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四编 小结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为寻找解决“中国事变”的出路，并应付长期战争带来的困难，不得不改变侵华政策，将前一阶段以战略为主政略为辅的方针，改变为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方针，企图实行“以华治华”和“以战养战”的政策，通过分裂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牢固控制已占地区，压迫和引诱国民党、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以实现灭亡中国的迷梦。中国面临打破敌政略分化和军事进攻，进一步转化敌我力量对比的新的战略任务。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同样对中国极其不利。在欧洲，德、意法西斯日益嚣张，英、法节节败退。在远东，英、法、美为了缓和与日本的矛盾，维护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一再纵容日本的侵略行动，迎合日本的要求，并积极策划召开太平洋会议实现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给中国坚持抗战带来严重威胁。

　　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时期正是实现其尽快逼迫中国屈服，以便抽出身来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最好时机。日本以全力策动的诱降工作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日本期望一旦汪精卫公开树起“和平”旗号，中国的主要社会力量就会集合到他的周围，地方势力便会投汪倒蒋的情况并未出现。汪精卫逃出了重庆，可应者寥寥，结果不过是国民党内亲日派与英、美派的公开决裂，在全国上下讨汪反投降的怒潮中，在一定意义上反倒促使动摇音抗战意志趋向坚定，给企图妥协者以精神威慑。汪伪中央政权只不过是一具政治僵尸。

　　日本为寻求汪蒋合流而展开的“桐工作”，也以失败而告终。日本的政略进攻走进死胡同。

　　巩固占领区和确保占领区的“安定”，是日本在这一阶段军事战略的主要任务。日本侵略者认为，仅是由于他们忽视和认识不足，才使中共的势力壮大起来，因此，只要日军主力转移到占领区作战，自然会所向披靡。从1939年起，日军以在中国关内总兵力的大部及全部伪军，对占领区进行连续两年的“治安肃正”作战，企图将日军对“点”和“线”的占领，扩展为对“面”的占领。但是，华北日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1000以上至5万兵力的“扫荡”近百次，大部分“扫荡”均遭到惨重失败，恢复对“面”的占领的目的并未达到，占领区“治安”的情况反而进一步恶化。侵略者这时才认识到，在军事战略上犯了更大的错误。

　　在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了南岳军事会议，调整了指挥系统，对部队进行了部分的补充和整训，使战斗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在抗击日军数次的有限进攻中，基本稳定了原有的战线，并在1939年冬季攻势中，对日军实施了广泛的袭击，给敌一定的打击和消耗，在战略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作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正面战场作战的范围、规模及频繁程度，都较战略防御阶段有明显的减弱，各战区部队未能充分积极作战，主动策应配合，以钳制更多日军。在日本诱降和国际绥靖主义者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反共分裂和妥协投降倾向显著增长。五届五中全会及其“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提出和实施，两次反共高潮的掀起，给坚持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加重了相持阶段的困难。由于反共分裂、妥协投降不得人心，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领导敌后抗战的军民，对顽固派的反共磨擦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给以有力的打击，终于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抗战克服了新的危机。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面对敌重兵回师占领区的残酷进攻，以主力的坚决战斗，保卫了华北敌后的平原和山区抗日根据地，并乘敌无力兼顾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了华中和华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两年来万余次对日伪军的作战(其中包括以100余个团、数十万兵力的华北最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粉碎敌人大规模“扫荡”近百次，歼灭了大批日伪军，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除抗日联军仍坚持东北抗臼游击战争外，在关内形成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战略区，正规部队发展到50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1亿以上。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对中国抗战相持阶段提出的总任务和战略策略，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针，使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妥协投降势力，渡过了分裂倒退和妥阶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在两年的英勇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伪军频繁进攻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武装，成为对日伪军积极作战的主力军。(见附图12)

　　在战略相持阶段前期，严重分裂、妥协危机的克服，正面战场战线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敌后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壮大，这些都为适应相持阶段后期更为艰苦的斗争形势，积蓄反攻力量，争取新的胜利奠定了有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