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告诉朱里安的妈妈，因为血压的缘故她必须减掉二十磅，所以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朱里安只好陪她坐公交车去市中心，在Y处上一门减肥课。减肥课程是为年过五旬、体重在一百六十五磅到两百磅的劳动妇女设计的。他妈妈在其中算苗条的，不过她说淑女不和别人谈年龄、体重。自从没有种族隔离以后，她晚上不再独自坐公交车，然而减肥课是她仅有的几个乐趣之一，对她的健康又十分必须，再说还免费，她说朱里安要是想想她为他所做的一切，他至少是可以抽空接送她的。朱里安并不喜欢想她为他做的一切，不过每个礼拜三晚上他都会打起精神接送她。

她差不多要走了，正站在过道镜子前戴帽子。他双手背在后头，看起来像被钉在门框上等她，像等着被万箭穿身的圣塞巴斯蒂安[1]。帽子是新的，花了她七个半美元。她始终在说：“也许我不该花这钱。是啊，不该买的。我这就摘下来明天去退掉。我就不该买。”

朱里安抬起眼睛来，望望天。“不是的，你本就该买，”他说道，“戴上走吧。”这顶帽子很可怕，紫色的天鹅绒帽檐一边耷拉下来，另一边竖着，帽子的其余部分都是绿色的，看起来像个里面塞的填充物漏了出来的垫子。他认为这帽子与其滑稽可笑相比，更多的是沾沾自喜、可怜巴巴。能让她高兴的都是些小东西，然而这些小东西都能让他觉得沮丧。

她又把帽子掀了起来，再慢慢地戴回头顶。她绯红的脸蛋两侧，各有两缕灰白的头发伸了出来。不过她的眼睛如同天空一般碧蓝，好像从来不曾被她的经历影响，那天真和她十岁的时候差不了多少。假如她不是艰苦奋斗为了供他吃饭、穿衣、一路拉扯他上学直到如今仍然在养他的寡妇，还要“一直到他能站稳脚跟的时候”，她也许本应该是一个要由他带着才能进城的小姑娘。

“挺好啦，挺好啦，”他说，“我们走吧。”他自己开了门，走下步道催促她动身。天空是垂死的紫罗兰的颜色，在这么一片背景下房子就是突出的阴影，它们的颜色如同肝脏，像一个又一个又圆又胖的庞然怪兽，尽管没有哪两座屋子是相同的，却一样丑陋不堪。因为四十年以前这里是个时尚社区，他妈妈到现在还坚持认为能在这里有座公寓，说明他们的地位不错。每座房子都绕了一道窄窄的泥巴装饰线脚，坐在上头的通常都是一个邋遢的小孩。朱里安往前走的时候手插在口袋里，低着的头往前伸，眼神毅然，下定决心在这段时间内自己要彻底麻木，这是他为了她的快乐而做的牺牲。

门关上了。他转身回头看见那个矮矮胖胖的身影头顶不堪入目的帽子，正朝着他走来。“好吧，”她说，“人只活一次，多花点钱，至少不会在街上撞到穿戴一样的人走过来走过去。”

“总有一天我会开始赚钱的，”朱里安阴郁地回答说——他知道他永远赚不了钱——“不管什么时候你不开心，都可以开开这种玩笑。”不过，首先他们得搬家。他想象会有这么个地方，与任何邻近社区都有三英里的距离。

“我认为你做得不错，”她一边说一边戴上手套。“你从学校出来才一年。罗马也不是一天盖成的。”

Y减肥课上只有少数几个人来上课的时候戴着帽子和手套，儿子还上过大学，她是其中之一。“要花时间的，”她说，“世界这么乱。我戴这顶帽子比别人戴着好看，虽然她拿出来的时候，我说的是，‘这个就放回去吧，我是不会把它戴在我脑袋上的。’她说，‘等一下，看看你戴的样子嘛。’她把帽子戴到我头上，我说，‘啊呀。’她说，‘要是你问我的话，这帽子合适你，你也合适这帽子。再说，’她又说，‘戴着这帽子，你路上不会碰到另一个和你一样的。’”

朱里安想，假如她是个自私的人，他就能用自己的脚站得稳一些了，譬如她是个酗酒的老巫婆，还冲他尖叫。他沉浸在沮丧的情绪之中往前走，好似他正在殉难的时候却忽然失去了信仰。看见他拉长的脸，绝望又烦躁的表情，她突然停下了脚步，带着非常难过的表情，把他的胳膊往回拉，“你等我一下，”她说道，“我回屋把这东西摘了，明天就退掉。我是昏了头了，有这七块五都能付煤气费了。”

他猛地抓住她的胳膊。“你不要退，”他说，“我喜欢。”

“哦，”她说，“我想我不应该……”

“什么都别说了，高兴地戴着。”他喃喃地说，比之前更加沮丧。

“在这么个世界上，这乱糟糟的世道，”她说，“我们能享受什么都是奇迹。我告诉你，底都翻成天啦。”

朱里安叹了口气。

“自然啦，”她说，“只要你知道自己是谁，你就什么地方都能去。”每次他送她去减肥课，她都要说这番话。“这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不是我们这种人。”她说，“不过，我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我知道自己是谁。”

“他们没人在乎你的彬彬有礼，”朱里安恶毒地回答，“知道自己是谁，对一个时代是有用的。如今这个时代，你一点点概念都没有，不知道自己站的位置，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她站住了，眼睛忽闪忽闪地瞅着他。“我非常确定地知道自己是谁，”她说，“要是你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为你感到羞愧。”

“哦，该死。”朱里安说。

“你曾外祖父以前是这个州的州长，”她说道，“你外祖父是个家业兴旺的地主。你外祖母是高德海家的人。”

“你能不能看看周围？”他急躁地说，“有没有看见你现在在哪儿？”他猛地一甩手臂指着社区。这会儿，社区越发地暗了，看起来至少没那么脏了。

“你照旧是你，”她回答，“你的曾外祖父有个种植园，还有两百个奴隶。”

“现在再也没有奴隶了。”他生气地说。

“他们还是奴隶的时候，要好得多。”她回答。他呻吟着，明白了她就要转到这个话题来了。每隔几天她就转回来，就像一辆沿着开放的铁轨行驶的列车。他清楚地知道沿路的站点、路口以及每一个泥沼，也准确地知道她的结论会在哪个点上威严地滚动进站：“荒唐。简直是不现实。他们要上升通道没有错，不过总应该在篱笆那头他们自己的一边吧。”

“算了，你省省吧。”朱里安回答。

“有些人我替他们感到难过，”她说，“那些一半白人血统的，真是悲剧啊。”

“这个话题你能不能不聊了啊？”

“想想吧，如果我们是半个白人，我们的情绪肯定很复杂啊。”

“我现在就情绪复杂。”他发起了牢骚。

“好吧，那我们谈点愉快的。”她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外祖父家。那时候宅子的楼梯是配对的，两边上去都是真正的二楼喔——煮饭烧菜这些事儿都在一楼。我很喜欢待在楼下的厨房里，因为墙的味道很好闻。我就坐在那儿，鼻子贴着灰泥墙，深呼吸。老宅实际上是高德海家的。不过你外祖父切斯特尼家把债权买了回来，帮他们保住了房子。他们那时候的情况很拮据，”她说道，“但是，不管生活拮据不拮据，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毋庸置疑，那座败破的宅第会提醒他们的。”朱里安小声地嘟囔。没有一回他提起这宅子不是语带轻蔑，然而每每想起它总是充满渴望。那老屋他曾见过一回，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宅子也还没卖掉。一对楼梯都已经朽了，被拆掉了，黑人住在里头。然而他妈妈知道的模样，仍旧存在于他的心中，它经常会出现在他的梦里。他站在宽敞的前廊上，听着栎树的叶子沙沙作响，而后信步穿过那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前厅，走到客厅推门进去，望着磨损的地毯以及已经褪了颜色的帷幔。他突然有了这么个念头，能欣赏它的，是他而不是她。与那些他见过的相比，他更喜欢它老派的雅致，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住过的所有地方，对他而言都成了折磨——但与此同时，她却并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区别。她把自己的不敏感说成“有适应能力”。

“我还记得，那个给我当保姆的老黑人名叫卡罗琳。世界上没有比她更好的人了。我一直很尊重我的有色朋友们，”她说，“我愿意为了他们做世上的一切事，而他们……”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能不能不要再说这个话题了？”朱里安说。要是他一个人上公交车的话，他会特别留心地坐到黑人的旁边，好像这就能弥补他妈妈的罪过似的。

“你今天晚上非常敏感，”她说，“你还好吧？”

“挺好的，我感觉不错，”他回答，“暂停吧。”

她噘起了嘴唇。“好吧，你的心情一定糟透了，”她观察着他，“我什么话也不想和你说了。”

他们已经到了公交站。还看不到有公交车来。朱里安的双手还塞在口袋里，他伸着脑袋，皱着眉头脸色阴沉地看着空荡荡的街道。不得不等车还得坐公交车的挫败感，如同一只滚烫的手开始爬上他的颈子。他妈妈一声痛苦的叹息，他才想起来她也在旁边。他郁郁寡欢地瞅瞅她，她的身体在那顶荒唐可笑的帽子之下绷得格外得直，她戴着它简直像挂了一条她想象中的、象征尊严的大字横幅。他的心里产生了种邪恶的冲动，想要挫挫她的锐气。他忽然地解开领带，扯下来塞进口袋。

她的后背僵硬了。“为什么陪我进城的时候，你非得这个样子呢？”她说道，“为什么你要故意让我难堪？”

“要是你从来搞不清楚自己在哪里，”他回答，“你至少可以知道我在哪里吧。”

“你看起来像个——恶棍。”她说。

“那么我一定是啊。”他压着嗓门回答。

“我还是回家吧，”她说，“我不烦你了。要是你连这一丁点小事儿都不能为我做……”

他眼珠子往上翻，把领带系了回去。“说回我的社会阶层，”他嘟囔着，把脸朝她伸过去，不以为然地说，“真正的文化是心智，心智，”他说着，拍拍自己的脑袋，“心智。”

“是在心里，”她说，“在你的行为举止里，而你怎么行为举止正是因为你是谁。”

“在这该死的公交车里，没人在乎你是谁。”

“我在乎我是谁。”她冷冰冰地回答。

隔了个山坡来了一辆亮着灯的公交车，它到站的时候他们走下了街道去迎它。他的手放在她的手肘下，托着她走上嘎吱作响的台阶。她走进车厢的时候挂着些许笑意，好像正走进一间人人都在等待她的会客大厅。他投币时，她坐在了前排面对过道的宽敞的三人座位上。一个干瘦的龅牙女人坐在这三人座位的最里面，她有一头长长的黄头发。他妈妈挪到她身边的座位，把旁边的座位留给了朱里安。他坐下来，望着过道对侧的地面，地上安静地搁着一双瘦削的脚，穿着红白相间的帆布凉鞋。

他妈妈立即开始了泛泛的搭讪，旨在吸引随便哪个想聊聊天的人。“还会不会更热啊？”她说着，从她的坤包里拿出一把画着日本风光的黑色折叠扇，在自己面前扇了起来。

“我觉得会，”那个龅牙女人说，“反正我知道，我的公寓肯定会更热的。”

“那肯定是下午进了阳光。”他妈妈说着，往前坐了坐，来回地看车厢，车差不多是半满的，坐的都是白人。“我看到我们坐的是一辆都是自己人的车。”她说。朱里安感到了难堪。

“终归会变的，”说话的是过道对侧的女人，那双红白相间的凉鞋的主人。“有一天我坐的那辆，他们挤得跟跳蚤似的——从前到后一路满满的。”

“这世界每个地方都是乱糟糟的，”他妈妈说，“我真不知道我们怎么会任由它这么混乱。”

“让我恼火的是那些好家庭出来的男孩子跑去偷汽车轮胎，”那个龅牙女人说，“我告诉我儿子，你可以不富有，但你是有教养的，要是万一我发现你混在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里，就让他们把你送进感化院吧。你属于哪里，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哪里。”

“教育是有用的，”他妈妈说，“你儿子在上高中吗？”

“九年级了。”那女人回答说。

“我儿子去年刚刚读完大学。他想写作，不过在他能动笔之前，他要先卖打字机。”他妈妈说。

女人身子往前探，打量朱里安。他甩给她一个恶狠狠的眼神，她立刻就缩回了座位上。过道对面的地上有一张被扔掉的报纸。他起身捡回来，摊开了放在自己面前。他妈妈悄悄地把声音压低了继续聊天，但过道对面的女人大声说：“不错的，这样挺好。卖打字机和写作挺接近。他从这一行到那一行会很顺利的。”

“我告诉他，”他妈妈回答，“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报纸后的朱里安缩回到他心中的内在隔离室，他大半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是他再也无法忍受与周遭的环境相融的时候，为自己建立的一种精神幻觉。他在里头可以看见外面，也可以做判断，然而却能免除外界带来的任何渗透。这是唯一的，他感觉能够回避那些普遍愚蠢的同胞的地方。他妈妈从不曾进来过，不过待在里面他能看到她，绝对清楚。

这个老太太非常聪明。他认为，要是她能从任意哪个正确的前提出发的话，本来是可能对她寄予厚望的。然而她生活依据的规则来自于她幻想的世界，他从未见过她立足于外面的世界。而她的规则就是，为了他牺牲自己，但是自打她把生活弄得一团糟之后，她便创造出了这么做的必要性。假如说他曾经同意她的牺牲，那也不过是因为她的缺乏远见使之成为了必然。她终其一生都在奋斗，努力像切斯特尼家的人一样行事，然而却没有切斯特尼家的财产，她认为切斯特尼家的人应该有的，每一样都要给他；不过，她说，既然奋斗是有乐趣的，那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但凡你赢了，就像她这般赢了的话，回头看一看那艰难的岁月，会是如何一种乐趣啊！他没法原谅的是，她享受这样的奋斗，还认为她赢了。

当她说她赢了的时候，她的意思是她成功地把他带大了，送他上了大学，他成长得相当之优秀——好看（她的牙洞没填，他的牙才能矫正）、聪明（他意识到就是因为太聪明，所以不可能成功了）、未来一片光明（当然根本没有什么未来在等着他）。她还为他的阴郁找到了个理由，他还在成长，他想法激进是因为他缺乏实践经验。她说他对“生活”尚且一无所知，他甚至还没有进入真实世界呢——其实他已经和五十岁的男人一样对世界感到幻灭了。

而所有这些更为反讽的是，尽管有她，他却成长得还是那么好。纵然他上的只是一所三流大学，出于他自己的主动精神，他拥有、展现的是一流的教育；纵然他的成长被一颗渺小的心统治，而他最终收获的却是一颗宽广的心；纵然有她这一切的愚蠢看法，他没有受到偏见的污染，也不害怕面对现实。在所有一切中最神奇的是，不像她对他的爱那样，他对她的爱不能让他盲目，他可以将自己在情感上与她分离出来，完全客观地看待她。他不由他的妈妈主宰。

公交车突然一个急刹，把他从自己的沉思中晃了出来。一个原本在后面的女人颠簸着往前冲，踩着趔趄的小步子，站稳的时候只差一点点就要摔到他的报纸上了。她下车了，一个大块头的黑人上了车。朱里安把报纸放低了，看着。亲眼看到日常生活的不公给他以满足感，让他的观点得以确信，以三百英里为半径的范围之内没有几人值得你认识，例外是极少数。黑人穿着体面，拿着个公文包，他看了看四周，随后坐在了穿红白相间凉鞋的女人的座位另一端，立刻翻开了报纸，将自己藏在报纸的后头。朱里安妈妈的胳膊肘立刻急切地捅捅他的肋骨，“现在你明白了我为什么不自己一个人坐公交车了吧。”她小声地说。

黑人坐下来的同一时刻，穿红白相间凉鞋的女人站了起来，走向公交车的后头，坐在刚下车的女人的座位上。他妈妈身子往前探，向她投去了一个赞许的神情。

朱里安站起来，走过过道，坐在凉鞋女人的座位上。他在这个位置上安详地望着对面的妈妈。她的脸色变成了愤怒的通红。他端详着她，让自己的眼神看上去像并不认识她似的。他感觉到紧张情绪突然升腾，似乎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她宣战了。

他想跟那个黑人聊聊天，跟他谈谈艺术、政治或者说说任何超出他们周围那群人的理解力的话题，但是那个男人仍然在报纸后头躲着。他要么就是对换座位这事儿视而不见，要么就是确实没注意。朱里安的同情无从传达。

他妈妈的眼睛责难地盯住了他的脸。那个龅牙女人热切地瞅着他，就好像他是她以前从没见过的某种怪物似的。

“你有火吗？”他问那黑人。

那个男人头都没有从报纸中抬起来，在口袋里摸出了一盒火柴递给他。

“谢谢。”朱里安说道。他拿着火柴愣了片刻。“禁止吸烟”的标牌就在门上方俯瞰着他。光这个还不至于阻止他，他还没有香烟。几个月前因为负担不起，他戒了烟。“抱歉。”他喃喃地说着，把火柴递回去。黑人放低了报纸，给了他一个厌烦的表情，拿回火柴又抬起报纸。

他妈妈继续盯着他看，不过她并没有利用他暂时的不安。她的眼睛里仍旧是受到沉痛打击的神情。她的脸色看上去红得不自然，像是血压升高了。朱里安不允许自己的脸上有任何的怜悯闪现，他抓住这个机会想孤注一掷地进行下去，执行到底。他想给她一个教训，让她老实一段，然而现在似乎没法继续了。那黑人不肯从他的报纸后头出来。

朱里安抱起了手臂，表情麻木，面对她然而却似乎根本没有看到她，好像他不再能够辨识她的存在了似的。他想象出来这么一个场景，公交车到站的时候他还坐在他的座位上，她说：“你不下车啦？”他就看着她，如同她是个贸然同他说话的陌生人。他们要下车的那个街角通常空寂无人，不过光线不错，她一个人走走伤害不了她，过四个街区就到Y处了。他决定等到那时候再决定是不是让她自己下车。十点钟的时候，他还得来接她，不过可以留给她一头雾水，让她去猜去想他会不会出现。没有道理让她以为她永远能指望他。

他又回到了那个房间，高高的天花板，大件古董家具零散各处。他的心灵片刻间打开，然而随即他意识到他妈妈还坐在对面，这景象便随之凋零了。他冷静地打量她。她的脚在小巧的浅口鞋里摇摇摆摆的，像小孩子的，没法结结实实地踩在地上。她在用一种夸张的指责神情教训他。他感到自己在情感上彻底地与她分离了。这会儿，他满可以愉快地掴她一巴掌，就像他掌掴的是一个由他照看的、特别招人讨厌的小孩儿。

他开始想象各种各样能教训她的办法，然而其实不可能实现的办法。他可以去和某些杰出的黑人教授或律师交交朋友，把他们带回家一起度过夜晚。他完全合理，而她的血压会升到三百。他不能把她逼到中风的地步，再说了，他从来也没能成功地和黑人交上朋友。他曾经试过在公交车上和哪一位攀谈攀谈，都是看起来比较好的类型，像是教授、牧师或者律师的人。有一天上午，他坐在一个看起来卓尔不群的、皮肤是深褐色的人旁边，那人和他聊天时声音低沉圆润，有种庄重的感觉，结果后来才知道这人是殡仪馆的。还有一天，他坐在一个抽雪茄的黑人旁边，那人手指上还戴了一枚钻戒，几句生硬的客套寒暄后，黑人按蜂鸣器站了起来，借着要下车从朱里安身上翻过去的时候，把两张彩票搁在了朱里安手里。

他想象他妈妈病入膏肓，而他只能给她找个黑人大夫治病。这个念头，他把玩了好几分钟，而后放弃了，因为瞬间感觉到他自己像是以同情者的身份参加了一场静坐示威。这并非不可行，不过，他没有盘桓于这个想法。取而代之的想法到了最极端的痛恨程度。他把一个漂亮、疑为黑人的女人带回家去。你要准备好，他说。这事儿你无计可施。这就是我选择的女人。她聪明、尊贵，甚至还品行端正。她感到痛苦，从没想过玩玩而已。现在，来迫害我们吧，来吧，赶紧迫害我们吧。把她从这里赶走，不过你得记住，你也把我赶出去了。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经历了他创造的义愤之后，他看见过道那头的妈妈脸色铁青，身形缩得如同矮人一般大小，跟她的人品一样，在那顶可笑的帽子横幅底下，她坐得像具干尸。

公交车停下时，他又从白日梦里被抖搂了出来。车门伴着吮吸的嘶嘶嘶嘶声打开了，从黑暗中走进来一个大块头有色妇人，她穿着华丽，脸色愠怒，带着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大概有四岁，穿了件格子呢短外套，戴了顶蒂罗尔人的帽子，上面插了根蓝色的羽毛。朱里安希望小男孩坐到他旁边来，小男孩的妈妈坐到他妈妈旁边去。他简直没法想象还会有比这更好的安排。

等着拿币的时候，女人在观察座位的情况——他希望的情况是哪里最不欢迎她，她就坐到哪里去。她有什么地方让朱里安觉得眼熟，不过他想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就一个女人来说，她身材实在巨硕。她脸上的表情不仅仅是正视对抗，简直还是在寻找对抗。她肥大的下嘴唇耷拉得如同一个警示信号：别招惹我。她鼓鼓囊囊的身体裹着件绿色的绉绸连衣裙，脚面从红色的鞋里突起。她戴着一顶奇丑无比的帽子。紫色的天鹅绒帽檐一边耷拉下来，另一边竖着，帽子的其余地方都是绿色的，看起来像个里面塞的填充物漏了出来的垫子。她拿着个猛玛红的小皮包，整个塞得鼓鼓的，像里面装满了石头。

让朱里安失望的是，小男孩爬上了他妈妈身边的空座位。他妈妈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小孩子，不管黑的还是白的都归为一类——“可爱”。并且她还认为，黑人小孩总体比白人小孩更可爱。小男孩爬上座位的时候，她朝小男孩笑。

与此同时，黑女人冲到了朱里安旁边的空座位上。让他恼火的是，她居然挤进来了。他看到黑女人在他旁边坐下来的时候，他妈妈的脸色变了。他满意地明白了，这令她比他更生气。她的面容看上去都要灰掉了，眼睛隐约闪现出若有所悟的神情，好像她突然对某种可怕的交锋感到厌恶。朱里安领会这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她和那个女人交换了儿子。尽管他的妈妈并没有悟到其中的象征意义，然而她能感觉得到。他的喜悦清楚地写在脸上。

他旁边的女人在叽叽咕咕地对自己说着些蠢话。他身边有种刚毛倒竖的感觉，压低的呼噜呼噜声如同一只愤怒的猫。他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那只红包竖放在鼓鼓囊囊的绿色大腿上。他想象着这个女人，她站在那儿等着拿币时——想到那笨重的身段，从红色的鞋往上一直到坚实的屁股，再到猛犸一样的胸怀，到那一张目中无人的脸，再然后是那顶夹杂着绿色、紫色的帽子。

他的眼睛睁大了。

两顶帽子，一模一样，如同日出的灿烂光辉突然倾泻到他的眼前，他的脸快活得立马亮了。他简直没法相信命运给予他妈妈的是这么一个教训。他发出响亮的咯咯笑声，好让她看他，看着他所看见的景象。她慢吞吞地把眼睛转过来，落在了他身上。眼睛的蓝色似乎变成了受了伤害的紫色。有那么一刻，他对她的无辜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不过也就一秒钟的时间，道德准则随即救了他。正义赋予他发笑的权利。他的笑容越来越无情，直到它清楚地对她说，就如同他大声地说出了口似的：对你的惩罚与你的卑劣恰好相配。应该给你一个永远的教训。

她的目光转向那女人。她似乎再也忍受不了看着他了，反倒觉得看着那女人更好一些。他再一次意识到他身边那倒立的刚毛。那女人嗡嗡作响好似一座就要复活的火山。他妈妈的一边嘴角开始轻轻地抽动。他的心一沉，看见了她脸上渐渐恢复的信号，明白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成了一场滑稽戏，根本不是什么教训。她的目光落在那个女人身上，一种被逗乐的笑容开始出现在脸上，像是这女人只是一只偷了她帽子的猴子。那个小黑人抬起头来，用一双痴迷的大眼睛看着她，他试图吸引她的注意力已经好一会儿了。

“卡佛！”那个女人突然开了口，“过来！”

当他意识到聚光灯终于到了他身上时，卡佛伸直了脚，朝朱里安的妈妈转过身去，咯咯直笑。

“卡佛！”那女人说道，“你听到没？过来！”

卡佛从座位上滑下去，不过后背仍然抵住座位的底座蹲着，他的脑袋羞怯地朝朱里安的妈妈转过去，而她正在朝他笑。那女人一只手伸出来越过了过道，抓住他往回拉。他站直了往她的腿上一坐，小腿儿悬着，背对着她，冲朱里安的妈妈咧嘴笑。“他多可爱啊！”朱里安的妈妈对那个龅牙女人说。

“我估计是可爱吧。”那个女人并不确定地回答。

女黑人动作迅疾地要拉他站起来，然而他从她的掌控之中溜走了，一溜烟穿过过道，发狂地笑着爬到了他心爱的人旁边的座位上。

“我认为他喜欢我。”朱里安的妈妈说着，朝那女人一笑。这是每当她对地位低下的人特别亲切的时候才有的笑容。朱里安明白，一切都没有了。教训从她身上一滚而过，如同雨水落下屋檐似的。

女人站起来，拽着小男孩要离开那个座位，像是要抓他离开传染源似的。朱里安能感觉到她心中的暴怒，然而却没有像他妈妈那样的笑容作为武器。她使劲儿地掌掴了男孩的腿。他立刻号啕大哭，接着便用头顶她的肚子，用脚踢她的小腿。“放规矩点。”她暴烈地呵斥道。

公交车停了下来，看报纸的黑人下了车。女人挪了过去，砰地把小男孩重重放在她与朱里安之间的座位上，紧紧地按着他的双膝。一会儿，卡佛双手挡住脸，从手指缝里偷偷地瞅朱里安的妈妈。

“我看见你你你你你你啦。”她说着，也拿手挡在脸前偷看他。

女人把他的手打了下去。“别犯傻了，”她说，“小心我把你的魂儿给敲出来！”

下一站他们就到了，朱里安感到谢天谢地。他伸手拉了拉绳子。那个女人同时也伸手拉绳子。呃，我的老天哪，他想。他有一种糟透了的直觉，他们一起下车的时候，他妈妈会打开坤包，给小男孩一枚五分镍币。那姿态对她而言，自然而然得如同呼吸。公交车停了，女人站起来拖拖拉拉地往前走，拽着那孩子，他在她身后赖着想要留下来。朱里安和他妈妈也站起来跟在后头。靠近车门时，朱里安想帮她拿包。

“不要，”她小声说，“我想给那个小男孩五分钱。”

“别！”朱里安发出了嘘声，“不要！”

她俯瞰着小男孩笑，打开了她的包。车门开了，女人抱起孩子，同孩子一起下了车，他就悬在她的胯上。一到了街上她就把他放下来，摇晃着他。

朱里安的妈妈下台阶时，只好把包合上了。不过，她的脚刚一沾到地面，就又打开包开始在里头翻。“我只找到一分钱，”她小声说，“不过，看上去挺新的。”

“你别这样！”朱里安咬紧了牙用力地说。角落有盏街灯，她快步走过去站在灯下，想把坤包里的东西看得更清楚些。那女人和孩子快步走下街道，孩子还是往后拖着，吊在她的手上。

“哎，小男孩！”朱里安的妈妈叫着，紧走几步，就在刚过灯柱的地方赶上了他们。“亮晶晶的一分钱新硬币，给你的。”她拿出了那枚硬币，硬币在昏沉沉的灯光下闪着青铜的色彩。

身材巨硕的女人转过身来，定了片刻。她的双肩耸起，难堪的愤怒僵在脸上，她盯着朱里安的妈妈。随即，她就像一台一点压力也不能再承受的机器似的炸开了。朱里安看到一个黑拳头带着红色的坤包挥了出去。他闭上眼睛，她的嘶吼吓了他一跳：“他不要下等人的小钱！”等他睁开眼睛时，女人就要消失在街道的那端，男孩伏在她肩头，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朱里安的妈妈坐在人行道上。

“我告诉你别这么干了，”朱里安生气地说，“我告诉你别这样了！”

他咬着牙，俯视着她足有一分钟。她的腿伸向前方，帽子放在腿上。他蹲下来，望着她的脸。那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你就该得到这样的报应，”他说，“现在，起来吧。”

他拿起了她的包，把散落的东西捡起来放回去。他把帽子从她腿上拿了起来。那枚落在人行道上的一分硬币吸引了他的视线，他捡起来，让它在她的眼前落回包里去。而后他站起来向前俯身，伸手拽她起来。而她照旧一动不动。他叹了口气。黑暗的公寓楼从他们两侧腾空升起，镶嵌着不规则的方形光斑。在这栋楼的那头，一个男人走出门来，朝相反方向越走越远了。“好吧，”他说，“要是有人正好路过，想知道你为什么坐在人行道上怎么办？”

她握住了他的手，用力地喘息，沉重得好似全身都压附在这一只手上。她站了片刻，微微地摇晃，好像黑暗中灯光的斑点正在从四面八方向她包抄过来。她的眼神影影绰绰而又困惑茫然，最终落到了他的脸上。他没有试图掩饰他的恼怒。“我希望这能给你个教训。”他说道。她俯向前去，目光在他的脸上搜索。她似乎在努力确认他的身份，而后好像没有发现他身上有她熟悉的地方，就转身急急忙忙地往错误的方向跑去。

“你不去Y吗？”他问。

“回家。”她喃喃地说。

“好吧，我们就这么走回去？”

她继续往前走，算是回答了他，朱里安跟了上去，双手背在身后。他认为没理由让给她的教训白白地溜走，还应该对她解释其中的意义。最好给她讲明白刚刚发生的事儿。“别以为只有这个自命不凡的黑女人，”他说，“整个有色人种都不会再接受你盛气凌人的一分钱。那就是黑人版的你，她能戴和你一样的帽子。肯定地说，”他无缘无故地添了这么一句（因为他觉得好玩），“戴在她头上，比戴在你头上好看。一切都说明，”他继续说下去，“那个旧世界早已经不复存在。老派礼仪早就被扔掉了，你的彬彬有礼分文不值。”他辛酸地想到，对他来说失去的是那座老宅。“你以为自己是谁，其实什么也不是。”他说道。

她继续跋涉前行，一点也没留意他。她一边的头发散了，皮夹子也掉下来了，都没注意。他停下脚步捡起来递给她，然而她不接。

“你用不着表现得像到了世界末日一样，”他说，“根本没有嘛。从现在开始你得活在新世界，面对新现实做点改变。打起精神来，”他说，“你死不了。”

她的呼吸急促。

“我们等公交车吧。”他说。

“回家。”她沙哑地说。

“我讨厌看见你这样子，”他说，“简直像个孩子。我本来还对你抱有希望呢。”他决心就此打住，让她停下等车。“我不走了。”他说着，停下了脚步，“我们要坐公交车。”

她还在继续走，仿佛根本没听见他的话。他走了几步，抓着她的胳膊拉住了她。他看着她的脸，屏住了呼吸。他看到的是一张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面容。“叫你外祖父来接我。”她说。

他盯着她看，目瞪口呆。

“叫卡罗琳来接我。”她说。

他怔在原地，任她走开。她接着蹒跚而行，走路的样子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阵似乎来自于他的黑暗浪潮将她席卷了。“妈妈！”他喊道，“亲爱的！甜心！等等我！”她身子一软，跌倒在人行道上。他冲过去，俯向她身边，叫着“妈妈，妈妈！”，他把她翻过来，而她的脸严重地变了形。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凝望着，微微地移向左边，像是船只起了锚。另外一只依旧在看着他，再一次在他的脸上搜索，然而一无所获，闭上了。

“在这儿等着！在这儿等着！”他叫着跳起来，开始奔向远处他看见有点点灯火的地方去找人帮忙。“救命！救命啊！”他大声地叫道，然而他的声音单薄，细若游丝。他跑得越快，那些灯火便飘离得更为遥远。他的双腿麻木地奔跑，好似它们将带他去往乌有之乡。而那黑暗的浪潮好似要把他朝她卷荡回去，将他步入负疚、悲伤的世界的时刻，一刻、再一刻地，拖了又拖。

* * *

[1] 即Saint Sebastian（256？—288？），天主教圣徒，古罗马禁卫军队长，教难时期罗马帝国皇帝下令乱箭射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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