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毫无痛苦的潜伏期在我身上持续了二十五年，接着突然发作了，人们说我得了这种病。

但是，他们不称它为麻疹，而称它为幽默。

公司里的职员凑份子买了一个银墨水台，祝贺经理的五十寿辰。我们拥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去送给他。

我被推选为发言人，说了一段准备了一星期之久的短短的贺词。

这番话非常成功，全是警句、双关语和可笑的牵强附会，笑声几乎震倒了这家公司——在五金批发行业中，它算是相当有实力的。老马洛本人居然咧开了嘴，职员们马上顺水推舟，哄堂大笑。

我作为幽默家的名声就是那天早晨九点半开始的。

之后好几个星期，同事们一直煽动我自满的火焰。他们一个个跑来对我说，我那番话是多么俏皮，老兄，并且向我解释讲话中每一处诙谐的地方。

我逐渐发觉他们指望我继续下去。别人可以正经地谈论生意买卖和当天的大事。对我却要求说一些滑稽和轻松的话语。

人们指望我拿陶器也开开玩笑，把搪瓷铁器挖苦得轻巧些。我是簿记员，假如我拿出一份资产负债表而没有对总额发表一些逗乐的评论，或者在一张犁具的发票上找不到一些令人发噱的东西，别的职员们便会感到失望。

我的声望逐渐传开，我成了当地的“名人”。我们的镇子很小，因而才有这种可能。当地的日报经常引用我的言论。社交集会上，我是不可或缺的人。

我相信自己确实也有点儿小聪明和随机应变的本领。我有意培养这种天赋，并且通过实践加以发展。我的笑话的性质是善意亲切的，绝不流于讽刺，惹别人生气。人们老远见到我便露出笑容，等到走近时，我多半已经想好了使他的笑容变为哈哈大笑的妙语。

我结婚比较早。我们有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当然，我们住在一幢墙上攀满蔓藤的小房子里，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在五金公司担任簿记员的薪水不很优厚，但可以摒绝那些追逐多余财富的恶仆。

我偶尔写些笑话和我认为特别有趣的随感，寄给登载这类作品的刊物。它们马上全被采用了。有几个编辑还来信鼓励我继续投稿。

一天，一家著名周刊的编辑给我来了信。他建议我写篇幽默文章，填补一栏地位，还暗示说假如效果令人满意，他准备每期都刊登一个专栏。我照办了。两星期后，他提出和我签订一个合同，报酬比五金公司给我的薪水高得多。

我非常高兴。我妻子已经在她心目中替我加上了一顶不朽的文学成就的桂冠。那天晚饭，我们吃了炸虾饼和一瓶黑莓酒。这是我摆脱单调工作的机会。我非常认真地同路易莎把这件事研究了一番。我们一致认为应当辞去公司里的职位，专门从事幽默。

我辞职了。同事们设宴为我送别。我在宴会上的讲话非常精彩。报纸发表了全文。第二天早晨，我一觉醒来，看看钟。

“啊呀，晚啦！”我嚷着去抓衣服。路易莎提醒我，如今我已经不是五金和建筑材料的奴隶，而是专业的幽默家了。

早饭后，她得意地把我带到厨房旁边的小房间里。可爱的女人！我的桌子、椅子、稿纸、墨水、烟灰缸全都摆好了。还有作家的全套配备——插满新鲜玫瑰和忍冬的花瓶，墙上去年的旧日历，词典，以及在灵感空档时嚼嚼的一小袋巧克力。可爱的女人！

我坐下来工作。墙纸的图案是阿拉伯花叶，或者苏丹的宫女，或者——也许是四边形。我的眼睛盯住其中的一个图案。我想到了幽默。

一个声音惊醒了我——路易莎的声音。

“假如你不太忙，亲爱的，”那个声音说，“来吃饭吧。”

我看看表。哎，时间老人已经收回了五个小时。我便去吃饭。

“开头的时候，你不应该太辛苦，”路易莎说，“歌德——还是拿破仑？——曾经说过，脑力劳动每天五小时已经够了。今天下午你能不能带我和孩子们去树林子里玩玩？”

“我确实有点累。”我承认说。于是我们去树林子了。

不久以后，我进行得很顺利。不出一个月，我的产品就像五金那么源源不断。

我相当成功。我在周刊上的专栏引起了重视，批评家们私下议论说我是幽默界的新秀。我向别的刊物投稿，大大增加了收入。

我找到了这一行的诀窍。我可以抓住一个有趣的念头，写成两行笑话，挣一块钱。稍稍改头换面，完全可以抻成四行，使产值增加一倍。假如翻翻行头，加一点韵脚装饰和一幅漂亮的插图，便成了一首诙谐的讽刺诗，根本无从辨认它的本来面目。

我开始有富余的钱了，我们添置了新地毯和风琴。镇上的人也对我另眼相看，把我当做有点地位的人，不像以前在我做五金公司职员时，只把我当做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滑稽角色。

五六个月后，我的幽默仿佛渐渐枯涸了。双关妙语和隽永辞句不再脱口而出。有时候我的素材告急。我开始留意朋友们的谈话，希望从中汲取一些可用的东西。有时候我咬着铅笔，一连好几个小时瞪着墙纸，想搜索一些不经雕琢、愉快诙谐的泡沫。

对于我的朋友们，我成了一个贪婪的人，一个莫洛克、约拿[1]和吸血鬼。我心力交瘁，贪得无厌地待在他们中间，确实扫他们的兴。只要他们嘴里漏出一句机警的话，一个风趣的比喻，或者一些俏皮的言语，我就像狗抢骨头似的扑上去。我不敢信任自己的记忆力，只得偷偷转过身去，可耻地把它记在那个须臾不离的小本子上，或者写在上过浆的衬衫硬袖管上，准备来日之用。

我的朋友们都以怜悯和惊讶的眼光看我。我已经判若两人。以前我给他们提供了消遣和欢乐，而今我却在剥削他们。我再也没有笑话供他们逗乐了。笑话太宝贵，我可不能免费奉送我的谋生之道。

我成了寓言中可悲的狐狸，老是夸奖我的朋友们——乌鸦——的歌唱，指望他们嘴里能掉下我觊觎的诙谐的碎屑。

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回避我。我甚至忘了怎么微笑，即使听到了我要窃为己有的话，也不报之以笑脸。

我搜集材料时，没有一个人、一个地点、一段时间或者一个题目能够逃脱。甚至在教堂里，我那堕落的想象也在庄严的过道和廊柱之间搜寻猎物。

牧师念长韵诗的时候，我立刻想道：

“颂诗——讼师——包打官司——长韵——长赢——少输多赢。”

说教通过我思想的筛子，只要我能发现一句妙语或者俏皮话，牧师的告诫就全不在意地漏了过去。合唱团的庄严的赞美诗也成了我思绪的伴奏，因为我念念不忘的只是怎么把古老的滑稽加以新的变奏，正如把高音变为低音，低音变为中音一样。

我自己的家庭也成了我的狩猎场。我妻子非常温柔、率真、富于同情心、容易激动。她的谈话曾是我的乐趣，她的思想是永不枯涸的愉快的源泉。现在我利用了她。她蕴藏着女人特有的可笑而又可爱的矛盾想法。

这些浑朴和幽默的珍宝本来只应该用来丰富神圣的家庭生活，我却把它公开出售了。我极其狡猾地怂恿她说话，她毫不起疑，把心底话全掏了出来。我把它放在无情的、平庸的、暴露无遗的印刷物中公之于世。

我一面吻她，一面又出卖了她，简直成了文学界的犹大。为了几枚银元，我给她可爱的坦率套上无聊的裙裤，让它们在市场上跳舞。

亲爱的路易莎！晚上我像残忍的狼窥视荏弱的羔羊那样，倾听着她喃喃的梦话，希望替我明天的苦工活找些启发。不过更糟的事还在后面。

老天哪！下一步，我的长牙咬进了我孩子的稚气语言的脖子。

盖伊和维奥拉是两个可爱的思想和语言的源泉。我发现这一类的幽默销路很好，便向一家杂志社提供一栏“儿时记趣”。我像印第安人偷袭羚羊似的偷偷接近他们。我躲在沙发或门背后，或者趴在园子里的树丛中间，窃听他们玩耍嬉笑。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无情贪汉。

有一次，我已经山穷水尽，而我的稿件必须在下一班邮件中发出，我便躲在园子里一堆落叶底下，我知道他们会去那儿玩耍。我不相信盖伊会发觉我躲藏的地点，即使发觉了，我也不愿意责怪他们在那堆枯叶上放了一把火，毁了我一套新衣服，并且几乎送掉我一条老命。

我自己的孩子开始像躲避瘟神似的躲着我。当我像可怕的食尸鬼那样向他们掩去时，我总是听到他们说：“爸爸来啦。”他们马上收起玩具，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我成了多么可悲的角色！

我经济上搞得不坏。不到一年，我攒了一千元钱，我们生活得很舒服。

可是这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我不清楚印度的贱民是怎么样的，但我仿佛同贱民没有区别。我没有朋友，没有消遣，没有人生的乐趣。我的家庭幸福也给断送了。我像是一只蜜蜂，贪婪地吮吸着生命最美好的花朵，而生命之花却畏惧和回避我的蜇刺。

一天，有人愉快而友好地笑着向我打招呼。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遇到这类事情了。那天我打彼得·赫弗尔鲍尔殡仪馆走过。彼得站在门里，向我招呼。我感到一阵异常的难过，停了下来。他请我进去。

那天阴冷多雨。屋子里一个小炉子生着火，我们进了屋。有顾客来了，彼得让我独自待一会儿。我立刻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一种宁谧与满足的美妙感觉。我打量一下四周一排排闪闪发亮的黑黄檀木棺材、黑棺衣、棺材架、灵车的掸子、灵幡，以及这门庄重行业的一切配备。这里的气氛是和平、整饬、沉寂的，蕴含着庄严肃穆的思想。这里处于生命的边缘，是一个笼罩在永恒的安静下的隐蔽场所。

我一走进这里，尘世的愚蠢便在门口和我分了手。在这个阴沉严肃的环境里，我没有兴趣去思索幽默的东西。我的心灵仿佛舒服地躺在一张铺着幽思的卧榻上。

一刻钟前，我是个众叛亲离的幽默家。现在我是个怡然自得的哲学家。我找到了避难所，可以逃避幽默，不必绞尽脑汁去搜寻嘲弄的笑话，不必斯文扫地博人一粲，也不必费尽周折去思索惊人妙语了。

以前我和赫弗尔鲍尔不是很熟。他回来时，我让他先说话，惟恐他的谈吐同这个地方的挽歌般美妙的和谐不相称。

可是，不。他绝没有破坏这种和谐。我宽慰地长叹一口气。我生平从不知道有谁的谈吐能像彼得那样平淡无奇了。同他相比，死海都可以算是喷泉了。没有一丁点风趣的火花和闪光来损害他的语言。他嘴里吐出的字句像空气那般平凡，像黑莓那般丰富，像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吐出的、一星期前的行情纸条那样不引人注意。我激动得微微颤抖，抛出我最得意的笑话试了他一下。它无声无息地反弹了回来，锋芒全失。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人。

每星期我总有两三个晚上遛到赫弗尔鲍尔那里去，沉湎在他的后屋里。那成了我惟一的乐趣。我开始早些起身，快快赶完工作，以便在我的安息所里多消磨一些时间。在任何别的地方，我无法抛弃向周围勒索幽默的习惯。彼得的谈话却不同，任凭我拼命围攻，他也不打开一个缺口。

在这种影响下，我的精神开始好转。每个人都需要一点消遣来解除工作的疲劳。如今我在街上遇见以前的朋友时，竟然对他们笑笑，或者说一句愉快的话，使他们大为惊讶，有时我竟然心情舒畅地同我家里人开开玩笑，使他们目瞪口呆。

我被幽默的恶魔折磨得太久了，以致现在像小学生似的迷恋休息日的时间。

我的工作却受到了影响。对我来说，工作已不是从前那种痛苦和沉重的负担。我常常在工作时间吹吹口哨，思绪比以前酣畅多了。原因是我想早早结束工作，像酒鬼去酒店那样，急于去到那个对我有益的隐蔽所。

我的妻子心事重重，猜不透我下午去哪儿消磨时光。我认为最好不要告诉她真相，女人不理解这一类事情。可怜的女人！——有一次她确实受到了惊吓。

一天，我把一个银的棺材把手和一个蓬松的灵车掸子带回家，打算当做镇纸和鸡毛掸子。

我很喜欢把它们放在桌上，联想到赫弗尔鲍尔铺子里可爱的后屋。但是被路易莎看到了。她怕得尖叫起来。我不得不胡乱找些借口安慰她。但是我从她眼神里看出，她并没有消除成见。我只得赶快撤了这两件东西。

有一次，彼得·赫弗尔鲍尔向我提出一个建议，使我喜出望外。他以一贯的踏实平易的态度把他的账册拿给我看，向我解释说，他的收益和事业发展得很快。他打算找一个愿意投资的股东。在他认识的人中间，他觉得我最合乎条件。那天下午我和彼得分手时，他已经拿到了我存款银行的一千元支票，我成了他的殡仪馆的股东。

我得意忘形地回到家里，同时也有一点顾虑。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我妻子。但是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可以放弃幽默创作，再度享受生活的苹果，不必把它榨得稀烂，从中挤出几滴博人一笑的苹果汁——那将是何等的快慰！

晚饭时，路易莎把我不在家时收到的几封信交给我。好几封是退稿信。自从我经常去赫弗尔鲍尔那里以后，我的退稿信多得简直吓人。最近我写笑话和文章的速度非常快，文思也非常敏捷。以前我却像砌砖那样迟钝而痛苦地慢慢拼凑。

其中一封是和我订有长期合同的周刊的编辑寄来的，目前我们家的主要收入还是那家周刊的稿酬。我先拆开那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敬启者：

我社与您签订的年度合同已于本月期满。我们深为抱歉地奉告，明年不再准备与您续签。您以前的幽默风格颇使我们满意，而且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但最近两个月来，我们认为尊稿质量有显著下降。

您以前的作品显示了左右逢源、挥洒自如的诙谐与风趣，最近却显得苦苦构思，穷于应付，并有捉襟见肘、难以卒读之感。

我们在此表示歉意，并通知您今后不拟接受尊稿，敬希鉴谅。

编者谨启

我把这封信递给我的妻子。她看了后，脸拉得特别长，眼里含着泪水。

“卑鄙的家伙！”她愤愤地嚷道，“我敢说你写的东西同过去一般好。而且你花的时间连过去的一半都不到。”那一刻，我猜测路易莎想到了以后不再寄来的支票。“哦，约翰，”她带着哭音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没有回答，却站了起来，绕着饭桌跳起波尔卡舞步。我肯定路易莎认为这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急疯了，我觉得孩子们却希望我发疯，因为他们拉拉扯扯地跟在我背后，学着我的步子。如今我又像是他们往日的游伴了。

于是我说明高兴的原因，宣布我已经是一家殷实的殡仪馆的合伙股东，笑话和幽默去他妈的。

我妻子手里还拿着那封编辑的信，当然不能说我干得不对，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除了表示女人没有能力欣赏彼得·赫弗——不，现在是赫弗尔鲍尔股份公司啦——殡仪馆后面那个小房间是多么美妙的地方。

作为结尾，我再补充一点。今天在我们的镇子里，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受欢迎、更快活、说笑话更多的人了。我的笑话再度到处传播，被人广泛引用，我再度津津有味地听着我妻子推心置腹的絮絮细语而不存图利之心，盖伊和维奥拉在我膝前戏耍，散播着稚气幽默的珍宝，再也不怕我拿着一个小本子，像恶鬼似的盯在他们背后了。

我们的生意非常发达。我记账，照看店务，彼得负责外勤。我说我的轻松活泼足以使任何葬礼变成一个爱尔兰式的追悼宴会。

* * *

[1] 莫洛克是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为祭品。约拿是带来厄运的希伯来预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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