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1986年）

1892年诞生12月4日（清光绪18年壬辰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张家坝。

1897年5岁

入私塾读书。

1903年11岁

读完私塾。随应县试的父亲刘文炳赴县城，目睹父亲因出生吹鼓手家庭被逐出考场，切身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

1904年12岁

转入灯草坝“汉西书院”读书，开始接触数学、理化、地理等现代科学知识。

1905年13岁

考入开县高等小学堂。进一步接受新式教育，初步孕育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1906年14岁

考入夔府官立中学读书。

1907年15岁

春因父亲病故，家庭经济发生困难，被迫辍学，回乡务农。

1910年18岁

从万县乘江轮出川到上海，试图寻找工作，未果，仍返回家乡。

1911年19岁

年末到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有人劝他不要去从军冒生命危险，而应去经商谋个人发达，他慨然回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

1912年20岁

2月至12月考入重庆蜀军将校学堂受训。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毕业后分配到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任司务长。

1913年21岁

夏由司务长改任排长，随部队参加四川讨袁（世凯）战争。在綦江打了第一仗。因有勇无谋，只顾自己一人向前冲，没有指挥士兵跟上，结果败退了下来。

8月在寒坡场战斗中智勇结合，对士兵进行了动员和组织，并率先冲锋，率部一举攻占敌方阵地。因功摧升为连长。

1914年22岁

四川讨袁战争失败。为免遭四川反动当局的缉捕，避居上海。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继续致力于反袁斗争。

1915年23岁

受孙中山派遣，以中华革命军的名义回川进行革命活动。

1916年24岁

年初为响应云南护国军的入川行动，与王维纲在涪陵新妙场集合原第五师部分人员和当地革命党人、农民群众约400余人，举行起义。被编为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负责截断北洋军的长江交通。

3月与革命党人张明安领导壁山县丁家坳农民起义，将起义队伍编为义勇军。指挥义勇军伏击北洋军的辎重部队，缴获两连人枪，军装5000套。

3月20日在丰都攻城战斗中，头部中弹，颅顶受伤，右眼致残。

秋回到第五师，任第九旅参谋长。

1917年25岁

10月参加护法战争。代表第五师到泸州与云南护国军谈判，结识了滇军旅长朱德。

1918年26岁

2月随第九旅参加讨伐依附北洋政府的四川督军刘存厚的战争。临难受命改任营长，率部强渡涪江，协同友邻部队攻克战略要点射洪县太和镇。

3月升任由熊克武任督军的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副团长。

1920年28岁

8月至10月升任第五师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团长。率部参加川军为驱逐滇黔军而发动的“靖川”战争，在保卫成都和克复重庆的战斗中，担任主力，连建奇功，被上级表扬为“千里转战，凌厉无前”。

1921年29岁

8月至9月率部参加川军援鄂战争。以出敌不意的战法，先后歼灭和击溃北洋军各一个团。

1922年30岁

夏率部参加四川新旧军之间的“一、二军之战”。采取伏击战法歼灭第二军杨森部主力第三十六团，继而协同友邻部队重创敌第九师。

8月升任两团制的第二混成旅第一路指挥官。

1923年31岁

3月至4月参加由孙中山发动的讨伐北洋军阀的“讨贼战争”。率部与敌苦战，掩护主力撤退，并以奇袭手段击溃临阵叛变的一个旅。

4月14日因不满有功不赏，反遭人忌妒、诽谤的处境，向上司提出辞呈，未获批准。5月率部反攻被敌夺占的成都城。在成都近郊龙泉驿重创敌一个旅，并协同友邻部队夺回成都。

本月率部以远距离奔袭的战法一举歼灭甘军12个营。8月在作战时右大腿负重伤，随即赴成都治疗、休养。秋通过吴玉章结识了杨闇公。在这两位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引导和影响下，思想开始转向共产主义。

1924年32岁

1月13日对劝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友人说，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为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极力深研后才能决定自己的道路。

9月断然拒绝熊克武等人以升官为条件让他重返军队的劝诱，表示愿追随杨闇公、吴玉章考察四川内外的国民革命形势，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走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10月至12月随吴玉章出川，经贵州、湖南到上海。沿途感受到国共合作后出现的大好革命形势——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在各地都有了很大的规模和声势。

1925年33岁

2月随吴玉章从上海到北京，见到了中共北京地委负责人赵世炎，从而了解到全国革命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5月随吴玉章从北京到上海，亲身经历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中国工人阶级的贪婪性、残暴性，对工人阶级巨大的斗争力量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有了较深刻的印象。

6月随吴玉章由上海经香港到广州，目睹了省港大罢工和英、法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进一步感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中华民族不可遏制的反帝怒潮。

1926年34岁

5月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7月同吴玉章从重庆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负责人汇报四川军事运动情况，提出策动部分军阀部队起义，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设想，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

9月在广州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签订了《六条协定》，促使川军各派脱离北洋军阀系统，参加国民革命。

10月经吴玉章提议，被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委任为中央党部特派员，全权负责处理四川军事问题。

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杨闇公、朱德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川军事斗争。

本月与中共重庆地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杨闇公同赴合川川东江防军黄慕颜部，策划起义事宜。

11月27日在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总结了四川军事运动的开展情况和基本经验。强调指出，国民革命不完全靠革命军的力量，更重要的要靠民众的参与和支持。

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

12月9日在顺庆（今南充）果山公园主持召开庆祝原川军第五师大部和江防军黄慕颜部起义胜利大会，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下辖第一、二路。随后指挥起义军抗击四川反动军阀部队的围攻。

本月为避开优势敌军的进攻，率起义军撤离顺庆，转移开江整顿。

1927年35岁

1月在万县出席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议，与杨闇公、朱德分析研究北伐战争的进程和组织起义军进行策应等问题。

1月24日在泸州发布《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昭告全体军民听从指挥和服从整顿。

2月上旬在泸州主持召开起义军誓师大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宣布起义军指挥部成立，下辖第四、五、六路；号召军民团结一心，跟反动军阀斗争到底。

4月中旬主持召开军民大会，声讨刘湘、蒋介石制造重庆“三·三一”惨案和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罪行。

4月21日向武汉国民政府发出《呈请讨伐刘湘》的呈文，历数刘湘先后投靠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反对、破坏国民革命和爱国民主运动的罪行，表示愿率所部与刘湘等反动军阀进行决战。

本月严密部署各路起义军进行防御，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先后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

5月上旬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所隶起义军各路番号不变。

5月16日在外有强敌围攻，内有将领谋叛的情况下，按中共党组织决定，偕参谋长韩百诚等从龙透关秘密出走。

7月11日偕参谋长韩百诚等历尽艰险，绕道陕西、河南，抵达汉口。

本月参加由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召集的川籍有关人士座谈会。支持周恩来关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要向广东发展，而不是象有些人希望的那样西退四川的主张。

7月下旬向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将军长职务交副军长黄慕颜代理。以称病告退作掩护，秘密转赴南昌，参与孽画南昌起义。

7月28日受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托，协助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制订南昌起义计划。

7月底奉派向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宛希俨、黄道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对江西省委的要求。

8月1日凌晨协助起义代总指挥贺龙指挥第二十军攻占南昌旧藩台衙门，消灭了驻在该地的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下属部队；与代前敌总指挥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一起，完成了预定的歼敌任务，取得了南昌起义的胜利。

同日上午出席特别委员会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盛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被会议决定产生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为军事参谋团参谋长。

同日晚出席军事参谋团会议，参与拟定起义军撤离南昌、进军广东的行动计划和开进路线。

8月29日至30日协助叶挺指挥第十一军攻克会昌城，取得了南进途中的重大胜利。

9月中旬在福建长汀出席军事参谋团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行动计划。

与多数人议决先占领潮汕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再行西进，夺取惠州。

10月3日在广东普宁县流沙镇参加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和起义军将领最后决策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开往海陆丰作长期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开，由当地农会派人带路向海边疏散，然后走水路撤往香港或上海。

10月上旬与贺龙等乘船到达香港。

11月由香港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昌起义的有关情况。

本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军事。

12月经海参威到达莫斯科，入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1928年36岁

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继周恩来作军事问题报告后，作《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现存军阀制度产生的原因、性质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提出了在军阀部队里进行军事运动的基本方针、方法和策略。

会议期间，被大会指定为南昌起义委员会委员。在关于南昌起义的研究会上，作《南昌暴动始未记》的报告。简要地叙述了南昌起义的经过，总结了起义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着重指出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没有把军事斗争与工农运动结合起来，是南昌起义“根本的弱点”，同时指出了作战指挥不统一、组织纪律松散、财政政策动摇不定等方面的问题。

8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29年37岁

春跟同学屈武交谈国内革命斗争情况，认为毛泽东、朱德依靠农民、武装农民，走红色割据的道路是完全对头的，表示很想立即返回国内，同毛泽东、朱德一起战斗。

1930年38岁

7月底由苏联经东北回国，到达上海，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8月在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部署南京、武汉等中心城市的暴动工作时，委婉地建议应放弃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东方发展，而改向他们统治较薄弱的北方发展。同时提醒李立三即使中心城市暴动成功也很难巩固，象南京，据提供的力量计算，最多“可固守一个月”。但这些意见未获采纳。

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在长江局主席团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对长江局工作的指示，停止了武汉暴动的计划。

9月24日至28日由武汉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1年39岁

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盛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负责为训练班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

为中共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这些材料发到各革命根据地，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40岁

1月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2月l日主持红军学校第二期开学典礼。

5月组织教员编写教材，提出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学员的文化程度、作战区域的地理条件，以及数年来开展游击战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等。

5月25日向中革军委发出红军学校的工作报告，强调学校的训练要紧密联系战斗实际，不能本本主义地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军事教程，而反动的军队的典范和教程，更不能照搬照用。

6月6日奉中革军委命令，兼任瑞金卫戍司令。

10月发表《永阳战斗》一文，介绍了红军地方部队结合游击队，在永阳地区彻底、干净地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个团的模范战例，总结了这一仗的成功经验，在于对敌采取了先疲后打，突击与包围相结合的正确战法。

10月3日至8日列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支持了中央局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的错误意见。

10月10日主持召开红军学校第三期毕业典礼，并发表了讲话，鼓励学员把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带到红军中去，改进红军的工作，创造铁的红军，以英勇战斗的精神领导红军战士去消灭敌人。

10月中旬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1933年41岁

2月至3月协助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草台岗两战两捷，歼敌近3个师共万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6月摘译苏军教材《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以提高红军骑兵的战术水平。

7月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与战争》报上发表《论战术战略的时代性与我们红军目前对于战术战略的认识问题》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战术战略概念的历史发展，介绍了苏联红军关于战术战略的理论，提出红军各级干部应加强战术战略的学习与修养。

10月摘译苏军教材《退出战斗》。把撤退也是一种作战样式的观点介绍给红军指战员，纠正在红军中存在的忽视撤退动作，不会按作战要求部署撤退的现象。

11月翻译发表苏军的一篇理论文章《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介绍军事学上这三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使红军干部明了这三者各自研究的对象及其对战争各层次的指导意义，以促进红军干部在军事学术上的提高。

1934年42岁

5月写出《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一文。针对红军游击队在实际斗争中缺乏统一的指导方针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等问题，就游击队的性质、任务、组织、编制、战术、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提出了二十条系统而具体的意见，强调了游击队“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争”，“有战略上的意义”。

9月写出《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针对游击战争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十项原则和方法。主要是要加强游击队的领导，游击队要敢于深入敌军后方活动，配合正规军粉碎敌军对根据地的“围剿”，以及游击队在敌后活动的种种办法。

10月因不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专横跋扈和对自己的排斥，与李德发生争论。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第五军团参谋长。

同月在第五军团长征动员会上讲话，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婉转的批评。指出：一年来的战争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0月至12月随第五军团行动，担负红军长征的殿后任务。协助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制订后卫行动计划，并具体组织实施。以部队轮番开进和交替掩护的战法，指挥第五军团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完成了后卫任务。12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后，调回到中革军委恢复总参谋长职务。

1935年43岁

1月6日奉中革军委命令兼任红军军委纵队司令员。

1月7日指挥第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利用俘虏诈城智取遵义。

1月8日指挥第二师第四团攻占娄山关。

1月9日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奉命兼任遵义警备司令。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与聂荣臻一起提出中央红军下一步应打过长江去，向川西发展的建议，得到会议的采纳。

1月19日军委纵队奉命改为中央纵队，仍兼任司令员。

5月4日指挥干部团利用俘虏巧夺皎平渡，组织工兵就地取材，用竹、石等搭建浮桥，使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5月上旬致信川军旧部、驻守德昌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旅长许剑霜，劝说其不要阻击北上的红军。许剑霜借口红军势大，率部由德昌撤往西昌。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德昌。

5月中旬致信驻守西昌南部的刘文辉部旅长、彝族事务指挥官邓廷秀，晓以利害，说明与红军作对只能徒损实力，劝其给红军让道。邓廷秀见信后率部撤往冕宁。红军顺利绕过西昌。

5月20日被中革军委任命为红军先遣司令，负责指挥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等进行战略侦察，并准备抢渡大渡河。

5月22日与先遣队政委聂荣臻率先遣队和第一军团工兵连进入大凉山彝族居住区。正确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冕宁彝家海子边与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

5月24日与聂荣臻指挥第一团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路，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堵歼在大渡河以西的阴谋。

5月26日至29日率第一师第一团、干部团等沿大渡河东岸向北急进，与河西的第二师等夹河并行，一路打垮国民党军的阻拦，直扑泸定城，掩护第二师第四团抢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泸定桥。中央红军全部安全转移到大渡河以东地区。

6月26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议。会后参与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以红军主力进击川西北松潘地区。

6月30日与李富春、王稼祥、李维汉等组成中共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议。

7月21日参加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的会议，听取四方面军的工作汇报。

会上，批评了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向党争权的错误。

8月初出席中革军委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会议。因松潘地区敌驻有重兵，凭垒固守，红军屡攻难克，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实行夏（河）洮（河）战役计划，突破敌军的包围，进军夏河、洮河地区，创造甘南根据地；同时决定红军分两路行动，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的大部分等编为右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编为左路军。

本月与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准备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9月初为揭穿张国焘借口葛曲河夏季涨水不能通过而要拖着左路军南下的阴谋，亲自渡过葛曲河，向指战员们表明左路军改北上为南下的方针，不是由于葛曲河的天然障碍造成的。

9月中旬参加张国焘在阿坝召开的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支持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方针，陈述全国形势和左路军面临的困境，说明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本月为《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条令》译文写了前言。

10月5日参加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抵制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行动，在发言中强调红军面临的形势相当困难，只有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才能战胜敌人，争取好的前途。

1936年44岁

2月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6月奉朱德命令任先遣司令，率第三十二军一部与第六军团先头部队在理化以南的甲洼寺会合。

7月初到第二方面军给干部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按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

本月在甘孜参加第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会议，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据理力争，使张国焘同意第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

本月随第二方面军行动，任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8月7日探悉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因对红军作战失利受到蒋介石的处分，致信孙震，提出“联盟抗日”、“互不侵犯”的建议。

9月20日写出《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一文，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训练、教育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进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

9月30日在甘肃成县与红军女干部汪荣华结婚，彼此成为终身伴侣。

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

10月28日奉命就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2月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委员、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

1937年45岁

2月7日随周恩来由延安乘飞机到三原，与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商谈联合抗日事宜。

2月27日被任命为援西军司令员，与政治委员张浩准备率部救援在河西走廊遭国民党军围攻的红军西路军。

本月因西路军失败，援西军解除了救援任务。与政治委员张浩一起领导援西军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

3月20日与张浩共同发出《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意见书》，向3月27日至30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关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认为“把一切可能抗日的力量都组织起来，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4月4日主持西路军回归干部座谈会，了解西路军英勇征战的经历，听取他们对工作安排的意见。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发动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7月22日出席红军前敌指挥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等问题。在会上作了发言，指出卢沟桥事变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自己时原则立场，与国民党是平等地位，是为抗日而合作，不是依附的、无条件的合作。

8月22日至2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军事问题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从而正确地确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以及实现这一路线的政治纲领和各项政策及具体任务。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等三个师。

9月6日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主持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改编誓师大会，就任第一二九师师长。下辖第三八五旅和第三八六旅。

9月30日率第一二九师先遣队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由富平县庄里镇出发，开赴山西抗日。除第三八五旅旅直及第七七○团等奉命留守陕北外，第一二九师其余部队随后东进。

10月10日率第七六九团进抵太原附近，奉命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日军后方的任务。

10月18日在太原会见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两军配合作战问题。

10月19日第七六九团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焚毁日军飞机20余架，歼日军100余人，减弱了日军的空中支援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的忻口防御战。

10月25日向策应娘子关方向国民党军作战的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发出指示，要以小部队应付日军大部队，而以主力打它的小部队；应大力破袭日军的铁路交通线；必须加强对日军的政治攻势。

10月26日命令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在娘子关以南七亘村设伏，歼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

10月28日命令第七七二团再次设伏七亘村，歼日军百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创同一地点“重叠侍伏”的成功范例。

11月2日指挥第三八六旅在昔阳以东黄崖底设伏，歼日军300余人。

11月5日在广阳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11月7日率第一二九师部队与第一一五师部队协同作战，在广阳、户封地区重创日军主力一部。

11月10日在和顺县武家庄召开干部会议，在会上作游击战术报告。讲解了共产党、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第一二九师出征山西以来的作战经验，阐述了伏击、袭击以及破袭敌交通线等游击战术的运用。

11月13日与张浩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第一二九师党员、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并部署全师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

11月8日在辽县作《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的演讲。

12月6日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会议分析了华北抗战形势和部署了敌后游击战争。

12月7日在辽县作《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的演讲。

12月22日至26日指挥第七七二团、七六九团、汪乃贵支队等，粉碎了日军的“六路围攻”。

12月27日在干部会上作《在我们今天击退正太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观察》的演讲，总结了日军围攻八路军的战术特点，提出了对付日军的战术手段。

1938年46岁

1月6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2月6日在第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上，作太原失守以来的军事工作报告。

2月22日指挥第三八六旅以吸打敌援的手段，在长生口伏击日军出援部队，毙130余人，俘少佐等5人。

3月16日指挥第一二九师主力设伏于潞城东北的神头岭，歼敌1500余人。

3月31日第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与副师长徐向前指挥部队设伏涉县、黎城间响堂铺地区，毙伤日军运输部队400余人，烧毁汽车180辆。

3月在《战术研究资料》上发表《论游击战与运动战》一文。

4月4日至16日率部与第一一五师部队及国民党军协同作战，粉碎了日军发动的“九路围攻”。在长乐村对敌实施急袭，毙伤日军2200余人。

4月23日与邓小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部署进军冀南、豫北等平原地区。

4月26日徐向前率第七六九团等三个主力团开赴冀南，开辟冀南根据地。

5月13日命令部队对平汉铁路进行第一次总破击。以后又陆续实施了12次总破击。

7月17日作《第一二九师抗战一周年军事工作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抗战一年来本师作战、教育、训练、管理等各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今后作战和军队建设的方针。

7月19日在干部会上作《本师现在要确定或恢复的教育工作》的报告。

强调了军队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军政教育的课目与实施办法。

8月20日赴长治与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谈判合作抗战问题。8月27日至9月26日第一二九师部队与冀鲁豫军区部队联合组织实施了漳（河）南战役，共歼伪军2700余人。9月3日至4日在黎城停河铺给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干部作战术报告。

10月1日命令第三八五旅、独立支队等部破击正太铁路，并以一部兵力进到正太路北，配合晋察冀军区反日军围攻。12月7日率师机关和直属队进驻涉县赤岸村。

12月21日率第三八六旅等部，进到平汉路东，直接领导冀南和鲁西北平原地区的斗争。

1939年47岁

1月16日发布反“扫荡”作战命令，以第一二九师在冀南的主力与地方武装组成5个作战集团，实行分区作战。l月22日发布《第一二九师关于目前作战纲领给各集团的指示》，要求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适当地点，伺机伏击和奔袭敌人，避免打硬仗；地方部队则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发动民众，配合主力作战。

2月10日指挥第三八六旅及第一一五师所属第六八八团在威县香城固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毙大队长以下200余人。2月17日发布《第一二九师关于坚持平原抗战的指示》，阐明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及相应的游击战术。

4月3日率师主力大部在黎城县上赵栈村接受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检阅。

5月9日参加师轮训队第一期结业仪式，并讲了话。6月25日在师政治部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目前部队工作的报告》，系统地讲述了发挥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以及军事工作各方面的工作状况与经验。

7月3日领导军民抗击日军5万余人对晋冀豫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

7月11日指挥部队在辽县石匣设伏，毙伤日军300余人。

8月13日向记者发表《关于平原游击战争诸问题》的谈话，强调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群众条件和可能采取的战术。

8月22日在师军事研究会上作《第一二九师抗战第二周年的战术报告》。

深入地分析了日军对付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战术特点，全面地论述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战术原则，尤其对袭击、伏击、急袭、吸打敌援、断敌交通等，进行了详尽而具体的解说和发挥。

8月31日召开各旅及晋冀豫边区纵队等单位的供给会议，统一了全师的供给体制和标准。

10月30日作《关于现在紧急动员中河北军区的建设工作》的报告，正确地阐明了军区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指出它既是蓄积武力的机关，又是使用武力的机关。

11月26日与邓小平向八路军总部发出《为确保太行山阵地我军部署的报告》，提出准备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12月阎锡山制造“十二月事变”，采用阴谋手段分化瓦解由共产党创建和掌握的山西抗战决死纵队中的部分队伍。

12月18日至25日指挥部队进行了邯（郸）长（治）战役，歼日伪军760余人，收复邯长公路沿线多处重要城镇，改变了太行根据地受敌顽夹击的不利局势。

1940年48岁

1月1日参加师直属队元旦团拜会，并讲了话。1月18日向各部队发出《第一二九师关于磨擦情况及我各部队加强戒备的指示》，指出主要打击对象应指向日军，但对国民党顽固派也必须提高警惕，以免陷入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危险境地。

l月19日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进入太岳区，统一指挥该区八路军、决死队，反击蒋阎军的进攻。

1月下旬赴冀西与国民党军政头目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新二十四师师长张东凯、冀察游击第二纵队司令夏维礼和鹿钟麟等谈判，争取他们团结抗战，不与八路军搞磨擦。

本月与邓小平向部队发出《第一二九师对顽斗争方针》。指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应区别不同对象不同表现，采取打击、孤立、团结、争取的不同方针。

2月2日发出《第一二九师关于冀南反顽战役基本命令》。指示部队集中力量消灭磨擦最力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作战方法是各个消灭石军突出部队和薄弱环节，特别要注意创造运动歼敌的条件。

2月9日至18日冀南军区部队和冀中警备旅、晋察冀挺进支队等进行了冀南反顽战役，歼灭顽军石友三部2800余人。

2月12日到师轮训队上军事课，讲战斗组织和游击战术问题。

2月13日给师轮训队上政治课，讲解《联共党史》的结束语。2月25日制定《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域作战计划》。预计消灭侵入太行根据地腹地的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

3月4日至11日冀南军区部队和冀中警备旅等进行了卫（河）东战役；毙伤顽军石友三等部3600余人。

3月5日至8日邓小平率第一二九师等部队进行了磁武涉林战役，歼灭顽军朱怀冰部等万余人，恢复了被侵占的根据地。

4月在黎城出席中共中央北方局高于会议。会议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的任务。在会上作《党军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军队建设各个方面的指导原则，特别是提出了“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

5月5日至8日与邓小平指挥太行、太岳军区部队进行了白（圭）晋（城）战役，歼日军350余人，彻底破坏白晋铁路北段的路轨、桥梁等，挫败了日军用交通线和据点分割、控制根据地的“囚宠政策”。

6月根据北方局黎城会议决定的建军方针，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整编，统一编成11个旅、34个团。

8月1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在涉县东辽城成立。

8月16日向部队发出《第一二九师关于正太战役的作战命令》。

8月20日至9月10日指挥部队进行了破击正太路战役（又称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协同晋察冀军区部队破毁正太铁路三分之二以上，攻占沿线大部分据点。

9月20日写出《第一二九师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役总结》。

9月23日至30日指挥部队进行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榆（社）辽（县）战役，攻占榆辽公路大部分据点，粉碎了日军利用榆辽公路深入“扫荡”，蚕食晋冀豫根据地的阴谋。

10月3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百团大战的谈话，盛赞百团大战对推进全国特别是华北抗战的作用及取得的巨大战果。

10月6日至11月15日指挥部队进行了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其中在关家垴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中的400余人。

第一二九师所属部队在百团大战中共歼日伪军8000余人，破坏根据地内外的铁路、公路共500余公里，攻克和收复城镇据点共60余座，取得了巨大的战果。

12月写出《我们怎样从1940年向1941年迈进》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1940年第一二九师及晋冀豫军区的作战与建设情况。

1941年49岁

1月26日参加太行军区召开的武装干部会议，主持制订了民兵发展计划和民兵职责条例。

l月31日致电中共中央，请缨南下援助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的新四军。

l月开办第一二九师第一期参谋训练班。

2月1日在太行军区扩大会上作《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的报告。

4月15日发布《第一二九师、太行军区联合命令——对军分区建立野战军队管区的指示》，规定太行军区所属5个军分区分别隶属于师和各旅管辖。

5月19日电令太行军区，为配合晋南国民党友军作战，向洪洞南北侧同蒲铁路进行破击。

5月24日发出《第一二九师关于强化游击集团的命令》，要求各级健全、强化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对敌展开全面全力的斗争。

6月4日与邓小平发出《第一二九师关于乘机开展晋南太岳中条山局面的指示》。指示太岳军区乘国民党军队被日军逐出中条山的有利时机，迅速派部队进入其间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6月30日发布《第一二九师关于游击集团的训令》，明确规定了游击集团的组成、作用与指挥系统等问题。

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原冀太联办的辖区增加了鲁西33个县。

8月31日至9月2日指挥部队进行邢（台）沙（河）永（年）战役，攻克敌据点、碉堡60余座，歼日伪军1300余人。挫败了敌人利用平汉铁路阻隔太行根据地与冀南根据地的计划，打通了山地与平原的联系。

9月18日第一二九师举行全师运动大会，检阅了4个月整军的成效。

10月31日向部队发出《策一二九师反对敌人大“扫荡”的战术指示》，针对日军强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总力战”和采取铁壁合围、辗转电击、捕捉奇袭等新战术，指示各部队结合民兵和人民群众，发挥游击集团的作用，粉碎日军发动的秋季大“扫荡”。

10月31日至11月20日指挥部队进行了秋季反“扫荡”作战，共歼敌1300余人。

12月写出《第一二九师关于1941年的军事工作总结报告》，总结了全年的战况和作战、队务、训练、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新的一年的工作方针。

1942年50岁

1月3日颁发《1942年军事工作实施纲要》，规定了部队军事工作诸方面的工作任务。

1月15日与邓小平颁发《第一二九师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要求部队必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并规定了各部队精简兵员的任务与办法。

2月3日至3月3日指挥太行根据地军民进行了春季反“扫荡”，歼日伪军3000余人，迫敌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结束“扫荡”。

3月17日发布《关于武装工作队初次到敌占区工作的指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要求和战术原则。

3月25日发出《第一二九师、太行军区关于武装工作队的组织及任务的指示》。

4月写出《总结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分析了敌军“扫荡”的规律和战术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抗日军民反“扫荡”的主要战斗动作。

5月12日发出《第一二九师关于准备反“扫荡”的命令》，指示太行军民积极行动起来，粉碎日军的夏季“扫荡”。

6月9日至20日指挥太行军民进行了夏季反“扫荡”。率领师指挥所和直属队突出敌人合围圈。

7月27日在师政治部驻地王堡作《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的报告。

8月1日写出苏军《合同战术》译版序言，指出学习苏军战术必须以八路军自己的战术为核心。

8月19日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怎样把政治攻势变为物质力量》的谈话，就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意义、效果和方法。作了简明的解释。

本月作《太行军区1942年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针对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所采取的新的方针和战术，总结出了以主力实施圈外突出和小部队圈内坚持相结合等一整套反敌合围的战术原则。

9月2日在太行军区各分区参谋长会议上，作《关于配合晋察冀反“扫荡”与太行反“扫荡”的准备问题》的报告，提出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反蚕食与反“扫荡”、基干军队与游击集团等相互配合等反“扫荡”要旨。

10月10日在武装干部测验会上发表训间。就民兵的组织、职责、任务与战术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12月16日太行军民隆重集会庆贺刘伯承师长五十寿辰。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发来了贺词、贺诗，邓小平等发表了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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