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群山我为峰（下）

中共“十二月会议”之后，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王明那种在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路线，没有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晋西北、120师内却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一段时间里，尤其是收复7城后，阎锡山凭借晋西北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与八路军相对抗。面对这种情况，120师内有人提出用迁就、让步和捧场的办法维系统一战线，给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带来了一定困难。

       贺龙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他尖锐地批评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嘛！”

       他义正辞严批评国民党在晋西北消极抗战，指责国民党政府机构给八路军制造困难的行径，力求排除发展抗日进步势力的障碍。

       然而，有人却认为贺龙这种坚持独立自主的态度会损害统一战线，并就此向中共中央反映，建议将贺龙调离120师，去延安“学习”。

       “砰！”贺龙一拳砸在桌子上，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党内同志的这种作法不能理解。

       “老贺呀，要冷静嘛。”关向应走过来安慰着。他很理解老战友此刻的心情。他也认为，借口将贺调去“学习”，这种方式极为不妥。

       贺龙望着关向应说道：“向应同志，我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党内总有一些同志生怕破坏统一战线，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喜欢背后搞一些小名堂！”

       贺龙喜欢直来直去，一贯反对那种内部互相争斗的倾向。早在苏区党内“肃反”时，贺龙就大声疾呼过：“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

       1933年1月初，夏曦应贺龙提议召开了他和贺龙、关向应3个人参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三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贺龙提出：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的湘西发展，先取得桑植，为久已疲惫的部队取得一个适于休整的地区。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却反对整顿红三军和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错误“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党的警觉性异常不够”，所以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并且继续“肃反”。贺龙坚决不同意。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指责他右倾。贺龙力争说：“肃反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嘛！”夏曦坚决不同意，贺龙无奈，找关向应说：“你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选出谁是谁。”关向应严厉批评贺龙无组织无纪律，贺龙有苦难言。后来贺龙回忆说：“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倒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的决定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

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自己？心里很苦。”

       此刻，关向应望着贺龙那痛苦的面容缓缓地说道：“中央会理解你的，有机会，我要向中央说清楚这件事情。”

       后来，毛泽东就这件事同关向应谈话时，批评了那种在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自主的错误倾向以及将贺龙调离120师的错误意见。同时，对贺龙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贺龙总有三条嘛：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

       在毛泽东与贺龙交往中，互相之间都充满了信任和关心。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贺龙仍然这样评价：对敌人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这三条不能驳，对人民有功。毛泽东的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

       阎锡山背靠在木制的沙发上闭目养神。对面墙上挂着三个草体大字“中”、“种能”。

       阎锡山颇为欣赏这几个字的内函。他认为，“中是理的极则”。所以把“中”字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座右铭，以致于他死后也要把“中”字刻在墓碑上。至于“种能”，阎锡山认为，宇宙的本性是心物合一的“中”，而这个“中”是静的，因有“种能”故能动，动即演衍成阴阳的两个方面，阴阳异性要吸，就成为“种能”和“种能律”，“种能律”会成就“种能”。就阴阳而言，阳为种能，阴为种能律。阴阳交经表现作用而发生心物，心物相成而为质能，由质能而成为万物。万物又各具种性而继续演变为各子。“中”、“种能”集中代表了阎锡山的哲学思想。阎锡山，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人，生于1883年。小名叫万喜子，字百川，号龙池。青年时加入同盟会，奔走革命，对辛亥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民国初年力主抵抗沙俄侵略外蒙，日军制造“华北事变”后，他主张守土抗战和联共救亡。先后组织大同会战、忻口会战和太原保卫战，但在日军进攻面前，他一败再败……。

       “报告”，贴身副官走进来，将一封电报呈在阎锡山面前。

       阎锡山接过电报一看，是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从武汉打来的。他挥挥手，副官退了出去。

       阎锡山扫一眼电报内容，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交蒋介石的日本政府所拟的6项停战条件，即：

       “一、承认满洲和内蒙古独立；

       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不驻兵区域；

       三、扩大《淞沪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

       四、中日经济合作；

       五、中日共同防共；

       六、根绝反日运动。”

       阎锡山放下电报，沉默良久，然后自言自语道：“这些条件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会亡国灭种的。”

       他又看了一眼电报，目光停留在“中日共同防共”几个字上。抗战以来，他逐渐感到，中共军队在山西虽不如国军多，但已经呈现出迅速扩大的势头。尤其在晋西北，贺龙、关向应所部的影响日益扩大。晋西北的中共党组织虽然不公开，但八路军120师却大大利用了“战地动员委员会”这个组织。

       阎锡山叹了口气，他后悔当初承认和容忍了共产党、八路军对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权……

       1937年9月初，晋北战事处于紧张激烈之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周恩来到山西就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等问题和阎锡山谈判。9月7日，阎锡山在岭口行营同周恩来面谈。谈判中，周恩来首先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指出敌强我弱是暂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周恩来向阎锡山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山西，光靠军队是不够的，必须成立一个有共产党、八路军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动员委员会以组织民众，在第2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组织游击战争。是时晋北的天镇、阳高均已失守，阎锡山大同会战的计划亦已落空，正准备将军队从大同一线撤到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阵地防守，也就是说晋北的十几个县就要丢失了。而且随着军队的撤离，阎锡山的旧政权都已土崩瓦解，旧官吏纷纷弃职而逃。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周恩来的多次说服，阎锡山同意在绥远、察哈尔、晋北沦陷区成立第2战区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但规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必须限于在沦陷区，只动员群众，不干涉县政。他要求中共方面先拟出一个工作纲领来。9月13日由续范亭等将这个纲领送至岭口行营交阎锡山批准。阎锡山看后，对纲领中规定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一句很不高兴，他认为将大片沦陷区（此时整个雁北和绥远都已失守）交给共产党方面去领导，以后就没有自己的地盘了。当时在牺盟会总会工作的薄一波向阎锡山解释说，现在把这些沦陷区

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连个人情也得不到。阎锡山想了想，也就默许了。但他还觉得这个工作纲领缺少什么，于是又加上了他提出的“合理负担”、“民族革命战争”等词句，才予以批准。

       阎锡山虽然默认了共产党、八路军对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但他不肯就此放权，千方百计地想把他的人安插进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层中去，坚持要派他的人担任人民武装部部长一职。周恩来对阎锡山说：你们的军官不会打游击战争，我们干部都会打游击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是在沦陷区，在敌后打游击战争，我们的人可以，你们的军官就不行。这样一说，阎锡山无言以对，只好同意由共产党方面派代表担任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武装部长。9月20日，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

       在战动总会中，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建立了高级党团。党团书记是担任战动总会武装部长的程子华。程子华表示：“我任党团书记，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以及120师贺、关领导。”1938年3月，战动总会迁驻120师师部驻地岚县后，贺龙、关向应对战地总会的领导更为直接。

       阎锡山干咳了两声，然后叫来副官吩咐道：“把这两天的情报信快些送来。”

       控制地方政权，阎锡山有他的一套办法。他专门办了个训练班，许多村长都进过他办的训练班。毕业时，阎锡山同他们一起照像，并送给每人一张阎锡山签名的照片，约好每周直接通信，阎锡山通过这些情报信了解共产党和120师的活动情况。这些村长都是当地的地头蛇，对阎锡山非常忠实，成为各地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阻力。

       副官很快赶了回来，手里拿着几封“情报信”。

       阎锡山看后，脸上布上一层阴云：贺龙、关向应正在各地“招兵买马”……

       就在阎锡山在晋西北竭力限制共产党和120师的同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等人对晋西北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具体的分析，他们认为：日军在山西的军事进攻暂时失利，其分裂统一战线的政治阴谋活动更为猖狂，阎锡山已日趋反动。晋西北已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一、群众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方面，120师占有优势；二、军事方面，120师是骨干和模范；三、政权方面，阎锡山占优势，这是主要的；四、军事与政权结合上，阎占优势。

       面对这种情况，120师的领导人们决定：大力扶植战动总会和牺盟会等进步力量，争取动摇分子，孤立亲日派，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贺龙、关向应等人对独立自主的原则思想上很明确，他们一方面主动与晋绥军及其他国民党军进行合作。在作战行动上，经常保持与傅作义、赵承绶、郭宗汾、杨爱源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接触。只要有机会，贺龙便主动前去各个拜访。通过协商，争取互相协同。在政权问题上，则尽量避免与之发生摩擦。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放手推动和帮助战地总会、牺盟会等抗日团体充分发挥它们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办120师不宜出面办的事，大力发展抗日力量。

       贺龙、关向应充分发挥战动总会的作用，在晋西北各地建立县、区动委会，将中共县、区委设在动委会内。有的县或区的动委会主任、同时就是中共县、区委书记或部长。这样，晋西北的建党工作就比较顺利地展开了，控制地方政权。动委会发动群众，改选村长，改造旧政权。改选的村长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但至少也不是阎锡山训练的人。这样一来，阎锡山那套统治办法不灵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就有了可能。当时，阎锡山派到晋西北的两个专员，一个叫武灵初，一个叫张隽轩。这两个人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贺、关和战动总会就通过他们撤换了一些不抗日的反动县长，尽可能地使晋西北一些县级政权掌握到

进步人士手里，为建立起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与此同时，120师大力动员群众，“招兵买马”，壮大抗日武装。贺龙、关向应多次强调：人民的抗日武装得不到壮大，就谈不上抗日，也谈不上坚持和扩大统一战线。

       于是在晋西北，八路军120师与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兵源争夺战”。

       120师359旅一部驻在一个叫上村的地方，有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驻在下村。上村和下村相距不过十来里路，中间横着一条小河。别看这条河不大，却把上下两村隔成了两个世界。359旅向上村进发的那天，迎面遇上一群逃难的群众。他们背着包袱，挑着家什，孩子哭，女人叫，忧虑而惊慌地走着。这种颠沛流离的景象，谁见了心里都沉甸甸的。可是，日寇离这还很远，为什么他们就如此惊慌失措呢？

       原来他们都是上村人，只因下村来了国民党军队，吓得他们急忙逃难。一提起国民党军队，大家又恨又怕，都争先恐后地向八路军诉说由下村传来的消息——国民党军队一进村，就吹胡子瞪眼，吹什么抗战“有功”，要老百姓慰劳。说是慰劳，实际上是趁国难当头，搜刮民脂民膏。今天派粮，明天摊款，倘若交不出，不是吊打，就是翻箱倒柜，见啥抢啥。耕畜被拉走杀了吃，桌椅床板被抢去当柴烧了，那些当官的整天花天酒地，打麻将，耍纸牌，见了姑娘媳妇，挤眉弄眼，动手动脚。日寇还没有来到，下村就已成了人间地狱。老乡们说：“鬼子来是死，国民党来了咱们也活不了，反正没活路。”

       八路军的到来，给人民带来了指望，谁愿意背井离乡？他们又背着东西和八路军一起回村了。

       部队驻下，便组成了若干工作组，四面活动。从东头到西头，从村南到村北，到处张贴布告，访贫问苦，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运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政策，犹如春风化雨，冲走了人们的忧虑和不安，带来了一片朝气勃勃的景象。不几天，359旅就协助地方的党组织，把抗日民主政权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也相继成立了。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极了。经常看到这种景象：一群农民围在一起听宣传员讲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满脸兴奋的神色；一个小战士在教儿童团员唱歌：“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村口，进来一群收割归来的农民和战士，他们挑着金黄色的谷物，边说边笑。屋檐下，妇救会的会员们正赶着做军鞋，“三个姑娘一台戏”，她们在一起唧唧喳喳，好不热闹。村外边的打谷场上，游击队正在练操，“一、二、三——四”的口令声，震天动地。一声号令动员参军，小伙子们雀跃而起：“走，当八路打鬼子去！”一串俩，俩串仨，马上掀起了参军的热潮。来报名的人络绎不绝，连不够年龄的儿童团员，也哭哭啼啼闹着要当小八路。部队机关真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没有几天，359旅的一个连就扩大到二三百人。

       下村的国民党军队听说八路军和上村的老百姓团结无间，队伍天天扩大，又眼红又嫉妒，便千方百计和八路军争群众。

       开始，他们在桥头、河岸，设下了一道封锁线，五步一哨，十步一岗，不准老百姓过河。但是，下村的小伙子们看到上村那股热闹劲，心里怪痒痒的。他们借口赶集，走亲戚，做买卖，偷偷地往上村溜，有的来了以后就再也不愿回了，要求立即参加八路军。

       后来，国民党军队也搞扩兵了，自然，扩兵的办法是很可笑的。他们要保长打着小锣在街上喊：“当兵要当国军，国军是正牌军，票子多，可以养家活口！”“不要当八路军，八路军是穷光蛋！”喊了几天，却没有一个人去报名。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敲着小铜锣又喊开了：“谁当国军，四十块大洋一个兵，当面交现款！”可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老百姓爱的不是钱，爱的是真理。尽管锣声敲得当当响，人们却在背后议论：“白洋买不了我们的心。”

       国民党的军官气红了脸，横眉竖眼，骂老乡们：“放着正大光明的国军不当，偏要偷偷摸摸去当穷八路，真他妈的贱种！”谁知骂得越凶，老百姓躲得越远。他们施尽了种种伎俩，一个兵也没有扩到。最后，恼羞成怒了，便干脆把他们惯用的那一套搬了出来——抓。于是，这儿打枪，那儿骂娘，不论老幼残弱，碰上了就难幸免，弄得下村一带的群众，叫爹唤娘，昼夜不安。尤其恶毒的是，把抓来的壮丁关在一起，连大小便都要监视，晚上睡觉都把衣服搜去，以防止逃跑。殊不知压力愈大，反抗愈强。晚上，常有只穿短裤的小伙子，吁吁带喘，满身是汗地跑来上村。逃来的人用这样两句流行于下村的歌谣来咒骂国民党军队：“国民党、遭殃军，不打日本害人民！”

       由于和国民党军队还是统一战线关系，有些来往。一天，国民党派了个军官前来，问左齐：老百姓为什么都跟你们走？左齐回答说：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执行了我们党的全民抗战的方针，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与人民同舟共济，人民有民主、自由，人人有抗日的自由，因而他们都能自觉使人民自愿地起来抗日；你们对人民依然没有放弃压榨的错误政策，使人民呻吟于痛苦之中，无法抗日，也无心抗日。那个军官不知是不感兴趣，还是无理反驳，竟瞠目结舌，回答不出一句话，只是哼哼哈哈了一阵便走了。

       送这位“客人”过河的时候，左齐站在桥头，望着小河潺潺流水，心中无限感慨。上村和下村仅仅一河之隔，却是两种景象：八路军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采取了种种发动群众的办法，结果搞得轰轰烈烈，群众奋起抗日；国民党部队倒行逆施，执行了片面抗战的方针，采取压制群众的办法，结果是众叛亲离，阴风惨惨，人们根本无心抗日。两种方针，两种办法，就必然产生这两种结果。但是，河水永远东流，真理必定获胜，全面抗战的正确方针，必然将在全中国土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来。

       120师在晋西北极力推动战动总会把动员农民参军、补充抗日部队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收复7城之后，战动总会在主任续范亭主持下，在岚县召开了动员新兵的各界联席会议，决定动员1．3万人。晋西北人口稀少，要动员这样一个数目的新兵并非易事，但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影响的扩大，战动总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宣传组织作用，动员的新兵大大超过了计划。据1939年7月战动总会的一份材料记载，那一次，在晋西北共动员新兵28180人。这些新兵，除补充给120师、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人自卫旅和战动总会游击队）以外，为了团结友军共同抗日，经贺龙为首的军政委员会批准，也补充了一部分给驻晋西北的国民党军。

       山西吉县古贤村。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

       阎锡山在主持晋绥军高级干部会议。

       他操着浓重的五台口音说道：“此次会议，是我军的生死关头，如能走上新的道路，就是我们的庆功会，若走不上新的道路，就成了我军的追悼会。”

       他见在座的高级将领们露出迷惑不解的目光，便进一步解释道：“某军自抗战以来人员就增加了4倍，我军某军抗战以来减少了一半，按这个比例，再过10个月，就是友军的1变成16，我某军的1变成4分之一，这就成了64与1之比了。你们看新与旧，一膨胀一缩小的结果可怕不可怕，知此尚不觉悟，不改新，则明饿了尚急走，冻了尚抢冰，岂非自杀？”会后，他又对自己的小圈子里的嫡系们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今后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吗？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3个月你们就完蛋了。我们不能抬着棺材去抗战！”

       阎锡山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目光久久停留在晋西北的版图上。他心里在盘算：欲与八路军120师抗衡，必须扩张晋西北的顽固势力，充分利用他的军队和行政机构。

       于是，他召来了杨集贤。

       杨集贤是左云县的大地主，国民党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外甥。得知阎锡山召见，他受宠若惊，急急忙忙赶到了吉县古贤村。

       见面寒暄后，阎锡山拍着杨集贤的肩膀说：“眼下八路军日益猖狂，晋西北眼看就要姓共了。”

       杨集贤问：“如此，尊意如何？”

       阎锡山说：“据查，第2区行政督察专员武灵初是共党分子，准备由你接替他的职务，你要坚决守住第2区这块阵地。”

       杨集贤受领了密令之后，匆匆走马上任。

       撤换了第2区行政督察专员后，阎锡山又在古贤村召开。会议，亲自制定了抗战行政10大纲领，提出了抗战人员必戒20条。其中对汉奸采取纵容包庇的态度。他说：“做汉奸真实者少，被迫者多，应当尽力争取。我们万不可拿少年气盛得意苛刻的态度，侮辱诽谤的方法处理汉奸，使人本非汉奸而成汉奸，原是假汉奸而迫成真汉奸。”

       会后不久，阎锡山得悉汪精卫公开投敌当了汉奸，他思索了一阵说：“兆铭走得太早了。汪先生不是当汉奸，只是政见不同而已。”后来牺盟会草拟讨汪通电送他签字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个人从来没有用个人名义去反对另外一个人。”牺盟会再表示，对汪精卫这样的大汉奸，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如果不表态，会使全国人民表示怀疑和失望的。但阎锡山仍坚持说：“你们牺盟会要发，由你们发好了。”

       阎锡山心头之患，就是在他的地盘内不断扩大影响的共产党和八路军。1938年12月山西临汾失陷以后，阎锡山守土抗战的政策逐步演变为对日妥协。他看到大势已去，山西的大

片土地陷入敌手，共产党在山西的力量不断扩大，越来越对他们的“存在”构成威胁。于是他开始对联共抗日的政策发生动摇，转而开始积极反共。

       杨集贤得意洋洋地当上了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他召来了几个心腹，密授机宜：要严密监视共产党，尤其是贺、关的120师。他明确规定，战动总会没有权力调换各县县长，并且停止八路军和游击队的粮食供应。当120师的部队用钱去购买粮食时，杨集贤的心腹们逼迫人民群众不得卖给。贺龙愤怒地申斥说：“八路军要抗日要打仗，不筹粮，不筹款，不征兵，那怎么行？难道要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吗？”

       阎锡山嘉奖了杨集贤，同时，又派出“敌区工作团”到晋西北，撤换进步县长，争夺县级政权，加紧制造摩擦。这样，晋西北形势就变得更为复杂，斗争逐步尖锐化。

       面对这种情况，贺龙、关向应、肖克等人多次研究对策，并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建议说：“我们认为，我们如能有代表随阎周围，可能随时将我们的意见传达给阎。”这个建议，在阎锡山尚未公开降日反共的情况下，对缓解国民党在山西搞摩擦，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价值的。

       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情况，立即研究决定，对阎锡山采取团结和促进的政策，力争其不要公开投日。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巩固晋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8月，朱德从西安赴延安，途经洛川，转道吉县古贤村与阎锡山会晤，经商定，设立第18集团军驻第2战区长官部办事处。

       阎锡山深知，这是共产党设在自己身边的一根钉子，于是，他开始思考下一步的反共阴谋……

• 评论内容...
• 匿名发表
• [添加到收藏夹]
• 发表评论：(匿名发表无需登录，已登录用户可直接发表。) 登录状态：未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