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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柴胡汤乃仲景《伤寒论》中之一首名方，千百年间为炎黄子孙之健康贡献殊多。此方构成简洁，用药平淡无奇，颇有貌不惊人之嫌。然在《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中，唯有小柴胡汤最为出奇制胜之方。无论组方之善，效验之宏，应用之广，其余诸方未有可与伦比者。今就小柴胡汤本方及其治疗伤寒本症之旨略加纵引，于其所涉内外杂症之治者稍稍旁及，聊述拙见，以就正于明者。
小柴胡汤由柴胡、人参、甘草、半夏、黄芩、生姜、大枣等七味药物组成，均是普通常用之品。药虽至简，而全方之功能，深切于少阳病机。方中参、草、大枣，益气扶胃，加半夏生姜和胃降逆，合之使阳明充实、气机畅达，即可扶正以达邪，更可使少阳半表半里之邪，不易传里。亦即《金匮》“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意。又如柴胡合黄芩以解少阳之邪；柴胡疏少阳之表，黄芩清少阳之里。使内外俱解、表里咸宁。
少阳病既是寒邪袭入半表半里之间，治法首当达邪外出，柴胡无疑为少阳病和解达邪之主药，是必不可少者，而尚不能独擅其功。盖是时邪在少阳，渐已化热，加之肝胆内寄相火，其热更甚。此时少阳经中之热往往甚于袭入之邪，斯时若非黄芩之力，则不足以除少阳之热，热若不除，何和解之云哉!是故愚以为柴胡、黄芩两药同为小柴胡汤之主眼。方虽名曰“小柴胡汤”，而当少阳邪重热盛之时，无柴胡则不能达其邪，舍黄芩则不能解其热。黄芩与柴胡相须而用，相得益彰，此乃小柴胡汤之真谛也。或曰：仲景书中有去黄芩加芍药例及去黄芩加茯苓例，何得谓黄芩亦为此方之主眼?须知前者一因于腹痛，虑黄芩可致脾阳之不振；一因于水气，恐其得寒则凝。既有阳衰、水寒，则少阳之热自挫，已不必再投黄芩以解其热，反虑黄芩之苦寒以妨其病。是病机转而药随之，此乃小柴胡汤之变法，而非正鹄也。
据于上理，虽《伤寒论》原方中柴胡之用量，为他药之两倍，而余临证时，每用3g 或6g，多至9g，常少于他药。发热至39℃上下者，方中之柴胡仍用3g (黄芩用9g)，依然药到病除。
盖小柴胡汤一方，除上述柴芩之功用外，亦不能忽视参草扶元，姜枣辅佐之力，生姜大枣为药食兼用之品，常不为人所重，而须知生姜之用有三：一者合大枣健胃而致津液，二者助柴胡以散袭人之寒邪，三者合半夏和胃降逆。余曾遇一少阳证病人，体温38．2℃，平素体质较差，每多药食过敏，畏甜辣之味，余试投小柴胡汤而去姜枣，仪用其余五味，服一剂，寒热仅退二分，仍有38℃。考虑再三，次日仍加姜枣煎服，患者服药时觉喉中热辣刺痛(数日后始消)。而服药一帖，寒热即解。由此可知，姜枣并非可有可无之物，自有其独特之功用在。
柯韵伯曰：小柴胡汤“为少阳枢机之剂，和解表里之总方。”(不仅善治少阳经证，以解半表半里之邪，且善治太阳表证，以祛在表之邪。)本方既为少阳病之主方，理当出于少阳病篇，而《伤寒论》中却出在太阳中篇，可见本方原可治太阳病，为太阳与少阳统治之方。
古人云：若无虚，风寒小能独伤人。外邪之人，必因卫气不足，肌表失于固密，所以体虚之人(包括老年人在内)，更易感冒，而小柴胡汤却为虚人及老人感受风寒最为的对之方。或曰：人体之虚有阴、阳、气、血之别，当于解表药中，或辅益气，或辅养血，或助阳，或滋阴，分别施治，何以竟用小柴胡汤一方统治?对此刘渡舟教授曾经解释曰：“因虚人感冒之病因病机，与仲景所揭出的病因病机理无二致，此皆不任发汗，故可用小柴胡汤统治之。方中参草枣补益中焦脾土，令谷气充沛，以为胜邪之本，合柴芩夏姜，从少阳之枢，以达太阳之气，逐在外之邪，此为扶正祛邪之妙用也．”
关于虚人感冒多属太阳，而竟用少阳之方，刘教授复解释曰：“体虚之人，卫外不同，外邪侵袭，可直达腠理。腠理者，少阳之分也。故虚人感冒纵有太阳表症，亦为病之标也；纵无少阳正证或变证，却总是腠理空疏，邪与正搏，故可借用小柴胡汤，从少阳之枢以达太阳之气，则太阳表症亦可除矣。”刘渡舟教授之论述，言简意赅，深切临床实际，亦可谓先得我心者也，故详加引述，以饷读者。由此可知无论经方抑或时方，治疗外感疾病诸方中，能广泛适应，普遍使用者，唯有小柴胡汤而已。
此外，小柴胡汤亦可治疗风温、瘟疫、湿温等初起证候。如《济阴纲目》曰：“小柴胡汤治瘟疫、内虚发热，胸胁痞闷，及在半表半里，非汗非下之证。”《得效方》谓：“小柴胡汤治挟岚嶂溪源蒸毒之气。”《苏沈良方》则曰：“此药极解暑毒。”类此之论述，诸书散见极多。是以知小柴胡汤不仅为治疗感冒风寒之圣剂，亦是其他外感热病之良方。
小柴胡汤之主证，医书每将《伤寒论》中“寒热往来，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称为小柴胡汤之“四大主证”。将“口苦、咽干、目眩”二三症称为“提纲证”。然《伤寒论》原文又有“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之文，对于“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历代名家所注不一，见仁见智各具心得。
余临证间，以小柴胡汤治愈感冒发热者不知凡几，其中不乏小柴胡汤正证。然四大证中，仅“发热”起伏有时一证为人人所必具，其余三证及四证悉具者殊不经见，但口苦咽干证则为绝大多数患者所具有。不过，在以小柴胡汤治愈之病例中，其热型有典型之“寒热往来如疟状者”亦不多见，多数病例每每出现“热势按时起伏”，成一定时间之周期变化。寒热有规律之周期起伏，似可认为即是“寒热往来”之一种形式。
本书“小柴胡汤治验选”治验病例第二例中，仅见“寒热往来”及“眼目红赤”两症，投以小柴胡汤，得复杯即愈之效。仲景“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之独特辨治方法，赋予小柴胡汤广泛之适应力，俾其临床应用之范围更为广阔。
小柴胡汤不仅为治外感热病之要剂，用以施治内伤杂病，同样功效独特，非同凡响。《皇汉医学》曾曰：“凡气管炎、百日咳、肺结核、肋膜炎、肠窒扶斯、疟疾、胃肠加答儿、肝脏病、肾脏肾盂炎症、妇人病等悉能治之。”虽已概括十余种病症，其实小柴胡汤于杂病中之治疗范围正远不止此。如《苏沈良方》又云：“常时上壅痰实，只依本方食后卧时服，赤白痢尤效，痢药中无如此之妙……”罗谦甫亦曰：“本方为脾家虚热、四时疟疾之圣药。”而唐容川于《血证论》中更是盛推小柴胡汤治虚劳咳嗽之功。
余运用唐氏经验曾治一肺结核病人咳嗽、咳血、潮热、盗汗四大主症俱全，并见消瘦乏力，以小柴胡汤加杏仁、白芍、天冬、百部，咳血、潮热、盗汗均止，仅咳嗽减而未净，以川贝、桃仁、丹参、平地木等随证加减，诸症全消。改拟百合固金汤培本善后(参见本书“小柴胡汤治愈肺痨”篇。)以是知小柴胡汤确为治疗痨咳之良剂，唐氏之说洵不诬也。现代医学界对于小柴胡汤之应用与研究，更加深入广泛，几乎遍及内、外、妇、儿、五官、神经等各科领域，应用病症亦日见其多，散见于诸书及期刊报道者，俯拾即是，原文俱在，恕不赘录。
据《现代肿瘤学》记载：“我国每年癌症发病人数约160万。”癌症为严重危害人民牛命与健康之恶性疾病。目前尚无必效方法加以控制与治疗。于中医中药防治癌症之研究中，有人发现小柴胡汤对化学致癌物质有明显抑制效果，已受到医学界之高度重视。尤其日本医家对小柴胡汤治癌效果进行大量探索，成效可喜。
如大阪市立大学于动物实验基础上，进行临床实验研究，结论认为“肝硬变者服用小柴胡汤，可预防潜在的微小肝细胞癌发生，或延迟其发病，是十分有意义的肝癌预防剂。”“恶性肿瘤根治术后，特别是子宫癌，经常施行放射疗法，往往容易导致难治性出血性膀胱炎，发病后常无有效药物治疗。而日本《汉方医学》(1984；3)报告一例，以小柴胡汤治愈。”
“日本名医矢数道明曾以小柴胡汤治疗网织细胞增生症，获得极佳效果。恶性网织细胞增生症是全身广泛性内皮系统异常增生所致的一种恶性病，有‘亚型白血病’之称。”(以上内容引自《抗癌良方》。)
由上述报道可见，于防癌治癌之中医药大军中，小柴胡汤独树一帜，不仅其本身抗癌治癌之作用可资研究，且其与癌症抗衡之机理，有利于开拓抗癌药物研究之思路。余曾治一例胰腺癌，初以益气化滞、活血消瘕、解毒制癌之方治之甚效，症状消失二年余。于半年前症见右上腹胀满疼痛，泛恶欲吐，投诸药不应，后考虑是胆逆痰扰，以小柴胡汤加利胆疏导之品．竟得全安。复用先前制癌之方．反觉不适，用小柴胡汤加减方，却颇适意，于是专进此方，已经数月，不见任何症状，体力、睡眠、饮食均佳。目前仍在治疗观察中。
综上所述，小柴胡汤不仅是一首名方，亦是一首奇方。此方看似浅近，而内涵极深，若能深入研究，必将有助于祖国医学之发展，并造福人类。
例一 丁老太，1982年退休后，偕夫于家中同营制衣业，房舍简陋狭小，环境郁闷。入夏以来，频频汗出。至8月下旬，偶患风寒感冒，稍见头痛、鼻塞、纳差、乏力。自服感冒药，终未解除。延至9月9日，诸症加重。逮及傍晚，骤发寒颤。虽时属秋令燥热而复以厚衾，仍寒颤不止。如此二小时许，转为发热，身如热灼火燎，继则四肢抽搐。家人惶恐，急送医院。入院后测得体温40．5℃，诊断意见“发热待查”，予退热及抗惊厥处理，并给补液。施治后惊厥解除，体温下降而未清。嗣后每夜寒热交作，服解热药体温可以稍退而他症如故。待至13日晚始邀余诊。证见恶寒发热而先寒后热；动辄汗出；口中苦甚；两胁痞胀不舒，常欲以手相揉；频作呕恶，发热至此已四天，前两日食后即吐去，近两日连连泛恶不吐；胃纳甚差，不思谷食。脉则两关滑大，两尺寸俱俯，苔薄微黄而干。并测得体温38．2℃。据此证情，乃伤寒少阳病无疑，急书小柴胡汤：
柴胡3g 党参9g 姜半夏9g 黄芩9g 炙草3g 生姜一片 红枣3枚
服三帖，诸症悉蠲，寒热亦净，知饥纳食。继以两调气阴之剂善后。
例二 南汇盐仓乡周某，于1992年7月病发热不退，住县医院。凡可行之检查，悉以行之，无法明确诊断；可用之药俱以用之，发热终不能清。至1993年1月，病已七阅月，化费达万余元，病仍未解。经友人介绍，迎余为诊，询知发热多在38～39℃之间，用西药后可退至38℃以下，然不用则升。有时可自行退净三、四日，但数日后必定复热如故。问其症则无以得对，盖并无明显之症状，原有咳嗽宿疾，仅见小咳而已。然诊见两眼球结膜红肿充血，与发热一症同起同存。脉则左弦右小，右关细软，舌淡红，苔薄白。余推究此证，病不甚重而缠绵不解，可自行热退而又复热如故，此为正气不足，邪气亦微，邪正共处，两两相安。患者惟一明显之体征为目红，尤在泾曰：“少阳受邪而热壅于经．故耳聋目赤，胸中满而烦也。”此病初起，应是夏月感寒，邪踞少阳，未得解散而致迁延不愈。为疏小柴胡汤，因略兼咳嗽，稍参肺药：
柴胡3g 党参9g 姜半夏4．5g 黄芩9g 甘草3g 杏仁9g 桔梗3g 川贝母4．5g 生姜二二片 大枣五枚
仅服三帖，热即退清，咳嗽亦止，随即出院，今已五年余，未再复发。
例三 偏头痛。某街道孙副主任，女性，年龄约在四十上下，形虽不丰而并无慢性疾患，惟苦偏头痛时作时止，一月数发，或在左侧，或偏右侧。常备麦角胺咖啡因片，每发辄服，似能减轻，终不能愈。经友人介绍来诊。诊见脉小弦，右手较软。舌质淡，苔薄白微腻。据上述四诊所得而分析之，则头之偏侧为少阳经循行之地，头痛偏于两侧，其病必在少阳。兼之脉小而弦，为少阳经气不舒，引邪内急。右手偏软则为中焦气弱。舌苔微腻乃稍兼湿浊之象。治拟小柴胡汤扶持中气、舒展少阳，加晚蚕砂、僵蚕、川芎以化痰除浊、通络止痛。方为：
柴胡3g 太子参9g 炒白术芍各9g 黄芩9g 甘草3g 姜半夏9g 川芎3g 蚕砂(包)15g 僵蚕9g
服上方竟得药到病除，后又两度复发，投以上方辄效。
例四 斑秃。孟氏子，年方弱冠，善交际，好经营。数年前夜寝时忽头发块块脱落。直径在2cm左右者有三块，较小者六、七处。余先授以《医宗金鉴》之方神应养真丹及洗发剂，经治两星期未见显效。改拟王清任《医林改错》之通窍活血汤。病情依然无变化。最后投以小柴胡汤。服一周后见有短小稀疏之发生长，共服一月，发茂如初。今已五、六年，未复秃也。
例五 阳痿。某集团公司总经理，素体康健。但中年以后得一隐疾，先见早泄，后成阳痿。中西医药调治数年而竟罔效，后经友人荐举来就余诊。诊得六脉涩缩不畅，左关兼弦。与余言语对话之间，忧伤神色时有流露。余推测患者必有七情重伤，询之果然。据其脉症，病源当在肝气郁滞，宜先疏肝解郁、条畅气机。而观其以前所服方，尽皆滋肾壮阳之品，无有出其范围者。
余取褚澄遗法：以白蒺藜500g，炒去刺，研为细末。日服二次，每次6g，开水送下。服完药粉，患者欣喜来告，连称“大效”，“自服药以来从未见有如此良效。”复诊脉见细软，并无他征。改拟两调肝肾、平补阴阳之方。服两月，病情更趋好转，已有正常性生活。但停药半年，又见反复，临场怯战，娇妻抱怨。再次来诊，脉象又变，左手弦而有力，右手软大，证现中气虚馁、肝火内炽之候。迳予小柴胡汤原方，连进数十剂，服后阳道再兴、人伦复常矣。
名医李东垣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生处战乱之世，民多饥馑、寒冷与精神刺激。由足疾病丛生，以治伤寒之法治之往往乏效。东垣在其历久之医疗实践中，体察此等诸因最易耗人元气，伤人脾胃。因而倡导“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之论，遵《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之义，强调理脾胃，升中气，并自制补中益气汤方。
补中益气汤擅治劳倦伤脾、谷气不胜、阳气下陷阴中而发热之证，为补中益气、升阳举陷之剂：方用甘温之品升其阳气，以达阳春升生之令，其中黄芪补益肺气，肺气有权则卫护皮毛而实腠理，自汗叮止。元气不足，气促懒言，补之以人参。心火过甚，烦热内生，泻之以汁草。白术健脾，当归和血，陈皮调气。升柴以清轻之质，引发胃气上腾而复归本位。全方能益脾肺之气，散在表之寒，升下陷之阳。适用于脾肺气虚而见发热、自汗、少气懒言、体倦肢软、面咣便溏、脉洪虚软、舌淡苔白等证。亦可治疗气虚下陷之脱肛、子宫下垂、久泻、久痢、久疟及诸清阳下陷之证。故此方属于温而兼燥，补而兼升之剂。于阴虚、阳虚、阴阳俱虚，上盛下虚及肝肾精血亏损之人则犹若冰炭之不相宜矣。
清·魏玉横于《续名医类案》中持有异议：“补中益气汤为东垣治内伤外感之第一方，后人读其书者，鲜不奉为金科玉律。然不知近代病人，类多真阴不足，上盛下虚者十居八九，即遇内伤外感之证，投之辄增剧。”
上述两者之间其实并无抵牾，盖东垣制为补中益气汤，用以治疗气虚下陷之证，原不用以治疗真阴不足。东垣生活于战乱频仍之年，且地处北方，气候高燥，每易损伤脾胃而使阳陷入阴．其制此方，出于当时治疗之需要，本无可訾之处。而魏氏生于清代升平之时，处东南卑湿之地、鱼盐之乡，物阜民丰，淫欲日恣，则真阴易耗。凡此类者，固不可投补中益气，即稍涉温燥．恐亦不受。故魏氏又曰：“非此方之谬，要知时代禀赋各殊耳。”此为智者平心而论、见道之言也。
自古迄今，成方之多正不知其数者也。一方有一方之主治功能及适应证候，方本无过，全在医家之善用不善用耳。魏氏所说虽确有至理，于今临证所见，沪地自多真阴亏损、上实下虚之人．而适于用补中益气汤治疗者，仍不乏其人。然余于使用补中益气汤之过程中，体会其有如下特点：其一是现今之患者少见单纯之中气下陷病证，每常兼夹他病，气虚下陷仅为主症或主因。故此类患者处方时不可纯用补中益气汤，宜随辨证加减化裁。其二患者易见全身性气虚证候或中气不足，常难见到下陷征象。临证时务必细心体认，方不致误。其三气虚之脉可见大而无力或细软无力。气陷轻微者，脉象常常不显特殊，而气陷严重者，可见寸弱尺强之脉。
今略举病例五则，以说明补中益气汤的部分功效。
某商店艺徒杨女，数年来苦前额疼痛，时发时止，屡服川芎茶调散及西药不效。一日痛复增剧，相邀余治。诊见脉细苔薄，自诉略有感冒。余诊此女中气虽弱，而当时以治标为急。投疏表、祛风、止痛、化痰之剂不应，感冒亦无好转。因思患者体倦乏力是中气之衰微；额痛作止不常为气虚清阳不升使然；而感冒之药非借元气以行其药势，则药效难以发挥。故治疗之关键当益中气、升清阳以健脾胃、实腠理。投补中益气汤加白芷，两帖感冒解，头痛大减，又三帖头痛如失，后竟不复作。
按：《医宗必读》云：“头为天象，六腑诸阳之气，五脏精华之血，皆会于此。故天气六淫之邪，人气五脏之变，皆能相害。”因而头痛原因有外感，有内伤，有虚有实。而虚证之中，气虚下陷清阳不升，可见头痛作止不常，且多绵绵而痛，兼见倦怠乏力，易于感冒。上述病证即属此类，故用补中益气汤补气升清，佐白芷既除风寒又善治头痛。古方神白散用白芷、甘草、姜葱、豆豉治风寒外感，杨吉老以一味白芷为丸，治头痛如神，名曰都梁丸，已成千古名方。加入补中益气汤中，则标本兼顾而药到病除矣。
于部徐某，年届四旬，常患咳嗽，入冬辄发。每服开肺化痰之宁嗽露，可以渐安，因而发必服之，已成案头常备之物。咳止后稍感寒邪又必复作。如此经历数个冬天，病终不除。1975年2月间就治于余，询知平素精神不振，胃纳不馨，饱食即胀满不舒、心下塞闷，大便软溏，日行二、三次。脉则细小，两尺软弱，舌质暗淡，苔呈薄白。闻其咳声轻浅无力，痰多而稀薄，断为气虚脾阳不运，兼水寒射肺而咳也。投补中益气汤加干姜、五味子，三剂而安，后亦不发。方为：
党参9g 黄芪9g 当归9g 焦白术9g 陈皮4．5g 升麻3g 柴胡3g 炙草3g 五味子3g 于姜1．5g
按：此为气虚下陷兼有痰饮之证，故以补中益气汤健脾升阳，配入干姜、五味化饮敛肺，双管齐下故收捷效。
会计王某，年过五旬，素来健康无病。是年于乡下营建房屋，操持过甚。数日后，自觉脐下气海穴内隐隐作痛，时轻时剧。脉弦软，苔薄白。按其腹部绵软，且得按则痛减，故虑其气虚。予六君子汤，不效。更加归、芍以调和肝脾，亦不知。余反复推究病情，思必因负重过度，而致中气下陷。前方有益气之能，而乏升举之力，法当补而兼升。且用力不当每致气滞，气滞则血亦不畅，理宜兼顾。因此给予补中益气丸及三七片同服。丸药每日三次，每次10g。片剂仅服常量之半，日服二次，每次二片。三日后腹痛止。为巩固疗效计，嘱续服补中益气丸250g，三七片二瓶。以后直至退休，未闻腹痛重作也。
某商店经理甘先生，三十八岁。1978年诊，患者形躯肥胖，素体尚健。然近年余以来，却患一奇症：每晚睡至半夜辄醒。四肢不能动弹，口不能言，但心中了了，外界之声响及家人之活动，悉知悉见。如此经历两小时许，即自行复常，自昼除稍感疲劳外，并无他异。时至夜半，病必复作。循此规律周而复始。虽经中西医药多方治疗，略无征验。嗣后，在某区中医院住院四十天，医家从“怪病皆属于痰”立论，药用二陈汤加味，予以行气化痰，服三十多帖，未见影响。出院后来就余诊。
余察其脉象细软，而两手寸脉尤见细弱．左尺搏大鼓指。推详脉证，是“阳气下陷阴中”之见证。夜半虽阴气极盛，而子时为一阳初生之时，阳气来复，阴霾渐退。值此阴阳交替之候，阳当渐壮而胜阴，缘患者阳气下陷，滞于阴中，无力升腾，是故阳气当升而不能升；又因阴中阳气内郁，阻碍阴阳进退之路，故阴气当退而不能退。如此便使阴阳之气不能顺利交替接续。而上述诸证见焉。经二小时许进人丑时，阳气渐旺则阴气渐退，由是正阳升发，则一切复常。既然病机若此，则本病之治疗，当“升提下陷之阳气，清泄下焦之阴火。”用补中益气汤加黄柏治之。方为：
黄芪12g 焦白术9g 陈皮6g 升麻3g 柴胡3g 党参9g 炙甘草3g 当归9g 黄柏9g
服药首剂，病即未发，连服九帖，夜夜安然无恙。复诊时左尺之脉已平，原方去黄柏，即单用补中益气汤方，又服一周，病均未发，就此停药。至今近二_卜年，夜夜安然人梦乡。
革命前辈徐大姐，于古稀高龄苦便秘不通。初服通便药片，尚可勉强通下，久则失灵。余曾为之诊治一、二次，用益气通便之方，略有小效。彼则急于求成，访求专家名医，经友人介绍请一名医诊治，诊后持处方向余咨询，余见方大骇，全方药有十余味，均是养血滋阴之品，如生熟地、天麦冬、川石斛、玉竹、沙参、柏子仁、火麻仁、全瓜蒌等，药之用量每在15～20g 之间。虽有甘草、茯苓之类。岂敌大队滋腻之害。余劝勿服，终不听之。服四十剂，复邀余诊。
余见其瘫坐椅上，面色黄白相杂，全无血气。语声低微勉强，似难接续。自诉极度倦怠，气短欲喘。大便艰涩，腹笥胀满，五、六日方得便解一次。胃纳甚差，每天仅食一小碗。切其脉大而涩滞不扬，按之软而无力。舌质阔厚而歪向左侧，舌色淡白，苔则白干厚腻。据此脉症，显是阴药过度不仅使中气受戕，脾失健运，痰浊阻滞致上下气机不畅，而且阻遏下焦阳气，阴寒凝滞，遂致地道不通。
治法当健脾化痰，温阳通便。投以香砂六君子汤合景岳济川煎，服后仅大便略有好转，胃纳稍开外，并无他效，且觉口中干燥。但白厚腻苔渐变薄白微腻，可以测知痰浊渐化，中焦气机复苏。但疲乏无力不见改善，虑其高年气衰，必有清气虚陷之机。改拟补中益气汤合济川煎，自觉服后极为舒适，大便二、三日一行，量多质软，体力渐复，胃纳亦开。两月后，生活学习，走亲访友均已恢复常态。前方服及一年，大便又渐干结，再合魏龙骧先生之白术通便方，竞得幽通气道，大便一、二日即行一次，自然而舒适。以后每日一一剂，常服不辍，至今已服及四年有余，稍稍停药二、三口即感中气不续，纳差便涩，再进前药，又可复常。闷前仍在服用中。所用方为：
黄芪30g 党参15g 炒白术30g 陈皮6g 升麻3g 柴胡4．5g 炙甘草3g 当归9g 淮牛膝15g 泽泻9g 炒枳壳6g 苁蓉15g 生地15g 大枣30g
(一)
桂附八味丸，首见于仲景《金匮要略》，但古今方名略有不同。本方于《金匮》书中凡两见：先见于“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篇，名曰“八味肾气丸”。又见于“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篇，删去“八味”二字，仅名“肾气丸”。因此方首出《金匮》，后世称之为“金匮肾气丸”，此名至今尚在沿用。现时之“金匮肾气丸”与仲景原方不尽一致，已略有变动，故有改称“桂附八味丸”者。
《金匮要略》之肾气丸药用：“干地黄八两，山茱萸、薯蓣各四两，泽泻、茯苓、牡丹皮各三两，桂枝、附子(炮)各一两。”其所治证为“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及“转胞”而“不得溺”者，用肾气丸于补益肾气之基础上，“但利小便则愈。”可见桂枝于此方中不仅有协助附子以温肾脏之效，更重要者在于增强膀胱气化，以利小便。但后世之肾气丸，多用以治疗肾阳虚衰之证，常不兼挟水液代谢障碍，故不用桂枝而用肉桂，以增温肾纳气、引火归元之力，更有利于肾衰阳虚内寒或虚阳浮动之证。原方中干地黄改用熟地，则滋肾之功尤胜。古时之干地黄即今时之生地黄，古之生地黄则为今之鲜生地。故仲景之百合地黄汤方可用生地黄捣汁，职是故也。仲景何以于肾气丸中不用熟地，余未加考证，似汉时尚未发明加工熟地之法。
熟地滋补真阴、摄纳肾气之功远胜生地。如清代许松如于《诊余脞谈》中曰：“徐洄溪、陈修园辈，以熟地柔腻滞胃，宜人丸剂而不宜入煎剂，引古以为证，此拘牵之说也。余见肾虚宜填纳而胃气不弱者，服之利益甚大。佐以流动之品，绝不碍胃。且应用熟地之时，即以枸杞、女贞、龟版辈代之，效力亦逊，讵可悬以为禁，没其功用乎?”许氏所说为临证有得之言，皆从经验中来。熟地滋腻碍胃之弊，除“佐以流动之品”而外，尚有重用一法。盖熟地少用则滋腻，多用反不碍胃。所谓多用，即每剂或每次单服用至30g 即可。此余临证屡经试验，乃历历不爽者也。世传有用熟地拌砂仁之法，法非不善，而虚损症常多脾肾双亏、胃气伤残者，虽些少砂仁亦难接受，不如上法为妥。但熟地服用不当以致胃气腻滞、经络壅塞者，又非砂仁、沉香不能开。
有肾阴亏极、虚阳上浮者，舍熟地难能滋填摄纳以归窟宅。余曾治一虚损症，真阴虚衰而致倦怠乏力，吸吸少气，上重下轻，头脑昏沉不清，腰酸肢软，遗精频频，纳差神呆，余于其对症方中加熟地30g，首次服药后即觉有气自头中下降入腹，立见头脑清醒、精神倍增，腹笥充实，两足有力。以后续服前方，胸腹经络之间，常有气机走动之感，不用熟地则不见气感，此乃熟地招纳虚阳下归之效。由此可知，真阴虚衰者，要非熟地无以为用。无怪乎景岳好用熟地，致有“张熟地”之美名，不为无因。
熟地之选材加工炮制方法，对于药效至关重要。王汝霖曰：“惟此丸(桂附八味丸)中之熟地，必须用九煮九蒸九晒制极透者，否则无效。有心活人者，须自制为妥。”此说聊备一格，姑且存而勿论。
(二)
桂附八味丸之方义解释，多属随文敷衍，未抉精要。如《医方集解》释曰：“熟地滋阴补肾，生血生精；山茱温肝逐风，涩精秘气；牡丹泻君相之伏火，凉血退蒸；山药清虚热于肺脾，补脾固肾；茯苓渗脾中湿热，而通肾交心；泽泻泻膀胱水邪，而聪耳明目。”“惟附子、肉桂，能入肾命之间而补之，故加入六味丸中，为补火之剂。”又如《医贯》曰：“熟地、山萸、丹皮、泽泻、山药、茯苓、皆濡润之品，所以能壮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润之物，能于水中补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养，则肾气复其天矣。”以上释义，皆就肾脏本身之生理病理及方中诸药之功能而言，固属不谬，然则难免有浅近之嫌。而尤在泾于《医学读书记》中论六味地黄丸则曰：“六味地黄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药、味厚体重者，补阴益精。而以茯苓、泽泻之甘淡助之下降。……气浮者多热，牡丹之寒所以清浮热。”肾气亏损，阴阳失调之病理中，属肾阴虚耗者，必致阴不恋阳而虚阳上浮，若单以熟地滋填摄纳犹难招浮阳归于窟宅，故佐苓泽以引导下降，直趋命门。尚有散见之浮阳，则以丹皮清之。由是阴阳重归和合，水火继续交媾，而复其生理之常矣。据此，方中茯苓、泽泻，非仅为通利小便而设，仲景制方有出神入化之妙，而钱仲阳将八味丸去桂附而变为六味地黄丸，立滋补真阴之祖方，乃深得个中意趣者。故用方之时，更须斟酌尽善，不宜随便删除泽泻，易以他物。
泽泻除用以利水之外，李时珍谓其还具固精之功，可治遗泄。而肾精为肾中阴阳二气之物质基础，无论肾阴虚症或肾阳虚症，必然波及肾精，因而固护精气实为治疗肾气亏损必不可少之环节，而于全方中虽地、萸、山药皆兼此能，而无突出之效，惟有泽泻独擅其功，是以仲景用泽泻不特治水而已，自有更为重要之作用在。泽泻固精止遗其功独特，单味煎服即可取效，一般每次用10g 即可。余曾治一少年，遗精频作，诸药罔效，以致神思恍惚，记忆减退，读书成绩节节下降，其母深以为虑，央余设法治疗。余嘱每日以泽泻30g 煎服，连服七天，从此不再遗泄。一周内服用泽泻200余克，未见任何不适。《本草纲目)渭此物宜于湿热遗精，其实用于虚证亦效，第虚证宜辨证选加熟地、山药、枸杞、沙苑之类，则效验更彰。
泽泻具止、通两种功能，除固精止遗之外，还善治前列腺肥大之排尿不畅以至癃闭。是以说明六味地黄丸，桂附八味丸用泽泻，并非仅为利水一端而已。倘仲景肾气丸中用泽泻只为通利小便，则后世之用六味、八味多为单纯肾虚而设，理宜效景岳之左右归，去泽泻而不用之，何以直至今时，六味、八味方中，仍用苓泽哉!钱仲阳将肾气丸方去桂附而成补阴之祖方，而却留利水、伤阴之泽泻，抑何不思之甚也!可见此方(六味丸同)中用泽泻，其意至深，既能降上升之浮阳，又可摄下流之阴精，更能于生殖系统散结、消炎、决癃排尿，不可以其“能泻泽中之水”而浅之乎视之也。然肾虚兼见津液损伤者，则不用苓泽为宜。
(三)
肾为先天之本，中含真阴真阳，就形质而言，阴阳即水火也。赵献可曰：“君子观象于坎，而知肾中具水火之道焉。夫一阳居于二阴为坎，此人生与天地相似也。”昔贤每以卦象易理以释岐黄之学，以坎卦象于肾，卦之上下各为阴爻而中间则为阳爻，以明肾中阴阳水火，含蓄交融之义。而坎中一点真阳，亦称命门之火，为人身生命之根，景岳于“大宝论”中振笔捷书：“天之大宝惟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是以命门之真火于人身最为重要也。然朱丹溪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奠定滋阴学说之理论基础。其实，肾中阴阳二气皆不可偏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真阴为真阳之物质基础，无阴则阳为独阳；而真阳又为真阴之发挥运用，无阳则阴为孤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孤阴独阳必致阴阳离决。故阴阳二气对于人身，皆至关重要，不可执此以废彼。肾中真阴真阳并不等量齐观，虽有参差，但在健康人体，两者不断处于交融协调之动态平衡中。阳火刚劲，秉乾健之运；阴水滋柔，具坤顺之德。因而，在正常人体，以水多火少为顺。近贤彭子益于其遗著《古方推论》中曰：“肾中水火二气，水气多于火气为顺。缘人身中气，为身体整个运动之枢机，肾气为中气运动之始基。水气多于火气，火藏水中，乃能生气。若火气多于水气，水气不能包藏火气，火气遂直冲上越，运动遂灭。”寥寥数语，已将肾中水火二气之交融平衡关系点破真蒂。故“此方附子极少，山药地黄丹皮茱萸独多，即是此理。然人身阴阳二气，阳火易盛，水寒易散，而真阴极难滋填。故有“水多生寒之病，用附子以温水寒，一剂便奏全功。若水少补水，一年半年尚难补起也”之说。中医五行学说中，有生克制化规律，将五脏六腑之关系，统一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肾脏亦不例外。按五行理论，肺为
肾母，肝为肾子，心为所胜，脾为所不胜。其中对于肾脏生理关系最大者，无过肺肝两脏，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则补肺可以益肾之虚，泻肝可以泄肾之实。然肝肾为母子之脏，肝木既可子盗母气以虚肾，亦可反馈奉养以益之。故治肾虚之证，须兼顾肺肝，始为周全。彭子益先生对此研究甚深：“肾气丸补金润木滋肾水，又用附子温肾阳。凡阴液不足，肾阳又虚之病，总以此方为大法”。
不仅肾气丸具有金水相生、肝肾同源关系，即六味地黄丸理亦一致，钱仲阳将肾气丸方去桂附，名六味地黄丸，专治肾水不足，极有功效。彭子益曰：“而不知全是补金润木之功。补金以培生水之源，润木以杜耗水之路。肾水有生而无耗，故肾水足也。再于水中补火，水中有火则生气，此肾气二字之起源也。肾气者，元气也，中气之根也。”可见肾中真阴真阳，与其他诸脏，尤其肺肝二脏，有其生克制化关系，故一旦发生疾病，必须考虑并利用五脏之相互关系以为治，始更切合实际。本文中引彭氏之论较繁，并非故意引袭，彭氏“人身中气为人体整个运动之枢机”及“肾气为中气之根”二语，精辟揭示人体先天后天之关系及其在生命活动中之重要作用，同时深刻揭示虚劳病证之治疗首重脾肾之理论根据，对于先贤“补脾不如补肾”、“补肾不如补脾”之争，细绎此文必有心得。进一步考虑五脏之间之平衡协调，则理无余蕴而治无不中矣。
明代绮石先生亦早已认识并倡导运用五脏关系以治病。其治虚劳一症，从阴虚阳虚两者入手，但不直接补益肾脏。而是阴虚之证养其肺阴，阳虚之证益其脾气。肾阴不足，养肺阴以滋化源，此虚则补母之法。而补脾以治真阳之虚，有火土相生之妙。理虽如此，而病已涉及先天，不治其肾终非其治。绮石于《理虚元鉴》中将阳虚成劳归纳为三种类型：“日夺精，日夺气，日夺火。”而最后以“急救中气为先，将‘阳虚三夺统于脾’。”须知虚劳之病症及肝肾者，常兼真火衰微，纯补中气恒见病情好转而难彻效，观彭氏之论其义自明。至于桂附之雄烈，不宜于久虚之体，自可改用柔润之品，正不必执定桂附也。
真阴损伤之人，用六味丸滋阴，亦宜参酌肺肝。盖六味地黄丸为阴凝之物，易碍胃气，而肝木具疏泄之能，可以疏达土气。故彭氏倡言：“六味地黄丸补水，不如归芍地黄丸补水功大而活动”，因“归芍活动木气，不用活动木气之药，必凝胃矣。”同样“肺为阴根，肺阴足则全身津液自足。”而肺为肾母，有金水相生之妙，阴亏及津者，更宜于六味丸中加西洋参、麦门冬，谓之参麦地黄丸，亦有称为八仙长寿丸者。现代成药则以北沙参易洋参，则更易推广使用。
(四)
王汝霖曰：“肾为人生之最重者也，肾中藏一水一火，左肾属水，水生木，木行春令，为万物发生之源。右肾属火，火生土，土为万物之母。故肾为五脏六腑之总枢纽，最为重要，不可不补，以遂其生生不息之机也。且肾为坎水，不易满而易招损，故肾一虚，而百病丛生。”
然则肾虚而宜用桂附八味丸之指征若何?王氏之经验为：“凡脉见浮濡、浮虚、浮大、浮散，或微细短弱，或数大无根，左虚于右，或尺脉无根者，每用桂附八味丸治之，无不效验如神。”《笔花医镜》则详列本方之适应证候：“肾之虚，脉左右常细软。其症为头痛、为耳鸣、为耳聋、为盗汗、为夜热、为健忘、为咳嗽、为喘、为吐血、为腰痛、为腿酸足软、为目视无光、为大便结、为小便不禁、为戴阳、为久痢久疟。”
彭子益则曰：“人年四十以后，善保肾家，左脉充足，皆能有八十以上之寿。因水足乃能有藏火之处。水亏不能藏火，中气失根，则阳气飞越，中气消散，无药可回也。”
(五)
临证所见，有肾阳虚而不宜用桂附刚药者，尤其附子，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经，辛烈异常。故《理虚元鉴》论“阳虚三夺”谓“回衰甚之火者，有相激之危。”关于此点，彭子益经验丰富，议论极精：“附子纯阳，其性上升。如水寒不大而多用附子或水不寒而误用附子，附子下咽，能将肾中阳根拔动而起，使水气从此不能包藏火气，为祸不小。”如遇此等情况如何处治，同：“除纯寒之证不能不用附子外，其内伤肾阳不足，肾并不寒之证，莫如用甜苁蓉、巴戟天．柔润和平益肾之品，以代附子，最为妥当。猪腰子不去膜，用生黄土拌湿包固，柴火烧熟放冷，胃强者嚼食腰子，胃弱者将腰子煮汤食。”“此方温补肾阳，和平力大，凡先天不足，与肾家阳虚之人，皆可奉为再造之宝。”然猪腰子虽为和平服食之物，而终带温热之性，食多热动者，可配养阴之品。
如患者阳虚而难受桂附八味丸者，彭氏尚有单服甜苁蓉法：“剪碎吞服一钱，水火双补，可代肾气丸。”
二十年前，余适在一病家出诊。正值该处房屋大修，有一年过半百而身材魁梧之建筑工人进屋与余坐谈。言语之间，余觉其颇谙医药，于是谈兴渐浓。彼则健谈而直率，曾谓余曰：其原籍在安徽，其母于当地最大之中药铺做保姆数十载，因此略知药理。该工因职业故，患腰肌劳损，腰痛常作，时感牵强不适，俯仰维艰。虽时常服药扎针，而终乏效机。及至中年，病渐加重，不仅影响工作，即生活起居亦受限制，颇以为苦。由是寻索家中备药，惟得淮牛膝一包，重约半斤许，倾入锅内，加水煎熬后，于晚间连饮四大碗，随即就寝。睡中渐觉腰部重着，疼痛阵阵加剧，直至剧痛难忍。因而内心极感惶恐而不知所措，但事已至此，不得已只能咬牙隐忍，听天由命。痛极则人倦，倦极则熟寐。及至酣睡初醒，天已大明，不但疼痛全消，且腰间倍觉轻松舒适。从此以后，无论天阴天雨，或是重力劳苦，从不再觉腰有病痛，多年宿恙消于一旦，真可谓其效若神矣。
然如此过量进服．虽然复杯即安，而终非稳妥之法，宜师其意，慎始而谨终之可也。彼虽粗工而颇有慈悲济世之心。愿将家中秘守之治梅毒方公渚于余，以拯失足之人。其胞兄曾于孤岛时期涉足花柳身染梅毒。经其母之店主用秘方治之得愈。解放之后曾一度复发，其母又往求药。店主曰：“我已退休，子孙不业药，祖传秘方当行诸于世矣。”遂告之曰：“采鲜准牛膝全草一大捆，洗净后揩去水，打取自然汁，每日饮服一大碗，直至痊愈而止。”其兄如法服之，加以善自珍摄，竞得根治焉。
李时珍于《本草纲目》“牛膝”条下云：“牛膝乃是厥阴、少阴之药，所主之病，大抵得酒则能补肝肾，生用则能去恶血，二者而已。其治腰膝骨痛，足痿，阴消，失溺，久疟，伤中少气诸病，非取其补肝肾之功欤?其治癥瘕，心腹诸痛，痈肿，恶疮，金疮，折伤，喉齿，淋痛，尿血，经候，胎产诸病，非取其去恶血之功欤?”用牛膝治腰肌劳损，既取其去恶血之力，又取其补肝肾、强筋骨之功，未越出中医传统理论之范畴。而新鲜淮牛膝取汁饮服，以治梅毒，为诸书所不载，固是独具心得之经验秘法。若此法确实有效，则可推测鲜牛膝尚具解毒杀菌之能。记之聊备一格，以待有缘者之验证。
人中白一物，药店备有干品，其功用不外清热解毒、祛瘀止血之功。多用于咽喉肿痛、牙疳口疮、咯血衄血等症。余少年时于故乡无锡闻长辈言，凡有跌仆内伤者，以大鸭蛋一枚去壳后倾入男子夜间用以储尿之“夜壶”(陶土所制)内，加水适量，将壶放于炉火上加热，至蛋熟倒出食用，谓有良效。余不解其用“夜壶”之意，询之长者，谓尿垢可以疗伤。惜徒闻其说，未见其事。
至1968年问，某居委会主任周老太，在一次群众活动中，不慎被人潮挤倒而跌地，胸上被他人用脚踩伤，惊呼间，踩者尽力将脚缩住，被踩者已顿感疼痛如撕，呼吸窒塞。急送某医院住院，经摄片检查。未有骨折及内脏损伤。并用中西医双重措施处置，四天后并无进展，胸中痛闷如故，遂自行出院。该居委会有一干部告之以其故乡苏北之民间秘方：内服鲜人中白。幸彼时小便池中尿垢甚厚，随即刮取一小盆，以纱布包裹之，放自来水中揉搓漂洗，去净粘液，将剩下之渣质，撕成小块，复抟成小粒，得大半饭碗。待药准备就绪，已下午四时许，随即以黄酒送吞，由于心理作用之关系，实在难以下咽。勉强服下三分之二后，胃中泛恶频频，于是停服而就寝。翌日晨起，呼吸已畅，胸痛如失，然胸膺皮肤表面痛不可触。余往视之，见其胸部表皮尽现深蓝色，全无完肤。此乃内伤外发之象，内在之瘀血，由表皮走散，其病由此痊愈。数日后，皮色渐退，伤亦霍然，且绝无任何老伤后遗现象。
余初意为尿垢乃至贱之物，不料竟能有此大用，可见世间学问无有底止，格物之理始可致知。
人中白于《本草纲目》中亦名“溺白堑”，于其功用及所治病证中，亦未涉及疗伤一端。上述方法纯系民间经验之法，然其疗伤效果确实而可靠，当是人中自具有修复损伤之特殊功能，足可补诸家本草之未逮。
（凌波按：曾得一伤科秘方：诸症已和，而痛未止，可用尿熏。现在结合此例，其实原理大致相同。）
龙眼肉鲜者洁白晶莹，质嫩多脂，甘甜味美，素有骊珠之誉，堪称果中珍品。而干者养心安神、聪明增智、开胃益脾、补虚强身，又为医家恃重之物。然龙眼之外壳及内在之核仁，无论作果充药，皆弃而不用。其实，龙眼之壳、核，俱是药中良剂，药效之佳竟有无可比拟与替代，非仅废物不废之谓也。
(一)
龙眼壳具散风疏表，凉血清热之功，用以煎水外洗多种皮肤病，如荨麻疹、瘙痒症、夏季皮炎等，消疹止痒，功效不凡。此法盛传于锡山乡间，其地位于无锡之南，濒临太湖，水网交织、阡陌纵横、蚕桑耕读、物阜民丰。原为无锡县，现改为锡山市，乃古“梁溪”之地，余童年曾见多处石桥上镌有“梁溪某某桥”字样，故以知之。习医后读明代缪仲醇《医学广笔记=》，载有治梁溪某女子之医案，大约即指此地。
某年，故乡友人陈剑亮先生来电相告：其母于半年前患荨麻疹，风团遍体，痒不可忍。医院予以抗过敏治疗，内服药物不效，即静脉注射针剂，治疗后可使减轻或缓解，然不久必复发如初，如此因循治之三、四月，仍不见应。某日遇一人告以龙眼壳煎水洗澡，可望痊愈。即觅得该物一大捧(锡地方言：以两手仰掌仲指，两掌盛满物品为谓之“一大捧”。)煮水澡浴，一次即见大效，二、三次而疹消痒止。以后偶有发作，如上一洗即净。并谓此方不仅可治风疹块，其他皮肤病同样有效云。
1997年冬季有某机修厂退休十年之陈老厂长前来就诊，俱述其每天入夜皮肤无故瘙痒，自视皮表光洁明净，并无异常。上床在被褥中越热则其痒越甚，由局部数处，渐及全身，竞至不能入睡，须待子时过后，阳气渐盛，其痒势方退，才可勉就枕席。如此折腾旬日未已，所用药物无非抗过敏之品，因不见大效，而恳余为治。余即授以龙眼壳洗浴法。陈厂长随购龙眼两斤，剥下之壳分三日用，每日以三分之一煮水洗澡，第一次洗后当夜瘙痒即止，始得一宿安然浓睡。洗过三日，一冬来发，至1998年冬季，亦得平安度过，此方之佳，可谓神矣。
某中外合资企业中方代丧某先牛，因眩晕时作前来就诊。其女儿、女婿均为西医主任医师，嘱其服用中药。余断为痰饮眩晕，投半夏天麻白术汤而收复杯即应之效。至是年仲夏，体表遍发红疹块，皮肤科诊断为夏季皮炎，涂以洗剂，数日后依然如故，再来余处诊治。余亦授以上方，一次外洗后，即觉清凉之气渗入肌肤之内，痛感、痒感、不适感渐次消散，翌晨自检皮疹已渐隐退，为巩固疗效计，又洗二次，以后未见复发。
(二)
龙眼核止血定痛功效殊胜，《便易经验集》中有李平西所传疗“金刃伤”方：
“龙眼核剥去光皮，其仁研极细，掺疮口即定痛止血。平西氏云：‘此药在西秦巴里营中，救愈多人。’
按：龙眼核治金刃伤功效甚验，查《本草纲目》及其他本草书籍俱未记载。可见世上有用之材，自古迄今，湮没者不可胜汁矣。惜哉!惜哉。”
余自得此秘方后，立即收取龙眼核，如法研为细末。凡遇普通之金刃伤，俱以敷之，其止血定痛之效确非虚语。且废物利用，不化分文，遂作案头常备之药。
有一日，一女病人前来就诊。其在一周前与弟媳斗口，及至动武，被对方咬伤手背。虽经外科多次治疗，依然溃烂腐化，不能收口。余为其洗净创面，掺以龙眼核粉并包扎之。次日换药，溃口已明显收敛，仅敷药粉两次便结痂而愈。痂脱之后肤上不留痕迹，表皮光洁如初。可见龙眼核之用，非仅止血定痛而已。
即此观之，龙眼核之为物，犹药中之璞玉也。无怪乎王孟英之曾祖于(重庆堂随笔》中亦盛赞其功：“其核研傅金疮磕跌诸伤，立即止血止痛，愈后无瘢，名骊珠散，真妙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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