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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师生活（二）
14 媒妁之言定亲事 女方刁难不忍辱
1978年过后，邱群章到王塚给我说媒。
邱群章是王塚南面5里地之外到齐洼村人，会一手阉猪娃的技术，经常出入在在周围村庄。我小时候在邱洼时，他就不断到我家里，也会拉几下弦子，还能哼哼几句，他管父亲叫哥，我就叫叔。
这个人生性硬直，与其哥嫂不和，经常生气，所以在外面的时候多一些。他看我已经20岁出头了，还没有定亲，就和母亲商量起来。
这两年，母亲也多次向我提起订婚之事，我只是强调家里条件不好，年龄还不算大，等等再说。
做母亲的只是为儿子着想，20岁出头，恐怕不好找对象，因为农村的孩子都是20岁左右就定亲。农村的女方要钱厉害，那时没有三五百、七八百办不成事儿。
经群章这么一说，母亲就心动了，要他操个心，瞅个合适的日子让女方来家里看。
女方的父亲是群章小时候的同学，互相都很了解，他也相信群章的话。群章说，他家不过分要钱，见面礼一百，订婚压二百，再撕三四身衣裳就行了。
我一听说，就表态不同意，我们出不起这钱。群章就反复强调，社会上就是这样，谁家要媳妇不花钱呢？有些人家放着钱还没处花哩！
是啊！村里有一家娶媳妇已经花了700多块了，女方还是不满足，硬逼着男方再拿300块才能结婚。
形势就是这样，一两个人怎能抗得住？母亲就硬着头皮答应了。
群章又专门找我谈了情况，说女方叫小Z，小学四年级也没有读完，就在家照看弟妹，有一手好针线活，地里活也不差，有力气，特别强调咱这个家，缺少干活的，需要这样一个媳妇。
说心里话，没有文化、只能在地里干活的人，绝不是我追求的对象，可是母亲为了我的事终日操劳，省吃俭用，眼下已经凑了一些钱，专门为我办事，我怎好忍心推辞？母亲生怕我这个老大打了光棍，在背地里多次劝我：“不要讲什么文化了，庄稼人只要能干，比什么都好，订了婚，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就算落地了！”我只是默默地点头称是。
农历二月十六，群章领着小Z和她的干姐到了我家。这第一次见面，我只和小Z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看来她对我还比较满意，因为群章已经把情况告诉了她；再说，她舅舅就在北面的李庄，什么情况都可以打听。
我当时很矛盾，只见一次面就能订婚吗？这是一辈子的事啊！小Z给我的印象是很直爽，不客气，很像一个能干的人，至于其他方面就一无所知了。同意吧，心里确实难受；不同意吧，母亲更会难过。为了母亲，我把心一横，就答应了。临走，母亲给小Z了100块钱，还有两身衣服（只是布料，下同）。
过了几天，群章带来了信儿，说是农历三月初六“过八字”，要准备好200块钱和4身衣服，再加一些香皂、毛巾之类。我心里很不愉快，可母亲却很高兴，因为这是儿子的婚姻大事啊！
那天，群章领着女方的人来了，有小Z的父亲和舅舅；我们也找来了同村的大队支书（与小Z的舅舅很要好）和我的一个姨夫，请了一位厨师，做了一桌菜。
吃罢酒席，寒暄了一阵，群章就把事先准备好的钱和衣服摆在桌子上，还一样样进行了清点，然后用一块新红布包裹起来，交给了小Z的父亲。女方为了表示一下“意思”，把一个 ”红包”交给了母亲，也算是来而有往吧（后来才知道里面只有20元钱）。
我看着摆在桌子上的衣服和钱，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这就是“婚姻”的基础？要不是怕惹母亲生气，我死活都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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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家乡，农历六月六是农家的一个节气，一般都要去“叫客”，有的叫姑姑，有的叫姨娘，有的叫未过门的媳妇。母亲也准备了几个钱，还有一件衣服，叫来了小Z，过了节气就回家了。
春节之前，母亲非让我给小Z家送去几十斤高粱，因为她家里没有种高粱，只种玉米，所以对高粱面很稀罕。初次到小Z家，对我还算热情，为我改善了生活，一家人坐在跟前谈天说地，表现出很诚恳的样子。
但是，那只是来而不往，吃罢饭我就两手空空回到了家里。母亲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只是叹气：“男人是不是都这样下作呀！”
母亲听出了我的意思，就连忙劝我说：“不要在乎那点儿东西，男方都是这样。”
1979年春，小Z为了找小黑豆来我家一趟，从黄豆中捡出了一些。这次与她的单独谈话中，表白了她的内心世界。
首先，她谈到这辈子的理想是找一个有能力、有志气的人，能说、能干、能办事，自己跟着享一辈子福；
其次，虽然认为我这个人可以，但嫌庄上的地太赖，黄土岗地，泥巴对人怪亲，水井离家太远等等；
其三，说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到她家去，有点看不起人。
还谈到为什么不到李庄去看望她舅舅，是不是看不起她舅舅等等。
对于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我一一作答，说得她闭口无言。我还半玩笑地对她说：“如果你真嫌我们的条件不好，还是嫌我不近人情，现在退亲还不算晚！”
一句话呛得她不知所措，一句话也没有说。虽说那些话有玩笑之意，但对我们今后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5月份，东陈庄公社有物资交流大会，因为没有钱，全家人谁都不去赶会。
一天中午，我放学后回到家里，母亲正在厨房做饭，告诉我小Z来了，可能是让我陪她去赶会。
我到堂屋一看，她正在床上躺着。我就招呼一声：“来客了！”她一动也没动。我又说：“啊！是贵客呀！架子真大！”
这时，她一翻身坐起来，开口就问：“明天到陈庄赶会去吧？”
这话出自我的意料，我也不感到突然，回口就答：“又不是星期天，我哪有你这么随便！”
这可惹了她，她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我说：“你说去不去吧！”
我说：“去如何，不去又如何？”
她更火了：“我不给你玩洋，要去明天就去，舍不得花钱你就不去！”
哎呀！这样的话怎能说出口呢！好像我欠了她很多债似的。
我也不示弱：“想去，你随便去，我没有时间作陪，当然也没有钱！”
这下可好了，惹得她动了高腔：“一年多了，我穿您家了几件衣服？趁有会买点便宜东西，也为结婚准备准备，谁知道你连一分钱也舍不得花，谁还给你结婚！”
好嘛，这真够人受的！我勉强压住心中的火气，想看看她的口气到底有多大：“这样吧，结婚你准备要多少钱、多少东西，请当面讲明白吧！”
她还挺实在：“那好，咱说明白，二百块钱，四身衣裳，先说好，不要凡尔丁、的良！”
一句话说得我火冒三丈，“你给我住口！你想欺负我，找错门了！你算什么人？县委书记还穿劳动布哩，你竟敢说不要凡尔丁、的良！这些东西我们一家连一件都没有穿过，去照照镜子，看看你那样子，亏你还戴着团徽，真给年轻人丢脸！我也给你说清楚，从今天起，一分钱、一件衣服也没有，我就是打光棍也给你说不了好话！你好自为之吧！”
这一番话不当紧，小Z把头低下去了，一句话没有接，眼泪似黄豆般一颗颗滚落下来。
我看到这情景，就乘胜攻击：“为人要讲道德，讲良心。一年多来我家给你家的东西有多少你心里有数，难道我们就不过日子了？为了你还得卖房子不成？不要太不像话了，要叫公道，打个颠倒。都是一个人，谁离了谁都能过。一个庄稼人，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如今我家正处于困难时期，你这样紧逼，我到哪里去弄钱？少不了还让母亲作难。实话说，我的事今后不让母亲操心了，根据我的能力和家庭情况，该咋办就咋办！反正这个家现在就是这个穷样子，你如果觉得心里难受，请及早说话！”说罢，我大步走出房门，挑起水桶担水去了。
担水回来，小Z正在厨房强装笑脸帮助母亲做饭。我看那个架势，她是不想让母亲知道这事，我也就若无其事地干着其它事情。吃饭时，小Z坐在桌旁表情不够自然，只是端着碗喝稀饭，不拿馍，不吃菜。母亲见状，让她吃馍吃菜，她只是应付着，并不吃。
我几口吃过饭，对母亲说：“我该走了！”
母亲说：“慌啥？咋就吃这么几口？”
我说：“快打预备铃了！”说罢，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出院子，径直向学校走去。
下午放学后回到家里，母亲就是一顿埋怨：“你们两个咋了？她连一口馍都没有吃，你走后他也要走，我拉都拉不住。”
我说：“这个人不识好歹，口出狂言，我忍受不了，说她了几句。”
母亲说：“我让你忍住，不要说急话，你咋就不听啊！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几百块钱都给她了，哪还在乎这几件衣服哇！”
我说：“母亲你别管，现在咱也没有钱，总不能再去借钱吧！不理她那一套，我就不信，离了她就打光棍了！”
母亲拧不过我，只是摇头叹气，“真是闹僵了，人家要说退亲，我可受不了哇！”我赶忙安慰母亲：“不要紧，她不敢说那话的。就是退，她也少不了咱一分钱！”
小Z走后的第四天中午，我放学后回到家里，只见小Z的母亲和媒人群章坐在东屋里，我打过招呼，就赶忙到厨房问母亲。
母亲非常不高兴，“看看，你惹出了麻烦，她妈找到群章，问你要钱来了！”
我说：“你不要管，我自能应付他们。”
我走到东屋，搬个凳子坐下，问候了几句就扯上了正题。
Z母说：“敏啊！这妮子的嘴不好，惹你生气了，你不要放在心上，结婚的事咱商量商量吧。”
我说：“要说气，我倒没什么，恐怕小Z回去后要大气一场吧！”
Z母说：“她回家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睡在床上不吃饭，三天了都是这样，我们再三追问，她才说明情况，您两个人吵几句嘴能算多大的事？哎！都怨这妮子的嘴不好。”
我看她并没有对我说些什么，态度还可以，心想可能就是找我商量事情的，就心平气和地又把吵架的事叙述了一番。Z母和群众叔只是低头听着，不时地叹口气。
说完经过，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天当着群章叔的面，咱把情况说明白，免得以后再生气。结婚是场大事，根据我家的条件和小Z的思想情况，先给您弄100块钱，随我意再撕几身衣裳，其它嫁妆我积极准备。您家愿意陪送多少是多少，我没有任何要求。”
Z母说：“那您也得准备棉花呀！”
我说：“那当然了，我们准备套几床被子，棉花是少不了的。”
群章叔接道：“你得给她家弄两双被套的棉花，过门后还是带到咱家。”
我一听是这个意思，就表明了态度：“娘家陪送也要根据自己的条件，能陪送多少是多少，让我为你们的陪送准备棉花，这我不干！”
只见Z母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连忙掏出手绢去擦。
投降了！这人哪，都是软的捏，硬的怯，让她流点眼泪也好。
群章叔只是在一旁吸烟，我知道，他那张嘴实在是不顶用，只是反复说：“这孩子咋恁不听话！”
匆匆吃过午饭，我就去学校了。下午放学后来听母亲说，他们也没有办法，等消消气以后再来商量婚事。
15 工分问题添烦恼 心中有气怨领导
一、工分年代
我出生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时期，就是“生产队、大集体”的年代，农村形成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管理模式，现在的村那时是一个生产大队，小的自然村划分为一个生产小队，较大的自然村要划分出2-3个生产小队，像我所在的村子，划分出了2个生产小队，生产小队是最小的生产单位。那时的农村早已实行了工分制，也就是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每天早晨、上午、下午，生产队长都要安排农活，社员出工干活。到了晚上，记工员按出工时间或按劳动量给每个劳动力一一记工分，每个社员都有一个“记工本”。最后逐月累计，交由生产队会计核算，家家户户便可按所得的工分进行粮、钱分配。不过，那时分配的收入是极低的，每天的劳动日值也就是1毛多钱。记得有一年队里到年底分现金时，有一户劳动力多，全年一合算，应得99元多，队长征求全体社员意见，不差这一元钱了，给他凑足100元，对他是一个鼓励，对社员是一种带动，对外是一种名声，听起来也好听。那个年代，全年全家挣了100元，就在2000多口人的大队中出了名，原以为这家弟兄们多，不好找媳妇，这时的媒人都抢着来登门。
那时同一生产队里的社员工分也不一样，而且不固定，而是以集体评议的方式决定每人每天应得多少工分。评议的依据，主要看每人在劳动中的长期表现和现实劳动量，其次，还要看性别、年龄、劳动能力等方面，最后，生产队长全面衡量，评定每个社员的工分。我们小队是每年评定一次。我记忆最深的，男劳力最高的是10分，上了年纪或劳动能力弱的评8-9分，女劳力最高8分，学生一般5分到6分。我在初中时，就评到了全队中学生最高的工分6分，曾引起了大多学生尤其是年龄比我大的学生的羡慕，我评定了高工分，干活高姿态，干活热情也更高，专拣脏活累活干，有时跟男正劳力比着干。评高工分这件事使我高兴了一阵子，更重要的是记忆了半辈子。
二、当临时记工员
回忆起记工分来，我想起了当过一段临时记工员的事。那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放了秋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天晚上，生产队开会评定工分和讨论记工分的问题，大多社员都参加了会，现在忘记什么原因，我也参加了会。记得当时会议讨论得异常热烈，竞争的很激烈，互不相让，好不容易评定下了工分，又开始讨论记工分问题，让记工员公布了这半年以来的工分情况。待公布结束后，大伙议论纷纷，普遍反映记工员没别人干活多，却比别人工分高，有的竟公开提出要换记工员。有人提出让我先干着，理由是，身份是学生，这样记工分公平，等假期已过，也就物色好人选了，到那时再重选记工员。队长性格豪爽，听了大家的意见后，略一思量，就决定让我先干着。我那时心里也没底数，队长让干就干着吧，也就半推半就地应承下来。回家后，我就高兴地对母亲说：队里让我先当临时记工员。母亲高兴地说：“让你当，你就当吧，可能看着你有点文化。”我那时有点不解，生产队里这么多社员，为什么偏要我这个学生当记工员？后来才渐渐明白过来，可能正因为我是学生，少了些个人恩怨和私利，加之那时有文化的社员少，一时还物色不出来，我这个在读初中生，还算有点文化，才让我先当着。这不，我也就当了临时记工员。
我当了临时记工员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工分的重要，也体谅到了社员对工分的重视。真是：“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社员的每一分都牵动着我的心，我也真正为全体社员记好了工分，直至干到放完秋假，虽是当的临时记工员，但那段记工分的经历让我永远忘不了。
三、工分问题添烦恼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当上民师以后，工分问题给我增添了许多烦恼。
生产队外抽人员，都是按本大队人口均摊的。
当时，我们生产队已经出了6个人，其中有大队民兵营长、营业员、接生员、医生各1人，民办教师2人，这本来就超出了2人，可大队又让1人进校当了民师，这样以来，生产队干部有些生气，气没处使，就该我们倒霉了。他们改原来每天开支我们8分为6分（劳动力10分），连妇女劳动力也赶不上了（妇女劳动力8分），我们都很生气，但谁也不出头说话。
生产队长老C，因营长、营业员、接生员都是自己家的人，虽不满意这样定工分，但他又不敢怎么说。所有外出人员个个都是柔软无能，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忍心受屈。
生产队副队长老W扬言：“就这够多的了，不愿意干可以回来嘛！”会计老H更是随声附和，就连6分也不想给。我这脾气实在忍受不了。
一天中午后，全队劳动力都到西地锄地，我去学校正好走在这块地的中间。我看老W刚扎上锄，就走到他跟前，想与他商量一下工分的事情。
打过招呼之后，我便蹲在地下，和声细语地说：“三舅，我们也是大劳动力呀，给6分是不是有点少了，能不能再研究一下，往上涨一涨。”
老W说：“这是队委会研究定好的，谁也当不了这个家。咱队出这么多人，需要多少工分往上添哪！实在嫌少了可以回来嘛！”
哎呀！还是这句话！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三舅，说话不要太逞强了！回来！回来！你就会说回来！为啥不找大队干部好好商量一下，把气放在我们身上，良心就能过得去？”
这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身上，有的还围拢过来听热闹。我看是该发议论的时候了，便提高了嗓门：“各位老少爷们！我们民办教师是上级任命的，我们也得指望工分吃饭，每天只给6分，连个妇女劳力都不如，让我们怎么受得了？如果反过来，让三舅的儿子去当民师，恐怕给8分他也不依！自己没那本事，光想阻拦人家出去，动不动就让人家回来，恐怕他也当不了这个家吧！”
这时老W的儿子小W听不顺眼了，便凑过来嚷嚷：“给6分嫌少，再吵吵一分也不给你，你告去吧！”
我看小W口吐狂言，火往一处使，劲打一处来：“小W，你有什么本事？就会说大话！论干活我也比你三两个！”
众劳力都哄地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1978年暑假因为队长有病，经社员推荐、大队支书决定，让我当了两个月的临时生产队长，干活是响当当的，而小W是个不中用的蠢才，平时只会吹大话，干活两个不顶一个。
小W一看大伙笑了，便一蹦一蹦地到我跟前指手画脚地说：“你有本事是你的，你飞到天边俺也不管，可就不给你劳力分，有本事不要队里工分才好呢，吃商品粮去吧！”
我也火了：“不要欺人太甚！老子就是要争这口气，借你吉言，商品粮我是吃定了，你等着瞧吧！”
有几个人看我气得很，就催我赶快到学校去，劝我不要跟这个无用之人争吵，争吵也无用。
我到学校之后，把发生的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表示要在支部会上提出，让大队好好研究一下。
从此，我肚子里的气无处发，只是在工作之余拼命地读书、写字、弹琴、拉弦子。
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脱离这个受气之地，我决不能在刘岗呆一辈子！我想到了任民师以来的乐趣与苦恼，想到了人生道路上的平坦与曲折。在我周围与我同时代的人中，业务、技术方面我都是出众的，为什么只能在这小小的刘岗呆着？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如果我也上了高中，我还可以报考大学，可是，都愿领导让我留校任教……
我心里矛盾极了，竟又埋怨起领导来了。仔细想来，这些领导也该埋怨。
毕业后第二年，接兵部队一到，就找到我谈心，了解我的情况，想让我到部队去。老杜排长还亲自到我家，让我给他演奏了我会的各种乐器，他表示非让我到部队去不可，去了就到师部文工团。政审、目测、体检、透视都过了关，马上就要穿军装了，可是狠心的大队、学校领导硬是死拉住不让我去，说什么我一走学校就塌了天。老杜排长也没有办法。
毕业后第三年，驻马店军分区来了两位领导，也想让我去从事文艺工作，还是大队、学校的领导拉住我不放！是他们害了我！误了我的青春和前途！我应该埋怨他们。
可是，这些都已经成了过去，埋怨又有何用？只有一条路：努力搞好本职工作，刻苦钻研业务技术。
我打定主意之后，买来了有关音乐理论方面的书籍和文学常识书籍，在工作之余攻读。心想，只要脑子里装着东西，手上有技术，就不愁无用武之地。
我把我想伺机出走的念头告诉了母亲，她表示坚决支持：“指望谁也不行啊！只有靠你自己了。”
16 胡校长高考指路 勤复习立誓考学
1979年5月中旬，赊湾公社文教组召开了一个校长会，校长胡明亭开会回来找到我，首先对我这两年的工作情况表示满意，然后向我透露了一个好消息：
“士敏，你想不想考学？”
这突然的问话使我张口结舌。
“真的！高考制度恢复两年了，今年招生数量不小，你就报名试试吧！”
“我，一个初中生，敢去试吗？”
胡校长说：“你可以报考音乐专业，今年汝南师范音乐班招30人，有你这样的基础，为啥不敢试呢？”
这时，我的脑子才转过弯来，仔细品品味，“嗯，是啊！报考音乐专业还是可以试试的。胡校长，何时报名？”
胡校长哈哈大笑起来，“士敏，事先没有同你商量，我替你做了个主，已经给你报上名了！”
“啊！真的？胡校长，只要你认为我行，我就争争这口气，象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人，除了走这条路，决无别路可走。多年想离开这个刘岗，可就是没人给我指路哇！胡校长，如能成功，永世不忘指路之恩！”
胡校长笑了，他满有把握地说：“士敏，像你这样年龄的人，比得上你的并不多。你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你是满有希望的！”接着，他又把具体事项详细地交代了一番。
这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难入睡。当了6年民办教师，就是因为这个“民”字，小Z三番五次地要钱要衣服，生产队嫌队里出去的人多压低工分……这次如果成功了，这个“民”字就丢掉了，我也就不要你那工分了，我就真的去吃商品粮了！
我越想越多，婚姻矛盾、工分烦恼充满了我的脑海。我又想到了这个穷苦的家庭，想到了至今为还账还在四处奔波的父亲，想到了终日辛劳的外祖父母和母亲，想到了初中毕业就失学在家干活挣工分的妹妹……
这个家如果不出一个争气的人，还是整天老老实实地扒在地里，以后还免不了受人欺负。
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万万不能错过！
我警告自己：一定要有勇气参加这次考试，考上学让周围的人看看，让少给我工分的人看看，让整天向我要钱要衣服的小Z看看，我士敏是一个有志气的人！
第二天早晨回到家里，我就把报名参加高考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并没有表示出兴奋，只是严肃而又怀疑地说：“这是一件好事，可是你没有上过高中，怎能敢报考大学？”
我解释说：“校长说只要相当于高中文化水平就行，我虽然没有上高中，可我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比那些高中生强多了！你看那些高中生一个个都在家里呆着，谁敢去报考？我决心已定，一定要争这口气，不辜负您多年来对我的培养教育！”母亲这才露出了笑容，表示坚决支持我这次报考。
报考音乐专业，需要在高考之前专门加试音乐。
据胡校长说，加试音乐是很重要的，音乐过了关才有参加高考的资格。
究竟加试些什么呢？这个谁也不清楚。对此，我仔细地进行了分析，认为音乐加试不过是音乐理论、音乐基础、乐器演奏、表演、歌唱之类，只要在这些方面有重点地下功夫，就有希望被录取。
此时离加试时间还有半个月，对于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而只靠自己摸索的我来说，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
我首先定了一个计划，安排了复习时间：歌唱方面，选择了歌曲、戏曲4支（段），早晨练习；器乐方面，如风琴、曲胡、二胡、板胡、京胡、笛子等，每样都选择一支曲子进行练习；读谱视唱方面，选择有一定难度的曲子进行练习；音乐理论方面，重点掌握一般音乐常识，专门在夜晚攻读。
这些天里，我很少回家，吃住都在学校，这样能够保证时间复习。
6月1日，放了麦假，当民师的自然要回去参加队里麦收。我回到家里给队长请了假，说明了原因，队长欣然同意。我又在学校苦练了3天，6月4日，我就赴驻马店参加音乐加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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