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泽东在其政府的外观上作了一些变动，这反映出了1953年间其内部的倾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毛泽东在三个方面进行了让步。

　　他让民主党派在政府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尽管他对他们并不十分信赖;他让军队参与国家的统治，虽然他坚信军队属于人民;另外，他允许六个行政大区有许多自主权，尽管这具有削弱他个人权力的危险。

　　到1954年，毛泽东想使权力更加集中。在朝鲜停战，城市经济基本稳定和成功地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更多地加强中央集权似乎成为可能。
　　1954年9月，共有1226名代表云集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不满一页纸，其主要观点却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闪耀夺目:“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I]这一句话就决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
　　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乳
　　毛泽东撤销了六大行政区，包括不久升迁更高职务的邓小平所在的西南局。他削减了军队参与政府的直接管理任务。总之，在1954年的新宪法颁布之后，党对国家的控制加强了，各种“独立王国”被废除。

　　有一个特殊的独立王国，这就是东北领导人高岗的独立王国，在1953年一度起来对毛泽东构成威胁。毛泽东摧垮了它—但这并没有使他心情转好，他感到党内团结发生了动摇。
　　高岗是位左派，性格活泼，脆弱，是毛泽第十二章建设(1953-1956)273东所喜欢的人物。高岗念念不忘的是，他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提供立足之地起过巨大作用。高岗常常回忆说，长征队伍到达陕北时“就像破衣烂衫的乞丐”。他甚至自诩，“要是我当时不接受毛，他哪里会有今天?”[2l高岗的幼稚还表现在，他把毛泽东的讽刺性评价“只有高岗同志不犯错误”[3]当作自己一贯正确的证据天真地经常加以引述。
　　毛泽东不是新中国成立时期第一个会见斯大林的中共领导人。早在1949年中期，高岗曾代表东北地区去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根据1950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协定，中国的工业重地东北仍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1950年，苏联同意援助的50项工程中有30项是在高岗的王国中。[4]

　　数年后，毛泽东曾把东北和新疆说成是解放初期的“两个殖民地’，。

　　高岗凌驾于毛泽东之上与斯大林交往。他给苏联人以特别情报(这与斯大林赠给高岗一辆小轿车不无关系)。[6]结果，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高岗被中国看作是“俄国的人”。

　　苏联的消息来源说，1949年高岗在莫斯科提议东北成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半年后，毛泽东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在沈阳作了停留。他视察东北的城市时，在高岗的这块基地内看到斯大林的像比他自己的像大得多。回到列车上，毛泽东下令将高岗(和林彪)赠给斯大林的礼物箱搬下车。东北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动怒了。
　　斯大林让人把高岗和苏联驻北京大使关于中国事务的谈话记录转交给了毛泽东。“天晓得斯大林怎么想到会这样做”，这是赫鲁晓夫的恰当评价。[;

　　在毛泽东眼中，高岗的最大错误是对毛泽东的批评进行解释，这涉及刘少奇、周恩来为他的政治派别活动开绿灯，高岗想取代刘少奇以推举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云云。他的冒险计划开始于1953年下半年，其同盟者是上海的领导人饶漱石。高岗甚至许诺将来任职后，他的政权中由这个或那个同僚组成。一些高级官员，包括林彪，出于种种动机都出现在高、饶身旁，但是邓小平和陈云将这个计划向毛泽东和盘托出。当毛泽东与高岗谈话时触274Mao:ABiography及了高岗的动机，因而毛泽东迅即部署反对高、饶。
　　斯大林一死，毛泽东就开始整高岗。毛泽东之所以拿高岗开刀，是为了阻止在高岗以后有任何阴谋出现，也是为了杀一做百。

　　高岗还有其他同伙。当时，毛泽东收到了几位高级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敦促毛泽东“去休养”。[al这封信最初可能来自饶漱石的王国(饶漱石没有赢得毛泽东的好感，因为他评论说，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是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

　　最后的摊牌是在1954年圣诞节前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向高岗、饶漱石发起攻击，并撤销他们的职务。然后毛泽东去了浙江，四个月没有露面，官方称他在“休假”。这是以前常见的情况，高度紧张使毛泽东病倒了。他隐退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带着恢复过来的充沛精力再次投人战斗。“高饶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给毛泽东带来严重心理创伤的第一个事件。

　　当毛泽东仍在离休思考问题时，1954年2月中央委员会开会，毛泽东因“休假”缺席而引人注目。这是自1950年中期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直到1955年4月，才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高岗、饶漱石进行了正式清洗。毛泽东或许不想在现场看到结局。[9]

　　刘少奇主持会议。高岗、饶漱石被轮流叫进会场接受大家的批判。高岗进来后，表白他是清白的，没有任何反党阴谋。然后他拔出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旁边的人抓住他的胳膊肘，子弹射穿了天花板。[10]

　　这仅仅是死期的延缓，后来高岗在狱中服毒自杀。他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与毛泽东较量而亡命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毛泽东并不愿意高岗事件如此结局，这可以从他在处理高岗事件的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看出来。他引用了一句文言比喻说:“人是需要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1955年春天的这个讲话的主要意义在于，毛泽东号召相互帮助、集体领导，并在同志之间建立合作的态度。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高岗的“余毒”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

　　然而，最终结局是这样，毛泽东并不能坚持将反对高岗的斗争神圣化。6个月后，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高岗称为是那种“不继续革命的人”。“高饶事件”恰恰不是“对什么黄金时代造成了破坏”。正是这第一次尝试使难以捉摸的毛泽东被周期性地吸取到这一社会工程的极端，恰恰滋生了可疑动机，并去寻找尽可能的政治稳定之梦。

　　1954年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i己赫普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来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纪念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毛泽东在欢迎赫香晓夫的到来。

　　与毛泽东一起倚坐在北京的一个游泳池边上的人是谁?那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世界上的两位马克思主义巨头，在刚好容下他们硕大身躯的游泳池内争论着核战争。

　　我们这个时代许多重大争论中的一个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两个巨头中，究竟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的真正继承者?谁的路线将在对美国扩张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取得成功?与大多数乌克兰农民一样，赫鲁晓夫向来不喜欢游泳，因此，这一轮谈话暂时是毛泽东占上风。

　　赫鲁晓夫是作为贵宾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5周年国庆的。

　　他参加检阅游行，出席盛大招待会并发表祝词。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热情友好是他未曾料到的。他们俩热烈拥抱互吻面颊。整个世界对不可遏制的共产主义堡垒甚为不安(1954年秋，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美国与蒋介石也缔结了盟约)o

　　从个人特点看，他们俩除了都有一个大肚子外，很少有共同点。毛泽东的思想不轻易外露，炮筒子赫鲁晓夫曾说:“我从来也不敢保证我完全摸准了毛的话。”毛泽东爱好读书;赫鲁晓夫则喜欢玉米棒子。毛泽东(用赫鲁晓夫的话说)“行动起来像熊一样沉着迟缓”[121;赫鲁晓夫则像公牛到处乱撞。毛泽东放眼世界未来;赫鲁晓夫则天天想着怎样对付美国的实力挑战。

　　这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276在北京的会谈，是五年来中苏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周恩来曾去过莫斯科两次;刘少奇去过一次(历时三个月)。较低等级的苏联领导人也曾访问过中国，但这五年来毛泽东从未离开过中国。

　　尽管毛泽东没有这样明说，但斯大林死后莫斯科确实对毛泽东更信任，也更慷慨了。以前在莫斯科的公文袋里堆积的有关两党的所有分歧，在1953年到1954年期间得到解决。令人吃惊的姿态变化是，《真理报》甚至称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鲁晓夫欣然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亚洲—似乎也是更加友好的信号。

　　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的具体成果对毛泽东有利。毛泽东得到了更多的贷款，收回了在苏联人控制下的东北的两个港口。

　　毛泽东不喜欢的中苏联合股份公司被解散，这比毛泽东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25年。苏联的报道史无前例地称中国为“平等伙伴”。

　　然而赫鲁晓夫是在闷闷不乐中离开中国的。在回到莫斯科后，他告诉同僚:“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1[131

　　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蒙古问题。他曾同意斯大林坚持外蒙古可以独立的意见—他当时不得不这样做。但他认为莫斯科把乌兰巴托变成了关在笼中的猴子。[141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们(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拒绝回答我们。”

　　从文化背景上看，这次会晤像是黑夜中交臂而过的两艘战舰。赫鲁晓夫说:“每当我们要改变话题时，中国人就送来茶—请喝茶，请，请……按照中国的文化习惯，如果你不立刻喝光，他们就会把杯子拿走，再泡上一杯，放在你面前—如此接连不断。”[15],b胸狭窄的赫鲁晓夫感到毛泽东是在捉弄他。

　　赫鲁晓夫曾要求中国派100万工人去苏联开发西伯利亚地区，毛泽东觉得这有些冒犯了他。赫鲁晓夫放弃了要求，毛泽东(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却说这个计划可以试一试。这时赫鲁晓夫失去了勇气，但他只得履行他所提出的建议。20万中国工人去了西伯利亚。这个计划夭折了。

　　赫鲁晓夫愈来愈感到毛泽东过于精明，“他知道怎样制服我们’}Lte]0

　　毛泽东和赫普晓夫确实曾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很快就被遗忘了，这件事20年后在不同的情况下重新被提了出来。当时赫手晓夫曾提议就欧洲安全问题召开会议，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赫香晓夫向23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发出了邀诗，但西方不感兴趣。后来当赫尔辛基会议在1975年召开时，毛泽东指责这是对苏维埃的背叛。

　　当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时，赫鲁晓夫像是一个察看庄稼长势的农民。焰火使毛泽东兴致勃勃，赫鲁晓夫则不然。忽然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的夫人，就走上前去要把她介绍给赫鲁晓夫，但被毛泽东阻止了。他带着江青迅速地穿过紫红色平台。走到稍远的角落，夫妻在那里一起观看焰火。[17]

　　很难说究竟是毛泽东不想让赫鲁晓夫见江青，还是他不想让江青见赫鲁晓夫。

　　令赫鲁晓夫吃惊的是，毛泽东蔑视美国的威胁。在游泳池边，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表达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赫鲁晓夫后来说:“我努力要他相信，一两枚导弹就足以把整个中国化为灰烬。，，[，:]

　　1954年的这次讨论，使人想起毛泽东对9年前广岛上原子弹爆炸的看法。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反应是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在美国的原子弹袭击广岛之后，重庆的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说:“这是军事技术的一次革命。”但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

　　“原子弹能决定战争?”毛泽东在四天后的一次讲演中问道，“不能。”这是毛泽东本人投下的一颗炸弹。他批评道:“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19]毛泽东极其严肃，“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他向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关心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重申了这一观点，“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划《解放日报》不得不纠正原来的看法。

　　直到1954年，毛泽东仍然相信人的意志比武器重要。对赫鲁晓夫来说，一样东西，如果你能吃或能触摸到，那它就是真实具体的。而毛泽东则是一个很自信的预言家，他坚信中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将螺旋式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赫鲁晓夫感到毛泽东把他看成是一个懦夫。‘

　　赫鲁晓夫访问毛泽东以后，随之而来的是低毁。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向西德总理阿登纳暗示，中国“可能会给西方带来麻烦”。毛泽东毫不怀疑，苏联人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儿子党”或仅仅是“爱国党”。5年以后，赫鲁晓夫还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和毛泽东“是好朋友”(211，看来这话不可信。

　　游泳池的那一幕不过是中苏分裂的开端。究竟有无必要害怕战争?这一问题使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分歧愈来愈大。圈在赫鲁晓夫抵达北京的当晚，毛泽东就表明了他的立场。作为“意图的测试”[231(这是北京的说法)，他下令猛烈炮击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大小岛屿。炮声将引起更大的回响。

　　1951年末，毛泽东曾告诫江青“做好分内的工作”[243，这是他一种进退两难的答复。这导致毛泽东的第三次、也是最长的一次婚姻步人微妙关系阶段。

　　党在1950年给了江青相当重要的工作。她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部门管理工作，同时管理文化部电影处。

　　但是，毛泽东的‘’绣花枕头”[251(赫鲁晓夫这样称江青)树敌过多，有人要求她辞去党内工作。江青向毛泽东申诉。但江青本人也承认，毛泽东实际上站在批评她的一方。毛泽东的解决办法是叫她做好分内工作。

　　事实上，江青大多数时间是在病床上或在莫斯科度过的，或两者兼而有之。

　　她在50年代确实经常生病。但毛泽东认为她实际上的病比她胡乱猜疑的要轻得多。毛泽东在几年后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似乎是对江青而发:“过分讲究吃、穿、住和小汽车，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潜在原因。111263

　　有时可以看到江青和毛泽东一起出席招待会〔271，但他们俩一分居便是数月之久。在1949年到1957年期间，江青为治病四次赴苏，她不在中国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有3年。尽管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去过莫斯科两次，但他们在这个苏维埃首都并未住在一起。
　　江青去莫斯科疗养至少有一次是违背她自己的意愿的，然而毛泽东支持那些坚持要她离开的人的意见。在1956年至1957年间，江青第四次赴苏时消沉到了极点，渴望能回国。然而，1957年1月周恩来去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晤时带着毛泽东的明确指示，江青应当待在莫斯科直到恢复健康。
　　江青一直担心会有与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同样的遭遇，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贺子珍也曾被毛泽东送到苏联，后来又从一所苏联精神病院出来。

　　1949年春夏之交，分别7年多的大女儿李敏从苏联回国了。毛泽东十分兴奋，说李敏是他的“洋宝贝”。

　　所谓江青只需做好分内的工作可能意味着，从党的角度上讲，就是不让她担任要职。但江青以毛泽东的秘书自居。不过好景不长，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被赶到了莫斯科。江青说，是“某些领导人”作出的这个决定。1281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这个决定的话，他能够否决它。

　　不管怎样，按江青自己的说法，在50年代她曾为毛泽东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一张特制的倚床上，她翻阅着文件，把重要的内容呈送给她现在称为“主席”的人。当她为他读电文和报纸时，他坐在她的床边，似乎江青了解的情况比毛泽东多。
　　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谈起过江青在这一时期他对江青50年代受到的冷遇不闻不间。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党给毛泽东施加的压力。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在执政高层中一直不受欢迎。

　　在北京，毛泽东经常看到他的两个女儿，因为李呐和李敏就住在家里。50年代中期，她们进人北京大学[29l学习。李呐显然是两人中较为聪明的一个.她选读了她父亲喜欢的历史，李敏则学1954年毛泽东写给在北载河度假的两个女儿的信。
　　经常出人毛家的另一个人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他是毛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1943年被国民党杀害。

　　5年了，毛泽东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到“革命”。革命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它已具有一种包罗万象的意味。现在，革命像一只打开的箱里的物品一样分解为各个部分。

　　革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

　　革命意味着整天在工厂工作;意味着学习毛泽东思想;意味一个小姑娘把她刚在学校里学的汉字教给她的祖母;意味着有理想的年轻人从北京奔向农村，向那些只关心天气和温饱的农民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革命就是较好的健康卫生，长长的会议，高高的帽子，关闭的寺庙，新建的桥梁，粮油票证，印尼总统苏加诺对“人民中国”的致意。
　　在农村还有一些小的战斗，但很少有大的战役。没了地主，也没了日本人，只有胜过穷互助组的富互助组。懒汉受到管教，爱管闲事的人受到处置。

　　乡土中国离高福利国家还相差很远。收入尚不平均，没有社会保险，必须劳动谋生，家庭出身至关重要。

　　但每个人之间互相合作的义务比过去增强了，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这样。此外，社会主义还意味着那些终身制的于部们不断召开会议，告诉人们应怎样生活。他们工作努力，襟怀坦荡，可以说无懈可击。但他们事无巨细，包揽一切。

　　当毛泽东改变自己以前对人口增长的看法，提出要计划生育时，干部们积极响应，把农民召集起来开会，“他们甚至告诉你夫妻什么时候同房，”有人曾这般抱怨说。
　　新年贴出的春联也换上了新内容。以前春联的内容是美德和富裕，现在你要贴上实现五年计划的标语。从传遍千家万户的喇叭中传出来的也是新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是听到最多的口号之一。

　　走进每一节火车厢，都可以听到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我们就要到达北京了，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播音员们把播放唱片音乐和启发式宣传的职责结合起来，她们刺耳的声音使新中国保持思想上的警觉。
　　他们果真如此吗?主要问题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思想观念上的。人民以建设者的姿态共同做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工作，至于每个人内心里究竟怎样想，毛主席很快就发现他自己也不了解。

　　毛泽东让中国寻求一种单一的世界观。他喜欢听解放军军官为士兵洗袜子、内衣裤一类的事，以显示差别已随风而去。在这种姿态拍打下他的时代开始了，在一个幅员辽阔、等级意识强、相当看重物质的社会它绝不会真正达到制度化。然而将军自己洗袜子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这是容忍落后，激起人民去努力使中国成为一片更好的净土。如果没有这种带有偶然性的姿态，中国不见得会更好一些。

　　在5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是比斯大林的苏联更为自在、更少愤世嫉俗的地方。大多数人似乎具有工作的精神而不是把眼睛盯着钟点。他们似乎可以在公园或在家中放松一下，社会主义不会削弱中国厨师的奉献。

　　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打破中国人由来已久的自得其乐的思想。他没有激励他的人民去探讨中国以外的事情。中国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视野是这样的狭小。

　　毛泽东的中国像是一个大家庭。他要求人民要像过去尊重宗族关系那样，建立并尊重新型的同志式的亲密关系。当听说他的儿子战死在朝鲜战场上时，他所说的话反映了这一点。噩耗传来，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沉默了好久才说:“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牺牲我的儿子和牺牲别人的儿子是一样的。;[317

　　诸如此类的关系在中国并不新奇。在汉语中，“大家庭”是指“所有的人”。古代的君臣关系如同父子关系。县官被称为“父母官”。任何人都不是真正独立的个体。包办他人的事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

　　这样，法律的作用就很小。父母从来不通过法律来解决与子女的纠纷，子女也没有诉诸法律的自主权。

　　80岁的毛泽东会见新民学会老友—曾为杨开慈接生毛岸英的李振翩博士。

　　毛泽东的中国就是这样。如同在旧中国的家庭里孩子有一种安全感一样，在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有这种感觉。在过去，如果父亲指责孩子有错误行为，孩子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或要求公众裁决。毛泽东的公民也是如此。[32l父亲对子女是恩威并重，毛泽东的权力也是与其思想的威望密不可分的。团结合作的大家庭而非有限公司，正是毛泽东的目标所在。

　　这一事实能说明毛泽东与中国存在着对抗吗?很难这样说，至少目前还不是。

　　毛泽东夺取政权的方式是从本国实际出发的。他脱去了马克思主义身上的西装，并给它穿上中国的长袍。他像农民起义者一样上山打游击，而不是像列宁占领圣?彼得堡的十月革命那样去攻占上海。他的奋斗目标也是从中国传统中采撷而来的。他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就是实现大同世界。

　　他同宗教没有太大的斗争。卡斯特罗要反宗教，波兰人要反宗教，甚至苏联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反宗教。在中国，对另一个世界景观的向往要比天主教的古巴和波兰以及东正教的俄国更淡漠。

　　毛泽东将自己融人中国的精神传统就如戴手套一样方便。孔子不相信有上帝其人，毛泽东也没有废黝什么东西。孔子相信宇宙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毛泽东也是如此。

　　对于毛泽东主义者来说，道义上的真理受制于自然秩序，这与清朝达官有共同之处。

　　然而，毛泽东的确同中国—同两个中国发生了冲突。例如，在这一文明中，极少有过靠社会纽带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如此强大的国家政权。毛泽东的政权用法规来管理人民，这只有在2200年前的秦始皇朝代能够这样，秦始皇以后的朝代很少如此。

　　他用中国的法家传统、依靠管理法令而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公德思想把中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毛泽东甚至还与他自己创立的新中国相矛盾。作为一个新法家，他使中国从束缚和神秘中获取了自由。这些束缚和神秘就是:家族压迫、对天的敬畏、极端的地方观念。但他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整体主义者，他要把亿万中国人按照一种新的方案结合起来。他的新国家已开始培养现代公民，但要多长时间这些公民才能跳出受前现代社会影响很深的毛泽东的体制呢?

　　这仍是未来的危机之所在。

　　50年代中期，毛泽东坐在他的书房里注视着中国的威望在世界上日益提高。他不出访，也不写有关外交的文章。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集了1950年到1957年毛所写的文章)1954年末，缅甸联邦中，99%是关于国内问题的。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非正式讲兰理岔色话中也很少讨论外交政策。

　　期间，毛泽东同旧o吴努多次撇。他说:出国访问主要由周恩来执行。1954年，周恩来出席讨论印度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一人，徐品下愧全世嚣域艺二辈工了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在1955年的万隆进了解，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会议上，周恩来使中国与不结盟国家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毛泽东只是运筹帷惺，他进一步发展了古代中国的无为而治思想。

　　可以肯定，中国在朝鲜的胜利提高了毛泽东在世界上的威望(在朝鲜战争期间，有许多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结束后，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马上就少了)。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的威望进一步提高。毛泽东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对第三世界产生了特别大的吸引力。

　　外国人纷纷来拜见毛泽东。他们主要来自亚洲。缅甸的吴努总理于1954年来北京向毛泽东表达敬意，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如其所愿。西哈努克1956年第一次在北京见到毛泽东。“我喜欢那些亲王们，”毛泽东对这位柬埔寨亲王说，“因为当他们不反对革命时，会像你一样反对帝国主义。”另一个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富马—在1956年也去了北京，但毛泽东并不像喜欢西哈努克那样喜欢他。毛泽东一直支持柬埔寨的中立派即亲王的力量，对老挝中立派即亲王的力量的支持时间则较短。

　　第一位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在回忆他拜访毛泽东并向毛泽东递交国书时说:“就像去路易十四的宫殿，仪式是那样的庄严。”

　　上午10时，莫诺努图大使在紫禁城的朱红大门前受到中国礼宾司司长的迎接，乐队奏起中国和印尼两国国歌。莫诺努图的六位随从留了下来，他被领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大厅两旁摆着明代瓷花瓶，一条巨大的红色地毯铺在中间。大使穿过大厅，一扇门轻轻打开。他走进了装饰相同的第二个大厅，这时又一扇门打开了，毛泽东就站在那里，高大、沉着、慈祥。

　　当接见外国大使时，毛泽东的礼仪官员要他穿上深色西装和黑皮鞋。毛泽东拒绝了，宁可不经意地穿着旧衬衣、旧裤子，一种折中方案是穿中山装和棕色皮鞋。

　　没有谈话，毛泽东和大使只是交换了国书。然后，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恩来把大使领进隔壁房间。在那里，毛泽东和这位印度尼西亚人就爱国主义与和平作了简短交谈(与此同时，另外六位随行人员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去喝香槟，吃中国甜点心)。

　　例行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身离去。莫诺努图发现自己从另一个门走了出来。“我觉得不应当问毛泽东任何问题，他像是一尊神。如果你有什么实际问题，应当去找周恩来。”

　　毛泽东似乎的确把自己视为亚洲(而不是西方)来访者的君

　　1956年2月28日，来访的束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为毛泽东佩找束堵寨王国的最高助章。主。有的人喜欢他这样。缅甸总理吴努说:“他看上去慈祥宽厚。re[34〕但有人悻悻察觉出这位中国老人的傲慢。“毛从来没与我谈论过天国，”莫诺努图说，“但我认为他肯定信仰它。”[351尽管那些喜欢毛泽东的亚洲人的报道经过竭力烘托，但毛泽东给人的印象总是欠欠身子，似屈尊俯就，迷惑一下来访者。

　　在50年代，毛泽东很少注意非洲，也很少会见非洲人。只有一次他把中国与非洲大陆相提并论，就是当他得知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将对那里的华人产生歧视时，他支持黑人抗议该法案的行动。
　　1955年秋，毛泽东接见了自抗日战争以来到访的第一位日本人。几周内，他又接见了两个日本代表团。毛泽东正以新的姿态对待日本。在以后的20年中，毛泽东会见日本人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客人都要多。
　　5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希望日本左派能执政，他过于乐观了。整个亚洲并不会随着中国的沸腾而沸腾。到1955年，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他开始写任何日本人握手(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为的是想让东京的天平倾向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与蒋介石断交。

　　1956年年中，毛泽东曾向日本提议签订一项包括中、日、美三国在内的“太平洋条约”。

　　虽然当时被轻蔑地拒绝，但在70年代当毛泽东联合日美反苏时，“太平洋条约”已在精神上达成默契，只不过没有形成文件罢了。

　　1955年10月1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中)。仿佛老朋友见面，亲切自然。左二为廖承志。
　　毛泽东没有会见任何美国人，因为杜勒斯咒骂他，“封锁”他(让人好笑的是，美国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封锁一个世界上最自给自足的大国)，并且预言他的政府将“垮台”。毛泽东不时地会见苏联官员，他要与俄国人安然相处不得不这样做。

　　正是通过亚洲舞台(还包括一些属于第三世界的其他一些地286Mao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首、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上。
　　方)，毛泽东树立起了自己的外交形象。在第三世界的舞台上，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他只待在幕后派周恩来去传达路线方针.

　　中国曾受尽欺压—这与亚非其他国家命运相同。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亚非国家也是这样。中国也同样是有色人种—在欧洲，即使共产党也没有与第三世界的有色人种建立起这种稳固的关系。

　　万隆会议时代使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威望大大提高，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同他的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毛泽东脚踏着两只船。他开始打第三世界这张牌，他知道他的苏联朋友做不到这一点。总有一天这会导致中苏关系紧张，所以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打第三世界这张牌时小心翼翼。

　　作为亚洲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又领导了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毛泽东在第三世界阵营中有着特殊的影响。但在50年代毛泽东并不以此来对抗莫斯科。他不说第三世界是世界政治力量中的最重要力量，他也不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新发源地，这些思想是后来才提出的。
　　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很少说话，有时千脆什么也不说。但是，当他单独与外国领导人在一起时，他则以绝对的权威来处理事情。毛周的这种关系为世人称奇。有一次，吴努(他的诚实使他显得不是天真幼稚鱿是莽撞胃失)当着毛泽东的面对中国‘竖犯”缅句边玩发了一大通牢骚，毛泽东平静地解释时周恩来则坐在一旁沉思不语。吴努的同燎认为他对毛泽东的直接冲技对他不利。

　　第二天，当周恩来倍同吴努一起去北京机场时，吴努诚恳地问:“周总理，我昨晚那样对待毛主席是不是不妥?"“吴努，”
　　中国总理平静地回答，“你和我是经常见面的，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不必对毛主席说。”“我很尊敬您。"“没关系，”周热情地说，“不必过虑。”

　　许多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领导人都被毛泽东的隆重接待弄得激动万分。这些领导人一踏上中国土地，首先看到的就是从机场进人市区时，两旁悬挂着高达30英尺的他们本人的神采奕奕的肖像。当天早晨的《人民日报》早已告知亿万中国人，来访者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所有来访者，保证其名字出现在报纸头版的热烈欢迎的文章里。
　　来访的领导人从未见过像天安门前的国庆游行那样如此壮观的场面。毛泽东的巨幅塑像架在引导着游行洪流的彩车前部，塑像的手向前伸展好像是要去触摸正在凌空飞舞的彩色气球。这些外国政治家的心绪也同气球一起飞舞腾空。t翔

　　盛大宴会照例举行。对来访客人国内经济的发展给予援助作出了许诺。最后，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极大荣幸，使来访者欣喜异常地回到自己的小国。

　　监狱生活—如尼赫鲁一样，许多人在那里待过数年—绝不是这样。华盛顿、巴黎和莫斯科似乎都不乐意看到，北京能与它的亿万民众和谐共处。

　　1956年秋天，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来北京见毛泽东。苏加诺的一位助手回忆说:“他们相互拥抱，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州他们一起站在一辆帕卡德敞篷轿车上，车子像乌龟般的缓缓驶人北京市。毛泽东面带微笑，挥动右手向群众致意。苏加诺像个小学生的样子，微笑着向群众做手势。

　　到处都充满了泛亚友谊。欢迎的人群站在离敞篷车5英尺远的路旁抛撒着鲜花。漫步而行的警察并不阻拦他们。绝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

　　礼炮鸣过23响。当毛泽东和苏加诺落座于天安门城楼上，16排纵队的游行队伍在下面开始接受检阅。隆隆坦克，如林枪支，喧天锣鼓。运动员翻着筋斗。游行的人们一会儿挥舞彩扇，一会儿又举起鲜花或标语，人潮花海，令人目不暇接。太阳好像也来增彩，将光辉洒向欢迎的队伍。据说动员了50万群众…(38)

　　在前一天晚上近8点钟，就有一位妇女在紫禁城附近西单街上挨院串户，每到一家她就以清脆的嗓音通知:“苏加诺总统明288Mao:ABiography天到达北京，政府已决定动员50万居民隆重欢迎他。”这位妇女是这一地区不拿工资报酬的居民委员会成员。

　　在一家住户门口，她特地这样具体布置:“你们家有四口人。居委会希望去两个，下午两点之前到西单街，你们的位置是在这条巷子的出口东面。你们要等到苏加诺总统和毛主席通过以后才能离开。”

　　这种欢迎场面不仅仅是因为太阳才有了光彩。

　　西单大街的居民们对毛泽东和苏加诺有什么感想呢?在50年代，感情并不是根本点，它锁定在爱国热忱中。那是爱国的场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愁吃穿，没有失业，生活安定，他们个个都有自豪感，人人争做贡献，因而这样艰巨繁重的任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尼赫鲁来了，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因为印度对毛泽东来说很重要，尼赫鲁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尼赫鲁不像大多数印度人那样令人难以理解。他是一个现代人—不像莫拉尔吉?德赛那样喝小便。在1949年，毛泽东曾谴责这个印度人是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次来访时，毛泽东以极大的敬重之情，热情洋溢地赞扬尼赫鲁反抗英国人的斗争。

　　但是，在谈到核战争时，毛泽东的论断却令尼赫鲁大为震惊。毛泽东说:“他(指尼赫鲁)相信，如果原子战争爆发，整个人类将毁灭。我认为，即使发生最坏的事情，也不过是有一半1954年10月21日，毛泽东和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普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

　　《北京周报》，1963-09-06。我们发现，毛泽东的这种自信像其他的许多观点一样，是从中国古代历史中得到启发。1956年他在党的‘，，\大”上说:“战争危险的存在用不着害怕。死掉一半人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汉武帝时期人口是五千万，到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减少到一千万。”毛泽东又进一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说明人口减少并不影响文明的进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208页，19690人死去，另一半人会活下去直到消灭帝国主义，全世界都变为社会主义。”’

　　毛泽东和尼赫鲁在1954年间在大多数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有关于战争的看法两人截然对立。尼赫鲁对国际事务采取道德主义态度，毛泽东只是对国内事务采取道德主义态度。

　　在处事方式上，这两位领导人大相径庭。毛泽东认为尼赫鲁讲话哆唆—中国人发现印度人总是这样，毛泽东在20年代就发现M.N.罗易有此毛病。尼赫鲁则认为毛泽东狡猾—这是印度人对中国人的普遍看法。

　　毛泽东主张与印度友好相处。他尊重列宁把德里看作未来世界革命枢纽的论断。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缺乏那种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建立稳固关系的冲动，这就使得毛泽东和尼赫鲁在反殖民主义的道路上不能在一起走得很远。

　　作为中国人，毛泽东是以“黄种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事实上，许多大国的公民都有种族优越感，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强国更是如此)。在历史上，中国很少走向世界去寻找它所需要的东西，只是到了19世纪才需要这样做。中国是一个“中央帝国”，这不仅是它的自我认识，也是在地理上的现实存在。

　　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他这个人。他出生在山区而不是沿海。他的性格形成时期不是在大城市度过的。

　　这位主席的革命生涯是从中国内地开始的。

　　他是从延安而不是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这与斯大林不一样。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约的翌日，他像所有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一样，对此不能理解。毛泽东50年代的绝大部分观点，都是他在30年代末期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稳步发展。

　　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已开始故步自封，倾向于脱离马克思主义正统。

　　毛泽东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没有亲身的经历。赫鲁晓夫在1959年对美国的访问，哈罗德?麦克米伦1960年的非洲之行，使他们的思想都受到震动。而毛泽东没有这样的经历。

　　毛泽东非常了解外部世界。他不断地读书，在50年代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哪一位—甚至包括戴高乐—在读书和写文章方面超过毛泽东。历史和地理是他外国知识的两个主要方面，对科学技术、政权上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更替他不甚感兴趣。

　　对毛泽东来说，对外政策只是为着单一的目标，即使新中国可以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对国外的事务一概不感兴趣。

　　他对每个国家(除了苏联)的态度都是:“你们到我们这里来。”至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告诉他的同事:“不毛泽东一生勒奋读书，直到生命的录后一息。

　　这是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圈的书房。

　　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

　　在生活方式方面，毛泽东是以一位农夫来过皇帝的生活。他可能想吃有蛆浮在上面、冷却了的蘑菇汤而责怪护卫，然而在与另一位职员谈话时则暗示他自己俨然“皇帝”。他的生活方式的慷慨大度主要在于大量的服务和献好。做好的猪肉虽肥，摆上了桌子就是上品。毛泽东从不梳理他自己的头发，不把书放回书架，不是自己穿袜子，不使用房门钥匙，不吃未经专门的食物品尝师事先品尝过的鱼，也不亲自拨打电话。

　　羊泽东不可能轻易得到放松。他不怎么欣赏音乐，不怎么打牌，也不频频出席宴会。中国传统戏剧倒不时能打动他。他第一次欣赏川剧时是如此人神，戏至高xdx潮时他眼睛盯着舞台，以致香烟快要烧尽而烫伤他的嘴巴。游泳和跳舞是他最喜爱的娱乐。舞会发端于延安并延续至50年代。有些舞会在中南海举行，有一些则在北京饭店或国际饭店。中南海的舞会由于有职员和家人参加而气氛温馨，毛泽东的孩子和保安局负责人叶子龙的孩子特别喜欢参加成人的舞会，她们要么邀毛泽东跳舞，要么邀请朱德跳舞，当音乐声起时狐步舞即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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