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作品集1164（刘冬丽）

（2021年12月9日）

（汝南县第二初级中学 刘冬丽 专辑 11篇）

目   录

【诗词歌赋】

星语（六则）

时光里的记忆

让我再看你一眼

女人的谎言

【故事回忆】

一颗闪亮的星

四十一载教书情

  

【诗词歌赋】

星语

（一）

“他虚掩的门为我而开”

太阳有点害羞的说。

风噗嗤一声:

趁虚而入多少都是麻烦，

我有无孔不入的本领。

（二）

太阳升起

矮墙拉出长长的影子

它是借助光的作用才变得高大的

（三）

经历之后终于懂得

真爱一个人

终究还是幸福

多一点

那幸福就在

温暖的记忆中

人虽生而孤独

若心中有爱

何惧独行

（四）

你在心坎上

眼睛还没睁开

就看到你

温柔的笑靥

（五）

摇摇欲坠的叶子

还在做

最后的挣扎

努力抱紧枝头

却不想

越努力越晃的厉害

一阵风过

叶子去了哪里

有谁在意

（六）

无声无息

叶子落下才知道

风来过

它永远不知

风何时会来

又何时会去

与其寄希望他人

不如把握好自己

  

时光里的记忆

丢了很多东西

比如

除了教师资格证还在

忘了很多事情

比如

除了我们的初识尚存

也忘了许多学生的名字

比如

写信给我安慰的女生

  

其他丢弃、忘记的

怕已无法弥补

还好

翻看女孩的书本内页

然后握住她的手说：

对不起，孙子怡

我把你的名字忘了

  

无心让人

丢了很多

忘了很多

许多年以后

能记得的

也许只有

一个人的名字

时间最终让你

还记得谁

  

让我再看你一眼

你是一位绅士

我只看你一眼

你就会谢谢道安

也想回你一声

怕人笑我疯癫

  

早上醒来

第一个想到的是你

以至于忽略了

其他的思念

  

看你一眼

再看一眼

再看一眼

  

每天那么看你

也不见得有多想你

可是我知道

如果不看你

你一定惦记着我

哪怕少看一次

你都会记录在案

  

你守时的惦记

我不知该是感动

还是震撼

因为

从来没谁像你这样

惦记着俺

  

俗话说

没规矩不能成方圆

书上说

规则划定了自由的边界

说的多了

你便站出来

独当一面

  

你要求不多

只需一闪而过

一个回眸

或者随意一瞥

哪怕对你

吹胡子瞪眼

  

你不需要回报

也不接受道歉

你可以接受无礼

却不允许无视怠慢

  

你程序化的

默默静候

守时是你最刚性的原则

无论对你怎样的

抛眉弄眼

也换不来一秒钟的回还

这是多么的

无私敬业

乐于奉献

  

看一眼

用不了一秒的时间

你却要念我一天

为了报答你

每天

我都会看你一眼

再看一眼

再看一眼

  

女人的谎言

够了

和平分手吧

继续下去

你会掏空我的腰包

  

每次见到你

定产生非分之想

这样的念头

几乎每天都会出现

  

曾经还能把握

有时一个月

有时长达半年

不曾去见你

  

如今失去理智

当成业务处理

只因在你那里

我是一位上帝？

  

或者因为寂寞

也许心情愁绪

任我怎么肆意

你都来之不拒

  

有时也会后悔

想把我的毛爷爷托付他人

又怕不能自由自在

购买生活所需

还有失落寂寞

  

算了

这次下定决心远离你

至少定个期限

比如下月的初期

  

【故事回忆】

一颗闪亮的星

“队长，俺要去解手！”、“哎呦队长，俺也不行了得去拉肚子！”队长黑着脸，皱着眉头却又无可奈何，不耐烦地冲着几个乱喊乱叫的妇女挥挥手：“去吧！去吧！就你们几个屁事多！”一阵嘻嘻哈哈，无论是男劳力还是女劳力，都笑起来。

这是发生在七十年代时候的事情。在广阔的田野里，一群人在新翻的耕地上排成一排，一组十几个人，一人肩头上搭着一根粗粗的麻绳，弯腰伸头往前拉着。在绑着绳子的另一头，是一个木架铁齿的大耙，上面装着沉重的石头土块，有时还站着一两个大男人。这叫耙地，就是把新翻的土块耙碎耙匀有助于播种。

我那时常常跟着娘去地里看他们干活，我看到娘的肩膀处被勒出深深的印儿，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了。娘低着头，瘦小的身体深深弯下去显得人更瘦小了。有时我好奇地问：“娘，那几个婶儿怎么总是去解手啊？她们怎么总是拉肚子？为什么你肩上的绳子是直的，人家肩上的绳子是弯的？”娘笑着欲言又止，但还是解释给我听：“有的人啊是真去方便，有的呢是累了借故能在沟底下歇一歇。绳子越直腰越弯说明越使劲，绳子要是弯的，说明只是人跟着在走，只出勤没出力。”我看着娘很疲惫的样子，忍不住赌气说：“那你咋不去解手，你的绳子咋不能弯一弯啊！”娘爱怜的看我一眼很严肃的说：“我知道你是心疼娘，但做人要实在不能偷懒。”上学以后才懂得，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认真负责，勇于担当。

那时候，耕地属于大集体，大队村里统一规划管理。但村前村后有大块小块的零散土地空闲着，长满了野草小树杈。细心的娘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去给队长建议，是不是把这些跑荒的土地利用起来，分给各家各户自由种菜栽树。经过村委会商量之后，大家认为娘的建议很好。于是，耕地以外的闲置土地被分下去，大伙特别开心。在娘的带动下，大家积极除草挖地，种上大蒜、洋葱、小茴香等。我清楚地记得，雨过天晴，在蒜苗长出来的时候，可爱的白蘑菇也长的到处都是，小小的，嫩嫩的，捡回家洗干净，娘拌上粉面煎熟，吃起来像肉一样香。而有的自留地比较大，有的人家就在上面栽上小树苗，树苗下面是青菜，既解决了大家吃菜困难问题，也绿化了村庄，真是两全其美。很快，自留地在整个乡里推行开来，老百姓真是欢天喜地。虽然俺娘只是个普通的农民，但凡是认识她的人都对她特别的尊重和喜爱。

娘就是这样心系乡亲，带领村民改善生活，发展土地资源。后来娘还带领大伙儿连路边也开发起来种点红薯，蚕豆，花生啊等，这些食物在当时是及其稀少珍贵的，在那时简直是孩子们最美味的“零食”。

娘虽然是个普通风农民，却总是为别人着想更多，总是吃苦更多，总是胸襟更宽广，总是对自己要求更高。娘是高小毕业，曾被大队选派外出学习，回来后，成了村里的赤脚医生。那时，娘白天照样随大家下地干活，谁家人有病了娘就去给诊看、吃药、打针治疗。经过一段时间，有指标下来了，但村里还有一位卫生员。队长指明指标是娘的，但娘主动把指标让出来。虽然后来娘不当赤脚医生了，依然为村里人看病。有一次半夜，我睡的正香，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喊叫声惊醒，原来是邻居家几岁的东儿发高烧哭闹不止，来喊娘过去看看。娘赶紧起来跟着去，并亲自陪着邻居把东儿送到乡卫生院。等娘赶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娘便开始烧火做饭，天刚亮，她便又跟着大伙儿下地干活去了。

娘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在她把大队给的赤脚医生指标让出去以后，又主动申请当村里棉花技术员，带领村里的妇女，指导她们怎样给棉花掐头，喷洒药物，施肥松土。为大队棉花创下高产。

那时的人们，白天干活，晚上上夜校学习。因为娘是高小毕业，而那时的文盲很多，所以每到学习的时候，娘都是积极带领大家识字、学习。

记不清是哪一年，各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收下的麦子啊花生的要交公，那时叫做“交公粮”，余下的才是自己的收入。有一年，不知谁家胆大的起头，在上交的麦子或者花生里掺杂上小土坷垃或者小石子，这样，交的粮就重称许多，既完成上交任务，又可以给家里多结余些粮食。说实话，那时，每次完成交粮任务之后，我家里就只剩下很少的几袋麦子了，根本不够吃到来年，要配上红薯窝窝头、包谷面馍和野菜才能勉强吃饱。

交粮季节，当乡里有些人家在多多少少掺假的时候，我和姐姐忍不住劝说爹娘也那样做，哪怕少弄一点。娘听了沉下脸说：“粮食是上要交给国家的！”其他再无多言。“粮食是上要交给国家的！”娘短短的一句话重重的砸在心上，让我们羞愧万分。娘就是这样，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吃苦耐劳，以身作则，无愧于一名农民的忠厚朴实。

听二姐讲，75年8月大洪水，飞机从空中投放救灾物质，有好多漂亮的衣物鞋子，有一件很漂亮的小花裙，二姐很喜欢，但是娘说咱们这里情况还好，这些要送给更需要的灾区去。娘和其他人把救灾物品整理好，全部送到水灾严重的村庄去了。娘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她还组织村里的妇女，动员大家拿出自家的一部分粮食，然后一起做成烙馍，再把一袋袋的烙馍装在面布袋里让村里的男劳力送往水灾重区。

紧要时刻力挽狂澜，令人荡气回肠，而生活的常态却是平淡、平凡。娘一生辛苦，在生活上娘极其节俭。我们小时候，她经常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挂在嘴边。我们姊妹四个穿过的旧衣服、旧鞋子，娘洗干净收拾好以后，码的整整齐齐的再送给需要的人家。

在我师范毕业以后，家里经济条件好了，老弟也在北京发展的不错。爹和娘也跟着弟弟一家在北京居住。“我老了，可我放不下咱老家。”七十多岁的娘常常跟弟弟说这样的话。就在几年前，当娘听说家乡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外村里都有了太阳能照明灯的时候，娘就和老弟商量是不是出一些钱，把咱们村的灯也装起来，也算为家乡做一点贡献。遗憾的是，当老弟为村里装上照明灯的时候，娘却因病匆匆地走了。但我想娘亲走的一定很欣慰、很坦然，因为她的心愿老弟已经为她实现了！

在娘的一生中没有什么“高光时刻”，一辈子都默默无闻。她也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却一辈子都心系家乡，关心家乡的建设，村民的幸福安康。她那善良质朴的品质，像一颗小而明亮的星星，闪耀着动人的光辉！也正是许许多多像娘这样的普普通通的农民对家乡的勤劳与奉献，热爱与担当，才有着日积月累的水滴石穿，影响、引领着我们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四十一载教书情

（口述：谢华章）

我生于1945年，毕业于汝南高中，1978年至1984年完成河南大学函授中文专业本科五年制学历。

1965年高中毕业以后，我开始当老师。所在的学校最早叫马乡完小，教小学五年级。1966年文革开始，这一年的下半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形成两派，造反派和老保派。什么是造反派？什么是老保派？贫下中农、党员干部，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跟校领导保持一致，所以叫做老保派。不参与造反的都是老保派，我属于老保派。在当时的说法是：造反改变局势，造反改变命运。当时马乡完小里大约有五六位老师，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成分不好，所以当了造反派，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参加到造反当中。学生造反派和老保派都有各自的头儿，闹的厉害的时候，严重影响了学校教育工作的开展。怎么影响？愿意听课的听课，不愿意听课的出去造反。或者是正上课期间，造反派需要闹革命，老师就要出去停止上课，造反派和老保派开始针锋相对，你阐述你的观点，他阐述他的观点，然后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老师却不可以制止，就在教室外面候着。等待辩论结束才可以回班上课。好在那时只是辩论而没有肢体动作。

文革期间，学生可以提出老师的很多问题和“缺点”，却不允许老师对学生提出任何问题。早晚自习、正课该上还可以正常上。这期间，也经常有老师被拉出来批斗。现在想想，很多老师都是冤枉的。就因为上课时不小心说了稍微敏感的话或者是哪怕一个用词，是绝对没有“造反”的意思的。但造反派就是揪住不放，立即开展批斗。上课期间，造反派提出，他们可以随时造反，但老师不可以制止，否则也会被拉出去批斗。

我当时除了教课，已经开始抓团里工作。学生入团、思想转变、家访、德育工作等都开展起来，很严肃、很正规。文革时期造反派和老保派两派闹的激烈的时候，团里的工作就没有办法正常开展了。直到文革结束，才又重新建立团的组织。文革从66年到78年，学生陆陆续续的一边革命一边学习。文革后期，造反情况慢慢趋于淡化，学校秩序逐渐稳定，教学各种规章制度逐步完善，教学工作逐步开展。

在当时，学校开始初中部以后，一个班有五六十个学生，教师四十多名。文革时期，学生已经达到一千多人。文革后期我所教的班有八十多人。学校基于教室小，便又接了一间房子。开设初中部以后，乡下村里的学生都来到马乡完小上初中，这时候，马乡完小已经有小学和初中两个学部了。初中部只有七年级和八年级两个年级。后来，赶到教育体制改革和学生分布改革。怎样改革？县教育股提出，要求学生就近入学，教师各回各家乡任教。当时马乡学校的教师除了校长、教导主任和一部分民师来自当地，其他都是国家调配过来的全市各县乃至全省各地的老师都有。马乡学校有平舆、新蔡、正阳调过来的教师。教育体制改革以后，小学设在各大队，马乡完小也就自然成了马乡初中。

文革前后期，马乡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董世昌，担任中小学的校长。我教学期间先后经历了七任校长。文革一开始，教育体制改变：小学五年制，中学两年制，高中两年制。当时小学升初中不像现在考试录取，而是实行局里分配指标，大队进行推荐。这一年，赶到五年级学生毕业了，我拿着学生成绩名单去庞庄大队走走过场，为什么说是走走过场呢？因为谁能上初中大队支书说了算。当时，我把学生的在校学习和表现情况跟大队支书进行汇报说明，比如这一届小学毕业生，谁成绩好，谁是团员，谁是班干部等等，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情况逐一、细致的给支书汇报。但大队支书摆摆手说：“别说这个，没用。谁上初中你们就别操心了。这届庞庄的小学毕业生，上面只给了12人的指标。就12个指标，大队干部的子女都安排不完，还管谁成绩好不好、能力强不强？”我只能摇头叹气。说实话，这一届学生学习成绩很好的特别多，都是真才实学。他们上不了初中的只能让人感到惋惜但谁也没有办法。只能靠他们自己回村各显其能吧。那时候又不兴出去打工，能体现个人能力展现个人才华的机会少之又少。真是可惜、浪费了一代人才。

初中分为三年制是教育体制第二次改革，恢复教育体制改革我记不清哪一年了。教育体制改革那一年，我大孙子高中毕业考大学。结果高考成绩不理想，就又复习了一年，复习一年不当紧，结果第二年赶上教育体制改革，高中两年制变成了三年制，我孙子只得又上三年高中才参加高考。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我初来上班时，都是实行过去的体制。比如小学六年制，初中三年制，高中三年制。教学期间，赶到文革时期，该毕业的都不能毕业。文革过去恢复正常以后，把这三年三届的学生小学六年级，初中七年级、八年级，合到一起也就是“老三届”，全部送去上高中上同一个班，这时恢复高考。

文革时候，一个年级分两个班，总共12个教室。学校老师的住房少，我是回家住。虽然当时教学环境差，但老师备课、上课作息制度是特别严格的。老师每天要早早的来到学校。回家住的老师都是步行到校，那时是没有自行车之类的交通工具的。冬天的时候，住家的老师都是四五点就来到学校。学校的考勤制度也非常严格。在老师考勤上，我提出合理化建议，学校接受并采纳了。

教育体制二次改革以后，学校净化，只有初中部了，小学由各大队开办。宋明卫是马乡初中第二任校长。虽然文革导致学校各方面秩序还不稳定，但老师们都很自觉遵守纪律，按部就班，按时上下班，认真备课、教学、改作业。四清大辩论时期，上课不正常，学生闹的上不成课。文革后期，学校教学基本恢复正常。

65年刚参加工作时我是民师，最初每月只有两块五毛钱的工资，慢慢涨到三块，五块，七块。学校实行工资等级评定制度，标准分别是两块五，三块，五块。我主动提出要最少的等级，当时王金荣说我：“你教着毕业班怎么会选择最少的待遇呢？我不同意。”当时王金荣父亲是马北大队的支书，我也是马北大队的人，尽管我一再要求要最少的工资，但大队还是给了我三块钱。我们的工资是由大队来发放的。尹海盘当教导主任的时候，有民师嫌待遇低要走，我要求把我的工资再少点匀给他们。给我多少都可以，反正家里还有地，工资加上地里的收入，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从65年直到84年，我河大函授毕业以后，由国家招聘过来，定级、转正，我才成为国家正式教师。当时，大专毕业的教师工资待遇是每月64块钱，我河大本科毕业以后，加上教龄，职称，工资已经涨到每月75块钱。

我是65年高中毕业开始任教，到60岁退休，任教41年。小学时候我教语文、数学，到中学时候教的学科就比较杂。教语文时候多些，其他有数学、物理、化学、体育、植物、政治等等。除了英语，其他学科都教过。为什么没有教过英语呢？因为我上汝南高中时学的是俄语，但初中教程里只有英语学科。当时我们那一届高中六个班，前三个班学俄语，后三个班学英语。冗天功后来当马乡初中校长的时候，他教的是我所在班毕业班的政治课，我是班主任。他让我给他代着政治课。他说他也教不了，书上很多字他都不认识，没法教。他是从庞庄小学调过来的，他们那时上的是简师，连小学六年级都没有毕业，所以教中学，尤其是毕业班，肯定会很吃力。但那时局里有规定，要求中学校长、教导主任都得担课。所以我只好代他上政治课。那时代课是无偿代课，没有任何报酬。

教学方面，在当时，期中、期末以及平时段考都有，期中、期末考试是教育局给试题，回来自己刻印。平时小考都是老师自己找题、出题、用钢板刻印。当时我教毕业班，为了迎接升学考试，几天一摸底，经常出题、刻印题，有时去外面走访得到试题，拿回来又要赶紧刻印。

语文教学方面，最主要的是改作文。那时白天备课、上课，加上管理班级比较忙，所以作文都是成夜的批改。有一次，我家大丫头发烧输水住院，我就在旁边一面看着吊针一面改作文。不连夜改好，第二天就是作文课，怎么给学生交代。这时间毕业班每班已经达到六七十人。我教的都是毕业班，乡下的学生都过来上，还有外乡的比如余店等几个邻乡的也都来上，都要求进我们班。等后来毕业一批年轻教师比如王留所他们，就把毕业班任务分散些，我的工作也就相对轻松一些了。

教学期间，我们当时的办公室分为语文、数学两大组，办公条件比较差，教具也不足。教学条件虽然差，但比乡下小学条件好多了。一有时间，我就被派到乡下给老师讲课、培训，我看了他们的学校条件，比我们马乡初中学校条件差多了。

我除了教学，每到星期天或者假期，都会给教师辅导、培训，还有民师转正考试培训，教学语文、政治、教育学、逻辑学等学科。包括后来接班的、中师函授毕业的等等教师，都由我来给他们培训上课。这是工作站安排给我的任务。每个星期天、假期都得给他们上课、培训。三桥、余店、和孝等周边乡镇，加上本乡的，需要培训的教师都来听我的课。在给教师讲课的时候，无论是备课，还是培训辅导，我都非常认真、细致，肯下功夫。而这些都是无偿劳动，一分钱都没有要。当时也听说有补助，但后来不了了之，我根本也不在乎有没有补助，有多大能力，能做多少事情，只要是上面交给我的任务，我都会毫无怨言的尽力去圆满完成。

说到这，我想说句开玩笑的话，单单从培训教师这一点来说，我在当时也真属于讲师级别了。县教育局没有不知道我的。在《汝南县志》里应该有我的介绍，他们也来采访过我，我说的都很清楚。讲述的是建国以后学校的变革和发展，比如房子建设初期和后期等状况。

马乡初中最早的时间是江寨的一个人建的，当时是一座庙，1953年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有庙，庙里还有神坛神像，寺庙临街，登上六步台阶就是寺庙。我们上小学是六年制，一直到文革变成五年制，后来又变成六年制。

文革期间，小学实行五年制，初中二年制，高中二年制。我教很多年初中两年制。教学内容完全按照大纲要求。每年考试都按照大纲要求范围内出题，那时我们都会“猜”题，基本一猜就中，尤其是语文阅读大题和作文题目，期中、期末、毕业大型考试，基本都能猜到原题。当时初中毕业考试作文有很多都是参考了大学模拟考试作文试题。根据材料或者图片来写作文，当时学生课外阅读读物极少，但学生作文写的却很充实、丰富。

我对学校始至始至都终怀有感恩之心。领导很器重我，老师同志之间相处的都很不错，大家对我也都很尊重。我很满足我的教书生涯。教毕业班那些年，外地学生来了都愿意上我班，我从心里感到高兴。能得到学生和家长的信任，对于一位老师来说，这是最大的肯定。我感觉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咱马乡书记、社长（就是现在的镇长）、供销社主任等等，他们的子女都送到我所教的班级里。像吴刚、二毛等这些考上北大、中南等名牌大学的都是我教过的学生。记得当时二毛上北大上了一学期，被学校辞退了，说成绩跟不上。二毛回来找到我，愁眉不展。我想想，就给他们北大的老师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带着去学校交给班主任。我写的很恳切，说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不容易，请给他们在校学习的机会。他的班主任被感动了，留下二毛他们上到毕业，最后顺利毕业，之后又考研，参加工作。对待学生，我是打心眼里关心照顾，关注他们的学情，关心他们的发展。后来，经常有毕业的学生上班以后回来看望我。

参加工作很多年，学校住房宽裕起来。有一年，开始分的有我的房子在学校西面家属院，但给杨世杰先居了。后来，学校把现在住的这个，以前是学校的配电房腾出来给我住。这是两间小瓦房，当时又潮湿又阴暗，还有浓浓的柴油味。我不气馁，自己慢慢重修整理了一番。把房顶破瓦碎片全部掀掉拆除，墙壁重新建造涂抹，又打上水泥地坪。过几年条件好些，我又在东边接出来一间，在院子里搭上棚子。我在这里东边墙上开个小角门，出去就是桃园和庄稼地，正门口出门就是学校操场，开阔敞亮，我在院里栽上果树，花卉，比西面环境还好。这也是因祸得福了。我很满足。

我的县级、市级的模范、优秀教师等荣誉多的已经数不过来了。教学期间，学校一有机会就会派我出去学习、考察，对我很照顾。做人得懂得满足、感恩，我一个普通老师，能做出多大的成绩呢？但被学校这样看重，我感觉自己做的还太少。

在待遇上我更满足。无论多也好，少也好，学校从来没有忘记过我，学校领导班子对我都很照顾。不过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有过抱怨，也是唯一一次的抱怨。当时我民师还没有转正，想着就这样埋头教学，何时才是个头？就在这时，我从文汇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新疆可可多海一个职工子弟学校招聘教师，上面的条件要求我都符合。当时应该是85年，我那时二十多岁，而且已经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我就按照文汇报消息上面的要求寄去了我的证件和获得的各种证书，结果我被招聘上了。他们发来招聘书，根据个人意愿，我愿意教高中也可以，初中也可以，工资待遇是月工资350块钱。另外还有取暖费70块等额外补助。每年一次探亲假期，来往车旅费用全部由学校承担报销。两年以后可以带家属过去。我同意了。但我母亲不大同意。她怕我走了留她自己在家怎么办。但我想到自己目前的工作状况，又想想可可多海优越的教学待遇，非常想离开马乡学校去新疆教书。

后来，我拿着证件到教育局去盖章，局领导极力挽留我，说转正的事很快解决，教育部已经通知下派录用证了。录用证就是民师转正的一个证件。又过了将近一年，上面要求我去高中任教，然后才给我发转正录用证。我不同意。因为去高中任教得进城去汝南，而我家里有老母亲，孩子们都还小，又有地，实际困难就摆在面前。另外，在马乡初中教书，大队在麦季、秋季都给予补助。所以，我没同意，最终，录用证发给了我，从那时起，我才真正转正。介于种种原因，去新疆可可多海的念头也就此打消了。

教书以来，我一直担任毕业班班主任。2006年，临近退休的前两年，马乡工作站站长王元昌转达了抓教育的副镇长的提议，让我“歇”一年，去他办公室里帮忙整理文件，书写材料，我在那里干了两年才算正式退休。

回忆教书生涯，四十一年来，我热爱着这份工作，为自己曾经的努力付出深感欣慰，满足于现在的退休待遇和生活。人生如此，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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