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十章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第四节 扩充军备，加强部署，频繁演练

　　一、增加军费

　　日本为了扩大侵略，把增加军费、扩军备战作为历届内阁的重要任务。

　　从1931年12月“非常时期财政”的高桥(是清)的财政，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以后的准战时财政的马场(锳一)的财政和结城(丰太郎)的财政，各届大藏大臣都实行军事预算膨胀的政策，使军费的增加逐年直线上升，财政经费迅速膨胀。财政经费的膨胀，主要是因为军费增加。如所谓的“九·一八事变费”，从1931年至1936年，累计达10.7亿日元。这项费用的大部分是以陆海军省费的名目支出的。又如“军备改善费”，从1933年至1936年，陆军方面是4.95亿日元，海军方面是8.37亿日元，两者共计13.32亿日元。

　　如以陆海军两省省出的合计为军费，同一般会计岁出总额对比，则可明显看出军费比率逐年提高，详见下表：

　　军费的增长(单位：亿日元)（略）

　　从1933年至1936年的4年间，日本内阁拨出的直接军费即近40亿日元。

　　实际上军费不只限于陆海军省费，大藏省拨付的军事公债利息总额，递信省的勋章和养老金，内务省的征兵费等，虽属于其他省但仍归于军费的项目还很多，所以军费的绝对数和比率要远高于上述数字。

　　1936年3月9日上台的广田内阁，更是实行空前的军费膨胀政策，“国策阁议”优先讨论陆海军的“国防”发展计划，完全支持军方的要求。于是陆海军陆续提出自己庞大的军备计划，如陆军的第1次计划：扩充航空、防空设备，第1年度经费约6亿日元，经常费约3亿日元;扩充关东军的兵力，第1年度经费约6亿日元，经常费1.5亿日元。第2次计划：改善日本国内的军备，经费约3亿日元;整备作战资材，经费约1亿余日元。上述经费约20余亿日元，要求自1937年起继续5年至10年[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页。]，海军也提出了以建造主力舰及扩充航空部队为中心的庞大经费计划。为执行上述扩充军备计划，1937年度军费预算总额达到32.7亿日元之多，军费的比重大大增长，仅直接军事费，就超过了岁出总额的69%。

　　日本政府推行军费膨胀政策，军费连年大幅度增加，使年度财政赤字随着连年增长。为了弥补预算的亏空，一方面修改税制、增加税收，仅在1937年预算中即增税6亿日元。但这同庞大支出相比，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日本政府只有从增发大量公债中寻找出路。从1932～1936年，日本每年发行的公债，都在10亿日元以上，5年间，公债发行总额达71亿日元，年度末公债的余额，从70亿日元增加到105亿日元。

　　军费膨胀和增加税收加重了日本国民的沉重负担，而公债发行的增长又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国民的生活进一步降低，这些都加深了日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

　　二、扩充军队

　　陆海军[日本不设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属于陆海军。]是日本对外侵略的主要工具，对其扩充和加强历来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在1935年1月退出裁军会议后，更以全力发展陆海军，扩充军备，增强实力，力争与世界列强匹敌。到1936年初，月本陆军常备兵力从1930年初的25万人增至40万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1936年6月3日，日本在改定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中，确定陆军的扩充军备计划为陆军50个师，航空兵142个中队。根据上述计划，陆军省于11月26日制定陆军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其主要内容是：

　　1.战时兵力到昭和17(1942)年度，大约配备40个师及与之相应的各部队，航空兵约140个中队及与之相应的各部队。

　　2.平时兵力到昭和17(1942)年度，大约在满洲配备10个师，国内及朝鲜配备17个师及与之相应的部队。航空兵140个中队及与之相应的部队。同时增加补充、动员、教育、补给、卫生等各项设施。

　　3.作战物资的整备伴随昭和12(1937)年度至17(1942)年度之间，增加战时兵力，改善编制装备，对其所需作战物资要大部配齐。[〔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96～97页。]

　　为了上下一致全力贯彻军备充实计划大纲，1936年12月，日本陆军中央部召集各集团军和师的参谋长等人，密示该大纲的精神。“象这种内容属于军事机密，并且在预算尚未决定之前就向下传达的事，这是以前完全没有过的事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圆满实现这一划时期的充实军备，还需要军民的一致协力，所以事先告诉大家，作为指导舆论的参考。”[〔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97页。]

　　这种无先例的作法表明日本陆军中央部对加速扩充军备，掀动全面战争升级按钮的迫切心情。

　　日本海军对扩充军备的劲头，较之日本陆军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退出裁军会议后。已无任何的国际约束，海军即在造舰方面与美国展开竞赛。1936年6月《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确定海军的扩充军备计划是，海军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2艘，巡洋舰28艘，水雷战队6队(驱逐舰96艘)，潜水战队若干(潜水舰70艘)，航空兵65个队。[〔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95页。]

　　日本海军连续进行了3次海军军备补充计划。第1次是从1931年起至1936年的“01计划”;在第 1次补充计划过程中，又进行了第2次的1934年至1937年的“02计划”;第3次是1937年至1942年的“03计划”。列入第3次军备补充计划所建造的军舰，有世界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以及13艘潜水舰。[〔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03页。]

　　“大和”号战列舰长256米，宽36.9米，吃水10.4米，排水量69100吨，装有460毫米主炮9门。按照“02计划”到1937年，日本海军的总吨位与美国海军总吨位的比例，已远远超过华盛顿条约规定的64%，达到80%的最高状态。[〔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96页。]

　　日本陆海军经过大力扩充，到1937年7月初，其总兵力及配置如下：

　　陆军

　　1.关东军：第1、第2、第4、第12师，独立混成第1、第11旅，独立第1～第5守备队，骑兵集团(第1、第4旅)，骑兵第3旅，独立炮兵3个团，关东军飞行集团(飞行第10、第11、第12、第15、第16团)、铁道第3团，汽车第1、第2团，电信第3团等。

　　2.朝鲜军：第19、第20师。

　　3.中国驻屯军：驻屯步兵旅，炮兵团等。

　　4.台湾军：第1、第2团，炮兵团。

　　5.日本国内：近卫、第3、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4、第16师，共11个师。

　　6.航空兵团：第1飞行旅(驻日本国内)、第2飞行旅(驻朝鲜)、第3飞行旅(驻台湾)[〔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09～110页。]

　　海军

　　军舰：战列舰9艘，巡洋舰33艘，驱逐舰97艘，潜水舰55艘，航空母舰6艘，合计199艘、77.1万吨。

　　舰队：联合舰队(第1、第2舰队)、第3舰队、练习舰队。担任对华作战的为第3舰队，司令部驻上海，所辖第10、第11战队及第5水雷队分别活动于中国沿海及长江。另外还有第27驱逐舰队驻旅顺港，第5驱逐舰队驻马公港。

　　海军航空兵：共37个中队，基地航空兵飞机512架，舰载航空兵飞机173架，共计飞机685架。[〔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陆军航空军备和运用》〈1〉，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472页。]

　　三、掠夺和储备战略物资

　　日本是岛国、小国，战略物资贫乏，石油、铁矿石、棉花等工业原料，全部或绝大部分依赖从海外进口，在非铁金属中，铝、镍、钴、镁的全部，铜、锡、铬、锰的大部分原料都依靠进口。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在鞍山、本溪、沈阳、抚顺，安东(今丹东)、营口、旅大、吉林、牡丹江等地，开办采矿、钢铁、制铝等企业，对东北的铁、煤、铝、镁等资源，进行强盗式的开采掠夺。从1932～1936年，日本平均每年从东北掠夺的铁和钢，分别约占其总产量的50%和10%。

　　日本帝国主义为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而争霸世界，加速各种战略原料的进口和物资储备。

　　1936年，用于进口贸易的金额，较1935年增长约10亿日元。[〔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从1932年至1936年，铁矿石进口增长2.5倍，废铁进口增长1.5倍，铜进口增长26.5倍，石油和煤的进口各增长近1倍。日本的大部分战略原料是从美国进口，由1932年开始，日本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原料，占其总进口额的比例是：废钢铁90%，钢铁半成品45%，铅45%，铜90%，铝18%，石油及石油产品45%。美国的战略原料出口，大大帮助了日本以扩张侵略为目标的军事工业的发展。

　　日本战略物资大部依赖海外进口，这就决定了日本战争经济的脆弱性。

　　随着军事工业的迅速膨胀，所需战略物资与日俱增，缺额越来越大。截至1937年，日本主要战略物资对海外依赖程度如下表：（略）

　　由于坦克、飞机等新的技术兵器大规模使用于战场，以致钢铁、石油、各种非铁金属以及橡胶和各种化工原料等，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扩大武器装备生产和维持军队作战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充军备，实现对外侵略的战略计划，从其本国战略资源贫乏的情况出发，差不多每次发动向外侵略的战争，都把攫取重要战略地区和战略资源作为其首要的目标。从“九·一八”鲸吞中国东北的资源，到蚕食中国华北的资源，从谋划制造各种挑衅事件，到不宣而战肢解中国的领土，都反映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通过侵略战争夺掠资源，再通过侵吞的资源扩充军备和扩大侵略战争。

　　四、加紧工业的军事化和武器装备生产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的经济实力与其侵略世界的野心相比，是很不适应的。作为军事工业基础的重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例仅为38%，其中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的产值，总共不过占工业总产值的20%，而且工业技术落后，许多机器制造部门，如机床和重型机器制造业等部门几乎没有发展，郑铝业等还是空白，汽车工业和飞机制造业才刚刚生产。因此，实行工业军事化、经济军事化，就成为日本统治阶级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和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这样既可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又可使垄断资本家大发横财。

　　为了实现经济的军事化，1936年日本设立专门研究机关“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首先对扩充重要产业等进行研究。

　　1937年5月，日本设立企划厅(以后又改为企划院)，作为国家战争经济的参谋部，就各项产业、资源适应扩大侵略战争需要，进行通盘的谋划。

　　为推动政府加快经济军事化和军事工业的扩充，日本陆军参谋部于1936年7月23日和29日，先后向陆军省提出“为战备迫切期待开发产业”、“备战计划方针”两项计划，强烈要求于1941年前完成。1936年底，参谋部又拟定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1937年5月29日，陆军省根据参谋部的计划，向日本政府提出了《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方针大致以昭和16年(1941年)为期，有计划地发展各项重要产业。……由此取得国力的飞跃发展，亦可确立安定东亚的实力。

　　第二、要点1.本计划以昭和12年度至昭和16年度的5年为第1期，先严密选定国防上重要产业的种类及指标，予以统制，促其实现。……根据第1次5年计划的进展，亦拟订第2次5年计划。

　　2.发展重要的国防工业，是以帝国为主体，因地制宜地根据日满一体化原则进行安排的。由于考虑到国防上的必要性，尽力使必要的产业在大陆得到发展，……选定最为必要的资源，通过日中提携，努力在华北进行开发。

　　3.本计划实施中应避免对帝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机构作急剧的变革，但对于金融、财政、物价、贸易、对外结账、运输、配给、劳务及非重要的国民生产消费等统制上，应先发制人，讲究必要的对策，以求本计划的综合顺利进展。

　　4.发展重要产业，须综合技术、资本及原料等各方面，……分出轻重缓急的程度，首先选择重要和急需的产业，促其实现。第1期计划中首先着手的有下列各重要部门。

　　(1)军械工业;

　　(2)飞机工业;

　　(3)汽车工业;

　　(4)机床工业;

　　(5)钢铁工业;

　　(6)液体燃料工业;

　　(7)煤炭工业;

　　(8)普通机器工业;

　　(9)制铝工业;

　　(10)制镁工业;

　　(11)造船工业;

　　(12)电力工业;

　　(13)铁道车辆工业。

　　军械工业及飞机工业的发展，按照军部另行设计的方案进行，但和它有关的资金、机械、原材料、劳动力、燃料及动力等一般重要产业的发展，……已包含于本计划中。

　　5.根据以上要求，规定发展重要产业的一般目标及在日满的分配额列成下列3表：

　　重要产业五年计划一般目标

　　4.军械数字未列入本表。

　　5.(略)

　　计划产业的生产力扩大率表和重要产业扩充计划所需资金概算表(略)，需要资金为85.36亿日元。[〔日〕秦郁彦：《军事法西斯运动史》，河出书房新社，1962年版，第328～333页。]

　　关于兵器工业，是把改造多年的旧式军备纳入产业计划，使之按总体的要求完备起来。其具体指标为：

　　(1)飞机工业：根据产业计划，保持年产1万架的设备能力，第1年生产1万架，第2年生产2万架。

　　(2)军械工业：除加强官营设施外，还要把民间设备能力约增加为4倍，并通过教育和定货等办法，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扩大为3倍。

　　(3)弹药工业：官营设施，重点设在满、朝并予以加强，民间设施能力的增加为7倍，特别是在增加榨出设备的同时，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约扩大3倍。

　　(4)坦克工业：设备能力增加为2.5倍。

　　(5)机械器具工业：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扩大为2～3倍。

　　(6)汽车工业：计划根据产业计划年产10万辆，保持30万辆。

　　满洲的建设，飞机3000架，其他以适应10个师的军需生产力目标。[〔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6页。]

　　为了加速扩军备战，日本政府将军事开支的绝大部分用于扩大军火生产。首先对陆海军的官营军工厂进行大规模的改建、扩建，使其成为综合性的大兵工厂，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从1932年至1936年，陆海军兵工厂的固定资本均有增加，陆军兵工厂固定资产从1.39亿日元增至1.503亿日元，海军兵工厂固定资产从0.167亿日元增至0.47亿日元。由于日本的军工厂大批扩建，陆海军工厂的工人迅速增加。从1932年到1936年，陆军工厂的工人数增至1.9倍，海军工厂的工人数增至2倍多。随着军工厂固定资本的增长，新设备和工人不断增加，各项军工产品的生产额迅速提高，军工厂生产总额急剧扩大。从1931年至1936年，在兵器生产中，步枪增长6倍，计2.53万支，机枪增长3倍，计2400挺，火炮增长6倍，计590门，飞机增长2倍，计600架。[〔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从1932年至1936年，年造舰能力(标准排水吨)增长7倍。日本加速扩军备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仅靠官办军工企业已经不能满足急剧增长的军工产品的需要，日本政府遂在大力扩充官营军工企业的同时，开始向民间垄断资本安排大批国家军事订货，将飞机、军舰、火炮、弹药以至新式武器的制造也交给民间企业。巨额的军事订货和超额的利润，吸引大批私人企业迅速向军事工业方面转化，民间企业形成了一股发展军工生产的热潮。

　　1931～1936年，日本政府向民间企业的军事订货和军事投资的金额，为向官营军事工厂投资金额的3倍。日本军火生产增产计划的实现，主要依靠民间企业。如从1931～1936年的6年中，陆军的军事费合计为25.295亿日元，其中约51.2%即12.955亿日元，作为兵器制造费的支出，而兵器制造费的70.2%即9.09亿日元，支付给了民间企业，支付给官营工厂的只占29.8%即3.864亿日元。海军方面，从1933～1936年的4年中，军事费合计19.973亿日元，其中61%即12.19亿日元，用于舰船、兵器等的生产，而舰船、兵器等制造费的75%即9.18亿日元，用于向民间企业订货，仅以25%即3.01亿日元，用于向官营工厂订货。[〔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御茶水房，1972年版，第217页。]

　　由此可以看出，在军工生产中，民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超过了官营企业。为了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日本的军事工业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巨额军事订货和军事利润的增长，推动日本老财阀资本迅速转向军事工业方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指定生产军工产品的企业有110家，其中拥有实力的工厂，基本上全部属于三菱、三井、往友、大仓、久原等老财阀。它们纷纷改变经营方针，扩大军事工业投资，从事军舰、飞机和机械化装备的制造。在经济军事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又扶植了一批与军阀密切勾结，以生产武器和军需品为主的新兴财阀即康采恩。如：日产、日氮、森、日窒、日曹、理研等军人康采恩。这些新兴财阀在军方的支持和扶植下，乘着“军需通货膨胀”的浪潮，迅速发展成为日本军事工业中最富侵略性的一支力量。1931～1936年，民间企业同军事有关的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老财阀为14～26%，主要投资于为军事工业提供原料的基础军需生产部门，而新财阀为50～95%，主要投资于直接生产军火的部门。

　　在军事工业的带动下，日本的工厂企业由1932年的6.73万个，增加到1936年的9.06万个。日本的工业产值从1930年的59.63亿日元，增至1937年的163.56亿日元。重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由1930年的38.2%(即22.83亿日元)，上升到1937年的57.8%(即94.52亿日元)，轻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则由61.8%，下降为42.2%。 [〔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御茶水书房，1972年版，第199页。]

　　日本已由轻工业为主体的工业，进到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至1936年，日本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有些已进入世界的前列，船舶居世界第3位，水泥、钢块、生铁、汽车的产量，分别居世界第5、6、7、8位。[〔日〕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战时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从1931年到1937年，某些重工业产品的年产量增长见下表：（略）

　 从1931年至于937年，日本陆海军兵器的年生产量，更是有数倍至数十倍的增长，详见下表：（略）

　　五、增加在华驻屯军(参见附图15)

　　所谓驻屯军，是按照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即1901年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签订之《辛丑条约》建立的。它应允诸国“常留兵队，分保使馆”，“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今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2页。] 并对各国驻兵数目作出了规定。

　　据此，日本编成“清国驻屯军”，在北京、天津等地驻守。但是，日本从1911年起即增加了“北清派遣队”步兵1个营、机枪6个排。1927年4月，又扩大编制在天津成立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除上述驻守部队外，又配属了1年轮换制的临时派遣队(步兵2个营及工兵、通信、炮兵等分队)。

　　1936年，日本随着侵华战争步伐的加快，广田内阁决定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中国驻屯军，扩大其编制，在驻屯军司令部下设驻屯步兵旅司令部(辖步兵第1、第2团)、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及医院、仓库等。总兵力由改编前(6月1日)的人员1771名，马174匹，增至改编后(6月10日)的人员5774名，马648匹，兵力增加近3倍。同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6月上旬先后在中国登陆，强行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控制战略要点。据1936年9月22日《申报》讯：华北日驻军总数已达1.4万人以上。

　　日本政府在1936年如此猛增中国驻屯军，是与扩大侵华战争的战略企图相关联的。正如日本陆军参谋部在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和指示中所指出的那样：增加驻屯军的“目的在于，暗地增强驻屯军的威力，配合帝国外交工作的刷新”，“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维持停战协定地区的治安，需要时可对该地区行使兵力。”在使用兵力时“应在不声不响之中发挥威力”，驻屯军的“战时任务，比过去稍显积极。”

　　这就一语道破了此举的用心，增加驻屯军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预兆，是加强战略先遣支队的必要部署，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而绝不是什么防卫使馆、保护侨民。

　　当时，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在1939年回忆中也承认：“按照条约，在各国驻屯军中日本兵力是很多的，日本驻屯军的兵力在事变前，即1936年6月增加到一个旅，把这样多的兵力放在华北还认为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值得研究。”[〔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东京1978年版，第334页。]

　　日本陆军参谋部有关方面也承认：“如此增加兵力，中国人自不待言，即对住在化北的日本人和外国人，也都给以将对华北以武力推进工作之感。”[〔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75页。]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猛增兵力后，首先以一部加强原驻兵据点，控制北宁铁路沿线的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要地，以保障运兵线和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接着，便谋划对北平实施战略包围的新部署。按照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日本除在北平使馆区可驻守少数的警备兵力外，不得在北平的任何地点驻扎兵力，即使在北宁铁路线，也只允许在指定的地点驻兵警备，通县和丰台两地，是北平东西两面的战略要地，失去该两地，北平即陷于被东西包围的态势。特别是丰台地位更为重要，它是连接平汉、北宁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是北平西南的咽喉。

　　日本将驻屯军开进通县和丰台，这是对中国主权不能容忍的侵犯。这一点就连日本军阀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也不得不承认，驻屯军驻守点“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不能离开北宁铁路而置于通州”[〔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78页。] 而丰台即非《辛丑条约》指出的地点，它又是平汉铁路的通道。

　　1936年5月，日本驻屯军开始在丰台非法建造兵营，并不断派人到中国驻军兵营挑衅制造事端，然后提出抗议，要求第29军从丰台撤出。7月下旬，日本驻屯军步兵旅第1团第3营强行进驻丰台。9月中旬，再次挑起两军枪击事件，逼迫宋哲元从丰台撤出中国驻军。

　　日本在增加华北驻屯日军的同时，在华中等地也不断增兵。1936年9月，日军借口所谓“北海事件”[指1936年9月3日广东北海日商侨中野被杀事件。]，即以“调查”为名向中国南海方面派遣军舰。

　　同时派舰艇和特别陆战队进至上海，增强原上海特别陆战队兵力。日本海军第3舰队调集部分舰艇，进至汉口，增强原驻之特别陆战队。此外，组成第11航空队集中于台北。

　　日本如此穷兵黩武地增加在华的日军，有的日军高层人士仍认为增加得不够，还要加强。如1937年6月5日，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即向陆军中央部报告：“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也许马上还办不到，最少希望增强热河的兵力，以备华北方面使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3页。]

　　日本在华驻屯的日军，经过1936年以来的大量增加，其在华北的主力中国驻屯军1937年7月初的兵力和部署如下：

　　驻天津部队：军司令部(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团第2营及步兵第2团(欠第3连及第3营)、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军仓库。

　　驻北平部队：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司令部(旅长河边正三少将)，步兵第1团、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

　　分遣队：通县、丰台、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分遣队。其中丰台分遭队，兵力为步兵第1团第3营及步兵炮队，其余分遣队，兵力多数为1个连。

　　除以上部队外，还有陆军特务机关，分设于北平、通县、天津、太原、张家口、济南、青岛等地。[〔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8～139页。]

　　此外，日军还在张北、嘉卜寺、归绥、保定、郑州、平凉、额济纳等地设有特务机关。

　　六、频繁的现地侦察和军事演习

　　日本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方面的政略战略动态，摸清现地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和作战准备，掌握必要的兵要地志情况，便于策划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从1937年3月起，由陆海军中央部派出高级将校参谋要员，以所谓“视察”、“旅行”等名目，多次到华北、华中等现地进行秘密侦察，或召集现地将校回东京，汇报当前中国军政的形势。

　　3月上旬，日本陆军参谋部将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校、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少校3人召回东京汇报现地形势。

　　4月起，派遣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对中国华北和东北，进行了为期1个半月的“视察”，6月令其就华北状况向日军中央部作了报告。

　　5月下旬，派遣陆军省的军务科长柴山上校、外务省的东亚局长森岛守仁、海军方面代表藤井茂少校3人，到中国华北地区，向现地日军传达陆海军中央部的方针。同时，又派遣参谋部第7科科长永津比重上校，偕同柴山上校在华北现地“视察”，征求当地指挥官的意见。5月下旬，还派遣参谋部3科部员公平匡武少校和井本熊男上尉，以“旅行”为名，先后到天津、北平、张家口、归绥、大同、太原、济南、青岛等地“视察”和了解情况。井本于6月中旬回东京汇报，公平少校又去华中方面探听情况，6月底返东京作了报告。

　　6月中旬，日军参谋部派遣军事科高级科员冈本清福中校，到中国现地了解卢沟桥附近的形势，并处理配备参谋人员问题。在短短的3个多月中，日本竟频繁地派出6批将校幕僚，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性的侦察，仅仅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

　　日军为了检验和完善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训练部队以适应新作战计划的要求，提高其战斗准备程度，在日本国内和中国现地，进行了反复的指挥官演习和部队战术演习。1936年末，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领将官10名左右，在日本京都、名古屋进行了一次异乎寻常的图上军事演习。这个高层次的演习想定，是首先全面进攻中国，夺取其人力、物力资源，然后在有利的态势下，再向苏联进攻。这是日本将侵华战争扩大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现役和退役上将，参观了这次演习，以统一战略思想。亲自参加演习的将官，随后都担任了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各兵团的司令官。[〔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东京1978年版，第310页。]

　　1937年5月，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今井清中将，率领参谋部及有关方面的幕僚，赴中国东北进行参谋旅行演习。这次演习，实际上是上年末日军高级指挥官图上军事演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司令部指挥机关和参谋业务的演习，用以提高指挥机构适应全面侵华战争的效能。

　　1936年9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通过卑鄙的手段，非法侵占丰台后，在丰台附近地区开始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他们明火执仗地以中国军驻地为目标，指挥部队演练攻击。有时，日军演习的散兵线，竟冲入中国军队防守的步哨警戒线内百余米。有时，日军的演习部队，竟无理要求通过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和卢沟桥。企图以武力威胁，逼退中国守军。日军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1次，增加到每3～5日1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演习，增加到昼夜演习;演习用弹，由空包弹射击演习增加到实弹射击演习。

　　与此同时，在华北各地的日军，均在现地进行军事演习。驻塘沽日军30余人，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竟悍然在中国驻军第29军防守的东大沽阵地登陆，并且不听劝阻，开枪射击，酿成“大沽冲突事件”。在北平市内的日本驻军，更野蛮地擅自在东单牌楼和长安街邻近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带演习巷战。日军在民房顶上以沙袋筑垒、架设机枪，坦克由街道隆隆而过，俨然成了城市的“占领者”。

　　1936年10月26日至11月4日，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进行综合演练。在1937年上半年，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的军事演习，更是进入紧张的阶段，连、营级的战术演习，不分昼夜连续进行，实弹射击经常不断，已进入全面战争升级的待命阶段。

　　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中，就此寥寥提到几笔：“我们部队的以下行动可能刺激了他们的神经，兹举数例如下：

　　( 1)驻丰台部队的中期(5月至6月为连及营教练演习期间，特别是连教练的完成期为5、6月)的连教练，不分昼夜地进行。

　　(2)(驻屯)军司令部随时对驻丰台部队进行检阅。5月下旬，军的大部幕僚齐集于一文字山(即大枣园山)，检阅该部队。

　　(3)团长去丰台部队按教育计划检阅了连教练;以后辅助官又经常去该地一带检查。

　　(4)旅长、团长去该地附近视察了演习情况。

　　(5)本年6月至7月上旬，步兵学校教官千田上校为普及新步兵操典草案，曾在卢沟桥城北面实施演习。北平及丰台部队的干部多数参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44页。]

　　中国驻屯军不分昼夜地紧张演练，旅、团各级指挥官反复督促检阅，力求完成预定的扩大侵华的准备，以便东京一声令下，能立即挑起事端，进而按照规定的侵略计划，发动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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