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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有热入血室一证，而温病学中，同样颇多论述，如《临证指南》、《温热经纬》、《温病条辨》均有明文。何为“热入血室”?“所谓热入血室，就是妇人月经期间，正遇外感，邪热与血互相搏结所造成的病变。由于病体有强弱，邪陷有深浅的不同，所以表现的症状也不同，而治法当然也随之而异。”(《伤寒论教育参考资料》)
依据上述定义，当为：①患者适遇外感。②正值妇人月经期。③外感邪热与经血互结，以致造成月经紊乱(经水适来、适断、或自行。)④可见胸胁下满、寒热往来、谵语等症状。然前三条为辨证之主要依据，而症状须结合患者具体情况而定，《伤寒论》热入血室共四条，所见症状亦各不同。关于谵语一症，考《伤寒论》中热入血室证，除216条(属阳明病)有谵语外，第143，144，145三条为少阳病，其中144条无谵语。是故可以推论热入血室一证不以谵语为必见症状，只须在“妇人月经期间。适遇外感，邪热与血相搏结所造成的病变。”即可成立诊断。
孙文垣于《生生子医案》中，载有治“元素侄妇”热入血室一案，“乃春温后经水适止，证见余热不退，口中甚渴，胸胁痛而耳聋。经用柴胡、人参、甘草、天花粉、黄芩、白芍、红花、当归、丹皮、知母而瘥。”此案因于春温，症状中不见谵语，恰为上述讨论之极好注脚。
关于热入血室之治疗，胸胁下满者刺期门以泻瘀热，证轻而表邪仍在者可待自愈。邪在少阳者，钱天来以小柴胡汤加牛膝、丹皮、桃仁；许叔微以小柴胡汤加生地黄；杨士瀛则以小柴胡汤加五灵脂。无不旨在和解达邪为主，实证佐以活血化瘀，使外邪解、经隧通而病得愈。虚证佐以养血凉血，俾邪解同时阴血得充，则血室自清。
以上为伤寒治法，而温热病热入血室治法略有不同。如叶子雨眉评《温病条辨》云：“其经水适来而病温热，病虽发而经水照常自行者，不必治其经血，但治其病而自愈。”余据此义曾治一例属外感风热而致崩漏，参考前贤治法，祛邪为主，佐以调血。以银翘散辛平疏解，以达表邪，加益母草活血通经，血结得开，经络通畅，则内外之邪俱解而病即愈。
某厂技校女学牛陈某，年方二九。1991年夏前偶患感冒发热，适值汛至，热退后经漏不止，每日点滴而下，逾月不净。迭进行气活血、通经止漏及益气养血、固本收涩等法，半月未应。改请某妇科前辈诊治，服药一周病仍依然。复来余处诊治，余仔细推详四诊。患者病起于感冒发热之后，感冒时月经适行，热退经血不止，当是邪热乘经行血室空疏而入于胞宫，阻碍经血正常运行而致。同时细勘脉象，患者脉形虽小，而气口脉明显强于他部，且略偏于浮，此症当是风热外感，邪尚未解，热扰血室，以致漏下不止。试投银翘散加益母草，方为：
金银花9g 连翘9g 荆芥9g 竹叶9g 薄荷3g 桔梗4．5g 甘草3g 牛蒡子9g 豆豉9g 益母草15g
服药三帖，经漏即止，外感亦解，以后月经正常，按期而至。现已成婚育子俨然慈母矣。
“战汗”一词首见于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但书中未加详述。直至晚清温病学家叶天士在舟中对其学生顾景文口述“外感温热篇”，将战汗作为正气达邪外出之自愈机制后，“战汗”一词始为杏林常用之语，医家每多采用。然何谓“战汗”?即是于外感热病之某一阶段，突然发生战栗，继而全身出汗，症随汗解者即为“战汗”。此为机体邪正相争之表现，正胜邪则汗出病解，正不敌邪则战而无汗。外感热病无论伤寒、温病皆可发生战汗，但以温病为多见。温病有卫、气、营、血等不同阶段，而战汗则见于邪在气分之时。叶氏曰：“若其邪始终在气分流连者，可冀其战汗透邪。”
温病战汗诸大家论述甚详，而伤寒战汗，仲景亦曾论及，如《伤寒论》94条：“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战汗之形成，在人体感邪之后，邪气尚未深入犹具透表达邪之机，正气与邪气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即可与邪交争而出现战汗。如患者体内津液尚充，可作汗源之时，即有战后汗出病解之可能。
1975年深秋之某日，余所在地居委干部周老太之丈夫急来邀诊。余知周老太数日来患感冒，头疼、恶寒、无汗、关节酸痛。因而随其丈夫立往彼家。见患者卧于被中战栗不已，床具被震摇而“咯咯”作响。当时余第一次见到此症，疑为战汗而不敢自决。但患者自云无妨，昔年曾发一次，战后得汗即解。余闻此言，心中稍宽，伴随患者，随时以小匙饮以温水，以观察病情变化。大约战至一小时许，患者周身微微汗出，次日热退病解，自此安然无恙。
温病而见热扰血室，感寒而见战汗达邪，此等症临证之际尚不多见，本文所述各一例。以常规之法处治，皆得症解病安。伤寒战汗，仲景未出治法，周老太例则借用温病战汗“益胃”成法，补充水分滋其汗源，竟亦“热达腠开，邪从汗解”而愈。
沈妇，四十九岁，在常州务农。形体甚丰，宿有气管炎。1982年3月某日清晨自乡来沪，旋即赴苏州扫婆婆墓，临晚复归沪上。路途劳顿，自觉疲惫不支。旋见咳嗽、痰多，略带气急。自服枇杷叶膏、半贝丸三日，痰少咳稀，并见气机上逆，呼吸急促。特邀某名医诊治，用麻黄、杏仁、葶苈子、甘草、鹅管石、半夏、陈皮等药，服七帖。咳喘虽挫而诸症峰起：大便泄泻，每日三、四行；心悸慌乱，胸宇烦闷；额汗频出稍动益甚，而余处则无汗；午后自觉蒸热，但体温不升；胃纳锐减，加之浑身疲软，元气以动。于3月29日送某医院检查，诊断为可能“高血压性心脏病。”于当天下午又急请前中医诊治，仍持前议，因有泄泻、额汗见症，于前方中加入白术、茯苓、糯稻根。30日服药一帖，倍觉沉困，胃纳全无，额汗更甚，随揩随渗，卧之于床，扶之亦不能起坐，坐则昏沉不支。至是，患者极度消沉，连夜与夫作生死诀别，翌日(31日)清晨，其夫前来邀诊，作万一之望。
诊见面色暗浊，神情淡漠。询知头颅闷胀，不欲举动。额上汗湿，粒粒如珠，渗出于肤。扪之掌心甚热，而手足躯体肌肤不温，语声低微，气怯懒言，余证俱如前述。切脉则两手细弱涩数，人迎与右寸独见浮数，且明显大于他部。舌干无津，中心厚苔直贯根部，色黄且褐。据此脉症，殊属棘手。余反复推究，参合四诊，意为病属外感风热，因素体丰肥，多痰多湿，又遇劳累气虚，无力鼓邪，遂使外邪与痰浊交结，症情复杂。因前投温燥，反劫津液，津伤热郁变证迭生。为今之计，先当辛凉解表，以驱袭入之外邪；清热豁痰，以开邪出之道路。然津气两伤，亦不可不顾，否则津干不能作汗，气虚无力达邪，徒恃表药，终难克效，谛思惟俞根初《通俗伤寒论》之加减萎蕤汤最为适用，即以此方加味：
葱白三枚 淡豆豉9g 桔梗3g 前胡4．5g 白薇9g 鲜竹沥30g (冲入) 薄荷4．5g (后入) 炙草3g 冬瓜仁12g 红枣5枚 玉竹9g (姜春华老师批语：方佳)
上午服头煎后，即絷絷汗出，遍体津润，至午腹中饥饿，竟食烂面一大碗，约二两许。是日下午即能起坐，患者求愈心切，于当晚又服一剂，一日内两帖俱尽。次日复诊，已觉周身轻快，与日前判若两人，惟额汗虽少未止，精神尚觉短少，此外，别无不适。诊之六脉小而稍数，人迎与右寸浮大之象已平，涩象亦解。舌已不干，然苔仍黄厚，用药仍宗前法，偏重消痰清解：
薄荷3g (后入) 豆豉9g 桔梗3g 前胡4．5g 冬瓜仁12g 炒山栀6g 炒枳壳4．5g 姜半夏6g 茯苓9g 炙草3g 焦六曲9g
服药两帖后，除稍觉疲弱外，余证全退，额汗亦止，已能操持家务，并于4月3日乘车返乡。
病者事后告知，来沪前三日曾患感冒，发热、头痛，未经治疗热即退。因病中神思恍惚，未予提及，使医者一时难明病源，徒费周折。
本例之病因，为宿有痰热，复感外邪，痰邪相结，肺气痹闭，致使邪不外达。肺与大肠相为表里，肺气被遏邪无出路，迫走大肠故见泄泻；热郁于内故心胸烦闷；热蒸于上迫液外泄，则额汗频仍；午后阳盛与邪相争，故午后蒸热，因而见证如斯。
余治此病，虽合参四诊反复揣摩，而据其脉象为最多，其间尤以人迎与右寸脉最为可凭。盖右寸属肺，肺主宣发卫气，与外感疾病关系密切。风寒之邪恒自太阳而入；风热犯人每多先伤肺卫。右寸脉浮而有力，是表邪确据，浮而兼数乃感受风温、风热之邪，或寒邪入肺化热之征。至于人迎，明代医家李士材言之甚详。《诊家正眼》曰：“人迎脉在左手关前一分，胆之部也，属风木而为阳，故主在外之病。”“人迎紧盛，伤于风也。”又曰：“左关之前一分，为六腑之源头，为诸阳之土宰，察表者不能外也。”故今见人迎浮数，加上见症如斯，是外感风热无疑。当然，此非凭脉癔断，乃合望闻问三诊而推得之，因而投剂即应，效若桴鼓。
(姜春华老师批语：脉学可凭而不可凭，以证为主，以脉参证，斯可矣。)
(附注：此文写后曾经姜春华老师审阅，先生作批语如上。今先生虽已作古，而先生传道、授业、解惑之功不可没。今乘斯文刊印之机述此以示纪念也。)
《黄帝内经》为中医理论之最高经典，其论病机及四时外邪为病，却遗燥气燥邪一端。金代刘完素于《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后，增补“诺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一条，俾病机十九条之内容充实、完备。而明·喻嘉言，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痃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之文，改“秋伤于湿”为“秋伤于燥”，制清燥救肺汤方，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开燥气为病证治之先河。隶及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专立“秋燥”一门，创制“桑杏汤”、“桑菊饮”诸方，至是则秋令之燥气伤犯肺卫者，治法始备。然秋令燥气之伤人也，有温燥凉燥之别，吴氏所论，乃温燥耳。若云临证之所见，温燥实较凉燥为多，是故吴氏之功，不可没也。
关于温燥之症状，初起头疼身热，干咳无痰，即使咯痰，亦多粘而量少，气逆而喘，咽喉干痛，鼻干唇燥，胸闷胁痛，心烦口渴，舌苔薄白而燥，舌边尖俱红。然患者之病候，常不典型，故每易与风热感冒混淆。《温病条辨》曰：“秋感燥气，右脉数大。”曹炳章评曰：“右脉数大，右寸尤甚，不独秋燥为然，即风温亦如是，此亦识病之要诀，但风温初起，右寸必浮耳”。然先贤虽言之凿凿，而临诊之际，失于明辨者，仍复不少。以致轻感时邪，亦须迁延多日。倘若治不彻底，或失治误治者，每易流入损途。
《理虚元鉴》论“虚症有六因”中“有外感之因”“因外感者，俗语云：伤风不醒结成痨。”“若其人或酒色无度，或心血过伤，或肝火易动，阴血素亏，肺有伏火，一伤于风火，因风动则痨嗽之症作矣。”据此，因外感而成痨嗽者，以温热之邪为多而温热之中，尤以温燥为甚也。盖温燥之气最易伤损肺津，肺为阴脏，喜润而恶燥故也。曹炳章云：“感燥而咳，病势本轻，然迁延误治，必成重症。”是故临证之间，遇感证久治未愈者，务必着意诊察，不可掉以轻心而遗人天殃也。
病例：干部王某，年过半百，形体魁梧，肥胖而多病，肝痛、头疼常作不辍。1976年秋，患感冒牙痛，匝月不愈。凡中成药及诸西医感冒药，几已尝遍，似有小效而病终不解，因来余处就诊。视其脉细而带滑；问其症则头痛而不甚，微有恶寒，稍加衣则又觉轰热，不时咳嗽数声，绝无痰浊，苔薄白而燥。此乃感受秋令燥气，并非感冒风寒风热之症，故治感冒之成药宜其不效也。然燥症分温燥、凉燥，今患者所病，乃温燥耳。治法当用凉润清解，拟用桑杏汤化裁。
桑叶9g 豆豉4．5g 荆芥4．5g 南沙参9g 炒山栀6g 麦冬9g 杏仁9g 炙草1．5g 玉竹9g
与二帖。患者急于求成，是夜连服二煎，睡至半夜醒来，即觉浑身舒适，翌日晨起诸证顿解。余药一帖，则弃置不服矣。
1986年春，余于某医院遇一中年女病人，因高热不退住院，经西医对症处理，高热下降而低热不清；每日午后渐见寒热一、二分；至日晡时升至三、四分；黄昏则五、六分；至人定为七、八分而止。子夜后热渐退，黎明至午前体温正常。每日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两目自发热后即成视觉障碍，仅可见微光，若视物或人，则仅见两团白影，不能辨为何物，更不能见其细部。邀中医会诊，服药一月余，病无进退。余阅前所服方，前后两诊尽是六味地黄汤加减者。切其脉小而数，可任寻按，舌与苔无明显异常。诊为温病余热不清而作两目岐视，先贤夏应堂先生治验一例，与此极似，因师其法而效其方：
北沙参30g 天花粉18g 川石斛9g 桑叶9g 银花9g 连翘9g 生甘草1．5g 白薇9g
服三帖，热即退净，岐视消失，视物可辨其大体。服至十帖，目视复常，患者及乃夫千恩万谢欣然出院。
温病岐视一证，临床不甚常见，考诸温病文献，叶、薛、吴、王四大家书中，亦皆缺如。故遇此等证，一时难明病源，前医按《内经》作“精散则岐视”，投以六味地黄汤原亦无可厚非。余诊此症，忆及《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夏应堂氏临床经验介绍”一文中，曾载一例，与此类似。虽脉舌症情小有不同，而温邪留恋则一也。至其病机，夏氏论之极精：“是温邪郁而化热，流连于气分，熏蒸于阳明，引动肝火，火性上炎，清窍被蒙，盖肝脉连于目系，胃脉亦系目系故也”。及其治法“而清热保津之法，正堪一施。”“因拟轻清泄热肃肺制肝，俾邪得透达，则蕴热自清，金令下行，则肝火自熄；热清火熄，阴津自保。”正缘夏氏论病细致入微，丝丝入扣，故收药到病除之效。今宗其说而用其方，患者得脱病魔，余则增长见识也。
青年徐某，英年十七。十三岁起颅额左侧一点疼痛，固定不移，痛剧时如刀割锥刺。每日或间日一发，持续数小时方能渐解。发作时间最长者达四小时之久，读书及生活深为所累，其母爱子心切，百计筹措钱款，求医问药二年余，竟无弋获。1991年10月17日至余处诊治。余视其形体瘦瘠，面色无华。按脉弦细，苔薄舌瘪。因年少失怙，家境贫寒，营养久缺而致气血虚衰，但额头之痛为瘀血所作。病属体虚症实，治法按“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之旨，以除额痛为急。故先疏血府逐瘀汤以行瘀止痛：
大生地12g 桃仁9g 甘草1g 赤芍9g 川芎3g 白芷6g 当归9g 红花3g 炒枳壳4．5g 柴胡4．5g 桔梗4．5g 怀牛膝9g
服药十四帖，头痛得愈。
继而来诊，惟求切脉观舌，小言病症。其左脉弦细，右关细软而尺稍盛，舌瘪而嫩，边多红点．是阴血不足而兼有相火之象。余疑其夜间遗精。询之果然。以养血安神兼調肝脾为法，随拟一方：
大生地9g 茯苓9g 炙远志9g 丹参9g 炙甘草3g 炒白术9g 炒白芍9g 当归4．5g 炒黄柏1．5g
又服十四帖，遗精渐止，予一贯煎法以善其后。偶或相火见旺，加入知柏各5g 即平，最后诸恙皆安，惟脉弦细不退。于方中参入石斛9g，炙龟板15g 以养血柔肝。服十余帖脉渐柔和。
王清任《医林改错》之“血府逐瘀汤”，由桃仁12g、红花9g、当归9g、生地黄9g、川芎4．5g、赤芍6g、牛膝9g、桔梗5g，柴胡3g，枳壳6g，甘草3g 组成。善于活血祛瘀、行气止痛，为血府血瘀之主方。
何谓“血府”?《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夫脉者，血之府也。”血府之本意乃指脉管，而原书所主治之病症，多为胸中瘀血，阻碍气机之证，而于实际使用中又不受此限，举凡气滞血瘀而病势未甚诸症，均可使用。更不局限于脉管或胸中部位。其中关于辨证，本例以症状为主要依据，患者左额一点疼痛，固定不移、痛如刀割锥刺具有瘀血为患之特点。以血府逐瘀汤治瘀血头痛，已成临床习用之法。《医林改错》中曰：“查患头痛者，无表症，无里症，无气虚、痰饮等症，忽犯忽好，百方不效，用此方一剂而愈。”据上案验证，知非虚语。
至于遗精临床有梦遗、滑精之分：有梦而遗精者谓之“梦遗”，无梦而自遗，甚则清醒时亦有精液外出者为“滑精”。两者之异同，《景岳全书》“遗精”篇曰：“梦遗滑精，总皆失精之病，虽其症不同，而所致之本则一。”俞震于《古今医案按》中言之最切：“向来医书咸云有梦而遗者责之心火，无梦而遗者责之肾虚，二语诚为括要。以予验之，有梦无梦皆虚也，不虚则肾坚精固，交媾犹能久战，岂有一梦即遗之理。”景岳与俞震之论极为精要，本例因营养不良，后天严重失调，体质更见虚弱，加之遗滑不禁则虚而又虚矣。故案中以养血安神、健脾益肝为法。方中用黄柏者，《重庆堂随笔》曰：“精滑自遗，每成劳损．男女皆有之。”“阴虚火动者为虚，湿热下注者为实。不论虚实，皆宜佐以黄柏，苦能坚阴固肾，寒能清热胜湿也。”
瘀血发热一证，临床时有所见，但《黄帝内经》对于此证未见明文论述。推测其发病机理，当与痈疽发热有所近似。《灵枢·痈疽篇》曰：“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不得行，故热。”瘀血滞于经络隧道之中，致气血郁而不通，遂致发热。至其治法，下述两例均选用王清任《医林改错》之“血府逐瘀汤”合曹仁伯“瘀热汤”化裁，俱皆药到病除，可谓复杯即安矣。然血府逐瘀汤原书指征仅言“晚发一阵热”；“每晚内热，兼皮肤热一时，此方一付可愈，重者两付。”今以之治瘀血发热，竟得效验彰彰，已是推广其用矣。
例一 马氏子，1979年时仅五岁，6月26日于幼儿园中被顽童群殴，跌仆抢地口唇青紫肿甚。归家后精神萎顿，当夜发热恶寒，体温38．2℃。连夜送往某医院儿科治疗，诊断为“感冒”，服西药两日无效。改去另一医院就诊，诊断意见与前医院相同，加用银黄注射液，肌注后热退至37．3℃，时而略升，时而略降，终不能退至正常。最后一针注射后，患儿呼叫腿痛，经施以按摩痛渐减。及至晚饭间腿痛又作，不可屈伸，且愈痛愈剧，半小时间至呼号不绝。体温骤升至38℃以上。是日乃7月1日，发热已六日矣。余诊之反复推敲思维：此病发热已数日，天天有微汗津润而热不退，且无恶寒流涕等象，非感寒可知。又无咳嗽、咽痛、头痛诸证，亦无温热之征。且纳食不减，嬉戏如常，定非外感之病。患儿发热前有跌仆瘀肿过程，虑为瘀血发热。遂以王清任之血府逐瘀汤，参合曹仁伯瘀热汤意，疏为一方：
桔梗2g 甘草1g 鲜芦根20g 鲜生地12g 柴胡12g 当归6g 桃仁6g 红花3g 炒枳壳3g 赤芍6g 川芎2g 川牛膝4g
连夜撮得一帖，急煎予服。九时许服下头煎，随即见患儿口中乱言，喃喃不休，所言又不甚可辨。呼之唤之，均不理会。以手稍触其体，每蓦然坐起，高声乱叫，叫已又卧。闻其时太息，时抱怨，时叫詈，时愤恨。强与对话，则暴跳之余亦能忿忿而答，所答却一毫不错，可见既非错语，亦非谵言。至次晨二时后，渐见平静而睡。翌晨醒来，神识全清，体温降至37．2℃。腿仅微痛，步履亦不妨。又将前药煎二汁与服，至中午体温正常，腿痛消失而愈。今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此病未见后遗现象。
例二 豫儿于1986年9月11日晨起自觉不适，坚持去校上课。至中午体温上升自服感冒冲剂。及傍晚，体温升达38．6℃，并见汗出、乏力，略无他症。按其脉弦而迟涩。余一时未明其理，勉予服银翘散煎方一帖，药甫下咽，即觉浑身发热，旋即畏寒、面赤、目中火热，体温升至39．6℃。遂去某医院急诊，诊断为“病毒性感冒”，针药并用。二十四小时后(12日)，体温仍39．4℃。再往复诊，改用青霉素。首次注射后，随即风疹遍体，瘙痒难忍。两膝疹块融合成片，连及上下足胫尽肿。不得已停用所有西药。13日改用午时茶冲剂，服两次后体温降至38℃，但腹泻阵作，一日五、六次，停药则泻止，服药则泻作。临晚服板蓝根冲剂一包，即咽痛、畏寒、体温反升至39．3℃，扁桃体由正常而变为Ⅱ°肿胀。医院复诊断为“急性扁桃体炎。”予对症处理。15日晨热仍39．3℃。余反复谛思此证发热五日，诸药不应，且对症之药，用之病加甚，是辨证不明，识症不真也。据脉弦细迟涩，按之应指无不足之象，是经络瘀阻，血行不畅而然，当足瘀血发热证。遂投血府逐瘀汤加减方：
生地9g 当归6g 桃仁9g 红花3g 生甘草lg炒枳壳6g 赤芍9g 柴胡3g 川芎3g 银花9g 芦根15g 丹参9g 桔梗3g
服两帖，热即退净，诸症随消，后即全安。
首例药后，症见胡言乱语，乃服药后瘀血欲行，流动之际扰及神明所致，瘀净则神明复矣。
例二为瘀血阻滞于经络而发热，非关感冒外邪，故中西解表，消炎诸药，不惟无益，反致引动瘀血，使病加甚。最终之诊断，侧重脉象。日人丹波元简于《脉学辑要》中曰：“今验有癥瘕痃气，壅遏隧道，而见迟脉者，是杂病亦不可以迟概为寒也。”瘀血发热虽非癥瘕痃气，而其机理，犹如前述痈疽，与瘀热一证恰有互通之处。
惊者惊骇也。或见非常之物，或闻异常之声，或履险临危。感受于外，卒然人心，而生惊骇，其症自外而入。恐者畏惧也。恐恐然，惕惕然，怖畏不能自持，其病自内而生。惊之与恐，既可独立成病，亦可相因而成；惊可致恐，恐则易惊。
惊恐虽均属七情之病．而于五脏之中，惊病与心肝两脏关系最切。《医学心悟》曰：“《内经》云：东方色青，人通乎肝，其病发惊骇。惊虽属肝，然心有主持则不惊矣。”恐病多发自心肾，《医学心悟》又曰：“恐为肾志，亦多由心虚而得。《经》云：心怵惕思虑则神伤，神伤则恐惧自失。”
惊恐之治法，因惊症多由“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证。”故治惊多以清心化痰安神镇静为主，方用温胆汤、朱砂安神丸、安神定志丸之类，多从治心人手。至于恐症则常从虚治，以补肾定志，宁心安神、益气养血为法。《医学心悟》主以十全大补汤或八味丸加鹿茸，重在培补真元，实从经验而来。
对于惊恐重症，必须持之以恒，坚持用药方始有效。程钟龄曾曰：“予尝治惊悸恐惧之症，有用大补数十剂，或百余剂而后愈者，毋谓七情之病而忽视之也。”程氏此语，若非历练有素而深入轩岐堂奥者，莫能道也，余复闻斯语而感慨系之。余于两年前治一惊恐重症患者，经治年余始见大效，异常之病态才基本好转，情志及思惟方趋正常。今述其治疗过程于下：
陆氏，女，三十九岁，为市郊某单位干部。1995年2月23日余处初诊。患者于1990年出差东北某地，偶于夜间独自散步于外，突遇一疯人蓬首垢面，踯躅道侧，见陆独身漫步，则直趋擒陆。陆见状惊惧不胜，拼力逃遁。疯人随后追赶，久之方始逃脱．及至宾馆已魂飞魄散，瘫软不能自主矣。回沪后神情萎顿，呆若木鸡，不惟生活不能自理，且一日三餐均须其母喂食。每日五更两手痉挛、口唇抽动，同时口中呜呜鸣叫不已。及至天明，痉止叫息。须由家人喂以流质食物始渐能醒，然后须由父母给予穿戴盥洗。至1991年12月经市某医院CT检查，确诊为“双侧小脑萎缩”。并经市有关专家多次会诊，有“小中风”及“癫痫”两种意见，最终之结论为“癫痫”，嘱须终身服药。
当时见证如上述症状外，见其兀然呆坐，面对电视机，双目定睛少瞬，表情严肃，语言蹇涩，对答勉强，但所答内容大多正确，少数为答非所问。由于两髋关节处牵强，故步履时常直脚行走，略似中风后遗症，且走路时左手能自由摆动，而右手紧贴身侧，不能摆动。同时只能往前：卣行，头部不能左右顾盼。饮食及二便尚属正常，经汛如期。至余诊时病已五年，加上其夫屡欲与之离异，弃之不问，父母无奈，领回照料，患者内心又增一层精神之创伤与压力，对于治疗徒增孽障。其脉初按时弦滑数而有力，过五分钟后复诊之，则变弦小数软，不任寻按。舌质呈淡姜黄色，中心略瘪。苔则微黄粗糙而干。
余思陆氏所患为惊恐重症，惊则心乱神伤，肝胆气逆，痰浊骤生，经络阻滞，遂生诸症。至于定时手脚抽动，口中呜叫，乃因子丑为肝胆经气生旺之时，痰浊随两经之气升逆无制，至寅时肺金用事，欲制肝逆而不能，肝气逆上侮肺，则木叩金鸣而见口中呜叫。肝气不受金制，横溢四肢则抽搐。治拟养气血，安心神，疏肝胆，化痰涎，潜虚阳，熄内风。投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增入益气、化痰、清心、安神诸品，服药两周，四肢抽动及口中呜叫大减。适经汛来临，诸证又见加甚，脉现沉小涩，改拟补阳还五汤加补益肝肾，祛风通络之物，诸证大好，遂以此方续服三月，然证虽减而终不见根本之转机，病体亦不见恢复。余反复分析推敲，认定此证当从虚治。遂采用程钟龄法，以十全大补汤合《张氏医通》之远志丸(人参、龙齿、菖蒲、茯苓神、朱砂、五味子、山药、萸肉、枣仁、黄芪)加减为方。其药用：
党参30g 黄芪30g 焦白术10g 茯苓神各10g 甘草3g 生熟地各30g 当归9g 炒白芍9g 陈皮9g 炙远志9g 石菖蒲6g 五昧子3g 磁石30g 先煎生枣仁30g 苦参9g
另以蜈蚣、全蝎等量研末，即古方止痉散也。每日服二次，每次1．5g，以止其四肢抽搐。
上方中减去十全大补汤中之肉桂。盖患者心肝痰热较重，稍用热药即不适。后于方中去苦参，加入炙龟板30g 天门冬30g 见效益佳，定为基本方，随证加减予服。后又添入朱砂安神丸加强清心安神之效。
以上方为基础共进退服用一年六个月，每月仅停药休息一、二日，药后神志清晰，记忆及情态基本恢复，可与人正常交谈，能复述所观电视节目。清晨抽搐虽未全除，而已甚微，鸣声亦然。能自行穿衣用餐，行走时四肢协调自然，能协助母亲粗理家务。患者之舌质已由淡姜黄色转为正常人之淡红色，糙黄苔已成薄黄润泽苔。此为其内在正复邪退，病体向安之征兆。然其停药为时未久，其疗效尚须时间考验也。
脑震荡与脑挫裂伤，为头部直接受暴力所致。或由外物击伤，或与硬物相撞。亦有因于臀、足受力，外力由脊传头而震伤颅脑者。脑震荡为病较轻，其症每于伤后短暂失却知觉，伴呕吐、头痛及近事遗忘。脑挫裂伤为病较重，患者常可昏迷数小时至数星期。症见明显头痛、呕吐、烦躁不安，严重者可见瞳孔散大，呼吸不匀，甚至持续高热而呈危象。
脑震荡与脑挫伤之治疗，素无特效疗法，中医多主平肝化痰、潜阳熄风，笔者以钩藤、石决、姜夏、茯神、天麻、龙牡、磁石、竹茹、白蒺藜等治疗数例，鲜获速效。后读曹惕寅先生之《诊暇录稿》，得以单味代赭石重投缓服，以治脑震荡之法，用于临床，其效应若桴鼓，捷如影响。先后四、五例，投剂辄应。先录典型病例一则于下：
陶某，男，四十八岁，某粮管所副所长。1979年10月5日上午，与邻居因事争执，被木棍击伤头颅、腰背及眼部，当即晕仆。急送某区中心医院急诊。
在该院留观十二日，诊断为“脑挫伤”。出院时腰背及眼外伤渐愈。血压由入院时220／130(mmHg)下降为130／90(mmHg)。其时主症为头晕泛恶剧烈。于出院当日邀余往诊。自诉：击伤伊始，即晕不可支，旬余以来，虽针药迭进，而症无少减，只能静卧，不能稍动躯体，稍稍动作，即觉天旋地转而眩晕欲仆，随即泛恶频频，但不呕吐。一日三餐及饮水服药，均由家属喂饲。余诊得脉象弦滑，舌质舌苔无异常。迳予：
代赭石100g，加水两大碗，煎至一大碗，待温后，以汤匙缓缓喂饮，约四小时左右饮尽。
当日下午开始服药，至傍晚，甫尽药汁之半，已可自行翻身。于是续服前药而尽其剂，及夜半，独自下床登厕矣。然步履蹒跚，时欲以手扶物。翌日又服一剂，即恢复正常。直至1989年以它病逝世，生前未见任何脑震荡后遗症。
此案眩晕甚而无呕吐，《诊暇录稿》之案，则为呕吐剧烈，神识不清。该书原刊于1927年，以后未见再版，渐成凤毛麟角矣。今照录原文，以资读者印证：
“粤东范君之女，年五龄。自楼窗跌仆下坠，狂妄躁语。与饮饮吐，得食食吐。不能辨识父母，目不交睫。或云肝阳挟痰，或谓温邪痰滞。历五日夜，医药罔效。后经其友绍余往诊，切其脉错乱无定。外既不伤于风寒，内亦无病于痰滞，筋骨肌肉，亦无重伤，实以身躯颠倒重震，浊气反上，清气下陷，姑宗镇胃降浊法治之。独味煅代赭石五两，煎汤三大碗，每隔十分钟用小匙饮五、六匙。饮未及半，神识大清，呕吐亦止，啜粥一盂，安卧而瘥。”
夫代赭石一物，《医学衷中参西录》谓“其质重坠，又善镇逆气，降痰涎，止呕吐，通燥结，用之得当，能建奇效。”观此两案，可知其于“脑震荡”、脑挫伤症之眩晕、呕吐卓具殊效，无疑是治疗脑震荡、脑挫伤之首选特效中药。此症之病机，曹氏谓为“浊气在上、清气在下”，而治疗大法取“镇胃降浊”，与通常所用之平肝潜阳、化痰熄风之法不同，迥出意表，可谓匠心独运，实为脑震荡脑挫伤病机之研究开一门径。
《续名医类案》载“许宣治一儿，十岁，从戏台倒跌而下，呕吐苦水，以盆盛之，绿如菜汁。许曰：此胆倒也，胆汁倾尽则死。方为温胆汤加枣仁、代赭石正其胆腑，名为正胆汤，一服吐止。昔曾见此证，不知其治，遂不救。”此案标新立异，名曰“胆倒”，方以温胆为主。然若不加代赭，必无是效，是以此方所得力者，仍属代赭也。设单用代赭一味，不合温胆枣仁，效亦可期，而“胆倒”之论却含深意，盖人体受震之后，清阳下陷，浊阴上潜，胆中浊气循经上达巅顶则眩晕，横逆胃腑则呕恶。治疗后清升浊降，胆气敛藏则诸证自已。此症胆胃同病，用代赭一物而两利之，因而速效。是故岐黄家不当固步自封于套方疲药，自当开拓进取，而求验方达药也。
古人治病每以小方，简药重投，取其纯而力专也，故取效既宏且速。《旧唐书》第一百九十一卷载：“唐初许胤宗谓：‘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许氏乃唐初名医，言虽寥寥，意则至深。余三复斯语，铭诸座右。
某商店黄姓女经理，年刚四旬。1988年3月21日，不慎于十级扶梯之上坠下水泥地，后脑着于地上，当即昏迷不醒，急送附近一区级医院抢救。翌日转送某市级医院会诊，诊断为“顶骨骨折，右颞、左额脑挫伤。”昏迷十七天后神识始清，共住院四十日，因病情好转而出院。返家后依然眩晕难支，仅能于室中扶物缓行，动作蹒跚迟钝，稍稍加快则泛恶不止，甚则呕吐。纳谷不振，二便尚调。目糊不清，视一物每见二、三重影；嗅觉丧失，但无鼻炎病史。生活起居，时刻需由家人看护扶持。至6月16日邀余诊视。诊得脉滑舌干，余症一如上述。先以代赭石100g 水煎当茶饮，泛恶即止。复诊苔薄白，脉见上盛下虚之象，即以《医学衷中参西录》之镇肝熄风汤加减，以育阴潜阳，平肝熄风。方为：
代赭石30g 生龙牡各30g 淮牛膝15g 炙龟板15g 川楝子9g 炒白芍9g 元参9g 天冬9g 生麦芽9g 茵陈9g 炙甘草2g 合欢皮15g 天麻6g
服药一周，胃纳大开，嗅觉复常，仍以此方加减续进。服至二十帖，行动恢复正常，能自行乘车前来门诊。先后共服近百剂，病得痊愈。以后恢复工作，生活起居一如常人，亦无头痛眩晕，记忆减退等后遗症状。
头为诸阳之会，脑为元神之府。人身健康时，体内阴平阳秘，气血调畅。人体之阴阳气血升降有度，运行有序，协调均衡，则头脑清宁而灵敏觉知。一旦头颅为外力冲击，则巅中气血混杂，阴阳淆乱，清气不升，浊邪上干。阴火随冲气乘机潛位，肝阳胆气由是亢逆，逆扰于上则目眩头晕，化风走于四末则振掉而不利于行，犯胃则呕恶，旁及五官则耳、目、口、鼻、舌为之失灵。《内经》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既化风逆上，阴阳失于维系，则真阴失固。且肝阳下吸肾阴，则阴伤更甚矣。故其治疗之法首须潜阳降逆。然真阴既伤，倘不滋填根本，欲潜其阳而阳终不潜，欲降其逆而逆必难降，是故涵育真阴，又当辅行。
据于此理，则治疗之方当以“镇肝熄风汤”最为合宜。此方虽为中风(脑充血)症而设，而其病机却与此证极为相似。如张锡纯于方后自注此方之适应机制云：“盖肝为木脏，木火炽盛，亦自有风，此因肝木失和风自肝起。又加以肺气不降，肾气不摄，冲气胃气又复上逆，于斯，脏腑之气化皆上升太过，而血之上注于脑者，亦因之太过，致充塞其血管而累及神经。”至其用药原理，是以方中重用赭石以降胃降冲，牛膝以引血下行，此为治标之主药。而复深究病之本源，用龙骨、牡蛎、龟板、白芍以填熄肝风，玄参、天冬以清肺气，肺中清肃之气下行，自能镇制肝木。余于原方中加天麻以止眩晕，合欢皮以安其神。药病相当，效验彰著。
余年弱冠，素好游泳。1966年年方二十又四，入秋参加横渡浦江训练活动，第二次已是8月秋高时节，虽未见北风怒号，然阵阵凉意袭人肌肤，仅穿游泳裤由此岸乘舢板至对岸，已是几个寒颤，入水更冷，惟有自知。及至次日即觉头重、胸闷、乏力、低热、恶心泛漾、纳谷不馨。先请西医诊治，测得体温37．4℃，经检查仅得“肝肋下触及”体征，并无其他。因彼时肝炎肆虐，医家诊病时每虑及此，似已成为定例，于是以“低热、肝大”两端，疑为肝病。但以后数年问化验肝功能将近二十次之多，全属正常，可见查无实据。当时因服西药无效，改就中医诊治。适中医痔科青年大夫林医师顶替内科门诊。
林医师谦虚好学，待人和气，诊后谓余曰：这是感冒。予辛温解表药两剂，服后大效，但未痊愈。自觉为寒湿袭表而未敢肯定，故欲在上方中加入芳香化湿之品，因初识医理，而未敢造次。复诊时，林医师已因故停诊。由内科唯一之女中医诊治，彼云西医既断为肝病，当用疏肝理气法。投柴胡疏肝汤加诸行气之品，服一剂即觉胸背胁腹疼痛，询之女医，谓除此之外并无他法可施。断续诊治数次后，病情迅速加重，已至胸腹痛不可忍，腹中及右胁下有气块如拳大，常沿脐上向左胁下滚动，夜间气撑更甚，几不能入睡。白昼则精神困顿，昏昏欲寐，仅能勉强自主，神识则似明似昧。食欲全无，为维持生命计，每餐强食半两许。舌苔薄黄微腻，两手脉均呈双弦，即每手有两道弦细挺劲之脉呈形于指下。于是外出求医，凡沪上及江浙邻近之地，有缘名流率皆造访，而终归“千方易得，一效难求。”在心灰意冷，束手待毙之时，幸得药店职工张孝顺同志发慈悲怜悯之心，介绍余就诊于孟河世医巢念祖先生。巢先生德高望重，名贯乡里，医术高超，技追华扁。虑余病重体衰，不胜路途跋涉之劳，特为余通函论病，悬拟处方。先生脉案至简，仅于第一方上书“顽痰扰包络”一句，其方为：
女贞子12g 百合12g 青礞石30g 珍珠母30g 龙齿12g 胆星9g 郁金9g 九节菖9g 炙远志9g 天竺黄9g 鲜竹沥1支(冲)夜交藤15g 合欢花9g
乍看此方似与余当时之病情风马牛不相及，然深入分析之，便知此方有出神入化之妙，不仅方意周匝，而且辨证奇特而精确。
盖余之病原属感受寒湿，失于表解，腠理闭塞，邪留不去。误用疏肝行气之药，而余体质原本肝肾不足，且素多抑郁，香燥行气则愈伤肝肾之阴，引动久抑之气火，则心肝之热骤炽，而郁抑之气勃然横逆矣。心肝热则灼津为痰而神识昏愦，气机逆则克犯脾土而成瘕聚。虽自觉症状之中以腹中气块撑动最为主要，而其治法，必以清心化痰、柔肝开涤为要务。盖肝木得养则气逆自敛，心君宁谧而神识清泰。故不治其气而气自宁，不清其火而火自静。神哉乎，宜其药到而病去如归也。痰热消、肝木平、心火降、肾水升，一身之气机协调畅达，何虑气块瘕聚之不愈哉!故全方侧重于清除心肝两经之痰热，兼以开窍安神。
世谓中医理论之“活的灵魂”乃“辨证论治，”观此案治法益信而有征。然此等方法似不见于轩岐古籍，惟于晚清医书中偶可窥其端倪。此病之诊治亦见巢老先生功力深厚非同一般。巢先生于女贞子、百合两昧之选用，亦极精到。盖余肝肾阴伤而心经内热，始由外感而涉及神明，故宜育阴清热养心安神，仿《金匮》百合地黄汤意为最合拍，而余肝肾虽亏而脾胃受戕，加之痰浊内恋不可更用地黄之滋腻，而先生用善于育肾阴、清虚热之女贞子以代地黄，虽平常一药之易，“而非老手不办也。”余病至此，服任何中西药均有明显药物反应，而服巢先生之方却全无不适，但初亦不见其效，坚持服用，于无形中诸症渐消。及服至七十余剂，神识顿然慧爽，犹如风卷残云，诸证尽消。服及百剂以资巩固，又得枯木逢春之喜矣，自此安然病愈。惜“世有良才天不永”先生已早归道山。先生之重恩大德余深铭肺腑而未敢一日忘怀也。
其时也，精神分裂症之患者甚多，求治者接踵而治之不易得效。一日余偶触灵机，悟及巢老先生所用之方，正可移治此病，恰合中医“异病同治”之旨。余将此方推敲再三，略事化裁，定为一方，以治心肝热郁痰凝之癫狂病证，名为“镇肝涤痰汤”，方附于下：
礞石30g 珍珠母30g 龙齿12g 胆星9g 郁金9g 石菖蒲6g 炙远志9g 天竺黄9g 鲜竹沥1支(冲)
镇肝涤痰礞珠龙，星金菖远沥竹黄。
上述九味乃是基本方，尚须随症加减，方显良效。
近时癫狂症患者虽病因病机各有不同，然心肝痰热炽盛乃最为主要之类型。是以频年以来，余用此方治愈甚多，例如：庄老太，五十四岁。某内衣厂工人。因受严重精神刺激，于1970年初患精神分裂症。在某精防院住院两月，尚未好转。平日神情痴呆，多疑善怒，喃喃自语，喋喋不休，稍不遂心，则哭闹叫嚷。发剧之时，屡欲投河自尽，幸被邻居拦截。夜间须服四种安眠药，始睡三、四小时，少服一种，即难入睡。自诉头脑眩胀而致昏愦不清，耳鸣心慌，胸中烦扰，胃脘胀满，嗳气时作。出院后在劳保医院服药数十帖，未见效验。历观前方，非祛风通络之剂，即甘麦大枣汤加味。诊其脉则沉郁而弱，察其苔则薄且腻。余意为肝火挟痰上扰心包，以致神明失守不能自持而成斯症。遂投镇肝涤痰汤以潜镇化痰、开窍安神。以青礞石、天竺黄、郁金、竹沥、菖蒲、远志、磁石、珍珠母、龙齿、胆星等出入加减。先后十九诊服药九十帖，诸症均除。从服中药二十帖起停服西药，夜寐亦安。愈后停药观察数月，一切正常，脘胀亦愈。复工上班二年余，直至退休后又年余，病亦未发。后遭邻居频频辱骂，而致旧疾复作。狂暴躁越，数人莫制。立即一次诱服礞石滚痰丸30g，药后半小时即沉沉而睡。六小时后，连续登厕，泄泻稀便多次，于是狂躁之态全消。再予上述类似方药，服二十剂病若失，继则以养阴消痰之方善后。至今二十五载，年过八旬，康健如常人。
此症乃长期忿郁而成，加之年高之体，脾肾已衰，木邪冲旺，正气莫制。近贤云：“肝木横逆则痰热蕴结，心阳独炽乃燥火易升。”痰浊随风火上冲心包，神明为之震憾，故诸症作矣。此非脏躁之比，故养心安神之甘麦大枣汤用之不效。此例病情，全是一派心肝二经痰热壅塞、气火逆上之象，故投镇肝涤痰清心安神之方，竟收全功。
既是心肝痰热，何以脉不弦劲弦滑而反沉弱?此乃痰浊阻塞气道，脉气不畅而然。清代许松如《诊余脞谈》曾谓弱脉多火，不可全以为虚。从治疗效果亦可反证：此种认识切合病机。癫狂一症，多由情志郁结、气郁不舒，心肝痰火扰乱神明而成。虽属难治之病，若能审察精详，投剂得当，亦多能愈。
又如余于一九七四年间治一壮岁之病人，患病五年，数萌自杀之念，均获救而幸免于死。于上海、苏州等地治疗，中西医药、针灸、电疗，终鲜克效。究其症候，除癫狂见症之外，整日注目于眼前之黑点，目光到处，无论墙壁、器物、地面、天空，凡有黑点者，必立即定睛细视。若无人干涉，可终日视而不倦。入夜惧怕灯火，见光则眼皮刺痛，目珠中似有火出，甚至灯下不能合目，合则目胞瞬动异常。余投镇肝涤痰汤，用豁痰平肝、解郁清火之药治之，神识渐清，然目视黑点及羞明畏光两症终不见好。前人谓“五脏之火，惟肝最横。”苦泄甘寒均不能应，当用灵动咸寒之品，庶可得效。遂以羚羊角粉每日一支(0.3g)，于服汤药时吞服之，经二十余日，两症渐除。
癫狂症中，除心肝痰热外，尚有其他证型，略举两例，以供参证：
曾治一青年，在马鞍山工作，因失恋而致狂暴异常。其戚领护来沪，途中狂不可遏。此乃气机暴郁而然，用柴胡疏肝散合四磨饮子法，不数剂获安。至今二十余年，未见复发。
1995年又诊一青年汽车司机，因与领导不合，遂郁而成病。就诊时反复申述头痛、头胀，此外并无他疾，言语重叠噜苏，见人辄点头微笑，脉弦而不畅。是属肝经气机不舒所致，治法当先“木郁达之”，而随之以消痰清火。投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增损化裁，两阅月而证平。随后恢复驾车，至今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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