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兵溃黄河怒（上）

       作者学术笔记摘录：

       “七·七”事变后，华北中日军队兵力情况：

       日军华北方面军8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约17万余人。

       国民党第1、第2、第5战区之军队和中央军委会派出的直属兵团2个军，共为94个步兵师、8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总计80万人。

       中日两军兵力对比为80万：17万＝5．7∶1。

       当日军全面进攻华北时，国民党军队的战线尚未形成，既没有建立起坚固的战略支点，又没有完成野战兵团的组建；指挥机关没有全面部署，战斗部队没有巩固的作战线；各战略区没有协同，各军之间没有配合；一切部署均未就绪，整个战线支离破碎。

       在日军凌厉攻势面前，华北战线土崩瓦解，国民党军队近100个师，兵败山倒，一溃千里……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大声疾呼：“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月14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命令红军作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总目标下，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政策，撤销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

       陕北。

       盛夏的余热烘烤着大地。黄土高原上，一哨人马在荒凉的原野上飞奔。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扬鞭催马，率先急驰，几位警卫人员紧随其后。马蹄声声，尘埃滚滚。贺龙，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任红二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

方面军总指挥。

       1个月前，7月下旬，为讨论红军实施改编和如何开赴抗日前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曾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了红军军长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说：抗战是全国人民与军队的职责，不允许动摇观望。我们要促使蒋委员长领导他的军队抗战到底，但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中的某些人，对抗战是动摇不定的，我们要时刻严防他们捣乱和破坏抗战。蒋委员长现在是处在矛盾之中。他既怕将红军放出陕甘宁，会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无法驾驭，又希望将红军送到最前线，借日本人之手消灭红军。我们就要像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

       会议期间，他多次找即将同红二方面军合编的陕北27、28军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交谈，了解这两支部队的历史、干部状况、思想动态乃至后勤供应等等，以便实施改编。

       8月20日，贺龙接到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他深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次会议将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马不停蹄，直奔洛川而来。

       1937年8月22日。

       陕北洛川县冯家村。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洛川会议）。出席会议人员22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彭德怀、关向应、何克全、林伯渠、张浩、张文彬、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肖劲光、傅钟、周建屏等。

       毛泽东环视一下在坐的中共核心人物和高级军事将领，然后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作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

       对于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心中有数。4天前，毛泽东曾致电党内主要领导同志：

       “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

       （一）　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

       （二）　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

       （三）　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

       ……

       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此刻，毛泽东似乎回想起10年前的国共合作，仿佛又看到“4·12”政变的血雨腥风，于是以坚定的口吻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持和扩大红军，争取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毛泽东的报告，使会场活跃起来。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讨论。

       贺龙端坐在一张八仙桌后面，左面坐着红一军团长林彪，右面坐着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

       林彪静静地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但他心里十分清楚：红一军团是主力红军中的主力，挺进敌后无疑要作为先头部队来使用的。对红军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式，林彪有着自己的见解，但是他十分明白，在领袖面前如果显示出远见卓识，那么就会使领袖增加不安全感。对于这一点，林彪有着自己的历史经验。他曾公开反对过毛泽东，但既没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又在同志中提高了自己的威望。1935年红军长征伊始，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这后来被军史界誉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闪光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杰作之一。但是当时的林彪并不满意，他认为这样在连打败仗之后近似故弄玄虚式地把部队拖来拖去未必高明。多年以后，他曾对别人说：为什么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会不会有更好的摆脱敌人的办法？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的地位仍在周恩来之后。林彪明确提出改换三人团的领导成员，由彭德怀来代替毛泽东。稍有心机的人都十分明白：如果更换，进入决策圈的也许不是彭德怀而是林彪。由于当时林彪所提意见只是限于军事指挥问题，而不是从政治上否定，况且反对毛泽东还不致沦落为“大逆不道”，所以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反而更增加了人们对林彪“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深刻印象。事后，林彪却后怕了一段时间，并扎扎实实地得出了自己的经验：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允许的，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不允许的。此刻，他沉稳地坐在那里，不想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是静静地思考着如何在抗日战场上实现自己的作战思想，再创辉煌。

       与林彪相比，贺龙完全是另外一种秉性。他开朗、豁达，喜欢痛痛快快，对自己认定的事业和领袖忠心耿耿。1982年8月中旬，彭真在北戴河观看电影《贺龙军长》后，对贺龙的一段评语很是贴切：“贺龙党性很强，几十年如一日。‘左’倾路线杀了他手下那么多人，残酷得很！提起这件事贺龙就流眼泪。他自己也受过‘左’倾路线的迫害，但是对党始终忠贞不渝。什么事情，听说是毛主席讲的，一点也不含糊。我认识贺龙同志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当时骂毛主席的人并不是没有，可是贺龙从来不。对旧社会他是叛逆者，而在我们党内，他是驯服工具，驯服的党员，驯服的干部。贺龙对革命没有说的，在我党困难之时舍身

投奔，千方百计地掩护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南昌起义失败后，组织上派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想到革命处于低潮，很需要积蓄力量，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斗，硬是出生入死回湘鄂西拉队伍，创造出一块革命根据地……”此刻，贺龙同样平静地坐着，他不准备发言，他觉得毛泽东、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在思考：红军出师抗日后，应将自己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同时在经费分配上，也应该优先保证中央使用，自己的部队应去敌后自筹粮款。

       关向应缓缓地站了起来，他身材瘦小，眉宇间不时闪现出智慧的光芒。他以贺龙和他自己的名义作了极其简短的发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会议确定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赞成红军迅速出师，尤其拥护独立自主的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关向应，原名关致祥，1902年9月出生于辽宁省金县大关屯的一个满族农民家庭里。1922年，共产党人陈为人、李震瀛来大连从事革命活动，将关向应等进步青年组织起来。1924年4月，关向应由李震瀛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大连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关向应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的誓言。从此开始了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战斗生涯。1924年5月，关向应放弃结婚的机会，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闸北市民协会从事革命工作。同年年底，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后因“五卅”运动爆发，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关向应无法按计划完成在苏联的学习任务而提前回国。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关向应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会后回国，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央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红三军政委、红二、六军团暨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等职。

       关向应简短的发言过后，刘伯承、肖劲光等人相继发言。

       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会上，成立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11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贺龙选为委员。

       洛川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了特派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序列，9月11日又改称为第18集团军）正副总指挥的命令。

       8月25日，洛川会议结束。朱德、彭德怀通电就职。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改编：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37年8月25日

       南京已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着将：

       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74师合编为陆军第115师，以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红27军、红28军、独立第1、第2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120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四方面军（第4、第31军）、红29军、红30军，陕甘宁独立第1、2、3、4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129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持执行党中央与军委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周恩来”

       洛川会议后，贺龙、关向应跃马扬鞭，急返驻地富平县庄里镇。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由贺龙主持改编工作：红二军团和红28军合编为120师358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辖第715、716团）；红六军团、红32军和总部特务团1营合编为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辖第717、718团）；红27军和赤水警卫营合编为师炮兵营和辎重营；陕北独立1师编为师特务营；独立2师编为师工兵营。全师共14000人。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关向应任120师政治委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8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了政治局常委23日决定：由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王震组成120师军政委员会，贺龙为书记。

       一枚枚国民党帽徽摆放在红军指战员面前，它们将在1天之内全部戴在红军战士的头上。

       面对这一枚枚青天白日帽徽，每一位红军战士都不禁回想起同国民党浴血抗争的日日夜夜，不禁回想起长征途中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层层重兵。

       于是，人们想不通。有人拒不换装，有人扔掉青天白日帽徽，有人甚至为此留条他去。大家纷纷表示：我们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红军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了吗？我们怎么向人民交待，想不通。

       面对这种复杂的思想情况，在洛川会议前后，贺龙、关向应多次带头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要有远大目光，顾全大局。贺龙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贺龙也不愿红军改名的喽！但是不改可不行啊。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使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指挥领导。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我，贺龙，就无条件服从。”听了贺龙的话，一些干部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想通了。”贺龙高兴地大笑着说：“好嘛，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你们通了，就好给战士做

工作喽。”

       1937年9月2日。

       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

       八路军120师抗日誓师大会。

       会场上红旗招展。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周士第等人坐在主席台上。贺龙站起来大声说道：“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开誓师大会，党中央很重视，朱老总亲自来到我们师，下面请朱总司令讲话。”

       朱德以坚定的口吻说道：“同志们，你们思想不通，党中央知道，毛主席也知道。我是受党中央与毛主席的委托，来做你们的工作的。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消除各阶层的疑虑，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同志们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级干部思想也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朱德这番话引起了阵阵掌声。贺龙很高兴，他在讲话时说：“朱总指挥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大家都要执行。”接着，他谈起了自己。他说：“就我本人来说，国民革命军的军装，过去我穿过；青天白日帽徽，过去我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打过。有人说，我当将军，皮靴不穿，愿穿草鞋跟红军爬山；高楼不住，愿跟红军钻芦苇。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当红军，穿草鞋，钻芦苇，是我的心愿。算起来，从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已经闯荡了10年，跟国民党斗了10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贺龙的话，在干部、战士的心灵里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白皮红心”的话长时间牢牢地记在心上。誓师大会后，贺龙、肖克、关向应发布渡河命令：“明日（3日）起分6天向韩城芝川镇前进，由芝川镇渡河，到侯马待命。”

       村子里沸腾了。红军官兵有的忙着送还借物、挑水扫院，有的磨刀擦枪、整理背包，有的忙着写信向家中父老报喜。老乡也是家家磨声隆隆，户户炊烟袅袅，准备为红军饯行。有些小战士想到明天就要出发上前线，哪里还坐得住？也不顾天上下着大雨，拿着木棍子冲到院子里，就互相拼刺起来，还连蹦带跳地喊着：“杀！杀！”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120师的官兵们便在陕西富平庄里镇的河边集合了。雨过天晴，大地被洗得葱翠碧绿。河滩上红旗招展，刀光闪闪，队伍如龙似虎，激昂的歌声此起彼伏。谁都是笑盈盈的，互相交换着兴奋的眼光。队伍四周是前来送行的群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提着茶水，有的拿着鸡蛋，有的牵着高骡大马，上边驮着慰问品。河滩上黑压压一片。

       部队行动了，整个河滩更像开了锅似地翻腾起来。锣鼓震天，鞭炮齐鸣；群众伴着部队缓缓而行，抢着往战士口袋里塞鸡蛋、馒头、毛巾、布鞋……一个老大爷一边走，还一边嘱咐着：“遇到鬼子汉奸，多杀两个，也替我老头子出一口气！”一个老大娘像送别自己的儿子一样，抚摸着一个战士说：“孩子，打了胜仗，给我们捎个信来！……”

       天地之间口号声响成一片：

       “欢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岸边数不清的男女老少，频频招手挥旗，不肯离去。战士们喊道：“乡亲们，不要送了！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请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

       9月9日，120师师部、358旅、359旅（欠1个团）及5月份组建的教导团共8227人乘木船东渡黄河，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1870年9月，普法战争期间，普军在色当决战时采取了“两翼包抄”的战略，结果歼灭法军8万余人，生擒法王路易·波拿巴。后来，以“两翼包抄”为核心内容的“色当战略”一直为日本军国主义所推崇，作为自己的兵法大典，并用于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的初期。

       “七·七”事变以来，日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迂回”。战略上采取纵深穿插，两翼迂回，迅速攻占若干战略要点，以摧毁国民党军的军事防线，瓦解国民党军的抵抗能力，避免逐地争夺、正面平推。在战术上则采取两翼包抄，威胁国民党军侧后，逼其正面混乱、溃退，避免阵地对垒、正面强攻。

       八路军出动时，正值南口前线吃紧。中共中央军委曾决定八路军全部进入恒山山脉，并分兵一部挺进燕山山脉，参加南口战役。但是，前卫师刚刚出动，国民党军队已从南口——张家口一线溃退下来。而后，国民党军在沧洲—涿州—大同部署了三个阵地，分别阻击沿津浦、平汉、同蒲路三个方面南进的日军。但国民党军统帅部没有正确处理好这三个防线之间的关系，没有防御重心，没有防御重点和纽带，整个战线“裂缝”百出。第1战区布防涿州，第2战区守备大同，而这两个防御区的结合部却无人顾及，敞开了一个200公里的大裂缝。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开赴察哈尔省蔚县地区，进至国民党军涿州、大同两个防御地区的中间地带，以填补国民党军战线的空隙。但在八路军开进途中，9月11日蔚县失守。9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命八路军统辖于第2战区，第2战区长官司令部遂命令八路军开进飞虎口地区，进击由蔚县向涞源进犯之敌。但命令刚刚发出，涞源又沦于敌手。国民党军溃退之神速，总是如此出人意料，致使八路军更改作战计划都来不及。

       南口战役期间，国民党战线的外壳还是呈现着整体形态，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坚持华北抗战还寄有很大希望。但不料国民党军溃败得如此迅速。战争的发展趋势表明，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坚持必不能持久。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从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角度来重新考虑自己的部署。八路军120师顺利渡过黄河，于9月13日抵达山西省侯马。

       贺龙、关向应、肖克、周士第等人围在山西省军用地图前，研究着下一步进军路线。

       山西素称“华北屋脊”。就兵家而论，控制了山西，便掌握了华北战场的主动权。攻则依地势而进：在广灵、涞源方向上，出紫荆关而入平津外围；在太原、石家庄方向上，出娘子关而入冀中；在长治、邯郸方向上，出山西而入冀南；在晋城、沁阳方向上，沿太行山南麓而入冀、鲁、豫边。守则有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可供依托。恒山、五台山为晋北军中要隘；太行山则为晋东之天然屏障。

       关向应指着地图上的晋北地区，说道，“我师务必尽快进入晋北，抢占恒山地区，以配合林师、刘师展开于敌侧后……”

       话音未落，一份军情通报摆在了他们面前：

       日军已经占领侵占察南、晋北和河北的沧县、保定等地，正继续发展其攻势：

       （一）占领大同的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和伪蒙军进攻绥远，主力沿同蒲路南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二）日军第5师团占领蔚县、广灵、涞源以后，进犯平型关，企图配合察哈尔兵团击溃国民党第2战区主力，实施右翼迂回，威胁平汉铁路方向第1战区主力侧臂；

       （三）侵犯河北的日军以第1军4个师团沿平汉路及其两侧攻击国民党军第1战区主力；

       （四）日军第2军2个师团沿滏阳河从左面迂回国民党军侧背。第2军1个师团和1个旅团沿津浦路南犯，并保障其在平汉铁路方向行动部队的翼侧安全。

       敌情通报清楚地表明：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战局急转直下。

       贺龙、关向应等人立即决定，全师主力继续向北挺进。同时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下一步作战方针。

       9月19日，120师主力从侯马乘火车到达忻县。这时，收到毛泽东9月17日发出的《关于敌情判断及战略部署的指示》：

       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之北。判断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力量分布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之中，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因此，变更原定部署：120师应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地区；129师适当时机进入吕梁山脉活动；115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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