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决胜沙场外（下）

       往年的南泥湾，

       处处是荒山，没呀人烟。

       如今的南泥湾，

       与往年不一般。

……

       再不是旧模样，

       是陕北的好江南。

       每当听到这富有陕北韵味的悦耳的歌声，120师359旅的老战士们的思绪一下就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想起了当年在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的艰苦岁月。

       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拿西北地区来说，从1939年冬到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先后调遣几十万大军，西起宁夏、陇东，南沿泾水，东迄黄河，构筑了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叫嚷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准进入边区，既企图从军事上消灭八路军，又妄想从经济上困死八路军。

       当时，陕甘宁边区只有一百四五十万人口，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区，经济落后，加上日军的不断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八路军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的吃穿住用，实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八路军财政经济极其困难，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鞋袜，没有菜吃，没有油吃，吃粮也很困难。

       在这严重困难的关头，怎样才能克服困难打败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和军事进犯？怎样才能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怎样才能支持抗日持久战，并取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出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生活动员大会上尖锐地指出：在敌人包围封锁面前，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又说：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来的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动手呢？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根据地军民，在这一号召鼓舞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中央军委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于1940年2月20日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依据不同的环境、条件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各部队结合自己的条件都陆续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朱德于1940年初，在延安提出了“屯田”政策。他认为军队劳动力多，体力强，组织性好，主张军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359旅在1939年秋奉命从华北调回陕北绥德一带，担负守卫河防、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1940年春，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全旅就在绥德一带积极开展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生产运动。359旅于1941年3月至1942年8月，分三批开赴南泥湾，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新的战斗生活。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黄龙山地区，距离延安城约45公里，是延安县金盆区一个乡。它与临真镇、九龙泉、马坊等地接壤，纵横60公里，土质肥沃，适于开垦。

       南泥湾是延安的南大门，在南泥湾东南方向的茶坊镇，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占领的洛川连接。顽军在那里驻扎着1个军部和1个师的部队。南泥湾是顽军进犯延安的必经之路。359旅进驻这里，一手拿枪杆，消灭敢于来犯的顽军，一手拿锄头，在广阔的荒山野岭里开荒种地……担负着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的双重任务。这在当时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南泥湾一带，在100多年以前曾是人烟稠密的地方，由于清政府制造回汉族互相残杀的悲剧，加上军阀横行，土匪的抢劫，人民无法生活，相继逃亡，这里便变成了一片荒山野岭。359旅来到这里的时候，眼前只是一座座荒凉的山坡，坡上长满了齐人高的蒿子，荆棘横生；深山是遮天蔽日的树林，野猪野鸡成群，沟底是黑暗阴森的溪流，浸泡着腐烂的古木和野兽的尸体。

       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始遇到了许多困难。

       第一是思想上的障碍。

       当时部队中对农业生产存在着几种不正确的认识：一部分干部不懂得发展生产须以农业为主的方针的正确性，他们单纯从营利出发，认为农业生产费力大，周转慢，获利小，把“自己动手”只看成一个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因而主张多集中力量搞商业，少搞农业；还有一部分干部则担心搞生产会影响部队的训练和军事生活管理，以至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在广大士兵中，则对部队实行屯田政策的意义认识不清，认为“当兵是打日本的，不是来种地的”，“在后方生产不如在前方打仗光荣”，因而对生产不够热心。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359旅领导决定在部队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工作。首先使全体指战员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当时经济困难的严重性，而这个严重困难则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造成的，认识到边区人民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支援战争，负担已很重了，仍不能满足需要，大量部队的吃穿成问题，都取之于民是不可能的。搞大生产运动，就是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用自力更生的办法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生产就是为了坚持抗战和保卫边区。在干部中则大力宣传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生产方针，使干部明确认识到解决财政困难和保障部队供给的根本途径是增加物质财富，在商品流转中取利则是补助的办法，只有坚决实行屯田政策，开展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才是解决物质困难的最可靠的途径。而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正是表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只要管理教育工作做得好，开展生产运动，不但不会松懈部队的战斗纪律和生活纪律，相反地能够加强这种纪律，并使部队的战斗意志能够得到严格的锻炼。至于生产和训练时间分配，只要计划得好，生产就不会妨碍部队训练。生产搞好了，个个身强力壮，情绪饱满，自然可以提高训练效果。

       在明确了生产的目的、方针和政策，解决了思想上的抵触和顾虑之后，部队中就很快掀起了一个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决执行屯田政策，开展生产运动的高潮。

       第二是物质方面的困难。

       首先是没有住的地方。当时南泥湾地区几十里渺无人烟，仅有的村镇也只有几户人家，几眼破烂不堪的窑洞，经过修整，大都做了团、营生产指挥所。部队人多没处住，只是在村边、河边露营，有的用树枝搭成简陋的窝棚栖身。部队进驻时，天气冷，还下雪，尤其夜间露宿，虎啸狼嚎，寒风刺骨，大家衣单被薄，难以御寒，久久不能入睡。为了御寒和防野兽袭扰，就捡些树枝、柴草，点起堆堆篝火，渐渐地睡着了。后来，部队搭临时棚，挖土窑洞。指战员们有的上山砍柴，有的挖土掏洞，每天劳动10多个小时，浑身汗水，土沾上去简直成了泥人。窑洞刚挖好，尽管里边非常潮湿，有的还渗水，同志们铺些干土、草灰或柴草，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尽管环境如此艰苦，而部队的情绪却十分乐观、高涨。战士们高兴地唱道：“窑洞草房好军营，茅草床铺软腾腾；三尺雪地绫罗被，茂密梢林好屯军。”

       其次是缺乏吃的东西。吃粮食要到50公里甚至数百公里外去运，当时交通十分困难，没有汽车，骡马大车也很少，必须由干部战士背粮，背粮没有口袋，有的就把自己的裤子扎上裤腿当口袋，有的把旧军毯卷成长筒，捆上两头装粮食，背一趟来回要走三四天，特别是春冬背粮，雪天爬山，过河涉水，更加艰苦。沿途老乡看着走在山沟、田野的背粮队伍，感动地说：“八路军真是我们自己的队伍，要是国民党军和军阀的队伍，赶着老百姓去送粮，还送不过来哩！”

       没有菜吃，就在山上、河边挖野菜。如果打到了野猪、野鸡，就可以打一次丰盛的“牙祭”。饭菜不多，吃不饱，但大家干劲很足。

       三是穿的很困难。每个战士一年只发1套军衣，平时就是缝缝补补，开起荒来，在树林草丛里穿来穿去，衣服磨损得更快。战士们为了节省衣服，夏天不顾烈日曝晒，冬天不顾寒风凛冽，光着膀子开荒、种地、打场，同志们的长裤磨破了改成短裤，短裤磨破改成了裤衩，裤衩再磨了，就编成布条打草鞋，或糊成布壳纳成鞋底，总是一块布头也舍不得丢掉。

       四是开荒的工具少。买吧，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那么多生产工具。于是359旅领导就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想办法解决。这一来，办法就多了。有的上山伐树成材，到几十里外的村镇换工具；有的到河防两岸搜集敌人轰击边区的炮弹片；有的到周围几十里处寻废铁换；有的派人潜入敌区扒铁轨，锯断后打工具。717团1营有个战斗英雄名叫王福寿，他带领10余名战士偷渡黄河，到日军占领的火车站去搞钢铁，搞到一点钢铁后，没有炼铁师傅，王福寿又派刘顺清跑遍了方圆百里路，从金盆湾小街上找到一个从河南逃荒来的会打铁的王铁匠，把他请到连队。王铁匠与连里的几个战士一起动手，连续几天苦战，终于打出了镢头、锄头、斧头。同志们激动地向老师傅道谢，王铁匠感慨地说：“我走南闯北，眼见日寇和国民党兵的烧、杀、抢，他们把老百姓害苦了。可是你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了减轻群众负担，要自己开荒生产，冒着生命危险去搞铁，什么苦都吃尽了，我一个做手艺的，出点力气算什么！你们一心一意为咱老百姓，我就是豁出命来也值得！”由于大家动手，旅团又统一购买了一些，工具基本上解决了，部队及时投入了开荒生产。

       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关于生产自给的指示，更好地领导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359旅于1940年就成立了由旅团领导同志和旅供给部长参加的生产委员会，各营、连指定1名副营长、副连长负责领导各自的生产工作。1941年部队到南泥湾地区以后，王震旅长兼政委（1942年起还兼任延安军分区和卫戍区司令员），主持卫戍区和军分区工作并统管全旅工农业、商业和运输生产，副旅长苏进和副政委王恩茂在金盆湾主持生产练兵的日常工作。当时部队的分布是：旅直属队及特务团（团长徐国贤、政委谭文邦）驻金盆湾，717团（团长陈外欧、政委李铨）驻临真镇，718团（团长陈宗尧、政委左齐）驻马坊，719团（团长张仲瀚、政委曾涤）驻九泉、史家盆，补充团（团长苏鳌、政委龙炳初）驻南泥湾。

       南泥湾一带的荒山上，到处是很深的蒿子草和大堆的羊胡子草以及很大的山桃树，还有“咬人”的狼牙、蝎子草、黑葛兰，它们都成了开荒的“拦路虎”羊胡子草一棵一大堆，软绵绵的，一镢头上去见不到土又弹回来，镢好多下才能挖掉一颗，狼牙刺和黑葛兰是一种多年生的灌木，根粗叉多，枝上黑刺长、尖、硬，还有毒，一不小心就挂破衣服刺伤皮肉，火辣辣地痛。然而生长这些树草的地方，往往都是土质肥沃的好地，同志们舍不得放弃，宁肯多花些力气，也要“攻坚”。由于有这样的拦路虎，战士刚上来又缺乏经验，就是最强的劳动力干上一天，也只能开出四五分地，与计划中的开荒指标差距很大。后来通过实践，办法越来越多，刨树根时，先把根扒出地面，大家把这叫做“侦察敌情”，然后砍断支根，这叫“扫清外围”，最后看准主根，使劲把它砍断刨出来，叫做“发动总攻”。这样干，开荒效率明显提高。同时，由于每天测量开荒效率，公布成绩，更加激发了大家劳动积极性，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之间展开了挑战应战，竞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旅的《战声报》和各团的生产快报，定期报道生产情况，公布各单位开荒成绩和日开荒的最高纪录，各部队你追我赶，捷报频传，开荒纪录不断刷新。717团劳动英雄、班长李黑旦，1942年首创纪录，1人开荒2．5亩，随后这个纪录又不断被人刷新。718团组织了一次170多个劳动英雄参加的开荒大比赛，有6人创造了日开荒地3亩以上的新纪录。其中李位、赵占奎分别达到3．67亩和4．7亩，被边区评为特级劳动英雄。赵占奎是5连6班班长，1943年，他响应王震“每人开荒30亩”的口号，带头报名担任该连10人开荒组组长，结果开荒地380亩，每人平均达到38亩。旅部及时表扬和奖励了这些劳动英雄和开荒先进集体，并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于是“向劳动英雄看齐”的口号响遍了部队，从而又掀起了新的竞赛热潮。

       当时，359旅从旅长到排长都战斗在开荒第一线，担负和战士一样的生产任务。所不同的是，凡出现困难的地方，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旅长兼政委王震，经常挤出时间参加劳动，曾被选为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英雄，毛泽东亲笔题词：“有创造精神”，表扬他。一位到边区采访的外国记者不禁赞叹道：“他的双手也像他的部下一样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苏进副旅长和王恩茂副政委和战士们在山上同吃同住同开荒。718团的英雄团长陈宗尧，每年开荒，都是带着团司令部的人员，住在荒地，和战士开荒在一起。他组织了一个开荒小组，由参谋长、警卫员、司号员等8人组成，陈团长担任组长，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着镢头带领小组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白天他还要到各连检查布置工作，晚上还得忙着开会，

就这样他的开荒小组每人平均开荒1．4亩，他自己也达到了日开荒地1亩。在战斗中失掉右臂的该团政委左齐，拿镢头开荒有困难，就给战士们做饭，并挑桶上山给战士们送饭送水。曾在战斗中负过15次伤的补充团团长苏鳌也经常参加劳动。至于营连干部，更是与战士们一同劳动、生产和学习。如718团9连连长白银发，一次参加开荒比赛，他连续劳动15个小时，挖了5．46亩地，获得全旅第1名。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使战士们很受鼓舞，也受到毛泽东称赞。1943年初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亲笔题词表彰了22名生产英雄，其中359旅团以上干部就占4名。

       开荒告一段落，为了不误农时，部队及时进行了春播和夏耘。沉睡了百年的土地翻了身，大片的荒地变成了良田。看着满山遍野长出了一片片郁郁葱葱的谷子、豆子、玉米和土豆，十分喜人。1942年359旅又开始在河沟两旁平整土地，引水灌溉，种上了稻子。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连年的丰收，耕地面积和产量逐年增加，自给自足程度逐年提高。1941年，开荒种地1．12万亩，收细粮1200余石，粮食自给79．5％，经费自给78．5％。1942年，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余石，粮食自给率达到96．3％，经费自给率达到90．2％。1943年，开荒种地原计划3．9万亩，由于劳动效率不断提高，开荒后半个月内即被突破，在改订计划6万亩之后，又被突破，最后达到了种地10万亩，全年收细粮1．2

万石，加上南瓜、土豆折粮（3斤折粮食1斤），共为1．5万石，粮食自给有余，并且上交公粮约万石。群众称赞说：“尔格（即你们）真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好队伍啊！能打仗，能生产。过去反动军队是吃粮的，尔格军队还生产公粮，军队不打扰老百姓，还减轻了人民负担，真是天下大变样，人民坐天下了。”这一年，全旅养猪4200多口，牛820头，羊7800多只，达到了王震旅长提出的“两人1猪，1人1羊，10人1牛”的要求，1944年，播种面积26万亩，农业生产获得了更大的丰收，主副食经费全部自给有余，粮食平均每人生产细粮600多石。在开荒种地的同时，全旅指战员还打了1000多个窑洞，建起了600多间平房，置了1万多件家具和农具。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

       部队新到垦区，食油、照明用的油和医疗用的酒也很困难。1941年秋后，在金盆湾东头开办一个综合油酒厂，修建了简易的厂房，雇请了两个老师傅，抽调了30多个战士当徒工。用部队收获的豆子、麻子榨油，用玉米、高粱酿酒，并将豆饼、酒糟作为部队养猪的饲料，综合厂生产的油酒，不但保证了部队的供应，多余的还向附近村镇出售，并通过关系把酒外销国民党统治区的宜川、韩城，换回药品、棉花等等。

       纸张是学习、办公的必需用品，当时有钱也难买到。因为缺纸，部队用桦树皮代替。为了解决部队用纸问题，1942年部队在油酒厂增建了造纸设施，从延安请来技术工人自己造纸。开始是从部队、机关中收集破麻袋、烂绳头、碎布片作原料，曾生产出300多刀黑粗纸和厚草纸，不久原料就供应不上了。经过调查，试用当地野地繁殖快、纤维长的马兰草当原料，生产出了质量较好、可印书报的马兰纸，部队用纸问题得到了解决。

       此外，还创办了纺织厂、鞋厂、肥皂厂，有自己的盐井、煤井、磨坊、骡马店。旅供给部办的大光纺织厂能够织出闪光布、斜纹布、华达呢……，远销葭县、清涧、吴堡等地。

       部队在困难的时候，节衣缩食；在生产自给有余的时候，仍然勤俭节约，把好日子当困难日子过。旅首长曾向全旅发出号召：“生产要多，消费要省”。1942年以后，绝大多数部队已经达到了粮菜全部自给，可还是将瓜菜、红薯、土豆等掺和在粮食里做“八宝饭”吃，而且每天仍然坚持吃两顿干的一顿稀的。从1941年起，部队基本上没有向上级领过被子，战士们被里的棉絮，早就滚成了一团团的疙瘩了，可是发下新被子时，战士们谁也不肯要，说：“哪天不打败日本鬼子，哪天就不换被子。”军服的供应改善了，战士们仍保持着垦荒初期的艰苦作风。夏天，他们仍然光着膀子干活，宁肯叫背上被太阳晒掉几层皮，也舍不得穿上新军服。天冷了，也只穿上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上级发下的新军服，都仔细收

好，只在过节或检阅时拿出来穿一下。领到了新鞋，也放在包袱里，平时就用马兰草和破布条打草鞋穿。因此，到了1944年，部队由延安南下轻装时，许多战士还保存有两套崭新的军衣和几双鞋袜，临出发前，他们高高兴兴地将这些东西交给了上级，请上级转交给兄弟部队。

       359旅在南泥湾地区屯垦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了“一面作战，一面生产”和农忙生产、农闲练兵、劳武结合的原则，做到了生产、战备双丰收。平时在地里劳动，把枪架在地头上，一有情况就拿起武器迅速投入战斗。正像贺龙说的：“敌人来了，拿起枪战斗；敌人没来，拿起锄种地。”1941年至1943年，359旅曾数次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进攻袭扰。例如：离延安只有六七十公里的鹿县城，是西安通往陕北途中的一座重镇，718团在这一带驻防，国民党顽固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时蠢蠢欲动，经常派兵进攻袭扰。1943年五六月份，顽固派1个营进占我峪口等村，对群众枪杀抢劫。359旅驶防部队迅速赶到，

奋起反击，打退了顽军的进攻，毙伤80多名。部队每年还利用农闲的冬季进行4个月的大练兵。在各团、营驻地，都修建了训练场地，自制木枪、单双杠、木马、山关和平台、天桥等多种训练器材。军事训练除队列操作外，以演练刺杀、投弹、射击三大技术为主。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同志们在练兵场上，个个勤学苦练，人人争当先进，做到了风雨无阻，假期不休，涌现出了许多“贺龙投弹手”和“神枪手”。1943年冬训后，全旅投弹由平均25米提高到40米以上，不少人达到60米，最远的投到72米。实弹射击命中率由原52．9％，提高到86．3％。还出现了11个百发百中的连队。717团3连、9连，718团6连被评为边区的射击、投弹的优胜单位。部队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有效地保卫了边区。毛泽东称赞359旅部队说：你们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你们到东边，东边就安全；你们到南边，南边就安全；你们到北边，北边就安全。敌人来了你们拿枪去战斗，敌人不来，你们就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建设好南泥湾。

       359旅部队经过几年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获得物质上的丰硕成果，而且通过大练兵，使部队军事素质和人员体质也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和增强，真正达到了兵强马壮，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政、军民关系。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359旅在生产运动中的贡献，和干部战士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官兵同甘共苦、与困难作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博得了中外记者的高度赞扬。

       朱德曾多次到南泥湾视察，有时还住上几天。每次视察都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到班排，与战士们亲切交谈，问寒问暖，极其关心部队的生产和指战员们的生活，并高度赞扬他们的生产搞得好，对部队鼓舞极大。1942年7月，朱总司令视察南泥湾后兴奋地赋诗称赞：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

       1943年夏季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经西安乘车返延安途经南泥湾交道镇时，视察了屯垦部队，并沿途巡视了绿油油的庄稼，听取了情况汇报，赞扬359旅生产搞得好。周副主席说：我们在重庆时，对顽固派说过，别妄想用军事和经济封锁来困死我们，还是把军队调到前方去打日本鬼子的好。你们看，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的战士哪个不吃得身强力壮。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高度赞扬了359旅。说：“他们不仅起了保卫边区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作用，而且起了解决大数量的财政供给与帮助发展边区的作用。”1943年9月6日，毛泽东还亲临南泥湾，王震、苏进和王恩茂及旅政治部主任李信，陪着毛泽东视察了部队。毛泽东走进刷得雪白的窑洞，看到桌子凳子和一切家具都是战士自己做的。微笑着说：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当听了部队生产情况后，毛泽东高兴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甚至连许多国际友人支援我们的药品也封锁起来，使我们在抗日战场上负伤的伤员没有药物治疗，想最后消灭我们。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粉碎了顽固派的阴谋。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病（即大骨节病，丘陵地带慢性骨关节畸型的地方病）都消灭了。毛泽东在谈话中深刻地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连棉布都靠外国人。

       1944年6月6日至9日，美国、英国等国以及国民党的中央社等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曾到南泥湾参观、访问了4天。他们看到南泥湾生机盎然，气象万千，真是“陕北的好江南”。记者们不仅看到训练有素、抗战精神高昂的八路军部队，而且看到了一幅欣欣向荣的边区壮景。南泥湾屯垦的成效，使他们感到吃惊、震撼。中国人民之友冈瑟·斯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林·福尔曼等著名记者，纷纷著书写文章，以敬佩的字句来描述赞美南泥湾，歌颂英勇的359旅战士们所创造的奇迹。

       贺龙对大生产运动十分关心，到延安不久，他就同王震到南泥湾去看望在那里屯田的359旅718团。团长陈宗尧向他汇报说：“1941年来到南泥湾，1年内就开荒播种1．22万亩，收成不错。”他请贺龙、王震去看看他们团种的庄稼，养的猪，请他们同战士们一起吃一顿饭。

       贺龙和王震在部队开饭的时候，从一个连走到另一个连，检查他们的伙食情况。

       贺龙揭开一个又一个用白布盖着的菜桶，高兴地喊起来：“啊这红烧肉烧得好！”“豆腐煎得两面黄，炊事员同志真是费了工夫了。”

       王震说：“陈宗尧这里可有几个好炊事员。”

       陈宗尧在一边得意地笑着。

       贺龙看了另一个连队的伙食，笑着说：“唷，碗碗都是辣子。这是南方菜嘛！这是哪个连？”

       陈宗尧答：“11连。”

       贺龙说：“我就在这里吃饭了”，说着，拿起一个馒头嚼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说：“馒头蒸得好。我带几个回延安去。”

       吃完饭，贺龙对王震和陈宗尧说：“生产方面你们已经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全团有近千头猪，但还要好好生产，让每个战士吃得胖胖的，脸色红黑红黑。你们也要把屯田的经验好好总结一番。”

       1942年12月，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作传达性发言时曾详细介绍了359旅从事农业生产的成绩和经验，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到1942年，边区在多数部队应该完成自己所需粮食和被服的80％，一部分军队如359旅应该完成100％。之后，贺龙一面深入部队检查督促，一面在边区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种会议上讲话，根据生产情况，在不同阶段提出自给自足，而且，要有多余的粮食送给政府机关；1944年，他又提出，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约政府财政开支，部队要为完成10万石细粮而斗争。这些建议，都是在总结了前一阶段生产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能鼓舞群众，又有完成的实际可能，因此，成为各个阶段推动边区部队生产运动的动力。

       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守备部队的备战活动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还搞不搞？有人说，一搞农业，就要影响战备工作，主张暂时放弃生产。贺龙分析了反顽斗争总的形势，认为仗不一定打得起来，但是，不能放松打仗的准备，有备无患嘛！生产呢？也不能放弃。他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口号，并且向守备部队建议：战斗与生产来个“分兵把口”，在前面挖好工事，筑好碉堡，加强守备，在碉堡与工事后面开荒种地，搞好生产。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部队的拥护，都照办了。结果，守备部队既保卫了边区，又发展了生产。贺龙后来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在紧张的时候筑碉堡，在碉堡后面开荒种地，并且喂了猪鸭鸡兔。这些东西得到得不到呢？得到了。猪鸭鸡兔，我们都吃了。但是，在碉堡那边的顽军，连我们的一根鸡毛也没吃上。”

       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942年11月2日，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发言说：“整风整什么？是整我们党内不正之风，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十年内战中，中央苏区垮了，鄂豫皖苏区垮了，川陕苏区垮了，湘鄂西苏区也搞垮了，这都是不正之风对党的危害。”“今天我们的边区党内还存在些什么不正的东西？整风整什么？就是整闹独立性，整党内那些不正的东西。”“整风要从上面整起，上面整好了，下面一定整得好，这是个领导问题。上面没有整好，下面有什么办法，我责备人，首先要责备自己。责人首先要责己，责己严，责人宽。我今天是一个司令员，如果军队做了坏事，犯了纪律，违犯政府法令、政策，这个责任是领导机关负，我要负，我是一个司令员嘛。我骂下面说是你们不好，我自己好，下面心服吗？不心服的。”

       当时，在边区部队中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诸如，不尊重中共中央西北局，不尊重边区政府，少数干部对群众蛮横无理，不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不愿参加边区建设以及生产上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等等。针对这些现象，贺龙依据整风精神，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出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开展整军以克服“三风不正”，“使军队更进一步正规化”的要求。他强调，整军的中心是加强一元化领导，为此，在部队要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对于部队中闹独立性、各行其是的倾向，贺龙给以严厉的抨击。他说：“军队不能闹独立性，政府不能闹独立性，民众团体不能闹独立性。我们边区只有共产党，没有两个

党，为什么共产党里头搞独立性这东西？西北局决议随便可以不执行？中央政策随便就可以不执行，这种党员还像什么样子嘛？不像样子。我当个师长，120师，我在那里的时候部队很好，如果我走了，部队就不好了，这样，我的党性还有没有呢？没有了，是不是个好干部？不是的。”1943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的若干问题，贺龙参加这次讨论。红二方面军、120师，经历复杂，在长期的斗争中也产生了一些有争议而需要统一认识的历史问题，因而，在此期间，贺龙召集在延安的120师各部队领导开了几次会，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这次讨论，涉及到洪湖时期的“肃反”问题，也谈到了到达陕北以后的反军阀主义斗争，并且还讨论了抗日战争初期开辟晋西北根据地的一些问题。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

       甘泗淇在向中共中央军委汇报时说：“我们在与敌人斗争中，基本上是团结的，在贺、关领导下，忠实于党，同心同德地干，但有些同志过去对贺龙同志有认识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我们没有从本质上认识他。在毛主席领导下，不久前开了个干部会，现已解决了。”

       1943年1月7日至9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西北局工作的中央常委任弼时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讲话。在这一讲话中，对贺龙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他从小就有反抗旧统治的思想，在反动统治下，单人独马去创立武装组织，从几个人、几匹马、几支枪的小队伍发展到大的部队，在旧社会里做过镇守使，大革命时代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军长，非常熟悉旧社会，特别是旧军队的情形。这都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但是贺龙同志伟大之处，不仅在此，而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

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斗争失败而气馁。南昌起义失败后，便跑到洪湖去，从仅仅几个人的起义，发展成为大兵团的红军。后来因立三路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使部队缩小，但他从不灰心丧气，又跑到贵州东北部去建设根据地。他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忠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当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所采取的反抗中央的行动的。”“他还时常说，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调动工作时，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够很快地把军队带得很顺手，很就绪。否则，自己心中是不安的。这说明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实，说明了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

       在整风运动的审干阶段，因为对敌情估计错误，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全边区以至各根据地先后都动起来了。一时间各方面纷纷反映，党政军民团体中都混进了蒋、汪、日特务。

       在这种形势下，贺龙在1942年10月和11月曾两次在120师整风座谈会上，把当时“坦白”出来的一些不真实的情况作为例子，动员干部坦白交待，并且点了一些同志的名。这种做法给一些干部造成了伤害。后来，当扩大化的问题进一步发展时，便引起了他的警觉和反思。这年年底，在晋绥军区请示关于清查干部的若干问题时，便显得十分慎重了，专电林枫、周士第说：“清查干部的历史和思想、配备干部要慎重，要德才兼顾，避免宗派现

象。”有一次独一旅一位领导干部来联防军司令部汇报工作，贺龙对他说：“你这个人，自己有体会嘛！有血的教训。你挑担子、挨捆的滋味忘记了吗？怎么能相信你的部队有几百名特务？”过后，贺龙还派杨琪良随甘泗淇到独一旅进行平反和其他善后工作。因此，120师在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上，总的来说，行动是比较迅速的。

       整风运动结束以后，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上，关向应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时，关向应的病情已经很重，于是向全党留下了遗嘱：

       “我在此弥留之际，谨向党的领袖，谨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谨向全党同志紧握告别之手，切望全党同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斗前进，全党全军应该像一个人一样，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关向应在养病期间，仍然时刻不忘党的工作。经常同前来看望他的同志谈起前方战事，谈起晋绥建设和干部的教育。医生劝阻，他总是说：“二十几年的政治工作，已养成习惯了。”没法子，有些事情只好不让他知道。他笑着对医生说：“我总会知道的，从人的一举一动上，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情绪，这个我很熟悉。”一次病重，他请示医生：“告诉我，我还能支持多久，我并不怕，主要是你要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待清楚。”他多么想在生命最后时刻为革命多做点贡献！

       关向应在养病期间，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凡是为他准备的东西，他总是注意是否浪费，那怕是很少的一点购置，他都要亲自过问。中央给他的生活待遇，他总感费用太大，他经常叮嘱警卫员，打饭不要打得太多。“我是病人，剩下了你们吃了不好，丢掉太可惜。”他经常教育周围的人们，要记住我党过去的艰苦生活，记住生产每粒米的老百姓的血汗。他常说，革命是长期的，要处处注意节约。

       1946年5月，关向应病情恶化，嗓子肿得连一口水也咽不下去，疼得汗如泉涌。特别是后期，肋膜化脓，疼得睡不着觉，但他始终咬牙忍受，他说，我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熬过了这个痛苦，我还要为党工作十年到二十年，当他想到不能完全恢复健康的时候，也不颓丧，他说：“如不能东奔西跑做军事工作，还可以做别的工作，还可以写东西。”最后，他的左手已浮肿起来，他还是说：“把左手锯掉，有一只手照样可以做事。”面对着死，他严肃地说：“留恋，自然是留恋的，母亲留恋她的儿子，农民留恋他的土地，革命者留恋他的革命事业，正因为这样，所以如果糊里糊涂死了，没有办完的事来不及交待，那是非常痛心

的。”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因多年疾病，治疗无效，在延安逝世。党中央立即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组成治丧委员会。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写下了挽词，高度评价了他们的战友关向应光辉的一生。

       毛泽东的挽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终身为革命奋斗，百折不屈，死而后已。以志关向应同志千古！”

       贺龙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痛失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写下了《哭向应》：“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住何时不在一起，何时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

       7月23日，在延安东关外飞机场墓地举行了隆重的关向应遗体安葬仪式。延安各界数千人参加了安葬仪式。朱德、任弼时等亲自守灵、抬灵。在墓地上，朱德致悼词：“关向应同志生前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在战场上，在监狱中，都表现了英勇坚决的布尔什维克品质。由于长期与敌人搏斗，以致辛劳成疾。今他死了，全党全军要继承他的遗志，为完成中华民族独立、和平、民主事业而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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