水送服数克，如此终年不断，服年余后，肢麻乏力、关节酸软之象均失。服三、四年精神倍壮，服之十余年，已在古稀之外，却如五、六十岁之人，可谓得其功效矣。
口眼?斜之症，属风邪中络范畴。昔贤不乏精辟论述，如石顽曰：“风淫则血液衰耗，无以荣筋，故筋脉拘急，口目为僻。”石顽又曰：“《灵枢》云：‘足阳明之筋病，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按左寒右热，则左急而右缓。右寒左热，则右急而左缓。盖左中寒则逼热于右，右中寒则逼热于左，阳气不得宣行故也。又《金匮》云：‘极寒伤经，极热伤络，则知经受寒而急，则络必热而缓。即《素问》大筋软短，小筋弛长之谓也。”、“至于用药，宜润燥则风自息，古法用大秦艽汤，今改用十全大补尤妥。”
石顽论?僻之病因病机，引经据典，颇具至理。左右寒热，及寒伤经、热伤络，经受寒而急则络必热而缓等诸说，发遑古义，融会新知。用十全大补汤润燥熄风，亦别具慧眼，远胜一味祛风通络、活血化瘀之法。盖此病虽可由寒热等邪引发，而其致病之因，多由气血亏损，经络空疏，肝风痰浊乘虚袭人络中。故纯用祛风辛燥固非，一味温补亦未为善法。当以调养气血之中，结合化痰通络、清肝熄风，始为完备。余凡遇此症，每以圣愈汤加味而获效，故制为“圣愈正容汤”方。凡服此方者，愈期多在三至四周之间，愈后绝无后遗症状。
干部易某，于1973年秋间，偶觉左颊牵掣，自恃素体强健．未予介意。一周后，口眼歪向右边。始求治焉。其闻某理发师有祖传薄贴法，功效甚著，遂往求治。该师将药粉约如黄豆大许，敷左耳前听宫穴空处，以橡皮膏盖贴之。三日一换，前一、二次确见显效，继则疲沓矣。复求治于余及夏宇仁先生，余与先生共商之。察其面色青黄不泽。脉来弦细，两尺无力。知为肝肾不足，气血内亏，血虚风动，痰涎乘而凝聚，遂致经络受阻而成斯症。治拟圣愈汤加减，参入化痰、平肝、祛风通络之品。方为：
党参12g 黄芪12g 熟地12g 白芍9g 当归9g 鲜竹沥30g (冲) 钩藤12g (后下)橘红4．5g 黑芝麻15g 僵蚕4．5g
上方加减服约二十剂，膏药仍贴之，历时一月而平复如初。更以前方十倍其量，蜜水泛丸，每日服二次，每次10g，以资巩固。愈后至今病未复发。
与易某同时发病者，有某百货店之营业员，新婚翌晨即口眼?斜，随易某同往薄贴，信彼不可服药针灸之言，坚持不服药、不针灸之戒，虽屡劝之而不肯听，遂成痼疾，至今不复能愈，惜哉!薄贴一法，用治实证确有良效，凡贴而不愈或有效而不彻底者，即应针药并进，慎毋讳疾忌医而自遗祸殃也。
生黄芪24g 党参15g 熟地12g 当归9g 炒白芍9g 川芎3g 防风9g 秦艽9g 鲜竹沥1支(冲) 钩藤15g (后入) 红花1．5g 甘草1．5g
记忆口诀：正容汤从圣愈裁，艽防花草钩沥栽。
此方益气养血，疏风化痰。若因肝阳上亢者则宜平肝潜阳，熄风镇静。如缘其他原因致病者，仍须对证施治。即使确为本方证候，亦须据其脉证，随证加减。岳武穆论兵法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医家兵家，其理一焉。
岳父业于金融。七十年代初年方半百，奉命支援外地建设。由于环境简陋，寒湿易侵，渐觉关节疼痛，游走不定。当地所用，尽祛风辛燥之剂。病益笃，来沪调治，始得好转，又急于因公返回。余特书“简述”一文，以供当地医家参考，惜全未采用，及至四肢关节肿胀强直，行动惟艰，始退休回沪，虽勉力调治，终觉良机已失，心长而力短矣。今将当日原文录下，以志其事。
岳父年逾花甲，形体瘦瘠，早岁辛苦劳碌，调养失宜。是以赢弱之质，时患肢节疼痛，劳伤内损固有之，风寒外入亦有之，因病小而忽诸。久而不治，厥疾乃甚。浸至二年前春夏之交，一身肢节尽疼，痛如虎咬，手指关节既肿且大。饮食起居，艰于自理，是为历节风痛也，西医断为类风湿性关节炎。久经中西医迭治，汤丸并进，而又举凡针灸、导引、按摩、运动之法，靡不施行，终鲜效机。及至盛夏，病不少减，行动困惫，肌肉尽削。暑本湿热之气，常人受之，犹汗流不辍，而岳父滴汗不淌，浑身不适，难可名状。
因思风邪闭于腠理，不开鬼门，病何以祛?遂投《金匮》乌头汤(乌头、麻黄、芍药、甘草、黄芪、白蜜)，汗仍不露。方中加入桂枝，助麻黄以迫汗，各用3g 亦不知，渐次递加至麻黄12g、桂枝9g，始得通身津润，病势由是而顿挫。却见肌肤亢热，夜剧昼轻，脉弦而细，乃是阴伤血燥之征。频进养血祛风，虚热除而痹痛不瘥，节肿不消。旋因公返回外地，在彼所服近百剂，率皆独活防风灵仙秦艽之属，一派祛风辛燥之品。虽稍益参术，总是杯水车薪。嗣即膺胸大痛，俯仰维艰。石顽云：“上虚而痛者，心脾伤也。”得无为此说法乎?彼医以葡萄糖静脉滴注，持续旬余始趋安可。继而仍服益气祛风之剂，痹痛稍减，但心悸怔忡、足跟疼痛不可着地之病生。赢瘦少气，纳谷不馨。越数月回沪，视脉弦大挺劲，察舌胖大淡嫩，苔薄腻而略干。窃思病逾年半有奇，今已伤及先天，纵观症情脉舌，显然肝肾亏损，此张景岳论之详矣。更参孙一奎《生生子医案》治法，拟方子服：
党参12g 熟地12g 枸杞子30g 炙龟板12g 鹿角胶9g 五加皮6g 苍耳子6g 黄柏4．5g 生苡仁12g 淮牛膝12g 杜红花3g
以地杞龟鹿滋肾而扶本。党参益气而助之；加皮苍膝强筋骨而祛风；黄柏苡仁清消肢节之肿；红花一味通利血脉之痹。以此加减，药未兼旬，而病愈强半。复因公务紧要，返回办事，徒步跋涉数十里，足踵居然不痛。事竟返沪，照服前方，至今尽三十余剂，痹痛又减，除十指小关节晨起略有肿胀外，余处皆舒。胃纳也开，心悸亦宁。舌象虽未复常，而六脉逐现柔和。此先天之真元渐充，后天之胃气来复，是佳兆也明矣。倘能不违前方之意，不离前方之法，随症情而略加增损，则沉疴除去之日，可克期而待也。
按：岳父之病，以彼医固执己见，用药始终不离羌独灵仙，而“沉疴除去之日”终未来到。服药愈多，病势愈甚。患难症而遇不学无术却又刚愎自用之辈，不亦悲夫!罗谦甫《卫生宝鉴》有句云：“活人之道将与相，一旦在己权非轻。”古人又云：“不为良相，宁为良医。”是以医虽小道，而重任独肩，尤其患者危急之际，医操生杀之权，故临证之时切切不可师心自用也。余不敏，时时识此以为鉴戒，不敢放任自流。
甲状腺机能亢进一症，为现代西医病名，中医归入“瘿病”范畴。典型症状可见甲状腺肿大、突眼症、心律加速，有时可见心律失常，多食易饥，部分患者大便次数增多，但常挟不消化食物，易消瘦及营养不良：中医对此症之认识，为多与气郁痰结有关。疾病初起，证多属实，每见心肝火炽症状。如头痛、眩晕、心烦易怒，目涩口干、失眠多梦。后期证多属虚，而虚中挟实。以阴虚内热症状为多见，如两颊潮红，心悸盗汗、五心烦热，健忘失眠，形体消瘦，舌红苔净，脉形细数等。
至其治法，心肝火炽者当清泄郁火；肝肾阴虚者宜滋肾养肝；阴虚内热者则养阴清热；痰气郁结者参以化痰散结。依据患者之病证，随证施治。余于临证之中，恒见患者肝肾精血亏虚、心肝郁热与痰气凝滞等证每多挟杂并见，且又相因为病。尚兼有脾肺气虚之象。于症状则多见疲倦乏力及自汗频频。对于此类患者，祝谌予先生用当归六黄汤加味治疗，颇为合宜。
祝谌予先生曰：“此方为我在临床治疗甲亢之首选方剂，口干、自汗、肌肉痉挛时加生牡蛎、木瓜、五味子；手颤甚用白头翁；甲状腺肿大加橘核、荔枝核、夏枯草。”余用先生此法治疗数例，均获良效，今录一例于下。
友人徐君之侄女，昔年在沪业个体服装，后赴阿根廷经营饭店，亦甚顺利。但乍到异国他乡，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于斯创业，辛苦倍尝。加之急躁郁闷，日以为常。两年后渐觉乏力、短气、汗出、心悸。彼国医院诊断“甲亢”，建议终身服药。于是返沪求治，以冀痊愈。途中病发甚重，甫下飞机舷梯，即晕厥于地。家属送至某医院，诊断与境外一致：“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住院一月，病情得以控制，后即出院。彼昔年在沪时，常患肠胃不和，每每由余调治。故出院伊始，即向余问药。时在1993年12月27日也。
当时所见主症为乏力特甚，汗出极多。稍稍行动则疲惫不支，而汗冒如珠。兼见胸闷、烦躁、口干、头痛、纳食不振、夜寐欠安、前额胀疼、两目不适、面目虚浮、持物手颤、眩晕泛恶、两耳蝉鸣，情绪稍有波动即心慌心跳。诊脉左小，右小滑，舌淡红，苔薄黄。据此脉证，是气血两亏于内，心肝痰火郁伏于中。治法宗祝谌予先生，用当归六黄汤化裁，以益气养血，软坚消痰清火为法，即书一方：
生黄芪24g 当归9g 炒白芍9g 黄柏9g 黄连3g 黄芩9g 生熟地各15g 生牡蛎30g 枸杞子9g 党参9g 麦门冬9g 瓜蒌仁9g 五味子3g 海藻9g 昆布9g
以上方为基础，用药随证加减。曾用之药有：白头翁、枣仁、夜交藤、石决明、甘菊花、白蒺藜、桑叶、茯苓、远志、牛膝、火麻仁、生晒参、淮山药等。至来年三月中旬，服药七十帖，病体渐愈，症状相继消失，化验基本正常。未久返回阿根廷，二年后曾来电相告：健康一如畴昔。
风痨臌膈素称四大难症，其中肺痨由瘵虫传染而成，于人类健康危害尤烈，因而历代医家无不潜心钻研，究其治法，虽各有所得，而终乏出类拔萃之方。考前贤之治疗方药中，《医学心悟》之“月华丸”滋柔清润、补虚抗痨，为治肺痨之良方。其方养阴、清肝、化瘀、杀虫，用意周匝，药简而精，颇切实用。然全方偏重养阴，治病之力尚嫌不足。至若瘵虫始嚣，邪气方张、咳嗽剧作、失血频频，骨蒸如潮、盗汗淋漓、遗精无度、气促嘘吸之时，斯方犹觉鞭长莫及，尚难左右逢原。
近贤唐容川别出心裁，倡议以小柴胡汤治肺痨咳嗽。盖虚痨之病见症虽多，而咳嗽为其最为突出之主症。故治虚痨咳嗽之方，亦多能治虚痨本病。唐容川于《血证论》中曰：“夫虚痨咳嗽，原于火克金、水乘肺，而切究其故，则病皆在于胃。胃为水谷之海，化生津血。血不足则火旺；津不生则肺燥；水气不化，则饮邪上干。”又曰：“兹有一方可以统治肺胃者，则莫如小柴胡汤。”“盖小柴胡能通水津、散郁火、升清降浊、左宜右有，加减合法，则曲尽其妙。”
或曰：小柴胡汤乃治伤寒邪在少阳之主方，何以能治肺痨?对此唐氏有其极为精辟之见解，其于小柴胡汤下释曰：“人身之表，腠理实营卫之枢机；人身之里，三焦实脏腑之总管。惟少阳内主三焦，外主腠理。论少阳之体，则为相火之气，根于胆腑。论少阳之用，则为清阳之气，寄在胃中。方以参、枣、甘草以培养其胃，则用黄芩、半夏降其浊火；柴胡、生姜升其清阳。是以其气和畅；则腠理、三焦罔不调治。”此即小柴胡汤能治人身内、外、妇、儿等各科许多疾病之机理，而肺痨之病岂能越此?其实肺痨之成，多由情志郁勃，肝郁既久，内热必盛，肝热肺火相因为病。热炽津伤，痰浊内生。病久之体，不仅易损津液，且能伤及脾肺气分。此方以参、草、姜、枣益气扶中、和胃致津。半夏、黄芩清热、消痰而降浊。柴胡合黄芩疏肝而散肺肝郁热。诸药之组合，深契肺痨之病机，故用治肺痨，别具手眼，独树一帜。
唐氏之论，发聋振聩，犹如严冬将过，春雷萌动。实为肺痨之治法，继程氏之后又开新宇。余据唐氏之论，以小柴胡汤治肺痨，但须辨证明确，化裁得宜，每获良效。今举二例为证。
某局金科长，六十三岁，男性。于1996年2月7日来诊。自诉疲乏无力，精神委靡、咳嗽无痰、有时吐红、呼吸不畅，盗汗频作，时发寒热、腰脊酸软已经数月。初起未予介意，自服解热、止咳、消炎等药，病情时轻时重，缠绵未已。经由铁道大学附属甘泉医院胸片检查，片示“右上肺斑片状影多处”诊断为“肺结核，部分为陈旧性，”并伴肺气肿。余诊其脉，左手小弦，右手浮大。舌体瘦小，略偏暗红，苔薄白。据其四诊，诊断为“肺肾阴亏。”治拟滋阴润肺，敛火清金，拟用百合固金汤加减：
太子参12g 百合9g 生熟地各9g 川贝母6g 桔梗3g 甘草3g 麦门冬9g 桑叶15g 炒白芍9g 炙百部9g 五味子1g 红枣30g
上方服用十七剂，自觉精神好转，盗汗不作，而余症如初。且午后三时许(即中医所谓“日晡”之时)必发低烧，两颊蒸热，夜间则干咳剧烈。偶有痰浊，多带血丝。视脉左弦，右弦细而软，舌苔如前。证属阴亏火炽、气虚痨热。经再三推敲，改拟小柴胡汤加味，方为：
党参24g 柴胡3g 甘草9g 姜半夏4．5g 黄芩9g 杏仁9g 炒白芍20g 天门冬9g 百部9g 生姜一片 大枣5枚
此方一药见效，共加减服用近百剂而诸症渐解。治疗期间因于胸痛咳甚时，曾加川贝母、丹参、桃仁、平地木；脾肺气虚明显时，酌加黄芪、苡仁；眩晕则加龙牡。其余诸药则随其脉症而变动不居。
此外，服小柴胡汤加减方五十剂后，适当辅以狼毒蛋内服，以加强杀虫之力。
至6月7日，自觉症状皆已消失，请在老年医院担任领导之亲戚为之复查，告以病灶消失。为巩固疗效，增强体质，又以首次之方随证加减，服五十余剂，滋养肺脾肾，固本扶正。药后精神益佳，神采奕奕，不耐静养而外出发挥余热矣。
诊后小记：此方疗效之佳，事实已经证明，而佳效的获得，固仗小柴胡汤之大力。然益入数品，亦非等闲之辈，皆为祛邪抗痨之猛将。天冬合百部，润肺燥、杀痨虫、止咳逆独具专长。《津门医粹》阐述古今人医师治肺痨经验云：“常用药为天冬、百部二味，谓《千金方》记载百部一味能治三十年久咳，且能杀虫。根据本草记载天冬亦能杀三虫去伏尸。”故其自制之肺活素亦以此二味为之主药。此外，就余经验所得，天门冬养阴退蒸及和络脉、止胸痛功效可靠而非虚语。芍药、甘草重用之可平肝解痉而治肺痨之顽固咳嗽，且能有效消除胸痛。惟白芍善泻木于土中，其性酸敛，因而不无克伐消削之嫌而虑其抑制中阳，凡痨病经久、中土受戕者用之宜慎。
狼毒蛋治肺痨方，余首先于70年代之《新中医》杂志报道，作者位于东北，故一次制作一月量(红壳蛋二十余枚)。上海地处长江流域，气温较高，因而稍稍变通其方法。上例治于春日，每次以狼毒10g 加水适量，烧煮一小时后加入洗净之红壳鸡蛋8枚，煮之蛋熟即离火，让蛋浸没于狼毒液中，过两小时后取蛋食第一枚，随即存入冰箱保藏，以后每日取食一枚，食时可用微波炉加热，或放碗中隔水蒸热。如在夏季天气炎热，宜于每日制作，当日服食。其法每日以狼毒3g，放于底窄之小锅内，加水煮就后浸泡4小时食用，每日一枚。余曾以此法治一刘姓女子，系食堂炊事员，年近40岁。因乏力、低热骨蒸，至区结防所检查，诊断为右上肺浸润型结核，嘱其须耐心服药数年，以观后效。余授以狼毒蛋方，服法如上。服用数日后低热骨蒸即消失，由是信心坚定，每日坚持服一枚，经治四个月，摄片复查则结核病灶全部钙化。愈后至今已十余年，向来康健无病，肺痨亦未复发，
又：狼毒为有毒之品，余曾以一片煮水饮服，旋即咽喉疼痛，咽后壁滤泡丛生，经多日始消。医书有以狼毒加水烧煮，上置蒸笼，内放红枣，蒸二小时后取枣晒干食用，每日10～15枚，其法似较每日煮蛋为简便。余曾试作而亲尝之，然食后即见明显泛恶及眩晕，虽经数小时可自行解除，但总是药物毒性反应，难免有损于患者之病体。而狼毒蛋则绝无不良反应，余亦曾尝试多次，蛋壳煮破者食之亦无妨。且曾饮服少量与蛋同煮之狼毒液汁，亦未见任何副反应。是否蛋白质对狼毒具有解毒功能，有待研究。鸡蛋以红壳者为优，红壳蛋壳厚而致密，滤毒功能当较白壳者更佳也。
孙某，女，于43岁孟冬，渐见疲乏无力，右胸上部疼痛，进行性加重，下午潮热，两颧骨蒸，铁道大学附属甘泉医院摄片，诊断为“右侧中量胸腔积液”及“右上肺结核”。由区中心医院予以雷米封及利福平内服，三月后仍无明显好转。患者素信中医中药，因而同时要求服用中药。余诊其脉左弦，右小而不耐寻按，右寸细弱。舌质淡，苔薄白。症如上述。据此脉症，显属脾肺气虚、肝胆热蕴。木火刑金则咳，灼络则痛，入于阴分，内蒸骨髓则潮热。治法当清疏少阳之热，益气和中以培土生金，兼以杀虫抗痨、化痰止咳。同时开降肺气，以利水道。拟方以小柴胡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加味：
黄芪30g 太子参20g 柴胡20g 炙草3g 姜半夏9g 象贝母20g 半枝莲30g 百部9g 葶苈子9g 鱼腥草20g 莱菔子9g 红枣20g 黄芩9g
以上方为基础增损出入，先后服药五十五帖，经原医院复查病灶消失，胸膜炎症吸收。其间曾用之药为：天冬、夏枯草、枳壳、白芍、丹参、地骨皮、橘络、猫爪草、南北沙参、鳖甲等品。当患者病愈过半后，兼服狼毒蛋，服法同于例一。
患者病愈后复经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肺科专家复审区医院历次所摄胸片，确系逐渐进步，未见病情反复，同意临床治愈。但右上肺肺尖部有一阴影，为慎重计，于一院又摄前突位片，片示：“两肺无活动性病变，心肺及横膈正常。”
按：以上两例，例一为肺结核病，治疗全过程纯用中药，患者仅配合服用少量保健营养品，未用任何西药治疗剂。例二则不然，服用中药同时兼服西药雷米封、利福平。但疗程较短，治疗较彻底，当是中西医药双重效果。初诊时医院要求患者住院治疗，为患者所拒绝。从诊断到治愈共五个月，服用中药在最后两个月内。且患者自始至终参加工作未经病休。从以上两例可见以小柴胡汤为主方治疗结核病，如能药证相应、投剂得当，必收彰著之效。
例二方以小柴胡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在全方有效控制结核性炎症基础上，取苈枣泻肺利水之功，以消残余胸水，药后收到预期效果。虽葶苈用量不重，而治疗之关键在于抑制与控制结核，不在逐水，且方中黄芪补气而利水，半枝莲、鱼腥草均具清热利水之功，诸药合投自有协同作用。且肺为娇脏，如葶苈用量过甚，亦易损伤肺中津气而影响病体康复。
某局办公室曹主任内人黄氏，年方四旬而体弱多病。于1963年曾患右侧胸膜炎，历时数月方痊。继病肠结核，至今前疾未愈，后病又起。1970年初得十二指肠球溃，穿孔出血，经手术治疗始安，至1971年开春后，咳嗽不止，服药打针两月未已。左胸时痛，四肢懈怠，面黄肌瘦，纳食呆钝，卧病床褥，双眸无神。于4月5日迓余出诊，所见俱如上述。脉细软如丝，舌质淡白无华。显然久病虚赢，劳嗽之候也。法当培元以固本，佐止咳以治标。仿李士材拯阴理劳汤意，为疏一方：
党参9g 麦冬6g 五味子3g 黄芪6g 当归9g 炙草3g 炙紫菀9g 炙百部9g 阿胶3g (烊冲)冬虫夏草4.5g 陈皮4.5g
服三帖后，精神大振，胃纳渐开，已能起床行动。咳亦稀，痰已爽，遂以此方加减。症则或见右胁痞胀不适，或见掌心烦热，或见大便反硬，或见咳嗽昼稀夜甚。药则仍宗前方，而以川楝子、贝母、百合、白薇、蒌仁、菊化、杞子等增损出入，先后仅四诊，服药十六帖，诸恙竟解。一年后相遇，则形盛颊丰，大异畴昔。现已退休多年，前症终未复发也。
盖虚劳一证，乃诸虚劳损之简称。良由脏腑阴阳气血之亏损，机体真元虚弱而致。如高鼓峰《医家心法》曰：“阴虚、阳虚者，此虚为劳，即今所谓怯弱证也。”李士材《医宗必读》曰：“夫人之虚，不属于气，即属于血，五脏六腑岂能外焉。”据此，则虚劳之病无非是人身五脏六腑中气、血、阴、阳不足之病证。
昔贤视此症为人身之大患，历代医籍论述甚多。总而言之，此症之轻浅者不过阴阳气血之小有亏损，或失于平衡，补之调之即复本元。而此症之深重者，如五劳、七伤、六极之类其病已甚，治之非易。
上述黄氏一案，乃属普通型虚劳咳嗽病例，而其治法，虽总不离乎“虚则补之”之大法，而选方用药，亦宜细加抉择。患者人到中年而素体怯弱，消化道溃疡出血，肢软肌瘦，纳呆乏力，加之脉象细软如丝，舌质淡白无华，是脾虚气血亏损之见象。而胸痛咳嗽．曾有胸膜炎病史，是火烁金伤之象。患者肺脏受损于先，继则脾土衰颓土不生金，子失母养于后，则肺气益虚。此时肺中纵有余热．亦不过虚浮游弋之火，必用“土厚则火敛”之法，切忌苦寒直折之品。综观全案，乃脾气虚弱为本。肺虚咳嗽为标。治法当补益脾肺，金土相生，佐以润肺止咳。务使补而不壅，润而不腻，温而不燥，清而不伐。
至于选方，《十药神书》之方多用于复杂深重病证，《理虚元鉴》虽议论精辟入微，并强调肺、脾、肾三脏为治虚劳之关键，而阳虚统于脾，阴虚统于肺，则脾肺两脏尤为关键之关键，然所列方药实难采用。不如《医家心法》寥寥数语，却直截了当；“治弱之法，只一归脾汤去木香，加麦冬、五味、白芍、吞六味丸，此外别无治法。”但高氏此方，为心脾两伤兼肾阴不足者设，而今黄氏之证乃病在肺脾，仍属不治。再观《医宗必读》之“拯阴理痨汤”，此方“治阴虚火动，皮寒骨热，食少痰多，咳嗽短气，倦怠焦烦。”用药以人参、麦冬、五味子组成之生脉饮为基础，加入莲子、苡仁、大枣、甘草、丹皮、生地、当归、白芍、橘红，肝脾两调，气血双补，而与黄氏之证，依然隔膜。但健脾养阴制方用意可取。故仿其意而制为一方，治在脾肺，用参芪陈草培脾土以生金，合入当归补血汤以滋化源。麦冬、五味、虫草、阿胶，补肺润燥而收其耗散，兼以紫菀、百部润肺下气以止咳逆。自以为此方用意尚称周匝，选药可云恰当。不治其火而虚火自敛，不补其血而营血自生。故仅调金土两脏而诸病自已也。古人云治病必求其本者，此之谓欤!
五味子治咳喘，由来久矣。远自仲景，近迄天士，历代大家鲜有不用之者。然五味子虽为咳喘妙药，并非适用于所有病人。宜者用之，效可立见；不宜者服之，害亦非浅。故于宜与不宜之间，须究心焉。清·叶天士为一代宗师，每因虚劳喘咳方中用五味子，屡遭徐灵胎之评责。可见五味子虽为治病良药，若要投遣得当，亦非易事。
五味子秉酸收之性，有敛肺保肾之功。因其酸敛，则有凝痰、滞邪、聚火之弊。是故五味子所治之咳，乃肺肾不足、元气耗散之咳，取其固守金水则喘咳自止。若夫外因客邪、内缘停痰火热之类所致之喘哮咳嗽，则五味子避之犹恐不及，是为大忌者也。如若虚实相兼之证，必用五味子时，可与泻实之药同用，相辅而成功。仲景用五味子，每与干姜为伍者，职是之故也。如小青龙汤为风寒束表、饮停于中之喘咳；射干麻黄汤之治痰饮喘咳等皆是。
关于五味子之适用宜忌，徐灵胎于《临证指南》之批语中言之甚详：“此老(指叶天士)于补剂中用五味子极多，以其能收摄元气归于下焦；或收敛肺气不使上逆。皆历代医书相传之法，其实皆谬也。五味子专于收敛，倘有一毫风寒痰火内外之邪，用之则永远不出而成痼疾。故仲景治虚方宁用牡蛎、龙骨，从无五味者。其咳证之用五味，必与干姜同用，从无独用者，历考自知，乃千余年竟无知者，而杀人无数矣。”东垣亦曰：五味子“治咳以之为君，但有外邪者，不可聚用，恐闭其邪气，必先发散尔后用之乃良。有痰者，以半夏为伍；喘者阿胶为伍，但分量少不同耳。”两位先贤之论，言简意赅，于五味子疗咳之宜忌，已得其要领矣。
余临证间，亦恒用五味子以治慢性咳嗽，于肺金气阴伤损之“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辄加用于辨证处方中，收效之良，非他药可比拟。余于十四、五年前治一女同事，自幼得气管炎，经年咳嗽不已。春夏咳稀，秋冬咳甚，三十余年历治不愈。余详察四诊，知其内外无邪，纯属虚证，适与中药西制之五昧子糖浆，服一瓶后咳嗽大减，连进五大瓶(每瓶500ml)，三十余年之痼疾，竞得根治。
又曾治一八旬老妪，子孙孝顺，经济宽裕。橘子苹果，日啖不辍。人参蜂皇浆之类温补之品，相继迭进。渐至口干、内热、咳嗽频仍，数月不瘳。余诊其脉，弦而有力，略带涩意，舌红而干，中心剥苔。显属肺肾燥热，津伤咳嗽，治当益胃生津，润肺止咳。虑高年胃气多弱，兼顾健运中焦，投以叶氏养胃汤加川贝粉。首次服药后即觉舒泰异常，为数月来所未有，三、四帖后咳减过半。复诊时舌红已退，于原方中加五味子3g，服后咳又骤增，口干心烦。因速泻去五昧，仍服原方，则日愈一日，连服二周，诸证悉愈。此例属内热伤津而不宜用五味子收敛者。由此可知五味子治咳喘有宜与不宜之别，临证时当有所斟酌，不可一概施用。夫药本无过，全在医家之驾驭得法与否耳。
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为现代西医病名，中医归入内伤咳嗽门内。此病为老年患者之多发病、常见病，严重影响老人健康。而且看似症状简单，单纯型者仅见咳嗽、多痰，但治之却非容易。往往化痰止咳，养阴润肺、肃肺降逆、收敛肺气等法，常在似效不效之间，均难达临床治愈效果。或作饮邪论治，用消痰逐饮之方，甚至投以劫药，收效依然甚微。此非治法之不善，方药之不灵，宜将病机仔细分析，然后对证施治，法应证用，始能合辙。
此病主症为咳嗽、咳痰，以晨起为著，痰呈白色泡沫状，粘稠不易咯出，偶有痰中带血。兼症可见咽燥口干、午后潮热，或见手足心热，或失眠盗汗，形体消瘦，神疲乏力。而舌苔、脉象常无明显异常。本病好发于秋冬季节，又为发病学之一大特点。
咳嗽一症虽属肺病，而经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而形成此病之病原究在何处?《类证治裁》曰：“五脏六腑虽皆令人咳，然终不离乎肺、牌、肾也。盖肺为贮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而肾与肺实为母子之脏。因痰致咳者，痰为重，主治在脾。因咳动痰者，咳为重，主治在肺。无痰干咳者，阴虚为重，主治在肾。”老慢支痰量不多，且粘稠不易咯出，当是因咳动痰，其病宜治在肺。再勘其痰，医书谓白色泡沫之痰出于肺，稠厚湿浊之痰出于脾，色灰黑而质重沉水之痰出于肾。则本病之痰为肺金自生之痰。至于痰之性质当属肺津亏损之燥痰。其痰量少粘稠，兼见咽燥口于，潮热盗汗等症，已可概见。且《类证治裁》曰：“秋季咳，燥气乘金也，治宜清润。”但病患者年事已老，正气渐虚，加之久咳必损肺气，病者又多见神疲乏力，故治法必兼益气，始无偏弊。虽云气阴两虚为此病之本，而粘痰难出又为此病之标。生津润燥固可杜其生痰之源，而已生之痰仍当使之消除。故治法当益气养阴、消痰止咳。因一时难得合适成方，孟城不揣浅陋，自拟一方，颜日“百合畅肺饮”，用治单纯型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适应者颇众，余屡用有效，故敢公诸同好。
太子参9g 百合15g 麦门冬9g 五味子6g 玉竹9g 杏仁9g 苏子9g 枇杷叶9g (包) 炙甘草3g
记忆口诀：百合畅肺草参萎，麦冬杏苏枇杷味。
本病肺阴亏损、津伤燥咳，故以养阴生津、润肺化痰之百合为君，一药而标本兼治。玉竹、麦冬助生阴液，以滋化源；杏、苏、枇杷，降气消痰，以止咳逆；太子参益其肺气，炙甘草调和诸药。用五味子者，因痰逆日久，肺气易致耗散，宜乎稍佐酸敛之品。且本病以傍晚及清晨发作较剧，《类证治裁》云：“清晨咳为气动宿痰”，“黄昏咳为火浮于肺，当敛而降之，五味子、五倍子之属”，故于方中参入五味。统观全方，具益气养阴、润肺生津、消痰降逆、收敛止咳之功，深合于多数老慢支患者之证候及病机，倘能辨证确切，宜其投剂有应。
又方中太子参一味，改动宜慎，党参嫌其性燥，恐伤肺中津液而增病势，洋参沙参，虑其阴凝太过，恐全方乏气运擀旋之能而难行药力，要在详辨脉证而灵机变通也。
以上所述为“老慢支”中主要证型及其治法，其余各证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恕不赘述。
咳嗽为肺系疾患之主要证候，《黄帝内经·素问》“咳论”对此早有专篇论述。现代中医将咳嗽划分外感、内伤两大类，颇合临床实用，但此分类在明代张景岳之《景岳全书·咳嗽》篇已有记载：“咳嗽之要，止惟二证，何为二证，一日外感，一日内伤，而尽之矣。”
关于外感咳嗽，本文暂置不论。而于内伤咳嗽《素问·咳嗽》早有明文，如“咳论”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强调脏腑功能失调，影响及肺均能导致咳嗽。“咳论”且详述五脏咳与六腑咳各自证候，为治咳提供临床依据。虽后世医家治疗咳嗽已不甚采用五脏咳、六腑咳之证候分型，然总不越脏腑功能失调影响及肺而致咳嗽之病理因素。然虽五脏六腑皆能导致咳嗽，而其中与脾胃中土关系最切。故《素问·咳论》又曰：“此皆聚于胃，关于肺。”
据于临床，内伤咳嗽证候甚多，除肺脏自病外，与肝胆、肾脏、脾胃均有密切关系，而其中久咳不愈者常多源自脾胃。
肺为华盖而属金，脾胃为中土而化生万物。按五行相生规律则土能生金。脾胃中土虚衰，土不生金而致肺虚咳嗽，为临床所常见。脾胃虽同属于土．而脾为阴土，胃为阳土，脾主生化气血，输布精微，故其病每多气虚，虽有脾阴损伤一途，而终不及气虚为多，故脾虚致咳者，治以益气健脾、培土生金为大法。胃主通降，又为津液之海，故其病每以津液不足为多。胃虚致咳者，治以养胃生津，培土生金而止咳。
脾肺气虚、土不生金而致咳嗽者，证见咳嗽经久不愈，咳声低微。病情较甚者，可见食减便溏，短气乏力。气虚及阳者，兼见畏寒跗冷，色白肌柔。脉见细软，或右手脉大无力，舌淡苔薄。方用四君子汤、异功散，或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随证选用，有痰者六君子汤。食少便溏者，参苓白术散，兼见阳虚者，适当佐以温润扶阳之品肺胃阴虚而致肺燥咳嗽者，匝见咳嗽经久不愈，干咳少痰或无痰，咳嗽夜甚于昼，夜间蒸热，食少萎黄，渴饮咽干，大便燥而不爽，脉细小或细小带涩，或右脉虚数，舌红而干，苔薄白。，治拟叶氏养胃汤，沙参麦冬汤或沙参玉竹方(南沙参、玉竹、石斛、桑叶、梨肉、茯神。为叶天士医案方。)
现于治验病例中，选取脾胃气虚咳嗽及肺胃津伤咳嗽各一例，以示一斑。
例一 职员朱某，年近四旬。自诉频年以来，干咳不已，纳食不振，胃脘胀满，嗳气时作，泛恶频仍。西医诊断为肺气肿。中西医药杂治年余，依然如故，渐觉形神衰疲，食道有梗阻之感，胸次闷瞀，呼吸不畅。于1971年秋前来就诊。余视其脉软而无力，舌质淡而苔略厚。洋参四诊。证属中气虚衰，土不生金，肺气／卜足才生咳嗽。至于恶心泛漾，缘土虚则湿痰留滞胃脘，痰浊内扰则泛恶作矣。观前所服方，尽是开肺止咳之品，不惟无益，反且有害。为今之计，当宗《内经》“治病必求其本”之旨，以培土生金为法。遂拟一方，以六君合生脉加川贝粉：
党参9g 白术9g 茯苓9g 甘草3g 陈皮4．5g 半夏6g 麦冬6g 五昧子4．5g 川贝粉3g (吞)
以此为主方，加减予服二十余剂，竟得咳止纳馨，胸次畅然，神亦不惫。停药数月后再经医院复查，证实肺气肿业已消失。
例二 友人徐君之子，年甫五龄，咳嗽已二年未愈。屡求名医援手，而屡治乏效。首由一医为诊，予服麻杏石甘汤加减方数十剂，服则咳止，停药则复咳如前。继求他医为治，主脾肾气虚大剂培土益气，三十余剂咳未少止。再请某儿科著名前辈诊治，用补肺阿胶散改汤加减，幸服数剂咳即止。半月后复咳如前，缘求治不易，自行原方以进，咳声时断时续。因循至1977年春节后，始就商于余。自患病起已二年矣。余诊得脉缓而涩，苔薄且净。闻咳则喉中痰鸣，咳甚时呕出白痰甚多，每次约可半饭碗余。此病初看似属痰饮为患，然脉呈虚象而非实证。盖脉缓无力为中土虚衰，涩而应指不足为津液亏损之的据。且余诊时正服某祖传儿医之方，尽是麻杏苏夏，且每方必用控涎丹9g包煎。已服二十余剂，咳不见减，痰不见少，显非痰饮为病。倘正属痰饮，如此用药痰咳必受其挫。余揣摩证情，推测此证初起时，原由外感伤肺、劫夺津液，加之杂药乱投，肺胃津液更伤，遂成金燥热郁之象。消克之药屡投，脾胃复伤，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以上灌于肺，反使水液凝滞，遇内火煎熬而为痰浊。中土一亏，则金失所养，故痰嗽愈甚。是水液不足，输布失常，而非水液过剩；是燥证而非痰饮。于病机之认识相反若此，倘辨证不明，失之毫厘，投剂用药则差之千里矣。何求愈病之云哉!患者之治，余意当养胃阴、润肺金、健脾土为法，佐以止咳消痰。为疏一方：
南沙参12g 川石斛12g 麦门冬9g 炙紫菀9g 炙冬花9g 焦白术6g 茯苓9g 炙甘草3g 甜杏仁9g 炙兜铃9g
服二帖，咳嗽大减，再服四帖，诸症渐除。惟偶有咳嗽一、二声，即自行停药勿服。二旬后不慎风寒，又见发热咳嗽，前症复作，予疏表化痰药，表解热退，痰嗽依旧。又予前方三剂，痰嗽俱平，由是康复。
《内经》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肺为橐籥，司人呼吸。秉质清虚，不容纤物。因而无论内外之邪，皆能影响肺脏正常功能而致咳嗽。凡外邪袭人所致之咳，先宜速散其邪，治之尚易。而内伤久咳，往往诸药鲜效，殊费医家踌躇。盖人身五脏六腑，阴阳气血，宜处动态平衡之中。一旦失却平衡，或因木过旺而乘肺侮金；或因土太弱而生化不足；或因火盛烁金；或因水寒射肺。诸如此类，皆能导致肺病咳嗽，缠绵不已。当于对证之治咳方中，求其五脏六腑、阴阳气血之平，则内气调而咳嗽愈矣。略举数例于下：
例一 女干部徐某，于豆蔻之年得气管炎，入冬辄咳呛不已。中年自部队转到地方，始有机会邀余为治，每数服必效，咳止后可保一冬不发。至1972年春节前一周，咳嗽又作。服药三帖已效，谓春节务须走亲访友，要求迅速止咳。余细勘其脉，左尺独细而沉，遂于原方中加熟地12g，三服咳即止。不惟春节未发，开春后亦未复作。1973年夏，为根治计，在某医院行冬病夏治之法。入冬咳嗽更甚，断其肺中有热，药须多吃方效。患者闻言不悦，遂不畏跋涉，去草药店求一“名医”诊治。余视其方，为肃肺降气化痰止咳之药，兼以较多清热解毒之品。所虑清热太过，难免遗殃。先后数诊竟服四十余剂。咳虽得愈，而脘胀纳呆、胃中发凉之证生矣。余谓君病原由冬病夏治，以热药敷贴肺俞，致肺中伏热而作咳。此非冬病夏治之过，乃医家不善择治之所致也。清肺固是，过剂则败胃伤中矣。予香砂六君汤，数帖寻愈。
例二 同事谢某之女，二十余岁。十年前患顿咳，每晨起必咳数十声。数年后发作渐频，至诊时则一日四、五发，深以为苦。服药不少，效亦乌有。余察其脉左大略弦，右寸独强。舌无异常。是肺肝蕴热。为疏一方：
生黄芪15g 桑白皮12g 地骨皮12g 杏仁9g 川贝母9g 甘草1．5g 黛蛤散9g (包) 枇杷叶9g (包) 黄芩9g
三帖咳止大半，十帖全解。
例三 一日偶过友人家，见其未婚妻咳嗽声频，于是细诘病情。谓咳嗽已经年余，在某名老中医处诊治一年，服药几无虚日，然咳嗽终未少减。视其方尽是养阴润肺，化痰止咳之品。察其舌则苔白腻。显是阴药过度，反致痰湿留中。所幸年富胃强，纳谷虽减而中焦未败。余细诊其脉，右寸独见浮涩，他脉尚平。疑其始由外感而治不如法，遂致迁延不已。今外感之脉尚在，是邪未解散，而病仍在肺卫，并未深入于里。患者病发之时，必先喉痒，痒甚则咳作，是邪欲透发之征。用药当助其宣散始为合辙。前治过用滋腻寒凉，致苔白脉涩，正宜借用王孟英杏蔻橘桔之剂，以开其肺而达其邪。方用：
苦桔梗9g 陈皮6g 蔻仁3g 光杏仁9g 荆芥9g 甘草3g 淡豆豉9g 象贝母6g 生谷芽12g
先后二诊，方未改动，服药七帖，药到病蠲。倘若阴凝之药再投，必入损症之门而痊愈无望矣。罗谦甫曰：“活人之道将与相，一旦在已权非轻。”为人司命者，可不慎欤!
例一 素属肾阴亏损，其左尺脉常见细弱，甚至不应。故于止咳治标方中加熟地以滋肾水，使金水相生，则五脏气平，而肺气自复，咳嗽自止也。
例二 为肝火犯肺、肺肝热炽。久之必损肺气。若清肺泄肝、降逆止咳，不益肺气效必不捷，是以重加黄芪，使金旺气充则制木有权，元气来复则阴火退位，五脏无偏颇，邪火自消而咳自止也。
例三 乃外邪袭肺，误服滋腻凉润，填塞肺窍而致闭门留寇，邪达无路。不开其肺则金气壅而不平，是故治以开肺达邪，外邪散则肺金安和，五脏自调而咳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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