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投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

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在它到来的前夜,中国不仅经历了政治经济的新变化,也经历了思想文化的新变化,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文学革命运动日益开展,并且和人民的联系日益加强,引起了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上进一步革命化,他们吸取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探索新的救国之路。在这过程中出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的著名代表,他们一方面发表介绍宣传革命的理论,一方面又组织一些革命团体进行革命活动。1918年6月,李大钊和王光祈(若愚)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的宗旨是“研究真实学说,发展社会事业”,创造一个适合二十世纪思潮的“少年中国”,很多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毛泽东、郓代英、邓中夏、黄日葵等都先后参加了这个学会。毛泽东与蔡和森在1918年夏天,在湖南也组织了“新民学会”,到“五·四”之前,已发展了会员80多人。邓中夏在1919年3月,发起组织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吸收北京大学学生参加,在推行平民教育的名义下,进行爱国活动,以“普及知识、消除阶级、巩固共和”为号召,在3月23日的成立大会上,已有团员38人。

在这种文化背景和形势的影响下,张太雷不顾学校当局的严格控制,于1919年2月,与几个进步同学一起,组成了“社会改造社”,宗旨是“变革黑暗的中国,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有科学文化的新中国”,这在天津的大学生中是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

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它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一事件使张太雷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19年5月1日,在巴黎和会上,英、美、法、意、日五个强国达成了将中国的山东转让给日本,并拒绝讨论中国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以及归还租借地和租界、关税自主等等尊重中国主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当中国在外交上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强烈抗议,纷纷召开报告会,并上街游行。

到了5月4日下午一点钟左右,北京十四个大专学校三千余人聚集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许多市民、工人、商人都自动参加,他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经过东长安街、东单牌楼,下午四时到达曹汝霖的住处赵家楼时,学生们高呼“严惩卖国贼!”有人用旗杆掀掉房上的瓦片,从天窗跳入屋里,打开大门,学生们涌进曹宅,一边打毁家具,一边寻找曹汝霖。曹汝霖早已逃走,在屋里只搜出章宗祥,人们将他痛打了一顿,然后放了一把火,学生们陆续退出。大批警察赶来,北大的学生许德珩等31人被逮捕。随即,学生开展了营救活动。5月5日开始,各个学校开始罢课,爱国运动进入高潮,并很快席卷全国。

当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传到天津,张太雷兴奋不已,积极响应并参与,他首先加入了北洋大学的学生会,参加学生会主持的支持和声援北京学生的各种活动。5月5日,北洋大学以全体学生的名义,致电北京大学,电文的内容是:“北京大学转各学校钧鉴:惩贼有勇,极表赞同,以后共同行动。”同时致电北京政府:“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北京学生举动情殷爱国,所拘十九人恳请释放。”

5月6日,北洋大学又以全体学生名义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专使团,电文的内容是:“为谋世界悠久之和平,贯彻公理战胜之精神,青岛、胶济应直接返还我国,‘二十一条’条约亦当然废除,务请诸公力持到底,不获所愿,不签和约,全国人民实同此意。”到了5月7日,北洋大学全体学生和天津各界代表近千人,聚集在北洋大学礼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时宣告成立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他们的这一举动,对响应、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和发动天津各界人士参加爱国运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不久,以女校为主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宣告成立。天津学生在两会的领导下,男女学生分别组织大批的讲演团上街讲演,宣传支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齐心协力救中国。

5月23日,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等15所大中学校共一万多人举行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罢课斗争,他们在街上散发传单,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还组织了讲演团、新剧团、义勇队,开展各种爱国活动。北洋大学罢课后,组织了四十四个讲演团分赴杨柳青、北仓、南仓、塘沽等地工厂、农村,开展爱国演讲活动。张太雷也参加了讲演活动,在这过程中,他既受到群众爱国主义情绪的感染,也锻炼了他的讲演才能,为他以后参加革命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月1日,张太雷和林汝植、李则昂、陈汝良等人组成北洋大学讲演第二团,先赴塘沽两等小学讲演,后又到东大沽、西大沽等地,先后讲演六次,每次听众多达数百人,许多人主动给他们搬凳子、端茶水,欢迎他们来作讲演,有的人听后十分感动地说道:“先生们所讲的话真对,如果能一个月来一次,使大家永远不忘才好。”

在他们返回天津时,又在塘沽车站宣传爱国思想和抵制日货的道理,“听者塞途”,当他们登上火车后,“听者犹相聚不散,引颈遥望,似恨时光短促,不能尽所欲闻”。全国各地都声援北京学生罢课的斗争,天津市也不例外。6月5日,北洋大学全体学生参加了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宣誓大典,会场设在南开大学的大操场。会上由学联副会长马骏带领与会群众宣讲了六项誓言: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大会还分别声明,支持北京学生罢课运动。会后不顾军警的阻拦,举行游行示威,向省公署请愿,张太雷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在游行请愿时都是走在最前面。

当时的直隶省省长曹锐为了限制和平息天津的学生运动,派出武装警察封锁了北洋大学,不准学生们自由出入校门。6月6日晚上8时,北洋大学学生会召开学生紧急大会,讨论对策。张太雷和一些学生中的骨干分子提出第二天全校学生一齐冲出校门,到校外宣传演讲,得到学生的一致赞同,大家都表示,要不怕一切困难险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6月7日上午,北洋大学的全体学生聚集在校门口内,准备外出,被武装军警阻拦,于是发生了冲突,学生们边向警察宣传共同救国,边向校门外冲去,警察极力阻止,学生们人多势众,爱国心切,眼看着就要冲出校门,这时曹锐又增派了步兵、马队近三百人,再度将北洋大学校舍包围住,学生们无法走出校门,未能按原计划外出游行宣传。天津《益世报》1919年6月8日对此活动报道时说:“不意人文荟萃之所,一变为狴犴之地。”6月9日,天津市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在河北公园召开公民大会,声援学生爱国运动。张太雷和一批同学冲出校门,参加了公民大会。根据大会组织者的安排,在会场内专设的一个演讲台上,大家轮流上去演讲。最后通过决议,要求北京政府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要求商人罢市等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天津的学生爱国运动日益向纵深发展。6月24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了抵制日货委员会,到市内各处检查日货。张太雷作为北洋大学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这一行动,他和同学们一道到各条街上的店铺里,通过验看商标、包装、品种等等项目,进行认真地检查,有时还点着煤油灯深入仓库,实行检验,一丝不苟,十分认真负责。

第二节 赴京营救被捕同学

“五·四”运动是以山东问题作为导火索的,“五·四”运动爆发后,山东济南的学生爱国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这可吓坏了北洋政府,于是指派亲日派皖系军阀四十七旅旅长马良为山东济南镇守使,进行镇压。马良上任后,即下令全省实行戒严,派军警阻止学生和市民上街示威游行。学生和市民与他们发生冲突。8月5日,马良下令屠杀了回教救国会后会的领袖马子云等三人。消息一经传出,举国震惊。消息传到天津,广大学生和市民纷纷声讨。8月23日,北京、天津的二十五名学生代表在北京新华门前请愿,抗议马良屠杀爱国民众,要求惩办刽子手马良以平民愤,北京政府竟然逮捕了这些代表。这一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立即组织数百人的代表团,分批赴京营救被捕的代表。

张太雷是北洋大学的学生代表,又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评议长,他也在8月26日和数百名学生赴京营救被捕学生。到达北京后,他们和北京的学生代表汇合成五千多人的队伍,排成整齐的队伍,举着小旗,喊着口号,聚集在天安门,由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马骏指挥着,到西苑门、新华门、国务院三处请愿,沿途演讲宣传,到达总统府后,要求见总统,当面陈说要求。在总统府门口受阻,学生们就向阻拦他们的军人宣传救国的道理。同学们坚决表示:“愿舍身救国”,“即或不幸而亡,亦必令天下后世知大中华民国之亡,亡于政府,非亡于人民也!”斗争持续到了第三天,反对派为了驱赶请愿学生,用枪托毒打学生,并且逮捕了请愿学生现场指挥者马骏。请愿团中的三百多人也遭到逮捕。消息传出,北京大学在校的学生近千人全部出动,包围了警察厅,要求“放出马骏,释放代表”。各地团体抗议函电纷纷飞向北京,天津几千名学生也包围了天津警察厅,反动政府在全国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将马骏等人全部释放。张太雷这才和赴京请愿的同学一起返回天津。张太雷在这次赴京请愿中,他不仅得到了锻炼,还结识了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人,这对他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有很大的帮助。1919年10月10日,天津市各界人民数万人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盛大的“双十节”庆祝大会,张太雷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反动军警进行镇压,学生英勇反抗,在搏斗中,多人受伤。学生们决定到警察厅找厅长杨以德抗议,杨以德拒不接见,于是学生们包围了警察厅,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返回学校。张太雷自始至终参加,当时他给同学们的印象是:“一个以群众一员的身份,热情参加爱国运动的青年。”

张太雷从“五·四”运动爆发起就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积极投入,满怀爱国热忱地参加每一次活动,英勇地站在第一线,成为天津市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骨干之一。1919年12月,天津市男女学校联合会共同组成新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张太雷被选为该会讲演委员会筹备委员。

张太雷在“五·四”运动发生的这一年中,经过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受到了锻炼,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救国图存的己任,促使他更加积极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振兴中华的道路,也促使他更进一步投身到革命的实际工作中去。他对“五·四”运动伟大意义的认识,经过岁月的沉淀,在1925年5月2日所写的《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中是这样表述的:

“整个民族运动的第一期是义和团式的原始的排外运动,到了义和团失败后,整个民族运动的第二期开始了,就是留学外国的中国学生与华侨欲推翻中国的坏政府而建设欧美式政治制度以谋中国的自强;辛亥革命就是这自强运动的总结。迨至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民族运动入了他的第三期。中国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

“五·四运动像一盘散沙样的,不久就消灭了,其原因有二:第一,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分是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学生,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太幼稚与软弱,没有维持这运动的力量,而中国劳动群众在那时参加的又甚少。第二,五·四运动没有组织,没有组织的意思就是没有政党领袖,一个群众运动没有组织,没有组织的意思就是没有政党的领袖,一个群众运动没有有主义的政党领袖,他既不能走入正轨,亦更不能继续发展。”

“但是无论五·四运动如何失败,五·四运动实开中国革命的新纪元。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有革命觉悟及了解世界革命意义的青年,要纠正五·四运动所犯错误,逐渐集合在革命党的旗子之下,在劳动阶级中间宣传与组织之力,以求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且更进而求世界革命的成功。”

这是张太雷对“五·四”运动的深刻认识,也是“五·四”运动对他影响的真实反映。

第三节 参加驱冯风潮

1920年1月,北洋大学赵天麟校长辞职,北洋政府派法科教授冯熙运接任校长。冯熙运也是北洋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后留学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返回北洋大学任教。他经常请假不到学校上课,因此调皮的学生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冯因病”。他这人作风粗暴、专制,在“五·四”运动期间,又曾帮助反动当局镇压学生,对于他出任校长,绝大多数学生都不满意,工科的同学尤其反对,认为北洋大学即将成为纯粹的工科大学,派法科的教授当校长,难以办好学校。有的同学提出了不要冯熙运当校长的意见,有四名学生便被开除了,此事引起全体同学的愤怒,于是便举行罢课,并派代表去北京教育部请愿,可是到了教育部,却找不到负责人,后几经交涉,才有人出来接见,但听了学生的诉讼,却回答说他们管不了,说北洋大学是国立大学,经费是由省政府拨款的,他们因为不管钱,就管不了人,更换校长之事,还是要找河北省政府。学生代表多次交涉,均无效果,他们在北京呆了几天,生活费用困难,只好徒劳而归。后来他们又去找河北省政府,可河北省政府是冯熙运的后台,正是他们任命冯熙运当的校长,他们怎么可能更换他呢?这事就这样拖了下来,形成僵局。张太雷作为北洋大学“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积极地参加了这次驱冯的风潮。他所在的班级这年正是毕业班,班上的一部分同学对参加这次活动有顾虑,有的是怕影响学习,到时毕不了业;有的则认为驱冯的理由不充分,法学教授也可以当校长,前任校长赵天麟不也是法学教授,他不是也把学校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吗?由于这些原因,毕业班的同学反对冯熙运不是那么积极,而冯熙运正是利用同学们思想上的这些顾虑和不同的看法来分化学生,他极力讨好毕业班的学生,提出毕业班的学生要给予重点保证,他和省教育厅长王章佑秘密商定,在河北黄纬路找了住所,在种植园借了房子作教室,让法学系毕业班的同学去那儿吃住学习。张太雷和班上的同学商量,认为可以将计就计,灵活斗争,于是便同意到校外去居住上课,以完成最后一学期的功课,但他们仍然经常返回学校去参加校内的反冯活动,这样学习,反冯两不误。这种做法既为法科同学所接受,又使工科的同学没话可说。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张太雷和他的同学完成了最后一学期的学习。而冯熙运在河北省教育厅的包庇下,厚着脸皮一直做着不得太平、不受欢迎的校长,直到1924年才辞职。

第四节 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自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后,中国人民逐渐觉醒,特别是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进一步强化,后又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爆发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取得了教育国民、推动革命的初步胜利,但是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统治、振兴中华之路何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当时由于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外国的各种思想、学说通过各种渠道纷纷涌向国内,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思想日益成熟,更加接近工农群众,他们面向实际,深入基层,在这过程中,他们深深认识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李大钊是当时学习、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五·四”时期涌现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在北京筹组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是严令禁止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那时身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秘密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想在北大图书馆里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图书室,这样重大的事情,如果没有校长的同意和支持是难以进行的。当他向校长蔡元培提出此要求时,得到了一向主张学术研究自由、思想倾向进步的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他不顾顽固分子的责难和反对,拨给李大钊他们两间房子,一间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办公室,一间作为阅览室,使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得以正式成立。李大钊一边招收研究成员,一边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收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甚至还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和苏俄驻中国的使馆,购买到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他购买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主义运动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原理》等等,同时还把这间图书室命名为“康慕义斋”,这是从英文共产主义之音而起的斋名,它是我国第一个马列主义图书室。

张太雷在中学时就读过李大钊的文章,上大学后,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每一篇文章他都读过,而李大钊的主要著作《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等,张太雷更是反复研读,对李大钊的观点他非常赞同,对他的为人十分钦佩、敬重,早就想与其认识,可一直没有机缘。当张太雷得知李大钊在北大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欢迎天津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同学参加,他欣喜万分,立即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于方舟、安幸生、韩麟符等人商议,写信给李大钊,报名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此,他们经常利用星期天或假日到北京去,在“康慕义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并积极参加研究会组织的讨论,就这样,他不但有幸结识了李大钊,还能像朋友一样当面向他请教,聆听他的教诲,这对张太雷而言,是他生活中引以为荣和极其高兴的事情,也是决定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第五节 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

1920年前后,苏俄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正在进行内战和抵抗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为了击溃敌人的进攻,在远东地区建立并巩固苏维埃政权,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需要与远东各国建立联系,以求得它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是一个大国,与俄罗斯又是近邻,所以俄共对中国非常重视,曾多次派代表到中国来,与中国的革命同志进行接触。

1920年初,一位名叫荷荷诺夫金的俄国人来到北京大学找李大钊,他说他是受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前来与李大钊联系的,来的目的是要与李大钊商量,在中国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并且说他们认为李大钊是此事的最适宜的发起人,要他出面筹办此事。李大钊听了心里虽然非常激动,但他是一个很沉稳的人,没有当即表态,而是思索了一会儿,才回答说,此事他要与在上海的陈独秀商量后,才能作出决定,李大钊当天便给陈独秀写信,征求他的意见,没过多久,便收到陈独秀的回信,他在信中表示赞成此事,李大钊即向荷荷诺夫金表示同意筹建中国共产党。荷荷诺夫金听了,非常兴奋,第二天便返回伊尔库斯克,将此事向远东局汇报。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遣维经斯基和秘书马马耶夫、翻译杨明斋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维经斯基他们来到北京后,便与当时在北京大学当教员的鲍立维联系,经鲍立维的介绍,与李大钊见了面,决定就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举行会谈。鲍立维考虑到会谈时一个翻译恐怕不行,应该找一个懂英文,又对中国革命的情况较了解的人来当翻译,于是他便把张太雷介绍给维经斯基当翻译。维经斯基听了鲍立维介绍张太雷的情况,欣然应允。张太雷便作为维经斯基的翻译参与了整个会谈的过程,后来又随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这使他有机会了解了俄共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情况,同时也对李大钊的思想、信念、脾气、性格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因此对他更加崇敬。

第六节 大学毕业

北洋大学的学制是预科两年,本科四年。张太雷1916年1月进入北洋大学读法科预备班学习半年后,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当年9月就升入法律学门己班学习。1920年6月,学习期满,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

入学之初,张太雷原想在大学毕业后,回南方当律师,或者应文官考试,以求得一个职位;要不就到金融、银行部门去任职,以养家糊口。可在北洋大学就读期间,因为受到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到了1918年,他的思想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认识到人活着不能仅仅为自己而活,应该投身社会,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要尽救国的匹夫之责;自从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他更加感到救国救民的责任重大;加入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通过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俄共友人的交往,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十月革命的情况,而立誓要以俄为师,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他毕业后,没有立即离开学校,也没有到社会去谋求职业,而是积极地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活动。

张太雷毕业后,仍然在《华北明星报》工作,这一方面能够解决自己的生活来源,一方面以此为掩护,往来于北京与天津之间,进行宣传马列主义的活动。他经常在天津的俄国友人处收集、索取到一些介绍十月革命情况的材料以及马列主义的书刊,转送到北京的一些朋友手中,再由他们加以散发传播。那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张太雷的中学同学李子宽后来在其回忆文章中写到,张太雷每次来北京,总是携带着两只手提小皮箱,里面装的全是革命传单和介绍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张太雷一来到李子宽住的北大东斋宿舍,就立即把皮箱放在他们的床下,然后就到熙园找李大钊和邓中夏,有时也去找在俄专学习的瞿秋白,或者约瞿秋白去找李大钊,聆听李大钊讲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商讨宣传革命的事宜。张太雷常常是在北大李子宽的宿舍里住上一晚上,第二天他又带上那两只小皮箱去长辛店,到铁路工人的住处,和铁路工人们宣传革命的思想。这就是张太雷当时工作情况的真实的写照。

张太雷从北洋大学毕业后,由于忙于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边毕业证书都无暇去领。北洋大学后更名为天津大学,这张毕业证书至今天还保存在学校的校史陈列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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