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特朗先生是巴黎颇有名气的律师，十年来他替不大合得来的夫妻打离婚官司，件件都很成功。且说他正打开事务所的门，闪开身，让一位新顾客走进来。

来者是个身体肥胖、脸色通红、蓄着浓密的金黄色颊髯的男子，一个大腹便便、血气盛、精力旺的男子。他先致了礼。

“请坐。”律师说。

客人干咳了一声，坐下来：

“先生，我是来请您为我打一场离婚官司的。”

“请说吧，先生，我听您说。”

“先生，我是个退休的公证人。”

“这么说早已经退休了！”

“是呀，已经退休了。我今年三十七岁。”

“请说下去。”

“先生，我的婚姻不幸，很不幸。”

“这样的人不只您一个。”

“我知道，我也同情其他不幸的人；不过我的情况非常特殊，我对妻子的不满，性质也与众不同。我这个婚结得很离奇。您相信存在有危险的观念吗？”

“您指的是什么？”

“您相信有些观念对于人的精神，就像毒药对人的身体一样危险吗？”

“是的，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有些观念钻进我们的头脑，蚕食我们，残害我们，让我们疯狂，如果我们不善于抵抗它们。这是一种心灵的根瘤蚜虫。如果我们不幸让这些思想中的一种溜进我们的头脑，如果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发现它是入侵者，一个主宰者，一个暴君，它就会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扩张，它就会不断地再来，扎下根，排挤掉我们对事物的全部正常的关注，吸引住我们的全部注意力，改变我们判断的眼光，我们就完了。

“先生，下面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刚才跟您说过，我曾经在鲁昂当过公证人，虽然生活有点拮据，还算不上穷，只是手头紧，不能无所顾忌，时刻都得强迫自己省着一点，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各种爱好，是的，各种爱好！在我那个年纪，这确实是很难受的事。

作为公证人，我很注意阅读报纸第四版上的广告：招聘和求职，小启事，等等；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我有好几次为顾客撮成了很合算的婚事。

一天，我读到这样一则启事：

未婚女士，美貌，有教养，品行端正，愿嫁一正派男士，并带给他两百五十万法郎现金。谢绝婚介所

这一天我碰巧和两个朋友一起吃晚饭，一个是诉讼代理人，一个是纱厂厂主。我已经记不清谈话怎么落到了婚姻的话题上。我笑着讲起这个有两百五十万法郎的未婚女士来。

纱厂厂主说：“这些女人到底是怎么啦？”

诉讼代理人已经见过几桩在这种情况下缔结的美满婚姻，于是提供了一些细节；然后他向我转过脸来补充说：

“见鬼，干吗不为您自己考虑考虑这件事？好家伙，两百五十万法郎，这可以替您去掉很多烦恼呀。”

我们三个不约而同地笑了笑，接着就谈起别的事。

一个钟头以后我回到自己住处。

这天夜里冷得很。再说我住的是老房子，一个像蘑菇似的外省的老房子。我刚把手搁在楼梯的铁扶手上，一股冰凉的寒气就钻进我的胳膊；我伸出另一只胳膊去找墙，碰到墙的时候第二股寒气又侵入我的肌体，这股寒气更潮湿，两股寒气汇集在我的胸膛，让我充满了苦闷、伤感和烦躁。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嘀咕道：

“好家伙，要是我有那两百五十万多好！”

我的房间很凄凉，那是一间由兼带做饭的女佣鼓捣出的鲁昂常见的单身汉客房。那房间，您可以想见它是什么德行！一张没有蚊帐的大床，一个衣橱，一个五斗柜，一个梳妆桌，没有生火。几件衣服堆在椅子上，地上到处是废纸散页。我偶尔去有歌舞表演的咖啡馆解闷；我随口用在那些地方学会的一支曲调低声哼唱道：

两百万，

两百万

真惬意，

外加五十万

和娇妻。

说真的，我还没有想过娶妻子；我钻进被窝，一下子想起这档子事来，想个没完没了，过了好久才睡着。

第二天，一睁眼，天还没亮，我记起来我还得在八点钟赶到达内塔尔镇办一件重要的事。所以我必须六点钟就起床——而且天寒地冻。都怪它，两百五十万！

我大约十点钟回到事务所。里面弥漫着烧红的取暖火炉的气味，旧纸张的气味，陈年诉讼案卷的气味（再也没有比这更难闻的了），还有文书们的气味——靴子，常礼服，衬衫，头发和皮肤，很少洗的冬季的皮肤；这一切都被炉火加温到了十八度。

像每天一样，我午饭吃了一份烤排骨和一块干酪。然后我又工作起来。

就是在这时候我第一次很认真地想到那个有两百五十万的未婚女士。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何不写封信去？何不去了解一下呢？

总之，先生，我就长话短说吧。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这念头始终纠缠着我，困扰着我，折磨着我。我一直经受的种种烦恼，种种小小的困难，过去并不怎么在意，甚至没有发现，此刻却像针扎一样刺痛着我；每一次这种轻微的刺痛，都让我立刻想到那个拥有两百五十万的未婚女士。

就这样，我构想出她的整个故事来。当人们渴望一种事情的时候，先生，人们总是把它想像成自己所希望的那样。

诚然，一个好人家的姑娘，有如此像样的陪嫁，还要登报找丈夫，这不太自然。不过，这姑娘也可能为人可敬，却有不幸的隐情哩。

首先，这两百五十万法郎的钱财并没有像幻境里的东西一样让我眼花缭乱。干我们这一行的人读过各种各样这类的征婚启事，我们已经习惯了附加六百万、八百万、一千万，甚至一千二百万陪嫁的动议。一千二百万这个数目甚至是相当普通的了。它投人所好。我明知道我们不大相信这种许诺的真实性。然而这类广告读多了，把这些异想天开的数字印进了我们的脑海；由于我们的信任力疏于戒备，它们提出的庞大金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真实可靠，我们已经倾向于认为一笔两百五十万的陪嫁是很可能、在道德上也很说得通的了。

因为，一个年轻姑娘，暴发户和女佣人的私生女，突然从生父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同时也得知了自己出身的污点，为了不向可能爱上她的人透露这一点，便通过一个世人常用的方法向陌生人发出呼吁，这方法本身就包含着对出身上的疵点的一种承认。

我的假设很愚蠢。然而我还是乐于信以为真。我们这些做公证人的，决不应该读小说；而我偏偏读过，先生。

五天以后，下午三点钟左右，我正在事务所工作，首席文书通知我：

“尚特弗利丝小姐到了。”

“请进。”

来者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稍显肥胖，棕色头发，神情有些尴尬。

“请坐，小姐。”

她坐下，低声说：

“是我呀，先生。”

“不过，小姐，我还不曾有这个荣幸认识您呢。”

“我就是您写信给她的那个人。”

“为一桩婚事吗？”

“是呀，先生。”

“啊！很好！”

“我亲自来了，因为办这种事最好还是本人出面。”

“我同意您的意见，小姐。这么说，您是希望结婚？”

“是呀，先生。”

“您家里还有什么人？”

她犹豫了一下，垂下了眼睛，结结巴巴地说：

“不，先生……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都已经去世了。”

我打了个激灵。这么说，我猜对了——我心里突然对这个可怜的人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同情。我不再追问，免得惹她难过。我接着说：

“您的财产是不带债务的净资产吗？”

这一次，她毫不犹豫地回答：

“啊！是的，先生。”

我全神贯注她观察她；说真的，她并不让我反感，尽管比我想像中的过于成熟了一点。她是一个受看的女人，一个壮实的女人，一个能够持家的女人。我忽然生了一个念头：一旦证实她的陪嫁钱财并非虚幻，我索性跟她演一出小小的感情喜剧，取我虚构的委托人而代之，变成她的情郎。我于是跟她谈起我的委托人，把他描绘成一个郁郁寡欢的人，正直可敬，可就是有点体弱多病。

她连忙说：“哎呀！先生，我喜欢身体很健康的男人。”

“您会看到他的，不过得等上三四天，因为他昨天动身去英国了。”

“啊！真麻烦。”她说。

“天哪，说麻烦，也不麻烦。您急着回家吗？”

“一点不急。”

“那么，就在这儿待几天吧。我会尽量帮您打发这段时间的。”

“您真是太客气了，先生。”

“您住在旅馆里吗？”

她说出鲁昂顶好的那家旅馆的名字。

“那么，小姐，您允许您未来的……公证人今晚请您吃饭吗？”

她好像有些担心，不知怎样才好，犹豫着；后来，她终于下定了决心：

“好吧，先生。”

“我七点钟去您的住处接您。”

“好吧，先生。”

“那么，今晚见，小姐。”

“好吧，先生。”

我把她送到门口。

七点钟，我已经到了她的住处。她为我刚刚作了一番打扮，接待我时显得十分娇媚。

我带她到一家我熟识的饭店，点了一顿令人眼花缭乱的美餐。

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她跟我讲起自己的身世来。她母亲是个贵夫人，被一个贵绅诱惑生下了她。她被寄放在一个农民家里养大。她继承了父亲和母亲的大笔钱财，现在富有了。不过她不会说出父母的名字，永远也不会。问她父母的名字，那是白费工夫；求她也没用，她不会说的。我也不是非要知道不可，就问起她的财产的情况。她立刻像一个注重实际、对自己信心十足，对数字、对证券、对收入、对利率和投资都如数家珍的女人一样侃侃而谈起来。她在这方面的精明顿时增强了我对她的信任感，我变得更加殷勤，虽然还有所保留；不过我向她清楚地表现出我爱上了她。

她说了些调情的话，不过不失优雅。我请她喝香槟酒，我也喝；美酒下肚，我乱了方寸。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就要变得胆大妄为，我担心，担心自己，也担心她，怕她也会有点激动，怕她也会顶不住。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又开始跟她谈她的陪嫁；必须以精确的方式对这笔钱财加以证实，因为我的委托人是个做生意的人。

她很痛快地回答：“啊！我知道。我把所有的凭证都带来了。”

“在这儿，在鲁昂？”

“是的，在鲁昂。”

“您放在旅馆里？”

“是呀。”

“您可以让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

“今天晚上？”

“当然可以。”

这一下省了我的大工夫。我付了账，我们就返回她的住处。

果然，她把所有的凭据都带来了。我无可怀疑了，因为我正在拿着它们，摸着它们，读着它们。我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立刻萌生出一股拥吻她的强烈的愿望。我的意思是说，一股纯洁的愿望，一股人在高兴时会有的那种愿望。就这样我拥吻了她，天哪。一次，两次，十次……以至于……在香槟酒帮助下……我顶不住了……不……不如说……她顶不住了。

啊！先生，发生了这事以后，我一脸的不快……她也一样！她哭得泪如泉涌，求我不要辜负她，不要抛弃她。我答应了她的所有愿望。离开时我的情绪坏透了。

怎么办呢？我奸污了我的女委托人。如果我真有一个男委托人推荐给她，倒也罢了，可是我没有。我就是那个男委托人，天真的男委托人，被他自己欺骗了的男委托人。多么荒唐的局面啊！不错，我可以撒手不管她。但是陪嫁，那笔诱人的陪嫁，美好的陪嫁，是摸得着，稳可到手的呀！再说，这可怜的姑娘，在我这样出其不意地玷污了她以后，我有权抛弃她吗？可是以后会有多少烦恼哟！

跟一个这么容易屈服的女人在一起，真是太不安全！

悔恨不迭，心烦意乱，心惊肉跳，我就这样度过了一个犹豫不决的难熬之夜。不过，天亮时，我的头脑清楚了。我穿上一身讲究的衣服；十一点敲响时，我来到她下榻的旅馆。

她看到我时，刷地脸红到耳根。

我对她说：

“小姐，只有一件事可以弥补我的过失。我向您求婚。”

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同意。”

我娶了她。

半年过去了，一切都很好。

我出让了我的事务所，过着吃利息的生活。说真的，对我的妻子，我没有一点可责备的，一点也没有。

不过我渐渐发现，她时不时地出去，而且出去的时间挺长。这种情况总发生在固定的日子，一周是星期二，一周是星期五。我以为她有外遇了，于是跟踪她。

这是一个星期二。她在一点钟的光景出门，沿着共和国街往南走，向右拐，进了大主教宫后面的那条街，走上大桥街，一直到塞纳河边，顺着沿河马路一直走到石桥，过了河。从这时起，她好像很担心，经常回过头来观察过路人。

我穿一身煤炭商的服装，所以她没有认出我。

最后，她进了左岸的车站。我不再怀疑了，她的情人就要乘一点四十五分的火车到站。

我藏在一辆四轮货车后面等着。一声汽笛响……一批旅客涌出来……她走向前，冲过去，把一个乡下胖女人陪着的一个三岁的小女孩紧紧搂在怀里，激动地吻她。接着，她转过身，看见另一个孩子，年龄更小些，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由另一个乡下女人抱着；她扑了过去，使劲搂他，然后，她在两个孩子和两个保姆簇拥下，向幽深凄凉、专供散步的长长的王后大道走去。

我回家了。我惊愕万分，神情沮丧；似乎明白了，却又大惑不解，根本不敢再去猜测了。

她回来吃晚饭的时候，我朝她冲过去，大声吼叫：

“那些孩子是怎么回事？”

“哪些孩子？”

“你去圣瑟维尔车站接的乘火车来的那些孩子。”

她大叫一声，昏了过去。苏醒过来的时候，她一边涕泗滂沱，一边向我供认她有四个孩子。是的，先生，星期二两个，是两个女孩；星期五两个，是两个男孩。

这就是——多么可耻啊！——这就是她的钱财的来源。——四个父亲！……她就是这样积累起她的陪嫁。

“现在，先生，您看我该怎么办？”

律师严肃地回答：

“承认他们是您的孩子，先生。”

* * *

[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的《吉尔·布拉斯报》；同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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