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举行抗日集会，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斗到底。图为青年学生在街头进行抗日宣传。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向北平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以备事态扩大”的指示。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写道：“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特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何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显然，蒋介石已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蒋介石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一面积极应战，一面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在不求战而必抗战之决心下，努力一切”。

　　但日本对冀察当局和南京政府的和平努力不加理睬，继续增兵华北，和平解决事变的可能性已十分渺茫。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他说：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我们中途妥协。”“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前发生的征兆……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是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他指出，中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原则是：“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个谈话说明，南京政府已不愿再向日本让步，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蒋介石谈话发表后，与蒋介石打了十年内战的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并以少有的口吻称赞了蒋介石的这次谈话，说它“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一面促蒋、一面救亡

　　国民党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7月14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

　　“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接连致电蒋介石、宋哲元等，并向全国发表通电，呼吁抗战。电文中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祖国之目的。”“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29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即愿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躯，与日寇决一死战”

　　聂荣臻回忆道：

　　“到7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7月28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8月15日改编好，20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

　　坚持积极防御战略

　　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失，这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接着，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3条铁路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8月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当时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的。意见中还说：“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见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