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安年科夫[1]

客人早就散了。钟敲过十二点半。屋子里只留下主人、谢尔盖·尼古拉伊奇和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

主人按了铃，吩咐仆人收去吃剩的晚餐。

“那么，这件事就决定下来了，”他点燃起一支雪茄烟，在圈手椅里把身子更靠紧椅背，一面说道。“我们每个人都得讲一讲自己初恋的故事。谢尔盖·尼古拉伊奇，该您讲。”

谢尔盖·尼古拉伊奇是一个圆脸的小胖子，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他先看一下主人，然后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我不曾有过初恋，”他后来说，“我一开头就是第二次恋爱。”

“这是什么意思？”

“非常简单。我第一次追求一位漂亮的年轻小姐，是在我十八岁那年；然而就是在追求她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新奇的感觉：我后来追求别的女人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一句真话，我的初恋是在我六岁的时候，对我奶妈的爱，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的恋爱。可是这件事早已过去了。我跟她中间的详细情形，我都忘记了，即使我还记得，谁又有兴趣来听这些呢？”

“那么怎么办呢？”主人说。“我的初恋也没有多大趣味；我认识我现在的妻子安娜·伊万诺夫娜以前，我从来没有爱过谁：我们中间的经过情形也非常顺利，我们两家父亲给我们做主，我们不久就互相恋爱了，很快地就结了婚，我的故事用两句话就可以讲完。我老实说一句，先生们，我提出初恋这个题目，就是指望着你们，你们年纪不算大，可也不是年轻的单身汉。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您可以给我们讲点有趣的吗？”

“我的初恋的确不算十分平凡，”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稍微有点迟疑地回答，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的黑头发中间已经现出灰白色了。

“哦！”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伊奇齐声说，“那太好了……讲给我们听！”

“好吧……不成，我不想讲故事，我不是讲故事的能手。我会把故事讲得枯燥，简短，不然就是冗长，不自然。倘使你们允许的话，我可以把我记得的事情都写在笔记本里，念给你们听！”

朋友们起初都不同意，然而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坚持自己的意见。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又聚在一块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履行了他的诺言。

下面的故事就是他写在笔记本里的：

一

事情发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那时候我十六岁。

我住在莫斯科我父母那里。他们在无愁园[2]对面卡卢加门附近租了一所别墅。我在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不过并不用功，也不着急。

没有人妨碍我的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在我的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离开以后。这个法国人想到自己像炮弹似的（comme une bombe）落到俄国来，实在忍受不了，所以他整天带着怨恨的神情躺在床上。我父亲对我亲切，却并不关心，我母亲差不多不理我，虽然她就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她的心让别的一些忧虑占据了。我父亲当时还算年轻，而且非常漂亮，他为了财产的缘故跟母亲结了婚，母亲比父亲大十岁。我母亲过着悲惨的生活，她老是激动，嫉妒，生气，可是不敢在我父亲面前露出来；她非常怕他，他总显得那么严肃，冷静，疏远……我从没有见过比他更镇静、更自信、更有威风的人。

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别墅里过的最初几个星期。天气好极了，五月九日，就是圣·尼古拉[3]节那一天，我们搬到城外去。我有时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有时到无愁园，有时就溜到郊外；我随身总带一本书——例如盖达诺夫的教科书[4]，可是我很少去翻它；我倒常常高声朗诵诗篇，我背得出很多诗句；那时候我的血在沸腾，我的心在发痛，有一种极舒服、而又莫名其妙的感觉。我总是在期待着，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叫我害怕似的，而且我对什么都感到惊奇，我整个的身心都准备好去接受什么。我的幻想在活动，一直绕着那一些同样的形象急急地转来转去，就像雨燕在晨光中绕着钟楼飞翔一样；我沉思，我忧伤，我甚至掉下了眼泪；然而即使在有音乐旋律的诗歌，或者黄昏的惊人的美所引起的眼泪和忧伤中间，青春和蓬勃生命的欢乐感情也还像春草似地生长起来。

我有一匹小马，我常常亲自给它上鞍，骑着它独自远行，我纵马疾驰，想象自己是一个古代比武场中的骑士——风在我的耳边叫得那么高兴！——或者仰望天空，把它那明媚的阳光和蔚蓝吸引到我的开放的心灵里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女人的形象，女性的爱的幻影在我的脑子里差不多还没有成型，然而我所想到的，我所感觉到的一切中间，已经有一种新鲜的、说不出的甜蜜的女性形象的预感——一种半意识的、羞涩的预感偷偷地在那儿隐藏着了……

我整个身体充满了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我呼吸它，它跟着我的每一滴血流遍我全身的血管……它是注定了很快就要实现的。

我们的别墅是一所有圆柱的、木结构的宅子，两边各有一所侧屋。左边的侧屋是制造廉价糊墙纸的小工场，我不止一次溜到那里去，观察那十多个身体瘦弱、头发蓬乱、穿着油腻长衫、面容憔悴的小孩，他们不停地在压着印刷机矩形版的木杠杆上跳动，靠他们瘦弱身体的重量，印出糊墙纸的各色花纹。右边侧屋还空着，是预备出租的。有一天——五月九日以后三个星期的光景——那所侧屋的百叶窗打开了，露出来女人的脸；有一家人搬进来住了。我记得就是这一天午饭的时候，母亲问起仆人，我们的新邻居是什么人，她听到扎谢金娜公爵夫人的名字，起先倒带点敬意地说：“啊，公爵夫人……”后来又添上一句：“一定是一位穷的。”

“他们雇了三部出租马车来的，太太，”仆人恭敬地端上菜盘，一边说；“他们自己没有马车，太太，他们的家具也很简单。”

“可是，”母亲说，“那倒好些。”

父亲冷冷地望她一眼，母亲不做声了。

的确，扎谢金娜公爵夫人不能算有钱的女人，她所租的那所侧屋是那么破旧，窄小，而且又是那么低，稍微有点钱的人都不乐意住在那里。不过当时我听过就忘了。公爵的头衔对我没有什么作用：我刚念过席勒的《强盗》[5]。

二

我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带着枪在花园里踱来踱去，守候乌鸦。我一向就痛恨这种小心翼翼的、狡猾的、贪心的鸟儿。就是我所讲到的那一天，我也像平常那样走到花园里去——但是，我白白地走遍了园中的小径（乌鸦已经认识我了，只是远远地断断续续地叫了几声），我无意中走近那道把我们的花园跟右边侧屋后面（属于那所小宅的）的一条狭长园子隔开的矮木栅。我埋下头走着。我突然听到人声，我朝着木栅那面望过去——于是，我发愣了……我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

离开我不多几步——在草地上，绿色覆盆子丛中站着一个身材苗条修长的少女，她穿一件有条纹的粉红衫子，头上包一块白头帕；四个年轻人围在她的四周，她拿着一些我叫不出名字、但是孩子们都熟悉的灰色小花轮流地敲他们的前额。这种花的形状像小袋子，它们打在硬东西上就会带着响声，大张开来。年轻人非常高兴地向她伸出前额，而在少女的动作里（我只看见她的侧面），有着一种迷人的、专横的、亲切的、嘲弄的、动人的地方，我差一点惊喜交集地叫出声来了，只要这些秀美的手指敲一下我的前额，我愿意马上抛弃人世间的一切。我的枪掉到草地上去了，我忘记了一切，我不转眼地凝望她那优美的体态，颈项，美丽的手，白头帕下面微微蓬松的淡黄色鬈发，半闭的敏慧的眼睛，这样的睫毛，和睫毛下面的娇柔的脸颊……

“年轻人，嗳，年轻人，”突然有人在我旁边大声说。“难道可以这样地望着陌生的小姐吗？”

我吓了一跳，我发呆了……我旁边，在木栅的那一面，有一个黑头发剪得短短的男人站在那里，用讥笑的眼光望着我，就在那个时候，少女也朝着我掉过脸来……我在那张灵活的、生气勃勃的脸上看到一对灰色的大眼睛，她整个脸忽然微微动了一下，笑了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眉毛好玩地往上一挑……我的脸发红，我从地上抓起枪就跑。一阵响亮的、但并非恶意的笑声跟在我后面。我逃回自己的屋子，倒在床上，两只手蒙着脸。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又很高兴，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激动过。

我休息了一会儿，梳好头发，洗好脸，下楼去喝茶。那个少女的面影又浮到我的眼前，我的心已经不再狂跳了，心紧得真叫人感到舒服。

“你怎么啦？”父亲突然问我，“打着乌鸦了吗？”

我正要把全部的事都告诉他，然而我又忍住了，我只是独自微笑。我上床的时候，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用一只脚站着旋转了三次，又在头发上擦了油，躺下去，整夜睡得像死人一样。天快亮的时候，我醒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十分快乐地朝四周望望，又睡着了。

三

早晨我睁开眼睛，第一个思想就是：“怎么能跟他们认识呢？”喝早茶以前，我就跑到花园里去了，可是我并没有十分走近那道木栅，而且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喝过早茶以后，我在别墅前面的街上来来去去不知道走了多少次，远远地望着小宅的窗子……我仿佛看见她的脸在窗帷后面，我立刻惊慌地跑开了。“我一定要认识她，”我一边在无愁园前面那片沙地上胡乱地走来走去，一边想道。“可是用什么方法呢？问题就在这儿。”我回想我们昨天遇见的种种细节，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她对我一笑的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楚……然而在我费尽心思想出种种办法的时候，命运早就替我安排好了。

我不在家的时候，母亲收到我们新邻居送来的一封用灰色纸写的、褐色火漆封口的信，这种火漆只有在邮局通知书上，或者在廉价葡萄酒瓶塞上才可以看到。在那封文句不通、字迹潦草的信里，公爵夫人请求母亲帮助她。照公爵夫人的说法，我母亲跟一班显要人物很熟，而她和她的孩子们的命运都操在那班人的手里，因为她现在有一些重大的诉讼事件。她写着：“我以一个贵妇人的身份向另一个贵妇人求援，我很欣喜能利用此机会。”她在信的结尾，要求母亲允许她来拜访。我回到家，看到母亲心里很不高兴：父亲不在家，她没有人可以商量，不答复“贵妇人”，并且还是一位公爵夫人，这实在不可能，可是怎么写回信，就叫母亲感到为难了。她觉得写法文信不合适，而写俄文信呢，俄文拼法又非她所长——她知道这一点，不愿意让自己丢脸。所以她看见我回来非常高兴，吩咐我立刻到公爵夫人家里去，口头告诉她：我母亲乐意随时为公爵夫人效劳，邀请她下午一点钟到我们家来。我的秘密的心愿实现得出乎意外地快，倒叫我惊喜交集了。可是我一点也没有表露出我心里的骚动——就先跑回自己的屋子，系上一条崭新领结，穿起新的常礼服：我在家还穿短上衣和翻领衬衫，其实我已经很讨厌这种服装了。

四

我走进这所侧屋的又窄又脏的前厅时，浑身不由自主地打起颤来，我遇见一个灰白头发的老仆人，他有一张暗铜色的脸和一对忧郁的猪眼睛，额上、鬓角边刻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那么深的皱纹。他捧着一盘肉啃光了的鲱鱼背脊骨，用脚关上通另一间屋子的门，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您有什么事？”

“扎谢金娜公爵夫人在家吗？”我问道。

“沃尼法季！”门内传来刺耳的女人的声音。

仆人默默地把背掉向我，露出他那件号衣的破旧的后背（号衣上只有孤零零的一颗带纹章[6]的红钮扣），他把盘子放在地上，走进去了。

“你到警察局去过吗？”又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在讲话。仆人含糊不清地在说些什么。“啊？……有人来了？”又听到她的声音。“隔壁人家的少爷！好，请他进来。”

“少爷，请您到客厅里去，”仆人又走出来对我说，一边从地上拿起盘子。

我整理一下衣服，走进了“客厅”。

我走进去的那间屋子不大，也不很干净，有几件简陋的家具好像是匆匆忙忙随便地摆在那里似的。靠近窗口，一个不好看的五十岁光景的老太太正坐在一把断掉一只扶手的圈手椅上，她没有戴帽子，身上穿一件绿色的旧衣服，颈项上围一条粗绒线的花围巾。她那双不怎么大的黑眼睛那样牢牢地瞪着我。

我走到她跟前，向她行礼。

“我可以跟扎谢金娜公爵夫人讲几句话吗？”

“我就是公爵夫人，那么您是B.先生的少爷？”

“是，太太。我母亲叫我来传话的。”

“请坐。沃尼法季，我的钥匙在哪儿，你看到吗？”

我把母亲对她来信的回答告诉扎谢金娜公爵夫人。她一边听我讲话，一边用她发红的胖手指敲着窗框，我说完了，她又把我打量了一番。

“好极了；我一定来，”她后来说。“您真年轻呀！请问您有多大岁数？”

“十六岁，”我不由自主地口吃起来。

公爵夫人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写满了字的油污的纸，拿到鼻子跟前，翻来覆去地仔细在看。

“多么好的年纪，”她突然说，她坐立不安地在椅子上转动。“啊，请您不要客气。我这里很随便。”

“太随便了，”我想道，我望着她那难看的身形，不由得感到厌恶。

这时候客厅的另一道门很快地打开了，门槛上站着昨天傍晚我在花园里见到的那个少女。她举起一只手，脸上露出嘲讽的微笑。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夫人用肘拐指着她说，“齐诺奇卡[7]，他是我们邻居B.先生的少爷，请问您的大名？”

“弗拉基米尔，”我站起来回答，紧张得说不清楚了。

“那么您的父名呢？”

“彼得罗维奇。”

“噢，我认识一位警察局长，也叫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沃尼法季！不用找钥匙了，钥匙在我的衣袋里。”

少女带着先前那样的笑容，微微眯起眼睛，略微歪着头，一直在望我。

“我已经认识麦歇沃尔德马尔[8]，”她说，她那清脆、响亮的声音使我全身起了一种愉快的战栗。“您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吗？”

“小姐，您说到哪儿去啦！”我结结巴巴地说。

“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公爵夫人问道。

公爵小姐不理她的母亲。

“您现在有事吗？”她说，她的眼睛一直在看我。

“没有什么事，小姐。”

“您愿意帮我绕绒线吗？来，到这里来，到我屋子里来。”

她朝我点点头，走出了客厅，我跟在她的后面。

我们走进去的那间屋子里，家具讲究一点，布置得雅致一点。可是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什么都不能注意了：我好像在梦中行动一样，我觉得全身充满了一种近乎愚蠢的、紧张的幸福感。

公爵小姐坐下，取出一绞红绒线，叫我坐在她对面；她仔细地解开那绞红绒线，套到我的手上。她默默地做这些，始终带一种滑稽的郑重神气，同时在微微张开的嘴唇上露出那种快乐的、狡猾的微笑。她把绒线绕在一张折起来的纸牌上，忽然她的眼光那么明亮，那么快速地向我一闪，使我不由自主地埋下了眼睛。她平常总是眯着的眼睛张大了，她的面容完全变了：她脸上好像充满了光辉似的。

“您昨天对我怎么看法，麦歇沃尔德马尔？”她停了一会儿，问道。“您大概认为我不对吧？”

“我……公爵小姐……我什么也没有想过……我怎么能够……”我狼狈地说。

“请听我说，”她反驳我。“您还没有了解我：我是一个很古怪的人；我希望别人永远对我讲真话。我刚才听说您才十六岁，可是我二十一岁了；您看，我比您大得多，所以您应当永远对我讲真话……而且听我的话，”她又说了一句。“看着我——您为什么不看我呢？”

我更加发慌了，不过，我还是抬起头来望着她。她微微笑了笑，但已经不再是先前的那种笑了，而是另外一种赞许的微笑。

“看着我，”她温柔地压低声音说：“我不讨厌别人看我。我喜欢您的脸，我预感得到，我们会成为朋友的。可是您喜欢我吗？”她狡猾地又加了这一句。

“公爵小姐……”我刚开始说。

“第一，应该叫我齐娜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第二，小孩子（她自己马上改正了）——年轻人不把他们的感受坦白地说出来，这是哪一种习惯呢？大人才可以这样。您不是喜欢我吗？”

她这样坦率地跟我讲话，虽然使我非常喜欢，可是我感到有一点委屈。我想让她知道，她并不是在跟小孩子说话，所以尽可能地装出很自如的、很严肃的神情说道：

“当然，我非常喜欢您，齐娜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这我不想隐瞒。”

她摇摇头，歇了歇，又摇摇。

“您有家庭教师吗？”她突然问道。

“不，我很早就没有家庭教师了。”

我撒了谎；我离开我那个法国教师还不到一个月。

“哦！我明白了——您完全是大人了。”

她轻轻地敲了一下我的手指。

“手伸直！”于是她勤快地绕起绒线来。

我趁她没有抬眼的时候，端详她，起先偷偷地看，后来越来越大胆了。我觉得她的脸比昨天傍晚的时候更动人：在她脸上一切都显得那么秀气，那么聪明，那么可爱。她背朝那扇挂着白色窗帷的窗坐着，阳光透过窗帷射进来，一抹柔和的光照在她那蓬松的金黄色头发上，她那洁白的颈项上，她那微斜的肩膀上，她那娇柔、平静的胸脯上。我望着她——现在，她对我已经是多么亲密，多么接近了！我觉得我早已认识她了，在认识她以前，我什么都不懂，甚至根本就没有生活过……她身上穿一件深色的旧长袍和一条围裙；我多么想抚摩这长袍和围裙的每一道褶纹。她的鞋尖从长袍下端露了出来：我多么想拜倒在这双鞋子跟前……“现在，我坐在她的对面，”我想道，“我已经认识她了……多幸福呀，上帝啊！”我高兴得几乎要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但是我只不过微微摆动一下我两只脚，就像一个得到糖果的小孩似的。

我快活得像水中的鱼，我愿意永远不走出这间屋子，不离开这个地方。

她慢慢地抬起眼睑，她那双亮的眼睛又亲切地望着我了，又微笑了。

“您那样子看我，”她慢慢地说道，伸出一只手指点着我。

我脸红了……“她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到了，”这念头在我的脑子里闪过。“可是，她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会不看到呢！”

突然隔壁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在响——马刀的响声。

“齐娜！”公爵夫人在客厅里高声喊道。“别洛夫佐洛夫给你带来一只小猫。”

“小猫！”齐娜伊达大声说，连忙从椅子上起来，把绒线球丢在我的膝上，就跑出去了。

我也站起来，把绒线绞和绒线球放到窗台上面，走进客厅，我迟疑不决地站住了：在屋子中间躺着一只伸着脚爪的小花猫，齐娜伊达跪在它的前面，小心地托起它的小脸。公爵夫人身边有一个金色鬈发的年轻骠骑兵，他一个人几乎把两堵窗中间的空隙挡住了，他有玫瑰色的脸颊和一对凸出的眼睛。

“多好玩！”齐娜伊达接连说了好几次：“它的眼睛不是灰的，而是绿的。好大的耳朵啊！谢谢您，维克托·叶戈雷奇，您真好！”

我认出那个骠骑兵，就是昨天傍晚我看见的年轻人中间的一个，他笑了一笑，鞠一个躬，靴子上的踢马刺“啪的”响了一下，马刀链子也发出了响声。

“您昨天说起要一只大耳朵的小花猫……我办到了，小姐。您的话就是法律。”他又鞠了一个躬。

小猫轻轻地叫着，在地板上闻起来。

“它饿了！”齐娜伊达大声说。“沃尼法季，索尼娅！拿一点牛奶来。”

一个女仆穿一件黄色旧衣服，颈项上围一条褪色的项巾，拿着一小盘牛奶走了进来，把盘子放在小猫面前。小猫吃惊地抖了一下，眯眯眼睛，就开始舐牛奶了。

“它的粉红色小舌头多好看！”齐娜伊达的头几乎贴在地板上，她从小猫侧面鼻子下边望过去，说。

小猫吃饱了，装腔作势地动动脚爪，咪咪地叫起来。齐娜伊达伸直身子，随随便便地对女仆说：

“把它拿走。”

“为了这只小猫，——请您给我手，”骠骑兵咧开嘴笑着说，动一下他那紧紧裹在新制服里面的强壮的身子。

“给您两只手，”齐娜伊达答道，就向他伸出双手来。在他吻她一双手的时候，她从他肩头上望着我。

我还是呆呆地站在原来的地方，不知道我应该笑呢，还是应该说一两句话，还是就这样沉默着。忽然我从前厅开着的门口看到我们家的仆人费奥多尔的身形，他向我做手势。我机械地走到他跟前。

“你来干什么？”我问他。

“您母亲叫我来找您，”他低声说，“她在生气，您还没有带口信回去。”

“难道我在这儿待了很久吗？”

“一个多钟点了。”

“一个多钟点了！”我不自觉地跟着说了一遍，就回到客厅，向主人恭敬地行礼告辞。

“您到哪儿去？”公爵小姐从骠骑兵身后望我一眼，问道。

“我得回家了，小姐。”我又向着公爵夫人加了一句说：“我就告诉家母，您下午两点钟到我们家里去。”

“您就这样说吧，少爷。”

公爵夫人连忙拿出鼻烟壶，大声地吸一下鼻烟，使得我甚至吃了一惊。

“就这样说吧，”她又说了一遍，一面含着眼泪眨眨眼睛，又打喷嚏了。

我又鞠了一个躬，掉转身子，走出去了。我暗地里感到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知道有人在背后望他时所常有的那种局促不安的感觉。

“请您不要忘记再来看我们，麦歇沃尔德马尔。”齐娜伊达大声说，又笑起来了。

“她为什么总爱笑呢？”我在路上想。费奥多尔陪我回家，他一句话也不说，带着一种不满意的神情跟在我背后。母亲责备我，而且奇怪：我在公爵夫人家里待了这么久，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我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就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我突然觉得非常悲哀……我竭力忍住不要哭……我嫉妒那个骠骑兵。

五

公爵夫人如约来拜访我母亲，可是留给母亲一个不好的印象。她们会见的时候，我不在家。不过在餐桌上，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她觉得这位扎谢金娜公爵夫人是une femme très vulgаire[9]，说她不断地恳求母亲在谢尔盖公爵面前替她讲情，使母亲讨厌透了。又说她总是在搞一些诉讼的事情——des vilaines affaires dargent[10]——因此她一定是一个非常喜欢挑拨是非的人。然而母亲又说，她已经请她同她女儿明天中午来吃饭（我听见说“同她女儿”，便做出埋头吃东西的样子）——因为她总算是我们的邻居，何况又是贵族。父亲听见这些话，就告诉母亲，他现在记起这位夫人是谁了；他年轻时候认识已故的扎谢金公爵。公爵受过很好的教育，却是一个头脑简单、荒唐无聊的人，因为他在巴黎待了很久，交际社会就给他起个绰号：le Parisien[11]。他本来很有钱，可是他把财产全输光了。——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也许是为了金钱的关系吧，他跟一个小职员的女儿结了婚。“不过，即使是为了钱，他也可以选个好一点的，”父亲冷冷地笑了笑，又接着说，“结婚后，他又去做投机生意，这一次完全破产了。”

“但愿她不要来借钱，”母亲说。

“这很可能，”父亲安静地说。“她会讲法语吗？”

“讲得很不好。”

“嘿，那倒无所谓。你好像说你也请了她女儿，有人对我说她的女儿倒是一个很可爱、很有教养的小姐。”

“哦，那么说，就不像她母亲了。”

“也不像她父亲，”父亲接着说。“他虽然受过很好的教育，可是他仍然是一个傻瓜。”

母亲叹了一口气，沉思起来。父亲也不再说什么了。我在旁边听见他们这段谈话，感到很不舒服。

饭后，我又到花园里去了，不过没有带枪。我自己发誓不再走近扎谢金娜家的园子，可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吸引到那里去——而且也不是白走一趟。我刚走近那道木栅，就看到齐娜伊达。这一次就只有她一个人。她手里捧着一本书，慢慢地顺着小径走来。她没有注意到我。

我差一点要让她过去了，可是我立刻又改变主张，我咳嗽了一声。

她回过头来，可是并不停步，只用一只手把圆草帽上天青色宽丝带掠开，望了望我，静静地笑了笑，又埋下眼睛去看书了。

我脱下便帽，迟疑了一下，带着沉郁的心走开了。“Que suis-je pour elle？[12]”我用法语（天晓得是为什么缘故）这样想。

我背后响起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看——父亲跨着轻快的步子朝我走来。

“她就是公爵小姐？”他问我。

“公爵小姐。”

“你难道认识她？”

“今天早晨我在公爵夫人那儿见过她。”

父亲止了步，脚后跟很快地掉转，往回走去。他走到跟齐娜伊达并排的时候，恭敬地向她鞠了一个躬，她也向父亲还了礼，脸上露出一点惊讶的样子，把书放下。我看见她的眼睛一直在跟着他。父亲的服装素来很讲究，有他独特的风度，可又是非常朴素。然而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的风采像今天这么优美；我从来没有看到他那顶灰色呢帽像今天这样恰到好处地戴在他已经有点稀疏的鬈发上。

我刚向齐娜伊达走去，可是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重新把书举起来，走开了。

六

这一天整晚和第二天早晨，我都在一种郁郁不乐的麻木状态中度过。我记得我想用功，拿起盖达诺夫的书，可是这本著名教科书的排得很稀的每一行、每一页都白白地从我的眼前溜过去了。我把“尤利乌斯·恺撒[13]以作战勇敢而著名”的这一句，接连读了十遍——却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终于丢开了书。午饭前，我又在头发上涂了油，又换上常礼服，系上领结了。

“这是为什么？”母亲问我道。“你还不是大学生，天晓得，你能不能通过大学考试？而且你的短上衣做了还不久呢！你不能就把它丢掉。”

“要来客人，”我轻轻地、几乎绝望地说。

“别胡说！这算什么客！”

我只好服从，我脱去常礼服，换上短上衣，不过没有取掉领结。午餐前半小时，公爵夫人同她女儿来了，老太太在她那件我见过的绿色衣服外面加了一条黄披巾，戴一顶饰着火红色缎带的老式帽子。她一开头就说起她的“期票”，叹气，哭穷，“不断地恳求”帮助，可是她一点都不讲礼貌：还是那样大声地吸鼻烟，还是那样自由地在椅子上扭来转去，坐立不安。她好像完全没有想到，她是一位公爵夫人。齐娜伊达的态度恰恰跟她相反，非常庄重，差点儿显得高傲了，是真正公爵小姐的气派。她脸上有一种冷冰冰的端庄和尊严，我简直不认识她了，我也认不出她的微笑，她的目光，虽然我觉得她在这种新姿态中，也还是很美。她穿一件浅蓝色花轻纱长袍；头发照英国式梳的，梳成长长的一条一条的发鬈垂在颊上。这种式样跟她脸上冷冰冰的表情非常相称。午餐的时候，父亲坐在她旁边。他用他特有的那种优雅而大方的殷勤在招待他的邻座。他偶尔望她——她也偶尔望他，而且带着这么奇怪的、几乎是敌意的眼光。他们用法语交谈，我记得，齐娜伊达发音的准确叫我吃惊。公爵夫人在席上还是像先前那样地一点也不讲礼貌，她吃得很多，而且夸菜做得好。母亲显然给她烦透了，用一种厌烦的、冷淡的态度在应付她。父亲偶尔微微地皱皱眉头。母亲也不喜欢齐娜伊达。

“一个多骄傲的女人，”第二天母亲这样说。“你想她凭什么骄傲——avec sa mine de grisette！[14]”

“大概，你还没有看到过轻佻的女子，”父亲对她说。

“所以谢天谢地了！”

“自然，谢天谢地……只是你怎么就可以给她们下断语呢？”

齐娜伊达压根没有理过我，吃过饭以后，公爵夫人就站起来告辞了。

“我就指望着你们的照顾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和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她像唱歌似地对父亲和母亲说。“我有什么办法呢！过去有过好日子，可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我虽是一个有爵位的夫人，”她带着令人不愉快的笑声加了一句，“但要是没有吃的，虚名又有什么用！”

父亲对她恭敬地鞠了一个躬，送她到前厅门口。我就穿着短上衣站在那里，低头望着地板，仿佛是一个判了死罪的犯人。齐娜伊达对我的态度把我完全毁了。却不料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她眼睛里又带着先前那种温柔的表情，很快地低声对我说：

“八点钟到我们家里来，听到吗？一定来……”

这使我多么惊奇！我刚伸出手去，可是她已经把白披巾搭到头上，走了。

七

准八点钟，我穿上了常礼服，头发梳得高高的，走进公爵夫人住的小宅子的前厅。老仆人不高兴地望了我一眼，不情愿地勉强从凳子上站起来。客厅里有欢笑声。我推开门，不由得吃惊地往后退了一步。公爵小姐站在屋子当中一把椅子上，把一顶男人帽子朝前拿着，椅子四周站了五个男子。他们争着把手放进帽子里去，可是公爵小姐却把帽子举得高高的，用力摇动它。她看到我进来，就大声说：

“等一等，等一等！有新客人啦，也应当给他一张票子，”她轻盈地从椅子上跳下来，拉住我的常礼服的袖口。“跟我来！”她说，“您站着干什么？诸位麦歇，你们认识认识吧，这位是麦歇沃尔德马尔，我们邻家的少爷。这位是，”她挨着次序，介绍我认识她的客人。“马列夫斯基伯爵，这位是鲁申医生，这位是迈达诺夫诗人，这位是退职的上尉尼尔马茨基，这位是别洛夫佐洛夫，骠骑兵，您已经看到过了。希望你们大家都成为好朋友。”

我非常不好意思，我甚至忘记对他们行礼了。我认得鲁申医生，就是在花园里丝毫不留情地羞辱过我的那位浅黑色皮肤的先生，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

“伯爵！”齐娜伊达继续说，“请您写一张票子给麦歇沃尔德马尔。”

“那不公平，”伯爵带一点波兰口音答道。这是一个穿得很时髦的、棕色头发的美男子，有一对很灵活的褐色眼睛和一个窄小的白鼻子，小嘴上有一撮修剪得很精致的唇髭。“他还没有跟我们一块儿玩过‘摸彩’游戏呢。”

“不公平！”别洛夫佐洛夫和那位被称为退职上尉的人也说了一遍。上尉大约有四十岁，脸上的麻子多得可怕，头发鬈曲得像黑人一样，驼背、弯腿，身上穿一件没有肩章、钮扣松开的军服。

“我的意思要给他写一张票子，”公爵小姐又说。“为什么要反抗呢？麦歇沃尔德马尔第一次跟我们一块儿玩，他今天用不着遵守规则。不要埋怨了，写吧！我要这样做的。”

伯爵耸了耸肩膀，可是恭顺地埋下头去，用戴满戒指的白皙的手拿起笔，撕下一小张纸，就在纸上写了。

“至少，您得允许我们，把我们玩的游戏对沃尔德马尔先生说明一下，”鲁申带着讥讽的口气说，“不然他就完全莫名其妙了。年轻人，您懂吗，我们正在玩‘摸彩’；公爵小姐是给奖人——谁拿到‘幸运’的票子，那个人就有吻她的手的权利。我跟您说的话，您明白吗？”

我只是望着他，还是莫名其妙地站在原来的地方；公爵小姐又跳上那把椅子，又把帽子摇动起来。大家都拥到她跟前——我就跟在他们后面。

“迈达诺夫，”公爵小姐对一个身材高高、脸孔瘦瘦、眼睛小而无光、头发黑而长的年轻人说。“您是诗人，您应该大量一点，把您的票子让给麦歇沃尔德马尔，让他有两个机会。”

但是迈达诺夫表示不同意地摇摇头，连头发都飘动起来了。别人都摸过以后，我也把手伸进帽子里，拿出一张票子打开来看……天啊，我看到写在那张纸上的“接吻”两个字，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接吻！”我不由自主地大声喊起来。

“好啊，他中彩了，”公爵小姐连忙说。“我真高兴！”她从椅子上下来，两眼发亮，柔媚地望了我一眼，我的心跳起来。“您高兴吗？”她问我。

“我？……”我讷讷地说不出话了。

“把您的票子卖给我，”别洛夫佐洛夫突然在我的耳边唐突地说，“我给您一百卢布。”

我用那样愤怒的眼光把骠骑兵看了一眼，这使得齐娜伊达拍手叫好，鲁申也喊着：“好极了，年轻人！”

“不过，”他说下去，“我是司仪人，我的职务便是督促遵守一切规章。麦歇沃尔德马尔，跪下一条腿。这是我们的规矩。”

齐娜伊达站在我面前，头微微斜着，好像为了要把我看得更清楚些，她就郑重其事地向我伸出手来。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本想跪下一条腿，可是两条腿一齐跪下去了，非常不自然地吻她的手指，甚至让她的指甲在我的鼻尖上轻轻抓了一下。

“干得好！”鲁申叫道，他扶着我站起来。

“摸彩”的游戏继续下去。齐娜伊达叫我坐在她身边。她想出种种奇特的处罚的办法！就说其中有一次，她扮演“雕像”，选丑男子尼尔马茨基做雕像的台座，叫他趴下，而且要把脸贴在自己的胸前。笑声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我，一个生长在讲规矩的贵族家庭里、受着严格而孤寂的教育长大起来的孩子，这种叫嚣，这种喧嚷，这种无拘无束近乎发疯的欢乐，这种从来没有过的跟陌生人的交际，全使我兴奋万分。我简直像喝醉酒似的头发晕了。我竟然笑得、吵得比别人更厉害，连在隔壁屋子里，正在跟从伊维尔门[15]请来的录事商量事情的老公爵夫人也出来望我了。可是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对别人的嘲笑和轻蔑的眼光，我真如俗话所说“一点也不在乎”了。齐娜伊达对我一直表示优待，不让我离开她身边。有一次处罚的办法是：我得跟她并排坐在一起，让一幅丝巾盖住我们：我应该把我的秘密告诉她。我还记得，我们两人的头忽然在一种闷热的、半透明的、芬芳的黑暗里面，在这黑暗里她的眼睛亲切地、温柔地发着光，她张开的嘴唇吐出热气，她的牙齿露出来，她的发梢轻轻挨着我，使我发痒，使我发烧。我不做声。她狡猾地、神秘地微笑着，后来轻轻地问我：“唔，究竟是什么呢？”然而我只是红着脸，笑着，把脸掉开去，几乎透不过气来了。我们玩腻了这种游戏——我们开始玩一种绳子游戏。我的天，我忽然出了神，给她在我的手指上猛打了一下，我感到多么大的快乐！后来我又故意装作出神的样子，她就跟我开玩笑，却再也不肯碰一下我伸给她的手了！

那个晚上我们还玩了好多的把戏！我们弹钢琴，唱歌，跳舞，表演茨冈人宿营——我们把尼尔马茨基扮成一头熊，叫他喝盐水。马列夫斯基伯爵表演各种纸牌戏法，最后一次纸牌戏法是“威斯特”，他把牌洗乱以后，自己把王牌全拿出来，为了这个，鲁申“便有庆贺他的光荣”。迈达诺夫给我们朗诵他的长诗《杀人者》的几节（这是在浪漫主义全盛的时期），这首长诗他想用黑色封面印上血红色书名出版。我们又从伊维尔门请来的录事的膝上偷走他的帽子，逼着他跳哥萨克舞来把它赎回。又叫老沃尼法季戴上女包发帽，公爵小姐戴起男人帽子……我们做过的事情真说不尽。只有别洛夫佐洛夫越来越往角落里躲，皱着眉头在生气……他有时眼睛充血，满脸通红，好像他马上就要向我们冲过来，把我们当作木屑一样往四处踢开；可是公爵小姐看看他，伸出一根手指威胁地向他指指，他又退回原来的角落里去了。

我们终于玩得疲乏了。老公爵夫人虽然说她什么都不在乎，而且不怕吵闹，可是后来她也感到疲乏，想休息了。十二点开出晚饭来：一块不新鲜的干酪，几个碎火腿馅的冷包子，我觉得这些包子比我吃过的任何点心都可口。酒只有一瓶，样子有点古怪：大口黑瓶，盛着玫瑰色的酒，可是谁也没有喝它。我走出小宅子，疲乏、快乐得没有一点力气；告别的时候，齐娜伊达紧紧握着我的手，又神秘地微笑了。

夜气郁闷而潮湿地扑到我火热的脸上，看来大雷雨就要来了；乌云逐渐增多，飘过天空，它那如烟似雾的外形，看得出在改变。微风不停地吹过黑暗的树林，远处，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平线上轻轻地响着愤怒的、不清楚的雷声。

我从后面台阶溜到我屋子里去。我的老仆人躺在地板上睡着了，我必须从他身上跨过去。他醒了，看到我就说，母亲又为我发脾气，她又要派人去叫我，可是让父亲阻止了。我平日睡觉前总要去向母亲请晚安，让她祝福我。现在没有办法了！

我对老仆人说，我自己来脱衣服睡觉——我吹熄了蜡烛。可是我没有脱衣服，也没有上床睡觉。

我在椅子上坐下，而且坐得很久，仿佛中了魔一样……我感觉到非常新鲜，非常甜蜜——我几乎什么都不看，静静地坐着，轻轻地呼吸，只是有时候我回想到什么事情，我就禁不住默默地微笑，有时候我想起我是在恋爱了，爱的就是她，这就是爱，这思想叫我心里发冷。在黑暗里齐娜伊达的脸静悄悄地在我眼前浮现——浮来浮去却不再浮走了，她的嘴边依旧挂着那种神秘的微笑，她那询问似的、梦幻的、温柔的眼光还偷偷地瞟着我……完全跟我向她告别的时候一样。最后我站起来，踮起脚走到床前，连衣服也不脱，小心地把头靠在枕上，我好像害怕剧烈的动作会惊扰了那个充满在我心里的东西……

我躺着，可是并不闭上眼睛。不久我注意到一道道微光不断地射进我屋子里来。我坐起来，望望窗。窗架和神秘地、朦胧地发白的玻璃已经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来了。“雷雨，”我想道。雷雨果真来过，可是它已经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所以并没有听到什么雷声；只有不很亮的、长长的电光，仿佛分成一股一股的在天空里继续不断地闪烁：但与其说它在闪烁，还不如说它像将死的小鸟的翅膀那样地颤抖，那样地抽动。我起来，走到窗前，站在那里，一直站到天亮……电光并没有停止过一会儿，这是民间称为雀夜[16]的晚上。我望着那片寂然无声的沙地，我望着无愁园黑黝黝的一片地方，我望着远处房屋的黄色的正面，仿佛它们也跟着每一道微弱的闪光在颤动……我望着这些——我不能够离开那里：这些没有声音的电光，这些抑制着的闪烁，好像正跟我心里燃烧的神秘无声的情火呼应着。天亮了，黎明的天空现出许多鲜红的云块。太阳渐渐往上升，电光也渐渐淡起来，它们的闪烁也越来越稀少，终于淹没在这一片已经到来的白天的明朗的阳光里，消失了……

我内心的电光也消失了。我觉得非常疲乏，非常平静……可是齐娜伊达的面影依然胜利地在我心里荡漾。只是这个面影本身也显得安静了：好像一只从沼地野草中间飞出来的天鹅，它在它四周的丑恶的形象中间显出特殊的美。我快要睡着的时候，我怀着充满信赖的、崇拜的、告别的心情，最后一次拜倒在它面前……

啊，温柔的感觉，柔和的声音，深受感动的心灵的善良和宁静，第一次爱的觉醒的令人陶醉的欢乐——如今，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

八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用早茶的时候，母亲就责备我——可是不如我所想象的那么严厉——而且要我说出昨夜经过的情形。我用几句话应付了她，却瞒过许多细节，极力把事情说得没有一点毛病。

“无论如何，她们不是comme il faut[17]，”母亲说，“你不必到她们那儿去浪费时间，你应该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用用功啦。”

我知道母亲所谓关心我功课的就只限于这几句话，因此我觉得没有辩驳的必要。可是我们喝过早茶以后，父亲却挽着我的胳膊到花园里去，逼着我把我在扎谢金娜家看到的一切全说出来。

父亲对我有一种古怪的、左右我的能力——而且我们的关系也非常古怪。他几乎不过问我的教育，但是从不伤害我的感情；他尊重我的自由——我也许可以这样说，他甚至对我有礼貌……只是他不让我接近他。我爱他，我崇拜他，我认为他是个模范的男人——唉，我的上帝，倘使我不是一直感到他在推开我，我会多么热情地爱他！然而只要他愿意，他几乎只消用一句话，一个动作，就能够唤起我对他无限的信心。我打开心灵——像对聪明的朋友，或者亲切的教师似地跟他谈心……可是他又突然地离开我了——他的手又把我推开——虽然亲切地，温和地，但他还是把我推开了。

有时候他高兴起来——那时就会像小孩似地跟我一块儿游戏，淘气（他喜欢种种剧烈的体力活动）；有一次——就只有那么一次！——他对我非常亲切，使我感动得几乎淌下眼泪……可是他的愉快，他的亲切一下子全消失得干干净净——而且我们两人中间发生过的事情，并不能使我对将来有什么指望——好像这只是做了一场梦似的。有时候我仔细地望着他那张聪明、漂亮、愉快的脸……我的心颤动，我整个身心都倾向他……他好像也觉察到我心里在想些什么，顺手轻轻拍拍我的脸颊，就走开了，不然就动手做什么工作，再不然他就突然变成冷冰冰的了，这是他一个人有的一种独特的态度；我立刻也就退缩了，我也冷了下来。他那种难得表示的对我的慈爱，决不是我的不言而喻的恳求唤起的；它们总是突然地发作。后来，我仔细想一下我父亲的性格，我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他对我，对家庭生活都不感兴趣，他的心倾向别的事情，而在那些事情上完全得到了满足。“你能够拿到手的，你就去拿，千万不要让别人控制你，做自己的主人——人生的全部滋味就在这儿了。”有一次他这样对我说。还有一次，我以年轻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对他发表关于自由的言论（他那一天的态度正是我所谓“亲切”的，在那一天我可以跟他随意谈话）。

“自由，”他重说了一遍，“可是你知道，什么东西能够给人自由呢？”

“什么东西呢？”

“意志，自己的意志，它能够给人比自由更好的权力。你有意志——你就会自由，就能够指挥别人。”

父亲首先超乎一切地热爱生活……而且他已经活过了；也许他已经预感到他不能长久享受人生的“滋味”：他活到四十二岁就死了。

我详细地把我在扎谢金娜家里经过的情形告诉父亲。他坐在花园的长凳上，用手杖在沙土上画来画去，似注意非注意地听着。他偶尔笑一笑，抬起微微发亮的、逗人发笑的眼光望着我——而且用简短的问话和反驳来鼓励我说下去。我起先连齐娜伊达的名字都说不出口，可是后来再也忍不住了，我就开始赞美她。父亲一直在微笑。后来他沉思起来，伸伸腰，站起来了。

我记得我们走出宅子的时候，父亲吩咐过仆人给他预备马。他是一个很出色的骑手，能够驯服最野的马，本领远超过莱勒先生。

“爸爸，我跟你一块儿去骑马，好吗？”我问他。

“不，”他答道，他的脸上又现出平常那种冷淡而和气的表情。“要是你想去，你一个人去吧；你告诉马夫，说我不去了。”

他掉转身子，急匆匆地走了。我注意地望着他——他一走出门外就看不见了，只是他的帽子顺着木栅在动，他到扎谢金娜家去了。

他在那里待了不到一个钟头，出来就动身到城里去，一直到晚上才回家。

午饭以后，我也到扎谢金娜家里去。客厅里只有老公爵夫人一个人。她看到我，就用一根织针在帽子底下搔搔头皮，突然问我愿不愿意替她抄一张呈文。

“很愿意，”我说着就在椅子边上坐下。

“只是请您注意：字写得大一点，”公爵夫人说，递给我一张油腻的纸，“今天就抄，行不行？少爷。”

“当然，我今天就抄，老太太。”

隔壁屋子的门微微打开了一点——门缝里露出齐娜伊达的脸——苍白而带愁思的神情，她的头发蓬松地飘在脑后，她的大眼睛冷冰冰地望了我一眼，就轻轻地关上了门。

“齐娜，齐娜！”老夫人喊道。

齐娜伊达没有答应。我带了老夫人的呈文回家，整个晚上都在抄写。

九

我的“热情”是从那一天开始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种类似初上班的新职员的感觉；我已经不再是年轻的孩子了，我在恋爱。我说过，我的热情从那一天开始，我还可以加一句，我的痛苦也是从那一天开始的。离开齐娜伊达，我就抑郁不乐：什么都不能想了，什么事也不能做了。我整天整天地专心想她……我抑郁不乐……但是在她的面前，我也并不感觉到轻松。我嫉妒，我承认自己一无可取，我像傻瓜似地生气，像傻瓜似地卑屈，然而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吸引到她身边去，每一次我跨进她的房门，就不由得感到幸福而浑身颤抖起来。齐娜伊达立刻就猜到我爱上她了，然而我也并不想隐瞒。她玩弄我的热情，她拿我开玩笑，溺爱我，可是又折磨我。能够作为别人最大欢乐和最深痛苦的惟一源泉，作为专断而默默顺从的原因，这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我好像已经是齐娜伊达手中的一块捏软的蜡了。不过爱上她的并不止是我一个人，所有到公爵夫人家里走动的男人都为她神魂颠倒，她把他们都缚在她的脚跟前。她喜欢一会儿挑起他们的希望，一会儿又引起他们的忧虑，她喜欢任性地作弄他们（她把这个叫做：让他们撞头），可是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要违背她的意旨，人人都情愿顺从她。她的充满了活力与美丽的整个身上，狡猾与随便，做作与单纯，沉静与活泼特别迷人地混合在一起。在她所做所说的一切里，在她的每一个举动里，都带有一种微妙的、轻快的娇美，处处都显露出她那特殊的、生气蓬勃的力量。她的脸不断地在变化，时时射出光芒：它几乎就在同一个时候表现出嘲讽，沉思，甚至热情。各种极端不同的感情像刮风的晴天里的云彩那样，又轻又快在她的眼里、唇际不断地掠过。

每一个崇拜她的人都是她所少不了的。她有时候把别洛夫佐洛夫叫做“我的野兽”，有时候就单叫“我的”，为了她，他即使赴汤蹈火也情愿；他对自己的智力和其他长处缺乏信心，因而不断地向她求婚；并且向她暗示：别人不过是瞎说。迈达诺夫投合她心灵中的诗意：他是一个相当冷静的人，跟大多数的作家一样，他极力使她相信，或许也使他自己相信，他崇拜她。他不断地写诗歌颂她，带一种又似做作、又似真诚的喜悦朗诵给她听。她同情他，可是同时又有点嘲笑他。她不信任他，她听完他的真情的吐露后，就要他朗诵普希金的诗，她说这是为着“净化空气”。鲁申，那位爱挖苦人的、说话尖刻的医生，比别人更了解她——也比别人更爱她，虽然他当面、背后都常常骂她。她尊敬他，但也并不放松他——有时候她带一种特别的、幸灾乐祸的快乐神情使他感到，他也是捏在她手掌里的人物。“我是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我没有心肝，我天生是一个女演员，”有一次她当着我的面对他说，“哦，好极了，把您的手伸出来，我要把针刺进去，这个年轻人在场会使您感到不好意思，您会觉得痛，可是您还得笑，您这位老实的先生。”鲁申红了脸，转过头去，咬着嘴唇，但终于把手伸给她。她用针刺它，他果真就笑……她也笑了，她把针刺得很深，她望着他那双徒然地想躲开去的眼睛……

我最不了解齐娜伊达跟马列夫斯基伯爵中间的关系。他是一个很漂亮、灵活、聪明的人，可是在他的身上有一些令人怀疑的，有一些虚伪的东西，连我，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也觉察到了，而齐娜伊达居然没有看出，这叫我觉得奇怪。或者她早已看出他那些虚伪的地方，只是并不讨厌它而已。她那种不正常的教育、古怪的交际和习惯、母亲经常在她身边、家境不好、家里又很乱——从这位少女享受自由的时候开始，从她认为自己比她周围的人们高出一等的时候开始，这一切在她的心中发展成一种半瞧不起人的随便和不苛求的习气。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沃尼法季来说糖用光了，或者什么难听的闲话传开去了，或者客人们争吵起来——她也不过摇摇她的鬈发，说：“这都是些小事！”她一点也不在意。

但是每次马列夫斯基伯爵走到她跟前，以一种狐狸似的狡猾的动作，优雅地靠在她的椅背上，带一种自满而又谄媚的微笑在她耳边低声说话，而她两只膀子交叉在胸前，专心地望着他，她自己也微笑了，而且还摇摇头——那个时候，我就气得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了。

“您为什么要接待马列夫斯基伯爵呢？”我有一次问她道。

“他有那么漂亮的小胡子，”她说，“您不懂得这个。”

“您是不是以为我爱他？”还有一次她对我说，“不会，我不会爱上一个我瞧不起的人。我要爱一个能够使我服服帖帖的人……但是我希望不要遇到那样的人，谢谢上帝，我不要落到任何人的手里，不，绝不！”

“那么，您永远不会爱上什么人了？”

“可是您呢？难道我不爱您吗？”她说着，用戴着手套的指尖在我的鼻子上敲了一下。

不错，齐娜伊达简直是在拿我开心。一连三个星期，我天天去看她——她什么把戏都跟我玩过了！她很少到我家里来，我也不希望她来；她在我们家里就变成一位端庄的小姐，一位公爵小姐了——所以我害怕看到她。我生怕在母亲面前泄露出我的秘密；母亲很不喜欢齐娜伊达，她常常用不友好的眼光监视我们。我倒并不怎样害怕父亲：他好像并没有注意我，他也很少跟她谈话，可是谈起来却谈得非常聪明，而且意味深长。我不再做功课、读书了，我连到附近地方去散步或者骑马的事情都停止了。我好像是一只给人拴住脚的甲虫，不断地绕着这所心爱的小宅子转来转去；我好像真想永远留在那里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母亲责备我，甚至有时候齐娜伊达也在赶我回家。那个时候我就锁在自己的屋子里，或者走到花园的尽头，爬到高高的石头造的温室的废址上，把两只腿从临街的墙头上挂下来，在那里接连坐上好几个钟头，虽然我望着，望着，可是什么也没有看见。白蝴蝶懒洋洋地在我身边盖满尘土的荨麻上面飞来飞去；离我不远的半毁坏的红砖上有一只不避人的麻雀，在那里生气似地噪叫，不停地扭转它的全身，展开它的尾巴；那些始终不相信我的乌鸦，高高地、高高地躲在光秃的桦树顶上，偶尔叫几声；阳光静静地照在桦树的稀疏的树枝上，风轻轻地吹动它们；顿河修道院的安静而又凄凉的钟声不时飘送过来，可是我只是默坐，凝视，倾听——全身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感觉，这种感觉里包含着一切：忧伤、欢乐、未来的预感、欲望和对生活的恐惧。可是那个时候，我对于这个一点也不懂，我也不能把这一切在我心里徘徊的东西叫出一个名目，我倒不如用一个名字——齐娜伊达的名字来叫它们。

齐娜伊达一直在玩弄我，就像猫作弄老鼠似的。她一会儿对我卖弄风情——使我心神荡漾——一会儿她又忽然把我推得远远的了——我再不敢走近她，我连看都不敢看她一眼。

我记得，接连有好几天她对我非常冷淡，我完全胆怯了，我畏缩地走到她们那所小宅，不管那个时候老公爵夫人正在骂人，叫嚷，我总设法去接近她；她的“期票”的事情弄得很糟，她已经跟警察分局长解释过两次了。

有一次我顺着我熟悉的木栅散步——我就看到齐娜伊达：她撑着两只膀子，坐在草地上一动也不动。我正想悄悄地走开，可是她突然抬起头来，命令似地招呼我过去。我呆了一会儿：我没有立刻懂得她的意思。她又招呼我。我赶快跳过木栅，高兴地朝她跑过去；可是她用目光命令我不要走到她身边，指点我站在离开她两步远的小径上。我窘透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就在路边上跪下去。她的脸色非常苍白，整个脸上都露出那样沉痛的悲哀，那样不堪的疲劳，这使我的心十分难过，我就不由自主地小声说：

“您怎么啦？”

齐娜伊达伸出手，摘了一片草放在嘴里咬了一下，又把它远远地抛开了。

“您非常爱我吗？”她最后问道，“是吗？”

我没有说什么——而且，我何必要回答呢？

“是，”她像先前一样地望着我，又说了一遍，“是这样的。一样的眼睛，”她添上一句，又沉思了，用两只手捂着脸。“一切都惹起我心烦，”她低声说。“我倒不如早到世界的尽头去，我受不了，我对付不了……我还有什么前途！……啊，我痛苦……我的上帝，我多痛苦啊！”

“为什么呢？”我胆怯地问道。

齐娜伊达并不回答我，只是耸耸肩膀。我还是跪着，忧郁地望着她。她说的每句话都像刀子似地在割我的心。在这一刻，只要能够消除她的痛苦，就是牺牲我的生命，我也甘愿。我望着她——唉，虽然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会感到痛苦，可是我也明明白白地想象得出：她忽然感到一阵难堪的苦恼，走到花园里——就像给镰刀割倒似的倒在地上了。四周明亮，一片翠绿；风在树叶间发出沙沙声；有时候风还吹动覆盆子树的长桠枝，在齐娜伊达的头上摇来荡去。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鸽子的咕咕叫声，蜜蜂嗡嗡地在稀疏的青草上低飞。在我们头上，天空蓝得可爱——可是我却是这么悲伤……

“念点诗给我听吧，”齐娜伊达低声说，身子支在肘子上。“我喜欢听您念诗。您念起来像唱歌似的，但没有关系，这是因为年轻。给我念《在格鲁吉亚山岗上》[18]。不过，请您先坐下来。”

我坐下，就朗诵起《在格鲁吉亚山岗上》来。

“‘它要不爱也不可能’，”齐娜伊达跟着我念了一遍。“这就是诗的妙处：它告诉我们生活里没有的事，可是它不仅比现在有的事更美，还更接近于真实……‘它要不爱也不可能’——它想不爱，并不可能！”她又不做声了，突然她全身一动，马上站起来。“我们走罢，迈达诺夫还待在妈妈那儿，他给我送来他自己的诗，可是我把他丢在那儿走了。他现在一定很伤心……可是有什么办法！您总有一天会了解的……只是请您不要跟我生气！”

齐娜伊达匆匆地握一下我的手，就向前跑去了。我们回到小宅子里。迈达诺夫开始对我们朗诵他刚出版的诗集《杀人者》，可是我并不在听他朗诵。他做作地高声朗诵他那个四韵脚长短格的诗句——韵律好像嘈杂的、无意义的小铃声似地变换响着。我一直望着齐娜伊达，竭力想弄明白她最后几句话的意思。

也许有一个秘密的情敌

已经意外地征服了你？

迈达诺夫忽然哼出这样的诗句——我的视线便同齐娜伊达的视线碰在一起了。她低下头，脸微微发红。我看见她脸红了，浑身吓得发抖。我早就在嫉妒了，可是直到这一刻，“她爱上了什么人”的念头才在我的脑子里闪过。“天啊，她爱上什么人了！”

十

我的真正的痛苦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我耗尽脑汁，思索，反复地思索——而且不停地、但尽可能地不露心迹，暗中观察齐娜伊达。她已经变了——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她常常一个人出去散步，而且散步很久。有时候她连客人都不接见；在自己的屋子里一连坐上好几个钟头。她以前从没有这样的习惯。我突然变得——或者我自以为变得——感觉非常锐敏了。“是不是他？或者就是他？”我问着自己。我焦灼不安地把她的崇拜者一个一个都猜到了。马列夫斯基伯爵（虽然就是为了齐娜伊达的缘故，我也羞于承认这一个看法）在我心里显得比别人更危险。

我的注意力连我鼻尖以外的事都看不见，我那个秘密恐怕也瞒不过别人；至少鲁申医生很快就看穿我了。可是他最近也变了：他瘦了，还是那样常常地笑，只是他的笑声仿佛更沉闷了，更带恶意了，更短促了——他从前那种轻松的讽刺和做作的尖刻消失了，代替那些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神经质的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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