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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赫尔神父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床上坐起来。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揉了揉眼皮，拉开蚊帐，坐在光溜溜的凉席上沉吟了片刻，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活着。神父想了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和圣徒祭日表上哪一位圣徒对应呀。“噢，十月四日，礼拜二，”想罢，又低声说道：“圣弗朗西斯科德阿希斯。”
安赫尔神父穿好衣服，没去洗脸，也没去祈祷。他身材高大，脸上红扑扑的，那副安详的样子活象一头温顺的牛。而且举止稳重，动作迟缓，一举一动都象头牛。神父用手指轻轻地扣好长袍上的纽扣儿，那股不紧不慢的劲儿仿佛给竖琴调弦一样。系好衣服，他拔掉门栓，打开朝庭院的那扇门，一看到细雨中的晚香玉，不由得想起一句歌词：
“我的眼泪使海水上涨，”他吁了一口气。
从神父的卧室到教堂，有一条回廊相通。两侧放置着几盆鲜花。回廊上墁着碎砖头。十月里，青草开始在砖缝间滋长起来。去教堂之前，安赫尔神父走进厕所，撒了好大一泡尿。他屏住呼吸，那股催人泪下的阿摩尼亚的浓烈气味真是呛人。随后，走到廊子上，又想起一句歌词：“小艇将把我带进你的梦乡。”走到教堂的狭窄的小门前，他又一次嗅到晚香玉的馥郁香气。
教堂里臭烘烘的。长方形的中殿上也墁着碎砖头，只有一扇大门通向广场。安赫尔神父径直走到钟塔下面。抬头一看，吊铊离开头顶还有一米多高，他想：还可以走上一个礼拜。成群的蚊蚋向神父猛扑过来。“啪”的一声他一巴掌在脖子后头拍死一只蚊子，在拉钟的绳子上揩干净手上的血迹。上面结构复杂的机械装置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紧接着他听到钟塔里的时钟敲响了五下，声音暗哑而深沉。
待到余音散净，神父两手抓住钟绳，把绳头儿绕在手腕上，劲头十足地敲响了破旧的铜钟。安赫尔神父已经六十一岁了。在这个岁数上，敲钟算是个累活儿啦。可是，他总是亲自召唤大家来望弥撒。只有这样做，他才觉得心安。
在当、当的钟声里，特莉妮达推开临街的门，走到昨天晚上放老鼠夹子的那个角落，一看逮住了几只小老鼠，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恶心。
特莉妮达打开第一只鼠夹，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耗子尾巴，把它丢进一个草纸板做的盒子里。这时候，安赫尔神父打开了冲着广场的大门。
“您早，神父，”特莉妮达说。
神父没注意听姑娘的悦耳的男中音。广场上空寂无人，杏树在雨帘中沉睡着。十月的清冷早晨，小镇显得死气沉沉。看到周围的景象，神父感到一阵惆怅和孤寂。耳朵习惯了淅淅沥沥的雨声之后，又听见广场深处响起了巴斯托尔的单簧管的清晰而又有点儿邈远的声音。这时候，神父才回答姑娘的问候。
“巴斯托尔没跟那伙弹小夜曲的人在一起，”他说。
“没有，”特莉妮达肯定说。她端着装死老鼠的盒子朝神父走过来。“那伙子人弹的是六弦琴。”
“他们傻里傻气地唱了两个钟头了，”神父说。“‘我的眼泪使海水上涨’，是不是？”
“这是巴斯托尔新近编的，”她说。
神父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一时间好象着了魔似的。多少年来，他时常听到巴斯托尔的单簧管的声音。每天清晨五点钟，在离开教堂两条街的地方，巴斯托尔坐在一张小凳子上，背倚着鸽房的立柱，开始练习吹奏。小镇上一直就是这么一套毫厘不爽的程序：先是五点钟的五下钟响，接下去是召唤人望弥撒的晨钟，最后是巴期托尔在自己的庭院里吹奏单簧管，节奏明朗的、清越的声音使弥漫着鸽子屎味的空气显得洁净了许多。
“曲子挺好听，”神父说，“可是歌词太笨了。几句话颠过来倒过去都能唱，结果完全一样。‘梦将把我带上小艇。’”
神父对自己的新发现十分得意，微笑着转过身去，点燃了祭坛上的蜡烛。特莉妮达跟在神父后面。她身穿一件长长的白晨衣，袖子长抵手腕，腰间系着一条淡蓝色的绸带子（这是某个世俗团体的固定装饰）。两条眉毛连在一起，眉毛底下闪动着一双漆黑发亮的眼睛。
“整个一晚上他们都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神父说。
“在玛戈特·拉米蕾丝家里，”特莉妮达心不在焉地说。她把盛死老鼠的纸盒晃得“哐啷哐啷”直响。“不过，昨儿晚上还有比唱小夜曲更妙的事呐。”
神父停止脚步，两只谈蓝色的宁静的眼睛盯在特莉妮达身上。
“什么事呀？”
“匿名帖儿，”特莉妮达神经质地笑了笑说。
和教堂相隔三个门的那幢房子里，塞萨尔·蒙特罗还在做梦，他梦见几只大象。大象还是他礼拜天在电影里看到的呢。那天，离电影结束只差半个小时，突然下了一场暴雨。如今在梦境里，电影正在接着往下演。
惊恐万状的土人东逃西窜地躲避象群，塞萨尔·蒙特罗也把沉重的身躯一个劲地往墙上挤。妻子轻轻地推了他一下。其实两个人都没有醒过来。“快走吧！”他咕哝了一声，又把身子躺平了。猛然间，他醒过来了，只听得教堂里正在打第二遍钟，叫大家去望弥撒。
这间屋子很宽敞，周围装着铁栅栏。冲广场的那扇窗户也装着栅栏，窗帘是用印花布做的，上面印着黄色的花朵。床头柜上放着一架收音机、一盏灯和一只锃亮的方形座钟。对面靠墙放着一个带穿衣镜的宽大衣柜。塞萨尔·蒙特罗穿马靴的时候，听到巴斯托尔的单簧管的声音。生皮子做的靴带儿沾上泥，变得硬梆梆的。塞萨尔·蒙特罗使劲拉了拉靴带，攥拄拳头把鞋带来回捋了捋，那副手掌比靴带皮子还粗糙。接着，他到床底下找马刺，没有找着。昏暗中，继续穿衣服，尽量不弄出声响，免得把妻子吵醒。扣好衣服，看了看小柜子上的钟，又猫下腰，到床底下找马刺。用手摸了摸，然后慢慢地趴在地上，钻到床底下去。这当儿，他的妻子醒过来了。
“找什么？”
“马刺。”
“在衣柜后面挂着呐，”她说。“礼拜六你自己挂在那儿的。”她把蚊帐推到一边，点上灯。塞萨尔·蒙特罗红着脸直起腰来；他的个头儿很大，长得虎背熊腰，可是动作十分轻捷，即使穿上那双鞋底象两根粗木条一样的马靴，还是那么灵便。他体魄健壮，仿佛总不显老。不过，从脖子上的皮肤可以看出来他已经年过半百了。塞萨尔·蒙特罗坐在床上装马刺。
“雨还在下呢，”塞萨尔·蒙特罗的妻子说。她觉得浑身酸懒，似乎夜间的潮气全被她吸进骨头里去了。“我真象块海绵似的。”塞萨尔·蒙特罗的妻子个子矮小，瘦骨嶙峋，鼻子又长又尖，整天老象睡不醒似的。她隔着窗帘朝外张望了一下，看看雨下得怎么样了。塞萨尔·蒙特罗系好马刺，站起身来，用鞋后跟在地上磕了几下。黄铜马刺震得屋子一个劲颤动。
“十月里，老虎正好长膘，”他说。
这时候，他妻子陶醉在巴斯托尔的悠扬的音乐声中，根本没听见他说什么。她转过脸来的时候，看见塞萨尔·蒙特罗正对着衣柜梳头。两腿叉开，低着脑袋，穿衣镜简直容不下他。
她低声哼着巴斯托尔吹的曲子。
“整整一夜他们一直在唱这个歌，”他说。
“怪好听的，”她说。
她从床头上解下一根缎带，把头发拢到脑后扎了起来。这时候，她完全醒过来了，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将永远留在你的梦中，直到死神降临。”塞萨尔·蒙特罗没有答理她。他从衣柜的抽屉里面放着几件首饰、一只小坤表和一枝自来水笔里拿出一个钱夹。抽出四张票子，又把钱夹放回原处。随后把六粒猎枪子弹装进衬衫兜儿里。
“要是雨不停，礼拜六我就不回来了，”他说。
塞萨尔·蒙特罗打开通院子的屋门，在门槛上停了一会儿，一边呼吸着十月里阴冷的空气，一边让眼睛适应适应外面的黑暗。他刚要带上门，蓦地卧室里的闹钟“丁零零”地响了起来。
妻子从床上一跃而起。他手把着门环站在那里，一直等到妻子把闹钟按住。这当儿，他才第一次看了她一眼，想了一下说：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一群大象。”
说完，他把门带上，走过去给骡子备上鞍子。
第三次晨钟敲响之前，雨突然下大了。贴着地皮刮起一阵狂风，吹落了广场上杏树的几片残余的枯叶。街上的路灯熄灭了，各户住家的大门还关得严严的。塞萨尔·蒙特罗把骡子赶进灶披间，骑在骡背上大声叫他妻子把雨衣拿来。他把斜挎在背上的双管猎枪摘下来，用鞍子上的绳子把猎枪平着绑好。这时候，妻子拿着雨衣走进灶披间。
“等雨住了再走吧，”她犹犹豫豫地说。他默默地穿上雨衣，朝院子里望了望。
“这场雨说不走会下到十二月。”
塞萨尔·蒙特罗的妻子目送着丈夫定到走廊的另一端。瓢泼大雨倾泻在锈迹斑斑的铁皮屋顶上，他还是出门去了。他用马刺往骡子身上一磕，连忙把身体伏在鞍子上，免得碰着门楣。朝院里一走，顺着房檐滴下的雨水掉在他的背上，象霰弹一样爆裂开来。走到大门口，他也没有掉过头来，只是喊了一声：
“礼拜六见。”
“礼拜六见，”她说。
广场上，只有教堂的大门大敞着。塞萨尔·蒙特罗抬头一看，只见天空浓云密布，离开头顶只有几尺远。他伸手画了个十字，用马刺猛踢一下坐骑。那头骡子扬起前蹄，打了几个盘旋，才在象肥皂一样溜滑的泥地上站稳。就在这工夫儿，他忽然瞥见门上贴着一张纸片。
塞萨尔·蒙特罗骑在骡子上看了看纸上写些什么。雨水已经把字的颜色冲掉了。纸上的字是用油漆刷子写的，印刷体的字母笔力粗犷，还能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塞萨尔·蒙特罗赶着骡子朝墙那边靠了靠，猛地把纸揭下来，撕得粉碎。
他一抖缰绳，骡子“得得得”地一阵小跑，脚步很匀称，足能跑上几个小时。他沿着一条狭窄弯曲的街道离开了广场。街道两旁的房屋都是泥土墙的。人们睡梦方醒，正在打开大门。一股咖啡的芳香扑鼻而来。走到镇边上，塞萨尔·蒙特罗掉转骡子，又是一阵小跑回到广场，在巴斯托尔家门前勒使了坐骑。他翻身下骡，摘下猎枪，把骡子拴在木桩子上，一切都做得从容不迫。
大门没有上闩，地上汪着一大摊水。塞萨尔·蒙特罗走进昏暗的堂屋。他听到一声尖利的乐器声，随后便寂然无声了。屋子里有一张小桌，四周整整齐齐地放着四把椅子。桌子上铺着一块羊毛织的桌布，摆着一个插假花的瓶子。他穿过房间，走到通向庭院的屋门前站停了脚步。把雨衣的兜帽往后一甩，摸着黑拉开猎枪的枪栓。然后，他平静地，甚至有些亲切地叫了一声：
“巴斯托尔。”
巴斯托尔出现在门口，手里正在往下拆卸单簧管的嘴儿。这是一个身材瘦削的小伙子，腰杆儿挺得笔直，刚刚长出的胡髭用剪刀修理得十分整齐。他看见塞萨尔·蒙特罗用脚后跟使劲蹬在地上，猎枪提在腰间，装好子弹瞄准着他。他吓得目瞪口呆，一声没吭，面色顿时变得煞白，强挤出一丝苦笑。塞萨尔·蒙特罗站定脚跟，用胳臂肘紧紧夹住枪托，咬紧牙关，扣了一下扳机。只听“砰”地一声，屋子抖动了一下。也不知道是枪响以前还是枪响以后，只见门外的巴斯托尔象条虫子似地扭曲着身体向前爬了几步，身底下是一片沾满鲜血的细碎的羽毛。
枪响的时候，镇长正要进入梦乡。一连三个晚上，牙疼得他睡不着觉。今天清晨，在第一次敲响望弥撒的晨钟时，他吞下了第八片止痛片。牙疼稍许好了一点儿。耳边听着雨点落在锌板屋顶上发出的嗒嗒声，渐渐地有点睡意了。入睡时，牙是不疼了，可还一跳一跳的。枪声一响，镇长猝然惊醒，伸手抄起手枪和子弹带。平素他总是把手枪和子弹带放在吊床旁的一张椅子上，左手一伸就能够着。醒来以后，只听到细雨的沙沙声，他还以为自己做了个噩梦，牙又疼起来了。
镇长有点儿发烧。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面颊肿起来了。他打开一个装薄荷油膏的盒子，把油膏涂在疼处。嘴巴子肿起一个包来，一直没法刮脸。蓦地，透过雨声，他听到远处人声嘈杂，于是走到阳台上。街上的居民正朝广场跑去，有些人只穿着睡衣。
一个小伙子扭过头来，举起双臂，边跑边朝他喊道：
“塞萨尔·蒙特罗把巴斯托尔杀死了。”
广场上，塞萨尔·蒙特罗端着枪对着人群转来转去。镇长简直认不出他了。他用左手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朝广场中央走过去。人们给他闪开一条路。从弹子房里走出一名警察，端着一支步枪，子弹顶着枪膛，瞄准着塞萨尔·蒙特罗。镇长压低声音对他说：“别开枪，畜生”说着话，把手枪装进枪套里，从警察手中夺过步枪。他举着子弹已经上膛的步枪继续朝广场中央走去。
人群纷纷朝墙根退去。
“塞萨尔·蒙特罗，”镇长高声叫道，：把猎枪交给我。”
这时候，塞萨尔·蒙特罗才看见镇长。他虎地一跳，扭过身子来朝着镇长。镇长立刻扣住扳机，但是没有开枪。
“过来拿吧！”塞萨尔·蒙特罗喊道。
镇长左手端好枪，右手擦了擦眼皮上的雨水。一步一步地朝前走，手指头紧张地扣住扳机，两眼死死地盯着塞萨尔·蒙特罗。
突然，他止住脚步，用和蔼可亲的口吻说：
“把枪扔在地上，塞萨尔。别再干蠢事啦。”
塞萨尔·蒙特罗倒退了一步。镇长还是紧张地用手指扣住扳机，浑身上下的肌肉一动也不动，直到塞萨尔·蒙特罗手往下一垂，把猎枪扔在地上。这时候，镇长才发觉自己只穿着一条睡裤，可是在雨底下还是热汗涔涔，牙也不疼了。
各户住家纷纷打开大门。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冲到广场中央。人群尾随着他们跑过来。
警察半转过身，举起枪大声喊道：
“往后退退！”
镇长谁也不看，平心静气地说：
“请大家退出广场。”
人群散开了。镇长搜了搜塞萨尔·蒙特罗身上，不过没叫他把雨衣脱掉。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找到四发子弹，在裤子后兜儿里找到一柄牛角把儿的七首。在另一个兜儿里找到一个笔记本、一个带三把钥匙的金属环和四张一百比索的票子。塞萨尔·蒙特罗张开两手，听任镇长搜身。面部毫无表情，只是偶尔转动一下身体，让镇长摸查。搜查完毕，镇长把两名警察叫过来，把东西交给他们，把塞萨尔蒙待罗也交给他们。“立刻把他带到镇长办公室去，”他命令说。“你们可要负责看管好他。”
塞萨尔·蒙特罗脱下雨衣，把雨衣交给一名警察。他昂首阔步地在两名警察中间走着，毫不理睬蒙蒙细雨和麇集在广场上的困惑不解的人群。镇长眼瞅着他走远了，心里象是在琢磨着什么。随后，转过身来对着人群做了个撵鸡的架势，嘴里嚷道：
“散开，散开。”
他用赤裸的胳臂擦擦脸上的雨水，穿过广场，走进巴斯托尔的家门。
死者的母亲瘫软在一张椅子上，周围围着一圈妇女，正在下死劲地给她扇扇子。镇长把一名妇女往边上一推，说：“放点儿空气进来吧，”那个妇女扭过头来看了看他。
“老太太刚刚出门，要去望弥撒，”她说。
“好啦，好啦，”镇长说，“你们躲开点儿，让她喘口气”巴斯托尔还在走廊里，脸朝下趴在鸽房那儿，身子底下压着一层沾满鲜血的羽毛。一股浓烈的鸽子屎味儿直冲鼻孔。有几个男人打算把尸体抬开，这时候镇长来到了门口。
“散开，开！”他说。
那几个人把尸体又放在鸽子毛上，保持原来的样子。放好后，大家默默地后退了几步。镇长端详了一下尸体，把尸体翻过来。细碎的羽毛登时飞扬起来。在尸体的腰部，许多羽毛粘在尚有余温的鲜血上。镇长用手把羽毛扒拉开。衬衫破了一个洞，裤腰带的铜扣被打碎了。衬衣底下肠子流出体外。伤口已经不流血了。
“是用打老虎的猎枪打的，”一个男人说。
镇长直起腰来。在鸽房的立柱上揩掉粘在手上的带血的羽毛，两眼一直注视着尸体。最后，在睡裤上擦了擦手，对那几个男人说：
“别去挪动他！”
“把他放平了吧，”有人说。
“那就留点儿神，抬好了，”镇长说。
屋子里传出妇女们的哭泣声。在嚎叫声和窒息人的气味中，屋里的空气越发显得稀薄了。镇长迈步朝外面走去。走到大门口时遇见了安赫尔神父。
“人死啦！”神父神情慌张地大声说。“象口猪似的！”镇长回答说。广场周围的住家把大门打开。雨已经佐了，但是阴暗的天空似乎飘浮在各家的屋顶上，连一缕阳光也透不过来。安赫尔神父拉住镇长的胳臂。
“塞萨尔·蒙特罗可是个好人，”他说。“这回准是一时糊涂。”
“知道啦，”镇长不耐烦地说。“您甭担心，神父，不会出什么事的。请进吧，里面的人正需要您。”镇长急急忙忙地走开了，他命令警察把岗撤掉。被挡在外面的人群一起朝巴斯托尔的家中拥了进去。镇长走进弹子房。一名警察正在等他，手里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是一套中尉的军服。往常在这时候，弹子房是不开门的。今天，七点钟以前就宾客盈门了。有几个人坐在四方桌周围或者斜倚着柜台喝咖啡。其中多数人穿着睡衣和拖鞋。
镇长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身子，用睡裤把身子擦得半干不湿的，一面穿衣服，一面默不作声地侧耳谛听着周围人交谈。离开弹子房时，他对事件的细节已经搞得一清二楚了。
“当心点，”镇长站在门口高声说道，“谁要是搅乱镇上的秩序，我可要送他去蹲班房。”
他顺着石墁的街道朝下走，看见过往的行人也不打招呼。他看得出来，镇上人心浮动。他还年轻，举动灵巧，每走一步都想让人感到他的权势。
七点钟，每周三次来这里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小船拉响汽笛，离开了码头。今天和往日不同，谁也没心思注意小船是否开走了。镇长顺着大街往下走，住在大街两侧的叙利亚商人把五光十
色的货物摆列开来。奥克塔维奥希拉尔多大夫从诊疗所门口看着小船渐渐离去。大夫究竟有多大岁数，看不出来，满头油光水滑的鬈发，身上也是穿着睡衣，脚上也是趿着拖鞋。
“大夫，”镇长说“，穿好衣服，跟我验尸去。”
大夫惊异地打量着镇长，张开嘴，露出一排又结实又洁白的牙齿。“现在就去验尸？”他说。接着又加上了一句：
“看得出来，这可是一大进步。”
镇长刚要笑。嘴里一疼，连忙忍住了，用手捂住嘴。
“怎么啦？”医生问。
“一颗倒楣的牙。”
看样子希拉尔多大夫还有几句话要说。可是镇长有急事，先走了。
走到码头尽头，他敲了敲一家的大门。这是一间茅草屋，墙上没有糊泥，棕榈叶的屋顶几乎低垂到水面上。一个怀了七个月身孕、面色焦黄的女人打开了门。她赤着一双脚。镇长把她拨拉到一边，走进暗幽幽的房间。
“法官！”他叫了一声。
阿尔卡迪奥法官拖着一双木屐，出现在里屋门口。他穿着一条斜纹布裤子，没扎腰带，就那么绷在肚子上，上身光着，没穿衣服。
“快收拾收拾，跟我验尸去，”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吃惊地嘘了一声。
“这是从何说起？别开玩笑了。”
镇长径直走进卧室。“不是开玩笑，”一边说着话，一边打开窗户，好透透空气。主人刚刚起床，屋里的空气太污浊了。“这件事真得好好办一办。”他在熨得平展的裤子上擦干净手上的尘土，然后一本正经地问：
“你知道验尸的手续吗？”
“当然啦，”法官说。
镇长凑到窗前看了看两只手。“把秘书也叫着，看要填写个什么的，”他漫不经心地说。随后，摊开两手，手上有几条血印子，他扭过脸来，看着那个年轻的女人。
“哪儿能洗洗？”
“水池子里，”她说。
镇长走到院子里。法官的女人从箱子里找出一块干净毛巾，用毛巾裹了一块香皂。
她来到院子里的时候，镇长正在一边甩着手上的水，一边往室里走。
“我给您拿肥皂来了，”她说。
“行了，就这样吧，”镇长说。他又看了看手掌接过毛巾来把手揩干，满腹心事地瞅着阿尔卡迪奥法官。
“死鬼身上净是鸽子毛，”他说。
镇长坐在床上，一口一口地呷饮着浓浓的咖啡，等候阿尔卡迪奥法官穿衣服。法官的女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侍候他们。
“您这个牙不拔掉，永远也消不了肿，”她对镇长说。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推到大街上，扭过头来看着法官的女人，用食指指着她那鼓囊囊的肚子，问道：
“这个肿，什么时候能消啊？”
“啊，快啦，”她说。
这天黄昏，安赫尔神父没有象平素那样外出散步。送完葬，他留在低洼地区的一户人家里叙家常，一直呆到傍晚。细雨绵绵，下个不停，弄得他脊椎老是疼，但心境还不错。回到家时，街上已经灯火通明了。
特莉妮达正在走廊上浇花。神父问她供品放在哪儿啦，她回答说：放在大祭坛上了。屋里点上灯，蚊虫象一层云雾似地把神
父包围起来。关门之前，神父不停地在屋里喷洒杀虫水，呛得一个劲儿地打喷嚏。喷完药水，累得热汗淋淋。神父脱下黑袍子，换上那件平时穿的打补钉的白长袍，接着又去做晚祷。
回到房间里，神父把平锅放在火炉上，煎上一片肉。乘这个工夫儿把葱头切成细长条。随后，把吃食统统倒在一个盘子里，盘子里盛着午饭时剩下来的一截煮得半熟的木薯和一点儿冷米饭。神父把盘子端到桌子上，坐下来吃晚饭。
安赫尔神父用餐刀把食品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叉子一样叉出一块，一起送到嘴里。然后闭紧嘴巴，认真仔细地咀嚼着，用镶银套的牙齿把每一颗米粒都嚼烂了。嚼东西的时候，他把刀叉放在盘子边上，用十分认真的目光不住地端详自己的房间。在他对面摆着个立柜，里面存放着一厚册一厚册的教区档案。屋角里放着一张高背的藤摇椅，椅子背上枕脑袋的地方绷着一个垫子。摇椅背后有一道隔扇，上面换着个十字架，旁边还有一张咳嗽糖浆的广告日历。隔扇那边就是寝室。
吃完饭，安赫尔神父觉得有点儿憋闷。他打开一包用番石榴做的甜食，又倒了满满的一碗水。两眼直勾勾地瞧着日历，一口一口地吃甜饼。吃一口，喝一点儿水，一直不错眼地望着日历。最后，打了个儿，用袖子擦了擦嘴唇。十九年来，神父一直这样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办公室进餐，每天丝毫不爽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对自己的独身生活，从来不感到有什么不好。
做完晚祷，特莉妮达又来向神父要钱买砒霜。神父第三次拒绝给她钱，说放上老鼠夹子就行了。特莉妮达坚持说：
“老鼠太小，把奶酪偷走了，夹子却夹不着。顶好还是在奶酪里和上毒药。”
神父觉得特莉妮达说得有理。他刚要说这句话，突然从教堂对面电影院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一阵嘈杂声，冲破了教堂的宁静。起先是暗哑的嗡嗡声。后来又是针头划唱片的哧啦声。最后是以尖利的小号开头的曼波曲。
“有演出吗？”神父问。
特莉妮达说有。
“知道演什么吗？”
“《塔桑和绿衣女神》，”特莉妮达说。“就是上个礼拜天因为下雨没演完的那部片子。大家都说不错。”
安赫尔神父走到钟楼下面，慢悠悠地敲了十二下钟。特莉妮达不由得大吃一惊。
“您弄错了，神父，”她边说边摇晃手，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这是部好片子。您好好想一想，上个礼拜天您可根本没敲钟。”
“这是对全镇居民缺乏尊重，”神父说。他擦干了脖子上的汗水，又气喘吁吁地重复了一句：“缺乏尊重。”特莉妮达明白了他的意思。
“人人都知道刚举行过葬礼，”神父说。“全镇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抬棺材。”
过了一会儿，安赫尔神父送走了特莉妮达，关上面向空荡荡的广场的大门，熄灭了教堂里的电灯。当他穿过走廊朝寝室走去的时候，忽然想起忘记给特莉妮达买砒霜的钱了，他用手轻轻地拍拍前额。但是，走到房门口时，把这件事又忘得一干二净了。
又过了片刻，神父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写完头天晚上开了头的那封信。他把长袍的扣子齐胸以上都解开了。把信纸本、墨水瓶和吸墨纸摆在桌上，伸手到衣袋里找眼镜。摸了一会儿，忽然想起眼镜还在送葬时穿的那件长袍里，又站起来去取眼镜。他把昨天写的重读了一遍，动手写另外一段。这时候，有人连扣三下门。
“进来！”
来人是电影院的老板。矮矬个儿，面色苍白，脸刮得干干净
净，总带着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他身穿一件洁白的亚麻布衣服，整齐得无可挑剔，脚上穿着一双两色的鞋子。安赫尔神父请他在藤摇椅上坐下。老板从裤兜儿里掏出一块手帕，仔仔细细地打开，掸了掸坐位上的灰尘，叉开两腿坐下了。安赫尔神父这才看清楚他腰里别着的不是手枪，而是一个手电筒。
“请问有何贵干？”神父说。
“神父，”老板几乎喘不过气来“，请您原谅我冒昧介入您的事情。不过，今天晚上您可能有些误解。”神父点了点头，等着他说下去。
“《塔桑和绿衣女神》是一部有益于大众的影片，”老板继续说。“上礼拜天您本人就这么说过。”
神父想打断他的话，可是老板扬起一只手，表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完全同意您敲钟表示警告，”他说“，因为的确有一些片子有伤风化。只是这部片子没有一点儿不雅的地方。我们打算礼拜六演一次儿童专场。”
安赫尔神父告诉他：从每个月他通过邮局收到的影片目录中看，这一部确实不属于有伤风化的片子。
“但是，今天这个日子放电影，”神父接着说“，那是对一个死了人的小镇居民缺乏尊重。这也是道德问题嘛。”老板看了看神父。
“去年，警察在电影院里打死一个人，尸体刚一抬走，电影便接着往下演了，”老板大声地说。
“今年情况不同了，”神父说“，连镇长不都换了人了嘛。”
“再举行选举的时候，还会来场大屠杀的，”老板气急败坏地说。“自从有这个小镇以来，事情一直就是这样。”
“那就走着瞧吧，”神父说。
老板用忧郁的目光看了神父一眼。他抖了抖衬衣，透透空
气。再开口说话的时候，口气里分明带着恳求的味道。
“这是今年来的第三部受到大家欢迎的影片，”他说。“礼拜天下雨，剩下三盘没放完，好多人都想知道片子的结局。”
“钟已经敲过了，”神父说。
老板绝望地长叹一声，直愣愣地瞅着神父，似乎还在等着什么，其实他脑海里只是在想这间办公室真是热得受不了。
“这么说，无法挽回了？”安赫尔神父摇了摇头。
老板用手掌拍拍膝盖，站起身来。
“好吧，他说“，拿您真没有办法。”
他把手帕叠好，揩干脖子上的汗水，哭丧着脸瞧了瞧办公室。
“真是座地狱，”他说。
神父把他送到门口。然后插上插销，坐下来接着写信。他又从头看了一遍，把刚才被打断的那段写完以后，停下笔来陷人沉思。这时候，扩音器里的音乐声停止了。“亲爱的观众，”一个声音说，“本院为向死者致哀，今晚电影到此结束。”安赫尔神父听出是老板的声音，脸上漾起了笑容。
天气越发地热了。神父还在写信，偶尔停下笔来擦擦汗，把写完的段落重读一遍。就这样一共写了两页纸。刚签好名，突然又下起滂沱大雨。土地的潮气钻到房间里来。安赫尔神父开好信封，盖上墨水瓶盖，准备把信纸叠好。叠好信纸前，他又打开墨水瓶盖，写了以下的附言：又下雨了。今各气候如此，加之上述情况，估计今年的日子不大好过。
星期五清晨，气候温和干燥。这天早上，阿尔卡迪奥法官正在和他女人欢爱之际，把蚊帐的挂绳扯断了，两个人一起跌到地上，裹在蚊帐里。
“搁在那儿吧，”法官的女人喃喃地说“，呆会儿我来收拾。他们赤条条地从乱七八糟的蚊帐里爬出来。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到箱子跟前找一条干净的裤衩儿。回来的时候，他女人已经穿好衣服，正在收拾蚊帐。法官走过去，也没有看他的女人一眼，就坐在床铺的另一边穿鞋子，还在哼哼地喘着粗气。那女人跟了过来，把圆鼓鼓的肚子抵在他的胳臂上，用牙齿咬他的耳朵。法官轻轻地把她推开。
“让我安静一会儿，”他说。
阿尔卡迪奥的女人“格格格”地笑了一阵，显得底气很足。她跟在男人后面走到房间的另一端，用手指捅了捅他的腰眼儿。“驾！小毛驴！”她说。法官往旁边一跳，推开了她的手。她不再逗弄她男人了，呵呵地大笑起来。蓦地，她把脸一绷，高声叫道：
“耶酥！”
“怎么啦？”法官问。
“门敞开着呐！”她大声地说。“哎呀！真丢人！”她“格格”地笑着跑进盥洗室。
阿尔卡迪奥法官没等着喝咖啡。牙膏里的薄荷味凉森森的十分爽口。法官高高兴兴地走到大街上。太阳黄不棱登的。叙利亚人坐在自家店铺门前，眼睛凝望着静静的小河。走过希拉尔多大夫诊所的时候，法官用手抓了抓纱门，脚步不停地嚷道：
“大夫，治头疼哪样儿药最好？”大夫从屋里回答说：
“最好是头天晚上别喝酒。”
码头上，有几个妇女正在高声谈论昨天晚上贴出来的一张新的匿名帖儿。今天黎明时，天气晴朗，没有下雨。妇女们去望五点钟的弥撒，看到了这张匿名帖儿，眼下弄得满城风雨。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停下来。他觉着自己仿佛是一头牛，被人穿上牛鼻儿直往弹子房里拉。进去后，法官要了一瓶冰镇啤酒和一片止痛片。刚刚九点钟，弹子房里已经高朋满座了。
“全镇的人都在闹头疼，”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端着酒瓶走到一张桌子前。桌上有三位顾客守着啤酒杯在发呆。他在那个空位子上坐了下来。
“又出事儿啦？”他问。
“今天早晨贴出了四张匿名帖儿。”
“大家伙看到的那张，”其中一个人说“，是给拉盖尔孔特蕾拉丝贴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边嚼着止痛片，一边用嘴对着瓶口喝啤酒。第一口喝下去，觉得有点恶心。随后肚子里有了底，再喝，就觉着清新爽口了。
“上面说些什么？”
“都是些混帐话，”那个人说，“说她今年出了几趟门儿，她自己说是去装牙套，其实是去打胎。”
“这件事还用得着费劲贴匿名帖儿？”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人们早就传开了。”
炎热的太阳刺得人眼底生疼。法官离开弹子房的时候，还没有觉出清晨的阳光太刺眼。他径直朝法院走去。法院秘书——一个干瘦的老头儿——正在那儿退鸡毛。他用疑惑的目光从眼镜上面看着法官。
“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
“这挡子事总得办啊，”法官说。
秘书趿拉着一双拖鞋走到院子里，隔着栅墙把退了一半毛的母鸡交给了旅店的厨娘。按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接任已经十一个月了，可是今天才第一次坐在写字台前。这间破旧的办公室被一道木栅栏隔成两间。外间屋，在公正之神他蒙着眼睛，手持天平的画像下面，放着一张木头长条靠背椅。里屋，面对面放着两张旧写字台，还有一个书架，书上面积满尘土，另外还有一架打字机。在法官的办公桌上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铜十字架。对面墙上挂着一幅镶在镜框里的石板画，画上有一个笑眯眯的胖胖的秃顶男人，胸前佩戴着总统绶带，下面有一行金灿灿的大字：
“和平与正义”。这幅画是整个办公室里唯一的一件新东西。
秘书用手帕蒙住鼻子和嘴，开始用掸子掸掉写字台上的灰尘。“要不把鼻子遮上点，准会得感冒，”他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坐在转椅里把头朝后一仰，伸直两条腿，试了试椅子上的弹簧。
“摔不下去吧？”他问。
秘书摇了摇头。“上届法官维特拉遇害的时候，弹簧全都绷开了，”他说，“现在已经修好了。”他没有放下手帕，又接着说：
“换了政府以后，镇长马上亲自派人来修理转椅。把专案人员派出去，四处进行调查。”
“镇长巴不得法院能正常工作，”法官说。
他打开中间的抽屉，拿出一串钥匙，把抽屉一个个地全都打开。抽屉里塞满了纸张。法官用食指翻了翻那些纸片，浏览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然后，他又把抽屉关好，把办公桌上的文具收拾了一下。桌上有一个红墨水瓶、一个蓝墨水瓶、一红一蓝两枝钢笔。墨水已经完全干了。
“镇长对您很有好感，”秘书说。
法官坐在转椅里摇来摇去，一边擦抹椅子扶手，一边用阴郁的目光望着秘书。秘书凝视着他，似乎要把阳光下法官此时此刻端坐在转椅上的姿态永远印在脑海里。他用手指着法官说：
“维特拉法官遭到枪击的时候，和您现在这样的姿势一模一样，分毫不差。”法官用手敲了敲太阳穴上暴出的青筋。他的头又疼起来了。
“当时我在这儿，”秘书朝栏杆外面走去，指着打字机接着说。他一面嘴里不住地唠叨着，一面趴在栏杆上，举起掸子象枪似地对准阿尔卡迪奥法官。那副架势活象美国西部牛仔片里的江洋大盗。
“三名警察就这样站着，”他说。“维特拉法官刚一看见他们，立刻举起双手，慢吞吞地说：‘别杀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椅子砰地倒在一边，维特拉法官摔倒在另一边，中弹身亡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用手使劲按住脑袋，直觉得脑子嘣嘣直跳。秘书解下手绢，把掸子挂在门后边，又说：“这件事，说来说去就是因为有一次他喝醉了，说什么只要他在这儿，就要保证选举的纯洁性。”说到这儿，他住口不说了，只见法官用手捂着胸口，身体蜷缩在写字台上。
“您身体不大得劲吧？”
法官回答说：是的。他讲了讲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要秘书到弹子房去拿一片镇痛片和两瓶冰镇啤酒。一瓶啤酒下肚后，阿尔卡迪奥法官觉得心里清爽多了，脑袋瓜儿也清醒了。
秘书在打字机前坐下来。
“现在有什么可干的？”他问。
“没啥事，”法官说。
“您看，我能不能离开一下，帮玛丽娅把鸡毛退了。”法官不同意。他说：“这里是执法机关，不是退鸡毛的地方。”他摆出一副关心人的样子，自上而下地打量着他的下属，又接着说：
“您把那双拖鞋扔了，穿好鞋再来上班。”
逼近中午的时候，天气越发地热了。到十二点钟，阿尔卡迪奥法官已经灌下一打啤酒。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醉眼迷离地对秘书谈起过去的逍遥自在的生活。当时，整个整个的礼拜天都是在海边度过的，那些不知餍足的混血女郎躲在大门洞里，和男人寻欢作乐。“那时候，生活就是如此，”法官一边说，一边把大拇指和食指捻得啪啪响。秘书一言不发，毕恭毕敬地聆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表示赞同。阿尔卡迪奥法官说着说着舌头有点儿不大灵便了，可是却越来越起劲地回忆着往事。
钟楼打过一点，秘书显得不大耐烦。
“汤都凉了，”他说。
法官不让他站起来，又说：“在这种镇子上，难得碰上一位象您这样有才干的人。”秘书连声道谢。天气热得他精疲力竭，他只得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这个礼拜五真是长得没个头儿。两个人坐在炽热的锌板屋顶下面又闲扯了半个钟头。天气热得象蒸笼，镇上的人开始睡午觉了。秘书竭力强撑着，又提出了匿名帖儿的事。阿尔卡迪奥法官耸耸肩。
“你也在挂念着这件缺德事呐，”法官说，他第一次用“你”来称呼秘书。
秘书不打算再闲聊下去，饥饿和憋闷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他并不认为张贴匿名帖儿仅仅是件蠢事。“已经死了一个人了，”秘书说。“照这样下去，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接着，他讲述了在某镇发生的事。他说：由于到处张贴匿名帖儿，那个小镇在七天当中就完蛋了。有的居民互相残杀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把死者从地下刨出来，携带着遗骨远走他乡，发誓永远不再回来了。
法官听到秘书讲述这件事，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他慢悠悠
地解开衬衣扣子，心里想：这位秘书倒挺喜欢情节恐怖的故事。
“你说的这些不过是一本非常简单的侦探小说，”法官说。
秘书摇了摇头。阿尔卡迪奥法官说：在大学的时候，他参加过一个专门破解奇案的组织。每个成员都要看一本情节离奇的小说，看到关键的地方就停下来。周末，大家聚在一起来猜破这些奇案。“我一次也没有搞错过，”法官说。“我很熟悉古典作家的作品，这自然帮了我大忙。古典作家们发现了一条生活的逻辑，借助它可以洞察一切秘密。”接着，他举出一个例子：一天晚上十点钟，有一个人在一家旅店登记留宿。登完记，上楼去到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服务员给他送咖啡，发现他已经死在床上，而且尸体已经腐烂。把尸体一解剖，这才发现原来头天晚上的来客早在八天以前就死了。
秘书站起身来，混身的骨节喀吧喀吧直响。
“这就是说，来客到旅馆之前已经死了七天，”秘书说。“这个故事是十二年前写的，”阿尔卡迪奥法官没理他的碴儿，接着说，“但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赫拉克利特7就点破了这个秘密。”
他正要把秘密说出来，秘书却忍耐不住了。“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弄清过匿名帖儿是谁贴的，”他毫不客气地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斜眼睨视着他。
“我敢打赌，我会发现的，”法官说。
“好吧，一言为定。”
在对面房子里，蕾薇卡·德·阿希斯躺在闷热的卧室内，简直喘不过气来。脑袋深深地埋在枕头里，打算睡午觉，可又睡不着。她在太阳穴上贴了两片湿润润的树叶子。
“罗贝托，”她冲着丈夫说，“你要再不开窗子，我们都要热死了。”
罗贝托·阿希斯打开窗户。这当儿，阿尔卡迪奥法官正好离开办公室。
“你睡吧。”罗贝托·阿希斯恳求体态丰盈的妻子说。她身穿一件薄薄的尼龙衫，张开两只胳臂，躺在玫瑰色的幔帐里面。
“我发誓把这一切统统忘掉。”妻子叹了一口气。
昨天晚上，罗贝托·阿希斯睡不着觉，在卧室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天亮的时候，他差一点儿抓住那个张贴匿名
帖儿的人。他听见房子对面有“沙沙”的纸声，还听见有人用手来回摩挲，把纸平贴在墙上。不过，他明白得太晚了。等他打开窗子一看，匿名帖儿已经贴好，广场上连个人影儿也没有。
从那时候起，蕾薇卡·德·阿希斯一直费尽心机地开导她丈夫，劝他不要激动。最后，她提出一个绝办法：为了彻底证明她是清白无辜的，她愿意当着丈夫的面向安赫尔神父大声忏悔。这个委曲求全的办法还真灵验。尽管罗贝托·阿希斯气昏了头，听到妻子提出这个办法，也只好偃旗息鼓，不敢再闹下去了。到下午两点钟，他答应妻子说，不再惦记匿名帖儿的事啦。
心里有事顶好说出来，”妻子闭着眼睛说，“光闷在肚子里，会闹大病的。”
罗贝托·阿希斯走出房间，顺手把门关好。这栋宽敞昏暗的房子关得严严实实。从比邻的那栋房子里隐隐地传出电风扇的唿唿声，母亲正在睡午觉。他从冰箱里取出一杯柠檬水，喝了下去。黑人厨娘睁开一双困倦的眼睛看了看他。
厨娘呆在一个风凉的地方，问罗贝托·阿希斯要不要吃午饭。罗贝托·阿希斯掀开锅盖。一只甲鱼四脚朝天地漂在滚动的开水里。在他脑海里倏地闪过一个念头：这只甲鱼给扔进锅里的时候，还是活生生的；等到把它端上桌子，用刀切开，八成它的心脏还得跳一阵吧。想到这儿，他并没有感到震惊。心里如此坦然，今天这还是头一次呢。
“我不饿，”说着他把锅盖盖好。走到门口，又说：“太太也不吃了。一整天她都闹着头疼。”
他拉的房子和母亲住的房子之间有一条墁着绿砖的走廊。从走廊上望过去，可以看见公用院子的深处有一个用铁丝搭的鸡窝。在靠母亲的房子那边，走廊的屋檐下挂着几只鸟笼子，还有好多盆艳丽夺目的鲜花。
他的七岁的女儿刚刚在躺椅上睡完午觉，面颊上还留着藤条的印记。她嘟嘟嚷嚷地向父亲问了声好。
“快三点啦，”罗贝托·阿希斯压低声音说。然后又慈祥地补了一句“：快醒醒吧。”
“我梦见一只玻璃猫，”女儿说。他情不自禁地微微颤抖了一下。
“怎么回事？”
“全身都是玻璃的，”女儿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她梦见的那只猫是什么模样。“就跟一只玻璃小鸟一样；不是鸟，是猫。”
罗贝托·阿希斯站在火辣辣的日头底下，愣怔怔的仿佛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迷了路。“把梦忘掉吧，”他咕咕哝哝地说，“这种事值不得记住，”这时，只见母亲走到寝室门口，他顿时打起精神来。
“你好点儿啦，”他说。阿希斯寡妇苦笑了一下。“我一天比一天好，好去投张票，”她抱怨地说。说着话，她把铁青色的浓密的头发挽了个髻。然后走到走廊上给鸟笼换水。
罗贝托·阿希斯躺在刚才女儿睡觉的躺椅上。用手垫着后脑勺，一双无神的眼睛瞧着身着黑衣、骨瘦如柴的母亲在和小鸟儿悄悄地低语。小鸟浸到冷水里，欢快地扑棱着翅膀，把水溅了老太太一脸。阿希斯寡妇换完水，扭过脸来，心神不安地打量着自己的儿子。
“你上山去了？”她说。
“没去，”儿子说。“有些事要办。”
“礼拜一再走吧。”
罗贝托·阿希斯用目光表示同意。这时候，一个赤着脚的黑人女仆领着小女孩儿穿过堂屋，送孩子到学校去。阿希斯寡妇站在走廊上，一直等到她们走出去。随后，她向儿子打了个手势，罗贝托·阿希斯跟着她来到宽敞的卧室里。电风扇还在呼呼地吹着。老太太疲惫不堪地一屁股跌坐在电风扇前的破旧的藤摇椅上。在刷过浆的洁白的墙壁上悬挂着九个镶黄铜花边的镜框，里面放着几个人童年时的照片。罗贝托·阿希斯躺在那张华丽的床上。照片上有些人就是郁郁不乐地老死在这张床上的，其中就有罗贝托·阿希斯的父亲。他是去年十二月去世的。
“出了什么事啦？”寡妇问。
“你相信人们说的话吗？”罗贝托·阿希斯反问了一句。
“到我这把年纪，什么话都得信啊，”寡妇回答说。接着，又淡淡地问道“：人们说些什么？”
“说蕾薇卡伊莎贝尔不是我亲生女儿。”
寡妇在摇椅上慢慢地摇晃起来。“按说她的鼻子长得可象阿希斯家的人，”她说。沉吟了一会儿，又漫不经心地问：“是谁说的？”罗贝托·阿希斯用牙咬着手指甲。
“有人贴了一张匿名帖儿。”
寡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儿子的黑眼圈并非是长年失眠的结果。
“匿名帖儿又不是人，”她果断地说。
“不过，匿名帖儿上说的正是人们在纷纷议论的，”罗贝托·阿希斯说“，虽然你也许不知道。”
其实，多年来镇上对她家有些什么议论，老太太是一清二楚的。象她这样的家里，到处都是女仆、干女儿、受保护的女人，上年岁的、年纪轻的都有，即使把她们统统关在卧室里，也难免要引起街谈巷议，流言蜚语。当年，在创建这个镇子的时候，阿希斯家的人不过是些猪倌而已。他们个个都好惹事生非，仿佛生下来就是为了叫人背后议论的。
“人们说的话虽然你听见了，”她说，“可那不一定都是真的。”
“蒙特罗家的罗莎莉奥和巴斯托尔一块睡觉，这件事谁不知道？”他说。“巴斯托尔最后那首歌就是献给罗莎莉奥的。”
“大家伙说是那么说，可是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寡妇反驳
说。“现在倒好，大家都知道了，那首歌是献给玛戈特·拉米蕾丝的。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这件事只有他们俩和巴斯托尔的母亲知道。要是他们不那么死乞白赖地保守秘密，就好啦。唉，咱们镇上也只有这么一件事没透出风来。”
罗贝托·阿希斯飞快地瞥了母亲一眼。“今天上午，有一阵子我以为自己活不成了，”他说。看上去，寡妇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
“阿希斯家的人都爱争风吃醋，”她说，“真是家门不幸啊。”母子俩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工夫。快四点了，气温开始下降。罗贝托·阿希斯关上电风扇，整栋房子顿时充满了女人的说话声和小鸟儿的啁瞅声。
“把床头柜上那个药瓶递给我，”寡妇说。
她吃了两粒象人造珍珠一样的圆滚滚的灰白色药丸。然后把药瓶交还给罗贝托·阿希斯，说：“你也吃两丸吧，能让你好好睡上一觉，”罗贝托·阿希斯用母亲杯里剩下的水送下两丸药到肚子里，把脑袋斜倚在枕头上。
寡妇舒了口气，沉思了片刻。她心里想着镇上那五六户和她家处境相似的人家，嘴里说：
“这个镇倒楣就倒在男人都得去上山，女人单独留在家里，”这句话听上去，仿佛全镇居民都是如此似的。
罗贝托·阿希斯渐渐地进入梦乡。寡妇眼瞅着他胡子拉碴的下巴和高耸的长鼻子，不由得想起了谢世的丈夫。阿达尔贝托阿希期也经历过这样的绝望时刻。他是个身材高大的山民，一生当中只有一次戴过赛璐珞的假领，而且总共只戴了十五分钟，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如今还摆在床头柜上。据说，就在这间卧室里，他杀死了一个同他老婆睡觉的男人，随后又把他偷偷地埋在院子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阿达尔贝托阿希斯曾经用猎枪打死过一只长尾猴。当时，阿希斯太太正在换衣服，这只猴子蹲在卧室的房梁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她。猴子死了四十年了，可是流言一直未得更正。
安赫尔神父顺着坡度很陡的楼梯一级一级地往上走。在二楼走廊的墙上挂着几支步枪和子弹带。走廊尽头，一个警察仰面朝天躺在行军床上。他看书看得入了神，直到听见有人向他打招呼才发现神父进来了。他把杂志一卷，翻身坐了起来。
“看什么呐？”安赫尔神父问。
警察给他看了看那本杂志。
“《特利与海盗》。”
神父用眼扫视了一下那三间钢骨水泥的牢房。牢房没有窗户，朝走廊的一面有个栅栏门，门上的铁柱又粗又大。在中间的牢房里，还有一名警察，穿着短裤，叉开两腿，躺在吊床上睡得挺香。另外两间牢房里空荡荡的。安赫尔神父向警察打听塞萨尔·蒙特罗关在什么地方。
“在那边，”警察用下巴指了指一扇紧闭着的房门说。“那是局长的房间。”
“能和他谈谈话吗？”
“不行，不准他和外界接触，”警察说。
神父没再坚持。他只是问了问犯人目前情况如何。警察回答说，把他安置在警察局最好的房间里，阳光充足，还有自来水。可是，他已经二十四小时没吃东西了。镇长派人从饭店里给他送饭，他就是不肯吃。
“他是怕人家给他下毒药，”警察最后说。
“你们本来应该从他家里给他打饭，”神父说。
“他不愿意别人去打扰他老婆。”
神父嘟嘟哝哝地好象自言自语地说：“这件事我去和镇长谈谈。”他打算朝走廊的尽头走去，镇长派人在那里修了一间装有钢铁甲板的办公室。
“他不在，”警察说。“这两天他牙疼，一直呆在家里。”安赫尔神父去拜访镇长。镇长精神委顿地躺在吊床上，床边的椅子上放着一罐盐水、一包止痛片，还有子弹带和手枪。镇长的腮帮子还在发肿。安赫尔神父把一把椅子挪到床跟前。
“找人把牙拔了吧！”神父说。
镇长漱完口，把盐水吐到便盆里。“说说容易，”他把头俯在便盆上说。安赫尔神父明白他的意思，低声说道：“要是您同意的话，我可以去跟那个牙匠说一说，”神父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又仗着胆子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就象头骡子，”镇长说，“早晚得给他几枪，把他脑袋打成漏勺。到那时候，我们俩就疼得差不离了。”
神父眼瞅着镇长走到水池边上。镇长拧开水龙头，把红肿的脸颊放在凉水底下冲了一阵，觉得舒服多了。然后，嚼了一片止痛片，用手捧起自来水，喝了一口。
“说真格的，”神父坚持说“，我可以去找牙匠说说。”镇长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随您的便吧，神父。”
镇长仰面躺在吊床上，闭目养神，两手放在后脑勺上，气哼哼地直喘粗气。牙不那么疼了。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只见神父坐在吊床旁边默默地注视着他。
“您又要为镇上哪一位说话呀？”镇长问。
“塞萨尔·蒙特罗，”神父开门见山地说“，他需要做忏悔。”
“眼下他不能和外界接触，”镇长说。“等明天预审之后，他可以向您仟悔。星期一得把他押送走。”
“要关押四十八小时，”神父说。
“哼，这颗牙折磨我两个礼拜了，”镇长说。
在幽暗的房间里，蚊子开始嗡嗡地叫起来。神父朝窗外望了一眼，只见一片绯红的云彩飘浮在小河的上空。
“那，吃饭的问题呢？”神父问道。
镇长下了床，把阳台的门关好。“我已经尽到责任了，”镇长说，“他既不愿意别人去打扰他的老婆，又不肯吃饭店里做的饭，”说着，镇长在房间里喷洒开杀虫水。神父用手在口袋里摸手绢，害怕被药水呛得打喷嚏。没找到手帕，却摸到了一封揉皱的信。“哎呀！”神父喊了一声，连忙用手指把信胡噜平。镇长停了下来，神父用手捂住鼻子，已经来不及了。他一连打了两个喷嚏。“有喷嚏，尽管打吧，神父，”镇长说。接着，微微一笑，又加重语气说：“咱门是讲民主的嘛！”
安赫尔神父也笑了。他拿出封好的那封信，说：“我忘了把信交给邮局了。”神父从衣袖里找到手绢，擦了擦被杀虫水刺激得发痒的鼻子。他还在想着塞萨尔·蒙特罗。
“这种做法等于叫他挨饿，”神父说。
“那是他自讨苦吃，”镇长说，“我们也不能把饭强塞到他嘴里去。”
“我最担心的还是他的心灵，”神父说。
安赫尔神父用手绢捂住鼻子，两眼瞅着镇长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地打药水。等镇长打完药水，他又说：“他害怕人家给他下毒药，这说明他的心灵十分不安。”镇长把喷雾器撂在地上。
“巴斯托尔很讨人喜欢，这一点他很清楚，”镇长说。
“塞萨尔·蒙特罗也讨人喜欢，”神父反驳说。
“可是，被打死的是巴斯托尔啊。”
神父看了看手中的信。这时，天色越发暗淡了，“巴斯托尔都没来得及忏悔忏悔，”神父咕咕哝哝地说。镇长把灯打开，躺到吊床上。
“明天我会好一点儿，”镇长说。“提审后，他可以做忏悔。
您看，怎么样？”安赫尔神父表示同意。“我不过是为了让他心灵得到安宁，”说完话，他神态庄重地站起来，劝说镇长别服太多的止痛片。镇长一面答应着一面叮嘱神父别忘了发信。“还有一件事，”镇长说，“无论如何您得跟那个拔牙的说一说。”他眼望着正在下楼的教区神父，又微笑着说：“事情办成了，大家更能相安无事嘛。”邮电所所长坐在办公室门口，眼瞅着暮色愈来愈浓。安赫尔神父把信交给他，他走进邮电所，拿出一张一角五分钱的邮票，这是寄航空信的邮资，还要缴支援建设的附加邮费。所长用舌头把邮票涸湿了，又去翻腾办公桌的抽屉。路灯亮了，神父把几枚硬币往柜台上一丢，没有告别一声就走了。
所长还在翻腾抽屉。翻了一会儿，他自己也不耐烦了。抄起钢笔在信封角儿上注明：没有五分的邮票。在下面签上字，盖上邮戳。
当天夜里，做完晚祷，安赫尔神父发现圣水池里漂着一只死老鼠。特莉妮达正在洗礼堂里安放老鼠夹子。神父捏着尾巴把老鼠提溜出来。
“你这么干，别人可要倒楣了。”神父拿着死老鼠在特莉妮达眼前晃了晃，对她说。“有的教徒用瓶子装圣水，带回去给病人喝，难道你不知道？”
“这又怎么啦？”特莉妮达问。
“什么怎么啦？”神父说。“这还不简单，病人喝下的圣水里有砒霜。”
特莉妮达告诉神父说他还没把买砒霜的钱给她呢。“那是石膏！”她说。接着，她一五一十地对神父说：她把石膏撒在教堂的犄角旮旯里，老鼠吃了石膏，过一会儿渴得要命，于是跑到圣水池里喝水。石膏遇见水，在胃里就变硬了。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拿钱买砒霜去吧，”神父说。“我可不想在圣水池里再看见死老鼠了。”
办公室里有几位女信徒正在等他，为首的是蕾薇卡·德·阿希斯太太。神父把买砒霜的钱交给特莉妮达，说了声：屋里真热。随后，他站在办公桌旁，对面坐着三位太太，一语不发地等着神父。
“有话请讲，尊敬的夫人们。”
她们互相望了望。蕾薇卡·德·阿希斯太太打开那把日本山水画折扇，直截了当地说：
“就是为了匿名帖儿的事儿，神父。”
她象给小孩儿讲神话故事似的，用委婉的语气讲述了镇上居民的惊恐心情。她说：巴斯托尔之死固然“完全是个人的事”，但是所有体面人家无不感到必须过问匿名帖儿的事儿。
年纪最大的阿达尔希莎蒙托娅拄着阳伞，把话说得最明白：
“我们这些信仰天主教的妇女们决定干预这件事。”
安赫尔神父琢磨了一小会儿。蕾薇卡·德·阿希斯长长地吐了口气。神父暗自问道：这个娘儿们怎么会散发出这样一股热烘烘的香味儿。你看她，混身下珠光宝气，花枝招展，白腻腻的皮肤照得人眼花缭乱，她长得多么丰满啊！神父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
“依我看，”他说，“对那些乌七八糟的话，我们不必介意。应该站得高一些，象以往一样还是遵照上帝的意旨办事。”
阿达尔希莎蒙托娅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另外两位太太不同意，她们觉得，“长此以往，这种灾难定将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这当儿，电影院的高音喇叭一颤一颤地响起来了。安赫尔神父用手拍了拍前额。“对不起，”说着，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找出教会审查过的电影目录。
“今天放什么电影？”
“《空中大盗》，”蕾薇卡·德·阿希斯说“，是一部战争片。”安赫尔神父按照字母的顺序，用食指点着长长一串经过批准的电影目录往下找，嘴里嘟囔着一个个电影片名。翻过一页，他停下来说：
“《空中大盗》。”
找到片名后，神父又用食指顺着横的方向查找对该片的道德评价。这时候，高音喇叭里响起了影院老板讲话的声音（本来应该放唱片的）。老板宣布：由于气候不好，影片暂停放映。屋里的一个女人补充说，观众们提出如果影片放映不到一半因雨停映，他们就要求退票。因此，老板才决定干脆不演了。
“太可惜了，”安赫尔神父说，“这部影片对大家都有教益。”他合上电影目录，又接着说：
“我过去说过，咱们镇上的人都是遵守教规的。记得十九年前我来接管这个教区的时候，曾经有十一户有地位的人家公开姘居。如今只剩下一户了。但愿这一户也维持不久。”
“我们这回来，不是为了自己，”蕾薇卡·德·阿希斯说，“那些可怜的人们……”
“不必担心，”神父没容她把话打断，又继续说下去，“应该看到咱们镇上的变化。那个时候，曾经来过一个俄国舞女，在斗鸡场专门为男人演出一场。演到最后，她居然把身上穿的衣服来个大拍卖。”
阿达尔希莎蒙托娅打断神父的话说：
“是有那么回事。”
是的，她确实记得人们传说的那件丑闻。当时，那个舞女脱得赤条条的。一个老头子在走道上大嚷大叫起来，随后跑到最高一层台阶，冲着观众撒尿。据说，其他观众也纷纷仿效。在一片狂呼乱叫中，你冲着我撒尿，我冲着你撒尿。
“现在，”神父接着说，“事实证明，咱们镇上的人是最听教区的话的。”神父固执地坚持他的主张。他谈到在同人类的弱点和缺陷作斗争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困难时刻，直讲得几位虔诚的太太热得再也听不进去了。蕾薇卡·德·阿希斯又打开了折扇。这时候，安赫尔神父才发现原来那股香味是从扇子里出来的。在憋闷人的房间里，檀香味儿几乎凝固起来，经久不散。神父连忙从袖子里掏出手绢，捂上鼻子，免得再打喷嚏。
“此外，”神父接着说，“这座教堂在整个教区里是最破旧不堪的，几口钟全都裂了，教堂里到处是老鼠。这还不是因为我把全副精力都用在提倡道德和良好风尚了吗。”
他解开衣领上的扣子。“物质劳动，那是任何一个青年人都能干的，”说着，他站了起来，“而培养道德观念，则需要坚持多年，需要多年的经验。”蕾薇卡·德·阿希斯抬起那只仿佛透明的纤手她手上戴着结婚戒指，上面镶有一块碧绿的翡翠。
“正因为如此，”她说，“我们才认为这些匿名帖儿会使您前功尽弃。”那位一直沉默不语的妇女乘这个空当儿说了一句：
“此外，我们还认为，现在咱们这里正在休养生息，眼下这场灾难恐怕不大有利。”安赫尔神父从柜子里找出一把扇子，不慌不忙地扇了起来。
“这两件事毫不相干，”神父说。“我们经历了一个政治上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家庭的道德并没有改变。”
他站在三位妇女面前说：“再过几年，我要向主教区报告：这里已经是个模范镇了。现在只差派一位年轻有为的人到这里来，兴建本教区最好的教堂。”他十分疲乏地向大家躬身施了一礼，又高声说道：
“到那时，我就可以告老还乡，心地坦然地告别众生。”
这句话立时引起三位太太的反对。阿达尔希莎蒙托娅代表大家说：
“这里就是您的家乡，神父，我们希望您一直呆到最后一分
钟。”
“要是想兴建一座新教堂，”蕾薇卡·德·阿希斯说“，我们马上可以开始募捐活动。”
“办事总得按部就班嘛，”神父回答说。
过了一会儿，他换了一种口气说：“另外，我不想上了年纪还在教区任职。我可不愿意象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那样。这位人称‘卡斯塔涅达伊蒙特罗祭坛圣餐’的神父曾经向主教报告说，在他的教区里，死鸟象暴雨一样地往地上掉。主教派人去调查，看见他在广场上和孩子们玩‘侦探拿贼’呐。”几位太大听了这番话，有些莫名其妙。
“他是谁呀？”
“就是在马孔多接替我的那位教区神父，”安赫尔神父说。
“他整整一百岁了。”
早在九月底，人们就预料到今年冬天天气一定十分恶劣。到了周末，老天果然大逞淫威。星期日，滚滚的河水泛滥开来，在低洼地区横行肆虐。这一天，镇长一直躺在吊床上，嘴里咀嚼着止痛片。
直到星期一清晨，冬雨才小下来。镇上的人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把一切安排就绪。弹子房和理发馆一大早就开张营业了，可是多数人家直到十一点才打开大门。不少住户把家搬到高地去。乱哄哄的人群把房基柱拔出来，把篱笆墙和棕榈叶苫顶的简陋房屋一起搬走。卡米查埃尔先生是第一个看见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的。
卡米查埃尔先生打着雨伞，躲在理发馆的房檐底下，观看人们辛辛苦苦地搬家。理发师说了句话才把他惊醒过来。
“还不如等雨住了再搬呢，”理发师说。
“这场雨，两天也住不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着把伞落下来。“我的脚鸡眼儿有这种预感。”
搬房子的人两脚踏着泥，泥水没到脚脖子，走起路来磕磕绊绊地直往理发馆的墙上撞。卡米查埃尔先生趴在窗户上往一间拆开的屋子里看了看，整个卧室搬得空空如也。他顿时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看天色，似乎刚到清晨六点。但是，卡米查埃尔先生肚子里咕咕直叫，他知道马上要到十二点了。叙利亚人摩西请他到店里坐一坐，等雨停了再走。卡米查埃尔先生又说了一遍他对天气的预感，还说二十四小时之内雨是不会停的。他刚要朝隔壁那家的边道上跳过去，迟疑了一下又站住了。一伙青年人在玩打仗，把一个泥球扔在附近的墙上，离他那条新烫平的裤子只有几米远。叙利亚人埃利亚斯拿着一把扫帚从店里出来，嘴里咕哝着阿拉伯语夹杂着西班牙语，吓唬那群小伙子。
小伙子们乐得直蹦。
“土耳其佬，大浑蛋。”
卡米查埃尔先生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还好，没有弄脏。他索性又把伞落下来，走进理发馆，径直坐到椅子上。“我一向逢人就说，您这个人非常谨慎，”理发师说。理发师把一条围布系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卡米查埃尔先生闻到一股熏衣草味儿，这股味儿跟牙匠那的来苏水味儿一样，他一闻见就感到呛鼻子。理发师从后脖子起动手给他剪头发。卡米查埃尔先生有点儿不耐烦，眼睛到处寻找着，打算找点东西看看。
“有报纸吗？”
理发师手不停歇地回答说：
“全国除了官方报纸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只要我还有口气，这路报纸就甭打算进我的店里。”
卡米查埃尔先生只好低下头欣赏自己那双开了绽的皮鞋。看着看着，理发师突然向他打听起蒙铁尔寡妇的情况。卡米查埃尔先生刚从寡妇家里来。过去，他给唐切佩蒙铁尔当过多年的账房。自从蒙铁尔先生谢世以后，他便负责照管寡妇家的生意。
“还住在那儿，”他说。
“一个自杀了，”理发师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地呢，全归了她一个人。这片地，骑着马五天五夜也走不出去。八成她占了十个市的地盘吧。”
“三个，”卡米查埃尔先生说。说完，又把握十足地加上一句：“她可是世间第一个大好人啊。”
理发师转身到梳妆台前刷梳子。卡米查埃尔先生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山羊脸，他心里想凭这副长相人们也不会敬重他。理发师看着他那副尊容，说：
“这笔生意做得可真漂亮：我的党上台执政；警察扬言要杀尽我的政敌；我呢，买下他们的土地和牲畜，价钱还得随我定。”卡米查埃尔先生低下头。理发师接着给他剪头发。“大选一过，”他最后说，“我成了三个市的主人，而且没有竞争的对手。即使换了政府，我还是稳操印把子。所以我说，这笔生意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连造假票子也赶不上。”
“早在这些政治变动以前，何塞·蒙铁尔已经是个有钱人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时候，他穿着短裤坐在家门口，那间房子还赶不上鸽子窝大，”理发师说。“九年前，他才第一次穿上鞋子，这可是有凭有据的。”
“即使如此，”卡米查埃尔先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蒙铁尔的事和寡妇也毫不相干。”
“她那是装糊涂，”理发师说。
卡米查埃尔先生抬起头来，把系在脖子上的围布解开，让血脉流通流通。“我平时宁愿叫我老婆给我理发，”他没好气地说。“她一不要钱，二不谈政治。”理发师把他的脑袋往前推了推，一声不吭地又干起活儿来。他不时地把剪子空剪几下，表示他的技
术十分娴熟。卡米查埃尔先生听见街上一片嘈杂声，朝镜子里望了望，只见搬家的妇女和小孩儿们拍着家具和用具从理发馆门口走过去。他恨恨地说：
“眼下正在闹灾，你们还死抱住政治上的宿怨不放。一年前政治迫害就停止了，如今你们还在议论这些。”
“把我们这些人丢在一边不管，这也是一种迫害嘛！”理发师说。
“现在并没有人用棍子打我们呀，”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让我们听老天爷的摆布，这也是一种打法。”卡米查埃尔先生发火了。
“这全是报纸上的谣言，”他说。
理发师不吭气了。他在加拉巴木果壳里弄了点肥皂，用小刷子把肥皂沫抹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梗子上。“我这个人，有话憋不住，”他自我解嘲地说。“再说，象您这样的公道人也不是天天能碰上的。”
“一个人得要养活十一个孩子，还能不公道，”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是，那是，”理发师说。
他把剃刀在手掌上蹭得“刺刺”响。默不作声地给卡米查埃尔先生刮了刮脖梗子，用手指抹掉肥皂沫，在裤子上揩揩手。最后，用一块明矾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擦了擦。直到理完发，他没再说一句话。
卡米查埃尔先生系领扣的时候，发现里面墙上贴着一张纸条：“莫谈国事”。他把肩膀上的碎头发抖落掉，把雨伞挎在胳臂上，指着纸条问道：
“怎么不把它撕下来？”
“那不是为您贴的，”理发师说。“您是位公道人，我们都这么认为。”这一回，卡米查埃尔先生毫不犹疑地跳上了便道。理发师目送他拐过墙角，又把目光转向那条混浊的、汹涌的河流。雨停了。一片浓云一动不动地堆在小镇的上空。快一点钟的时候，叙利亚人摩西走进店来。他抱怨说：脑瓜顶上的头发不住脱落，脖梗子上的头发又长得出奇的快。
每到星期一，摩西都来理发。平时，他总是耷拉着脑袋，用阿拉伯语打呼噜，理发师则在一边大声地自言自语。可是今天理发师向他提出个问题，把他惊醒了。
“您知道，谁来过？”
“卡米查埃尔，”叙利亚人说。
“就是那个缺了八辈德的黑人卡米查埃尔，”理发师一字一顿地说。“我恨透这种人了。”
“卡米查埃尔根本不算人，”叙利亚人摩西说。“大概是三年前吧，他连双鞋都买不起。要是论起政治，他可精到家了，闭着眼都能算账。”
摩西把下巴抵在胸前，又打起呼噜。理发师交叉着两臂站在摩西面前说：“我说你这个土耳其臭狗屎，说说看，你到底和谁站在一边？”叙利亚人不动声色地说：
“和我自己呐。”
“这就不好了，”理发师说。“最起码您不该忘记您那位老乡埃利亚斯的儿子给唐切佩蒙铁尔打断过四根肋骨。”
“那得怨埃利亚斯倒楣，谁让他儿子参与政治的！”叙利亚人说。“现在，小伙子舒舒服服地在巴西跳舞，切佩蒙铁尔呢，早完蛋了。”
镇长牙疼得一连折腾了好几个晚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离开家之前，他把右半边脸上的胡子刮了刮，左半边脸已经八天没刮了，也只好如此。然后，穿上干净的军服和锃亮的漆皮靴子，趁着天不下雨，下楼到饭店去吃午饭。
餐厅里空无一人。镇长穿过几张四方餐桌，来到餐厅尽头，找个最僻静的地方坐下。
“来人哪！”他喊道。
一位年轻姑娘应声走过来。她穿着合身的短短的衣服，挺着丰满的胸脯。镇长点了菜，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姑娘走回厨房的时候，顺便打开了放在餐厅尽头托板上的收音机。电台正在播送新闻节目，引用了头天晚上共和国总统发表的演说，接着宣读了又一批禁止进口的商品单子。播音员的声音渐渐占据了整个房间，屋里愈发显得热了。姑娘端上汤来的时候，看见镇长正用军帽忽打忽打地在扇风。
“我听收音机也爱出汗，”姑娘说。
镇长开始喝汤。他一向认为：这家偏僻的饭店只有过往客商偶尔前来光顾，和镇上其他地方一定有所不同。的确，这家饭店比小镇建得还早。从内地来收购大米的商人，一到晚上便在那个破旧不堪的木头搭的平台上玩纸牌，等到清晨凉快下来再去睡觉。当年，这家饭店周围几十里没有一个市镇。在最后一次内战期间，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前往马孔多谈判投降条款的途中，曾在这个平台上睡过一夜。当时就是这所木板墙和锌板屋顶的房子，就是这个餐厅和用纸板墙隔开的住房，只是没有电灯和卫生设备。据一位老顾客说，直到本世纪初，餐厅里还挂着各式各样的假面具，供顾客选用。客人戴上假面具，就公然在大庭广众前蹲在院子里大小便。
为了把汤喝下去，镇长不得不解开领扣。新闻节目之后，播送了一段广告，词句都是合辙押韵的。接下去是一段动人心弦的音乐节目。一个热恋着的男人用甜美的嗓音唱道：为了追求一位女士，他要把世界翻个个儿。镇长一边等着上菜，一边凝神静听。猛然间，他看到饭店对面走道两个小孩儿，手里拿着两把椅子和一把摇椅，后面跟着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拿着锅、木桶以及其他家什。镇长走到门口，喝道：“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偷来的？”
两个女人停下脚步。那个男人解释说，他们要把家搬到高处去。镇长问搬到什么地方去。那个男人用帽子朝南指了指：
“那边高地上，我们花了三十比索从唐·萨瓦斯那儿租了块地。”
镇长审视了一下那些家具，全是穷人家的东西：一把快散架的摇椅，几口破锅。他想了想，最后说：
“把这些东西，还有那些破烂玩意儿都搬到公墓旁边的空地上去。”那个男人一下子愣住了。
“那儿是公家的地方，不用你们花一分钱，”镇长说。“镇里把那块地送给你们了。”
随后，他转过脸来对着那两个女人说：“你们去告诉唐·萨瓦斯，就说是我说的，叫他不要趁火打劫。”
这顿午饭，镇长根本没尝出什么滋味儿来。他点着一枝烟，吸完了又用烟蒂点上另一枝，把胳臂肘支在桌子上沉思良久。这时，收音机还在播送伤感的音乐节目。
“您在琢磨什么？”姑娘边收拾空盘子边问。
镇长连眼皮也没抬一抬。
“我在想着这些可怜的人。”
镇长戴上帽子，穿过饭厅。走到大门口，又车转身来说：
“得把咱们镇弄得体面点儿。”
大街拐角处，有几只狗在进行一场血战，挡住了镇长的去路。在一片狂吠声中，他瞥见一块骨头和几只蹄子，又看到几颗尖利的牙齿。一只狗夹着尾巴把一只蹄子拖走了。镇长闪到一旁，顺着便道朝警察局走去。
一个女人正在牢房里大呼小叫。卫兵趴在行军床上睡午觉。镇长朝床腿儿上踢了一脚，卫兵陡然惊醒过来。“她是谁？”镇长问。
卫兵打了个立正。
“她是贴匿名帖儿的。”
镇长破口大骂，质问他的部下是谁把她抓来的，又是谁下令把她关进牢房的。警察们噜噜苏苏地解释了一大篇。
“你们是什么时候把她抓进来的？”他们是星期六晚上把她关起来的。
“把她放了，你们当中进去一个，”镇长大声吼叫着。“这个女人在牢房里睡觉，可是镇上人一大清早又发现匿名帖儿啦。”沉重的铁门刚一打开，那个头发用小梳子别成大发髻的、高颧骨的中年妇女嘴里嚷嚷着从牢房里奔出来。
“滚你妈的蛋”镇长对她说。
那个女人打开发髻，把又长又密的头发抖了几抖，慌里慌张地奔下楼梯，嘴里喊着：婊子养的！婊子养的！”镇长趴在楼栏杆上声嘶力竭地叫喊道：
“别再拿那些破烂纸跟我捣蛋啦！”
嗓门之大似乎不仅要让那个女人和警察听见，还要让全镇入都听见。
毛毛雨一个劲儿地下。下午，安赫尔神父还是照常到街上散步。离开同镇长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早，神父信步走到遭受水灾的地方。在那里，他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一只死猫漂浮在野花丛中。
回来的时候，天气放晴了。耀眼的太阳烤炙着大地。一条覆盖着油布的驳船顺着凝滞的、纹丝不动的河流朝下游开来。一个小孩儿从一间倒塌了一半的房子里跑出来，嚷嚷着说他从蚌壳里听到了大海的声音。安赫尔神父把蚌壳放在耳边，果然里边有大海的喧嚣声。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坐在自家门前，两手捂着肚子，眼睛盯着驳船，象是出神地欣赏着什么。再往前走过三家，就是商店和摆满杂七杂八的商品的橱窗。门口坐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叙利亚人。黄昏时，绯红的’晚霞展现在天边。隔岸的鹦鹉歌喉婉转，猿猴阵阵哀啸。
各家各户打开了大门。人们聚集在广场的沾满灰尘的杏树下面，有的围在冷饮车的周围，有的坐在碎石路旁斑斑剥剥的花岗岩石块上东拉西扯。安赫尔神父心里想：每天一到这个时候，镇上就奇迹般地变了个模样。
“神父，您还记得集中营里的俘虏吗？”
安赫尔神父虽然没有看见希拉尔多大夫，可是听大夫的话音他能想象得出大夫一定是躲在纱窗后面，脸上露出微笑。至于说到集中营里俘虏的照片，说实在的，他不记得了，不过肯定是看见过。
“请您到候诊室来，”大夫说。
安赫尔神父推开纱门，只见凉席上躺着一个小娃娃，是男是女看不出来。孩子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浑身皮肤焦黄。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背靠着板墙坐在那里。神父没闻到什么邪味儿，但是据他想，那个病人一定是臭气熏天的。
“这是谁？”神父问。
“我的孩子，”女人回答说。她仿佛是自我辩解地又加上一句“：两年前，这孩子便过一次血。”
病人头没有动弹，只把眼睛转向门口。神父不由得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怜悯之心。
“怎么给他治的？”他问。
“这阵子一直给他吃绿芭蕉，”女人说。“这东西挺能止血的，就是他不爱吃。”
“你们应该带他来忏悔，”神父说。话是这么说，可神父心里也没有什么把握。他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用手指搔搔纱窗，把脸贴近窗子往里看了看。希拉尔多大夫正在一个研钵里捣什么东西。
“这孩子是什么病？”神父问。
“我还没给他检查呢，”大夫回答说。然后，他边想边说：
“这就是遵照上帝的意旨降临到人间的灾祸，神父。”神父没有答理他。
“我这辈子见过的死人多了，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象这个可怜的孩子那样面无人色，”大夫说。
神父告辞出来。码头上没有一条船。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安赫尔神父心中明白，看见那个病孩儿以后，他的心境大变。蓦然他想起约会的时间已过，便连忙加快脚步朝警察局走去。
镇长坐在一张折叠椅里，两手撑住头。
“您好，”神父慢吞吞地说。
镇长抬起头来。神父看见他那双血红的眼睛里充满绝望的神情，不禁颤抖了一下。镇长半边脸刚刚刮过，光溜溜的；另外那半边抹着泥灰色的药膏，简直象是泥泞的乱草堆。镇长嗓音嘶哑地“哎哟”了一声。
“神父，我得自己给自己一枪了。”安赫尔神父听了大吃一惊。
“吃那么多止痛片，您一定是中毒了，”他说。
镇长用脚一下一下地猛踢着墙壁，两手揪住头发，狠狠地把脑袋往木板上撞。神父从未见过一个人竟会疼成这个样子。
“那就再吃两片药吧，”他真心实意地把自己头晕时常服的药告诉了镇长。“再吃两片，死不了人。”
这话倒是不假。神父心里明白，面对人类的痛苦，他总是束手无策。神父用眼睛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搜寻着止痛片。屋里靠墙放着六只小皮凳，还有一只玻璃橱，里面塞满尘封灰盖的纸张。共和国总统的画像挂在一枚钉子上。地上到处都是空玻璃纸包，这是止痛片留下的唯一的痕迹。
“药在哪儿？”神父十分焦急地问。
“对我一点也不管用，”镇长说。
教区神父走到镇长身边，又问：“告诉我，药在什么地方？”镇长猛一挺身，安赫尔神父只见在自己眼前几公分的地方有一张庞大的狰狞的面孔。
“他妈的，”镇长喊道“，我说过了，别再缠着我。”他把一只小凳举过头顶，使尽浑身力气朝玻璃橱砸过去。安赫尔神父一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他看到玻璃被砸得四处飞溅，这才明白过来。这时，镇长在一团尘雾中慢慢安静下来。屋里一片死寂。
“中尉，”神父喃喃地说。
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出现在走廊门口。镇长熟视无睹地扫了他们一眼，象只猫似的呼呼地喘着气。警察们把枪放下，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安赫尔神父扶着镇长的胳臂，把他搀到折叠椅上。
“止痛片在哪儿？”神父固执地问。镇长合上眼睛，脑袋往后一仰。“我再也不吃那些鬼玩意儿了，”他说，“吃得我耳朵嗡嗡直响，脑门子都木了。”这时，疼劲儿过去了，他扭过头来问神父：
“您跟牙匠说了吗？”
神父默默地点了点头。镇长从神父的表情上已经猜出谈话的结果。
“您干吗不跟希拉尔多大夫说说？”神父建议说。“有的大夫也会拔牙。”
镇长迟疑了一下，回答说：“他会说没有钳子，”说罢，又添上一句：
“都在跟我作对。”趁着这阵儿牙不疼，镇长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整个一下午可把他折腾得够呛。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屋里已经黑了。镇长低垂着眼没有看神父，嘴里说：
“您是为塞萨尔·蒙特罗来的罗。”
神父没有答话。“我疼成这个样子，啥也干不了啦。”说着，镇长站起身来，开开电灯。一群蚊虫从阳台一拥而入。时间过得这么快，安赫尔神父不禁吃了一惊。
“时间都过去了，”他说。
“不管怎么样，星期三得把他押走，”镇长说。“明天把该办的事办完，下午让他忏悔。”
“几点钟？”
“四点。”
“下雨也照常进行？”
镇长横了神父一眼，这一眼把两个礼拜以来牙疼积下的烦躁全都发泄出来了。
“天塌下来也照办不误，神父。”
镇长牙疼得很厉害，吃止痛片也不行。他把吊床挂在住室的阳台上，本想趁晚上凉快好生睡一觉。还不到八点，又疼得撑不住了。他下了楼，来到广场。广场上，一股股热浪憋得人昏昏欲睡。
在广场周围到处转了转，没有遇见什么意外的事。牙依然疼得要命。镇长走进电影院。这下子可糟了。战斗机的嗡嗡声震得他格外疼痛。看了不到一半，就离开电影院，来到药铺。这当儿，唐·拉洛莫·斯科特正要关门。
“有什么治牙疼的药给我来点儿，劲儿愈大愈好。”药铺掌柜用惊讶的目光瞧了瞧他的面颊。然后，穿过两排摆满药瓶（每个瓷瓶上都用蓝色字母标着药名）的玻璃柜，走到药房里面。镇长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这个后脖子又粗壮又红润的家伙一准在幸灾乐祸。镇长很了解他。药铺后面是两间住房。他老婆——一个肥胖的女人——已经瘫痪多年了。
唐·拉洛莫·斯科特拿着一个没有标签的瓷瓶回到柜台前，他打开药瓶，瓶里冒出一股甘甜的草味儿。
“这是什么？”
药铺掌柜把手指头伸进药瓶里去，摸着瓶里的干草籽。“这叫独行菜，”他说。“您好好嚼一嚼，一点一点地把汁子嘬出来。治瘀血红肿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他把几粒草籽倒在手掌心，从眼镜上边望着镇长，说：
“把嘴张开。”
镇长往旁边躲了躲。他把药瓶转了一下，发现上面什么字也没写，又用眼睛盯住药铺掌柜。
“随便给点西药吧，”他说。
“什么西药也赶不上这个，”唐·拉洛莫·斯科特说。“这药可管用了，这个土方子在老百姓当中流传三千年了。”
他找了张报纸，裁下一小片，把独行菜籽包好。动作很认真，态度很亲切、很和蔼，好象舅父给外甥叠纸鸟儿。包好包儿，他笑吟吟地抬起头来。
“您怎么不拿走啊？”
镇长没有答腔。他拿出一张钞票，没等找钱就离开了药铺。
半夜过后，镇长还在吊床上辗转反侧，不敢嚼菜籽。约摸十一点钟光景，天气正热得出奇，突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继而转成毛毛细雨。镇长浑身发烧，四肢无力。身上出的汗冷冰冰、粘乎乎的，还一个劲地发抖。他趴在吊床上，张着嘴，默默地做祈祷。越祈祷，肌肉越紧张，最后竟然抽起筋来。镇长心里明白，虽然他很想靠近上帝，可是牙疼拉得他离开上帝越来越远。他索性登上靴子，睡衣外面罩上雨衣，径直朝警察局走去。
镇长大喊大叫地闯进警察局。警察们似睡非睡地正在做噩梦。听见喊声，你挤我撞地跑到走廊上，摸着黑找武器。灯亮了，他们衣冠不整地等着镇长下命令。
“冈萨莱斯、罗维拉、佩拉尔塔，”镇长喊道。
被点到名字的三名警察走出队伍，来到中尉身旁。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混血种人，看不出镇长究竟为什么要点他们三个人。三个人当中，第一个人满脸稚气，剃着光头，身穿一件法兰绒上衣。另外两个人穿着军服，没有系扣，露出里面穿的法兰绒上衣。
他们三个不知道要去执行什么任务，只是跟在镇长后面，三步并做两步地跳下楼梯，排成一行离开警察局。他们冒着蒙蒙细雨穿过大街，在镶牙铺门前停下来。警察用枪托猛砸两下，把大门砸破了。等到前厅灯亮，他们已经进到铺子里。一个身材矮小的秃头男人从后面门里走出来。他只穿了一条短裤，露出浑身的腱子肉，张着嘴，举起一只胳臂，正要穿浴衣。一看来人，立时愣住了，仿佛看到摄影师的闪光灯刷地一亮似的。紧接着，他朝后一闪，正好撞在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的妻子身上。
“站住”中尉一声断喝。
那个女人“哎呀”了一声，用手捂住嘴，转身跑回卧室。牙匠用手系着浴衣的带子，走到前厅。这时，他才认出那三个把枪对准他的警察和镇长。镇长的身上直往下滴答水，两手插在雨衣兜儿里，静静地站在那里。
“你老婆要是胆敢离开屋子，我就下令开枪，”中尉说。
牙匠抓住屋门的把手，冲里面说：“喂，听见了吗，我说。”他轻手轻脚地关上卧室门，然后朝镶牙室走去，乌黑的枪口通过褪色的藤制家具一直在瞄准着他。两名警察先牙匠一步来到镶牙室门口。一个警察拧亮电灯，另一个径直走到手术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
“还该有一枝，”镇长说。他跟在牙匠后面，最后一个走进镶牙室。两名警察迅速地、认真地在搜查，另一名守在门口。他们倒翻了手术台上的工具箱，把石膏模、没做完的假牙零散的牙齿、金牙套撒得满地皆是，把玻璃柜里的瓷瓶全部倒空，用刺刀喊哩喀喳挑破了牙科专用椅上的橡胶枕头和转椅上的弹簧座儿。
“是支‘三八式’的大枪，长筒的，”镇长进一步说。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牙匠。“最好你还是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枪放在哪儿啦，”他说。“我们可不是来抄家的。”从牙匠那双躲在金丝架眼镜后面的细长的无神的眼睛里，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反正不着急，”牙匠平心静气地回答说，“只要你们各位高兴，尽管继续翻腾。”
镇长思索了一下。他再次查看了查看这间用粗糙的木板搭起的房子，然后朝椅子走过去，同时三言两语地向手底下的人吩咐了一番。一名警察守着通到街上的大门，另一名守在镶牙室门口，第三名把守窗户。镇长在椅子上坐好，把湿淋淋的雨衣扣子扣上，只觉得周围都是冷森森的利刃在卫护着他。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屋里空气稀薄，充满木馏油味儿。镇长把头靠在枕垫上，尽量把呼吸放匀。牙匠从地上拣起几件工具，放到锅里煮沸。
牙匠背对着镇长，两眼欣赏着酒精灯的蓝色火焰。那股稳当劲儿，就象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似的。水开了以后，他用张纸垫着锅把儿，把锅端到椅子边上。一个警察挡住了他的去路。牙匠把锅放下，从水蒸汽上面看了看镇长，说：
“你叫这个刽子手站到不碍事的地方去。”
镇长一摆手，那个警察离开了窗口，让牙匠朝椅子走过去。那警察把一张椅子挪到墙根，叉开两腿坐了下来，枪放在大腿上，还在紧张地监视着。牙匠拧亮灯。乍一看强烈的灯光，镇长觉得眼花缭乱，连忙闭上眼睛，把嘴张开。牙已经不疼了。牙匠找到病牙，用食指扒开发肿的腮帮子，另一只手转动着活动灯。眼瞅着病人急剧地喘气，他连理都不理。牙匠看了一会儿，把袖子卷到胳臂肘，准备动手拔牙。镇长一把抓住了他的腕子。
“麻药呢？”镇长说。？他们俩的目光第一次相遇了。
“你们杀人，历来不用麻药，”牙匠轻轻地说。
镇长用手扣住手枪的扳机，只是干着急却挣脱不开。“把安瓿拿过来，”他说。站在屋角上的那个警察用枪口对准了他们。
镇长和牙匠都听见拉枪栓的声音。
“告诉您，没有麻药，”牙匠说。
镇长松开了牙匠的手腕。“应该有嘛，”他一面反驳着，一面无可奈何地看了看散落在地上的东西。牙匠用同情的眼光看着镇长。然后，把镇长的脑袋推到枕垫上，第一次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他说：
“甭胆小，中尉。肿成这个样子了，上麻药也不顶用。”镇长度过了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之后，全身肌肉松弛下来，他筋疲力尽地瘫软在椅子上。潮气在天花板上留下的乌黑的水印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一辈子也忘却不掉。他听到大夫在洗手池洗手，把手术台上的抽屉放回原处，默不作声地捡起丢在地上的一些物件。
“罗维拉，”镇长叫道，“你叫冈萨莱斯进来，把地上的东西收拾好，放回原来的地方。”
警察开始收拾东西。牙匠用镊子夹起一块棉花，在一种铁青色的药水里沾了沾，放在拔掉牙的牙肉上。镇长感到表皮上一阵灼热。牙匠把他的嘴合上。镇长两眼望着天花板，竖起耳朵听着警察收拾东西的声音。警察就记忆所及整理着手术室里一件件的小东西。钟楼打了两下。一分钟后，一只石行鸟在细雨的淅沥声中发出报时的鸣叫。又过了一会儿，镇长知道快完事了，用手指了指，吩咐警察回局子里去。这工夫，牙匠一直站在椅子旁边。等到警察出去之后，他把病人牙床上的棉花取下来，用灯往嘴里照了照，又把镇长的下巴合上，把灯推到一边去。全部手术到此结束。这时候，闷热的屋子笼罩着一片少有的空旷的气氛。只有剧院的清洁工在最后一名演员离开时才会有这种空落落的感觉。
“倒楣鬼！”镇长说。
牙匠两手插进浴衣口袋里，向后退了一步，让镇长过去。“我接到上边的命令，叫查抄你的住所，”镇长接着说，眼睛避开灯光，盯住牙匠。“上面指示说，要在你这儿找到军火武器，还有搞全国性阴谋活动的详细文件。他用两只还有点潮湿的眼睛看着牙匠，又说：“我本来想积点德，把命令抛在一边，可是我错了。眼下情况变了，反对派有了保障，大家全都相安无事。唯独你的思想还象个阴谋家一样。”牙匠用袖子擦干净椅垫，把没破的那面儿调到上边来放好。
“你这种态度于本镇大大的不利，”镇长继续说，用手指着椅垫，根本没有注意到牙匠正用沉思的眼光望着他的面颊。“好吧，一切费用由镇政府来付，包括修理临街的大门。要不是因为你这么顽固不化，本来用不着花这笔钱的。”
“您用葫芦巴水漱漱口吧，”牙匠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拿起电报局的字典查找了一会儿，他自己那本字典缺了几个字母。在Pasquino条下，字典上注着：“罗马的一个鞋匠的名字，以讽刺挖苦世人而著称于世。”还有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法官心里想，按照关于这个历史人物的注释，往人家大门上张贴辱骂人的匿名帖儿，恐怕可以叫Marforio8做罪。虽然事情搞得不清不楚，他却并不感到帐然。相反，在翻查字典的两分钟内，他多年来第一次体验到尽职以后心情是多么坦然。
报务员看见阿尔卡迪奥法官把字典放回书架上，插在早已被人丢在脑后的邮政电报条例和规定的汇编当中，便停下手中正在传送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文。然后走到法官身边，一边洗牌，一边邀他再玩一次时髦的游戏：猜三张。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只是抱歉地说：“我正忙着呐，”说完，法官走到热气蒸人的大街上。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还不到十一点钟，心想：这个礼拜二还有不少时间可以利用。
镇长正在办公室里等着法官，要同他商量一个属于道义方面的问题：在最近那次大选当中，警察没收了、撕毁了反对党成员的选民证。如今镇上多数居民没有身份证。
“那些正在搬家的人，”镇长摊开两臂最后说，“连叫什么都不知道。”
阿尔卡迪奥法官看得出来，镇长这两臂一张是想表示他心里感到不好过。其实，镇长的问题非常简单，只要申请任命一位公民身份登记处处长就行了。秘书提出了一个更省事的办法。
“用不着申请，打发人把他叫来就是了，”秘书说。“一年前不是任命过了吗？”
镇长想起来了，一是有这么回事。几个月前，有人通知他委派了一位公民身份登记处处长。当时，他打过一个长途电话，询问应该怎样接待这位官员。上面回答说：“给他几枪算了。”如今命令又变了。镇长两手插在衣袋里，回过头来对秘书说：
“你来起草一份申请书吧。”
劈里啪啦的打字机声给办公室增添了一派忙碌的气氛。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阿尔卡迪奥法官觉得应该找点事干，可一时又想不出干什么。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在手掌里搓了搓，点燃起来。随后，把椅背朝后一仰，仰到最大限度。坐定以后，他猛然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
开口之前，他把词句斟酌了一下，说：
“我要是您的话，就再委任一位检察官。”
没料到，镇长没有立即回答。镇长看了看表，没看清是几点钟，反正离吃午饭的时间还早。“不知道委任检察官需要什么手续，”他冷淡地说。
“过去检察官要由镇议会任命，”阿尔卡迪奥法官解释说。
“眼下是戒严时期，没有议会，您本人有权任命检察官。”
镇长一边听着，一边在申请书上签了字，连看也没看。接着，发表了一些看法，表示很有兴趣。但是，秘书对他的上司建议的任命手续，从伦理学角度提出一些意见。阿尔卡迪奥法官仍然坚持说，这是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办法。
“说得有理，”镇长说。
镇长摘下军帽，当扇子扇。阿尔卡迪奥法官看见他前额上留下一圈帽子印。从镇长扇风的架式来看，他还在琢磨这件事。法官用小指上细长弯曲的指甲掸掉烟灰，又等了一会儿。
“有合适的人选吗？”镇长问。
‘显然，他这话是对秘书说的。
“人选嘛……”法官闭着眼睛重复说。
“我要是您，就委派一个正直的人，”秘书说。法官听出了秘书话里有话。“那当然啦，那当然啦，”说着，他一会儿看看镇长，一会儿又看看秘书。
“你有没有人选……”镇长问。“我还没想出来，”法官沉思着说。
镇长站起来，朝门口走去。“您再想想，”他说。“等水灾过去，咱们再来解决检察官问题。”秘书俯身在打字机上，听到镇长的脚步声走远才直起腰来。
“简直是个疯子，”秘书说。“一年半以前，他们用枪托把检察官的脑袋打了个稀巴烂。现在又到处找人，送人官做。”法官一挺身站了起来。
“我得走啦，”他说。“你这些话，听了叫人直起鸡皮疙瘩。可别倒了我的胃口。”
法官离开了办公室。秘书是个迷信的人，他觉出今天中午有点不吉利。就连上锁他也觉得象是干一件什么犯忌的事。锁好门，连忙逃出来。在电报局门口，秘书赶上了阿尔卡迪奥法官。法官很想弄清楚，“猜三张”的窍门儿是不是可以用在打“派司”上。报务员不肯把秘密说出来。磨到最后，他只同意反复不断地玩几次，看阿尔卡迪奥法官自己能不能瞧出点名堂。秘书也在一旁观看，最后他看明白了。最后那三张牌，阿尔卡迪奥法官连看也不看了。他知道，随便怎么挑，老是那三张，报务员用不着看就还给他，一猜就中。
“跟变戏法一样，”电报员说。
这时，阿尔卡迪奥法官一心只想着怎样才能穿过灼热的大街。最后，他打定主意走过去。一伸手抓住了秘书的胳臂，拉着他一起走去。大街上热得象是浸泡在玻璃溶液里一样。他们快步躲进人行道的阴凉地里。这时候，秘书把“猜三张”的把戏说给他听。其实，非常简单，简单得让阿尔卡迪奥法官都觉得脸上挂不住了。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干脆说吧，”法官突然愤愤地说“，你没去调查那些材料。”秘书迟疑了一阵，心里在琢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啊，太难了，”秘书最后说。“大部分匿名帖儿在天亮以前就被揭掉了。”
“这又是一件猜不透的鬼把戏，”阿尔卡迪奥法官说，“我可犯不上为一张没人看过的匿名帖儿连觉都睡不着。”
“就是嘛，”秘书说着停下脚步，他已经到家了。“让人睡不着觉的倒不是匿名帖，而是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贴一张。”秘书搜集的材料很不齐全，可是阿尔卡迪奥法官还是想看一看。法官记下了发案日期和有关人的姓名。七天之内发案十一起。十一个人之间毫无关系。看到匿名帖儿的人都说，帖子是用油漆刷子写的，蓝墨水，印刷体。大小写用得很乱，似乎是小孩子写的。字母乱七八糟，好象故意写错的。匿名帖儿里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讲的都是早已众所周知的事情。法官正在作出种种揣测，这时叙利亚人摩西从店里喊道：
“您有一个比索吗？”
阿尔卡迪奥法官不明白他什么意思。翻了翻口袋，只有两毛五分钱，还有一枚美国硬币，那是他从大学起带在身边当护身符用的。叙利亚人拿走了那两毛五分钱。
“您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等有了钱再付给我，”说着，他把几枚硬币“当当”地扔进空抽斗里。”已十二点了，我得赶快做祈祷去。”
时钟敲打十二下的时候，阿尔卡迪奥法官抱着许多送给他女人的礼物回到家里。他坐在床上换鞋，妻子拿起一块印花绸裹在身上，幻想着生完孩子以后穿上新衣服该是什么样子。她吻了一下丈夫的鼻子。法官本想躲开，不料她突然向床上扑来，伏在他身上。两个人谁也没动。阿尔卡迪奥法官搂住他女人的后背，感到她鼓鼓囊囊的大肚子热乎乎的，自己的后腰也一个劲地跳动。
她抬起头，咬着牙，喃喃地说：
“等一下，我把门关上。”镇长一直等到最后一家安置完毕。人们花了二十个小时，修好一条宽敞光洁的新马路，马路尽头是公墓的墙壁。镇长肩并肩地和居民一块干活儿，帮他们安放好家具。最后，气喘吁吁地来到附近一家的厨房里。在地上临时砌起的炉子上，一锅汤开得哗哗的。镇长揭开砂锅盖，闻了闻锅里冒出的热气。炉灶旁边站着一个干瘦的女人，瞪着两只和蔼可亲的大眼睛，一言不发地看着镇长。
“做午饭呐，”镇长说。
那个女人没有回答。镇长未经邀请，自己盛了一碗汤。女主人回到屋里，端出一个坐位，放在桌子跟前，让镇长坐下。镇长边喝汤边用又钦佩又惊讶的目光观察着这家的院子。昨天这里还是一块光秃秃的空地，今天已经晾上衣服了，还有两只猪在泥水里滚来滚去。
“你们还可以种上点儿东西，”镇长说。
女主人头也不抬地说：“种什么，猪都会糟踏光的。”接着，她用盘子盛了一块煮得半熟的肉、两块木薯、半只青香蕉，端到桌子上来。尽管拿出这么多东西，她还是尽量装出不心疼的样子。镇长笑容可掬地用两眼去看女主人的目光。
“嚯，够大家伙儿饱餐一顿的了，”他说。
“愿上帝保佑，你吃的东西都堵在心里，”女主人说，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对女主人这番诅咒，镇长根本没往心里放。他只顾全神贯注地吃他的饭，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也顾不上擦一擦。吃完以后，女主人收起空盘子，还是没有看他。
“你们这种态度得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啊？”镇长问。
女主人态度和蔼地说：
“等到被你们杀害的亲人复活过来的时候。”
“现在情况不同了嘛，”镇长解释说。“新政府很关心公民的福利，而你们还……”
女主人打断他的话头儿说：
“换汤不换药……”
“象这么个居民区，二十四小时就建好了。这种事过去可从来没见过，”镇长固执地说。“我们是在设法把咱们镇搞得体面些。”
女主人把洗干净的衣服从铁丝上取下来，拿到屋里去。镇长一直用眼睛瞄着她，只听她回答说：
“你们来以前，我们这个镇本来够体面的了。”
镇长没再等着上咖啡就站起身来。“你们可真不知好歹，”他说，“我们把地白白送给你们，你们还一肚子牢骚。”女主人没有回答。镇长穿过厨房，朝大街走去的时候，她俯身在炉灶上，嘟嘟噎嚷地说：
“搬到这儿来更糟糕。死人就埋在后边公墓里，我们更忘不了你们造的孽。”
小火轮来到镇上的时候，镇长正打算睡午觉。天气太热，睡也睡不着。面颊已经开始消肿，但他还是觉得不舒服。一连两个小时，他侧耳细听着河水悄悄的流动声。屋里有只知了一直叫个不停。镇长头脑里空空的，啥也想不进去。
一听到小火轮的马达声，镇长连忙脱下衣服，用毛巾擦了擦汗，换上军装。随后，走过去抓知了。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知了，走到大街上。从等船的人群中走出一个穿着干净整齐的小孩，手里拿着一支塑料机关枪，挡住了镇长的去路。镇长顺手把知了送给这个孩子。
镇长在叙利亚人摩西开的店里坐了一会儿，看着小船拢了岸。港口里闹腾了足有十分钟。镇长觉得胃里沉甸甸的，头还有点儿疼。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女主人诅咒他的话。过了一会儿，才平静下来。镇长瞧着旅客们纷纷走下木头跳板。一连八个小时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小火轮上。这会儿，都伸胳臂动腿地活动活动。
“还是老一套，”镇长说。
叙利亚人摩西告诉镇长一个消息：镇上来了个马戏团。镇长觉得这个消息是可靠的，虽然他说不出为什么。兴许是因为他看见小火轮顶上堆放着一堆木棍子和五色斑斓的布条吧。另外还有两个女人，穿着一模一样的花衣服，象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
“总算来了个马戏团，”镇长嘟嘟哝哝地说。
叙利亚人摩西说马戏团里有驯兽、玩杂耍的。镇长对马戏团另有一番想法。他伸直两腿，眼睛瞧着皮靴尖儿。
“咱们镇真是日新月异啊，”他说。
叙利亚人摩西停下手中的扇子，问道：“您知道，我今天卖了多少钱？”镇长没敢瞎猜，等着摩西自己来回答。
“两毛五，”叙利亚人说。
这时，镇长看到邮递员打开邮包，把信件交给希拉尔多大夫。他叫了一声邮递员。官方邮件装在另一个邮包里。镇长撕开封印，一看，全是关于日常工作的通知和政府印的传单。等他看完了，码头已经变了样子，堆满成包成包购货物、成筐成筐的母鸡以及马戏团的道具。已经是下午了。镇长舒了口气，站起身来。
“两毛五。”
“两毛五，”叙利亚人有气无力地、一字一字地重复说。
希拉尔多大夫瞪着两眼看船上卸货，直到货物全部卸完。他指着一位体态矫健的女人，叫镇长注意看看。她长得真象一位圣女，两只胳臂上戴着几副手镯，躲在一把彩色的阳伞下面，似乎
在等着救世主的莅临。镇长没有多想这位新来的女客是什么人。
“准是个驯兽女郎，”他说。
“您这话还真有点儿道理，”希拉尔多大夫咬住他那两行象尖利的石头一样的牙齿，一字一字地说。“她是塞萨尔·蒙特罗的文母娘。”
镇长扭头走开了。他看看表，差二十五分四点。走到警察局门口，卫兵告诉他说安赫尔神父等了他半个小时，还说四点钟再来。
镇长又走到街上，一时不知道干什么好。他看见牙匠伫立在镶牙铺的窗口，于是走过来，问他借个火。牙匠把火儿递给镇长，看了看他那还在发肿的面颊。
“已经好了，”镇长说。
他把嘴张开，牙匠瞅了瞅说：
“有几颗牙还得镶套儿。”
镇长扶正了别在腰间的手枪，斩钉截铁地说：“我会到这儿来的，”牙匠面不改色地说：
“什么时候想来，就尽管来。我就盼着您把命丢在我家里，能不能如愿以偿，咱们走着瞧吧。”
镇长拍拍牙匠的肩膀，快活地说：“你的愿望实现不了。”然后张开两臂说：
“我的牙可不介入党派之争啊。”
“你不打算结婚？”
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叉开两条腿。“我压根儿没想过，神父，”她说。“眼下更甭想了，我快要给他生儿子了。”安赫尔神父转过脸往河上看了看。一条淹死的大母牛从上游漂下来，牛身上落着几只兀鹰。
“这么一来，孩子不成了私生子啦，”神父说。
“那倒无所谓，”女人说。“阿尔卡迪奥待我很好。要是我逼着他同我结婚，以后他就会感到受拘束，会跟我闹别扭。”
她把木屐脱掉了。说话的时候，两膝左右分开，脚趾踩在小凳的横档上。怀里抱着把扇子，两只胳臂捂住鼓鼓囊囊的肚子。她看到安赫尔神父没有吱声，又重复说：“压根儿没想过，神父。唐·萨瓦斯花了二百比索把我买下来，在我身上榨了三个月的油，然后把我扔到大街上，连根别针也不给。阿尔卡迪奥不收留我，我早就饿死了，”说着话，她第一次看了看神父。
“也许早就沦为娟娼了。”
六个月来，安赫尔神父一直坚持要她结婚。
“你应该逼着他同你结婚，组织起家庭，”他说。“照目前这样混下去，不光你自己的地位得不到保障，还给镇上开个不好的先例。”
“正大光明的，怕什么，”她说。“别人还不是一样，只不过他们是关了灯干的。您没看过匿名帖儿吗？”
“那都是胡说八道，”神父说。“你可要规规矩矩地过日子，不要惹得人背后议论。”
“我？”她说。“我可不怕什么背后议论。我的所作所为全是公开的。您看，没有人浪费时间给我贴匿名帖儿，这就是证明。相反，所有住在广场周围的体面人，没有一个不上匿名帖儿的。”
“你真蠢，”神父说。“不过，上帝让你交好运，找到个疼你的人。为了这个，你也应该结婚，建立一个正式的家庭。”
“这些事我不懂，”她说。“不管怎么说，照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挺好，总算有个地方住，也不愁饭吃。”
“假如他把你遗弃了呢？”
她咬咬嘴唇，神秘地笑了笑，回答说：
“他不会遗弃我的，神父，我心里有数。”
安赫尔神父还是不以为然。他劝那个女人至少要去望弥撒。她回答说，“最近几天”一定去。神父继续朝前走着，等着和镇长约会的时间到来。一个叙利亚人对他说：“今天天气真好，”神父没有听见，他正兴致勃勃地观看马戏团的活动。下午，阳光明媚，马戏团的人往岸上搬运那几只焦躁不安的驯兽。神父在那儿一直呆到四点钟。
镇长看见安赫尔神父朝他走来，就和牙匠告别了。“真准时！”说着，他和神父握了握手，“都挺准时的，天倒也没下雨。”神父鼓了把劲儿，爬上了警察局直上直下的楼梯，顺口回了镇长一句：
“天也没塌下来。”
过了两分钟，神父被带进关押塞萨尔·蒙特罗的牢房。
里面在做忏悔的时候，镇长就坐在走廊上，回忆着马戏团的表演。一个女演员用牙齿咬住一根带子，把身体悬在五米高的空中，一个男演员穿着绣金线的天蓝色衣服，不停地敲着小鼓。半个小时后，安赫尔神父从塞萨尔·蒙特罗的牢房里走出来。
“忏悔完了？”镇长问。
安赫尔神父忿忿地看了他一眼。
“你们在犯罪，”他说。“这个人五天没吃饭了。亏了他身子骨结实，才算没死。”那是他自己乐意，”镇长若无其事地说。
“不对，”神父镇定而有力地说。“是您下令不给他饭吃的。”镇长用食指指着神父说：
“当心点儿，神父。忏悔可要保密，您别违反了这一条”
“这不是他在忏悔里说的，”神父说。
镇长一挺身站起来。“您别为这事发火，”他换了副笑脸说，“既然您这么关心他，现在就来补救一下。”镇长叫来一名警察，命令他到饭馆去给塞萨尔·蒙特罗拿饭。“给他弄一整只肥鸡，一盘土豆，一大盘凉菜。”他回过来又对神父说：
“这顿饭由镇公所出钱，神父。您看见了吧，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
安赫尔神父低下了头。
“什么时候打发他走？”“小船明天走，”镇长说。“只要他今天晚上能够明白过来，明天就可以走。我只想叫他明白一件事：我是为他好。”
“您这份好心未免要价太高了吧，”神父说。
“对有钱的人，还能白帮忙？”镇长说，两眼紧紧盯着安赫尔神父那双清澈的蓝眼睛。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希望您能帮助他弄清这些事理。”
安赫尔神父没有答腔。他走下楼梯，从楼梯平台上哑着嗓子向镇长告别。这时，镇长穿过走廊，没敲门就走进了关押塞萨尔蒙待罗的牢房。
牢房很简陋，只有一个脸盆和一张铁床。塞萨尔·蒙特罗躺在床上，蓬头垢面，身上穿的还是上礼拜二离开家时穿的那身衣服。听到镇长进来，他没有动弹，连眼皮也没抬。“你跟上帝已经结完账了，”镇长说，“现在该跟我结结账了。”他把椅子挪到床边，两腿骑着椅子坐下去，前胸靠在藤椅背上。塞萨尔·蒙特罗聚精会神地望着屋顶的大梁。他嘴唇翕动着，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了好半天了。看起来，他一点也不焦急。“你我之间就不必兜圈子了，”塞萨尔·蒙特罗听见镇长这么说。“明天你要走了。碰巧你走运，过两三个月会来一位专案调查员。我们的责任是向他汇报情况。再过一个礼拜，他乘船回去，一定也会认为你干了一件蠢事。”
镇长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塞萨尔·蒙特罗依然是那样无动于衷。
“事过之后，你至少要付给法院和律师两万比索。假如专案调查员告诉他们你是百万富翁的话，兴许你付的还得多。”
塞萨尔·蒙特罗把头转过来冲着镇长。尽管他的动作很小，床上的弹簧还是“嘎嘎”直响。
“不管怎么说，”镇长用关切的语气说，“顺利的话，公文转来转去，起码得两年。”
镇长觉察出塞萨尔·蒙特罗在自下而上地打量着他。当塞萨尔·蒙特罗把目光落在镇长的眼睛上时，镇长还没有把话说完，不过口气变了。
“你的一切全都捏在我的手里，”他说。“上边有命令，叫我们结果了你，叫我们设个埋伏杀死你，把你的牲口全部没收。政府要拿这笔钱支付全州大选的庞大开支。你也知道，别处的镇长可都照办了，只有我们这儿没照命令办事。”
这当儿，镇长开始注意到塞萨尔·蒙特罗在思索什么。他叉开两腿，把胳臂支在椅背上，心想：虽然塞萨尔·蒙特罗没有说出来，心里一定在骂他。于是，他说：
“你花助那些救命钱，连一个蹦子也落不到我手里，”他说。“所有的钱都将花在选举上。眼下新政府决心让大家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我拼死拼活的干，挣的还是那几个钱。可你呢，躺在钱堆上都不知道怎么花好。你的生意干得挺不错嘛。”
塞萨尔·蒙特罗吃力地慢慢站起来。他一站起来，镇长立刻觉得他简直是一头庞大的猛兽，而自己在他面前却成了可怜虫。镇长的眼睛里闪烁着热切的光芒，他看着塞萨尔·蒙特罗走到窗口。
“你一生当中最好的一笔生意……”镇长喃喃地说。窗子正对着小河。塞萨尔·蒙特罗认不出这条河了。小河变了，镇子也变了。“我愿意帮你的忙，”他听见镇长在背后说。“我们大家都清楚，这是个名誉问题。不过，你把匿名帖儿撕了，干了件蠢事。再要证明你是维护自己的声誉，可就不大容易了。”这时，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钻进了牢房。
“是死牛味儿，”镇长说，“准是堵在什么地方了。”塞萨尔·蒙特罗还是站在窗子跟前，似乎没有闻见这股恶臭。街上没有个人。码头上停泊着三条船。船员们在挂吊床，准备睡觉。等到明天早上七点钟，码头上会是另一番景象：人群得要闹腾上半个小时，等着看押解犯人上船。塞萨尔·蒙特罗叹了口气。他把两手插进衣袋里，口气坚决而又不慌不忙地把自己的想法概括为三个字：
“多少钱？”
镇长当即回答说：
“五千比索，用一岁的牛犊来付。”
“我再加五只，”塞萨尔·蒙特罗说，“今天晚上电影散场，你立刻用快艇把我送走。”
小火轮拉响汽笛，在河中心转了个圈子。聚集在码头上的人群和从窗口向外张望的妇女们，最后一次目送罗莎莉奥德蒙特罗和她母亲离开小镇。罗莎莉奥坐在一只铁箱上。七年前，她就是带着这只铁箱在小镇下船的。奥克塔维奥希拉尔多大夫站在诊疗所窗前刮脸。突然，他产生了一个想法：罗莎莉奥到小镇上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说是她步入社会现实生活的开始。
罗莎莉奥来到小镇的那天下午，希拉尔多大夫看见她身穿破旧的师范学校校服，脚上套着一双男式鞋，在码头上逢人便问：谁肯少要几个钱帮她把箱子运到学校去。看样子，她好象要在镇上默默无闻地过上一辈子。据她自己讲，当时有十一个人找工作，可是只有六个位子。他们就在一顶帽子里抓阄儿。她在纸团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小镇的名字。来了以后，她住进学校的一间小屋，屋里有一张铁床和一个洗脸盆。空闲时，她一边在煤油炉上煮面糊粥，一边绣台布。那一年的圣诞节，在学校举行的一次晚会上，她结识了塞萨尔·蒙特罗。塞萨尔·蒙特罗是一个来历不明、野性未退的单身汉。他靠伐木发了财，住在野狗出没的原始森林里，只是偶尔才到镇上来一趟。他不修边幅，平时穿着一双后跟挂铁掌的靴子，背着一支双管猎枪。满脸肥皂沫的希拉尔多大夫在想：罗莎莉奥认识塞萨尔·蒙特罗仿佛是又一次从帽子里抓阄儿，中了彩。这时，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扑鼻而来，打断了他的回忆。
小火轮激起的浪花吓得对岸那群兀鹰凌空飞起。那股腐臭味儿弥漫在码头上，旋即随着晨风飘散开来，钻进各家各户的屋里。
“他妈的，还在那儿！”镇长从卧室的阳台看到兀鹰朝四下飞开，大声喊道“：倒霉的母牛！”
他用手帕捂住鼻子，走进卧室，把阳台的门关上。屋里也是嗅烘烘的。他把镜子挂在钉子上，帽子也没摘就小心翼翼地开始刮脸。脸颊还有些发肿。过了不大一会儿，马戏团老板叩响了屋门。
镇长刮着脸，从镜子里看到马戏团老板，让他坐下。老板上身穿着一件黑格衬衣，下身是马裤，裹着绑腿，手里拿着马鞭，一下一下地敲打着膝盖。
“有人告你们的状啦，”镇长用剃刀刮完在闹牙疼那两个礼拜里留下来的乱蓬蓬的胡茬子，说：“就在昨天晚上”
“怎么说的？”
“说你们鼓捣孩子们偷猫。”
“没那回事，”老板说。“那些猫是我们花钱买的。至于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们可管不着。狮子老虎的，总得喂食呀。”
“喂活的？”
“啊，不，不，”老板连忙说。“喂活的，就会兽性发作的。”镇长洗完脸，用毛巾擦了擦，转过来瞧着马戏团老板。他发现老板几乎每个手指上都带着戒指，上面镶着五光十色的宝石。
“你得另想办法，”他说。“比如，打几条鳄鱼，或者捞点这会儿没有人要的鱼。总之，喂活猫可不行。”
老板耸耸肩，跟在镇长屁股后面来到大街上。人们三三两两地在码头上闲扯。那只死牛陷在河对岸的乱草堆里，大街上臭气熏天。“这帮人，没有一点男人气！”镇长高声喊道。“就会象老娘儿们一样，凑到一块瞎吵吵。昨天下午就该找几个人把死牛拽出来。”这时候，有几个人围拢过来。
“谁要是在一小时之内把两只牛角拿到我的办公室，就给谁五十比索，”镇长出了个价钱。
码头边上顿时响起一片杂乱的人声。有几个人听完镇长的话，立刻纷纷跳上木船，一边解缆绳，一边大呼小叫地互相挑战。“一百个比索，”镇长也来劲儿了，把赏钱增加了一倍。“每只牛角五十比索，”他把老板一直带到码头边上。他们俩眼瞅着走在前面的几只船开到了对岸的沙丘。这时，镇长回过头来冲着老板笑了笑。
“我们这个镇是个幸福的乐园，”他说。
老板点头表示赞同。“现在所缺的就是这类事，”镇长接着说。“人们没活儿干，就爱胡思乱想。”一群孩子慢慢地围上来。
“马戏团就在那儿，”老板说。镇长拉着老板的胳臂来到广场。
“演些什么节目？”他问。
“什么都有，”老板说。“有给孩子看的，有给大人看的，样样俱全。”
“这还不够，”镇长说。“还得让大家能看得起。”
“这一点我们也想到了，”老板说。
他们一起来到电影院后边的空地上。那儿正在搭帐篷。几个神色忧悒的男人和女人正从铜皮镶花的大箱子里往外拿道具和彩带。镇长跟着老板穿过挤在一起的人群和杂乱的物件。他和大家握了握手，心里觉得仿佛来到难民营似的。一个体魄健壮、举止泼辣、镶着满口金牙的女人和他握完手，又给他看手相。
“你啊，前途未卜啊，”她说。镇长连忙把手抽回来，感到有些晦气。老板用鞭子轻轻拍打了一下那个女人的胳臂，说：“别打扰中尉了。”他边走边说，把镇长推到停放驯兽的空地深处。
“您相信这一套吗？”老板问道。
“很难说，”镇长说。
“她们那一套，我可不相信，”老板说。“干我们这行的，干长了就光信人力，不信天命。”
镇长观赏着那几只热得发困的驯兽。笼子里散发出一股酸不溜丢的热气。驯兽一下一下地喘息着，显得挺憋闷。老板用鞭子胡噜胡噜那只哼哼唧唧地撒娇的小豹的鼻子。
“叫什么名字？”镇长问。
“亚里士多德。”
“我问那个女的，”镇长说。
“噢，”老板说，“我们管她叫卡桑德拉，善卜人的吉凶祸福。”
镇长苦笑了一下。
“我倒想和她睡一觉，”他说。
“那有什么不行的，”老板说。
蒙铁尔寡妇拉开卧室的窗帘，咕咕哝哝地说：“可怜的人啊！”她把床头柜收拾好，把念珠和祈祷书放到抽屉里，又在床对面地上铺的?匣⑵ど喜淞瞬渫闲Ｋ婧笤谖堇镒艘蝗Χ嶙碧ā⒋笠鹿竦娜雒藕托》焦裆虾盟Ｐ》焦裆戏抛攀ダò６氖嘞瘛Ｗ詈螅衔菝拧?
她从铺着雕花细砖的宽大楼梯走下来，心里想：罗莎莉奥，
德蒙特罗真是命苦。刚才她从阳台的裂缝处望出去，看见罗莎莉奥走过码头的拐弯处，走起路来头也不回，还是一副学生派头儿。当时，她有一种预感：仿佛有件什么事，从老早以前已经进入尾声，如今终于结束了。
刚走到楼梯的平台上，院子里那一派农村集市景象便映入眼帘。楼梯栏杆旁边有一个架子，上面放着用碧绿的叶子包好的奶酪；再过去一点儿，在外面的走廊上，堆放着装盐的麻包和盛蜂蜜的蜜囊；尽里头是牲口圈，有骡子有马，横木上放着马鞍子。
满院里都是刺鼻的牲口味，还夹杂着鞣皮厂和榨糖厂味儿。
寡妇来到办公室，向卡米查埃尔先生问声好。卡米查埃尔先生坐在办公桌旁核对账本，把一叠叠的钞票分开。打开临河的窗户，九点钟的阳光照射进来。屋里到处是廉价的摆设儿，罩着灰
布椅套的安乐椅和一张围着黑纱的、放大的何塞·蒙铁尔的遗像。寡妇还没看见河对岸沙滩上的小船，先闻到一股腐肉的臭味儿。
“对岸出什么事了？”她问。
“正在往外拽一头死牛，”卡米查埃尔先生答道。“敢情是这么回事！”寡妇说。“昨天一夜我连做梦都闻到这股味儿。”她看了看正在聚精会神埋头工作的卡米查埃尔先生，又接着说，“现在就差来一场洪水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着头说：
“半个月前就开始了。”
“可不是吗，”寡妇表示同意。“现在末日已经到了。咱们得赶快找块安静的向阳的墓地，躺在里面等死吧。”
卡米查埃尔先生在洗耳恭听，没有打断她的话。“几年前我们还抱怨说镇上没出过什么大事，”寡妇继续说。“现在悲剧倏地来了，仿佛上帝安排好了，让多少年没发生的事一古脑儿地都冒出来。”
卡米查埃尔先生从保险柜那边扭过头来看了看蒙铁尔寡妇，只见她两肘撑在窗台上，眼睛凝视着对岸。她身穿一件长袖黑衫，用嘴咬着手指甲。
“等雨过天晴，事情就会好起来的，”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好不了，”寡妇预言说。“祸不单行。您没看见罗莎莉奥德蒙特罗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见着她了。“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事，”他说。
“一个人要是听信匿名帖儿，早晚得发疯。”
“唉！匿名帖儿呀！”寡妇叹了口气。
“人家也给我贴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寡妇惊愕地朝写字台走过来。
“给您贴了？”
“给我贴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肯定地说。“上礼拜六，给我贴了一大张匿名帖儿，内容还挺全，象电影海报一样。”
寡妇把椅子挪到办公桌前。“真卑鄙，”她大声说。“象您这样一个模范家庭，有什么可以说三道四的。”卡米查埃尔先生一点也不吃惊。
“我老婆是白人。我的孩子各种肤色的都有，”他解释说。
“您想想看，我有十一个孩子呐。”
“这是很自然的嘛，”寡妇说。
“那张匿名帖儿说，只有那些黑孩子是我的。还把另外几个孩子的父亲列了一张名单。连安息在九泉之下的唐切佩蒙铁尔也卷进去了。”
“我丈夫！”
“您的丈夫，还有另外四位太太的丈夫，”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寡妇呜咽起来。“幸亏我的女儿离这儿很远，”她说。“她们都说不愿意再回到这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屠杀学生的野蛮国家来。我告诉她们说：做得对。让她们永远留在巴黎。”卡米查埃尔先生把椅子转了一下，他知道，天天令人感到棘手的事又开始了。
“您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
“刚好相反，”寡妇抽抽搭搭地说。“第一个卷铺盖，离开镇子的，准得是我。这些土地，这些整天忙不过来的营生都得丢下。要不是因为这些玩意儿，还不会有眼前这场悲剧。不，卡米查埃尔先生，我可不愿意抱着金盆气得大口吐血呀。”卡米查埃尔先生打算宽慰她两句。
“您要把担子担起来，”他说。“这笔财产可不能随便扔掉呀。”
“金钱是魔鬼的臭屎，”寡妇说。
“可是您家的钱也是唐切佩蒙铁尔艰苦创业的结果啊。”寡妇咬了咬手指头。
“您很清楚，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寡妇回答说。“这笔钱不是好来的。为了这点臭钱，何塞·蒙铁尔第一个遭了报应，临死的时候，连忏悔都没来得及做。”这句话，她说了不只一次了。
“要说罪魁祸首吗，当然是那个该死的家伙，”她指着镇长高声喊道。当时镇长正拉着马戏团老板的胳臂从对面的人行道上走过去。“可是赎罪呢，全落到我身上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离开了寡妇。他把用橡皮筋捆好的一叠一叠的钞票放到一个纸盒里。站在门口，按字母顺序着长工们的名字。
每逢礼拜三，长工们领一次工资。蒙铁尔寡妇听见他们从自己身边走过，但是没有答理他们的寒暄。她独自一人住在这所九间房屋的阴森森的宅院里。格兰德大妈就死在这里。何塞·蒙铁尔买下这所宅院时，万万没想到他的遗孀会在这儿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夜静更深的时候，蒙铁尔寡妇到空房里喷洒杀虫药，时常看见格兰德大妈在走廊里拿虱子，于是她就问格兰德大妈：“我什么时候死呢？”她同阴间的这种交谈徒然增加了她的惴惴不安，因为所有死者的回答都是笨拙的，自相矛盾的。
十一点钟刚过，寡妇从泪花中望见安赫尔神父穿过广场。“神父，神父，”她喊道，心里觉得这样一喊仿佛就可以得到解脱似的。但是，安赫尔神父没有听见。神父了敲对面人行道上阿希斯家的大门。门虚掩着，里面静悄悄的，神父迈步走了进去。
走廊上一片小鸟的啁瞅声。阿希斯寡妇躺在一张帆布椅上，脸上蒙着一块浸过花露水的手绢。从敲门的动静中，她知道来人是安赫尔神父。又呆了一会儿，直到听见神父的问候，她才把手帕拿下来。由于失眠，脸上显得十分疲倦。
“请您原谅，神父，”她说。“没想到您来得这么早。”神父不知道人家是请他来吃午饭的。他十分不安地表示了歉意，连说今天早上有些头疼，趁天还不太热赶忙穿过广场来到这里。
“没关系，”寡妇说。“我只想告诉您，您进来的时候，我正难受得要死要活的。”
神父从衣袋里掏出一本散了页的《要理问答》。“要不，您再休息一会儿，我来祈祷祈祷，”他说。寡妇表示不用了。她说：
“我已经好了。”
寡妇闭着眼睛走到走廊的尽头。回来的时候，很利落地把手帕放在折叠椅的扶手上。等她坐到安赫尔神父对面时，好象年轻了好几岁。
“神父，”她态度诚恳地说“，我需要您的帮助。
安赫尔神父把《要理问答》装进衣袋里。
“我愿为您效劳。”
“还是罗贝托·阿希斯的事。”
罗贝托·阿希斯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把匿名帖儿的事儿置诸脑后。昨天临走的时候，他说礼拜六以前不回来了；可是当天晚上，突然回到家里。回来后，一直呆在漆黑的屋子里，坐到天色微明，等着他老婆的“情夫”。后来，实在困得支持不住了。
安赫尔神父惶惑不解地听她诉说着。
“这件事毫无根据，”他说。“您不大了解阿希斯家的人，神父，”寡妇回答说。“他们都爱想入非非。”
“我对匿名帖儿的看法，蕾薇卡是知道的，”他说。“您看，我是不是再同罗贝托·阿希斯谈一谈。
“千万可别谈，”寡妇说。“那等于是火上浇油。不过您要是在礼拜天布道的时候谈一谈匿名帖儿的事，我想罗贝托·阿希斯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安赫尔神父摊开了两臂。
“那怎么行啊，”他大声叫嚷起来“，那不是小题大作吗？”
“防止犯罪比什么都重要。，
“您认为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吗？”
“岂止是这样认为”寡妇说。“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阻止不了他犯罪的。”
过了一会儿，他们坐到桌前。一个赤脚的女仆端上来米饭菜豆，半熟的蔬菜和一盘肉丸子，上面浇了一种暗红色的浓浓的汁液。安赫尔神父闷头吃起来。辛辣的胡椒、房间里死寂的气氛、内心里纷乱的思绪使他回想起在马孔多的一段往事。当时，他刚刚开始担任神职，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一天中午，也和今天一样，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他曾拒绝给一个上吊自杀的人举行基督教的葬礼，原因是狠心的马孔多居民反对安葬这个自寻短见的人。
安赫尔神父解开长袍的领扣，散散热气。
“好吧，”他对寡妇说“；请您关照一下罗贝托·阿希斯，叫他别忘了礼拜天去望弥撒。”阿希斯寡妇答应一定照办。
希拉尔多大夫和他的妻子从来不睡午觉。下午，他们一起阅读狄更斯的一篇小说。两个人呆在里面的院子里，男的躺在吊床上，两手交叉放在后颈上蹲听着，女的把书放在怀里，背对着被阳光晒得发蔫的天竺葵的斜影，朗读小说。她坐在椅子一动也不动，拿腔拿调地朗读着，读得没有一点味道。直到读完也没有抬头，书还是摊开在膝盖上。这时候，希拉尔多大夫走到洗脸池边冲洗了一下。天气闷热，似乎要来一场暴雨。
“这篇小说长吗？”她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问。大夫以他在外科病房学会的轻巧动作把头从洗脸池里缩回来。“人们说这是个短篇小说，”他在镜子前一边擦头油一边说。“可是据我看，还不如说是一部长篇小说。”他用手指抹了点凡士林，擦在头顶上。最后说：
“评论家可能会说这是一篇短篇小说，但写得很长。”在妻子的帮助下，大夫穿上一件白色亚麻布的衣服。人们往往把她错认为是大夫的姐姐，一则她对他照顾得体贴入微，再则她那冷漠的目光显得年纪比大夫更大些。希拉尔多大夫临走前把今天请他出诊的人名单和顺序告诉了她，免得有急事找不着他。然后，又把候诊室的指示钟的指针拨了一下：大夫五点钟回来。
街上热得象蒸笼。希拉尔多大夫在人行道上的荫影里走着，预感到：尽管天气闷热，但今天下午绝不会下雨。蝉声使码头显得更加寂静。那头死牛已经被人拖出，顺水流走了。腐臭味已经消散，留下一片真空。
报务员从旅馆那边喊了他一声。
“收到电报了吗？”
希拉尔多大夫没有看见电报。
“请告如何发货。阿科凡签署。”报务员把电文背给他听。
他们一同来到电报局。报务员乘大夫起草回电时打了个盹儿。
“是盐镪水，”大夫用了个不大科学的名词解释说。尽管他预感到下午没雨，在起草完电报稿后还是安慰对方说：“今天晚上也许会下场雨。”
报务员开始计算字数。大夫没去管他，把目光转向发报机旁那本摊开的厚书。他问：那是不是一本小说。
“是《悲惨世界》，维克托雨果的。”报务员发完报，在抄件上盖了章，拿着书回到栏杆旁。“我想，有了这本书，我们可以消磨到十二月了。”
几年前，希拉尔多大夫就听说这位报务员利用空闲时间通过电报向贝纳尔多德尔维恩托女报务员传递诗歌。可是不知道他还传小说。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大夫说着，用手翻了翻那本翻阅多遍的厚书，不由得想起自己年青时那些荒唐念头。“还不如传点小仲马的东西呢。”
“她喜欢这本书，”报务员申辩说。
“您认识她？”
报务员摇了摇头。
“认识不认识，还不是一样。”他说。“她发的时候，总是一跳一跳的，走到哪儿，我也能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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