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回忆（1—10）

1、香包

对香包最早的记忆，还要追溯到小时候。每年的端午一早，我们都还在睡梦中呢，就被妈妈叫醒了。妈妈在我们的手腕上绑上五色线，再在我们各自的脖子上挂个她做的香包。妈妈说，端午的香包和五色线是要在端午当天早上太阳不出来的时候就要戴上的。记得我问妈妈为什么，妈妈说不知道，反正她的妈妈和奶奶就是这么做的。是啊，可能很多风俗是不需要说清道明的，传承下去就是。

妈妈还给我讲了很多关于香包的故事。比如她小时候端午节的时候香包有挂扇子上做扇坠的，有挂在顶子床上的，还有挂在小孩子的小推车上的。小孩子手腕上戴的有小柿子、小辣椒……总之，端午挂香包，驱蚊虫、辟邪气，还能起到装饰的作用。

妈妈做的香包一般有两种，心形的和荸荠形的。荸荠形是我突然想起来的，是，真的很像荸荠。缝好后有毛线做点缀，做穗穗的地方还用上小珠子，那样穗穗摆动的时候就很轻盈和活顺了。

有一位卖香包的赵阿姨，她做的是刺绣香包，十二生肖和锁片为主，也有小孔雀、小鱼等，每一个小动物都非常形象，每针每线都细腻到极致。十二生肖中的每一种小动物都有多种形象，比如老虎，有龇牙咧嘴的凶猛的大老虎，有拙朴稚气的小老虎，也有动感十足的小老虎……形象不同、纹饰不同，动态不同，同是老虎又各具特点。金锁银锁都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赵阿姨做的是布锁，有红的、有黄的、有绿的，红是大红，特热烈，黄是明黄，皇帝龙袍的那种黄，绿是翠绿，青翠欲滴。锁片香包上用金线绣着“一生平安”“长命百岁”“吉祥如意”“福”等字样。那么好的香包如果我一个人拥有，我简直觉得对不起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于是第一次遇见我就买了好多。后来的几年，我从没间断地在端午节前去赵阿姨家买香包。

邻居朱阿姨，她的香包做得别具特色，很大，像饭碗那么大。只有一种——金瓜福娃，五个扎着朝天辫的小娃娃围抱着一个金色的大南瓜，阿姨说也叫五子登科。寓意不言而喻。这种香包除了驱蚊虫，还可以当针插，实在是一物多用。

邻居王阿姨，她做的香包充满了田园气息。有草莓、樱桃、南瓜、苹果、桃子、绣球等。南瓜不叫南瓜，叫“金瓜”，苹果不叫苹果，叫“平安果”。

我买了两位阿姨很多很多的香包，是想把那份细腻和美好分享给更多的人。连续五年，在端午节前，我随身的包里都会放很多香包，见谁送谁。看到亲戚朋友收到香包时的那份欢喜，我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2、撂梁馍儿

撂梁馍儿是我小时候极愿意参与的事情，不是我去撂，而是去捡。那时候盖房子多是起脊的草房和瓦房，到上梁的时候，房子也就基本完工了，为了庆祝，要昭告全村，就有了这个叫“撂梁馍儿”的仪式。撂梁馍儿那天所有门窗都贴上对联，还要烧纸祭奠全神，放炮庆祝，让神保佑工程顺利，一切平安。脊梁（房子的主梁）上用毛笔写着“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这样各种妖魔鬼怪就不敢再来了，还要写着主家的名字、建房的时间，还挂着一串铜钱。然后在屋子里放把扫帚，上面罩个主人常穿的衣服，说明主人已经入住，小鬼小怪不要来了。

以前盖房子的少，谁家盖了房子全村都知道，在缺吃少喝的年代，也都惦记着撂梁馍儿是在哪一天。撂梁馍儿那天，村里的很多人都去捡馍。小孩子也会奔走相告：谁谁家今天撂梁馍儿了！馍是白面的，圆圆的，鸡蛋大小，里面包着一颗枣或者包一个圆溜溜的鹅卵石。一般是包枣的少，包石头的多。在吃窝窝的年代，白面馍就特别的让人惦记。小馍儿放在斗里，主家站在高处，准备撂的时候，人群中都会喊着“往这儿撂，往这撂！”同时仰着脸高举着双手，准备随时接着撂来的小馍儿。有时馍会被人正好接着，很多时候都撂到了地上，人们也不嫌地上土多，马上会弯腰去捡，一个馍被好几个人同时看到的时候也很多，那就要看谁的手脚麻利了，捡到的人乐不可支，没捡到的就格外惋惜甚至愤愤不平。有的人只顾看馍撂来的方向了，并不注意脚下的事情，馍就在自己脚下，反倒被其他人趴在地上捡起来的事情也总是有。主家往往会照顾各个方向的人，这边撂一把，那边撂一把，直到斗里的馍全部撂了个底朝天，人群才慢慢散去，摸摸兜儿，检查一下自己的胜利成果。然后，拿出一个，用手、衣袖或者衣襟擦擦上面的土，开始吃了。不能大口吃，小心里面的石头硌着了牙。如果吃到个枣，那可就开心得不得了了……

现在的房子都是楼房，一盖就是好几层，甚至更高。不再上梁了，就以上楼板的日子作为上梁的日子，上一层楼板，算上一次梁。现在也早不撂梁馍了，谁还稀罕吃白馍呢？再说了，掉地上的馍谁还会吃啊。不过，仪式还是有的。比如放炮，比如贴对联，都是少不了的。不同的是，上楼板的那天，主家要给建筑工人买烟买酒买肉买菜，犒劳一下辛苦的工人们。撂梁馍儿时没有了，但会撂糖。盖房子的人多了，谁家也不缺吃的了，撂糖的时候只有路过的人、门口的人和工人们去捡了。

有一次回老家，我看见正建着的房子上贴的对联，如：安门喜逢黄道日，立户巧遇紫薇星。横批：安门大吉。喜今日安门大吉，卜他年五世其昌。横批：五世其昌。三星初照兴隆地，五福祥临吉庆宅。横批：福星高照……

儿时撂梁馍儿的往事，想起来还倍觉温馨。虽然缺吃少喝，却不乏乐趣。

  

3、票证的记忆

打开抽屉，拿出一个连自己都早已忘记了的尘封多年的旧信封，倒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堆藏放了50多年的粮票和面票。

在这些票证里，大部分都是全国通用的，其中10斤、5斤2斤、1斤，甚至几两的都有。

看到这些印刷并不算很精美的各种票证，让我不禁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年代，从60年代算起，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它却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那时候，因为是“计划经济”，穿衣要布票，最初发放的布票是按大人、孩子的身份来发放，一个人大概是几尺，后来形势好了一些，就不分大人、孩子了，“一丈七尺三”这个名词大约停留了将近十多年。

既然有布票，买棉花就得要棉票，记得当时谁家添床被褥，像儿子娶媳妇，姑娘要出嫁的人家，就得要找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去凑，因为谁家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些票来。

买油、买肉也是要票的，但数量都不多，除非是过年，政府给多发一些，平日吃油就得非常俭省，记得当时几乎所有的家庭用得都是外面腻乎乎的油瓶子，瓶嘴子上竖立一支竹筷子，我记得母亲每逢炒菜时，都是用筷子头往锅里蘸滴，一瓶子油够一家人吃半年的。

那时候，无论你买什么东西都得要到“供销社”去买，所以，凡是被分配到这个部门的人大都很吃香，按时下的说法，就是进这个门的人都要有“路子”，因此在这里上班的人大都会甩脸子，见了人都带搭不理。

烟和酒是不要票的，也许是因为那时人们钱都少，除了大叶烟以外，很少有人抽得起香烟，就是谁家有了喜事，“白河桥、支农”就是最高档次了，这两种烟价格都在每包两毛左右，还有一种“经济烟”，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一毛找”，意思就是每包烟才几分钱，那时候所有的烟都不带过滤嘴。

至于酒，瓶装的很少，即便有，也是几毛钱一瓶，绝大部分都是散白酒，管卖酒的服务员见到坛子里的酒少了，就往里兑凉水，反正是酒精勾兑，一般人是品尝不出来的。

买糖要糖票，但供销社里卖的大都是粗红糖，白糖几乎看不到，青酱、醋好像也是不要票，但味道非常淡，醋简直就是一股子酸水，苏打、碱面不要票，但得凭证供应，还有好些日用杂货品都在证上注明着。

票证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见证，但它见证的是我们一度的物质匮乏，同时票证的结束又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但它留给我们的是一段苦痛般的回忆。

  

4、表哥“刘先生”

50多年前，村上的一位表哥得到了一个雅号叫“刘先生”，因为他能说会道人又机灵，大家都很喜欢他，但他总是觉得有人在故意贬损他，所以当村人都不敢公开这样叫他，只是背后偷着叫，叫完之后，大家便都会心一笑。

在那个“破除迷信”的年代里，搞“风水”这一套是要受到批判的，更别想指着这个挣钱谋生了，“风水先生”这个名词确实是含有贬义的。

后来习惯了，他也觉得有些心安理得地逐渐接受，每当有外村人来请他给看一下阴阳宅，他也不像开始时那么反感了。

既然习惯了，神秘感也就消失了大半，一次他对我讲起来这个名称的来历：

那时候，他正在村里大队上的香油坊里当工人，每天的任务就是带着香油出乡换油，出去时是香油，回来后是芝麻，一晃几年就这样过去了。

他的乡口就是垛庄、旺庄这一带，离家大概都在20里地左右，他每天去，日久天长人家就跟他搞熟了，再加上他口才好，能说会道，所以凡是他去的地方大家都很喜欢他。

大约是1970年的春天，他出乡来到小中旺村，恰巧碰到村边一户人家的女儿正上“魔症”，请了好多村上的“赤脚医生”都没有治好，正在愁眉不展的时候，他赶到了。

一群看热闹的人见他来了，就拿他打哈哈，他倒背双手走到外屋，向屋里张望了一眼，见炕上的闺女正在披头散发的哭闹，爹娘在一旁束手无策，他反转身走出了大门。

大伙见他出来了，就笑着问他有什么医术可治？他神秘兮兮地回答说：“可以治”！这些人不信，就把主人喊出门外，主人家喜出望外，就问他病因出在哪里？他用手一指这家人的柴禾垛说：“你家这底下埋着一对磨盘，掏出来就好了”！

大家起初不信，但看他一脸严肃的表情又不像是说笑话，就七手八脚地把柴禾堆扒开了，等柴禾搬完之后大家傻眼了，果然下面有两扇磨盘。

说也凑巧，自从扒出磨盘之后，屋里哭闹的闺女也沉沉睡去了，这下子人们彻底地信服了，从此，“刘先生”的称呼在这一带不径而走。

我这时问他：“那你是怎么知道这柴堆下面有磨盘呢”？他笑了一声说：“我常年在那个村里转游，谁家门前屋后有什么东西都熟悉得比自己村都多，再说柴禾烧完了又垛上，总有一天会有露出来的时候，我又是个外村人，他们以为我神了，其实就是瞎猫碰着死老鼠，被我蒙上了”。

  

5、做游戏

游戏是孩童及至少年时期的专利，一旦长成了大小伙子甚至更年长一些，这一生中的游戏就该结束了。

记得小时候，一种经常做的游戏就是“打抬”，“抬”是从树上折下来的木头棒子，用手中打草的镰刀把手握的地方修理一下，拿在手中掂量几下，觉得合适就行了，然后几个小伙伴按照事先排好的顺序放在地上，又在离它们不太远的地上划上一道线，游戏便开始了。

第一个击打的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取得了“优先权”，站到地上画好线的外边，仔细端详一下可以击打的位置，这时第一个击打的人赢的希望大，但输的风险也不小，如果手中的棒子得手，一下子把堆在一起的“抬”打散到圈外，那他就算是赢了，还可以继续打，可一般情况下，一棒子下去不但不能把这些棒子打出圈外，最大的可能是把自己的棒子撂在圈内。

这有点像现在玩的打台球一样，第一杆子下去，整个球的摆放位置就全乱套了，“打抬”也是这样，第一个不成功，第二个人接替上场后，就可以任意地瞄准一个目标，是横打还是竖打，一旦心中有数之后，一棒子下去，圈内放着的抬应声而出，这样，胜利者还可以再打第二个、第三个……

每天放学之后，野地里常常是我们这一帮子半大不大的孩子们围成一圈，吼喊着起哄，春天刚刚发芽的树枝被撅得扔在地上乱七八糟，引起大人们的一阵叫骂声，我们这时才知道自己已经闯祸了，背起地上的筐子跑得无影无踪。

还有一种游戏叫“搭老鸹窝”，也是十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大家都脱下自己脚上的布鞋，在地上画一个直径大约两米的圆圈，一个人丢进一只鞋去，搭成一个鞋跟向下，鞋尖向上的窝头一样的椎体。

决出胜败的第一个步骤是用抽手指头的办法，类似于今天的“石头、剪刀、布”，被抽到“8”的数字者第一个担任起“保锅”的责任，大概类似于现在的“足球守门员”。

“守门员”的任务是不能让站在圈外的小伙伴用手里的另一只鞋把这座“金字塔”打倒，他得盯住站在四周的伙伴，不断地转来转去，像一只灵活的小猴子，用自己的身体或大腿挡住从各方面飞来的鞋子的攻击，稍微不慎，不知是谁用鞋子从胯下飞进来打倒了，这时“守门员”得飞快地跑过去，把窝重新搭好。

这是最为紧张激烈的时候，因为他一边蹲在地上“搭窝”，还得忍受着头顶上十几只鞋底子的击打，这时他已顾下顾不了上，因为一旦倒了还要重新搭起来，只要“窝”搭好了，他手中的鞋子就会飞出去，击中了谁，谁就成了下一个“守门员”。

经常回忆儿时的游戏，仿佛就又回到了儿时，最起码自己的心就是这样想的。

  

6、种萝卜

我至今记得，那是在上小学四年级时，父亲在坟场边开了一小块荒地，用铁锹迭了十几条埂，星期天，父亲便给了我半碗萝卜籽，让我种上，那时小，也贪玩，帮助大人们干活，便觉得很委屈，勉强去了之后，也无心种，偏又去了几个小伙伴，打闹且尽情玩耍之后，发现太阳快下山了，这才想起自己是干什么来的了，慌乱之后，便在父亲培起的土埂上挖了几个窝，把萝卜籽全倒在了里边，回家之后，便编谎话说萝卜种完了，蒙混过了关，几天后父亲回了家发火责问我，我才知道是因为长出的萝卜苗子让我惹了祸，那次挨打没挨打，记不清了，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倒是没有打过我几次，如果是这次没挨打，那也算是侥幸了，本该是该打的事，因为那时就是连萝卜籽，都是很难弄到的。

后来渐渐长大，知道自己做错了，并且错的很可笑，也怨那萝卜籽，如果都不长出来，这事情本也可以掩盖，你可以说是种籽出了毛病，但偏偏是长出了几窝并且密的可怕，这就使得整个的谎言露了馅，现在到了这般岁数上，便明白了，其实这种错误是不应该犯的，这种糊弄人的小聪明是不能要的，因为那种在地里的萝卜总是有一天要从地里长出来的。

  

7、坚韧的麻绳

大概不少人都使用过麻绳，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麻绳的来历，更不知道它为什么坚韧、结实。

我小时候曾经跟着大人们与麻打过许多交道，从麻的种植到形成麻绳，几个过程我都了然于心。

麻绳是由一种叫做苘麻的植物的皮经过处理变成纤维制成的，其实苘麻是很脆弱的，一般都种植在沟渠里，不敢种植在平地上，因为麻杆遇到风会折断，种植在沟渠里能够避风。

秋天收获时，人们下到沟渠里，用镰刀贴根把苘麻割断，捆绑成一捆一捆的，然后把它们放进池塘里浸泡，由于苘麻的比重小，漂浮在水面上不下沉，不能完全浸入水中，人们就用石块压在苘麻上面，直至完全沉入水中。

这种浸泡过程叫做“沤麻”，没有经过沤泡的麻也能剥下皮来，但很脆弱，很易断裂，几乎没什么用处，要让它们拧成麻绳，担当重任，必须得经过这一过程。

半个月之后，沤麻的期限到了，人们拿掉压在麻捆上面的石块，从水里把它们捞上来，此时麻已经变了颜色，不再青葱翠绿，而是黑糊糊的，而且味道臭烘烘的，很熏人。

接下来剥下麻皮，洗去淤泥和浊物，晾干后的麻皮完全变了，色泽白且亮，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经过加工处理后，麻皮变成了纤维，用手工或机器搓成麻绳，即可担当重任了。

背负沉重，不见天日，沉没于冰冷的水中，经受着污泥浊水的浸渍，这是制成一根坚韧、结实的好麻绳必须经历的过程。

这与孟子的话何其相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没有沤麻过程的磨砺，麻绳不会坚韧，担当不了重任。

人也是如此，只有经过重担、挫折的磨砺和锻炼，才会坚韧，才能担当重任。

  

8、黄鼬拉鸡

黄鼠狼俗称黄鼬，“五大仙”之一，小时候，见过的黄鼬很多，尤其是晚上，黄鼬拉（叼）鸡是最吓人的了。

那时，家家户户都养鸡，鸡窝就盖在窗户下或院墙边，黄鼬多，自然叼鸡的事就多，黄鼬是鸡的天敌，这时鸡听见黄鼬在窝边一过，就象炸了窝一样，各自不安的在窝里乱叫，等屋里有人呼喊，黄鼬便逃走了，也有在偶尔忘记关鸡窝闸门的晚上，便遭到黄鼬的袭击。

记得我小时候，一天晚上，黄鼬跑到我家窗下的鸡窝里拉鸡，鸡大声而惨烈的叫着，“咯、咯”的惨叫声在夜里格外怕人，起先我蒙上被，使劲往被里钻，母亲坐起来，大声地吓唬着黄鼬，可黄鼬不但不跑，反而咬的鸡发出更惨烈的叫声。

突然间，我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勇气，从被窝里光着腚冲下地来，跑到院中，只见黄鼬已经叼着鸡蹿上墙头，回过头来向我恐怖地望着，只见它的眼中射出一股幽绿的光来，一只母鸡象是要断气似的大声叫着，看到我追出来，这只黄鼬便丢下鸡，不情愿的逃跑了。我把鸡提回到外屋扔在地上，生怕黄鼬再返回来。

鸡被咬断了脖子，血从伤口往外流，躺在地上蹬着腿，低声的哀叫，不到天亮就断了气，这便是我看到的唯一一次“黄鼬拉鸡”。

  

9、逮蚂蚱

今日立秋。“立秋十八晌，寸草结粒”。从立秋时算起，再数过一个来月，各种谷物就从地里陆续收获回家了。

那时我记得最早收割的庄稼是谷子，每年到谷子成熟时，沉甸甸的谷穗就自己撑不住似的垂下头来，这时的社员们磨好镰刀，一付跃跃欲试的样子。

到了割谷子的这一天，社员们站立一排，队长走到地头上，先向社员们说出几条纪律，无非是提醒大家：谷茬子要留得矮一些，谷穗要少丢一些，因为那时的“颗粒归仓”是很重要的。

队长讲完了，社员们就一字排开，一人两个垄眼，弯下腰去，只听到镰刀的“刷刷”声，捆好的谷子被甩在身后，惊起的蛾子飞上天空，引来了燕子，成群结队地在人们头上盘旋。

父亲头上戴着一顶半新不旧的草帽，阳光依旧灼晒到地上，父亲不时的把草帽从头上摘下来，拿在手上忽扇几下，又戴在头上，继续弯腰割谷子。

休息的时间到了，大家不约而同的把镰刀扔到地上，回过身去在已经收割完了的谷地上四处搜寻起来。

不大一会儿功夫，父亲手中已经逮到了好几只蚂蚱，这种蚂蚱和螳螂的模样差不多，虽然有翅，但它飞不太远，也许是让肥硕的尾部给拖累的，所以人们捉起来很省力。

父亲把逮到的蚂蚱用一根草棍把它们串在一起，因为是从它们的头部穿过去的，所以它们挣扎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用它那细长的腿部去蹬，可这时它们无论怎样挣扎也全都无济于事了，父亲把串好的蚂蚱拴在自己的草帽上。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队长下了收工的命令，整片地里躺倒了小牛犊一般粗细的谷捆，而父亲头上的草帽这时已经拴了好几串蚂蚱。

做晚饭的时候，母亲把父亲逮来的蚂蚱一个个摘下来丢在盆子里洗一洗，又倒入小半碗盐水放到锅里，待饭熟了的时候，蚂蚱也跟着熟了。

母亲揭开锅盖的时候，原先翠绿色的蚂蚱已变成金黄色，顺手抓起一个放进嘴里，没有半点佐料的蚂蚱，这时却成为一盘真正难得的“野味”。

  

10、挖泥鳅

记得60年前，由于取土的原因，老家村后道路两旁是两条深沟，夏秋季节，雨水把沟都注满了，里边很快就长出了鱼虾，时间一长，每逢天气闷热的时候，水面上总是有很多圆孔往上吹气泡，有经验的人们说，那是水中的泥鳅浮到上面来换气。

冬天，水退的只剩下一大片冰，人们就拿来榔头砸开冰窟窿，从上面伸进一只竹竿套着的纱罩放在水里搅动一会儿，再提上来倒在冰面上，一条条小鱼在冰面上跳动，间或也可以捞到几条泥鳅。

转过年来的夏初，这时沟里的水已被春风吹得干涸了，沟里的淤泥像被用犁铧翻耕过一样，一道道裂痕展现出来。

尚未干透的泥上泛起黑色的紫光，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针眼大的小洞，有的孩子就从家里端来洗脸盆，下到泥塘里用手顺着洞眼一侧挖下去，一条金黄色的泥鳅便被随手带出来。

挖泥鳅的时间最好是清晨，在外活动了一夜的泥鳅这时刚好潜入到泥地里，所以挖起来很省力，有时一把顺着洞眼挖下去，竟可以逮到两条。

把泥鳅挖出来放到水盆里，这也是件技术活，性急了不行，越是硬抓，它可以从你的手指缝里滑出去，最好的办法是用两只手捧起，轻轻地哄着它放进盆里，等到它觉悟出来，已经成为孩子们的猎物了。

泥鳅的颜色大概可以分为红、黄、黑三色，偶尔也有人可以挖出白色的，这就成了稀有物种，但这种颜色的泥鳅极少，轻易不会让人们挖到。

每天早晨，都有孩子们到沟里的泥塘中挖泥鳅，可是总是不见少，大人们说，别看泥鳅生活在泥里，但它们却喜欢清洁的环境。

• 评论内容...
• 匿名发表
• [添加到收藏夹]
• 发表评论：(匿名发表无需登录，已登录用户可直接发表。) 登录状态：未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