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远征并未减少上海对毛的非难。雪片一样的信件很快就追上了毛，内容都是极左的指示。

　　李立三仍然只会坐在办公桌旁狐假虎威发号施令。他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六大决议(毛也是如此)。整个1929年，他发出的指令是：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因为条件尚未成熟；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他还命令毛和朱离开军队到上海接受批评。

　　朱怒气冲冲，毛则神色不变。两个人都违背了李立三的政策精神，不过他们尽可能对信件表示遵从。过去的一年，他们都是这样敷衍过来的。
　　令人惊奇的是，毛从未离开过中国共产党：在1924年当他被讥讽为“胡汉民的秘书”时；在1927年第五次党代会批判了他所坚持的土地政策时；在1928年他被指令离开井冈山时；直到1929年，及以后的一、两次类似的情况的时刻，他都未退党。
　　他之所以还留在这个圈子里，是因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终究会到来。他的灵活机智的工作方法有时近乎机会主义，但是，他要实现的目标一直是共产主义。
　　进而言之，毛不满足于建立起只包括一、二个省的王国。中国的面积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仅湖南省，在1920年的人口就与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的全国人口相等。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需要一支真正的全国性力量。没有共产党，毛和朱不可能在三十年代初就建立起这样的武装力量。

　　毛走地方路线，但他的思想不是地方主义的。

　　如果说毛在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脱离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他被看作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但他只是居于党的权力机构的中层。*

　　*第二次茅坪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负责湘赣边界地区的党务工作。在十九名委员中，毛排在第十五位。
　　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救星，但他有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常常偏离党的路线。然而，毛做了很多努力并多次做出让步以便留在党的机构中。

　　1929年，毛得了疟疾。这场大病持续了三个月，有好几次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江西搞不到奎宁，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历尽千辛万苦才把药送到(共有两个人护送这些宝贵的药瓶，其中一个在半路上被砍了头，另一个总算闯关过卡回来了)。
　　毛在福建境内的一座草舍里养病，这里距江西东部较远，可能是信仰基督教的傅医生救了毛的命。傅连璋医生是被红军争取过来为红军做事的。在长汀，一位英国浸礼会教徒给他取了个教名叫尼尔森。

　　李立三路线的影响是毛在江西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朱德在毛生病期间的举动得到说明。朱德好象失去了舵手，开始对李立三半推半就。在“流动游击”喊得最响的时候，他也离开瑞金去“发动群度”了。

　　谁也不知道毛在听到朱德的这种无益的妥协时有何感受。无论如何，朱德的从命收效甚微。几个月后，他又回到毛的路线上来了。

　　到1929年末，毛又复出，他已从疾病和对朱德的失望中解脱出来。他准备在福建的集镇古田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支撑在山里的稻草床上，他草拟出时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毛象一个杂耍演员，他把几个球同时抛至空中，在较为熟悉的问题上和李立三展开了论战。

　　他对如何管理军队提出了强硬的观点，他对一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感到痛惜。毛坚持说：“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这是对朱德的批评。一些效忠于党的中央的地方人士对毛是个问题。古田会议并不是一帆风顺，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权力之争。为了取胜，毛巧妙地运用了他钟爱的手段，他开始转向秩序和纪律。

　　红军已不象在井冈山时那样是一支兄弟队伍，官兵也不再坐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了。有些官长对政治原则似懂非懂，甚至连一点政治思想都没有，却被吸收为党员，只因为他们是官长。毛批评了这种做法，但是，他有时也只得听之任之。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主要强调的是纪律。他批判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官长应允许骑马，司令部应比连队配给较大一点的房子。

　　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这就象打向李立三和一些年轻留学生的一记耳光。合格党员的一个标志应是“必须没有发洋财的念头”。可如此多的人靠奖学金留学去了，又有如此多的党的领导人到外镀金。把一半的时间浪费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观点。在他给林彪(当时是春风得意的年轻军官)的一封信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信后来取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写于1930年1月的信，既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又清楚地表明了毛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

　　这时的毛是相当乐观的，他认为，革命的希望就象“躁动子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已可触摸得到。是不是毛已开始赞成李立三形而上学的高xdx潮论?而就在此时，李和中央都十分悲观。毛为此责备他们，他的推理比他的乐观主义更具有打击力。

　　斗争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它的涨落不仅和自己的力量有关，同时也取决于敌人的力量。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道理。

　　1928年初，毛一度十分谨慎，因为军阀之间还没有相互残杀，所以当上海命令他多方出击时，他感到十分吃惊。到1930年，他已敢大胆地行动了。因为这时蒋介石受到两个军阀的攻击，同时日本人也正向中国施加压力。

　　1930年3月，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抛出了一条荒诞的消息。他们出版的新闻简报《印象通报》(Imprecorr)上刊登了一则毛的讣告!讣告中说毛死于肺结核，并称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

　　这一过失并不是克里姆林宫在中国问题上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随着1930年的过去，起始象蛤蟆一样把自己吹得胀鼓鼓的李立三的牛皮也吹破了。他和毛之间奇特的拔河赛摇动了每个人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在江西的成功使他与李立三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尽管李立三为红军逐渐扩大的影响也有所触动。朱毛军事武装(主要是红军第四军)是当时左派在全国范围内最有力的武装。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李转向毛的建立长期农村根据地的思想。他说，“在山里”建立政权纯粹是“开玩笑”。

　　不管怎样，李确实想利用朱毛的军队来进一步实施他的攻击几个主要城市的计划。他很快就取得了这种权力。

　　彭将军攻占了长沙，徒劳无益地坚守了十天，最后被赶了出来。贺龙将军(他的生活不久就和毛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被派去攻打武汉，但他没拿下这座大城市。

　　毛和朱的目标是南昌。他们徒劳地占领江西省府24个小时*，工人没有起来，国民党没有垮台，军阀的军队也损失不大。

　　原文有误。朱毛红军从未占领过南昌。——校注

　　毛从进军南昌的失败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李立三的路线已彻底破产。

　　离开闽赣边界去攻打南昌之际，毛对这次出征肯定也是心存疑虑。离开长汀时，他在一首词中写道：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既无百万，也很难说得上狂飙，另外，一支外国歌曲真的会使毛感慨万千吗?
　　但是，失败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李又玩弄了一个伎俩。长沙失利后一个月，李告诉彭德怀再试一次，并命令朱和毛也参加这次会战。红军人数已超过两万，是中国共产党迄时为止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毛带领队伍进攻了十二天，但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大炮和军舰……。

　　毛放弃了战斗，没有服从李的命令(带着彭和朱)。他用实际行动反对李，又回到了赣南。

　　李立三垮台了。两个月内，他失去了党内一切职务。和他的前任瞿秋白一样，他被召到莫斯科，挨训受责，继而进监狱。

　　进攻长沙的后果是导致开慧和毛的继妹被杀害。他的两个儿子被救了出来，但毛直到很多年后才见到他们。他家的土地被国民党查封，更甚的是，他们还掘毁了他父母的坟墓。
　　毛再也收不到地租了，这位“红乡绅”再也没有静修的好去处了。毛在井冈山和江西没收了许多地主的财产，现在他才知道被没收财产的滋味。
　　难以理解的是，毛颇欣赏他在韶山的名望。后来他向埃德加·斯诺谈及他在韶山的形象时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他指的是三十年代早期。这似乎有点儿自鸣得意。
　　毛接着说；“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当时种我家田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被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毛总是感觉到，那个靠得住的乡土世界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
　　李立三的主要批评者并不是那些受他迫害的人，而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一伙新人，他们揪住他不放。毛已看清了自己的前途，他又有事情于了，要与一伙新的对手——28个布尔什维克作斗争。

　　这“28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学习的一群左派中国留学生，他们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因为他们站在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上。他们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导师就是校长维克多·巴威尔·米夫。米夫同时还是斯大林远东政策的得力顾问，因此，他不久就从大学的校园来到了上海的小巷，成了三十年代初期的鲍罗廷。
　　28个布尔什维克除擅长理论外，对其他事情一窍不通。的确，他们都缺乏经验，其中的两位佼佼者——王明和博古，在1931年取代李立三掌管党中央时都只有24岁。

　　他们俩和毛除了都是中国人之外，很少有相同的地方，王明出身于地主家庭，性情温和。博古的父亲在清朝时曾当过县令。两人都曾是上海大学的学习尖子，又同时在十几岁时就离开中国去苏联学习(毛在十几岁时还没有离开过湖南)。

　　他们于1930年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出人意料的是，1931年初在上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他们俩竟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米夫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好象是欢迎王和博的回国，毛写了一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文章主题是论述“山沟的马克思主义”和在莫斯科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毛提出的口号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一时期，是毛自1926年以来日子最好过的一段时间。李立三已被清除，中央开始对农村工作有些好感，尽管当时的党中央远在上海的法租界内。毛在1930年9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以来的第一次)。
　　以毛为政治首领的江西根据地工作进展顺利，到1930年底，根据地的面积已扩展到一万九千平方英里，管辖人口三百万。几次攻打城市的惨败进一步提高了江西和其他红色农村根据地的声望。

　　李立三的“玩笑”变成了现实。许多党的高级官员来到了山里，党中央决定成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国的临时政府，这样就使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视具体化了。在李立三以后的政治氛围中，毛必然就成了中共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

　　与李立三进行了三年的斗争，现在，毛不得不应付这一斗争遗留下来的一个棘手问题。李立三在江西的追随者们不欢喜毛和他的思想，并密谋反叛。其中有些是渗透进来的AB团分子(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团”)。国民党搞AB团的目的就在于向中国共产党渗透。

　　毛得到警报后，迅速行动，在富田囚禁了几个反对他的领头人物。这一行动将反叛推向了高xdx潮，几千人赶到富田企图释放被关押的人。几千名武装战士参加了这次长达几个星期的战斗。这是共产党阵营内发生的第一次重大事变。

　　毛赢得了胜利，但他没有因取胜而变得宽宏大量。他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治病救人”的内部斗争方针，他杀了成百甚至有上千的人。如果说这个事变使毛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受到爱戴，但却使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了。*——

　　AB团非反布尔什维克团，富田事变有着特殊的环境，对其处理毛确有失误之处。——校注

　　一天，一个自称是毛的老同学的人拜访毛，他是毛在东山高小时的同学肖三。肖三已与共产党人心心相系，(他与爱挑剔的哥哥肖子升不同，肖子升曾随波逐流地加入国民党，转而退了出来，后又去了欧洲献身文化事业。)当天晚上，毛邀肖三谈了很久。

　　他俩谈到了如何教文盲识文写字的问题。这次交谈仿佛是毛开始戎马生活之前的回声，然而，也预示了他拿起枪之后的生活。根据地的稳固发展使他能再次考虑作教师的问题，教育别人是他的癖好，他要重操旧业。

　　毛领导下的江西政权开创了一个自由时期，人们可以象寄一封信那样为追求感情的自由而随意离婚。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生儿育女也不能做为维系婚姻的纽带。

　　毛的婚姻自由政策和他奉行的其他政策一样，是带有革命精神的。在旧中国，最底层的人们结婚并非一件易事。毛在江西调查时发现只有10％的游民和1％的长工能找到妻子，他对此大为震惊。而且在旧中国，离婚几乎不可能，对妇女来说则根本不可能。

　　毛的新法律实施后，出现了一派结婚与离婚的繁忙景象。姑娘们把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当做婚姻管理局，她们等在那里，直到那些不耐烦的干部为她们找到男人才罢休。

　　有些夫妻即合即离，朝秦暮楚。

　　有些青年团员在“向封建主义开战”的名义下，胡乱地发动所谓自由婚姻运动。

　　1919年，长沙的那位新娘自杀后，毛也撰文提倡“恋爱自由”。然而，当新旧思想交战时，毛选择了中间立场，这一点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出发点。他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婚姻生活的幸福，而反对无节制地纵欲、早婚、独身和其他异常行为。

　　他的有些政策定得比他许多同事所希望的要严厉。他不同意将男子的婚姻年龄降至20岁以下，女子降至18岁以下。他坚持红军战士的妻子，只有征得丈夫的同意或是两年得不到丈夫消息的情况下方可提出离婚。

　　*老百姓的妻子可不受此规定的约束。这种区别也预示了毛在延安时对结婚，离婚和性的问题进行限制。三十年代末，首要的问题是抗日。因此，毛在这方面采取了强硬的政策。

　　他的婚姻政策使普通农民自由地结合，但他也不赞成二十年代一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提出的在性生活方面的“一杯水”观点。他认为应给农民保持自己传统习俗的一席之地，而不可过于轻率地处理男女之事。

　　这一点很合毛的性格，他笃信诚实的乡土美德。他不同于那些五四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大胆的社会实践是件令人激动的事，而且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和开慧或子珍的婚姻在当时的环境中都是稳定的。确实，毛并不看重结婚的仪式，他在完婚之前就同她们生活在一起——然而一旦确定，这种关系就会稳定地保持下去，直到外部因素促其发生突变。

　　毛在江西时制定的《婚姻法》完全反映了他的经历。两个人开始同居就视为“结婚”，不管他们是否已领了证书。这样就消除了私生子的概念，这是中国的一大变化。同时，毛制定法律的宗旨是要把稳定的家庭式爱情作为所有人的规范和权力。

　　毛的革命最终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改变了一切，因为它改变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然而，人的行为规范并无多大改变。

　　蒋介石正准备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李立三向蒋的城市发动几次进攻之后，这是以牙还牙。
　　然而，却是朱和毛与发怒的蒋对峙。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他们共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他们以少胜多的战例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采取灵活的战术，诱敌深入(把国民党军队引到他们不熟悉的山里)，以置换空间这种方法，毛掌握了时间的主动权，他看着敌人逐步分散兵力，一旦发现敌人有明显的薄弱环节时，就集中所有的兵力围歼，他称这种战术是“以十当一”。

　　由于灵活的战术使得毛的军队能够利用与当地农民的鱼水关系，并使他那众多的军队能简装行动。在第一次“围剿”中，蒋介石投入十万军队对付毛的三万人；第二次，蒋把人数增至二十万，而毛的队伍还是三万；第三次“围剿”，蒋介石飞到武汉，亲自督战，指挥着三十万兵力，而毛的军队则只有蒋军的零头。

　　反“围剿”的胜利是毛多年来最辉煌的一页。上万名国民党士兵最后倒向共产党一边，许多国民党军官被击毙，毛只损失很少的战士。朱毛军队缴获了大批枪支，他们在战利品中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机器，他们从未见过也不知怎样使用这些玩意儿，这就是无线电发报机。
　　1931年夏，毛抒情至极地填了一首词，对其令人激奋的内容来说，《反第二次大“围剿”》这个题目似乎平淡了些。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和朱有可能击退蒋介石，但要击退28个布尔什维克就是另一回事了。1931年对毛来说是喜忧参半，他把人民战争的思想付诸实施并取得了成功，但他在中央的处境却是十分不利。

　　由于当时异常的环境，毛也就有了自由行动的可能。共产党总部远在上海，江西的苏维埃政权又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它曾一度成了自由王国，在很多方面偏离了党的准则。1931年，紧张的军事气氛，更加强了它的自主性。
　　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印证。这是中国共产党迄时为止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共有610名代表。开幕式于1931年11月7日清晨举行，这一天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十四周年纪念日。

　　28个布尔什维克给这次大会以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不能控制大会。毛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脆弱的政权可望包括有华南地区多半很少的几十个苏维埃)，这是毛当时的最佳头衔。他成为了一个政府的首脑，尽管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不知道这一政府，也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毛身边还有两位副主席，张国焘是其中之一，这个地主的儿子一直与毛合不来。
　　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取得莫斯科同意后，决定巩固在中央的正规统治。1932年，他们开始了计划中的下一步，中共中央由上海搬到了江西，这个最富有生气地显示共产党的精神的地方。“从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毛后来抱怨说@。

　　28个布尔什维克反对毛的什么呢?还是两个老问题——军事战略问题和土地政策问题。在落后的中国，要靠枪杆子和农民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28个布尔什维克无论在军事思想还是土地政策方面与李立三的本本主义都没有多大差别。
　　在28个布尔什维克的眼里，毛只不过是一名农民游击战士，他的军队已被游民思想所腐蚀。他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在28个布尔什维克看来是忽视了根据地的占有。“夺取主要城市”他们叫喊，仿佛1927年和1930年的惨败没有发生过似的。

　　总之，28个布尔什维克将毛看成是《水浒传》中那样的农民反叛者，而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军队的领袖。
　　在江西，毛根据人民战争的要求调整了他的土地政策。“鱼”需要“水”，没收财产要谨慎从事，不要与中农为敌。在共产党的修道院里长大的28个布尔什维克，伸出优雅的手轻易地抓住了把柄，毛执行的是“富农路线”。

　　28个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共产党前十年的历史似乎毫无记忆，那段时间也没给他们留下任何创伤。另一方面，他们所说的也不是假的，他们的批评有时是有很好的理论根据的。

　　毛确是把一些封建主义色彩(例如，家族政治)绘入了治理农村的蓝图。毛还不精通马克思和列宁，头脑中还残存着一些《水浒传》的思想。

　　甚至在语言的使用上，毛也和28个布尔什维克展开论战。他认为简单地将“Soviet”(苏维埃)和“Bolshevik"(布尔什维克)直译过来，普通农民根本就不懂它们的含义是什么，许多人都以为“苏维埃”是一个人的名字，“布尔什维克”，更是象刀叉一样不为中国人所熟悉。毛总是尽量避免使用“布尔什维克”这个词，他还找到了一个有具体意义的词来代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

　　但是，在28个布尔什维克看来，毛这种做法恰恰证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把握得不准确。

　　1933年，毛被解除了制定政策的权力(尽管他还拥有他的政府头衔)。此时，蒋介石调集了不少于四十万人的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但毛已不是此次反“围剿”的负责人。

　　周恩来负责这次反“围剿”，1932年8月(译按：应为10月)在宁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取代了毛的职务，成为红军总政委。

　　在这些年中，周没有站在毛的一边。他相信阵地战，他认为这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他觉得毛行为古怪，在宁都会议上，他俩曾言词激烈地展开过论战。@当然，周并不象毛那样强烈反对28个布尔什维克。

　　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周在28个布尔什维克思想指导下的战术起了作用，还是毛朱留下的影响赢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呢?但无论如何，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更加孤立。他的“胆怯的游击主义”也因此而被看成象自动化时代的纺车一样落后。

　　1933年4月，反“围剿”胜利后举行了一次会议，它把毛的军事威望打入了地狱。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的疟疾又犯了，再一次遭受挫折而卧病在床。

　　那位基督徒医生赶了来并命令毛住院四个月，但他恢复的比这要快。不久，他就责备傅连璋医生为他受用的过奢伙食。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一下轮到这位医生看起来象得了疟疾。傅回忆道：“突然，我的脸红得象只胡萝卜。”

　　毛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过东西，1933年，他写了几年来的第一篇文章《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涉及经济问题。自从把军事指挥权丢给周恩来后，毛就象生手一样热情十足地将自己投入到基层工作的研究之中。

　　他骑马巡视苏区，核算收获的粮食，组织贩盐队到国民党占领区走私必需品。他又开始聆听农民的声音了，自离开井冈山后他很少这样做。

　　中央发起了扩充红军一百万的运动(1933年初还不到五十万人)。每个根据地周围都筑起了土墙，称为“铜墙铁壁”。毛指出，这样扩红会夺走农田里的劳动力。他还认为，这些土墙会使红军陷入阵地战。毛在～篇谈群众生活问题的报告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日本人的入侵再次给中国罩上了阴影。就象乌云遮住了太阳一样，它使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置于一种奇特的光线之下。他们究竟是为何而战呢?难道它比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更重要吗?

　　“满洲事件”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东京借机第一次踏上了它巨大的邻邦俯伏着的躯体。它的最初后果是分散了蒋消灭红军的注意力，而它的长期影响十分深远。

　　毛的民族主义思想丝毫没有减退，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他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向农民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他提醒农民说，国民党干的最坏的事，是他们与洋人勾结企图从外面打开统治中国的大门。

　　当时人们对此感到好笑，苏区以外很少有人听到过这种说法。但十年之后，这～说法就显示出其英明之处。毛和朱于1932年4月对日宣战，但是他们已有好几年没见到一个日本人，他们所控制的中国人口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其法令只在九百万人口中生效)。

　　毛确有远见。

　　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不是重复苏联的革命，而好象是江西的山沟里发生了“又一次十月革命”。

　　他从未对世界革命浮想联翩。中国是基础。如果中国出现危难，再也没有比拯救她更重要的事情了。假如没有中国，任何革命的说教都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毛开始倾向于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但他当时所拥有的权力只能是谋划此事。中央还没有发表任何抗日宣言。实际上28个布尔什维克从未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他们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看成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
　　1933年12月，福建省发生了一场悲剧。一支杰出的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蔡想和日本人打仗而不是围剿共产党，他向共产党派出了密使。
　　而中共却举棋不定，他们对待十九路军反叛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并兼怀敌意。王明在莫斯科谴责蔡说：“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帮助蔡之前，蒋已用计铲除了英勇的十九路军。

　　毛肯定同情蔡。他希望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它包括共产党以外的所有爱国人士，只要他不是反动派。1936年，毛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团结蔡是错误的。
　　然而，毛并没有为了蔡而使自己陷于窘境。实际上，他曾尖锐地批评蔡企图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派之间寻求“不存在的第三条路线”。而更主要的是，要反对对蔡战而胜之的情绪潮流，毛缺乏必要的影响力。再说，没有胜利把握他是从不出击的。因而他只好随波逐流，这是一段使毛回忆起来会感到不安的插曲。
　　1934年1月，毛来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尽管已有名无实，他还得来主持会议的开幕式。会堂里挤满了一千名代表，装饰着红红绿绿的旗帜。他看到一幅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声礼炮和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毛作了一个简短的、毫不说明问题的讲话。大会的所有决议都已在提前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确定了。而在中央会议期间，毛要么缺席，要么难起什么作用。

　　此时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但是毛只能做一名旁观者。这次“围剿”的方案是由德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彻底消灭共产党，求助于希特勒，两位德国将军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森成了蒋的军事顾问。28个布尔什维克控制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急切地求助于外国人，这次反“围剿”由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直接指挥，他是共产国际赠送中国革命的最后礼物。

　　这次代表大会被王明的盲目乐观主义思想所笼罩，因为当时布劳恩指挥的几次战斗还不算太坏。毛只好保留自己对阵地战的怀疑。他主持大会时就象～只落了毛的凤凰，谁也不会为大会解除他的主席职务而惊讶。但是，他竟没有被选入他已负责了三年的政府(人民委员会)，这对他太残酷了点。

　　蒋开始实现困扰了他三年的“围剿”目的。一旦敌人进入大门，那么，“御敌于国门之外”很容易就会变成一场恶梦。因之布劳恩把领地看得比军队重要，而结果必定鸡飞蛋打。事情偏偏这样发生，它暴露出“阵地战”的愚蠢。

　　1934年的春天并没有给瑞金带来欢乐。

　　冯·西格特将军构筑碉堡，并用公路将它们连接起来。这一战术奏效了，因为中共也选择了把自己的军队固守在防守阵地上的战法。这便使兵力太弱而且装备低劣的共产党的军队失去寻找敌之薄弱环节、灵活机动地对之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国民党军队却能对被困的、给养不足的红军有效地实行经济封锁。

　　到8月，中共原来控制的七十个县只剩下六个了，甚至连长汀也落入国民党之手，许多红军将领战死沙场。

　　毛对此无能为力，终日闷闷不语。他处于如西方人们说的那种被“软禁”状态。

　　自1934年仲夏始，他就藏身在于都(瑞金以西)一座小山上的草房里。

　　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来和毛闲谈。他带来了酒和鸡。在那艰苦的岁月，这是再美不过的佳肴了。他们受用了一顿。

　　毛和他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啜饮着酒。当话题触及到令人留恋的往事时，毛对这位老部下叹道：“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毛试着回到书本中去，他杂乱地记着笔记，他赋写忘情于山水的诗词，他还教他的警卫员识字。然而，听到山外发生的事情，他无法安宁下来。他又一次在交厄运的时候病倒了。

　　他高烧达华氏105度，这一次的疟疾发作几乎和1929年的那次一样严重(尽管博古把毛的病称之为“外交病”)。从8月一直到9月底，他一直卧床不起。当疟疾加重时，又出现了急性肠痉挛，他当时肯定想到过自己是否还能恢复过来。

　　厄运与整个夏天同在。

　　傅医生带着药箱来到于都。一天，傅为毛炖了一只鸡。毛拒绝吃——这位要求甚少的病人总是说，他有一个护士就可以了，不需要医生陪着，他拒绝吃鸡。一种职业的习惯使他乐于接受那位军官送来的鸡，而不愿要傅医生为他准备的鸡。他让傅医生把鸡吃了。

　　毛从医生的病床上硬挺过来了。当他于9月底离开于都时，他发现外面世界乱得无法收拾。然而，这种混乱也给他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利，他似乎觉得自己使中国摆脱了“共产主义灾难”。共产党决定放弃江西。

　　毛觉得这样做是“惊慌失措”之举，但这是博古和布劳恩决定的。红军余部开始向西北行进，希望与贺龙在湖南领导的苏区会合。

　　28个布尔什维克为这次惨重的失败而感到窘迫不安，所以毛又悄然回到为指挥撤退而组建起来的军事委员会里。这是一个小小的转机。至少，毛应比几乎所有的同事更少地受到指责。

　　红军就象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失舵的小船。十万人(还有几百名妇女)的队伍毫无目的地走着，一定有很多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在走向死亡。不少人却在伺机开小差。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星期以后，莫斯科用无线电传来指示，告诉中共撤离江西。

　　毛带了每人都备有的三天的干粮，还带了一匹马，——这是与国民党作战的战利品，外加一把雨伞和一捆书。

　　在同事们看来，带公文包是毛的标志，小包里通常装有文件和地图，但这次他却没带。这一点很奇怪。周围的人认为，这说明毛仍很悲观。如果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掌握大权的话，可能会把那个包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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