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4月19日夜，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通报了李宗仁刚刚发给中共的要求“延长签字期限，继续商谈，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就地停战”的电文。

他严正地指出：这实际上是拒绝签字，是南京政府自行宣告“和平攻势”的破产，他们将自食其果！

坐在周恩来对面的张治中，感到万分沉重地把脑袋垂了下去。直到周恩来催请他讲点什么的时候，他才把自己从纷乱的思绪中拉出来，缓缓地抬起头，向自己一方的代表们掠一眼，声音凄楚而低沉地说：“各位有什么话说就说吧，我是无话可说了，我这个代表团团长也到此为止了……”

代表们无人发言，气氛变得沉重而压抑。会议开了不到半小时，就散了。

走出会场，张治中对周恩来说：“事到如今，已无再谈的必要了，我看我还是率团回南京。”

周恩来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嘛，李代总统并没有召你回去，还让继续商谈呢！我想这也是蒋介石的意思。”

张治中苦笑道：“商谈？还有什么必要呢？”转而又问，“恩来先生，贵方是否将大举过江？”

周恩来坦然一笑：“勿谓言之不预也！”但马上从对方的眼神和语气里捕捉到了什么，又说：“文白先生，你和同人的家眷之安危，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地下组织会想法妥善安置的，请放心好了。”

张治中深长地叹了口气，乘车回六国饭店去了。

南京政府的举动不出毛泽东所料。

他于4日前在香山住处召开军委会议， 讨论通过《京沪作战实施纲要》时就断言：蒋介石不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南京政府也不会签。不过，他们不会把张治中的代表团召回去，还想通过继续商谈，加紧调兵遣将，固守长江天堑。

于是，毛泽东批准了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由邓小平任书记的总前委制定的《京沪作战实施纲要》 ：以第三野战军的8个军35万人的兵力组成东路军， 另以第三野战军的7个军30万人的兵力组成中路军，以第二野战军的9个军35万人的兵力组成西路军， 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实施渡江作战；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12万人的兵力及中原军区部队，由西路军指挥，在武汉正面牵制白崇禧集团，配合主力作战。

从兵力部署上， 人民解放军已以120万人的绝对优势，雄峙长江北岸，严阵以待。无数尊炮口，直指江南蒋军防御工事。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百万雄师从20日子夜起，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三路强渡长江，一举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23日，“青天白日”旗落地，红旗插上了总统府，虎踞龙蟠的金陵古城宣告解放。

中共中央在贺电中说：“南京迅速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消息传开，全国各地贺电飞驰。

捷报传到了巴黎和布拉格世界和平大会的会场上， 来自世界各地下2个国家的和平代表团，都纷纷为此起立，经久不息地欢呼。在布拉格，各国代表们将中国代表切团长郭沫若高高举起，鼓掌和欢呼声长达20分钟。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看到《人民日报》号外上关于南京解放的报道，心潮澎湃，欣然命笔，挥毫写了一首雄视千古、慷慨激昂的《七律》，表达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战斗气概和革命到底的决心。

再说4月20日晚上， 住在傅厚岗69号李公馆的黄启汉，见这里失去了前几天的喧闹，已没有人士门来了，便去见李宗仁。桂系的头头们连续在这儿召开秘密会议时，没有像往常一样叫黄启汉参加。他想，可能因为他热心于为中共传话，已对他不大信任了吧。不过他不在乎，因为他已下决心走自己的路。

他在书房里见到李宗仁默然而坐，显得疲惫而苍老，夫人郭德洁在一旁陪伴。李宗仁告诉他：“我准备明天上午在总统府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将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军民同共产党作战到底。”

黄启汉说：“德公，你发表这样的讲话好不好呀？我觉得还是不讲的好。”

李宗仁说：“我不怕得罪共产党！”

黄启汉说：“这不是怕不怕得罪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德公你好像刚在舞台上扮演一个红脸，现在又马上来唱花脸，这怎么说得过去呢？保持着一个‘和平总统’的名声不好吗？”

李宗仁听了，默不做声。

黄启汉继续说：“要发表这种讲话，为什么不由何敬公(何应钦) 或白健公(白崇禧)去讲，而非要德公你讲不可呢？”

郭德洁在旁边也插了一句：“是呀！让他们去讲好啦。何必样样都拉到你身上来呢？”

李宗仁还是不吭声，但似有所动了。

21日凌晨，黄启汉被人叫醒去见李宗仁。李说自己要坚持到最后关头才离开南京，要黄陪同郭德洁先到桂林去。

黄启汉一听，陷入了沉思。他在这次离开北平时，已向周恩来表态，说要坚决投靠人民，不再跟着桂系逆潮流而走了。他到南京后，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几点意见和李济深的口信。李宗仁没有表态，反而叫他去汉口向白崇禧汇报。白崇禧对周恩来的意见不以为然，只是关心南北分治，坚持中共不要过江。黄说这是办不到的，白竟怒火冲天。白后来问：“李任公(李济深)怎么样？你跟任公谈了没有？他能不能来武汉？”黄说：“任公说，我们的态度不明朗，他就不大可能来。他希望我们要有自己的打算，要下决心跟蒋决裂而独立行动，和人民靠拢。”可是黄启汉的话，白崇禧根本听不进，反而忙于每天亲自部署武汉的军事防御。4月9日，李宗仁电召白崇禧去南京会商，黄启汉也就跟白一起飞到南京。在此期间，他还想起周恩来的话，而向李宗仁提议：“要马上解决调一师桂军来南京保卫的问题。”不料李宗仁说：“调来干吗？调来守往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过了一会儿又愤愤不平地说：“就说要调来吧，我也不能作主呀！”

黄启汉见经过多次苦劝，并不奏效，因而决心不再跟李、白走下去。当李宗仁派飞机送夫人郭德洁和黄旭初以及程思远夫人石泓、韦永成夫人蒋秀华等返桂林，让他陪同时，他推说家眷在上海，需要先到上海去一趟。李宗仁只好改派别人陪郭德洁等几位夫人飞返桂林。这时，南京已隐约听到大炮声，解放军已经进逼国民党的首都了。”

22日上午，黄启汉跟李宗仁、白崇禧坐蒋介石派来的“追云”号专机去杭州。然后，他在杭州转播去上海的火车。他因为是立法委员，便在上海托人冒名顶替他向立法院上海办事处领取了去广州的飞机票，以转移特务的视线，造成他已去广州的假象，实际上在上海潜留了下来。

后来上海解放，黄启汉和邵力子联络留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武和轩、范予遂等50余人发表通电，声明和国民党脱离关系，拥护中国共产党。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滞留在北平的张治中，此刻正经历着他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

屈指一算，从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直到今天，他在蒋介石手下效力整整25个春秋。如今，眼看着为之效命的这个王朝就要被另一个新的政权所代替，巨大的失落与悲哀使他这位既对蒋介石竭力效忠、又对共产党诺守信义的“和平将军”似乎再也拿不出勇气直面这个严酷而又无法回避的现实了。

眼下，和谈破裂，中共大军已攻破了长江防线，南京政府犹如困于该下，惟闻四面楚歌，南京的和谈代表团已经失去了它所承担的使命以及它本身存在的意义了。

张治中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开最后一次会议，何去何从让大家拿意见。而成员们此刻的心情也都同他的心情一样矛盾，有的赞成回南京，有的提出去上海或广州，而多数人同意留在北平。赞成离去的却又忧心忡忡，同意留下的也感到了某种不安……商量来商量去，莫衷一是。

张治中说：“和谈已破裂，中共军队也过江了，我作为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理应回去复命，到时也好向公众有个交代。”

邵力子说：“我意再等等看，中共过江后，也许南京会重新考虑签订协定的。”

章士钊也说：“我们应得到南京的音讯，再做回去或不回去的打算。若是回去了，南京突然同意签订协定怎么办？”

顾问们和工作人员则主张，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应决定留在北乎。

张治中最后说：“大家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21日深夜，张治中接李宗仁、何应钦来电：“兄等此行劳苦，事虽不成，俯仰无愧。迎返代表团专机何时飞平请电告。”

22日，张治中命人草拟电稿：“请于23日派机来平，预定24日回去。”电报发出后，又派人正式通知中共代表团。

周恩来闻讯，立即和林伯渠、李立三一起来到六国饭店，对张治中等表示恳切挽留。

周恩来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竞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的遗憾。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部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和平则是很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

听了周恩来的话，大家都认为有理，也都十分感动，只有张治中还是反复强调他回去“复命”的理由。

周恩来不得不直率而诚恳地说：“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外，国民党的特务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张治中怦然心动，但仍未表态。

林伯渠又劝道：“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代表团并不撤退，保持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张治中摘下眼镜又戴上，戴上又摘下，好像是镜片模糊了他的思路。

周恩来有些着急：“我看，你这个人还是封建，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说完就告辞。

到了23日，南京方面果然派了一架专机，来接代表团。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请求着陆。周恩来指示塔台：“就说跑道正在修理，无法停机，过两天再来。”南京的飞机只好飞回。

25日，周恩来又来到张治中住处，挺愉快地对他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位客人吧！”

张治中没有反应过来，问：“什么客人，我认识吗？”

周恩来神秘地一笑：“你当然认识，而且是你最熟悉的人。”

张治中一路都在想，这个时候谁还会飞到这里来。可是飞机一停，张治中万万没有想到，从飞机上走下来的竟是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一纯、索索，以及弟弟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和三个孩子。孩子们一见张治中，飞跑着扑进他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张治中眼圈也红了，深情地望了一眼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呀！”

原来在张治中犹豫之际，周恩来已紧急通知有关部门：“马上通知南京地下党沈世猷同志，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张文白先生的夫人及子女安全送到北平。”沈世猷曾当过张文心的秘书，1948年10月打入了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处，进行情报和策反工作。张文心在淮海前线起义后，沈世猷一直与张家两位夫人保持联系。 和谈破裂后，沈又将两位夫人转移到上海。4月25日，张治中的一位老部下，上海飞机场基地指挥官、中共地下党员邓士章夫妇把两位夫人和孩子送上飞机。当时汤恩伯已得到消息，情报处长毛森建议派战斗机去拦截，但被汤制止了。原来汤恩伯的提升有张治中的作用，而张文心又一直在汤的手下，汤对张治中非常尊重，称洪希厚为师母，这次暗中放了一码。

不久，蒋介石指使中央社发假消息，称张治中在北平被中共扣留，并攻击张治中“投降辱国”。张治中非常气愤，发表声明进行了驳斥。与此同时，全国政协酝酿筹备，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一天，毛泽东当着各位中共领导人的面，用夹着烟头的手指了指张治中，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提请他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你们看怎样？”

还没等别人回答，张治中先摇开了帽子：“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也就成为过去了。”

毛泽东深吸一口烟，幽默地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中初一做起！”

张治中在新疆任职多年，对那里的复杂情势十分了解，他将和平解放新疆的书面意见提交毛泽东。毛泽东请他和彭德虾一同到新疆去就地解决，并任命他为新设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后来，张治中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些都是后话，不表。

且说4月22日上午10时许， 身患小恙的蒋介石飞抵杭州，在览桥机场航空学校召开特别紧急会议。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张群、吴忠信等相继赶到。

会议先由汤恩伯报告长江防线情况。

蒋介石似乎早有所料，以处变不惊的神情说：“南京处于共军钳形包围之中，已无可挽救了。我意只有两个字：一是撤，一是炸。”

会场一片静寂，都把目光投向总裁。

“所有部队，要分路撤至沪抗。江阴要塞以东之两个军，沿铁路和公路向上海撤；江阴以西之两个军，可以经常州、漂阳、宜兴、吴兴、嘉兴，绕过太湖向上海聚拢； 驻镇江之第4军及首都卫成司令部所属之45军，统归张耀明指挥，沿京杭国道撤至杭州，第28军作掩护，然后也向杭州撤退。”

讲完“撤”的部署，他喝口水将几粒药丸服下，接着继续讲。

“在撤离后，要把南京下关火车站、码头及水电厂等通通炸掉，不能给共军留下一点东西。这样，我们可在浙赣线以北山地迅速建立第二道防线，确保沪、杭。”

蒋介石讲完，扫了李宗仁一眼，问：“德邻，你有什么意见？”

李宗仁无奈地摆摆手：“我无任何意见。”

此时此刻的李宗仁正一肚子火无处发泄。当吴忠信催他在南京明故宫机场登机抵抗时告诉他“江阴要塞今早失守”，他才大吃一惊，没想到身为代总统竟闭目塞听到这种地步。他愤懑地说：“傀儡，我真成了傀儡了！”

虽说守护南京的兵力有四五十万，但全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归汤恩伯指挥，李宗仁问津不得。而桂系军队全在中南、西南一带，鞭长莫及。一切重大军政情报，全避开他，直接送到下野的蒋介石那里。而南京中央机关都已搬到广州去了，并通知各国大使也迁往广州。有人形容国民政府是一身三段：头在奉化，胸腹在广州，南京仅仅是一条无足轻重的尾巴。李宗仁身在南京总统府，日坐愁城，只是装装门面摆空城计罢了，除了和谈，他什么也管不着。

眼下共军已全线渡江，局势一发不可收拾，而要承担这失败罪责的却是他这位代总统，他岂肯接受？

接着，经蒋介石提出，会议决定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

这时，蒋介石问道：“德邻，你是到上海，还是去广州？”

李宗仁答道：“我嘛，当然去广州喽。”言外之意是，岂有代总统不和政府在一起的？”

蒋介石点点头：“也好。你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宗仁说：“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介石叹了口气：“不用了，国之将亡，不必再谈了。先前共产党之所以同意和谈，是因为军事上还未部署好。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和谈的余地了。”

李宗仁说：“当初你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眼看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李宗仁说：“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显得很真诚地说：“德邻，不论你要怎么做，尽管去做，我总归支持你！和，由你去和；战，由你去战，一切全由你领导国家了。”

李宗仁本想借此时机逐条列举要蒋交出的大权，但又觉得这种场合的气氛不适宜，只好作罢。

蒋介石又关切地问：“南京还有什么事要办？”

李宗仁答：“没有什么，都搬走了，只有我一个留着，像个守空庙的和尚。”

蒋介石抚慰道：“嗯，小心为是啊，不行了就早点撤。”

李宗仁也回敬道：“望你也多加保重。”

会议一结束，李宗仁便与何应钦等人重又飞回南京坐镇去李宗仁刚走，蒋介石就把白崇禧叫到他的西子湖畔“澄庐”别墅里。

蒋介石要趁这个时机对桂系进行一次最后的分化，把白崇禧这个掌握桂系实权的首脑人物拉过来，进一步孤立李宗仁。中共渡江，主要打击的是汤恩伯所指挥的东战区，而白崇禧的西战区却没有遭到正面冲突，部队损失也不大。很显然，中共也在施展分化瓦解的手段，以争取白崇禧。眼下，只要把白崇禧稳住，使之与共军对抗，沪杭的局势即可得到缓解，甚至转危为安。

“健生，我之下野，丝毫没有怪罪你的意思。”蒋介石做出一副不计前嫌的姿态，“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啊！中共先打东线，回过头来就要打西线。对此，你是如何打算？”

白崇禧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力主以战求和，他们攻西线，我就跟他们打！打不赢，就撤回大西南。”

“好，好！你有什么难处尽管提出来，我会帮你解决。”

“布防耗资甚巨，一些部队已有三个月未发饷了，不少士兵连鞋子都没有……”

蒋介石立即把顾祝同叫来，吩咐道：“墨三，你现在就拨给健生银洋400万元，让他带回去！官兵不吃饷，怎么肯打仗？”

顾祝同低声说：“总裁，我手里已没有这么多现洋了……”

蒋介石厉声说：“有多少？不足部分就以一万五千两黄金折价，速派专机给健生送到汉口！”

“是！”顾祝同赶忙落实去了。

白崇禧很受感动，发誓道：“请总裁放心，健生誓与共军血战到底！人在武汉在，愿与武汉共存亡！”

再说李宗仁、何应钦等人22日傍晚从杭州返抵南京时，城近郊已闻枪炮声。

李宗仁立即给卫成司令张耀明打电话，询问守城情况。

张耀明满腹怨气地说：“姓汤的欺上瞒下，他叫外围部队陆续撤退，丢下我们不管了。”

李宗仁问：“你还能坚守多久？”张耀明说：“我的人每一分钟都在流血，我请求马上撤离，才能保存些实力。”

李宗仁强令道：“政府机关还在，你们必须坚持！擅自撤退者格杀匆论！什么时候撤，我会通知你。”

这是李宗仁在国民政府首都的最后一夜。

23日凌晨，张耀明向李宗仁告急：共军第35军及大批后续部队已从正面渡江，国民党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25艘舰艇在南京江面起义，调转炮口向卫戍部队阵地轰击，死伤惨重……

一夜未眠的李宗仁跟何应钦等人商议，不得不将政府机构人员紧急撤离。

“敬之，你和墨三也快动身走吧！”李宗仁对何应钦说。

“唉……”何应钦凄然地应了声，尔后瞄了李宗仁一眼，“德邻兄，你呢？”

李宗仁说：“我最后走！”

当何应钦、顾祝同仓皇离开总统府，分别飞往广州、上海后，李宗仁也乘车驶向飞机场。

登上飞机，李宗仁吩咐：“起飞，在首都上空盘旋两周。”

因为蒋介石下野时叫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一周，李宗仁便特意要比下野的总统多绕一圈。

转完两圈，机长请示代总统：“往哪飞？”

李宗仁说：“桂林。”

正是：

来处来今去处去，怎奈逝水不向西。

未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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