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留存待领

这篇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是一个茶房写的，他出身于茶房世家，目前五个弟兄都当茶房，唯一的一个妹妹也是茶房。他想就他的职业谈几句话，但是首先他希望借此机会，以友好的态度把本文献给德高望重的约瑟夫，伦敦中东区斯拉姆酱咖啡馆的茶房领班 [1] ；不论从茶房的角度，或者作为一个人来看，比他更无愧于人这称号的，或者在才智和心肠方面更值得敬重的，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为了免得在读者心中引起混乱（这种混乱在许多问题上是很容易产生的），我必须在这篇粗俗的文章中说明一下，茶房这名称意味着什么，或者指的是何等样人。大家不一定知道，在外面侍候人的并不都能称为茶房。大家也不一定知道，那些在共济会 [2] 的客店里，或者在伦敦、英格兰，以及其他各地帮忙跑腿的，有时虽也叫做茶房，其实不能称作茶房。举办盛大宴会，需要一些帮手，这种人随时可以雇到，要多少有多少（但对他们不难识别，他们端菜的时候要呼吸，酒瓶里的酒刚喝了一半，便给收走了），但这些人算不得茶房。如果你是裁缝，或者鞋匠，或者经纪人，或者种菜的，或者给杂志画插图的，或者买卖估衣的，或者制作小玩意儿的，你不能突然心血来潮，在一天中午或晚上把这些营生丢下，便干起茶房这行当来。你以为你能这么做，其实不能；哪怕你夸下海口，说你办得到，你也办不到。如果你在一位先生那儿当听差，由于长期以来不能与厨师和平共处（附带说一句，厨师大多是不能和平共处的），一怒之下，丢下差使，想干茶房这营生，这也是办不到的。大家知道，一个体面人在家里可以低声下气，到了外面，比如在斯拉姆酱或任何这类买卖中，这就难以办到了。那么，真正的茶房究竟要具备什么条件呢？你必须从小受过熏陶。你必须生来就是干这个的。

美丽的读者——我是说如果你是可爱的女性——你可知道，怎么才是生来干这个的？那么请读读一个六十一岁的茶房的生活经历吧。

在你的知觉刚刚萌芽，除了填饱自己空虚的肚子，还没有任何其他欲望的时候，你便通过鬼鬼祟祟的方式，被带进了纳尔逊海军上将 [3] 附近一些市民大众餐厅的餐具间，在那儿偷偷接受滋补身体的营养品，那种英国女性机体中值得自豪的分泌物。你的母亲嫁给你的父亲（他在别处当茶房）是严守秘密的，因为女招待结了婚，张扬出去，营业就会一落千丈——与舞台上一样。因此你得通过走私的手法进入餐具室，带领你的老奶奶又很不耐烦，这也增加了你的痛苦。你最早的养料是在烤猪排和煮杂烩、肉汤、煤气和麦芽酒的配合下，与它们的味道一起吃进肚里的；你那位出于无奈的老奶奶守在旁边，一旦你的母亲被叫走，她马上可以接管，她的围巾也随时准备扑灭你天然的哭喊声；你的周围是与你天真的心灵不能相容的油盐酱醋、脏盆子、菜盘盖、冷肉卤；你的母亲为牛肉和猪排喊哑了嗓子，没有空再给你唱摇篮曲。你处在这种不顺当的环境中，很早就断了奶。一旦供你消化的食物少一些，不耐烦的老奶奶就变得更不耐烦，马上按照惯例把你大摇特摇，直摇得你晕头转向，终于什么也不想消化为止。最后她也劫数难逃，死了，不过感谢上帝，总算没有要她再在世上受苦。当你的兄弟们陆续来到世上以后，你的母亲退职了，从此脱下了漂亮的衣服（以前她一向穿得很时髦），不再梳理乌黑的鬈发（以前它们一直柔和地披在肩上）；每到深夜，不论天气如何，她总是躲在一个荒凉的院子里等待你的父亲，那院子直通皇家垃圾箱饭店（据说这是乔治四世王上御赐的名称）的后门，你父亲便在这饭店里当领班。但那时垃圾箱已每况愈下，你的父亲收入不多——只有酒还可以喝不少。你母亲进行这些探访的目的，是要解决家庭日常生活。到了那里她便叫你吹哨子，让你的父亲出来。有时他会出来，但大多不见人影。不论他露不露脸，他这部分生活是严格保密的，与公开的跑堂生活毫无瓜葛，你母亲也承认这得严守机密，你和你母亲在院子里总是躲躲藏藏，严格遵守保密规则，哪怕严刑逼供，你也不会承认你的父亲，或者你的父亲除了狄克这名字，还有别的名字（实际上他不叫狄克，尽管人人都叫他狄克）；你的父亲也从不承认他有任何家人或亲属，任何小犬或小孩。也许正是这种迷人的神秘气氛，加上你父亲在垃圾箱里住的那间潮湿房间——它位于漏水的水箱后面，形同地下室，室内有一条阴沟，还有一股霉味，一只餐具架，一只酒瓶架，三扇彼此不同的奇形怪状的窗户，白天也透不进一点光线——让你年轻的心灵意识到，你长大后也非当茶房不可，而且不仅你觉得这样，你的几个兄弟，直到你的妹妹，也觉得这样。你们每个人都相信，你们生来就是当茶房的。在你一生的这个阶段，有一天，你的父亲突然在大白天回到了家中——这对茶房说来，无异是发疯的行径——倒在床上（这也是你母亲和你全家的床），宣称他的眼睛成了两只辣味腰子。医生无能为力，你父亲有时清醒，想起餐馆的生活，说些“二加二等于五，三先令是六便士”之类的胡话，折腾了一天一夜之后，终于断了气。他葬在附近的教区墓地上，凡是终生当茶房，这天上午又丢得下腌臜的酒杯，抽得出时间来送葬的都来了（就是说总共一个人）；于是失去了父亲的你围上了白围巾，出于人们仁慈的动机，被送进了乔治烤肉歌舞夜餐馆。你在这里靠盘子里的剩菜（这得碰运气，有时不知为什么，全是芥末）和杯子里的剩酒（这大多只有几滴水，一片柠檬）维持生命；夜里你往往站在那里打瞌睡，直到被人一巴掌打醒为止；白天你便洗碗碟，以及餐馆里的一切物品。你的床上铺的是木屑，你的被单上尽是雪茄烟灰，在这里，白颈巾挽成的时髦领结后面往往隐藏着一颗沉重的心（说得准确些，是在它下面靠左一些），你靠记住主教的姓名以及靠招呼洗碟子的人零零星星地认得了几个字，逐渐鼓起勇气，在最后一格座位的隔板背后用粉笔练字，直到你可以在没人用墨水的时候用墨水为止。就这样，你长大成人，当上了茶房。

现在我想为我的职业（因为至今它仍是我和我家庭的职业）讲几句体谅的话，这可能是顾客感兴趣的，尽管这种兴趣往往极其有限。一般来说，人们不大了解我们。是的，不大了解。宽容大多不是为我们存在的。比如，大家说我们的精神有些萎靡不振，或者称之为冷漠，没有感情。但你倒是想想，如果你有一大家子人，不仅你，每个人都要吃要喝，急需饮食，那么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再想想，你照例得在白天一点和晚上九点生意清淡的时候才能吃到荤菜，而且你要吃得饱，光顾的客人就得越多越好，越会吃越好。你再想想，你的消化能力正当旺盛的时候，你却要向一百位（为了讨论方便，我姑且假定一百人）不断光临的顾客表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好感，这些先生呢，一边对着羊肉和牛肉、肉冻和酥软的黄油狼吞虎咽，一边问你这盘菜叫什么，那盘菜又是怎么做的，仿佛除了他和你，以及菜单之外，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你再看看，你得回答些什么问题。你从来不离开餐厅，可是他们似乎认为你整天在外面转游。“克利斯托弗，听说游览火车撞车了，这是怎么回事？”“克利斯托弗，意大利歌剧院这几天在上演什么？”“克利斯托弗，约克郡银行的这件事，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同样，内阁各部给我的麻烦比给女王的还要多。至于帕默斯顿勋爵 [4] ，那么过去几年中我不得不时常谈起勋爵阁下，我为他花的力气简直有资格得到一份年金了。不仅如此，我们还不得不当伪君子，说假话（不过这是无辜的）！为什么成天守在店里听候使唤的茶房，必须会鉴定马的好坏，并且对驯马和赛马发生浓厚的兴趣？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些娱乐没有兴趣，我们口袋里不多的收入就会减少一半。关于农业生产也是这样（真正莫名其妙！）。打猎同样如此。我知道，每年到了8月、9月、10月，我照例得在心里为自己害羞，因为我必须装出一副样子，好像非常关心松鸡的翅膀有没有长硬（仿佛没有煮熟的翅膀或鸡脚也跟我有什么关系似的！），芜菁地里的鹧鸪多不多，野鸡胆大还是胆小，或者你们随意提出的任何问题。然而你们会看到，当一位先生掏出钱包，望着面前的账单时，我或者与我相同的茶房，怎样哈着腰把手搭在分格座位的隔板上，用一种津津有味的口气与他讨论这些问题，仿佛它们关系着我一生的幸福。

我提到了我们不多的收入。现在，瞧这一件最不合理也是对我们最不公正的事！也许由于我们右边裤兜里总是装着许多零星的找头，上衣后摆里又藏着不少半便士铜币，或者只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但愿不是这样），大家历来传说，茶房领班都腰缠万贯，这真不知从何说起？这种无稽之谈怎么会流传得如此之广？是谁第一个这么讲的，他根据什么事实毫不脸红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请你站出来，你这个造谣惑众的家伙，把法院公证过的茶房的遗嘱拿给大家看，这才能证实你的恶意中伤！然而谣言照样传播，小账给得最少的吝啬鬼特别喜欢信口雌黄，你否认也没有用。为了我们的体面，我们不得不摆出一副架势，好像马上要开店做生意似的；如果有两个人，那么大多是合伙经营。从前有一个小气鬼时常光顾斯拉姆酱，那时现在的笔者还没有因自己掏钱请手下人喝茶点而离开那里；这个小气鬼对我们总是横加嘲笑，竭尽挖苦之能事。他给的小费从来不会超过三便士，要他多花一便士简直像要了他的命，然而他却说现在的笔者握有大量统一公债券，还在放高利贷，是个资本家。有人听得他向其他顾客胡言乱语，说我向酿造房和啤酒厂放的债有几千镑之多。“好啊，克利斯托弗，”他对我说（尽管他刚才只给了一个便士小账），“找一所房子开店怎么样？凭你的财力，你还怕找不到合适的买卖吗？”总之，谣言不翼而飞，弄得人们眼花缭乱，不辨真假，连西区旅馆德高望重的老查尔斯——他一直享有盛誉，被某些人目为茶房业之父——多年来也受害不浅，以致他的妻子（他也有一个谁也不知道的老太婆在为他行使妻子的职责）也信以为真！结果怎么样？他下葬时，有六个经过选拔的茶房给他抬棺材，还有六名后备人员，六名执绋人，所有的人一致痛哭流涕，没有一只眼睛是干的，葬仪之隆重只比国王稍逊一筹；事后，他的餐具室和住处全都搜遍了，但什么也没发现！怎么能找到呢，他的遗物除了最近一个月捡到的手杖、阳伞和手帕（它们还没来得及卖给收旧货的，因为他一生对这些东西照例每月清理一次，很准时），其他什么也没有。然而诽谤是无往而不到的，老查尔斯的寡妇尽管目前已进了软木塞开发公司的养老院（它位于蓝锚路，上星期一我还在那儿门口看到她戴着整洁的帽子，坐在温莎扶手椅上），仍然在指望约翰珍藏的财宝会突然发现呢！不仅如此，早在他被召往阴间以前，西区饭店的熟客就醵资为他画了一幅与真人一样大小的油画像，挂在餐厅的壁炉架上，当初不少人提出，这幅画像应该增加一些衬托的东西，比如，窗外应该用英格兰银行作背景，桌上应该画一只保险箱等等。幸亏有的人头脑比较清醒，他们认为桌上只能画一瓶酒，一只拔塞器，人采取拔瓶塞的姿势，这些人的观点占了上风，才使这幅画没有按照那个样子流传给后代。

现在我得言归正传了。我觉得我已尽了责任，在这个一向称雄海上的自由王国中，就一个问题的一般状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愿这不致引起其他行业的不满），现在我得进而谈一件具体的事了。

那是我一生的一个重要时期，我接到了有关的通知，被一家餐馆辞退了——我不想说出这家餐馆的名称，因为造成我离职的原因无非是对茶房的一种习以为常的指责，而任何餐馆，凡是干出那种大大不合英国人情的、比愚蠢和卑鄙更坏的行为的，我都不会为它作义务宣传。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刻，我离开了那家不值得一提的卑鄙餐厅，还没找到另一家饭店，也就是后来我担任茶房领班的那家 [5] 。我正在考虑今后干什么的时候，有人代表现在这家饭店邀请我。我提出了必要的条件，又作了必要的补充，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我跨上了新的岗位。

我们经营旅馆，也经营餐厅。我们做的不是一般的饮食业，我们也不乐意干这个。因此，每逢顾客单为吃饭而来，我们知道给他什么，使他下次再也不敢问津。我们有雅座，也接待家属，但卖酒是主要的。我和账房间，以及笔墨纸张等等，单独占据一块地方——在餐厅一头，高出一两级台阶，周围有栏杆，这就是我所说的美好的老派方式。美好的老派方式是不论你要什么，哪怕是封信的胶纸，你也只能找茶房领班要。你在他面前，就像刚出世的孩子，什么都得依靠他。一家旅馆要想不沾染欧洲的罪恶，只能这么办。（不用说，如果英语不够好，必须用其他语言的话，这些太太小姐和先生们还是请光顾别处为佳。）

我来到这家规规矩矩、经营有方的饭店就职以后，在24B室（它位于楼上一个拐角处，只有不太高雅的人才会住在那里）床下一角，发现了一堆东西。白天上班时，我问使女工头：

“24号B室那些东西是什么？”

对这问题她漫不经心地答道：

“某某人的行李。”

我竖起眼睛瞪了她一下，说道：

“谁的行李？”

她避开了我的目光，答道：

“某某人就是某某人！这叫我怎么知道？”

应该说明一下，这是个不懂规矩的女人，尽管她熟悉她的职务。

茶房领班既是头头，就得像个头头，否则就会成为尾巴。在社会等级上，他不站在这一头，就得站在另一头。他不能站在它的半中腰，除了两头，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成。至于究竟在哪一头，这得由他本人决定。

通过这场争执，我让普拉歇特太太清楚地懂得了我的厉害，不仅当时，而且永远不敢再在我面前放肆。也许有人会说我前后矛盾，因为我称普拉歇特太太为“太太”，而我前面讲过，女招待是不能结婚的。但是我得请求读者谅察，要知道普拉歇特太太只是女用人，不是女招待。女用人可以结婚，女用人的头头更是大多结过婚的——或者据说结过婚的。反正不论怎样，习惯上这么称呼。（附带说一下，普拉歇特先生目前在澳大利亚，他的地址是“原始丛林” [6] 。）

为了使我们大家今后相安无事，我把普拉歇特太太弄得威风扫地是必要的；接着我要求她作出解释。“比如，”我说，作了一点提示，免得她太惊慌，“某某人是谁？”

“克利斯托弗先生，我用神圣的名誉担保，”普拉歇特太太答道，“我实在什么也不知道。”

要不是看到她整理帽带的姿势，我会怀疑这句话；但是它的可信程度简直与宣誓证词不相上下。

“那么你从没看见过他？”我跟着追问道。

“没有，”普拉歇特太太说，闭上了眼睛，那副表情好像刚咽下了一颗特大丸药，这为她的否认增添了独特的声势，“而且这屋子里的任何仆人都没见过他。克利斯托弗先生，这五年中一切都变了，某某人还是五年以前留下这些行李的。”

向马丁小姐查询的结果是（用的是第一流行吟诗人的语言）“确如斯言”。那么这是千真万确的实情。马丁小姐是酒吧间的年轻小姐，也是给我们开账单的；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她的地位比我高，她的行为一向是无可指责的。

进一步的调查使我发现，一张账单与这些行李有关，它的数目共计两镑十六先令六便士。行李已在24B的床下躺了六年多。那张床有四根柱子，周围是厚厚的旧帐子和床沿挂布——正如我有一次说的，与这张床有关的恐怕不止24B这一个房间；我记得，当时说得大家都笑了。

我不知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知道为什么啦？——这些行李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为某某人感到纳闷，猜不透他搞的是什么花样。我想不明白，为何他要为这么小小一张账单丢下这么多行李。因为一两天后，我已把行李取出，查看了一遍，下面便是它们的清单：一只黑色旅行皮包，一只黑色袋子，一只文具箱，一只化妆盒，一个牛皮纸包，一只帽匣，缚在一起的一把阳伞和一根手杖。它们全都积满灰尘，像长了一层绒毛。我先是把脚夫叫来，让他钻进床底，把东西取出；尽管他跟灰尘打惯交道——他从早到晚都在灰尘中翻滚，因此穿的是紧身背心，胳臂上还戴着厚厚的斜纹布袖套——这些行李还是弄得他直打喷嚏，喉咙火辣辣的，不得不喝了一大杯万能氏清凉水。

这堆行李吸引了我，我没有把它们放回原处，只是掸掉了灰尘，用湿布拭干净——本来它们仿佛长满了羽毛，你说不定会以为这是一群家禽，马上要孵蛋了呢——总之，我没有把它们放回原处，却搬到了楼下我的一间屋子里。我不时瞪着它们看，看啊看的，有时它们似乎变大了，有时又变小了，有时似乎在向我走来，有时又在后退，表演了各种姿态，仿佛它们喝醉了。这么过了几个礼拜——说几个月也不妨，不致相差太大——一天我想，何不问问马丁小姐，这总数为两镑十六先令六便士的账单，包括些什么名堂。蒙她好意，从账簿——那还是在她管账以前记的——上给我摘录了一份，现在我便照抄如下：

附记（1857年1月1日）：此人饭后外出，交代行李将由他日后前来领取。但从此杳无音讯。

这张账单非但对澄清事实无济于事，而且——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使我的疑团更增添了一层阴影。我跟老板娘琢磨这事，她告诉我，老板在世时，曾在报上为这些行李登过招领广告，声明在若干天内不来领取，即予出售，抵充各项费用，但以后未采取其他步骤。（我不妨在此提一下，老板娘守寡已第四年。老板的身体得了一种不幸的病，这种病使喝酒与喝白开水差不多，它终于送了他的命。）

我不仅那时琢磨这事，以后也一再这么做，有时跟老板娘谈，有时跟别人谈，有时又找另一个谈，最后老板娘对我说（起先这是开玩笑或是当真的，或者一半当真一半开玩笑，这都无关紧要）：

“克利斯托弗，我想向你提一个合理的建议。”

（如果她的眼睛——那可爱的蓝眼睛——看到这篇文章，但愿她不致生气。我得说，如果我年轻八岁或者十岁的话，我也希望向她提一个建议呢！那就是说，我想向她求婚。我相信，别人会说，这也是一个合理的建议。）

“克利斯托弗，我想向你提一个合理的建议。”

“请说吧，太太。”

“听我说，克利斯托弗。把某某人的行李一件件想一下。我知道，你心里全都记得。”

“对，太太，一只黑旅行皮包、一只黑袋子、一只文具箱、一只化妆盒、一个牛皮纸包、一只帽匣、缚在一起的一把阳伞和一根手杖。”

“一点不错，这就是全部留下的东西。一切照旧，什么也没打开过。”

“你说得对，太太。一切都上了锁，只有牛皮纸包是例外，但那也贴了封条。”

老板娘靠在酒柜窗口马丁小姐的账桌上，用手指打打桌上摊开的账簿——不用说，她有一双漂亮的手——点了点头，笑了起来。

“这么办，”她说，“克利斯托弗，你把某某人的账单付清，他的行李便全部归你。”

其实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思；但是，

“这也许不值那么些钱，”我反对道，现出不很乐意的样子。

“那是摸彩，”老板娘说，把手臂交叠在账簿上——应该说，不仅她的手漂亮，这修饰语还可向上延伸到她的手臂。“难道你为了中奖，不愿冒两镑十六先令六便士的风险吗？再说，这是不会全部落空的！”老板娘继续道，并且又一边笑一边点头，“你准会中奖，哪怕输了，还是会中奖！因为全部彩票都在这儿！万一落空，记住，玩赌博的先生，你至少可以到手一只黑旅行皮包、一只黑袋子、一只文具箱、一只化妆盒、一张牛皮纸、一只帽匣，还有缚在一起的一把伞和一根手杖！”

说得简单一点，马丁小姐来劝我，普拉歇特太太也来劝我，老板娘更不必说，对我进行了全面的开导，总之，旅馆里所有的女人都向我游说，以致即使这不是两镑十六先令，而是十六镑两先令，我也会觉得这是一桩便宜交易。当大家都劝你这么做的时候，你怎么还能毫不动心呢？

这样，我付了钱，于是大家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女性在这时候就是这样！但是我可不让她们乐个没完，说道：

“我的姓是蓝胡子 [7] 。告诉你们，我得在我的密室里独自打开某某人的行李，没有一个女人的眼睛能看到它们里面装的东西！”

我是不是认为必须坚持这一点，或者这些行李打开时，是不是真的会有女人、甚至许多女人在场，这都无关紧要。当前我关心的只是某某人的行李，不是任何人的眼睛或鼻子。

我检查行李以后，最不能理解的是那里面写过字的纸特别多，而且全都写得满满的！这不是我们的那种纸——我们开账单的纸我是很熟悉的——看来他一定天天扑在纸上写字。他把写好的纸塞在每一件行李和每一件物品中；他的化妆盒中有这种纸，靴子中有这种纸，剃刀匣子中也夹着这种纸，帽匣中塞满了这种纸，连阳伞的鲸骨架中间也夹着这种折拢的纸。

他的衣服，有几件看来并不算坏。他的化妆盒却很可怜，连一只银瓶塞也没有，瓶口统统敞开，像一个个没有门的小狗窝；一股触鼻的牙粉气味弥漫开来，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盒内的一条条罅隙便是牙缝。我以恰当的价钱把衣服卖给了一家估衣铺，它位于河滨大道，离圣克莱门丹麦区教堂不远；部队的军官每逢赌输了钱，急需还债，大多来找它的老板，出卖他们的制服，这只要看它窗口挂得琳琅满目的尽是背对着行人的军服上装和肩章，便可知道。这位老板还把旅行皮包、袋子、文具箱、化妆盒、帽匣、伞和手杖，以及缚它们的皮带，一古脑儿买下了。我说，我还以为这些东西不属于他收购的范围呢，他答道：“不错，克利斯托弗先生，正如别人的老奶奶也不属于我收购的范围一样；但如果有人把他的老奶奶带来卖给我，只要价钱便宜，我把她洗刷干净以后可以卖大钱，我也会把她买下！”

这几笔交易已捞回了本钱，确实，还超过了本钱，因为我不仅收回了成本，还赚了不少。现在只剩下那些写字的纸了，也正是这些纸，我特别希望得到读者无私的关心。

由于这个原因，我要毫不迟延地这么做。那就是说，也就是说，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我打算这么办：在我进而谈到这些写满了字的纸如何使我心惊胆战、吃尽苦头以前，在我叙述我遭到的这场无妄之灾，那种在性质上使人不寒而栗、在一切方面都显得出乎意料、因而平白无故把我弄得手足失措、几乎无法招架的灾难以前，我应该先把那些大作公之于世。因此，接着我得让它们上场了。我再讲几句开场白以后，便要把笔（但愿这是一支谦逊的笔）放下，直到最后再来追溯内心有了见不得人的事所造成的郁悒后果。

这位先生喜欢东涂西抹，而且字迹潦草，不堪卒读。他把墨水不当一回事，弄得不该有墨渍的地方也尽是墨渍——衣服上，帽子上，文具箱上，牙刷柄上，阳伞上，到处都是。餐厅里他坐的四号餐桌旁边地毯上，有不少墨渍，他辗转不眠的床上也有两滴墨水。查一下我全文照录的账单即可看到，在1856年2月3日早上他要的笔和纸已是第五批。不论他欲罢不能、非写不可的是什么，他从酒吧柜上要来的这些材料，都是呈献给这个可悲的行动的，而且毫无疑问，这件倒霉的事也在床上进行，枕头上留下了它的明显痕迹，哪怕时隔多日，还是十分清楚。

他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标题。这毫不奇怪！他既然热衷于这种事，他怎么会有头脑，既然没有头脑，又怎么会想到要加标题？ [8] 因此我在这里只得用行李的名称称呼这些文章，它们在什么物品内发现，便用这物品作题目。有的容器，例如他的靴子，也成了他贮存文章的地方；这就使题目变得更加莫名其妙。但是他的靴子至少是成双的，他的文章却没有两篇是完全相同的。

* * *

[1] 本文的“茶房”一词，原文为waiter，在中文中应包括旅馆的“茶房”和餐馆的“堂倌”在内，现为行文方便，大多译为茶房。

[2] 起源于英国的一种职工秘密组织，以互助为目的。

[3]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军将领，这里是指他的纪念像，位于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尔加广场上。

[4] 英国政治家，1859—1865年任英国首相。

[5] 它的名称和地址，以及其他一切详尽细节，最后已由编者删除。——原注

[6] 指英国流放罪犯的地方。

[7] 童话中的人物，一个残暴的丈夫，曾杀死过许多妻妾，把她们的尸体藏在密室中。

[8] 原文“标题”（heading）即来源于“头脑”（head）一词，因此才这么讲，这是狄更斯的文字游戏。

第二章

他的靴子

“啊！得啦，米蒂艾先生！我怎么知道，我能说什么？我向你保证，他称他自己为英国人先生。”

“对不起。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米蒂艾先生说，这是一个戴眼镜的、吸鼻烟成瘾的、弯腰曲背的老先生，穿一双毡靴，戴一顶布鸭舌帽，宽松的蓝礼服大衣一直拖到脚后跟，衬衫上镶有柔软的白色大褶边，褶边顶端是与它密切配合的颈巾——那就是说，每逢礼拜日它们是天然的白色，但随着一星期的进展，便逐步向黑色转化。

“亲爱的布克兰夫人，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米蒂艾先生又说了一遍，当他在早晨明朗的阳光中露出微笑和眨眼睛时，那张和蔼的陈胡桃壳色的脸变得更像胡桃壳的颜色了。

“嗨！”（心烦得轻轻叫了一声，还拼命摇头。）“但你是一只猪，这却不是不可能的！”布克兰夫人反唇相讥道，这是一个矮小而结实的中年妇女，三十五岁左右。“那么请你瞧吧，瞧这儿，读啊！‘三楼，英国人先生。’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米蒂艾先生说。

“好。继续你早上的散步吧。出去！”布克兰夫人把他打发走了，一边轻快地打了个榧子。

这是在法国一个沉闷而古老的设防城市中，米蒂艾先生的晨间散步照例在大广场上阳光最明亮的一角进行。他的姿势是把两手反剪在背后，一只手里总是拿着一把形状与他本人相似的阳伞，另一只手里拿着鼻烟盒。他拖着两条腿，走路慢条斯理，跟大象差不多（给它做裤子的确实是动物世界中最蹩脚的裁缝，现在它把他介绍给了米蒂艾先生），只要天气晴朗，老先生总要在那儿晒太阳——当然，同时也让钮扣洞上的红绶带见见阳光，因为难道他不是一个年高德劭的法国人吗？

美丽的夫人既然要米蒂艾先生出去继续他的晨间散步，他便在脸上露出胡桃壳色的笑容，用拿鼻烟盒的手摘下帽子，伸直胳臂，把它擎在前面，直到离开夫人以后，还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走出屋子，继续他的晨间散步，由此可见，他确实不愧是一位百依百顺的骑士。

布克兰夫人向米蒂艾先生提到的证明文件是她的房客名册，它是由她那位担任账房先生的侄子登录的，他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名册挂在大门旁边，以便警察随时检查：“Au second，M.L’Anglais，Propriétaire”。三楼，英国人先生，有产者。白纸黑字，再也清楚不过了。

现在布克兰夫人用食指巡视了这一行，仿佛为了坚定信念，保持米蒂艾先生离开时对他赠以榧子的心情；她把右手按在大腿上，神色旁若无人，似乎什么也不能叫她不打那个榧子，然后走到广场上，举目观察英国人先生的窗口。事有凑巧，那位先生正好把头伸出窗子，布克兰夫人利用脑袋向他发出了优美的问候，接着向右边瞧了一眼，又向左边瞧了一眼，似乎在向他说明她来此的原由，然后考虑了一下，似乎在向自己说她指望见到的人不在这儿，于是重又走进了她的大门。布克兰夫人把她的屋子朝广场的一面全部按带家具的套间或层次出租，自己住后面的院子，那里有她的丈夫布克兰先生（打弹子的好手）、一家祖传的啤酒作坊、几只家禽、两辆板车、一个侄子、一只小狗和一个大狗窝、一个葡萄架、一个帐房间、四匹马、一个已出嫁的妹妹（也是啤酒厂的股东老板）、出嫁的妹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一只鹦鹉、一只鼓（鼓手是已出嫁的妹妹的小男孩）、两个被分配住在这儿的士兵、一群鸽子、一支横笛（由侄子演奏令人陶醉的曲调）、几个用人和杂工、一股永不消失的咖啡和肉汤的味道、一行可怕的假山和一堵至少四英尺高的木板墙、一个小喷水池和六七枝大向日葵。

再说，英国人在租下他的寓所——或者照我们海峡这边的说法，租下他的一套房间时，曾一丝不苟地报了他的名字：兰吉利。但是他保持着英国人的作风，到了国外，轻易不把嘴巴张大，除了吃饭以外，以致啤酒厂老板听不清楚，以为他的大名便是英吉利人。这样，他就成了英国人先生。

“从没见过这样的民族！”英国人先生嘟哝道，这时他正望着窗外。“从没见过，一辈子没见过！”

这相当正确，因为他还从没离开过自己的祖国，那个公正的小岛，团结的小岛，光明的小岛，好战的小岛，它具有各种各样的优点，唯独还不是整个世界。

“这些小伙子，”英国人先生自言自语道，眼睛扫过广场，看到了分布在各处的军人，“不像战士，倒像……”他没有为他的下半句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终于没有说完。

这也是绝对正确的（根据他的经历而言），因为虽然这里城内城外驻扎了不少军队，他们每个人都随时可以供你检阅，或者举行演习，你在他们中间却找不到一个被愚昧的硬领卡得透不出气的士兵，或者被太小的靴子弄得跛脚的士兵，或者被皮带和钮扣裹得四肢不灵的士兵，或者被精心培育得对一切生活琐事都无法自理的士兵。你看到的是一群聪明伶俐、手脚利索、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他们随时可以着手任何工作，从围城到煮汤，从开炮到做针线，从舞大刀到切洋葱头，从打仗到煎蛋饼都行。

到处是成群结队的人！从英国人先生眼皮底下的大广场起——一些不久前应征入伍的士兵，排成一个个小分队，正在广场上笨手笨脚地操练正步走，有些人的身体好像还没钻出农民罩衫这层蛹壳，只有腿刚伸到壳外，那副样子活像穿军装的蝴蝶——直到碉堡外面，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路几英里内，到处是一簇簇士兵。整个白天，青草丛生的城墙上有士兵在练习吹喇叭和号角；整个白天，干燥的壕沟的每个拐角上都有士兵在练习打鼓。每天上午，他们从大军营中一拥而出，奔向附近的沙土操场，跳木马、爬绳索、在双杠上全身倒立、飞越木平台——到处是人在飞腾、跳跃、翻滚、奔跑。城墙的每个角落、每个哨所、每个大门口、每个岗亭、每座吊桥、每条生芦苇的沟渠、长青草的堤坝，都攒聚着士兵、士兵、士兵。由于城里到处是墙角、哨所、大栅门、岗亭、吊桥、生芦苇的水沟和长青草的堤坝，城里自然到处都能见到士兵。

要是没有那些士兵，这个蒙头大睡的古城不知会怎么样呢，你瞧，哪怕有了他们，它也睡得昏昏沉沉，连回声也哑哑的，窗上的铁条、门上的锁和铁链全都锈了，水沟也停滞不动！自从沃邦 [1] 的时代以来——沃邦的军事工程技术把它变成迷宫，谁看到它就会头昏眼花，仿佛当头挨了一棒，陌生人面对它扑朔迷离的机关，更不免吃惊得目瞪口呆；沃邦使它成了军事工程技术中一切名词和形容词的生动体现，以致你不仅得弯弯曲曲钻进去，弯弯曲曲钻出来，弯弯曲曲钻到右边，钻到左边，钻到对面，钻到下面，钻到上面，钻进黑暗，钻进灰尘，钻过大门，钻过拱门，钻过走廊，钻过干燥的路、潮湿的路，钻过城壕、闸门、吊桥、水槽、瞭望塔、穿孔墙、大炮台，而且可以从碉堡中钻进郊外地底，然后又在三四英里之外再钻出地面，在一片宁静的菊苣和甜菜根园地之间展开突然袭击，摧毁高地和炮台——总之，自从那时到现在，城市仍在昏昏大睡，灰尘、铁锈和霉菌布满在沉睡的军火库和弹药仓里，青草长遍了静寂的街道。

只有在集市日，它的大广场才蓦地从梦中惊醒。在集市日，似乎有一位友好的魔术师用棍子打了打大广场的石板，于是活跃的货摊和棚店立刻拔地而起，有人坐着，有人站着，熙熙攘攘，讨价还价声、叫卖声同时从几百条舌头上发出，形成一片热闹的嗡嗡声，到处五色缤纷，白的帽子、蓝的罩衫、绿的蔬菜，交织成一幅欢乐的色彩，最后，以冒险为天职的武士们匆匆赶来，所有的沃邦们也一跃而起，跳下了床。现在，来自四面八方的乡下人，沿着漫长低洼的林荫路，成群结队地向这里汇集，有的坐着颠簸不定的白篷驴车，有的骑着驴子，有的坐着两轮车或运货车，没篷的车或有篷的车，有的步行推着小车子，背着包裹，也有的划着乡下的尖头小船，沿着水渠、溪流或运河缓缓驶来，他们都带来了出售的物品。于是你在这里可以买到靴子和鞋子、糖果和衣料；在那里（在市政厅阴凉的一角）可以买到牛奶和奶油、黄油和乳酪；在这里可以买到水果、洋葱和胡萝卜，以及煮汤用的一切必需品；在那里可以买到家禽和鲜花，还有不肯就范的小猪，也可以为你的农业生产买到新的铁锹、斧头、铲子、钩刀，还可买到大块大块的面包、一袋袋没有磨过的麦子、儿童玩的洋娃娃；出售糕饼的也在这儿把鼓打得震天响，叫卖他的食品。还有，听！一阵阵嘹亮的喇叭声，这是“医生的女儿”正坐在敞篷马车上进入大广场，她佩戴着粗大的金项链、金耳环，头上戴一顶蓝羽翎帽子，显得珠光宝气，雍容华贵，车前有两朵人造玫瑰花形的大伞遮住阳光，车后有四名衣衫华丽的侍从吹着号角，打着鼓和铙钹；她正在发售灵验的小丸药，它们能治百病，已医好了不知多少人！不论牙痛、耳朵痛、头痛、心痛、胃痛、虚弱、神经质、痉挛、头晕、发热、寒颤，只要服一帖这位伟大医生的伟大女儿发售的这些灵验的小丸药，便可药到病除！治疗的过程——医生的女儿，你所羡慕的这些豪华装备的女主人这么告诉你，喇叭、铜鼓和铙钹也使你相信这一切——是这样：你吃了这小小的、立刻见效的丸药以后，第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觉浑身舒畅，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无法克制的欢乐感；第二天你便觉得好多了，仿佛已变成了另一个人；第三天你便霍然痊愈，不论你得的是什么病，病了多久，一下子便好了，你便会去找医生的女儿，想拜倒在她的面前，吻她的衣服下摆，把你所有的财物统统出卖，把你所有的钱统统用来购买这小小的灵验的丸药；然而她是无法见到的——她到埃及的金字塔去找草药了——你只得失望而归（不过你的病已经医好了）！医生的女儿便是这么做买卖（而且生意兴隆），出售和购买、声音和色彩的交替更迭，也这么继续不断，直到移动的阳光使医生的女儿落进了高屋顶的阴影中，让她明白，她得带着豪华的装备和吹打的乐器，告别了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光荣，坐着颠簸不定的马车向西离开了。现在魔术师又用棍子打了一下大广场的石板，于是货摊不见了，坐的和站的人也不见了，一切买卖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手推车、驴子、驴车、两轮车，所有一切用轮子滚的和用脚走的，都不知去向，只剩下几个清道夫带着粗笨的大车和瘦小的马，在清除垃圾，协助他们的是城里的鸽子，它们羽毛光滑，每到集市日子显得格外丰满。离秋天的日落还有一两个小时，这时如果有人在城门和吊桥外面，在暗道和双重壕沟外面闲游，他会看到，最后一辆白篷大车怎样从林荫道上正在伸长的树影中间逐渐远去，或者最后一条乡村小船怎样由最后一个农妇划着桨驶回家去，它像一个小黑点出现在他和磨坊之间那漫长的、又浅又窄的、给夕阳映红的水渠上，桨后划出的浮渣和水草遮蔽了船尾的水面，然而值得安慰的是他可以相信，那停滞不动的河水在下一次集市到来以前，不会再受到骚扰了。

今天不是大广场起床的日子，英国人先生一眼望去，只看到年轻的士兵在操练正步走，他心情安闲，头脑里想到的也只是那些军人。

“这些小伙子分散住在各个人家，”他说，“看到他们给那些人家生炉子、烧开水、抱孩子、摇摇篮、洗菜，帮助老百姓干各种非军事性的活儿，真是十分滑稽！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一辈子也没见过！”

这又是完全正确的。那不是二等兵瓦朗坦吗？他在那所房子里成了唯一的用人，既是女仆又是男仆，既是厨子又是管家，又是保姆，那是他的队长——军队执法队长的家，他在那里洗地板、铺床、买菜、侍候队长穿衣、做饭菜、制色拉、给孩子穿衣服，什么都干。或者不谈他，他是忠于他的长官；再看别人，那不是二等兵伊波利特吗？他住在两百码外的香料店里，每逢下了班，便自动照料店务，让美丽的老板娘上邻舍家谈天说地；他皮带上挂着军刀，满脸含笑地向顾客出售肥皂。那不是埃米尔吗？他住在钟表店里，每天晚上总是脱去上衣，给店堂内所有的钟表上发条。那不是欧仁吗？他住在白铁匠家中，经常衔着烟斗，在铺子后面小院子里四英尺见方的菜地上浇水，或者额上淌着汗，跪在地上摘蔬菜。例子举不胜举，那不是巴蒂斯特吗？他住在可怜的挑水工家中，这时正坐在门口的阳光中，伸开了军人的大腿，把挑水工不用的水桶放在腿中间（这是为了帮助挑水工，报答他的好心，这位挑水工总是挑着沉重的水桶来往于广场和给水处之间），在桶外涂浅绿色油漆，桶内涂浅红色油漆。或者，不用走得太远，就在隔壁理发店里，那不是下士泰奥菲尔吗？……

“不，”英国人先生说，俯首看了一下理发店，“现在他不在那儿。不过孩子在那儿。”

一个小不点儿的女孩子站在理发店的台阶上，望着广场的另一边。可以说她还只是一个婴孩，白亚麻布帽子紧紧包在头上，这是法国乡下儿童常戴的（像荷兰画中的儿童），身上那件家织蓝罩衫谈不到什么式样，只是在胖胖的喉咙那儿用带子缚着。这样，由于天然生得矮小，身材又圆圆的，从背后看，她似乎已在原来的腰部切断，头便巧妙地安在腰上。

“不过孩子在那儿。”

从她用胖胖的小手揉眼皮的姿势看，那双眼睛刚才还在打瞌睡，睁开没有多久。但它们一动不动地望着广场那边，英国人先生不觉也朝同一方向望去。

“啊！”他随即说道，“我想得一点不错。下士就在那儿。”

下士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三十来岁，也许还不到中等身材，但外表端正，皮肤晒得黑黑的，颔下有一簇棕色胡子；这时他正面对着他管的那个班，在大声训话。从他身上简直找不到什么缺陷或差错。他的动作轻快、灵活，从整洁的军帽下闪闪发光的黑眼睛，直到闪闪发光的白绑腿，一切都十分完美。可以说这是他祖国军队的典型下士，肩膀的线条、腰身的线条、军服灯笼裤最宽处的线条和小腿部最窄处的线条，都恰到好处。

英国人先生望着，小女孩望着，下士也望着（但最后这人是望着他的士兵），直到几分钟后训练结束为止，于是分布在各处的军队消失了，跑光了。英国人先生自言自语道：“瞧呀！我的天！”真的，下士跳跳蹦蹦跑回理发店，张开双臂，抱起小女孩，把她举到头顶上，像空中飞人似的，然后把她放回地上，吻了她一下，与她一起走进了理发店。

但英国人先生与他的做了错事、不听他话的女儿争吵过，他们脱离了关系，这件事也涉及一个小孩。他的女儿以前不也是小孩，也曾像天使一般飞上他的头顶，跟这个孩子飞上下士的头顶一样吗？

“他是一个傻瓜！”英国人先生发出了这声颇具民族特色的咒骂，便关上了窗。

但是记忆之屋的窗和仁慈之屋的窗，却不像玻璃窗那么容易关上。它们往往会突然打开，还会在夜里轧轧作响，非得用钉子钉死不可。英国人先生试图钉死它们，但没有钉牢。这样，他度过了一个心烦意乱的傍晚和一个更加心烦意乱的黑夜。

他天生性情温和吗？不，不太温和，还往往把温和与软弱混为一谈。遭到冒犯，便凶相毕露，大发脾气吗？差不多，而且完全不可理喻。不近人情吗？这种事太多了。想报复吗？是的，他一直怀恨在心，还打算向上帝正式诅咒他的女儿，像在戏台上看到的一样。但想到剧场里摹拟的天只有枝形吊灯那么高，真正的天却还远着，他终于没那么做。

于是他到了国外，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那个被抛弃的女儿。这样他才来到这儿。

归根结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其他，英国人先生对泰奥菲尔下士的行为极端不满，认为他如此关心理发师的女儿小蓓蓓大可不必。在一个不幸的时刻，他曾对自己说：“这家伙真是莫名其妙，他又不是她的父亲！”这句话像一根刺，蓦地扎进他的心头，使他的心情更烦躁了。于是他愤愤不平地对毫不知情的下士发出了民族的咒骂，决心不再理会这么一个江湖骗子。

但是事实上，要从心中赶走下士却办不到。哪怕他对英国人先生最隐秘的内心活动了如指掌，而不是一无所知，哪怕他是伟大的法国军队中最难对付的下士，而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也不致像现在这样不可动摇地屹立在英国人先生的思想中。不仅如此，他好像老是不肯离开他的眼睛。每逢他向窗外望一眼，便可看到下士与小蓓蓓在一起。每逢他外出散步，便可看到下士与小蓓蓓也在散步。他觉得讨厌，又回到了家中，但马上发现，下士和小蓓蓓也赶在他前面回来了。如果他一大早从后窗口向外眺望，他便看到下士在理发店的后院给蓓蓓洗澡、穿衣和梳头。如果他转移到前窗口，又会看到下士把早餐拿到广场上，正与蓓蓓共同分食。只要有下士，就有蓓蓓。看到下士，就不会看不到蓓蓓。看到蓓蓓，也不会看不到下士。

英国人先生对法语作为口头交谈的工具不太精通，尽管他可以不费力气地阅读法文书报。懂得语言才能与人交往，如果你只是靠眼睛了解他们，你就难免误解他们，只有你与他们建立了语言关系，你才能说你真的认识了他们。

正由于这个原因，英国人先生一直犹豫不决，不敢为这个下士和蓓蓓的事，与布克兰夫人交换意见。但是一天早上，布克兰夫人亲自登门表示歉意道，啊，我的天！她实在有些心灰意冷了，因为那个修灯的把灯拿去修理，至今没有送来，不过他确实是修灯的，全世界都想叫他修灯呢。英国人先生趁此机会开了口。

“夫人，那个孩子……”

“不，先生。是那盏灯。”

“对不起。我是说那个小女孩。”

“但是请原谅！”布克兰夫人说，有些摸不着头脑了，“我们不能把小姑娘当灯用，也不能把她送去修理，不是吗？”

“我是说小女孩，理发师家的小女孩。”

“噢噢噢！”布克兰夫人大叫道，总算凭她精巧细致的心灵找到了一点头绪。“小蓓蓓？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她的朋友下士先生？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这么温柔，是吗？”

“他不是……？”

“根本不是，根本不是！他不是她的任何亲戚。根本不是！”

“那么，为什么他……”

“一点不错！”布克兰夫人喊道，“你讲得对，先生。这是因为他这么和气。越不是亲戚，越是和气。正如你所说的。”

“她是……？”

“理发师的女儿吗？”布克兰夫人说，又凭她精巧细致的心灵猜到了他的意思。“根本不是，根本不是！她是……总之一句话，谁的女儿也不是。”

“那么理发师的老婆……？”

“毫无疑问。正如你所说的。理发师的老婆为了照料她，拿到了一笔小小的酬劳。每月同样数目。嗯，是的！没有疑问，钱不多，因为我们这儿的人大多穷苦。”

“你并不穷，夫人。”

“我的房客们，”布克兰夫人答道，露出笑容，优美地点了点头，“他们也不穷。但其他人便不尽然了。”

“多蒙抬举，夫人。”

“先生，是你抬举了我，住在这儿。”

英国人先生愣在那儿直喘气，这说明他又想提那件事，却难以措词，布克兰夫人密切注视着他，又凭她精巧细致的心灵顺利地摸清了他的思路。

“哦，不，先生，当然不。理发师的老婆对这可怜的孩子并不凶，只是不关心她。她身体衰弱，整天坐在那儿望着窗外。因此下士刚来时，可怜的小蓓蓓几乎没人照料。”

“这是一个奇怪的……”英国人先生开始道。

“你是说她的名字？那个蓓蓓？你又说对了，先生。但那是叫着玩的，她原名是加蓓利艾。”

“那么，下士只因为喜欢那个孩子？”英国人先生说，声调显得生硬，有些不以为然。

“一点不错！”布克兰夫人答道，申辩似地耸了耸肩膀，“一个人总得爱点儿什么。人的天性是软弱的。”

（“软弱个屁！”英国人先生用自己的语言嘟哝道。）

“何况下士，”布克兰夫人接着道，“他是分配在理发师家居住的，很可能得在那儿待很久，因为他是将军的随从；他发现这个没人管的孤儿需要人爱她，又发现他自己需要爱个什么人，于是，你瞧，事情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英国人先生以谦和而淡漠的态度接受了这个解释，但等他又剩下一人时，不免怀着受损害的心情对自己嘀咕道：“我本不该管这些闲事，都怪这些人太会感情用事了！”（又是一声民族式的咒骂。）

城外有一个公墓，那天下午他散步到了那儿，这是一个感伤的场合，对沃邦们的名誉是有害无益的。当然，那儿不乏奇怪的事物（从英国人先生的观点看），而且毫无疑问，这一切在整个英国是找不到的。奇形怪状、千变万化的心和十字架，有木制的，也有铁制的，遍布在整个坟地上，仿佛这是一个焰火场，天黑以后，五彩缤纷的焰火就会腾空而起，不仅如此，墓园里花圈之多使人眼花缭乱，它们形形色色：“献给我的妈妈”、“献给我的女儿”、“献给我的父亲”、“献给我的兄弟”、“献给我的姊妹”、“献给我的朋友”。这么多的花圈分别处在发展和腐烂的各个阶段，昨天的花圈还保持着鲜艳的色彩和明朗的光泽，去年的花圈则已变成了一捆霉烂的枯草！许多坟顶上装饰着小小的花园或神龛，它们表现了不同的趣味，有的点缀着花木和贝壳，有的安放着石膏像和瓷水罐，各种小玩意儿无奇不有！墓地上还挂着许多悼念品，最细心的观察者也会误以为这是一些小小的圆托盘，它们用绚丽的色彩描绘着一位夫人或一位先生，拿着一块其大无比的手帕，斜靠在结构最复杂、颜色最丰富的坟堆上，正沉浸在决非虚假的悲痛和决非浅显的苦恼中！许多未亡人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已死的丈夫的坟上，只留出一块空白，以便将来刻上她们离开这个枯燥的世界的日期；也有许多还没去世的丈夫对已死的妻子表现了同样的敬意，尽管其中不少人早已重又结婚！总之，那里的许多现象，对一个外人说来，也许只是多余的装饰，只有一点差可告慰，这就是：那些最轻的纸花放在最可怜的土堆上，也决不会遭到一只粗俗的手的侵犯，它们直到腐烂的一天始终作为神圣的悼念物搁在那儿！

“在这儿死亡的庄严性已荡然无存，”英国人先生正想这么说，蓦地想起了最后那个差可告慰的想法，它触动了他的仁慈之心，终于使他没有讲出口便向外走了。但为了寻找补偿，到了大门口还是忍耐不住，讲了一句：“这些人太多愁善感了！”（又是一声民族式的咒骂。）

他回家要经过军事操练场。他走过时，下士正在滔滔不绝地教导新兵，怎样靠一根绳子飞越深邃的奔流，走向荣誉之路；开始时，为了鼓励大家，他自己灵活地从平台上一跃而出，飞过了一两百英尺距离。他还走过一个小土堆（也许是下士亲手仔细堆成的），小蓓蓓便站在土堆上，把圆眼睛睁得大大的，打量着士兵的操练，像一只蓝白相间的奇怪的鸟。

“万一这孩子死了，”他转身走开时这么想道，“那家伙一定很伤心，这是他活该，谁叫他要做这种傻瓜。到那时，我想，他也会到那个异想天开的墓地去放一个花圈，挂一个托盘的。”

尽管这样，从窗口眺望了一两个早晨之后，一天，下士和蓓蓓在广场上散步时，他下楼来了，把手举到帽边，向下士行了礼（巨大的进展），说道：“你好。”

“你好，先生。”

“你在这儿找到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孩子呢，”英国人先生说，用手摸摸她的下巴颏儿，低头瞧着她惊讶的蓝眼睛。

“先生，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下士答道，对那句话特地作了客气的纠正。

“也很乖？”英国人先生问。

“也很乖。可怜的小东西！”

“哈！”英国人先生俯下身子，拍拍她的面颊，动作不太自然，仿佛觉得自己的妥协走得太远了。“我的小美人，你脖子上挂的什么奖章呀？”

蓓蓓没有回答，只是握紧了胖胖的小手，下士自告奋勇，向她解释道：

“蓓蓓，先生问你，这是什么？”

“这是圣母马利亚，”蓓蓓说道。

“是谁给你的？”英国人先生问。

“泰奥菲尔。”

“谁是泰奥菲尔？”

蓓蓓笑了起来，笑得那么快活，那么高兴，拍了拍胖胖的小手，还在广场的石板上跺小脚。

“他不知道泰奥菲尔是谁！哎哟，他什么人也不认识！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发现自己有些失礼，蓓蓓用右手抱住下士一条腿，把脸颊贴在军用灯笼裤上吻它。

“我想，你就是泰奥菲尔先生吧？”英国人先生问下士。

“是的，先生。”

“对不起。”英国人先生与他热烈地握了手，走开了。但是他转身时，正好与站在一块阳光中的米蒂艾先生打了个照面，后者向他脱帽致意，露出了赞美的笑容，这使他十分恼火。他一边答礼，一边用英语嘟哝道：“嘿，胡桃壳先生！这关你什么事？”

英国人先生接连度过了好几个星期心烦意乱的傍晚和更加心烦意乱的黑夜，总是觉得天黑以后，前面说过的记忆之屋和仁慈之屋的窗户便会轧轧作响，他没能把它们完全钉死。同样，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与下士和蓓蓓的友谊也天天在发展。那就是说，他摸摸蓓蓓的下巴颏儿，与下士握握手，给蓓蓓几分钱，给下士抽支雪茄，最后甚至发展到与下士一起吸烟斗，与蓓蓓亲吻。但是他做这一切时，都不免忸忸怩怩，对米蒂艾先生老是站在那一块阳光中看他表演，也十分恼火。每逢发现这种情形，他便用自己的语言嘀咕：“胡桃壳先生，你又在这儿！这关你什么事？”

总之，这成了英国人先生生活中的例行公事，他每天总想见到下士和小蓓蓓，每天发现米蒂艾先生盯着他瞧，便要生气。这种例行公事直到城里发生了一场火灾才改变。那是一个刮风的夜晚，水桶从一只只手上不断传递（在这件事上，英国人先生也尽了绵力），鼓声彻夜不停，但这以后下士突然不见了。

接着，蓓蓓也突然不见了。

她的失踪比下士迟几天，只是这几天中她非常憔悴，披头散发，也没洗澡，英国人先生跟她讲话，她不作一声，神色惶惶不安，转身便逃。现在，她似乎永远逃走了。窗外的广场上空空荡荡，十分凄凉。

由于天性害羞，不善交际，英国人先生没有向任何人提出过任何问题，只是从前面的窗口和后面的窗口观察，在广场上徘徊，向理发店张望，做这一切时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不断吹口哨，哼曲调，直到一天下午，米蒂艾先生那块阳光照耀的地方已没有阳光，按照一切规则和先例，他没有理由让他的红绶带再在屋外露面时，英国人先生却发现，他还在外面，离他十二步远已脱下帽子，向他走来！

英国人先生差点像平时一样骂出声音：“这关你什么……”但把话咽下了。

“唉，太伤心了，太伤心了！哎哟，这是不幸，多么悲惨！”老米蒂艾先生一边说，一边摇着灰白的脑袋。

“这关你……噢，我是说，米蒂艾先生，你在说什么？”

“我们的下士。哎哟，我们亲爱的下士！”

“他出什么事啦？”

“你没有听说？”

“没有。”

“那场大火。但是他这么勇敢，真是奋不顾身。啊，太勇敢，太不顾自己了！”

“见你的鬼！”英国人先生耐不住骂了起来。“哦，请你原谅，我这是讲我自己，我不大会讲法国话。请你往下谈吧，好吗？”

“一根横梁倒下来……”

“我的天！”英国人先生惊叫道，“压死了一个二等兵？”

“不。死了一个下士，就是那个下士，我们亲爱的下士。他的伙伴全都爱他。安葬仪式真是催人泪下，叫人太难受了。英国人先生，你眼睛中出现了眼泪。”

“这关你什么……”

“英国人先生，我尊重这种感情。我向你表示深刻的敬意。我不想再打扰你高贵的心灵。”

米蒂艾先生——他是一位绅士，那变脏的衬衫和颈巾的每一条纤维，那布满皱纹的手中捏的每一撮鼻烟，那可以装四分之一盎司鼻烟的小铁匣，都是无愧于一位绅士的身份的——米蒂艾先生拿着帽子走了。

英国人先生踱了几分钟，擤了几次鼻涕，然后说道：“在参观公墓的时候，真没想到，我还要到那儿去！”

他径直朝那里走，进了大门便站住了，心想是否先向门房问一声，那个坟墓在哪里。但是此刻他比平时更不想提什么问题，他想：“我总会看到些标志，知道那就是它。”

他慢慢走去，寻找下士的坟墓，从这条路走过去，又从那条路走回来，朝这儿看看，朝那儿望望，在十字架和纪念碑、石柱、方尖碑和墓石之间搜寻新近挖过的地点。现在他不免思忖，有多少人躺在这墓园内——以前他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连十分之一也没想到——他走了好久，找了好久，发现了一个个新坟，又不禁想道：“我会以为除了我，所有的人都死了呢。”

不是所有的人都死了。一个活的孩子躺在地上睡着了。真的，他在下士的坟上找到了辨认它的标志，这标志便是蓓蓓。

去世的士兵的伙伴们怀着深厚的爱修筑了他安息的地方，使它几乎成了一个精致的花园。蓓蓓便躺在碧绿的草地上，脸颊贴住坟墓。一个朴素的、没有油漆的木十字架插在草坪上，她用短短的胳臂搂住了这小十字架，就像过去多次搂住下士的脖子一样。他们在他的头端插了一面小旗子（法国的国旗）和一个月桂花圈。

英国人先生摘下帽子，默默站了一会。然后他跪在地上，轻轻抱起了孩子。

“蓓蓓！我的好孩子！”

她的眼泪还没有干，她睁开眼睛，起先吃了一惊，但是看清了那是谁，便让他抱着，还一眼不眨地盯着他瞧。

“你不能躺在这儿，我的小宝贝。你应该跟我一起回去。”

“不，不。我不能离开泰奥菲尔。我要和亲爱的好泰奥菲尔在一起。”

“我们可以去找他，蓓蓓。我们可以到英国去找他。我们可以到我女儿家中找他，蓓蓓。”

“我们在那儿能找到他吗？”

“能找到，他的精神在那儿。跟我走吧，可怜的孤独的孩子，”英国人先生说，声音轻轻的，他站起来以前，先摸了摸温柔的下士胸部的草皮，“上天可以作证，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这个委托的！”

对一个独自来到这儿的孩子说来，这是一段很远的路。她不久又睡着了，现在她拥抱的已是英国人先生的脖子。他望望她的破鞋子，她那擦伤的脚，那困倦的脸，相信她每天都到那儿去。

他抱着睡熟的蓓蓓，离开坟墓以前，又站在那儿，恋恋不舍地俯视着它，恋恋不舍地望望周围的其他坟墓。“这是人们纯真的习惯，”英国人先生迟疑地说。“我想我也愿意那么做——在没人看到的时候。”

他走时尽量不惊醒蓓蓓，来到了门房间，那里出售各种小纪念品，他买了两个花圈，一个由蓝色、白色和闪光的银色组成，写着“献给我的朋友”；另一个由比较素净的红色、黑色和黄色组成，也写着“献给我的朋友”。他拿着花圈，走回坟墓，又跪下了一条腿。他让孩子的嘴唇吻了吻较鲜艳的花圈，牵着她的手，让她把它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挂上了自己的花圈。归根结蒂，这些花圈与小小的花园还比较协调。献给我的朋友。献给我的朋友。

英国人先生抱着蓓蓓，从一个街角望到大广场上，只见老米蒂艾正佩着红绶带在那儿呼吸新鲜空气，这使他很不自在。他想尽办法要避开好好先生米蒂艾，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才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寓所，像一个被追捕的逃犯似的。安全地到达家中以后，他尽量一丝不苟地按照他时常看到的故世的下士的那一套办法，给蓓蓓梳洗，然后给她吃饭和喝茶，让她在他自己的床上睡了。这以后，他走出屋子，来到理发店，与理发师的老婆作了一次简短的谈话，依靠钱包和名片匣的直接帮助，便把蓓蓓的个人用品扎成小小一包，挟在膝下跟什么也没有似的，回到了家中。

要他冠冕堂皇地带走蓓蓓，或者为这功勋接受任何赞美或祝贺，这都是与他的为人之道和性格不相容的。第二天，他用巧妙的手法，把两只旅行皮包偷偷搬出了屋子，那副样子，从任何一个细节看都像是预备潜逃——确实，有一点是例外，那就是他付清了在城里欠下的少量账款，还留了封信给布克兰夫人，信里装着足够支付退租通知期房租的钱。火车要在半夜经过这儿，他便打算挈带蓓蓓搭这列火车返回英国，在得到他宽恕的女儿那里寻找泰奥菲尔。

半夜，月色明朗，英国人先生像一名不想害人的刺客，搂着蓓蓓而不是刺刀，偷偷离开了寓所。大广场上静悄悄的，街上也静悄悄的不见人影，咖啡馆打烊了，弹子房中的弹子一动不动地蜷缩在一起；分布在各处的警卫和哨兵也昏昏欲睡，甚至税务所永不餍足的食欲也暂时睡着了。

英国人先生穿过了广场，穿过了街道，穿过了居住着平民的城市，从包围着这一切的沃邦的军事工程中间走下去。第一个大拱门和边门的阴影落到他身上，又掉在后面了，第二个大拱门和边门的阴影也落到他身上，又掉在后面了，他隆隆的脚步声在后面较轻的回声伴奏下越过了第一座吊桥，他隆隆的脚步声又在较轻的回声的伴奏下越过了第二座吊桥，他跨过一条条停滞的水沟，走到了有水流和月光的地方，于是黑影和沉重的脚步声消失了，他的心灵获得了自由，那束缚它的不健康的暗流也不见踪影了。想想吧，你们这些用三层高墙和三重壕沟，用插销、锁链、铁条和吊桥封锁着自己的心灵的沃邦们，在黑夜降临，你们变得无能为力以前，快把一切工事夷为平地，让它们统统化为灰烬吧！

一切都很顺利，他走进了一节空车厢，使蓓蓓可以把对面的座位当床铺睡在那里，又用披风把她从头到脚盖好。他刚把这一切安排妥当，直起身子，靠在自己的座位背上，觉得心情十分舒畅的时候，蓦地发觉车窗外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一只小铁匣像幽灵一般从月光中升起，在空中浮动。

他俯过身去，伸出了头。下面，在铁轨、车轮和尘埃中间，他见到了米蒂艾先生和他的红绶带！

“请原谅，英国人先生，”米蒂艾先生说，伸直胳臂，举起了小匣子，车厢这么高，他又这么矮，“如果在临别以前，你慷慨的手肯从匣中取一撮鼻烟，这会使我永远珍重这只匣子。”

英国人先生把手伸出窗口，在那么做以前没有问那个老家伙，这关他什么事，却先跟他握了握手，说道：“再见！上帝保佑你！”

“英国人先生，上帝也保佑你！”布克兰夫人喊道，原来她也站在铁轨、车轮和尘埃中间。“上帝也保佑那个现在跟你在一起的孩子，愿她在你的保护下得到幸福。上帝还会保佑你国内自己的孩子。上帝保佑你不致忘记我们。我们也不会忘记你！”

他刚从她手中接过一束鲜花，火车便向黑夜中飞驰而去。花束外裹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几个大字（无疑是那位字迹娟秀的侄儿的大笔）：“向没有朋友的人的朋友致敬”。

“这个民族不坏，蓓蓓！”英国人先生说，把披风从她睡熟的脸上轻轻拉开了一些，使他可以吻她，“尽管他们都那么……”

但这时他自己也太“多愁善感”了，无法把话说完，只是抽抽搭搭哭了起来，火车在月光中驶过了几英里，他的手还没有从脸上移开。

* * *

[1] 沃邦（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学家，他的军事工程技术论著发生过深远影响。

第三章

牛皮纸包

我的作品出了名。我是一个年轻人，绘画是我的职业。你们曾不少次见过我的作品，但见到我却要难五万倍。你们说你们不想看见我？你们说你们感兴趣的只是我的作品，不是我本人？不要讲得这么肯定。且等一下。

让我们一开始就用白纸黑字把一切写清楚，免得以后不愉快，发生争执。这是经过我一个朋友看过的，他给人写标签，也会做文章。我是画画的年轻人——一个职业美术家。我的作品，你们见过不知多少次了，你们一直在打听我，你们以为你们看见过我。但是老实说，你们从没见过我，不论现在和今后，你们都不会看见我。我认为这已讲得相当清楚——我愤愤不平的原因便在于此。

如果世上有默默无闻的名人，那么这就是我。

有一个（或者据说有一个）哲学家讲过，世界对它的伟人一无所知。要是他的眼睛曾注意到我，他也许可以讲得更清楚一些。他可以这么讲：世界对表面在工作、取得荣誉的人知道一些，对实际在工作、没有取得荣誉的人却一无所知。这是同一回事的另一种说法——我愤愤不平的原因便在于此。

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的不单是我，但我关心的主要是我自己受到的损害，不是别人的。我公开承认这点，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我是美术家，不是慈善家。至于像我一样受损害的人，那自然多不胜数。在你们竞争的苦海 [1] 中，你们每天录取的都是什么人？是那些被你们弄得晕头转向、终生冥顽不灵的幸运的应考人吗？根本不是。你们录取的实际是他们的老师和辅导员。如果你们的办法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干脆在明天早晨用丝绒座子盛着城门钥匙，带着乐队，举着旗子，跪在地上欢迎那些老师和辅导员，要求他们来统治你们呢？再说，你们的一切政府工作，你们的财务报告和预算书，都是这样；实际上，群众知道得很清楚，真正干这一切的是谁！你们的贵人和官员是第一流的人物吗？不错，鹅也是第一流的家禽，然而我得告诉你们，鹅的肚子里要是没有填馅，你便会发现它实在毫无味道。

也许我是因为没有出名才发牢骚吧？但是其实我已出了名。不妨说我的作品具有永不消逝的魅力，它们不论在日光下，在灯光下，都同样吸引观众。那么毫无疑问，它们一定被收藏在什么展览馆里吧？不，不在那儿，它们没有被收藏在任何展览馆里。那么印成书了？不，也没印成书。它们总应该在什么地方吧？你们又错了，你们在什么地方也看不到它们。

你们说：“不论怎样，你的心情很忧郁，我的朋友。”我的回答是：我已说过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名人——我之所以牢骚满腹，原因便在这里。

凡是到过伦敦的人都知道，在泰晤士河的萨里区一边 [2] ，有个地方叫方尖碑，人们大多叫它大石柱。听我这么一说，没到过伦敦的人应该也知道了。我的住处离那地方不远。我是个很随便的人，不到绝对必要的时候不想起床，也不想挣钱，然后我重又躺下，直到把钱花光为止。

有一天我想出去吃些东西，走过滑铁卢大道，那是晚上，天已黑了，与我在一起的朋友是住在同一公寓里的，他是煤气装修工。这是一个很和气的人，曾在剧场干过活，确实，他本人也有些演员的气质，希望有朝一日能登台表演奥赛罗；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职业的缘故，他的脸和手总是黑黑的。

“汤姆，”他说，“你心中好像藏着什么秘密！”

“是的，当当响先生，”（公寓中的人都这么称呼他，因为他住在二楼前楼，那是最好的房间，屋里铺满地毯，家具是自己的，即使不是真红木，也是地道的仿制品。）“是的，当当响先生，我心中是藏着个秘密。”

“瞧，它把你弄得没精打采的，不是吗？”他说，从旁边打量着我。

“嗯，是的，与它有关的一些情况总使我提不起精神，”我说，叹了口气。

“它使你有些悲观厌世，是吗？”他说。“好吧，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我决不把它放在心上。”

“如果我是你，我会像你一样，当当响先生，但是如果你是我，你也会像我一样。”

“啊！”他说，“这话有些意思。”

我们走了一小段路，他又开口了，拍了拍我的胸口。

“你知道，汤姆，用《陌生人》 [3] 这出家庭伦理剧的作者的话说，你心中藏着默默的忧郁。”

“是这样，当当响先生。”

“汤姆，我希望，”他压低嗓音，用友好的口气说道，“它不致在那儿打上烙印，使你一蹶不振吧？”

“不会，当当响先生。不要担心。”

“也没有使你伪造……”当当响先生打住了，然后又道：“比如，在什么事上弄虚作假？”

“没有，当当响先生。我是一个守法的画家，靠画画过活，此外我没什么好说的。”

“啊！那么你的命运不好？受到了损害？生不逢辰？照我推测，似乎有什么烦恼在暗暗吞噬你的精力，”当当响先生说，露出羡慕的表情瞟了我一眼。

我告诉当当响先生，如果要问详情，大致便是这样；可我发觉，他似乎还对我很钦佩。

我们边走边谈，忽然看到了一群人，大部分在竭力往前挤，仿佛想看人行道上的什么东西。原来那是用彩色粉笔画在人行道石板上的各种图画，旁边点着两支插在泥烛台中的蜡烛。这些画包括一条大马哈鱼的头部和上半身，很新鲜，像刚从鱼摊上买来的；一片月光照耀下的海面（呈圆圈形）；一些死猎物；一些涡形花纹；一个头发花白、正在虔诚默祷的隐士的头像；一只衔着烟斗在吸烟的猎犬；一个小天使，皮肤的皱纹像刚出生的婴儿，正为传达使命迎着风向前飞行。这一切我认为画得都很出色。

一个衣衫破旧、外表谦逊的人跪在这画廊的一边，浑身瑟瑟发抖（其实天气并不冷），正在从月亮上吹掉粉笔灰，用一块皮革擦隐士头像背后的轮廓，或者把一两个字母的笔尾描粗一些。我忘了提到，地上也写着一些字，这些字据我看也写得不坏。那是用圆形字体写得很工整的几行字：“一个正直的人是上帝最高尚的工具。1234567890。镑，先令，便士。愿担任抄写之类的卑微工作。女王万岁。饥饿使人0987654321痛苦不堪。小排骨，樱桃饼，福、德、禄、得、力、多。天文学和数学。为了家庭乞求怜悯。”

这场优美的表演在人群中引起了一片啧啧赞赏的声浪。画家完成修饰工作（其实只是把那些地方弄糟而已）以后，便坐在人行道上，两腿蜷曲，膝盖挨近了下巴。半便士铜币开始滚进场地内。

“看到有才能的人这么潦倒不堪，真叫人难过，是吗？”群众中一个人对我说。

“要是让他油漆马车或者粉刷房子，他一定可以干得很出色！”由于我没有作声，另一个人这么回答第一个人。

“说真的，他写得太好了……大法官先生的字也不过如此！”又一个人说道。

“还不如他，”另一个人说道。“我看见过他写的字。他要靠写字养家活口还办不到呢。”

这时，一个女人指出，隐士的头发松松软软的，跟真的一样，她的女友又指出，大马哈鱼的鳃简直使你觉得它在喘气。接着，一个乡下老先生走到前面，问那个谦逊的人，他是怎么画这些画的？那个谦逊的人从口袋里掏出用牛皮纸包的一些颜色粉笔，拿给老先生看。然后一个白皮肤、黄头发、戴眼镜的笨蛋问道，那个隐士是谁的画像？于是谦逊的年轻人露出忧郁的目光，瞧了它一眼，答道，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他记忆中的父亲。这使一个小孩嚷道：“那只衔烟斗的猎狗敢情是你的母亲吧？”但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木匠，马上用工具箱搡了一下孩子的背，把他撵走了。

每逢有人问一句或者讲一句，人群便用力向前挤一些，丢在地上的半便士铜币也更多了，谦逊的年轻人把它们一一捡起，神色更显得诚惶诚恐。最后，又有一个老先生走到前面，递了一张名片给画家，请他明天到他的事务所去，他可以让他做些抄写工作。与名片一起递过去的还有六个便士，画家深深表示了感谢，在把名片插进帽子以前，先凑在烛光下，把它默默念了几遍，以防万一名片丢了，仍可记住地址。群众对这件事发生了很大兴趣，站在第二排的一个人操起粗哑的嗓音，对画家说道：“你现在有出路了，是吗？”画家答道（然而带有十分沮丧的鼻音）：“但愿如此。”于是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声音：“现在你好了。”半便士铜币从此少得多了。

我觉得有人挽住我的胳臂，把我拉走，到了第二个十字路口，只剩了当当响先生和我两人。

“喂，汤姆，”当当响先生说道，“你脸上的表情多么可怕！”

“是吗？”我说。

“是啊，”当当响先生说，“你的神色好像你要杀死他似的。”

“杀死谁？”

“那个画家啊。”

“那个画家？”我反问道。于是我大笑起来，笑得那么疯狂、粗野、阴沉，断断续续的，十分刺耳。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我十分清楚。

当当响先生瞪了我一眼，有些吃惊，但没说什么，这样，我们走完了一条街。然后他蓦地站住，食指哆嗦着，说道：

“托马斯，我觉得必须老实同你讲。我不喜欢嫉妒的人。我发现有一种东西在腐蚀你的灵魂，那便是嫉妒，托马斯。”

“是吗？”我说。

“是的，是这样，”他说。“托马斯，要提防嫉妒。这是绿眼珠的魔鬼，它不会，永远不会使你看到光明，只会让你看到黑暗。我怕嫉妒的人，托马斯。我承认，你这么嫉妒，使我感到害怕。你看到一位天才的竞争者的作品，听到对他的赞美声，尤其是在他揣起名片，露出谦逊的目光时，你的脸色这么凶恶，叫人不寒而栗。托马斯，我听说，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是嫉妒的，但我从没想到它会这么厉害。我希望你幸福，但是我只能与你分手。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杀死，或者勒死你的一位同行，到那时，我希望你别叫我出庭作证，这势必对你的案件不利。”

当当响先生说完这些话便离开了我，我们的友谊从此破裂了。

我有了心上人。她名叫亨利艾塔。尽管我落拓不羁，为了找她，我还是时常很早起床。她也住在大石柱一带；我真心希望，不致出现第三者妨碍我们的结合。

说亨利艾塔水性杨花，这与说她是一个女人差不多。说她沉醉在漂亮的帽子中，这只是稍稍表现了她天性中占压倒优势的趣味。

她答应与我一起散步。让我为她说句公道话，她这么做只是为了考验我。她说：“托马斯，我不过把你看作朋友，我们之间还谈不上其他。但是作为一个朋友，我愿意与你一起散步，说不定这能使我对你产生更温柔的感情。”

于是我们常在一起散步。

对亨利艾塔的迷恋，促使我每天很早起床。我勤奋作画，改变了过去的作风，凡是熟悉伦敦街头景物的人，都不难看到当时街上的画廊增多了。但是且慢！让我慢慢道来！

10月的一个晚上，我正与亨利艾塔一起散步，享受着从游乐场桥上吹来的习习凉风。我们慢慢转了几圈，亨利艾塔便不时喘气（爱情常常使女人激动），说道：“我们回去吧，从格罗夫纳广场、皮卡迪利大街和滑铁卢回去。”为了免得外地人和外国人不明白，我得说，这些地方在伦敦是很有名的，最后那个滑铁卢，那是泰晤士河上的一座桥。

“不，不要走皮卡迪利街，亨利艾塔，”我说。

“为什么不走皮卡迪利街，这是什么道理？”亨利艾塔说。

我能告诉她吗？我能承认，不祥的预兆正威胁着我吗？我能使她了解我吗？不能。

“我不喜欢皮卡迪利街，亨利艾塔。”

“但是我喜欢，”她说。“现在天黑了，皮卡迪利大街上天黑以后，那长长的一排排灯多么好看。我一定要走皮卡迪利街！”

当然只得照办。这是热闹的夜晚，街上行人不断。气候凉爽，但不太冷，也不太潮湿。让我悄悄说一句，这是一切夜晚中最好的一夜——正好符合要求。

我们经过王宫的花园围墙，沿格罗夫纳广场走去，亨利艾塔咕哝道：

“我但愿我是个王后。”

“为什么，亨利艾塔？”

“这样我就能使你变成大人物，”她说，把两只手围住我的胳臂，别转了脸。

从这一切看来，上面提到的更温柔的感情似乎已开始涌现，于是我按照这信念校正我的行动。我们高高兴兴走上了讨厌的皮卡迪利大街。大街的右边是排列成行的树木、绿色公园的铁栏杆、空阔宽敞的人行道。

“哎哟！”亨利艾塔突然喊道。“那儿出了什么事？”

我向左边看看，说道：“亨利艾塔，哪儿？”

“不是那儿，傻瓜！”她说。“在对面，公园的栏杆下。围着一群人的地方。噢，那不是出了什么事，那是大家围着在看什么！喂，那是什么亮光？”

她提到的亮光是从人群脚边射出的，这是点在人行道上的两支蜡烛。

“噢，跟我来！”亨利艾塔喊道，带着我飞也似地穿过了马路。我不愿意，但没有用。“我们瞧瞧去！”

又是人行道上的一些画。中间一幅是冒烟的维苏威火山（呈圆圈形），周围是四幅椭圆形的画，它们分别是：一只在大风浪中航行的船、一只羊腿和两条黄瓜、一片金黄色的麦浪和主人遥远的小屋、一副与真的差不多大小的刀叉；中间那幅顶上还画着一串葡萄；这一切上面是一条彩虹。这些画我认为都画得很出色。

守在这些美术作品旁边的人，除了衣服破旧以外，其余都与前面那个人不同。他的整个外表和举止显得生气勃勃。尽管衣衫不整，他似乎向群众表明，贫穷没有使他意志消沉，他光明正大，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丝毫不必感到羞耻。他也写了一些字，它们带有同样乐观的调子，那是这么一些情绪：“作者是贫穷的，但并不绝望。他向1234567890英国的公众呼吁，英镑，先令，便士。我们英勇的军队万岁！我们剽悍的海军0987654321万岁！一个用普通粉笔写字的人ABCDEFG能得到英国人的器重，他愿意担任国内任何合适的工作！万岁！”这些字据我看都写得相当不错。

但是有一点这个人与上一个人一样，只是更加卖力，那就是他也不断挥舞着牛皮纸和橡皮擦子，有时把一些字母的笔尾描粗一些，有时吹掉彩虹上的粉笔灰，有时把羊腿的轮廓描得鲜明一些。虽然他这么做的时候显得很有信心，但（我觉得）他对绘画实际一窍不通，越描越糟，在他开始描金黄色麦浪远处，从主人的小屋烟囱中袅袅升起的紫色炊烟时（那烟本来画得相当柔和美丽），我自己也没意识到，蓦地惊叫道：

“请你别动它，好吗？”

“喂！”站在我旁边人群中的一个人说道，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你干吗不先打个电报来？要是我们知道你会来，就会为你准备更好的画啦。难道你比他自己更了解他的作品不成？你有没有立好遗嘱？你这么聪明，恐怕活不长。”

“朋友，别难为这位先生，”美术作品的主人说，眼睛望着我闪闪发亮，“他可能也是一位画家。如果这样，朋友，我相信他会与我有同感的，瞧，”他一边讲，一边便动手修饰他的画面，每描一下，便得意扬扬拍一下手，“这些葡萄的颜色我得让它淡一些，彩虹中的橙黄色得深一些，这个字母上的黑点我得描浓一些，黄瓜得增加一些光泽，羊腿上得多一些油脂的感觉，在风浪中航行的船只上面得增添一道闪电光。”

这一切他做得这么熟练，这么灵巧，半便士铜币纷纷飞到了地上。

“谢谢，慷慨的先生们，谢谢！”画家说。“你们的鼓励会使我更加努力。我的名字也可能登上英国画家名人录。我在你们的鼓舞下，要做得更好。我一定会这么做。”

“你那串葡萄画得不能再好了，”亨利艾塔说。“喔，托马斯，瞧那些葡萄！”

“不能再好了吗，小姐？我希望有一天，除了你那双明亮的眼睛，那一对漂亮的嘴唇以外，我什么都能画。”

“托马斯，真的吗？”亨利艾塔说，接着又红了脸，对那个年轻人道：“先生，你能画到这样，一定花了不少时间。”

“我从小就是学画的，小姐，”年轻人说，一边轻快地润饰着他的作品，“两年前，我还一直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山洞中学习绘画呢。”

人群中响起了一片笑声，又有一个人挤了进来，站在我身边说道：“这小伙子真是年轻有为，对吗？”

“瞧，多么好的眼睛！”亨利艾塔温柔地喊道。

“对！他需要这么好的眼睛，”那个人说。

“对！这正是他需要的，”人们在啧啧赞赏。

“他没有那样好的眼睛，就画不出那样好的火山，”那个人说。他那副神气无异是当之无愧的权威，每个人的目光都跟着他的手指转向了火山。“在明亮的灯光下要取得那样的效果，也非得有敏锐的眼睛不可，何况在两支蜡烛光下——那简直是在一片漆黑中作画！”

那个骗子假装什么也没听到，两只眼睛同时眨个不停，好像他的视力已使用过度，还把长长的头发——非常长——朝后一甩，似乎要让发热的额头凉快一些。我正在观看他的表演，亨利艾塔突然在我耳边说道：“啊，托马斯，你的神色多么可怕！”随即挽住我的胳臂，把我拉走了。

想起当当响先生的话，我有些惶惑，答道：“你说可怕是什么意思？”

“啊，我的天！”亨利艾塔说道，“真的，你的神色好像要杀死他似的。”

我正想回答：“我真恨不得打他一巴掌呢。”但我克制住了，没有开口。

我们默默地往家中走。路上每走一步，刚才像涨潮一般升起的更温柔的感情便退后一步，终于一落千丈。我的行动也随着涨潮和退潮在变化，刚才挽住她的胳臂变得软绵绵的，要不是给她挟住，早已垂了下来。分别时，我祝她晚安，但声音那么冷淡，如果我说这是用锉刀在锉她，大概没有越出真实的范围。

第二天我收到了下面这份声明：

亨利艾塔通知托马斯：我的眼睛一直向你睁开着。我曾经希望你幸福，但是我们只能分手，我们的道路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人对别人的成就如此嫉恨——用那种目光看他的人！——我绝对不能与他一起……

亨利艾塔

附启：我是指不能与他一起走向教堂的圣坛。

接到这信以后，我又变得懒散了，我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在这段时间里，伦敦失去了我通常提供的劳动成果。等我重又开始作画时，我得悉亨利艾塔已嫁给皮卡迪利大街上的那个画家。

我对画家该怎么说呢？那是多么残忍的话，表现了多么令人痛心的虚伪，多么难以忍受的嘲笑！我……我……我才是画家。我才是皮卡迪利大街上真正的画家，滑铁卢大道上真正的画家，我是人行道上日夜引起你们赞美的那一切作品的真正作者。我画了它们，又把它们出租了。你们看见那个人拿着牛皮纸包的粉笔和橡皮擦子，在修饰字母的笔画，在加深大马哈鱼的轮廓，你们便以为这都是他画的，把钱丢给他，实际他只是租了——是的，我老实告诉你们！——租了我画的那些作品，除了那些蜡烛，其余都不是他们的。

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天才就是这样。我不会假装哆嗦，我也不会假装快活，更不会乞求抄写员的工作，我会的只是创作，只是绘画。因此你们永远看不到我，你们以为看到了我，实际看到的是别人，而这个别人只是生意人。我和当当响先生在滑铁卢大道看到的那个人，只会写一个字，那还是我教他的，这个字便是“乘法”——你们看到他写的时候是倒写的，因为他不会正写。我和亨利艾塔在绿色公园栏杆边看到的那个人，他只会——在万不得已必须表演一下的时候——用衣袖和橡皮擦子涂抹彩虹的两端，却画不成彩虹的弧线，哪怕要了他的命，他也不会画月光、鱼、火山、触礁的船、羊肉、隐士，或者我的任何出色作品。

我的结论正如我开头说的一样：如果世上有默默无闻的名人，那么这就是我。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你们会经常看到我的作品，但想看到我却要难五万倍，只有到了夜深人静，蜡烛点完，生意人走了以后，你们才会发现一个孤零零的年轻人在不倦地擦掉那些画的痕迹，使别人不能再恢复它们。这就是我。

* * *

[1] 英国于1855年开始实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称为“竞争考试”，改变了过去凭个人好恶任用文官的状况，但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病，有人把当时称为“考试的时代”。这里“竞争的苦海”即指这种考试。

[2] 指泰晤士河以南的伦敦南部地区。

[3] 德国剧作家科采布（1761—1819）的作品，1798年由英国著名剧作家谢里丹改编后在英国上演，曾轰动一时。

第四章

精彩的结局

不用我说，大家已明白，我出售了前面两篇文章。因为它们既然印在这刊物上，读者（我应该称他高贵的读者吧？）自然可以得出结论，我把它们卖给了一个还从没…… [1]

这些稿子在十分有利的条件下——因为在与这份杂志开始磋商时，我没有让那个人任意摆布，这个人，用另一个人的话说，是…… [2] ——脱手之后，我重又从事平时的工作了。但是我很快发现，这时刚开始脱落头发的脑门背后那个风平浪静的区域，突然变得不平静了。

不必转弯抹角，我提到的那个脑门当然是我自己的。

是的，不安像神话中怪鸟的黑翼一样覆盖了那个脑门，这情形凡是神志正常的人都不难想象得到。否则，我就不可能马上对他作深入思考。我想到现在那些作品必然会印在纸上，要是他还活着，就难免看到它们，这些思想像黑夜的魅影压在我困倦的心灵上。我的精神崩溃了。不论酒或药都无济于事。我求助于这两者，但它们对我身体的作用，只是使它更加萎靡不振，每况愈下。

我陷入了这种闷闷不乐的状况，开始设想，万一他——那个陌生人——来到餐厅中，向我索取赔偿，我该怎么说；就在这时，也就是今年11月的一个上午，命运和良心联合一致，把我带到了一个转折点上。我独自在餐厅中，刚把炉火拨旺，正背对它站着，希望火的热度能对我内心的声音发生安抚作用，这时一个年轻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戴一顶便帽，容貌显得聪明伶俐，只是头发似乎需要剪了。

“茶房领班克利斯托弗先生吗？”

“一点不错。”

年轻人晃了晃脑袋，使头发不致挡住视线，从胸口掏出一包东西，递给了我，一边露出含有深意的目光（或者是我想象的？）瞧着我说道：“这是校样。”

虽然我嗅到了我的外套下摆正在给火烤焦的味道，我却没有力气把它拉开。年轻人把纸包放在我哆嗦的手中以后，又说了一遍（我得讲句良心话，他对我很有礼貌）：

“这是校样。A.Y.R.的。”

说完这话，他便走了。

A.Y.R.？“你也记得”——是这意思吗？“后果由你负责”——表示要提醒我一声？“当心你的报应”——那么这是向我提出警告？还是“别胆大妄为，后悔莫及？”不过不像，幸好多个O，这儿的母音是A。 [3]

我打开纸包，发现里边是印出的前面那些文章，也就是读者（我应该称他无所不知的读者吧？）看到的那些。那么，A.Y.R.是“一年四季”？但哪怕这个差可告慰的声音也没有用，它无法勾销证明这个词。 [4] 这名称太巧妙了。它是我出售文章的证明。

我的不安与日俱增。直到木已成舟，即将付印的时候，我才想到我冒的风险，我不顾一切把它们公开发表的危险性。但是退还稿费、取消协议、收回稿件，我办不到。我的家庭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圣诞节又快到了，一个兄弟得了病住在医院里，一个妹妹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他们都要靠我接济。何况在一个家庭中，不仅这些得了什么的需要帮助，随时会影响告贷无门的茶房的生计，还有不少失了什么的也要帮助。我的一个兄弟失了业，另一个兄弟失去了支付一张到期票据的能力，还有一个兄弟失去了理智，又有一个兄弟失去理智，跑到了纽约（情况不同，但实际一样），这一切确实弄得我束手无策，不得不另谋出路。我越琢磨越怕，时常想到那份校样，想到圣诞节越来越近，校样正式印行之后，危险随时可以降临，说不定哪一天他会走进餐厅，来到我的面前，当着大家的面向我索取赔偿。

我开头向读者（也许我应该称他知识渊博的读者？）隐约指出的那个令人难忘的、不受欢迎的灾难，现在已迅速向我逼近。

依然还是十一月，但盖依·福克斯早已付之一炬，无声无息了 [5] 。我们正处在淡季，腿肉的销售额已低于一般水准，酒当然也相应减少。最后生意一落千丈，26、27、28和31号房间的旅客在六点钟吃完饭、喝完酒、打完瞌睡，便分别坐上各自的出租马车，前往车站搭乘各自的邮政夜车了。旅馆走空了。

我拿了晚报，坐在六号桌边——那里暖洋洋的，最为舒服——沉浸在白天那些难忘的思想中，不久睡着了。熟悉的叫喊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茶房！”我马上应了一声：“先生！”发现一位先生站在四号桌边。请读者（我应该称他明察秋毫的读者吧？）注意这位先生站的位置：四号桌边。

他手中提着一只新式的非折叠式旅行包（我反对这名称，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折叠时，不能像你父亲从前那样折叠它们），说道：

“我要吃点东西，茶房。今天夜里我打算住在这儿。”

“欢迎，先生。您想吃些什么，先生？”

“一客汤、一盆鳕鱼、一碟牡蛎沙司、一块腿肉。”

“是，先生。”

我给使女打了铃，普拉歇特太太按照惯例进来了，装模作样地把一支点亮的蜡烛举在面前，仿佛她后面还跟着大队人马，只是这些人都看不见罢了。

这时候，那位先生已走到壁炉架前，面对着炉火，把额头靠在壁炉架上（它本来不高，因此他全身的姿势像准备跳跃的青蛙），深深叹了口气。他的头发又长又软，他把额头靠在壁炉架上时，头发便垂了下来，形成蓬蓬松松的一团，覆盖在眼睛上，现在当他转身又抬起头时，头发便蓬蓬松松地覆盖在耳朵上。这使他那副尊容显得很粗野，像生满野草的荒地。

“啊！使女。对！”他心里似乎在琢磨什么。“当然。是的。我现在不想上楼，你不妨先把手提包拿上去。现在只要把我的房间号码告诉我就成了。你能给我24B室吗？”

（我的天，这真是一条毒蛇！）

普拉歇特太太给他安排了那间屋子，拿着手提包走了。于是他走回壁炉前面，开始咬他的指甲。

“茶房！”他一边咬一边说，“给我拿些，”又咬一口，“纸和笔，过五分钟，”又咬一口，“劳你驾，”又咬一口，“给我叫，”又咬一口，“一个送信的脚夫。”

他毫不在意正在冷却的汤，接连写了六张便条，发出以后才开始用餐。三张送往城区，三张送往西区。城区的信是送往谷山、勒德门山和法林顿街的。西区的信分别送往大马尔巴勒街、新伯林顿街和皮卡迪利大街。六处地方无一例外都毫无反应，什么回信也没有。我们那位飞毛腿脚夫回来报告以后，小声对我说：“那都是书商。”

但是这以前他已吃完了饭，喝完了酒。现在他——请注意，这与前面全文照录的账单不谋而合——心慌意乱，胳膊肘把饼干碟子碰到了地上（但没有打碎），要了一杯煮热的掺水白兰地。

现在我可以肯定，这就是他，我不禁冷汗直冒。等他把那些热酒喝下了肚，变得面红耳赤以后，他又要了笔和纸，接连写了两个小时，完成了一篇稿子，但接着又把它丢进火里烧了。最后他由普拉歇特太太送到楼上房间里。普拉歇特太太（她了解我的心情）下楼后告诉我，她发现他的眼睛一直在向走廊和楼梯的每个角落张望，仿佛想找他的行李；她关上24B的房门时，回头瞧了一眼，只见他没脱衣服，便全身钻进了床底下，像应用机器以前的扫烟囱工人一样。

第二天——我度过了担惊受怕的一夜——在伦敦我们这个地区大雾迷漫，餐厅里白天也非得点煤气灯不可。我们还是只有两个人，他坐在四号桌边，由于煤气表有些毛病，灯光闪闪烁烁，他也忽隐忽现，但我心慌意乱，根本顾不到这一切。

他又叫了饭菜，然后出门了，去了有一两个钟头。回来后他便问有没有给他的回信，听到了不容置疑的否定答复以后，他立即叫了咖喱肉饭、辣椒粉和橙汁白兰地。

我觉得生死存亡的斗争已迫在眉睫，同时又认为我必须鼓起勇气与他周旋到底，怀着这观点，我决定他吃什么，我也吃什么。我坐在隔板背后，但眼睛从布帘上面盯住了他，开始吃我的咖喱肉饭、辣椒粉和橙汁白兰地。到了稍晚一些时候，他又叫了橙汁白兰地，我也用轻一些的声音，向我的第二助手（第一助手请假了）乔治叫了这酒，他是在我和酒吧之间跑腿的。

在那可怕的一天中，他不断在餐厅里踱来踱去，还不时走到隔板紧跟前，朝我这里瞧瞧，显然要为他的行李寻找蛛丝马迹。到了六点半，我给他铺桌布。他叫了一瓶红陈酒。我同样叫了一瓶红陈酒。他喝他的酒，我喝我的酒（只要我的职务允许），他举杯，我也举杯。他最后喝了一小杯咖啡，我最后也喝了一小杯咖啡。他打盹儿，我也打盹儿。最后，“茶房！”他吩咐开账单。现在终于到时候了，我们得短兵相接了。

像箭之离弦一样，我迅速作出了决定；换句话说，就是在一分钟内，我便当机立断，下了决心。我决定我应该首先打破僵局，公开承认一切，按照我的能力提出逐步解决的办法。他付了账（对我的伺候给予了合理的酬劳），眼睛向周围打量着，仿佛直到最后还在找那些行李的踪迹。我们的目光只相遇过一次，我发现他跟著名的蛇怪 [6] 似的，眼睛那么炯炯逼人（我想我这么形容他，该没有错吧？）。决定性的时刻到了。

我虽然觉得有些丢脸，还是伸出了坚定的手，把校样放到了他面前。

“我的老天爷！”他大喊一声，跳了起来，抓住了自己的头发。“这是什么？印出来了！”

“先生，”我答道，声音沉着，把身子向前俯出一些，“我请您原谅，我得承认我便是一切不幸的根源。但是我希望，先生，您听到我说明情况，了解我并无不良意图之后……”

叫我吃惊的是，他蓦地用两条胳臂抱住了我，把我搂在胸口；我不得不承认，他这一搂，我的脸（尤其是鼻子）便暂时遭了殃，因为他的外套扣子一直扣到了脖颈上，而且扣子非常硬。

“哈哈哈！”他喊道，放开了我，发出一阵狂笑，握住了我的手。“你是我的恩人，你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的名字，”（我给憋得喘不出气，一时摸不着头脑），“是克利斯托弗；先生，我希望你听了我的解释……”

“印出来了！”他又叫道，拿着校样拼命在身上拍打，好像要用它洗澡似的。“印出来了！啊，克利斯托弗！我的大恩人！我不知怎么报答你才好——但是你愿意接受多少钱呢？”

我从他身边退后了一步，否则难免又得在他的钮扣上遭殃了。

“先生，我告诉你，我已经拿到了一大笔钱，而且……”

“不，不，克利斯托弗！别讲那种话！克利斯托弗，你要多少钱才满意？二十镑够不够，克利斯托弗？”

不论我的惊讶多么大，我自然还是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先生，我觉得，要是二十镑还嫌少，这样的人不是没有出生，便是头脑积水过多，神经不太正常了。但是，老实说，我非常感激您，”因为他这时已从钱袋里掏出两张钞票，塞在我手里，“不过请允许我不揣冒昧问一声，先生，我做了什么，蒙您这么慷慨？”

“好吧，我告诉你，我的克利斯托弗，”他说，“从小时候起，我就不断想发表作品，又不断失败。要知道，克利斯托弗，所有活着的书商——几个已经死了——都拒绝印行我的作品。要知道，克利斯托弗，我写的东西真的堆积如山呢，但没有一篇印行过。但是我要把它们念给你听，我的朋友和兄弟。你总有假期吧？”

看到我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当即鼓起勇气答道：“从来没有！”为了彻底关门，我又加了一句：“从来没有！从我出生到进棺材，从来没有假期！”

“好吧，”他说，不再想那件事，又捧住了他的校样格格笑个不住。“但是我的文章印出来了！从我父亲的小茅屋里萌芽的心愿终于初步实现了！金碗 [7] ，”他继续道，“经魔术师的手一打，发出了美妙悦耳的声音！我的克利斯托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先生，您问什么事？”

“这玩意儿呀，”他得意扬扬地举起了校样，“它是什么时候印的？”

我把经过情形告诉了他，他又用手攥住我，说道：

“亲爱的克利斯托弗，多谢你，要知道这是你充当了命运手中的工具。因为你确实起了这作用。”

一阵凄凉的感觉掠过了我的脑海，我摇了摇头，说道：“也许我们都是命运手中的工具。”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答道，“我不是从广泛的意义上讲的，我只是指这件具体的事。听我告诉你，我的克利斯托弗！不论我怎么努力，我都无法使我行囊中的稿子脱手——我把它们全都送了出去，但又全都退了回来——于是我把行李留在这儿，这到现在已经七年，我想，不论怎样，这些老是不肯离开我的稿子至少不致再回到我的身边，如果有人不像我这么倒霉，能把它们送到世上，那么这也是不幸中之大幸。我的克利斯托弗，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很好，先生。”我不仅明白，还非常明白，因此我断定，他的头脑一定出了毛病，那些加热橙汁白兰地和红陈酒正在对它发生作用。（红陈酒，尤其是加热以后，是最容易使人喝醉的。）

“岁月流逝，那些稿子却一直在灰尘中睡大觉。最后，命运从整个人类中选出了一位代理人，派你来到这儿，克利斯托弗，于是，瞧，盒子打开了，巨人自由了！”

他说完后，把头发揪得乱蓬蓬的，踮起了脚。

“但是，”他在兴奋之余突然想起了，“我的克利斯托弗，我们必须坐一个通宵啦。我得为印刷所校阅一下这些校样。把墨水装满，拿几支新笔给我。”

他校了一夜，弄得身上、校样上都沾满了墨水，以致当太阳向他发出警告，它即将乘着四轮马车长驱而来时，人们几乎说不清哪里是校样，哪里是他，哪里是墨水渍了。他最后的指示是，我应该立刻把他校过的校样，送往这杂志的编辑部。我照办了。但是这些修改多半不会在杂志上出现，因为我正在写这些结束语时，发现了从博福德印刷所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无法看清那些字的意义。于是他们中的一位先生——我不想进一步说明他的姓名，但只要提一下，在这个海洋包围的辽阔岛屿上，不论我们从什么角度看他…… [8] ——不禁哈哈大笑，把那份校样丢进了火里。

* * *

[1] 这句奉承的话由编者删去了后半句。——原注

[2] 这句奉承的插话由编者删去了后半句。——原注

[3] 这是狄更斯的文字游戏，凡引号中的话都可以用A.Y.R.作缩写。

[4] 这也带有文字游戏性质，英文“校样”与“证明”是同一个词，因此才这么说。《一年四季》是狄更斯主编的刊物，于1859年开始发行，本文即登在该刊物上。

[5] 1605年11月5日，英国一些天主教徒阴谋在议会开会时炸毁议会大厦，事败被捕，为首者名盖依·福克斯，于次年被处死。以后每年11月5日，英国人民便要焚烧盖依·福克斯的模拟像，庆贺对天主教徒的胜利。

[6] 传说中的毒蛇之王，据说它的眼睛一瞪，便能致人死命。

[7] 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12章第6节：“银链折断，金碗破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赐灵的上帝。”原意是指人的一生结束了，这里略有不同，指生命开花结果了。

[8] 这句奉承的插话由编者删去了后半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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