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表上，毛泽东此刻透露出足b多谋—对有些见过他的人来说可谓城府很深—正是这种足智多谋把他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举止老练深沉，目光和微笑让人难以捉摸。

　　有时，他注视着和他讲话的人，歪着头，好像是在掂量其话语的分量。他嘴上总是叼着香烟，喳噬有声地大口吸着。川

　　有些外国人在与毛泽东交谈后离去时，竟骇得想不起毛泽东刚才对他们说了些什么话。

　　毛泽东内心的刚毅掩藏在一些人称之为女人气的沉默寡言中。美国人克莱尔和威廉?班德曾说:“遗憾的是，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外表上的女人气质。”E2)

　　与各类男人都有交情，有的还不止是交情的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对毛泽东也有类似的印象:“一个高大而令人生畏的身材缓步向我们走来，高声向我们问好。一双女人般的柔软的手握住我的手。……他黝黑的国字大脸表情深不可测，天庭饱满，嘴唇则女性化。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3]
　　“他不握紧也不摇动你的手，而是让你把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再把你的手推开。”[4，史沫特莱有些抱怨地说。
　　按照史沫特莱的标准，在中共领导人中，她认为朱德朴实敦厚，古道热肠。但这位世界革命的圣母玛丽亚如果希望在与毛泽东的政治交谈中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么这种希望在她落座之前就会消失。“实际上，我对他的女性气质和阴郁情绪感到讨厌。一种本能的厌恶从我内心涌起……”
　　正如斯诺一开始就发现毛泽东是“奇异人物”[5}一样，史沫特莱不久就领悟到至关重要的一点:毛泽东不再是一望便知的一本打开的书。他正在逐步变成圣人，只有圣人才会神秘莫测且无拘无束。

　　在延安，我们看到毛泽东正处在他事业的中期。他的目光已经脱离过去的战场，他统治了中国的部分地区。他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下一位中国的统治者。作为一位40多岁的人，他要随心所欲地做事。

　　毛泽东的身上开始显露出一种主宰的风骨。

　　急不可耐的表情已不复存在，他的眼睛亦不再在银盆似的脸庞上闪烁，而是开始显出一种释迎牟尼式的稳重。

　　毛泽东的个性由诸种不可调和的色彩组成。尽管他领导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他还是喜欢长时间地独处，只是偶尔才与大家相处。他并不关心—也可能是没有注意到—人们在其他场合是否会议论他。

　　处于中共领导人的地位，毛泽东处事泰然自若，独具风格，自成一体。

　　在这个团体中，军人只能留短发，毛泽东却任意留着音乐家般的头发。抽烟和起晚床被认为是违反纪律的表现，可是毛泽东抽起烟来就像烟囱冒烟，而且正午之前很少起床。尽管统率着军队，他敬起礼来总是心不在焉地比画一下，走起路来则拖沓着步子像个农夫。[6]

　　在他的文章中，毛泽东说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应该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但是，他有时却大发其火，甚至破口大骂，直到对方惭愧满面地离去。[7]
　　在党内人士的非议声中，毛泽东不理不睬地新娶了一个妖艳的女子为妻。毛泽东经常独处，但他的家庭却是所有中共领导人的家庭中最热闹的。活泼的蓝苹以及儿子和侄儿在他书房里穿进穿出。

　　毛泽东在延安开始发福。他的年老的教师，来自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负责根据地教育工作的徐特立则仍然那样清瘦。20年前，徐特立像毛泽东一样一直提倡斯巴达式的体育锻炼，到了延安他仍坚持锻炼。花甲之年，他仍在冰冷的河水中游泳，从不穿大衣，食量也很/卜。fal
　　但是毛泽东不讲究什么养生之道，他的许多行为在徐特立看来都是受了魔鬼的诱惑。这多少可看作是他那不受拘束风格的延伸。

　　这个卓尔不群的人之所以不循规蹈矩，并非仅仅因为规矩难以遵循，而是出于要超越既成之规的天性。清规戒律是一根拐杖，他发现自己足可以不用它，这就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德进特-史沫特莱准备写一本关于朱德生平的传记，她有些天真地问毛泽东对她的这一想法有何见教。那是在1937年，恰好在年前毛泽东对斯诺谈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我问毛泽东，待在延安写朱德的传记和到前线去写战争，对我来说哪一个更重要些。”毛泽东回答:“这场战争比已经过去的历史更重要。”很遗憾她未能录下毛泽东说这话时的表情。[9l
　　毛泽东的王者之气日显。他感到中国的历史重负落在了他的肩上一这是拖函台为不再自由放任的原因所在一自负感也变得更加强烈。

　　不可泛泛而论一位政治家身体的发福或工作中的放纵，而应看到这是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圣人已具自觉意识。毛泽东并没有变得喜好奢华，却仍然保留着无所畏惧的性格特点。

　　进而，祟拜在他周围升起，毛泽东的画像开始出现，公共场所可以看到他的题词手迹。两个超乎寻常的字眼与他联在一起:一个是1938年林彪(以及后来的其他人)所称的“天才”[10];另一个是1941年萧三(还有其他的人)所称的“我们的救星”r;>0

　　40年代中期拜访毛泽东时，不复有像斯诺和史沫特莱所熟知的那种不拘礼节。得到被毛泽东接见的传唤成为一种令人激动的事，卫兵拿着带有刺刀的枪站在他的门边，忙碌的工作人员让毛泽东与来访者保持很大的距离，毛泽东也不再到其他人的窑洞中去。

　　毛泽东的形象的树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战争带来的结果。在一切主要国家中，战争领袖多少都被神化。对毛泽东的崇拜并没有超过斯大林、丘吉尔或罗斯福。

　　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立的时候，提高毛泽东的形象合乎逻辑，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共产党也需要为全中国提供一位可以与蒋介石匹敌的人物。确实，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莫斯科对资本主义盟国的一种姿态)提升了毛泽东的地位。对莫斯科来说，再没有一个像王明那样的中国人如此小视毛泽东了。

　　在延安这座小城，毛泽东的举止行踪足能家喻户晓。很多人都认识他，老乡们常常看到“主席”走在灰尘飞扬的小巷里。这种环境中，个人崇拜不会走向极端以使其超出凡人的身份。这种崇拜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以致人们对之哭天抢地，即使他们对自己崇拜的神灵一无所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权威是职务上的，但他仍然是一位可以接触到的人。即使驱车外出，他也不避人耳目。他的“轿车”是一辆雪佛莱(Chevrolet)，车上写着:“救护车:纽约华裔洗衣工人救国联合会捐赠”。他常常是坐在前排，看上去像是司机的助手。毛泽东不停地写文章，不断地发表演讲。在这种小地方，他的指示可以直接告诉执行者而不需要中间环节。政治局每周有例会。

　　在延安以前的岁月中，毛泽东有丰富的思想观点，但没有多少权力。进人50年代，他拥有了权力，但这个地球上最大国家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们只能听到这位导师的声音。而延安之所以令人激奋，是因为他在那里既教导着人们又统御着人们的行动。延安的岁月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黄金时代。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毛泽东文武双全。

　　他曾持枪跋涉于中国大地一年之久，这在中国的统治者中没有先例。他坐之于书房建构了自己的思想，几个大国的近代统治者中—戴高乐算是一个—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毛泽东的行为并没有沾染中国军阀所具有的封建习气，比如坐轿子，朝孔，华丽住宅，在床上拥着小老婆接见来访者—山东一位军阀就是这样。

　　同时与}8个布尔什维克、蒋介石、民主同盟(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左翼第三势力)的领导者相比，毛泽东则显得更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他喜用毛笔写字，潜心于中国历史经典作品。

　　“我在他的住处没有见到过西装或正式的长袍。;}}2〕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道。这位美国记者在1944年曾游历了中国西北。如斯言，毛泽东既不穿西装也不着长袍，他(和政府其他官员)穿的衣服与农民一样，宽大的裤子，对襟上衣。

　　标准的棉布服似乎反映了一种新型的身份关系:没有阶级之分，也没有代际之别。延安精神肯定不是洋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没有先例。

　　某种新的东西在黄土群山中萌发。

　　延安是属于毛泽东的岁月。已经存在的稳定的政权可以说是毛泽东的政体。萌发状态的“毛泽东主义”其各方面的特征都有所显露。

　　相比之下，在江西时期度过的凄迷的岁月里，毛泽东很少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也没有受到地位高于他的中共领导人的赏识。

　　毛泽东证明他不是一个军阀。对军阀来说，枪杆子就是事业，权力就是目的。一种社会视野引导着毛泽东要塑造出新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使他赢得那些长途跋涉来到黄土高原的人的赞颂—甚至迷恋。
　　如果说仅仅拥有权力就是毛件:一价_泽东的目标，他可能会裹足不前。

　　因为在延安他的权力已经得到了保证。他的目标是要改造9(?00万中国人的心灵，他们在1945年称他为“领袖”。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改造”的概念令人生畏，其大部分原因应归于他童年时期的心灵创伤。他正在逐步证明自己权威性的人格特征，正在做许多他的父亲曾经做过而且认为年轻的毛泽东不可能做的事。
　　到延安访问的人会感到儿童团的活跃气氛和合作精神。不管物质条件如何艰苦，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财富没有成为负担，也没有带来令人仄恶的等级观念。人们知道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延安毛泽东不是实行共产主义。苏联式的国家工业化只能是“画饼充饥”或“空中楼阁”一类应抛弃的东西。但是他一直把共产主义作为他战争结束以后的目标。
　　因为当时的问题是抗日，毛泽东挂起了阶级斗争以努力动员社会各阶层一切可能的力量投人这场靡战。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

　　土地政策是关键所在。在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形成之际，没收地主的土地已告一段落。地租控制到适当的水平—在共产党取得土地之前，地租高达60%—但是要得到保证。这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鼓舞了士气。
　　毛泽东的税收政策也深得民心。税收曾一度被取消—毛泽东的政府在统一战线的名义下从蒋介石的财政中得到补给。后来税收重又实行时也是相当进步的，它只要求不到20%的家庭纳些税。

　　整个边区都实行了选举制度。各级政府都采用“三三制”，即共产党员的数量在政府机构中不超过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名额是非共产党员的左派分子，另外三分之一给那些毛泽东称为中间分子的人。
　　这些措施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尽管在政府机构的选举中有时共产党员得票最多—但它改变了西北的群众心理。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

　　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还没有实行过普遍投票的选举(在江西苏区，“剥削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

　　的确，选举者在选举领导人时绝无选择的余地。然而实际上普通老百姓能以“我们的政府”相称则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毛泽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一种民主意识似乎首先就已存在。[13]

　　毛泽东这位半知识分子开始对知识分子表现出极为矛盾的心理。随着大城市中人们对国民党越来越失望，学生、作家、艺术家及其他各种人成群结队投奔到西北。

　　他们寻求新的角色，充满活力和爱国气氛的延安为他们提供了场所。

　　毛泽东引以自豪的是，在这些男男女女的观念中，他的根据地是一块磁铁。他欢迎他们的到来，不只是因为蒋介石冷待他们。然而，毛泽东没有把知识分子视为他的斗争中的重要角色，而且他不断地拒绝他们要求更多自由的愿望。

　　对文人学者又爱又恨的复杂态度，反映了仍存在于毛泽东的潜意识中的两种影响。

　　看来，毛泽东没有忘记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受到的冷遇。这使他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心理欲望，一有机会就把知识分子置于他们应在的位置。

　　毛泽东曾恨过他的父亲，然而最终父亲的幽灵还是在他身上有所浮现。他的父亲不喜欢看到毛泽东读书，年轻的毛泽东反抗过这种狭隘的思想意识。但是，毛泽东嘲笑读书的某些做法很像他父亲在韶山所做过的那样。
　　或许毛泽东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最终还是超过了他的母亲，如果说这种影响只存在于潜意识中，那么他的母亲曾是他反对父亲的同盟军。但是，他的父亲是一种楷模，是毛泽东的人格特征中某些方面努力仿效的榜样。

　　毛老先生坚持要从事体力劳动，年轻的毛泽东讨厌做农活〔然而，延安时期(和以后)毛泽东把知识分子赶出他们的书房去参加体力劳动。

　　毛老先生曾独断专横，他指责儿子懒惰。现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哲学已经形成，其核心主要是强调意志。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毛老先生不仅曾是儿子的压迫者，而且亦使毛泽东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欲望，即希望成为令父亲满意的人。在1941-1944年的延安，压制的阴影又笼罩在被毛泽东“整顿”过的人身上。

　　还有一种性欲冲突。在江西，按照中国当时的标准，毛泽东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都主张爱情和婚姻自由的人。但是在延安，毛泽东号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民族的事业上。他认为人们考虑性的问题是一种精力的浪费。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毛泽东与一位大胆的女性观点相左。这位女性当时是延安《解放日报》的文学编辑，叫丁玲。

　　丁玲是一位活泼而坦率的作家，来自毛泽东的家乡湖南。oa53}年代，很少有像她那样的作品如此生动地描写公私观之间的冲突。

　　她在个人生活中实际上奉行普爱生活，并认为这是一张社会主义王牌。她不止是一种第=者的角色。她毫不隐讳自己是自由论者柯伦泰所著的《三代人》一书的热心读者。她把男女关系戏称为“不受纪律约束的游击战”。

　　毛泽东与丁玲的关系在延安非常密切。

　　毛泽东在个人生活中对爱欲不会迟疑。但这位延安圣人不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性关系的自由放任。

　　他于1944年颁布的婚姻法比斯大林颁布的婚姻法更重视家庭意识。离婚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作为杭日战士的妻子要想离婚几乎是不可能的。

　　10名来到北方加人共产党行列的青年学生组织了“自由恋爱俱乐部”，他们被一一逮捕。

　　毛泽东对这类事情变得愈加小心出于诸多原因。首先，共产党的社会激进主义的所有特征都要与统一战线的温和性质相适应。其次，陕西农民的思想观念要比江西农民的思想观念落后。

　　他们是“水”，共产党的军队这条“鱼”必须在水中才能生存，因此不能完全忽视他们的保守观念。

　　而且战争有它自身的逻辑，“我们的”努力就是一切，“我的”打算一钱不值。民族战争是衡量一切的天平，是一个毫不怜惜个人意愿、焚毁脆弱的个人幻想的大熔炉。

　　毛泽东自己婚姻的起伏变化也使他从心灵上关上了自由的大门。他曾经问自己爱情的意义何在，如在与史沫特莱的对话时。

　　他与贺子珍关系的破裂是他40岁以后的事，他现在似乎感到需要一个长久的伴侣。毛泽东以自己的方式和江青一起生活了30多年。他安定下来了，孩子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作为“一杯水”的性已经蒸发。

　　他倾向于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也就为别人建立了规范。

　　丁玲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妇女问题上的退步。在1942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丁玲写了一篇题为《三八节有感》的短文，文章质问共产党(她属于这个组织)是否还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她瞧不起结婚。尽管毛泽东刚与江青开始温暖的家庭生活，丁女士却敢于揭示领导人的夫人将面临的特殊命运。

　　丁女士指出，如果一位女同志不结婚，就会受到责难;然而如果她真的结了婚，不是因为工作而忽视了家庭义务，就是耽于孩子和家庭的负担，没有起到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公民应起的作用，结果都会受到批评。
　　毛泽东的延安成了大男子主义者的俱乐部，只有很少有魄力的女性在一些特殊的岗位上工作。男女的性别比例几乎和军队一样是18:1。根据毛泽东在长沙时的老朋友蔡畅的说法，整个延安没有一名女性来自劳动阶级家庭(不过她“忘了”江青)。

　　在丁女士写下那篇满是怨气的文章后，不久毛泽东找到了讽刺挖苦丁女士的机会。在一次文化界人士合影时，毛泽东看见丁玲来了，就从他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急忙站起来，以极恭敬的姿态对这位固执的女权主义者说:“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挨骂。”【‘6]

　　在有关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与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一批知识分子展开了斗争。

　　毛泽东排斥“为艺术而艺术”[17]，知识分子的每一件工作都要服务于加快中国的解放这一明确目的。这种观点使他不仅与丁玲而且与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关系紧张。当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他的强硬的列宁主义路线时，知识分子即进行了抵制。

　　毛泽东向延安的文艺界扔出了几枚思想炸弹。他嘲笑“独立呼吁”u8}，这既是理论之争，又是政治策略之争。“真”和“爱”脱离了时代具体的阶级斗争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作家是党的事业这一大型“机器”上的齿轮(毛泽东在这里受到列宁的影响)。
　　毛泽东宣称:“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y9」这一未经推敲的粗糙观点是毛泽东的发明。学习是改造ra.}"世界的武器，他年轻时在长沙初露头角，那时他已经感受到这一点。而在延安，他看到作家、艺术家仅为自己的爱好而工作，他们还不能像他那样把思想作为推动时代进人新社会的车轮。
　　与卢梭一样，他希望那些学究不要忘记更简朴、更艰苦的生活方式。毛泽东认为，落后的但是可靠的陕西农民比来自东部的叽叽喳喳的知识分子对战争更为有用。他安抚农民，因而这几年实行了温和的土地政策。但是他觉得对文化界的那些男男女女没有这种必要用类似的方法。

　　“不允许把看法变成结论”(}1，毛泽东对延安的文艺界宣布。

　　换言之，你只有提出正确观点的自由，不正确的观点不允许公开提出来。

　　王实味这位上海的作家、《野百合花》的作者，揭露了延安的不平等及其他一些问题而成了文艺界整顿的主要目标。他试图在延安这片天地中发扬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但被毛泽东的新的精神集体主义所击中。一天晚上，毛泽东打着灯笼到中央研究院看墙报以了解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材料。最后他说:“思想斗争有目标了，放箭有靶子了。”1947年，王实味被安全机关处死。

　　年轻时的毛泽东认为威吓是捍卫真理的合适武器。他绝没看到这易使人从尊重正确的东西转而走向错误。在延安，这种本能开始在制定充满强制色彩的政策方面发生作用。
　　毛泽东还要求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只去描写生活中的光明面，创作应来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

　　在40年代，人们不会毫无怨言地轻易接受这些观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了毛泽东与中国很多富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的对立，这种对立持续他的整个后半生。
　　在延安，在各个领域—不光在文化界—毛泽东创制了新理论学说。毛泽东主义已经诞生，很难说它是某一单纯幼稚的概念思想或观念的综合，

　　1942年以前而应说它是为生存而作的艰苦斗争的副产品。

　　制定了灭绝人性的日本人的侵略是毛泽东首要关心的问题。东京“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美国在越南也与此相似—以此对付中国共产党。这给红区带来的损失极为惨重，因为这时国共统一战线在趋于萎缩。

　　蒋介石不仅不再给毛泽东的边区以援助，反而对它实行严厉的封锁。“人民战争”是否还有足够的空间和人力进行下去?

　　在中共内部，毛泽东在上层遇到的敌手与长征时期相比要少得多，但是他在基层遇到了更为棘手的问题。

　　张国煮不再是毛泽东的障碍，他于1937年灰溜溜地跑到延安。[21]他的军队在西康的荒山野岭中差不多丧失殆尽，他本人也威信扫地。毛泽东静静地等待张国森自生自灭。这位泄了气的对手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一点课，像往常一样，他把自己好好地保养起来了。

　　张国煮和毛泽东在最后一次见面时一场好戏上演了。[洲事情是因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演出歌舞节目所引起。张国煮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延安平等主义的高原中，特殊化已开始露头)，这孩子能歌善舞，自然在节目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但令张国煮勃然大怒的是，他儿子演的是一个叫张慕煮的反面人物，是一个叛徒。

　　毛泽东在现场观看演出，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欣赏孩子们的表演。根据张国熹的说法，毛泽东在看到叛徒受到责骂时笑了起来，“由张国熹的儿子来演张慕煮是再合适不过了。”

　　毛泽东的老对手马上站起来，撕下他儿子脸上的面具，一边拽着儿子走出大厅，一边愤怒地吼道:“畜生!混蛋!猪狗不如!”
　　不久，张国煮脱离延安投人国民党的事业，毛泽东再也没有见到他(张国煮在加拿大居住了多年，直到1979年去世)。毛泽东没有处死、伤害或赶走张国煮，张国煮一直待在领导机构中，直到离开延安。

　　毛泽东对他在30年代的第二名主要对手态度也很冷淡。王明于1937年终于从莫斯科回国。他从“投降主义”的立场出发攻击统一战线，使毛泽东为之困扰达两年之久。但是王明极力迎合斯大林—据说“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就是由王明草拟的—其主要问题是忠诚于全民族抗日事业。
　　“你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在召开统一战线会议上的一次激烈争论中，一位国民党官员怒气冲冲地问王明。后来，他又从极左转而极力讨好国民党，支持与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使他看上去像是“红萝卜”(红皮白心)。虽然是政治局委员，王明常以生病为由缺席会议，所以民主对他来说是陷于毛泽东的政治和思想观念中。

　　1939年以后，他在中共权力机构中已无实权，虽然还有一些影响。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惩罚或者报复这位28个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政策执行者。王明仍不断声明自己的观点，在四五十年代，他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中(博古也是如此，直到1946年他去世)。’毛泽东显露出了他的历史意识—他自己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当他准备同王明一帮人摊牌时。在秘书胡乔木的协助下，他仔细地清算了中国共产党自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政治和思想发展的状况。这是一个思想任务，也是一个政治任务，它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上的综合和冷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接连的成功使共产党的队伍不断壮大，但很多刚来延安的年轻人不像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那样意志坚定。在1937-1940年间，统一战线的工作对共产党来说是辉煌的，而这意味着毛泽东的政权有一种潜在的危机。爱国者大批地涌来，但鱼龙混杂—到1942年，毛泽东已意识到他可能要再次对抗国民党—他们会不会支持共产党的这一目标?
　　更加困难的日子在1941年到来了，经济困难使毛泽东不得不第一次开始向农民征收赋税。在1942年，他甚至还发行了奖金丰厚的彩票。难道说与群众蜜月般的生活已成为过去?

　　因为红色敌后根据地具有分散的特征，共产党起着政府的作用，这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对名利的追求，有些人认为边区政权也至此为止了。

　　委员会增多，小恺撒突现。棉布服装也开始分成三种不同的颜色，以表明人的等级身份。延安精神已失去振奋共产主义的精神本能。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集中起来—这可以实现多个目的，也为毛泽东成功地压倒共产党内部的所有对手而居于高位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的学说为整顿党的工作作风而开展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这样称)提供了简明的教材。而整风运动给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这不是产生于莫斯科而是产生于中国。

　　毛泽东在整风开始时的一次千人大会上深感不安地说:“我们的理论还落后于革命实践。”[23j在延安，这位历次斗争中的胜利者开始回顾自己的斗争方法，他利用时间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升华到哲学的高度。

　　长征途中，毛泽东没有精力—甚至也没有纸张—撰写政治文章。40年代，毛泽东读了很多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他们的名字闪耀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写的文章中。

　　然而，毛泽东在引用这些西方大师们的话时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读他们的书越多，对他们的敬畏就越少。他之所以援引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要是为了支持和美化自己的思想结构，这一思想结构既是中国的，也是欧洲的。

　　毛泽东在命名为《实践论》的论文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洲毛泽东主义意味着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

　　毛泽东把经验—而不是问题—置于认识过程的核心地位。这种非同寻常的唯物主义可能会让马克思也大吃一惊。

　　28个布尔什维克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但是他仍执著地坚持自己喜爱的公式。他在整风运动中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u}毛泽东主义意味着调查研究与发言权这两者的很好结合。

　　这位农家子在湖南的经历—加上他坚持己见的勇气—使他把农民看作是中国革命的脊梁。
　　毛泽东反对党的领导者(他们为数不少)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忘记了它所要影响的对象。

　　“无的放矢”，毛泽东在一次讲话时这样针对性地指出，这篇讲话就是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毛泽东主义意味着既重视听众也重视听众所需掌握的内容。

　　一天，毛泽东在延安的城墙上看到一幅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口胜利。”这位半知识分子犀利的眼光发现“工人”二字进行了艺术加工。“工”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竖而是转了个弯，成了“互”。“人”字在右边加写了三撇，成了“人”字。!州这使得这条标语一般人看不懂。在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讽刺挖苦了这种故弄玄虚的书法。

　　他要求人们学习有用的知识:

　　做饭当然是一门艺术，那么书本知识呢?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只是读书，你只能认识几千个字，只会翻字典。手中拿本书，吃着人们供给的小米。然后你心满意足地点点头，再去啃书本。民本论者毛泽东这时已羽翼丰满，他对烦琐哲学的厌恶使他像他父亲一样讲话:

　　书没有长腿，你可以随意打开合上。读书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比大师傅做饭要容易得多，比屠夫杀猪容易得多。猪有腿能跑，他必须捉住这头猪，他杀猪，猪会叫。

　　放在桌上的书不会跑，也不会叫，你可以随意翻它，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容易吗?这位教员开了一系列药方:

　　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L}}

　　毛泽东不拜倒在“现成书本”脚下。他建议共产党员到城市去，到农村去，亲自体验一下中国的实际生活。土匪和“名妓”都可以讲出很好的传记题材。
　　与此同时，亦受孔子思想影响的毛泽东认为文字是很有影响力的。他告诉干部们，不要利用平民对文章的敬畏而去用官样文章吓唬人。
　　毛泽东推论说:“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L2sj毛泽东主义的意思是，与群众讲话要诚心诚意。
　　所有这些都是对28个布尔什维克的猛力一击。他说:“十七八岁的毛孩子”—王明和博古都比他年轻很多—“读了点《资本论》、《反杜林论》的皮毛”L}l，他甚至指责他们不是革命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但是，“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毛泽东继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呢?,}[3(3]毛泽东继续沿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道路走下去，“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非常有用的。rr(3}〕毛泽东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激进的德国哲学移植到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土壤之中。
　　“教条主义狗屎不如，”他对傲慢的极左主义者说，这是他在整风运动中所要反对的主要问题，“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主义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

　　对那些自以为能背诵苏联共产党教条就是一种成绩的人，毛泽东给予直截了当的批评。他把这些错误的狂热者比作“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32]0

　　这很像是在东山小学读书时的毛泽东，他讨厌油嘴滑舌的纵垮子弟把书本当作仕途的阶梯。现在，他批评党内的形式主义者，因为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也是差不多的态度。
　　毛泽东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要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的一个术语—“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颇不寻常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自产生时起就是“欧式的”，它能够“中国化”吗?毛泽东认为能够中国化。

　　他在X938年写道:“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回事，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33]

　　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译成汉语就已经赋予它以新的意义。

　　“无产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单纯地指城市的工人阶级。L34i

　　“大同社会”，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乐观展望，它用来说明“共产主义社会”，这似乎令人新奇，因为“大同”是指一种乌托邦式的黄金时代，人们认为它曾存在于中国的古代，现在已经绝迹。

　　对马克思的某些结论毛泽东是反对的。这位德国人认为历史发展要有五个阶段，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使毛泽东相信奴隶社会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跳过封建社会和资木主义社会两个阶段。马克思所作的其他一些结论毛泽东则加以发展并赋予新意。

　　是的，城市工人必须“领导”革命，但农民是它的“主力军”。

　　毛泽东引鉴了马克思的学说，可是毛泽东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在官方出版的五卷本《毛泽东选集》中收编了228篇文章，其中有112篇是在西北写就的。这些文章包括了他的所有主要哲学著作，文章是圣人的语气。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结束时意味深长地说:“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3s7

　　甚至他的谦虚也有如一位巨人坚持说自己是一个矮子。他在谈研究方法一文的序言中写道:“我自己也是在黑暗中摸索这些事情。继续当一名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36115年前，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激昂语调已经预示他将是中华民族的导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之际，毛泽东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自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大，他当时在井冈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来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从“1928年的莫斯科”到“1945年的延安”是一段长长的时空之旅，中国革命也由低潮走向了高xdx潮。

　　“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毛泽东把这次在延安的果园里召开的会议恰当地这样称呼。这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已去世，希特勒也在已成废墟的柏林自杀。参加会议的代表选自120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这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共产党。

　　代表们坐在木制长凳上，前面是一排绿色植物和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的画像。24面红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时起走过的历程，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个很大的‘y，表示与盟军一起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胜利。

　　灰色的砖墙上也有标语，这是毛泽东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同时又带有儒家道德的气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幅标语这样写道。“同心同德”，这是会场后面的一幅标语。

　　新的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它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莫斯科现在已经意识到毛泽东战胜了王明，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向北顶礼膜拜。

　　毛泽东总结了党早期斗争失败的教训和遵义会议胜利的经在中共表大会究付日验。他在报告中的发言对苏联是尊敬的，但没有提到苏联对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提供的援助。

　　自1943年任该职务以来，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领导着第七次代表大会。

　　刘少奇已是中共的第二号人物。他在一次单独讲话中共计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对此并不难为情。刘少奇宣布:“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阴

　　反过来，毛泽东提携刘少奇至最高地位，进人包括由毛泽东自己、任弼时三人组成的最高领导地位—高于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他这样做部分地是刘少奇时常反对2g个布尔什维克的“左倾主义”。但是也因为刘少奇一开始就不在延安，在重新审视党的历史并形成矫正的背景问题上不会向毛泽东挑战。

　　在七大期间，毛泽东在与代表们举杯共庆时，一改平时性格而显得和蔼可亲，并无矜持之态。会议厅的上层就是乒乓球室，这个“团结胜利”的会议则分出了胜方和负方。毛泽东拿起球拍，他的球艺不高，但他的一位同事注意到他总是“泰然自若”地把球输给对手。f381

　　毛泽东往往是对别人明显的伤痛加以自责以显示他走之字路的技术，1944年5月他在党校对整风的受害者致了歉。他在讲话中意识到有些人受到伤害，说他们有怨气是可以理解的。他向他们鞠躬时说，如果他们不接受他的道歉，他将不再抬起自己的头，并且一定要鞠第二次躬。当然，他要这些受害者回来与他握手，不管什么情况，不论过多少年，他要请他们到那里去。

　　唉，共产党人“整风”不总是整人这一教训毛泽东并没有保留下来。在延安岁月，他取得了双重功绩，既抵制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的紧身衣，也塑造了新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紧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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