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既在齐为卿，少不了每天与文武百官一起上朝议事，与齐宣王见面的机会很多。除此以外，齐宣王每有疑难之事，便召孟子进宫，请他帮助出主意，想计策。久而久之，两个人的关系便较为密切融洽，谈话也不再那么拘泥，有时讨论天下时势，有时分析齐国现状，有时回顾历史，有时议论名人。闲暇无事，齐宣王也常驱车到孟子所居之稷下去坐坐，这种时候，谈话则无中心，无主题，漫无边际，气氛也很活跃。齐宣王是把孟子当成了自己的良师益友，看成是一部活字典，百科全书，接触则必受教，开卷则必有益，有什么不懂的知识和学问，翻开来一查，立时迎刃而解。齐宣王是个有主见甚至可以说是个固执的君王，对孟子虽热情、友好、尊敬，但对其观点与见解却并不轻易采纳，自然更不能言听计从，而是取我所需，为我所用，对那些自己用不上的，乃至跟自己的政见不合的东西，则采取熊瞎子掰玉米的方针，掰一穗丢一穗，至于孟子那些尖刻的批评、挖苦，则听之任之，很少加以反驳。

齐王子垫是个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整日驱鹰逐犬，提笼架鸟，寻花问柳，沉湎酒色，不思长进，不理政事，屡教不改，这样的宝贝儿子。将来何以寄国继业，这很让齐宣王苦恼，每当见到他，便心烦意乱，皱眉蹙额。齐宣王见孟子教弟子有方，便令王子垫行弟子礼，拜师入门。王子垫的所谓拜师入门，并非像其他弟子那样整日聚拢在孟子身边，不过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地来听听课，或向老师提出某些问题。孟门弟子对王子垫的态度很不友好，一想起来齐路上遇到他狩猎的猖狂和视民若草芥的情形，便都对他充满了强烈的鄙视感，很少有人与之接触来往，同学们几乎都将其视为枭鸟，一个不祥之物。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学习和生活，王子垫不仅毫无优越感和自负感，反而感到孤独，矮人三分，这对他的改造倒是颇为有利。一天，王子垫心怀一种失落感问孟子：“读书人究竟应干些什么？”

“使自己的志行高尚。”孟子回答得很轻松。

“如何做才能使自己志行高尚？”王子似乎是颇有兴致地追问。

孟子答道：“行仁义而已。杀一无辜者，非仁也；非己所有而取之，非义也。所居何处？仁也；所行之路在何处？义也。居于仁，行于义，大人的工作便齐备了。”

孟子的话很概括，很原则，很含蓄，内涵丰富，不知这位花花太岁能否品评出内中的滋味——你身为王子，依仗着父王的权势肆意妄为，既草菅人命，又抢男霸女，更挥金如土，毫无仁义可言，还谈什么“尚志”呢？这话固然是对王子垫的严厉批评乃至抨击，但却是一片真诚，满怀希望。孟子毕竟跟他的弟子们不同，他是“性善论”的首倡者，王子垫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一个很好的苗头，这也许是一匹宝马良驹，一旦套上了羁绊，便能够驰骋疆场；也许孟子这是在对牛弹琴，也未可知。

一天，齐宣王正在读史，读到一处，百思而不得其解，郁郁闷闷地倒背着双手在宫内踱来踱去，宽大的绣袍在猩红色的地毯上缓缓摆动，薄山的红日透过窗纱射进宫内，将他那高大的身影投到地毯上，拖得很长很长。突然，他不顾天色已晚，急令内侍去召孟子进宫。

天到这般时候，孟子见召，大吃一惊，认为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孟子随内侍来至宫中，见宣王热情地迎上前去，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去。齐宣王命内侍看座，献茶，然后问道：“听说文王有一处园囿，纵横各七十里，不知是否真有其事。”

原来齐宣王又是在翻百科全书，全书告诉他：在史籍上有这样的记载。

齐宣王听了，似乎将信将疑，不无惊奇地问道：“真有如此之大吗？……”

孟子不禁感到好笑，颇为滑稽地反问道：“陛下以为太大了吗？可百姓尚嫌其小呢。”

齐宣王总是这样坦率，双手一摊，眉头一皱，问道：“寡人之狩猎场，纵横不过四十里，百姓尚嫌其大；文王之园囿，纵横竟有七十里，几乎是寡人的二倍，而百姓犹嫌其小，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齐宣王显出很痛楚的样子。

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而齐宣王却苦恼费解，这真是当局者迷呀！孟子冷笑道：“文王之园囿与民共之，百姓可随意前去打柴拾草，捕禽猎兽，所以虽纵横七十里，百姓却嫌其小，不也是很自然的吗？而陛下的猎场如何呢？臣初到齐国边境时，问明了齐之大禁，方敢涉足入境。臣闻齐都临淄郊外，有一狩猎场，纵横各四十里，有谁杀死里边的一只麋鹿，便与杀人者同罪。如此说来，这纵横四十里的地面，便是网罗百姓之陷阱，民恨其大，不也是情理中的事吗？……”

听了孟子的分析，齐宣王长长地喘了口粗气。这也许是“原来如此”似的恍然大悟，也许是反思、内疚与忏悔，也许是无可奈何的叹息……

战国时期，天下纷争，弱肉强食，战争频仍，无论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处理好国际间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一天，孟子正在住所给弟子们讲“仁政”，齐宣王驱车来访，主要是向孟子讨教与邻国相交，都有些什么样的原则和方式。孟子的为人，素来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即使不求不问，他也要苦口婆心地讲上一番，更不要说是国君登门讨教了。孟子马上终止了讲授，让弟子们暂且散去，就齐宣王提出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孟子说，以大事小，是仁者的风范。虽然自己的国土大，国力强，但却实行尊敬和平等对待土地面积比自己小、国力比自己弱的小国的政策。例如夏朝的时候，汤以亳为都城，地广人众，国力强盛。而另一个诸侯，嬴姓的葛国，在领土、人力、财力、物力、国防等诸方面，都远不及汤。葛与汤比邻，当时的汤虽有专事讨伐的特权，但葛在夏朝诸侯的等级上也称为葛伯，政治地位不下于汤，所以汤在外交上对葛仍然是尊敬的、顺服的，绝对不因自己的实力强盛而去欺凌力量弱小的葛国。

商朝的末期，西方的昆夷，即犬戎，那是以犬皮作为战衣，乘坏车的野蛮国家，与在西岐的文王接壤。文王当时所治的周国，不论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发达，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声威又高，不知道要比犬戎强盛多少倍。可是，文王为了行仁政，绝对不以兵戎相见。虽然犬戎经常有粗暴鲁莽的侵犯行为，而文王还是忍让着，不愿意生灵涂炭，以免苦了百姓。

以小事大，这属于明智之举。商朝末期，姬周诸侯由大王当政，这时周正在积极图治，而北方五帝时期就常常在边界上生事的獯鬻（xūnyù）——也就是后世匈奴的一支，这一支游牧民族非常强悍，常常犯边闹事，周太王为了致力于内政，为了在安定中求进步，不去和匈奴力争，而采取退让的政策，以免扩大战争，影响内政的建设。

越王勾践被打败后，只好对吴俯首称臣，忍辱负重，一切听从夫差的摆布，还献上了绝代佳丽西施供其淫乐，讨其欢心，以便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国。回国后，他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终于雪耻复国。这都是明智的外交原则，自己力量不够的时候就顺服强者以求生存。

以大事小的外交原则是“乐天”的，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则是“畏天”的。这里的“天”，在“天人合一”的哲学上，也包括了人事在内。非人力所能违反的规律便是“天”，即天理。

以自己大国之尊去配合小国，就是顺应“天地生万物”的乐天心理，不愿意欺负小国。

以弱小的国势臣服于强国大族，不敢得罪大国，便是敬畏天理，否则，天地间的规律便不会允许你成功如愿。

凡是乐天者，效法天地的博爱精神，不以强凌弱的大国，结果一定四海归心，可以保有整个天下；弱小的国家如果能敬畏天道，服从强者的领导，不怀叛逆之心，就可能保住自己的国家。《诗经》上说：“害怕上帝有威灵，因此谨慎小心，故而得到安定。”这正是对智者的外交政策而言的。必须以敬畏谨慎的心理，适应国际上的大趋势，把握时间的契机，以维系自己的生存。

孟子讲到这里，齐宣王听得不耐烦了，说道：“孟老夫子，你讲的这些理论，太伟大了，太高深了。暂且不谈这些高远深奥的哲理也罢。”他不喜欢听孟子这些大道理，什么畏天戒慎一类的理论，在他看来，强权便是公理。因此直截了当地说：“寡人之病在于好勇，恐难服事他国。”

齐宣王这一打岔，话题就转了方向，可是孟子立即随着这个方向，继续施行他王道仁政的教化。

《诗经·大雅·皇矣》篇说，当文王得到莒国无故进犯阮国的报告时，怒不可遏，立刻整军经武，出兵阻挠了莒国的进攻，迫使其退兵，不敢再轻易侵犯别人，同时巩固了周国自己的国防，对天下人的期望也作了交代。这就是文王之勇，所以说，文王一怒，使整个天下人民得到安定。

孟子学问渊博，知识丰富，讲话时总是旁征博引，令人心悦诚服。在引《诗经》之后，接着又引《书经·太誓》篇：“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

引证之后，孟子紧接着对这几句话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天降生了一般的人，紧接着也替这些一般的人降生了君主和老师，这些君主和老师的惟一责任便是帮助上天来宠爱人民。原来天地之间，人民是最伟大、最神圣的，君主和老师的责任是帮助上天来宠爱人民，而不是来统治、奴役、压榨人民，人民是天下的主人，而不是君主的奴隶！……

在我国古代，君道与师道是平等的，二者要同时注意。后世再加一个“作之亲”。身为一国之君，不仅要作为民众的老师，教导他们，还要像父母待子女一样，关怀他们，保护他们。处理行政事务时，要兼带教导之责与关怀之情。

四方之大，有罪和无罪者都由武王负责。普天之下，何人敢超过武王的本分而胡作妄为呢？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有所欠缺时，政治领导者要设法弥补这种缺陷。武王不仅管领四方的百姓，不管他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都负起教化、领导的责任，而且有宏大的气魄，一旦有人横行天下，就责无旁贷地加以平服。使天下没有横行的人，没有横逆的事。这就是武王的大勇。所以他一怒之下便调兵伐罪，把残暴的纣王灭掉，安定了天下的人民。

孟子最后说，你齐宣王好勇有什么关系？只要你好的不是匹夫之小勇，而是像文王、武王那样的大勇，能有大勇的气魄，一怒之下而使天下安定下来，那么有哪一个百姓不喜欢大王的好勇呢？大家只怕你齐宣王没有这样的气魄呢。

从齐宣王不忍心杀一头牛开始，一直到现在，孟子对齐宣王所谈的任何事，都用的是循循善诱的方法，可见孟子并不是一个迂腐的人。

齐宣王有一处离宫，相当于今日之别墅，因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凡俗，所以这里冬暖夏凉。盛夏，这里群山环翠，绿阴覆盖，山外闷热得蒸笼一般，来到这里则清风送爽，顿时暑气尽消，令人神清意惬；严冬，宫内温暖如春，宫外冰封雪飘。因这里夏可以避暑，冬可以赏雪，故取名“雪宫”。雪宫的景致与梁惠王的御花园截然不同，除冬暖夏凉的特点以外，它还气势宏大，朴素壮观，绝无半点矫饰与伪装，这是造化的宠儿，大自然的杰作——连绵起伏的群山，一泻千里的壑谷山涧，自天而降的悬瀑，阴森可怖的龙潭，遮天蔽日的柏洞，奇形怪状的古松，千姿百态的怪石，翻江倒海的松涛，雷霆万钧的虎啸，悦耳醉心的鸟鸣，毛骨悚然的兽嚎……

时令既已过了夏至，齐宣王自然要到雪宫来避暑纳福。孟子与齐宣王关系甚密，因而有福分应宣王之邀来雪宫一游。一天，齐宣王带孟子登上了赏心楼，凭栏远眺，陶醉于那群山若黛，瀑流如练，繁花似锦的山光水色之中，以眼前的享乐和大自然的风光志得意美地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吗？”

齐宣王、梁惠王，两国之君，所问竟一字不差，绝非偶然。孟子听䲆，义愤填膺，贤者亦是父母所生，骨肉之躯，并非麻木不仁的石头蛋子，为什么就无此乐呢？恰恰相反，他们的境界比别人更辽阔，他们的情操比别人更高尚，他们的视野比别人更宽广，他们的知识比别人更丰富，他们的心胸比别人更坦荡，他们的志趣比别人更高洁，他们的神经比别人更灵敏，因而更有资格，更有条件欣赏大自然的美景，领会其丰富的内涵，从中悟出深刻的哲理。然而，正因为他们是贤者，所以才以天下为怀，以民众为念。放眼华夏大地，烽火连年，满目疮痍——土地荒芜，五谷不丰；民有饥色，饿殍遍地；易子而食，折骨为炊……贤者忧心如焚，哪里还会再有闲情逸致来赏此山水之美呢？孟子虽说是个开朗坦率的人，但他毕竟是个饱学之士，一生历尽荆棘坎坷，遍尝酸辣，吞过无数黄连苦果，因而能控制住满腔怒火，不让其燃烧起来，半天之后才平静地回答道：“有啊，有此美景，谁都会美于心，惬于意，谁都会尽享此乐。然而天下如此之大，享此乐者能有几人？民无此乐，必将怨恨其君。民怨其君，固然不对，但身为人君，有乐竟不能与民同享，何言民之父母！国君以百姓之乐为乐者，百姓必以国君之乐为乐；国君能将民之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来解决者，人民必将国君之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去尽忠。凡国君，把天下百姓之乐当成自己的快乐，把天下人民之忧当成自己的忧愁，还不能使天下归服，还不能统一天下者，从来不曾有过。”

发了这番议论之后，孟子似乎意犹未尽，又举了一件齐国的往事：

有一天，齐景公对晏子说：“寡人欲先游转附（疑即今之芝罘山，亦称芝罘岛，在山东烟台市境内）、朝舞（疑即今山东荣城市境内之召石山）二山，然后循海而南，直抵琅玡（山名，在今山东诸城市境内），怎样做才能与古之圣贤之君的巡游相比拟呢？”

这里的与古之圣贤之君相比拟，指的是要有先王那样的壮观与气派，而不是关心体恤百姓的疾苦。这明显地透露出齐景公当时有统一天下的大志，并非一般的观光旅游，赏山玩水。

晏子不愧为春秋名相，他很聪明，听了齐景公的问话，就用一套历史哲学答复了他。

晏子赞赏齐景公的这个问题提得好！依照礼法，天子到各诸侯国里去巡视一周，这叫做“巡狩”，意思是巡视诸侯所守的地方。而诸侯要到中央去朝见天子，名为“述职”，意思是向天子议告自己职务以内的事务。如果天下安定，无意外事件发生，在春耕大忙季节里，天子一般要外出视察民众的耕作情形，发现有情况欠佳的，就要设法补助。在秋天泊了场光之后，则外出视察各地的收成和赋税状况，发现有入不敷出者，就设法赈济补助。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时候，民间流行的谚语说：“吾王不出游，强之体息向谁求？吾王不出来走一走吾之补助哪儿会有？吾王游一游来走一走，足以为诸侯之法度。”这谚语说明，在古代大家都迫切希望帝王能出来玩玩，以便沾点光，得些好处，所谓龙行一步，百草沾恩，龙走一步路，下了雨，百草都得到滋润。所以，那时候天子每次出来巡狩，不但给诸侯、大臣们一个警惕，同时也为注意民生疾苦树立一个榜样。

晏子说了过去的，又说当时的。他感叹今不如昔，诸侯们离开国都，一有行动就兴师动众，到处筹粮运米，搜刮民脂民膏，致使饥饿之人不得食，劳苦之众不得息，乃至鸡犬不宁。在强烈的对比之下，百姓难免要有怨恨之色，闲话、怨言当然也就开始了，日积月累，就造成百姓的逆反心里和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诸侯们这种行为，违背天理人道，对百姓不但未能善尽保护之责，反而加彰虐待。只要“流、连、荒、亡”四种现象一出现，政权就要发生危机了。

什么叫“流、连、荒、亡”呢？晏子解释说，国君的生活堕落，遂其私欲，像水势向下流，不知停止，就叫做“流”。违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流而上，就叫做“连”。时常像野兽那样冲动，暴发兽性而不知节制，就叫做“荒”。沉溺酒色，永不满足，就叫做“亡”。这些都是国君最容易犯的错误。最后晏子说：“陛下方才所问，如何才能比于先王之壮观，据臣所知，古之圣贤之君，决不会有此流连之乐，荒亡之行。陛下欲巡狩，不知将作何抉择。”

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这番话，非常高兴，立即下令改革政治，同时以身作则，走出深宫内院，接近百姓，访察民情，并且积极从事地方建设，注意社会福利。齐景公将行政工作处理妥当以后，就把兼管国史、文化、礼乐的太师找来，要他在国史上记下这件事，并且把他与晏子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谱下一段乐章。《征招》、《角招》两篇乐章便是由此而来。这乐章中有一句诗，意思是说，我们的国君虽然是欲望大，但是没关系，这并没有错，因为他扩充他的大欲望，建设了我们这个康乐的社会，正是一位好的国君。

听着孟子的侃侃而谈，齐宣王一会皱眉，一会搔首，一会聚精会神，一会坐立不安。那脸色则时而红，时而紫，时而灰白，那赏玩山水的得意神采消逝得无影无踪。今天，孟子搅了他的雅兴，又给他讲了这先王的历史，弄得他的心中像打破了五味瓶一般，难辨酸甜苦辣，只觉得心神不定，焦躁似热锅上的蚂蚁。他很想高喊、大唱、骂人杀人，来排解心中的郁闷，然而身边只有温文尔雅的孟老夫子，他不能那样做。他倒背着双手在宫内踱步，有时风风火火，有时斯斯文文，有时伫立良久……这一切都在告诉孟子，齐宣王的胸中正在翻腾着滔天的波澜。不知过了多久，齐宣王对孟子说：“十分抱歉，寡人顿感不适，需要休息，夫子所言，容寡人三思。”

齐宣王回至卧室，早有嫔妃迎上前来，或欲照顾其茶饭起居，或欲与之调情戏谑，宣王厌恶地挥挥手，让她们统统离去，室内只留他一个人在默默地想心思。

齐景公是齐国继桓公之后最有作为的一个君王，是齐宣王的楷模与典范，宣王孜孜以求的便是桓、景二帝之盛世与霸业，并要进而完成二帝未竟之事业——统一天下。晏婴给景公讲了古圣贤之君在巡狩问题上与当世之不同，而且是泛泛而谈，景公即刻接受批评，纳晏婴之谏，改革政治，转变作风，使齐再势日强，国泰民安。今日孟轲给自己讲景公之为政，这等于在帮助自己忆祖宗之德。虽说桓公、景公为姜姓，自己为田姓，但这毕竟都是齐国啊！孟轲这是多么有针对性的诤谏呀！不纳此谏，表明自己没有景公那样的胸襟，辜负了孟轲的一片苦心欲纳此谏，行仁政，无异于羊羔对虎狼，生命尚且难保，何言图霸王天下！平心而言，孟子的仁政说不是没有道理，但在战国纷争的今天行不通，你行仁政王道，秦、楚却在富国强兵，横行霸道，这不是死等着受气挨打，灭国亡种吗？孟子的理论将来也许能够通行于天下，但远水难救近火呀……齐宣王正在苦恼彷徨，忧心如焚，突然眼前一亮，他想起了景公、晏子与孔子三者间的关系。为了实现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景公时孔子曾经游齐，谏景公行仁义。景公也曾深受感染，欲封孔子，委以重任。晏婴则坚决反对，认为儒家学说迂腐不堪，照他的主张去做，无异于作茧自缚，自趋灭亡。二人对景公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最终孔子失败离齐，若不是晏婴设法保护，连性命也难保住。倘景公当时行儒家之道，齐国会是怎么样呢？孔子与晏婴应是好朋友，彼此相互尊重崇敬，但政见却不相同。政见不同，该不会影响相互间的友谊吧？……想到这里，齐宣王拿定了主意，要加深与孟子的友谊，但不同意其政见，不能接受其仁政主张，像当年景公、晏婴对孔子那样。孟子不是推崇景公与晏婴吗？可是景公与晏婴并不接受孔子的仁义思想。主意既定，齐宣王不再烦恼，下令摆宴，命嫔妃来陪其饮酒，宫娥来弄丝竹，舒舞姿，为其助兴。

一天，孟子与齐宣王在一起品茶聊天，宣王忽然问道：“诸多人建议寡人拆毁明堂，依夫子高见，拆除好，还是不拆除好呢？”

所谓“明堂”，就是“明政教化之堂”，这是周代初期的建筑。明堂多建于天子的首都，是天子的庙堂，举凡祭祀、朝会诸侯、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等意义重大的活动，当在这里举行。这是当时中国文化的重要表征，具有崇高的意义和文化的价值。齐宣王所说的这所明堂在齐境，是周武王东征时所建，直到汉朝还存在，后世才逐渐湮灭，它表征了中国文化，也象征周天子的尊严。在齐宣王的心目中，虽然久已不闻尊周的口号，可是还没有一个诸侯敢明目张胆地提出灭周的主张。齐宣王这时把国家治理得较有规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说没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拆毁明堂何尝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倘使他不同意，何必要跟孟子商议！……

齐宣王的心思，孟子并非毫无察觉，但他素来以好心度人，那些尚未溢于言表的东西，自然不便猜测，只能就事论事地回答道：“明堂乃有道德而能统一天下者之殿堂，陛下倘欲行王政，则不要将其毁掉。”

很出乎孟子的意料，齐宣王竟恳求说：“夫子能将行王政的道理讲于寡人听听吗？”

关于王道仁政，孟子不知已经讲过多少次了，为什么齐宣王忽然神经质地请孟子讲王政的道理，而且态度竟是那样的诚恳呢？也许过去他对此无兴趣，不管孟子讲多少次，他根本不往心里去，也未专心听过，所以今天又提出这个问题来。也许为了笼络孟子，以此来巩固和加强跟孟子的友谊。也许孟子所提倡的仁政学说，颇受当时社会民间的欢迎，各方予以好评，他才不得不对孟子表示尊敬。也许这时候仁义还有可利用的价值，可以披起仁义的外衣进行实际上的兼并，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请教。

孟子被直接问到王政的本题上来，自然是喜出望外，他素来以孔子嫡传自居，而孔子最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治风范，所以就举出了周文王的政绩，说道：“昔者文王治岐周，耕者税率九分抽一，做官为宦者世袭爵禄。关口与市场上只稽查而不征税；不禁止任何人到湖泊中捕鱼；一人犯罪一人当，不牵扯其妻室儿女。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鳏寡孤独无依无靠，是世上生活最贫困、最可怜的人，文王实行仁政，定先考虑他们，《诗经·小雅·正月篇》云：‘富贵者总能过得去，可怜那些孤独无依无靠者吧。’”

这仍然是孟子那发展生产，取于民有制，省刑罚的一贯思想，不仅如此，关口市场不征税，这是在鼓励发展商业。战国时的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多半是重农轻商，惟独孟子，既重农又重商。关心照顾体恤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行仁政是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凶狠残暴之君是决不可能行仁政的，齐宣王似乎有这个思想基础，因为他竟不忍心杀一头牛去衅钟。

齐宣王拍案称赞道：“夫子之言，绝妙得很呀！”

孟子反问道：“陛下既以此言为善，何不实行之呢？”

“这个……寡人喜好钱财，恐难实行仁政。”

这些封建君王，从来都是心口不一，说做分家的。为了劝勉宣王，孟子又给他讲了一位古人的事迹：

公刘是羿的后代。羿是唐尧的兄弟，到虞舜时被封为后稷，有相当伟大的德业。传到不（fōuchù）这一代的时候，因政治的衰退，不丢了官，就流亡异域，到戎、狄这两个外族之间的漆、沮（二水名）一带去求发展。当传到公刘的时候，才又振作起来。

公刘当年好货，但能推己及人。他首先教导人民因地制宜，努力耕作，增加生产。在秋天丰收时，将粮食堆满在仓库里，还有许多粮食放不下，只好堆放于仓库之外。另外制作干粮，放进橐里、囊里，以便人民迁移时，可以随身携带。由于仁心德政的措施，投靠他的百姓愈来愈多，逐渐地便富强起来。于是他又整军经武，把百姓集中起来训练，等这些都差不多了，才带了弓箭，装备着干戈斧钺等各种武器，欲浩浩荡荡地由漆、沮出发，回到他原来的封地豳（bīn）邑，复兴其祖先后稷的旧业。所有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积的米粟和充实丰富的谷仓，出发的人有包裹好的干粮。如此准备妥善，才向豳地进发。周代就从这时开路，渐渐兴盛起来。

讲完了公刘振兴的事迹之后，孟子说：“《诗经·大雅·公刘篇》说：‘粮食真多，外有囤，内有仓；还包裹着干粮，装满橐，装满囊。人民安宁，固威发扬。箭上弦，弓开张，其他武器都上场，浩浩荡荡上前方。’记的就是这段历史。大王好货，能与民同之，欲行仁政，统一天下，有何困难？”

齐宣王的挡箭牌被孟子给砸得稀里哗啦，但他马上又竖起了一块，说道：“寡人毛病太多，不仅贪财，而且好色，恐难行仁政。”

孟子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他的胸中有的是良方，他药柜的抽屉格子里满是好药，齐宣王的话音刚落，便给他开了个对症的处方：

周文王的祖父太王古公亶父就很好色，《诗经·六雅·繇篇》中有他好色的档案：“古公亶父，清早即策马，沿着漆水岸，来到岐山下，带着娇妻姜氏女，来把住处视察。”当年太王为了躲避狄人的进攻，要迁都岐山，通宵整理行装，第二天一早，策马出发，沿着漆水、沮水来到了岐山的下边，带着他的齐国夫人姜氏女，到这里来察看未来定居的地方。你看，太王时刻离不开夫人，不也是很好色吗？但当时在太王的国境之内，家家户户都是成双成对的，没有嫁不出去找不着丈夫的怨女，也没有娶不到妻子的旷男，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孟子讲这段历史的意思是，现在你齐宣王好色，这有什么关系，只要和太王一样，把你好色之心扩而充之，使全国百姓都能有一个圆满的家庭，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这岂不是天大的好事，何必还要耿耿于怀呢？

其实，孟子何尝不知道齐宣王并非是好色之徒，否则他立钟离春为正后，则无法解释，这不过是搪塞之词，逃避的手段，这也是他的可怜之处。

一个大国之君，居然在一位德高望重的外国客人面前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好勇、好货、好色，确也坦诚得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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