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22年的十月之前，孟子带着一群弟子到了滕国。离齐以后，几经转折，孟子师徒的阵容和气势犹如经霜之衰草，飘零之落叶，哀鸣之雁群，与在齐为客卿，归鲁葬母时有天地之差，霄壤之别。虽然滕文公对孟子十分敬重，将他们师徒安排于被称为“上宫”的滕之最高级的馆舍下榻，馆舍的工作人员却对他们鄙夷不屑。他们到的当天下午，有一只尚未织成的草鞋放在窗台上不见了，竟怀疑是孟子的弟子偷去了，便来询问查找，问得孟子很不高兴，反问道：“汝以为他们是为窃鞋而来的吗？”

问者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说道：“夫子之设教，往者不追，来者不拒，难免会良莠混杂……”

这对孟子的人格是莫大的侮辱，好比二踏上滕之国土，就有人向他脸上抹了一把黑灰。当然，孟子心胸豁达，不会与小人一般见识，再说，四十多年来受这样的侮辱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一阵不悦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滕文公对孟子的恭敬礼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隆重郊迎，贽弟子礼，设盛宴为之接风洗尘，席间向群臣盛赞孟子的贤德与学问，对自己的帮助与教诲，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不时地赴上宫请安，问候，共论天下时势与尧舜之道。

一日，二人促膝倾肠，推心置腹地共论治国之道，孟子向滕文公献了如下四点治国良策。

第一，关心人民是为君者头等重要的任务。《诗经》上说：“白天割取茅草，晚上绞成绳索，赶紧修缮房屋，到时播种五谷。”这就是说，为君者要关心百姓的生产劳动、衣食住行、温饱疾苦，做民之父母。

第二，要制民之产，使人民有固定的产业。人民有了固定的产业，才能有固定的收入；倘无固定的收入，便无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无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待他们触犯了刑律，犯了罪，只好绳之以法，这实际上等于有意陷害百姓。世上哪有仁人在位，而做出陷害百姓的事情呢？使人民具有固定产业的最好办法便是土地实行井田制。

当时地广人稀，无私有财产制，土地均属国家所有，田园均依照方整观念来划一。实行井田制后，每一田园在规制上划分成“井”字形，每“井”九百亩，划分成九部分，由八户农民耕种，收获的时候，四周的八分，分别归八户农民所私有，中间那部分公田，收成归政府所有。公田由八户农民共同耕种，这便是八户农民缴给国家的田赋，所以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赋。

实行井田制，每一户农民都有法定的、归私人长期占有的百亩固定产业，即所谓“民有恒产”。

实行井田制要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田界划分得不正确，井田的大小就不均匀，作为俸禄的田租收入也就不会公平合理，所以暴君及贪官污吏必打乱田界。田界正确了，分配给人民以田地，制定官吏的俸禄，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决定了。

公卿以下的官吏，一定有供祭祀的圭田，每家五十亩，如果他家还有剩余的劳动力，便每一劳动力再给二十五亩。无论埋葬或者搬家，都不离开本乡本土。共一井田的各家，平日出入，互相友爱；防御盗贼，互相帮助；一人有疾病，互相照顾。那么百姓之间便亲爱和睦了。

第三，取于民有制，即薄税敛，减轻人民的负担。贤明之君，必办事认真，节约用度，有礼貌地对待臣下，尤其是征收赋税要有一定的制度。

古代的税收制度大致如此：夏代每户五十亩田地而行“贡”法，商代七十亩地而行“助”法，周代每户百亩而行“彻”法。三种税制虽然不同，税率其实都是十分抽一。“彻”是“通”的意思，因为那是在不同情况的通盘计算下贯彻十分之一的税率。“助”是借助的意思，因为要借助于人民的劳力来耕种公田。井田制便实行的是“助”法。古代有一位贤者龙子说过：“田税最好是助法，最不好的是贡法。”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得一个定数。不分丰收和灾荒，都按这一定数来征收。丰收年景，到处是谷物，多征收一点也不算苛暴，却并不多收；灾荒之年，每户的收获甚至还不够第二年肥田的费用，也非收满那一定数不可。周朝有一首诗中说：“雨先下到公田里，然收再落到私田！”只有“助”法才有公田私田之分，由此看来，即使是周朝，也实行的是“助”法。

孟子建议：郊野用九分抽一的助法，城市用十分抽一的贡法。赋税太重，百姓势必辛苦劳动一年，而结果却连父母妻子也养活不了，还得借高利贷来凑足赋税数字，一遇灾荒，难免要老幼弃尸于沟壑。一国之君号称民之父母，因赋敛太重而使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这父母的作用又表现在哪里呢？公卿大夫均有一定的田租收入，子孙相传，这一办法滕国早就实行了，为什么百姓就不能有一定的田地收入呢？

第四，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人民的生活有着落了，便要兴办“庠”、“序”、“学”、“校”来教育他们。“庠”（xiáng）是教养的意思，“校”是教导的意思，“序”是陈列的意思，陈列实物，以便用实物进行教育。地方学校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至于大学，三代都叫“学”。那目的都是阐明并教导人民懂得人与人间的各种必然关系以及相关的各种行为准则。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行为准则，诸侯卿大夫士都明白了，百姓自然会亲密地团结在一起。

孟子的这些理论和政策，很快地从宫廷传到了民间，社会上各阶层的人无不反应强烈，有的在欢呼，在赞颂；有的在诅咒，在切齿。

百姓们闻讯后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他们把孟子视为恩人和太阳，把孟子的这些主张比作春风，比作雨露甘霖。孟子的这些主张如果真能付诸实践，每户农民便可以有百亩土地的固定产业，这些土地归他们自己所有，根据需要在上边种五谷，植桑麻，饲养禽畜，从此安居乐业，无冻馁之苦，无流离之难，老者坐吃乘穿，壮者男耕女织，少者上学读书，家庭美满幸福，社会安定团结——一幅多么美妙的田园风光图啊！

张庄在舞龙灯，李疃在耍狮子，赵屯在跑旱船，王村在踩高跷，锣鼓喧天，丝竹齐鸣，载歌载舞，百姓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自己对新政策的欢迎和拥护。

社会上层——官僚、贵族、富豪好比一锅滚沸的食油，孟子的主张犹似一把食盐或一碗净水，盐粒或水滴洒进油锅内，即刻炸开了花，沸油四溅。孟子的仁政主张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一旦实施，他们便不能随意吞田占地，肆无忌惮地榨取民脂民膏来养肥自己，因而恨得咬牙切齿，诅咒孟子为背逆天理的洪水猛兽。他们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聚会，为孟子罗致罪名，研究对策，或上疏滕文公，极言仁政说的不合时宜，必导致国破家亡；或编造谣言，散布流言蜚语，妄图以舆论的压力迫使孟子离滕；或设法加害孟子，以卑劣的手段使其死于非命；或下乡去蛊惑农民，硬说孟子的井田制是要奴隶们终年牛马般地在井田上劳动，但他们的劳动果实全部被奴隶主贵族吞没了，还受尽侮辱和折磨，甚至无辜被杀害，行井田便是复辟奴隶制度。

官僚、贵族、富豪的竭力反对，注定了孟子的仁政说在滕同样难以实行。

滕文公还向孟子请教了小国如何服事大国的问题。

滕是个小国，处在齐、楚两大强国的夹缝中间，正所谓“两大之间难为小”，应该如何处理国际间的关系呢？具体说来，是向齐国靠拢好，还是向楚国靠拢好呢？滕文公拿不定主意，便来向孟子请教。

孟子的确是高明，答道：“陛下之所问，非吾力所能及也。纵使有办法亦不能言，碍难启齿也……”

滕文公听了孟子这样的答复，非常失望，脸色沮丧难看。孟子见他这副样子，十分过意不去，于是接着说道，倘不得已，只有一条路可走，修明内政，增强百姓之向心力与凝聚力。然后加强国防设施，挖深城池，筑高城墙，构筑国防工程，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保卫边疆，共御外患，虽战死而不动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自强自立，宁可亡国，亦不屈服。有此准备，尚可有所作为。

薛本为周初的一个小国，姓任，春秋初期还独立存在，后来为齐所灭。齐灭薛后，威王以之封田婴，薛旁有一郭地，田婴因此号为靖郭君。薛与滕比邻，田婴欲在薛建筑城池，加强薛城的军事设施，这对滕将是很大的威胁，滕文公心中不安，请教孟子该如何对待。

孟子说，从前太王居于邠（bīn）地，狄人时常入侵，他难以自处，便搬到岐山下面去定居下来。并非因为岐山下比邻地更好，土地更肥沃，而是在邠被好勇斗狠的狄人侵凌，没有办法，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太王虽然被迫迁移，但却忍辱负重地生聚教训，所以后代子孙——文王、武王起来，才建立了周朝几百年的政权。你可效法他这种为善、行仁政的精神，后代子孙必能够称王于天下。大丈夫要创业，就要树立一个美好的典范给后人，以便使子孙后代能够继承下去。在个人方面，无论读书、种田、经商或任何行业，都应该如此。一定要有这个志向，能否成功，那是天命。如今滕国地方小，四面又有强邻，只有用太王这种精神勉强站起来，但不是站起来跟人争强斗胜，而是自己勉力为善、行仁政，巩固内部，自立自强，然后才能慢慢强大，受到别人尊重。

常言道，劝人难劝心，即是说欲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和观念固然很难，欲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则更难。虽然孟子与滕文公交谈过数次，既给他讲史实，又为之出谋划策，但滕文公那颗畏惧齐、楚之心却总是忐忑不安。常言道，竹竿好竖，灌肠难竖，你看那灌肠，软骨吊当，如何竖立得起来呢？滕文公也许正是这灌肠式的人物。一天，滕文公又愁眉不展地问孟子，滕是个弱小的国家，尽心竭力地服事大国，依然难免被其侵凌之祸，夜不安枕，该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再次给他讲述那段太王迁岐的历史：

古时候太王居于邻地，狄人来侵犯他。太王用皮裘和丝绸去贿赂他，可是毫无用处，狄人照样侵犯；又用狄人所酷爱的好狗名马去讨好他，仍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最后又用珠玉珍宝去孝敬他，仍免不了狄人的侵犯。在这种情况下，太王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迁都别作他图。临行之前，太王召集邠地的父老乡亲们，向他们宣布说，狄人所要的是我们的土地，土地乃养人之物，有道君子不能以养人之物来害民。如今狄人来侵略我们，我曾为了百姓的安居乐业而忍辱负重，多次送给他们财物，好言相慰，谄媚讨好，但他们的侵略终未停止。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我们这块土地，得不到这块土地，将永远不会罢休。本来我欲以这块土地让百姓过安定幸福的生活，结果却因此而使生灵涂炭，妻离子散，这都是我一个人的罪过，像我这样的人，遍地皆是，大家不必因无领袖而苦恼。为了使父老免遭战争之苦，我决定离开这里，望大家多自保重！……

太王带领眷属离去了，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来到岐山下边，重筑一座城邑定居下来。邠地百姓纷纷议论，都说太王是一位有仁德的难得的好领袖，我们不能离开他，于是追随者像潮水一般涌来，大家来到岐山下重新开辟新的天地，巩固了太王的基业。

孟子说，还有人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世代相传下来的土地，即所谓“世居之地”，应该好好地守着，不可在你们这一代手里丧失祖宗的基业。那么，你就宁可战死，宁愿亡国，也不得轻易放弃，只有死守了。

最后孟子说：“上述两条道路，请君任择一条。”

在整个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孟子始终未间断过进行教学活动。一天，公孙丑问孟子：“《诗》曰：‘不白吃饭呀。’可是君子不耕而食，这是为何？”

孟子讲学和回答弟子们提出的问题，从来都是居高临下，追根溯源，给学生以规矩，让他们自己去画方圆，因而先给公孙丑讲了自己的社会分工学说和主张：

战国时代，虽然社会动荡不安，但社会经济却有了较大的发展，这表现在：铁农具与牛耕的普遍使用与推广，社会分工的细密，商业活动的频繁。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大都市，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韩国的阳翟等。城市的繁荣与社会经济、尤其是商业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各大诸侯国都有自己的货币，货币的大量使用，也表明了商业与分工的发达情况。商业的发展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实力，适当的社会分工与商业活动是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且不可缺少的，因而各诸侯，应该对商业与社会分工进行正确的引导，以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收取民心。取得民心，才能取得百姓的拥戴，国家才能安定团结，国富民强。

分工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历史的进步；如果没有分工，那么社会就难以向前发展。社会有各种分工：工农业的分工，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等。这些分工是十分必要的，它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社会中的人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独立生存，而是以群体的方式得以生存，人与人之间都存在着某种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则以分工为连结点。分工以后，人们才会有交换，互通有无，农民以粮食换取器械，工匠以器械换得食物，人民的生活就会充实。特别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这是历史的必然现象。

讲完了这些理论之后，孟子说：“君子乃劳心者，其任务不是耕种稼穑，而是辅君教民。君子居于一个国家，辅佐君王，国家便会安富尊荣；倘其办学教民，青少年子弟喜而从之，在君子的教诲下，他们便会孝父母，敬兄长，忠心而守信实，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建国而利民。难道还有比他们的功劳更大的吗？怎么能说他们是在白吃饭呢？”

滕文公欲用孟子行仁政，许多游士集团闻讯来滕，他们来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信赖崇拜仁政学说，欲来助孟子一臂之力，有的将信将疑，特来观望动静，胜利了他们高兴，失败了他们也不伤心；有持敌意而来者，目的在于搞垮弄黄，哪怕是打不着鱼，也要将水搅混。

一天，滕都来了一行师徒十几个人，他们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脚上穿的是麻或木做的鞋，即所谓“”（qíqiāo），和当时一般手工业工人、农民的打扮差不多。这是农学家许行和他的弟子们从楚国而来。许行谒见了滕文公，说道：“我这个远方之人闻君欲行仁政，特意奔来，愿君赐我一处住所，愿做君之侨民。”

滕文公给了许行师徒一处住所，他们师徒以打草鞋织席子为生。

此后不久，又有陈相、陈辛兄弟二人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谒见了滕文公，说道：“闻君欲行圣人之政，那么君亦必为圣人，我兄弟愿为圣人之侨民。”

陈相拜见了许行，许行向他灌输农学家“君与民并耕而食，饔飧（yǒngsūn）而治”（国君要和人民一道耕种同食，而且要替百姓办事）的思想主张，二人谈得很投机，陈相很快被许行征服了，完全抛弃了以前的学说，而向许行学习。

许行深知孟子的雄辩才干，不敢轻易登门讨战，便唆使陈相前往与孟子辩论，以探水之深浅，然后定夺。陈相是个头脑简单，无一定主见的懦弱之辈，不知许行的用意，竟呆头呆脑地来见孟子，欲讨便宜。只要陈相能与孟子辩个齐平，许行便有取胜的把握了。原来这“百家争鸣”亦并非心平气和，如随便的谈天说地拉家常，而是带有血腥。陈相哪里知道这些，傻乎乎地转述了许行的话，说道：“人言滕文公乃贤明之君，其实未必尽然，因其未真懂道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自己炊爨（cuàn），为民办事。如今滕有仓廪府库，此乃害民而自养也，何谓贤明之君呢？”

孟子对陈相学道不忠，见异思迁，本就鄙夷不屑，又见其貌不扬，虽个头不矮，但却前曲后躬；加以语言含混，口若含冰，则更视为愚陋。他回避了陈相评论“滕文公非为贤君”的话题，反唇相讥，放鞭炮似地向陈相提出了一系列反问：“许行必自己种粟而后食吗？”这是孟子所熟知的，明知故问，对方张嘴先给他塞进一个甜枣，诱其顺着自己竖起的竿子往上爬。

陈相回答道：“正是自己种粟而食。”

“许行必自织而后衣吗？”

“不，许子衣褐。”

“许行戴冠吗？”

“戴。”

“何冠？”

“素冠。”

“自己织的吗？”

“不，以粟易之。”

“许行为何不自织其冠呢？”

“妨碍耕种。”

“许行以锅甑（zèng）炊爨，以铁器耕种吗？”

“正是。”

“自制的锅甑铁器吗？”

“不，以粟易之。”

孟子顺势反问道：“农夫以粟易器械，不为损害陶冶，陶冶者以器械易粟米，难道便是损害农夫吗？且许行何不亲为陶冶，一切皆储于其家而随时取用，反而要频频与百工交易，难道他就不嫌麻烦吗？”

陈相答道：“百工之人，本就不是边耕种边从事专业生产。”

孟子见时机已到，顺势一枪，直中其要害，他说：“既然如此，难道为国者就能够边耕种边治理天下吗？社会必有分工，官吏与百姓各司其职。百工之劳动成果，对每人均不可缺，倘每物必自为而后用之，则是率天下之民而疲于奔命呀！所以我说，社会上必有分工，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有人劳心，有人劳力；劳心者管理人，劳力者被人管理；被管理者养活他人，管理人者靠人养活，此乃天下通行的准则。

“当尧之时，天下尚未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残害人类，兽蹄鸟迹，比比皆是。尧独忧之，选拔舜总领治理工作。舜使伯益掌火政，伯益焚烧山泽，禽兽逃匿。禹疏九河，治济、漯二水，引流入海；掘汝、汉，疏淮、泗，注之入江，中国方可耕种。禹治水在外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纵然欲耕，难道可能吗？

“后稷教民种庄稼，栽五谷，谷物熟而民得养。人之所以为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圣人又忧之，使契为司徒之官，教以人伦——父子有骨肉之亲，君臣有礼义之道，夫妻挚爱而有内外之别，老少有尊卑之序，朋友有诚信之德。尧说道：‘对民督促之，匡正之，辅助之，使之各得其所，又从而提携与教诲之。’圣人之忧民若此，难道还有暇耕种吗？

“尧以不得舜而忧，舜以不得禹和皋陶为忧，农夫则以不能耕种好田地为忧。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英才谓之仁。依我之见，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英才难。孔子说：‘尧之为君，真伟大呀！只有天最伟大，惟有尧能效法之。尧之圣德广阔无边呀，百姓竟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赞颂他。舜亦系伟大的天子！那么令人敬畏地坐了天下，但却不占有它，不享用它。’尧舜之治天下，难道不用心吗？只是未用于耕种罢了。

“吾闻以先进之中国改造落后之四夷，未闻以落后之四夷改造先进之中国。陈良本楚之土著，悦周公、孔子之道，由南而北来中国学习。北方之学者未有出其右者，此所谓豪杰之士也。汝之兄弟二人拜其为师数十年，如今师死而叛之。昔者孔子仙逝，弟子守孝三年，三年后各收拾行装欲去，与子贡揖别，相对而哭，泣不成声，方才离去。子贡返回，筑室于孔子墓旁，独居三年，然后归去。数日之后，子夏、子张、子游因有若颇似圣人，欲以尊师之礼而敬之，勉强曾子同意。曾子说：‘不可，譬如曾以江汉之水洗濯过，曾于夏日骄阳之下曝晒过，真乃洁白而无以复加了，谁能与孔子相比呢？’许行乃南蛮小子，如今（jué）鸟学舌似的怪声怪调，非我先王之道，汝背师而学之，与曾子相比，立场、态度是何其相反呀！譬之如鸟，吾闻其飞出幽谷迁于乔木，未闻其离开乔木而飞进幽谷者。《鲁颂》云：‘攻击戎狄，痛惩荆舒。’荆楚，周公尚且攻之，汝却以之为师，此乃愈变愈坏矣。”

孟子的这一席辩论与批判，犹若万马奔腾，巨石下山，江河澎湃，瀑布倾泻，雷霆万钧，弄得那陈相焦头烂额，呆若木鸡，半天才回过神来，如大梦初醒。陈相亦非等闲之辈，一旦复苏，竟也神气活现，但先前的论题早已体无完肤了，他狡猾地偷换主题说：“如从许子之道，便可市无二价，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亦无人欺骗。布帛长短同，则价相似；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似；五谷多寡同，则价相似；鞋履大小同，则价相似。”

这是连三岁孩子也辨得清的谬论，根本不值一驳。女娲既能炼石补天，自然能够锔盆补缸；羿既然能援弓射九日，自然能够射猎飞禽走兽。不过，杀鸡焉用牛刀，孟子不再引经据典，单刀直入地说：“物之品种质量不一，系自然现象。其价或相差一倍五倍，或相差十倍百倍，或相差千倍万倍。欲不分粗精优劣，使其价格完全一致，岂不是在扰乱天下！倘如许行所言，真伪同价，优劣同价，美羞同价，世间岂不就要一律为恶，哪里还会再有真善美！从许行之道，相率而为伪者，岂能治国！”……

陈相再次目瞪口呆，几乎瘫坐于地。

这场辩论看来是孟子在驳斥陈相，实际是在驳斥许行，陈相不过是鸟学舌而已。

陈相丢盔弃甲而回，许行能够善罢甘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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