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刘斐跟着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一起留在北平后，看到邵力子的夫人来了，张治中的家眷也来了，想到自己的誊属还留在香港，总觉得是件心事。周恩来得知后，同意他经天津乘船赴香港将眷属接回北平。

听说刘斐要去香港，邵力子和章士钊说要写一封信托他带去转给李宗仁。因为在和谈开始之前，李宗仁请人出任和谈代表时，好几个人都表示担心，蒋介石还在幕后操纵， 将来即使协定谈好， 李敢不敢签字还是问题。李宗仁曾明确地说过：“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并尽可能在这里(南京)签字，万一在这里受逼不能签，我就跑去桂林签，他们就无奈我何了。你们放心去谈判吧，我自有办法。”

在推举黄绍闳携带和平协定去南京签字时，章士钊问刘斐：“你看李宗仁会签字吗？”刘斐说：“他可能不签。”章士钊说：“他原来不是说在不利的条件下也要签字的吗？现在这个条件好，连战犯都不点名了，为什么不签呢？”刘斐回答：“李宗仁的脑子充满了个人名位思想，没有真正为国为民排除万难来负责解决问题的诚意和魄力。”章士钊气愤地说：“这么好的条件，要是还不签字，那就太没有心肝了！”结果真不出刘斐所料，李宗仁没有签字。章士钊说：“你对李宗仁真是看透了！”因而，这次章士钊和邵力子托他转给李宗仁的信是一封义正辞严的长信，责备了李背信弃义不履行签字的诺言，还争取他为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

刘斐乘船到香港后，即托人将信捎给已在广州开府的李宗仁。李宗仁得悉后，即由广州派程思远和邱昌渭来港请他去广州。刘斐对程、邱两人分析了李宗仁从桂林来广州支撑残局是一件错事，认为李的想法已与自己不一致，遂决定不去广州。李宗仁又亲自几次打电话到香港刘的寓所，催刘前去，均被刘婉言拒绝。

这时白崇禧率桂军主力到了衡阳，也来电请刘斐去湖南。刘斐虽然当即推托了。但他同白关系很深，还想再争取一下白。

刘斐出身于湖南醴陵的一个雇农家庭，生活贫苦，但他年少好学，天资聪颖，又长得仪表不凡。他19岁那年，已出落成一个能文能武的英俊后生了。这年，“护法”的桂军路过湘南，当排长的白崇禧突然患病，昏迷不醒，寻刘斐的岳父邹医师行医治好。白十分感激，问邹有何事要办，邹随口答说想让女婿到外面谋个差事闯世面。白崇禧慨然允诺，刘斐便得以在白的连里当文书，开始了在桂系中的生涯。他提笔能文，举枪能武，很快得到步步高升的白崇禧的赏识，让他到广西陆军讲武堂学习。以后又随自参加北伐。抗战爆发，他又与白崇禧一起到南京政府任职。

6月10日， 白祟禧再次从衡阳拍电报让刘斐回湘。刘斐因对白心存希望，便给白复电说：如果白能到广州，他愿同白和李宗仁在一起详谈。白崇禧因为想听听刘斐的意见，共同研究一下时局问题，便约刘斐到广州见面。

两天之后，白崇禧便从衡阳飞抵广州。13日一大早，刘斐则由程恩远和邱昌渭陪同，秘密乘坐一架由桂系控制的军用专机从香港飞抵广州。一下飞机，即在桂系人员的严密保护下驱车直驶中华北路的李宗仁官邸，与李、白相会。

过去，他们见面总要寒喧一番。此次却是例外，一见面，握了握手，便开门见山谈起来，而且一直谈了一整天，又谈到深夜。

刘斐首先介绍了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俩：“现在是胜败的大势已定，无可改移的了。”然后问李宗仁：“你为什么到桂林去的，去了为什么又不按以前的诺言签字？”李宗仁说：“你们谈下来的条款，简直等于投降，这叫我怎么能签字呢？签了字怎么能执行呢？一切都被蒋控制死了，我发号施令没人理，要兵没有兵，要钱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通。处此既不能和、又不能战的情况下，叫我怎么办呢？我只好生气不干了，才以飞广州的名义折回桂林去的。”

刘斐说：“那你既到了桂林，何苦又自投罗网到广州来呢？”李宗仁若有所思，还没有开口，白崇禧就说：“老蒋派居正、吴礼卿等几位元老到桂林，请他去广州执行代总统职务，并带来老蒋一封亲笔信，责他以大义，跟他套近乎，这样他又心肠软说到这里，李宗仁拿出了蒋介石的那封信。刘斐一看，信的大意是：现在党国处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理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有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别无任何出路，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只要你到广州来负责，一切军、政、财权都可归你掌握，做到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决不致有任何掣肘之处。刘斐看完信后对李宗仁说：“你呀，真像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子的人想把它逮着，但没有办法逮到手。后来他想了个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在树上徘徊瞻顾，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它刚想把苹果抓上，就被捉猴子的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蒋在信中说一定要给你以军、政、财权，就等于是那只苹果嘛。现在薛岳控制了广州，就是蒋手上的锁链，你有什么办法呢？”李宗仁叹口气说：“唉，那我只好负责牺牲到底了。”

刘斐说：“你这样替蒋介石负责，就是替这个罪魁祸首、元凶巨恶垫棺材底，于党、于国、于人民、于你自己都是不应该的。”

一直谈到深夜，白崇禧说：“我们还是九九归一，一起到广西打游击去吧！”刘斐说：“不行的，打游击谁还能强过共产党？为今之计，只有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由你(指白)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还可救全多年来追随你们的部下。这样，你们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这些人往哪里跑呢？”白崇禧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谈到这里，刘斐只好说：“好吧！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最后我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李宗仁握拳在桌上一捶，大声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崇禧则默不做声。

刘斐辞出后，回到卧室，躺在床上难以人睡。听着窗外的雨声，想着自己从乡下出来跟着白崇禧闯世界，戎马30多年了，如今自己认定了新生的道路，此番冒险来广州，对白崇禧、李宗仁作最后的争取工作，却没有成功，如今要分道扬镳了，虽说人各有志，他也尽了心，但总觉得有许多遗憾。

他没睡多久，凌晨五更时分，友人来叫，他即刻起床，趁天未亮，秘密地上了一艘英国商船。船行四五个小时，便靠了香港铜锣湾码头，他顺利地回到了自己的寓所。

当时，香港聚集了不少从大陆溃逃出来的国民党将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和其他人士。他们既对国民党的前程失去了希望，又对中共政权因不甚了解而心怀恐惧，处于惶惑不安的状况之中。因此，从北平回来的和谈代表刘斐和黄绍闳，就成了在香港十分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吸引了各界人士接近与追踪。香港报纸发表了不少有关他们二人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一则记者与刘斐的对话录：问：你来港有何任务？是经过中共同意的吗？答：没有什么任务。每一个人离开共区，都得经过共方准许的。

问：你会到广州去吗？答：还没有想到要去。

问：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北平情形如何？答：他们生活得很愉快。

问：你们的活动自由吗？答：每个老百姓都可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我们当然也不例外。

问：共区分配老婆吗？答：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怪事！要不然，我为什么分不到一个老婆呢？问：你们的生活费用的来源呢？答：前次从南京带去的光洋还没有用完，中共并且帮助我们解决了住和吃的问题。

问：你们在北平有何活动？答：没有值得报告的活动。邵力子先生比较忙，他有时还亲自到车站去迎接来平的民主人士。如前次郭沫若等由苏返乎，他就去迎接过。又最近陈嘉庚等来平观光，他也去迎接。邵先生是很热情的一个人。

问：你是否会与黄绍闳先生一同回北平？答：这个，你去问黄先生好了。

刘斐与黄绍闳在香港召集国民党散落在港的高级人员共同协商，开展了一个广泛的脱离蒋政权运动。他们每星期三集会一次，称为“周三座谈会”，龙云、覃异之等都参加了。 经过多次讨论，他们于8月13日在九龙窝打老道黄绍豌寓所举行了港澳记者招待会，宣布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在声明上签字的有在港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黄绍闳、贺耀祖、龙云、罗翼群、刘斐、刘建绪、李任仁、覃异之等44人。

声明谴责蒋介石集团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号召忠于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重新团结起来，坚决向人民靠拢，与中共彻底合作，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后来，人们把这一运动称之为“香港起义”。

9月初， 中共决定邀请南京和谈代表团的全体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后参加政府工作。接到北平的电报后，中共驻港负责人饶彰风邀请黄绍闳、刘斐到《华商报》总经理的家里吃晚饭，满面笑容地告诉他俩：“周恩来副主席今日来电，邀请二位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特来征求二位意见。”二人当即欣然表示同意。

几天以后，黄绍闳、刘斐秘密乘小船到香港近海转登上一艘接着葡萄牙国旗的轮船。月光下，轮船向北驶去。他俩凭栏远眺，只见海天空阔，波光粼粼。刘斐情不自禁地吟起唐诗：“月下飞天镜，云生织海楼。”黄绍闳即兴填了一首《木兰花》词，刘斐在多年后还记得词的最后一联云：海天明月最关情，深夜照人明里去。再说蒋介石逃出吴漱口后，乘坐“江静”号军舰在舟山群岛和台湾海峡漂泊了一个多星期，频频接见一批又一批官兵，鼓舞士气。

同时他越发觉得，当初他如此果断地把台湾及诸岛作为最后的反共复国基地的决策是多么重要，多么高瞻远瞩。进而他又那么感谢大海，景慕大海，时常痴迷而专注地凝望着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

6月1日，蒋介石抵达台湾高雄要塞过端午节。他原打算佐在高雄的风景胜地打鼓山，亦名寿山。后经陈诚推荐，又秘密选择了台北市北郊草山的一座宾馆作官邸。

蒋介石一看，草山果然是一个好地方：青峰翠谷，林木茂盛，自然景观十分秀丽迷人，且山内蕴藏着甘淳素馨的温泉。在日本人占据台湾时代，喜欢洗温泉浴的日本富商，纷纷在草山建造了一幢幢温泉别墅。抗战胜利后，这些日商的产业大多由国民党台府接收。蒋介石看到这里环境清幽，气候宜人，便选中了草山湖畔的一处砖木结构的别墅。

这幢别墅看上去并不豪华，甚而绘人一种灰暗陈旧的感觉，但屋前石砖砌造的哥特式拱门却给别墅增添了一层神秘的尊贵氛围。走进室内，更是别有洞天：洗浴间、健身房、卧室、书房、会客厅一应俱全，且空间宽敞明亮，通风透光，各式摆设，一尘不染。蒋介石说：“日本人哪，就是会享受！我就定居这里了。”

美中不足的是他觉得草山这个地名让人不悦：草山，草，总有点“落草为寇”的味道。于是就将草山改名“阳明山”，以表其崇信和效法明代哲人王阳明先生。蒋介石专门召集国民党在台高级官员研究了整军、防务、军政等问题，并特向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指示了“巩固台湾基地”的治理方针：一、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之人士，参加政府。

二、特别培养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

三、收揽人心，安定地方。

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必多订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

五、特别注重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和个人主观。

六、勤求已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勉之。

同时，蒋介石还拟好了一个“建设台湾、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大陈岛、江山岛，南到台湾、澎湖、金门、海南岛的海上锁链来钳制和封锁大陆。此外，还设想让残余的胡宗南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从西北、湘鄂退进四川，以便东西呼应，光复大陆。

6月21日， 蒋氏父子乘“美龄”号座矾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视察和部署福州及东南沿海一带的防务。蒋介石对儿子说，福建是共军攻台的跳板，厦门和金门岛若是守不住，台湾就难以保全了。其中金门若是能守住，那么就能扳回败局一着，赢得台湾这块风水宝地。

他对福建放心不下的是长江防线各路溃军退人福建，惧无斗志，且溃退过处，征粮夺草，拉丁派夫，闹得鸡犬不宁，民怨鼎沸，亟待整编。另外还有一层不便明说的原因，就是省府主席未绍良是参加过武昌起义的老同盟会员，还跟过蒋介石的恩师陈其美，因而对蒋并非俯首听命，相反与李宗仁倒是关系密切。上海丢失后，李宗仁紧紧拉住朱绍良这股势力，把福建作为退守之地。蒋介石获悉，李宗仁将在近日来福州视察，他当然要在代总统到来之前，先在这里作一番布置。

“美龄”号专机飞越台湾海峡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接着对厦门和金门岛巡视了一番，于上午9时降落在福州的南郊机场。

未绍良对蒋介石的大驾光临，心存疑惧，因而吩咐手下全城动员，要搞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市内座座高楼升起青天自日旗，墙面上张挂着蒋介石的标准像，几条大街上赫然挂着“欢迎委员长莅临榕城视察”的大幅横标，市民被通知站到街边夹道欢迎。这种反常的喧闹，与临战的氛围极不协调。

蒋介石在同朱绍良等握手寒喧之后，便被官员们簇拥着步出机场。机场门口已停着一长列车队。

朱绍良躬身说道：“总裁，请上车。福州全体市民已敲锣打鼓欢迎您进城。”一辆黑色的防弹轿车门被侍从拉开。

蒋介石点了点头，却胸有城府地动也不动，前后左右逡巡地望了一下，忽而转头对俞济时说：“我看就不必进城去惊动市民大众了！要开的会就在机场的办公大楼开吧！”在场迎接的官员们面面相觑，颇为尴尬。

朱绍良苦笑了笑，只好从命。

蒋介石不愿进城，是有其复杂心态的。自从他下野以后，福建地方官员曾提出“闽人治闽”的主张，显然对国民党已失去信心，要闹独立营造偏安。加之早年担任过清朝北洋海军提督及北洋军阀政府海军总长的上将萨镇冰，和另一位曾任国民党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代表中国海军在密苏里战舰受降的上将陈绍宽，二人阔居福州，对福建很有影响。萨镇冰1933年曾赞助李济深搞“闽变”，成立革命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他最近又说：“民国以来福建受外省人统治已30余年，蒋上台以来的20余年中更加厉害。”受到排挤的陈绍宽也牢骚满腹。其部下、曾任海军次长的李世军更说了一番让蒋介石大觉刺耳的话：“福建人在共产党方面还出了一个邓子恢任中原政府主席，而国民党中则空空如也，连本省主席也要外人来当，真是……”在战事已迫切的关键时期，再也不容发生类似“西安事变”的事情了。在蒋介石看来，福州是不能不来，又不能久留，且须十分小心的风险之地。

很快，一个为蒋介石临时召集的军事会议在机场办公楼举行了。在听取了朱绍良和刚被蒋任命为“东南前进指挥部”总指挥的汤恩伯等将领汇报之后，蒋介石开始训话：“现在，我是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来和大家见面、来和大家共安危的。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和共军作战。但想起孙总理生前的托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希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讲话时痛心疾首，几乎要落下泪来。在场的官员们寂静不声，显然受了感动。

他继续说道： “守长江下游及驻浙江的部队退到福建，是在5月上旬。当时陈毅主力正在攻上海，只有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底细，所以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的狼狈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你们任兵团、绥区司令的，只顾逃命，丢盔弃甲，沿途扰民，来到福建。我姑念前劳，未令国防部严加追究。现在各部队士气不振，军纪废弛。据报，当师长、团长、营长的仍想南逃，有些未经批准，就擅自去台湾。对福建这兵要之地失去信心，良可浩叹！大家应当知道，台湾是党国复兴基地，它的地位异常重要。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无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

最后，蒋介石要大家回去转达部属：“用自己的热血，死守福建，巩固台湾，失去的国土就一定能够恢复。”

他讲完话已经过午。吃罢午饭，他又指名道姓留下未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李以(匡力)等人，轮番逐个单独谈话，鼓动大家死守福建。

据机要秘书曹圣芬记录，蒋介石对李以(匡力)谈话的时间最长。

李以(匡力)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半年前曾在总统府任参军，现任独立第50师师长，对蒋介石以“校长”相称。蒋向李核实自己得到的有关福建的情报，了解朱绍良及福州市长何震、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等人的真实思想动态，对“闽人治闽”以及“联省抗台”的活动特别警惕。

李以(匡力)觉得此次与蒋的谈话甚为融洽，觉得总裁对自己甚为信任，因而在谈话将结束，蒋介石问“有什么困难和意见”时，斗胆进言说：“当前福州外围兵力单薄，加上军粮不足，补给又跟不上，攻守都有困难。校长不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目前共军正在休整，这是他们作战的惯例，一个大战役之后，一定有一段休整时间。 我们守闽江以北的部队有8万之众，如果我们在陈毅主力尚未人阅之前，有计划地将主力撤过闽江这一条非常不利的地障，撤至闽南，这对持久战有利，对巩固台湾外围有更实际的效果。我向校长直言，并非我怕死，而是为大局着想哪！”蒋介石望了望李以(匡力)，井无责难之色，而是仰天长叹一声，缓缓说道：“你是我的学生，难道不知道‘先制之利’、‘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吗？没有军队还有国家吗？保全兵力是重要的，但福州过早落人共军手里，其政治影响很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福州失守，他们就会认为国民党已彻底失败。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必须死守。希望你体会我的苦心，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境可以复生。有我教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便大陆失尽，也可复兴。”

蒋介石与李以(匡力)谈完话，已是下午4时。

办公楼外停机坪上，“美龄”号的马达已隆隆发动。未绍良率领参加这次机场军事会议的军长、师长们，列队欢送蒋介石登上飞机。

蒋介石此次到福州，只逗留了了个小时，连机场都没有出。

在“美龄”号腾空东去的时候，有个师长咕贼了一句：“叫我们死守福州，他连宿一晚都不敢！”蒋介石训话之后刚刚过了10天，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就遵照三野司令员陈毅的命令，率领10万人马从苏州、常熟、嘉兴等休整地冒着酷暑南进了。他们乘国民党军正处于欲守无心、欲逃不准的尴尬境地，向福州发起迂回进攻，只经过4天战斗，即于8月17日攻占了福州。紧接着又挥师南下，攻占泉州、 漳州。至9月下旬，第十兵团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沿海阵地，形成了对厦门、金门三面包围的态势。

蒋介石的愿望再一次落空了。

正是：

胜败之间凭士气，士气背后看民心。

未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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