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一清早就下山，走进山谷也很热。太阳把我们随身带着的滑雪板上的积雪融化了，把木头也晒干了。春天来到了河谷，但太阳还是十分热。我们沿着大路来到加耳都尔，随身带着滑雪板和帆布背包。我们经过教堂墓地时，一场葬礼刚刚结束。一个神父从教堂墓地出来，经过我们身旁，我对他说“感谢主” ［1］ 。神父哈了哈腰。

“很奇怪，神父总是不跟人说话，”约翰说。

“你以为他会说‘感谢主’吧。”

“他们从来不答腔，”约翰说。

我们在路上停下来，瞅着那教堂司事在把新土铲进墓穴。一个养有一部黑色络腮胡子、脚登高统皮靴的农民站在墓穴旁。教堂司事停止铲土，直起腰来。穿高统靴的农民把教堂司事手里的铲子拿过来，继续把土填进墓穴——就像在菜园里洒肥料那样，把土布得很均匀。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五月早晨，这填墓穴的事儿看来像是不真实的。我无法想象会有什么人会死去。

“想想看，像今天这样的日子，竟会有人入土，”我对约翰说。

“我不喜欢这档子事。”

“唔，”我说，“我们才不必这么做呢。”

我们继续沿大路走去，经过镇上许多房屋，走到客店。我们在锡尔夫雷塔山 ［2］ 滑了一个月的雪，能下山来到山谷真是不错。在锡尔夫雷塔滑雪固然很好，但这是春季滑雪，积雪只在清晨和黄昏才顶事。其余的时间，雪都让太阳给糟蹋了。我们俩都对太阳感到厌烦了。你没法逃避阳光。唯一的阴影就是岩石和这木结构客店投下的，它就筑在一道冰川旁，靠一块岩石当庇护。但在这阴凉的地方，汗水在你的衬衣裤里冻结起来。你不戴上墨镜，就无法坐到客店外面去。面孔晒得黧黑本是件乐事，无奈太阳一直令人觉得十分厌烦。你无法在太阳下休息。我高兴能离开雪地下山来。春天上锡尔夫雷塔山，时间太迟了。我对滑雪也有点儿厌烦了。我们待得时间太长了。我嘴里还有我们一直在喝的雪水的味道，那是客店的白铁屋顶上融化的雪水。这股味道正是我对滑雪的感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真高兴，除了滑雪，还有其他事可做，很高兴能够下山，离开高山上那种反常的春天天气，置身在这山谷里五月的晨光中。

客店老板坐在门廊上，他的坐椅向后翘起，抵着墙壁。厨师坐在他身旁。

“滑雪，嗨！”客店老板说。

“嗨！”我们说着，把滑雪板靠在墙上，卸下我们的帆布背包。

“山上怎样啦？”客店老板问。

“很好。阳光太充足了一点。”

“是呀。每年这时候总是阳光太充足。”

厨师仍然坐在椅子里。客店老板陪我们进去，打开他的办公室，取出我们的邮件。有一捆信和一些报纸。

“来点啤酒吧，”约翰说。

“行。我们到里头去喝。”

客店老板拿来两瓶酒，我们边喝酒边看信。

“最好再来些啤酒，”约翰说。这回送酒来的是个姑娘。她带着微笑，打开瓶盖。

“好多信啊，”她说。

“是呀。好多。”

“祝你们健康，”她说着，就拿了空瓶走出去。

“我已经忘记啤酒是啥味道了。”

“我可没有，”约翰说。“在山上小客店里，我总是大想特想啤酒。”

“得，”我说，“这会儿我们可喝到啦。”

“任何事情都决不该干得时间太长。”

“是呀。我们在山上待得太长了。”

“真他妈的太长了，”约翰说。“把一桩事干得时间太长，没好处。”

阳光射进敞开的窗户，透过啤酒瓶，照在桌上。瓶子里都还有一半酒。瓶子里的啤酒上有一些泡沫，沫子不很多，因为酒十分冷。你把啤酒倒进大玻璃杯，泡沫就堆积起来。我打敞开的窗户望出去，看那白色的大路。路边的树上蒙着尘土。远处是一片碧绿的田野和一条小溪。溪边一溜树木，还有一座有个大水轮的磨坊。透过磨坊敞开的一边，我看到一根长长的原木，有把大锯在木头里上下起落。似乎没人在旁边照料。四只老鸦在绿野里走来走去。一只老鸦蹲在树上监视着。在屋外门廊上，那厨师离开他的坐椅，穿过通往后面厨房的门厅。屋内，阳光透过空玻璃杯，照在桌上。约翰身子往前冲，把头埋在臂弯里。

透过窗户，我看到有两个男人走上屋前的台阶。他们走进饮酒室。一个就是那脚登高统靴、长着络腮胡子的农民。另一个是教堂司事。他们在窗下的桌边坐下。那姑娘走进来，在他们的桌边站下。那农民似乎并不在朝她看。他双手放在桌上，坐在那儿。他穿着一套旧军服。两边肘上缀有补丁。

“怎么样啦？”教堂司事问。那农民却一理不理。

“你喝什么？”

“德国烧酒，”农民说。

“再来四分之一升红葡萄酒，”教堂司事对姑娘说。

姑娘把酒端来，农民喝起烧酒来。他望着窗外。教堂司事瞅着他。约翰把头朝前靠在桌上。他睡着了。

客店老板走进来，跑到那张桌子边。他用方言说话，教堂司事也用方言回答。那农民望着窗外。客店老板走出房去。农民站起身来。他打皮夹子里取出一张折叠的一万克朗 ［3］ 的钞票，把它打开。姑娘走上前来。

“一起算？”她问。

“一起算，”他说。

“葡萄酒我来会钞，”教堂司事说。

“一起算，”那农民对姑娘再说一遍。她把手伸进围裙口袋，拿出满满一把硬币，数出了找头。农民走出门去。等他一走，客店老板又进来同教堂司事谈话。他在桌旁坐下。他们用方言谈话。教堂司事给逗乐了。客店老板却显得厌恶。教堂司事打桌旁站起来。他是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小个儿。他探身伸出窗外，望着大路的另一端。

“他走进去啦，”他说。

“到狮子客店去了？”

“是。”

他们又谈起话来，客店老板随即走到我们桌子边。客店老板是个高个子的老头。他看着睡着的约翰。

“他累坏了。”

“是呀，我们起得早。”

“你们想马上吃东西吗？”

“不忙，”我说。“有什么可吃的？”

“你要什么有什么。那姑娘会拿菜单来的。”

姑娘拿来了菜单。约翰醒过来了。菜单用墨水写在卡片上，然后把卡片嵌在一块球拍式的板上。

“菜单来了，”我对约翰说。他看看菜单。他还是瞌眊懵懂的。

“你同我们一起喝一杯好吗？”我问客店老板。他坐下了。“那些个农民真不是人，”客店老板说。

“我们进镇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农民在参加葬礼。”

“那是他妻子入土。”

“啊。”

“他不是人。所有这些农民都不是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哪里会相信啊。你哪里会相信那个人刚才干了什么来着。”

“跟我说说。”

“你哪里会相信啊。”客店老板对教堂司事讲话了。“弗朗茨，你过来。”教堂司事过来了，手里拿着他那一小瓶葡萄酒和一只酒杯。

“这两位先生刚从威斯巴登客店下山来，”客店老板说。我们握握手。

“你要喝什么？”我问。

“什么也不要，”弗朗茨晃晃手指头。

“再来四分之一升怎么样？”

“行呀。”

“你懂得方言吗？”客店老板问。

“不懂。”

“究竟是怎么回事？”约翰问。

“他要把我们进镇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在填墓穴的农民的情况告诉我们。”

“反正我是听不懂的，”约翰说。“说得太快了。”

“那个农民，”客店老板说，“今天送他的妻子来入土。她是去年十一月里死的。”

“十二月，”教堂司事说。

“这一点没关系。就算她是去年十二月死的吧，他当时通知了村社。”

“十二月十八日，”教堂司事说。

“反正积雪不化，他就不能送她来入土。”

“他住在巴兹瑙河的另一边，”教堂司事说。“不过他属于这个教区。”

“他根本没法送她来？”我问。

“是呀。得等到雪融化了，他才能从他住的地方坐雪橇下山来。所以他今天送她来入土，可那神父看了看她的脸，不肯掩埋她。你接下去讲吧，”他对教堂司事说。“说德国话，别说方言。”

“神父觉得很奇怪，”教堂司事说。“给村社的报告中说她死于心脏病。我们也知道她有心脏病。她有时候会在教堂里昏过去。她已经好久没来教堂了。她没有力气爬山。神父揭开她脸上盖的毯子，问奥尔茨，‘你老婆死得很痛苦吧？’‘不，’奥尔茨说。‘我回到家里，她已经横在床上死了。’

“神父又看了她一眼。他不喜欢。

“‘她脸上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奥尔茨说。

“‘你还是去弄弄明白吧，’神父说着，把毯子盖上。奥尔茨不言声了。神父望望他。奥尔茨也望望神父。‘你想知道吗？’

“‘我一定要知道，’神父说。”

“精彩的地方就在这儿，”客店老板说。“你听着。弗朗茨，往下说吧。”

“‘唔，’奥尔茨说，‘她死了，我就去报告村社，我把她放在柴间里，搁在一块大木头上面。后来我要用那块大木头了，她可已经僵硬了，我就把她挨着墙竖起来。她嘴巴张着，每逢我晚上走进柴间去劈那块大木头时，我把提灯挂在她嘴上。’

“‘你干吗要那样做？’神父问。

“‘我不知道，’奥尔茨说。

“‘你那样挂过许多回了？’

“‘每次我晚上到柴间去干活时都挂过。’

“‘这样干大错特错了，’神父说。‘你爱你的妻子吗？’

“‘对，我爱她，’奥尔茨说。‘我真爱她。’”

“你全都明白了吧？”客店老板问。“你关于他妻子的情况都明白了吧？”

“我听到了。”

“吃东西吧？”约翰问。

“你来点菜，”我说。“你认为这是真的吗？”我问客店老板。

“当然是真的，”他说。“这些个农民真不是人。”

“他这会儿到哪里去了？”

“他到我的同行的狮子客店去喝酒了。”

“他不愿意跟我一起喝酒，”教堂司事说。

“打从他知道他妻子的情况以后，他就不愿意同我一起喝酒了，”客店老板说。

“喂，”约翰说。“吃东西吧？”

“好啊，”我说。

曹　庸　译

* * *

［1］ 原文为德语。译文用仿宋体，下同。

［2］ 瑞士东北部和奥地利交界处的一条山脉，属高蒂亚阿尔卑斯山脉。

［3］ 奥地利货币，一克朗当时约等于四个半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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