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西欧渡过了约两年时间，大部分时间在德国，但也曾到其他国家旅行。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她也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所以对她的传记作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空白——找不到她写的文章，甚至于信件也没有（尽管她是个勤于写信的人）。《宋庆龄年谱》在1930年栏内只有两行字，说她在德、法等国旅行，经常到图书馆潜心读书。关于1931年上半年则没有任何记载。

即使是永远保持高度警惕的柏林警察局，在它的档案里也很少有关宋庆龄这段时期的记载，只说她不像上次那样离群索居。

但她当然不是在沉睡或静止——她永远不这样。

在中国朋友中，她再次会晤了邓演达，虽然见面时间短，也不像上次那么频繁，因为邓到处去旅行——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波兰、立陶宛、匈牙利、保加利亚（1930年返国途中还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印度停留）。他的目的是研究这些国家的土地和农村情况。

有几个月，她非常高兴，因为她最亲密的好友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带着女儿梦醒和儿子承志来看望她，同她作伴。

廖梦醒这时已是一位女青年了。她热情、直爽、心地好、不停地努力工作并会多种语言。她参加了1925年广州学生的反帝大游行，在英、法驻军机关枪的扫射下经受了血与火的革命洗礼。

在很久以前侨居日本时期还是个娃娃的廖承志，这时已22岁了，身体很结实，家里人和朋友们都叫他“肥仔”。他外表上活泼诙谐，内心里严肃坚定。他有语言才能，又会画漫画和油画。国民党右派暗杀了他的父亲之后，他就主动加人了共产党并成为一名信心十足的党员。虽然年龄不大，他已在实际斗争中久经锻炼。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日军无故枪杀中国交涉专使蔡公时，妄图干扰北伐），正在日本上大学的廖承志参加了学生的强烈抗议行动，因此被约并被驱逐出境。在德国，他在汉堡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工作，曾领导在外轮上工作的中国海员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取消歧视。他会说英语、日语、德语和法语，所以他能动员外国海员来支持他们。

在政治上，这个汉堡俱乐部是许多国家革命力量征集人员和进行联系的地点。通过它，文字材料和信息，有时还有人员，被运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反动恐怖统治下的国家。

同廖家的人在一起使庆龄感到家庭的温暖。廖夫人何香凝在日本时，流亡在日本的革命青年都亲热地称她“奥巴生”（日语对姨、婶、大娘的称呼）；庆龄到日本时才20岁，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学院毕业。现在，梦醒和承志称庆龄为“安娣”（英语对姨、婶的亲热称呼）①，而且一直到他们自己头发也灰白了，始终是这样称呼的。

①如不用英文用中文时就按广东话称“叔婆”（婶婶），见《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19、650页。——译者

梦醒曾有十年担任庆龄的秘书；在新中国，她是全国妇联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承志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参与制订和执行外交政策。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后，他都是宋庆龄的经常的、受信赖的顾问。

在柏林，宋庆龄用许多空闲时间陪伴廖氏母女（承志常有其他事务）去参观博物馆、画廊和其他旅游点。

她还同廖家一起到法国（也许还有比利时和瑞士）去旅行。

梦醒曾经写过当时的一件小事，由此可以看出宋庆龄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经久不衰的尊重：“她问我当时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因为我还没有加入……她说，成为共产党员是件好事，‘为什么要否认呢？’”

她脱口而出的这句答话可能有这样的意思：梦醒不承认是党员是党的地下工作纪律所要求的，但是在她面前又何必这样呢？这里也许表示出她有一点不高兴，但她的活说明，她认为共产党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正确的归宿。

把胡兰畦介绍给宋庆龄的也是廖家。胡是四川人，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当时在柏林留学。庆龄对她很友好，常帮助她。她是共产党地下党员，经廖承志介绍加入德共的华语支部（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外国人可以被接受参加居留国的共产党，常编人特种语言支部）。按照当时的党纪，非经特准，她的党员身份不得公开，因为身份暴露就不能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工作并将危及她自己和朋友们的生命安全。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宋先生在柏林不是过离公生涯，而是勤奋学习，努力从事革命工作。她生活严肃，待人和霭可亲，对朋友肝胆相照……她也常到我的寓所来看何（香凝）先生，两人热情地谈论中国革命前途，有时也谈德国革命的历史，使我很受教育。

“我因何先生的关系，认识了宋先生。我对她很敬重……虽然由于纪律约束，我没有把参加共产党的事告诉她，但其余的事，我们无话不谈。

“宋先生很能体贴人。她从何先生那里知道，我当时的经济有困难，就每周都买一些鸡、鱼、肉、菜来我寓所做一顿中国饭吃。她拿来的东西，几乎够我一个星期的需要。这是她有意帮助我，给我解决生活困难的一种巧妙办法，我非常感谢她！”

宋庆龄同德国共产党人的接触很少并且非常谨慎。她只同欧文·霍佩公开会晤。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国际保卫革命者委员会”中央机构的成员，这个组织募集资金为被监禁的革命人士提供法律保护和物质援助，西方知识界中有许多人参加或赞助。在这个组织在柏林举行的集会上，宋庆龄会见了不少德国著名作家、艺术家、教育家等。

1931年夏，从国内传来宋太夫人病重的消息。7月23日，宋太夫人在青岛——因避暑从上海移住在这一滨海城市——病逝。

庆龄动身回国并邀胡兰畦同行作伴。她答应胡，将来不论她要在国内找工作或仍回柏林继续学习，她都会帮助她。胡向柏林的党小组汇报请示，得到批准。但她从中国回柏林后却被党组织开除了。她记述道：

“早在我陪宋庆龄先生回国之前，我就发现：我们[德共华语支部]柏林小组内有少数同志当时很信奉宣扬‘左’倾立三路线的文章。他们……盲目轻视一切非共产党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他们对当时也在德国的宋庆龄先生不理解。总认为她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大官。个别同志甚至还说些无聊的话。这使我非常气愤。因为我在国内、在柏林和陪宋先生回国途经莫斯科时，都曾亲自见闻，无论是我们党内的重要领导同志，还是德共中央、苏共中央的领导人，他们在言谈行动中，对孙先生都充满着敬意……因此就常常据理与他们争论……他们也因此对我极端不满。个别同志甚至……说我为宋先生说话，是有封建意识（意思是因为宋先生是孙中山总统的夫人）……”

中国共产党当时仍在“左”倾路线统治之下——国际共运也是如此。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迫使所有参加国际的各国党都接受这一观点，即：革命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右派，而是来自激进的中间派。中国党内的宗派主义者把这一条甚至用到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身上，从而丧失掉许多可能建立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正如德国共产党即使在面对希特勒上台的威胁时也仍然拒绝同社会民主党人（称之为“社会法西斯”）合作。直到多年之后；经历过一些严重的失败和灾难，这样的态度才改变过来。

宋庆龄是取道苏联，乘火车回国的。胡兰畦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次行程的一些情况。接待都是小规模的，不公开宣传，来的主要是一些私交，也有少数官员，他们同时又是私人朋友。宋庆龄这次是回去奔丧，所以她喜欢这样简朴的方式。

胡兰畦纪录道，火车到达莫斯科时，到车站来迎接并送上鲜花的有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的妻子支维、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以及陈友仁的儿子陈依范（画家）和女儿思兰（舞蹈家）。陈家兄妹陪同宋庆龄和胡兰畦到莫斯科一家大旅馆沐浴、进餐，接着去文化休息公园散步。

据胡回忆，她们只在莫斯科停留一天就继续登程。苏联政府送了一瓶矿泉水、一些干酪和另外一些食品供她们路上用。胡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看到一些令人沮丧的情景；市镇稀少、车站破旧、衣衫褴褛的女人到处捡东西吃。她记得曾问宋庆龄，“俄国为什么这样穷？”来回答说，“你如果见过过去的俄国，再同今天比一比，现在就算在进步，在好转哩！”

她记载道，当她们回到中国境内，又看到熟悉的景色、人们和食物时，她们都很高兴。

在国境车站满洲里，军政官员前来迎接并特备一节贵宾车厢供她们乘坐赴大连。

杭州市长周象贤是宋家的亲戚，他专程赶到哈尔滨迎接并陪同去大连。在车上，他把宋太夫人患病及去世经过详告庆龄，庆龄听着十分悲痛，“几乎哭了整整一夜”。她还详细询问了兄弟姊妹的情况，显示出骨肉情深。但是——胡写道——为了人民的缘故，她同他们都分开了，显示出她是领导中国女革命者的典范。

他们一行从大连乘船赴青岛。庆龄来到现已无人居住的宋氏消夏别墅，看守的人指给她看老夫人病故前所住的房间，她又悲痛饮泣。但即使在这样的悲痛中，她也总在想着别人。她知道胡兰畦是第一次来青岛，所以专门派车让她在市内观光一番。

8月13日抵达上海，市长和亲属到埠迎接。宋庆龄立即乘车到宋氏老宅，在母亲灵前致哀。

她这次回来是为私事，但几乎立即又投人了公众的战斗。

而且，正如以后的事件所显示，她这次回国以后就不再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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