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真名马嘉善，现名任远，1919 年生于陕北绥德城内贫民家，14 岁时考入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我产生了强烈的抗日怒火，组织同学收听广播、出版抗战壁报，发起绥德市民组织抗日救国，在母校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同学中发起建立抗日民族先锋队，不到一个月我就发展了 80 多位同学加入，大家推举为我区队长。

　　我的抗战热情十分高昂，立志投笔从戎，为国效力。在榆林六中任教的张明远同志是秘密党员，1937 年 11 月间，他组织人员在绥德南关一家旅店内召开了陕北民先队总部会议，我被邀请参加会议并被秘密发展为地下工作者。陕甘宁边区派驻绥德的警备司令部司令员陈奇涵、政委郭洪涛经常到我们学校演讲，号召全民抗战一致对外。

　　不久，掩护在警备区民运科的绥德县委书记黄静波与我接上关系，并由他同安志文(我在绥德师范学校 26 级的同学)秘密发展我入党，与我同时入党的，还有常月亭、张孟晋，我们三人中，指定我为小组召集人，在黄静波县委书记秘密领导下开展白区工作。黄静波同志是我敬重的老党员、老领导，也是我革命的引路人。他是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原省委书记、省长，对我非常了解，在坎坷不断的人生征途中，他给了我很大帮助，我们结下了深厚友情并成为了知心挚友。

　　他的一生为党贡献，1938 年担任陕西省的绥德县、米脂县、清涧县三个县的县委书记的重职。他长时间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由于工作成绩出色，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文革"前，他已出任陕西省副省长，在中央党校学习后，分配到辽宁省抚顺市矿务局西露天煤矿任副矿长，向工人学习，锻炼提高思想。"文革"浩劫中，他与我一样遭到无情残酷的批斗。"文革"平反后，经中央决定，派他任广东省副省长兼秘书长、省委常委，后来中央又调其担任青海省委书记、省长职务。

　　1987 年，我离休后受中央统战部指派，陪同国际友人赴藏访问时，由拉萨一路直抵青海省西宁市，受到省委统战部同志的热情接待，听到青海省党政干部群众对黄静波同志的一致赞扬。黄静波同志为人正派，敢做敢为，不畏权威，主持公正，伸张正义，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公正处事，不看权威脸色。由于他坚持原则，处理冤案深入人心，被群众称为"黄青天"。这样一位深受当地干部、群众美誉的红军时代的老同志，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省内各代表团用电报、电话、信件等形式，向中央请求让黄静波继续留任工作，他当时在会上流着热泪感谢大家。

　　我的历史他很清楚：经血战、被俘的考验、长达数十年的长期审查，终于在"文革"后期得到彻底查清。我十分热爱党的保卫工作，尤其在延安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后，感到党的隐蔽战线十分重要。公安部的领导曾称赞，我们延安特训班第一期的 36 名学员都是公安部的"元老"，聂荣臻元帅称情报人员顶得上十万精兵。我作为其中一员，感到十分自豪。

　　1952 年，铁道部机关党委审查我的被俘历史时 , 曾认为我有叛党行为，做出开除我党籍的决定。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杨奇清听说后当即正面告诉我："如怀疑你历史有问题能让你护送毛主席、周总理访苏，还会让你负责保卫中央首长的专列?他们不了解，待他们审查一结束，你就回公安部工作，我们相信你、信任你。"

　　因我 4 个月被俘历史，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已经在 1946 年 7 月做出了明确结论：相信本人交待，恢复组织关系，而且工作上重用，让我从 1946 年 8 月起担任张家口市公安局二科副科长，主管全市侦查工作，1947 年 1 月又委任我为冀热察区党委社会部情报科科长，1948 年 6 月东北局社会部又任命我为冀热察行署公安局副局长，让我放心大干。

　　1955 年 5 月，铁道部撤销开除我党籍的决定，重新恢复工作后，公安部立即通过中组部调我回公安部工作，但当时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志又亲自点名要我到二机部工作，工作性质十分重要，系国防尖端工程，因我有保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专列的保密安全经验，历史已查清楚，因此决定调我到二机部。我服从安排，但表示，我还是比较热爱老本行，待二机部的工作告一段落后，还要求归队。我的历史问题已彻底查清，我不是叛徒，我领导下的情报工作人员无一人受到敌人迫害，而且还为组织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我的地下尖兵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我怀着对公安工作的向往，自 1984 年离休后，又协助国家安全部工作了十多年。因此，我愿以"无名的老特工"自称，我认为党的保卫工作是无上光荣的。值此建党 90 周年之际，我向党向人们写出我的回忆录，作为献给热爱的党、光荣的党、伟大的党的一份贺礼!

　　我今已 92 岁，生命有限，但身体尚未衰老，仍决心乐观向前、继续奋斗、量力而行，无私奉献余热。我的感悟是，功过是非，可由历史评定，自己要不断学习，改造自己，充实自己，力求生而无忧，死而无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