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父亲去世时他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他经理替他父亲长期安葬了。就是说，这样他可以永久享用这块墓地的使用权。不过他母亲去世时，他经理就想，他们彼此不可能永远这么热乎。他们是一对儿；他一定是个搞同性恋的，你不也知道，他当然是个搞同性恋的。所以经理就替她暂且安葬五年。

咳，等他从西班牙回到墨西哥就收到第一份通知。上面说，五年到期了，要他办理续租他母亲墓地的事宜，这是第一份通知。永久租用费只有二十美元。当时我管钱柜，我就说让我来办理这件事吧，帕科。谁知他说不行，他要自己料理。他会马上料理的。葬的是他母亲，他要亲自去办。

后来过了一星期，他又收到第二份通知。我念给他听，我说我还以为他已经料理了呢。

没有，他说，他没有料理过。

“让我办吧，”我说，“钱就在钱柜里。”

不行，他说。谁也不能支使他。等他抽出时间就会亲自去办的。“反正总得花钱，早点花又有什么意思呢。”

“那好吧，”我说，“不过你一定要把这事料理了。”这时他除了参加义赛外，还订了一份合同，规定参加六场斗牛，每场报酬四千比索。他光是在首都就挣了一万五千多美元。一句话，他忙得不亦乐乎。

又过了一星期，第三份通知来了，我念给他听。通知说如果到下星期六他还不付钱，就要挖开他母亲的墓，把尸骨扔在万人冢上。他说下午到城里去自己会去办的。

“干吗不让我来办呢？”我问他。

“我的事你别管，”他说。“这是我的事，我要自己来办。”

“那好，既然你这样认为就自己去办吧，”我说。

虽然当时他身边总是带着一百多比索，他还是从钱柜里取了钱，他说他会亲自去料理的。他带了钱出去，所以我当然以为他已经把这事办好了。

过了一星期，又来了通知，说他们发出最后警告，没有收到回音，所以已经把他母亲的尸骨扔在万人冢上了。

“天啊，”我跟他说。“你说过你会去付钱，你从钱柜里取了钱去付的，如今你母亲落得个什么下场啊？我的天哪，想想看吧！万人冢上扔掉你亲生母亲。你干吗不让我去料理呢？本来我收到第一份通知时就可以去付的。”

“不关你的事。这是我的 母亲。”

“不错，是不关我的事，可这是你的事。听任人家对他母亲如此作践，这种人身上还有什么人味啊？你真不配有母亲。”

“这是我母亲，”他说。“现在她跟我更亲了。现在我用不着考虑她葬在一个地方，并为此伤心了。现在她就像飞鸟和鲜花，在我周围的空气中。现在她可时刻跟我在一起了。”

“天啊，”我说，“你究竟还有什么人味没有？你跟我说话我都不希罕。”

“她就在我周围，”他说。“现在我再也不会伤心了。”

那时，他在女人身上花了各种各样钱，想方设法装出人模人样哄骗别人，不过稍为知道他一点底细的人都不会上当。他欠了我六百比索，不肯还我。“你现在要钱干什么？”他说。“你不信任我吗？咱们不是朋友吗？”

“这不是朋友不朋友，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你不在的时候，我拿自己的钱替你付账，现在我需要讨还这笔钱，你有钱就得还我。”

“我没钱。”

“你有钱，”我说。“就在钱柜里，你还我吧。”

“我需要这笔钱派用场，”他说。“你不知道我需要钱去派的种种用场。”

“你在西班牙时我一直呆在这里，你委托我凡是碰到有什么开支，屋里的全部开支都由我支付，你出门那阵子一个钱儿都不寄来，我拿自己的钱付掉六百比索，现在我要钱用，你还我吧。”

“我不久就还你，”他说。“眼下我可急需钱用。”

“派什么用场？”

“我自己的事。”

“你干吗不先还我一点？”

“不行，”他说。“我太急需钱用了。可我会还你的。”

他在西班牙只斗过两场，他们那儿受不了他，他们很快就看穿他了，他做了七套斗牛时穿的新服装，他就是这种东西：　马马虎虎把这些服装打了包，结果回国途中有四套受海水损坏，连穿都不能穿。

“我的天哪，”我跟他说，“你到西班牙去。你整个斗牛季节都呆在那里，只斗了两场。你把带去的钱都花在做服装上，做好又让海水糟蹋掉；弄得不能穿。那就是你过的斗牛季节，如今你倒跟我说自己管自己的事。你干吗不把欠我的钱还清让我走啊？”

“我要你留在这儿，”他说。“我会还你的。可是现在我需要钱。”

“你急需钱来付墓地租金安葬你母亲吧？”我说。

“我母亲碰上这种事我倒很高兴，”他说。“你不能理解。”

“幸亏我不能理解，”我说。“你把欠我的钱还我吧，不然我就自己从钱柜里拿了。”

“我要亲自保管钱柜了，”他说。

“不成，你不能，”我说。

那天下午，他带了个小流氓来找我，这小流氓是他同乡，身无分文。他说：“这位老乡回家缺钱花，因为他母亲病重。”要明白这家伙只不过是个小流氓而已，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一个小人物，不过倒是他同乡，而他竟要在同乡面前充当慷慨大度的斗牛士。

“从钱柜里给他五十比索，”他跟我说。

“你刚跟我说没钱还我，”我说。“现在你倒要给这小流氓五十比索。”

“他是同乡，”他说，“他落难了。”

“你混蛋，”我说。我把钱柜的钥匙给他。“你自己拿吧。我要上城里去了。”

“别发火，”他说。“我会付给你的。”

我把车子开出来，上城里去了。这是他的车子，不过他知道我开车比他高明。凡是他做的事我都能做得比他好，这点他心中有数。他连写都不会写，念也不会念。我打算去找个人，看看有什么办法让他还我钱。他走出来说，“我跟你一起去，我打算还你钱。咱们是好朋友。用不着吵架。”

我们驱车进城，我开的车。刚要进城，他掏出二十比索。

“钱在这里，”他说。

“你这没娘管教的混蛋，”我跟他说，还告诉他拿着这钱会怎么着。“你给那小流氓五十比索，可你欠了我六百，倒还我二十。我决不拿你一个子儿。你也知道拿着这钱会怎么着。”

我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就下了车，不知当夜到哪儿去睡觉。后来我同一个朋友出去把我的东西从他那儿拿走。从此我再也不跟他说话，直到今年，有一天傍晚，我在马德里碰见他跟三个朋友正一起走到格朗维亚的卡略电影院去。他向我伸出手来。

“嗨，罗杰，老朋友，”他跟我说，“你怎么样啊？人家说你在讲我坏话。你讲了种种冤枉我的坏话。”

“我只说你根本没有母亲，”我跟他说。这句话在西班牙话里是最损人的。

“这话倒不错，”他说。“先母过世那时我还很年轻，看上去我似乎根本没有母亲。这真不幸。”

你瞧，搞同性恋的就是这副德性。你碰不了他。什么都碰不了他，什么都碰不了。他们在自己身上花钱，或者摆谱儿，可是他们根本不出钱。想方设法叫人家出钱。我在格朗维亚当着他三个朋友的面，当场跟他说了我对他的看法；可这会儿我碰到他跟我说话竟像两人是朋友似的。这种人还有什么人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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