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何塞·蒙铁尔一命归阴，人人都觉得解了心头之恨，只有他老婆例外。可是让众人深信此人确死无疑，却着实花了好几个钟头。看到他遗体停在灵堂，枕着枕头，躺在铺着亚麻布床单、象甜瓜般黄灿灿、圆鼓鼓的棺材里头，不少人还疑云难消哩。他胡子刮得精光，穿着一身白衣裳，脚蹬漆皮靴，依然神采突变，风姿不减当年。往常，他在礼拜天上午八点钟望弥撒的时候，正是这副神气；只是如今手里捧着一幅耶酥受难像，不再攥着鞭子了。得赶紧把棺材盖板的螺丝拧上，送进奢华的祠堂供着，好让众人放心，他并非躺着装死。

下葬之后，除了他老婆之外，有一件事真让人难以相信：何塞·蒙铁尔竟是自然死亡，并非暴卒。大伙儿一直以为他大概中了埋伏，挨了冷枪，可他老婆却一口咬定他是年迈归天，寿终正寝。他虽则忏悔了，却没有露出一丝痛苦，活象一名新教徒。不过有些细节，这女人还是给弄混了。何塞·蒙铁尔是某个礼拜三下午八点钟未遵医嘱而大动肝火死在吊床上的。他老婆满心希望全镇居民都来参加亡夫的下葬仪式，希望她的房子变得窄小，花圈多得容纳不下。然而，只来了几名志同道合的老熟人和几个宗教团体，仅仅收到镇公所敬献的几个花圈。她的儿子以驻德领事的身份拍来了唁电，而她的两个女儿则从巴黎拍来了长达三页的唁电。显而易见，他们是站着用邮局里的公用墨水草拟电文的。他们费了许多电报稿子才凑满耗资二十美元的字数。他们谁也没答应要赶回来。那天晚上，六十二岁高龄的蒙铁尔寡妇伏在曾给她带来幸福的亡夫枕过的枕头上呜呜地哭，第一回尝到痛楚的滋味。“我要永远隐居起来，”她想“，反正我觉得跟何塞·蒙铁尔一样，也给塞进那个盒子里去了。这世界上的事，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啦，”她倒挺坦率。

这女人脆弱、迷信。二十岁上，她奉父母之命，嫁了人。求婚人就一个，而且只许她在十来米的距离之内张眼瞧瞧。她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现实生活。男人的尸体从家里抬出三天之后，她流了不少眼泪才明白自己应该作出某种反应，可是不知今后应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看样子，万事还得从头开始呐。

何塞·蒙铁尔带着无数秘密进了坟墓，其中之一便是那个保险柜的内容。这件事情，镇长亲自抓在手里。他让人把保险柜抬到院里，靠着土墙。两名警察对准柜锁开起枪来。整整一上午，寡妇在卧房里听到警察一阵阵地放着闷枪，镇长一个劲儿地扯着脖子发号施令。“就差这件事没干完啦，”她想，“五年来我求告上帝不再听到枪声，如今，家里枪声砰砰，我还得感恩呢。”那天，她聚精会神地召唤死神到来，但没人答腔。她刚要入睡，忽听得轰然一声巨响，屋里地皮震得直颤悠。一定是保险柜给炸了。

蒙铁尔寡妇叹了一口气。十月份的日子拉长了，淫雨连绵，积水成潭。她感到晕头转向；漫无目的地在何塞·蒙铁尔杂乱但巨大的庄园里飘流。家里那个勤奋的老佣人卡尔米恰尔先生一直掌管产业。如今丈夫既已归天，蒙铁尔寡妇便走出闺房，独当一面，管起家业来。她把房子收拾得整洁朴素，所有家具统统涂上一层悲哀的色彩，挂在墙上的死者遗像披上一圈丧带。整整两个月，她闭户不出，养成了咬指甲的毛病。有一天，她睁着一双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瞅见卡尔米恰尔先生打着一把雨伞走进屋来。

“把伞收起来吧，卡尔米恰尔先生，”她对他说，“我们什么本事都有，可就没有您打着伞走进别人屋里的那种能耐。”

卡尔米恰尔先生把伞放在屋角。他是个老黑人，皮肤油亮油亮的，穿一身白，脚上那双鞋用折刀划了几道小口子，以便减轻对茧子的摩擦。

“我只是想晾晾干嘛。”

寡妇打开窗户，这是她丈夫死后第一回。

“讨厌的事情真多，再说，今年冬天又……”她嘟哝起来，一面咬着指甲。“看样子，雨是不会停啦。”

“今明两天雨是停不了啦！”管家说，“昨晚上我的茧子疼得睡不着觉。”

卡尔米恰尔先生的茧子所作的天气预报，她是深信不疑的。她极目眺望，看了看夷为平地的小广场，看了看在何塞·蒙铁尔下葬时大门紧闭、悄然无声的家家户户，对自己的指甲、无垠的耕地以及从丈夫那儿继承过来而自己永远也理解不了的无数承诺失望极了。

“这世道真坏透了，”她叹了一口气。

这几天来看望她的人以为她精神失常了，这也有道理。但实际上她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政治残杀开始之前，她就面对着自己房间的窗户，度着那凄凉的十月早晨，一面对殉难者深表怜悯，一面想着，要是上帝礼拜天也不休息，他就能抽空毁灭整个这个世界。

“他真应该利用这一天来消灭天下那么多的坏东西，”她说，

“这样，他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丈夫死后，她没怎么变，只是有了具体的理由可以在肚里暗打主意了。

这样，蒙铁尔寡妇濒临绝境的时候，卡尔米恰尔先生便力挽狂澜。但事情并不尽如人意。何塞·蒙铁尔过去倚仗权势垄断了地方商业，如今老百姓摆脱了他的胁迫，就进行报复了。没有顾客光顾，牛奶便成罐成罐地堆积在院子里凝结起来，蜂蜜发了酵，而奶酪则搁在仓库阴暗的柜子里喂肥了蛆虫。在装着电灯、供着仿大理石天使塑像的陵墓里，何塞·蒙铁尔因谋杀罪和渎职罪苦挨着六年徒刑的岁月。国家历史上谁也没有象他那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此大发其财。独裁政权的首任镇长进镇那会儿，穿着裤衩、坐在谷仓门前度过了大半生的何塞·蒙铁尔还是个谨小慎微、不论谁当政都拥护的人。他财运亨通，笃信宗教，有一阵子名声不赖。他曾大言不惭地扬言，要是他彩票中了奖，就给神殿捐赠一个真人般大小的圣约瑟塑像。过了两个礼拜，他得了六份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人们第一次看到他穿着鞋子是在新镇长走马上任那会儿。这位新镇长当过警长，是个左撇子，为人粗野，负有消灭反对派的特别使命。何塞·蒙铁尔当起他的秘密情报员来。这位谦卑的商人虽说是个性情平和的胖子，但整起他的富的和穷的政治对手来，却丝毫没有不安的神色。穷的，由警察在公共广场上执行枪决；富的，则限令其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镇。何塞·蒙铁尔整日跟镇长躲在闷热的办公室里策划着这场屠杀，可他老婆倒对罹难者极其同情。镇长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她挡住了丈夫的去路。

“这家伙犯下罪啦，”她对他说“，你得利用你在政府里的势力把这头畜生撵走，这混蛋会把镇上整得鸡犬不留的。”

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的何塞·蒙铁尔把老婆推开，连眼皮也不抬一下，说“：你别犯傻气。”其实，穷人死也罢活也罢，他没啥油水可捞；轰有钱的主儿，倒有笔好生意哩。自从镇长开枪打烂了有钱人的大门，要他们限期离镇以来，何塞·蒙铁尔便买下了他们的土地和牲畜，而且，价格是由他自己定的。

“你别傻了，”老婆对他说过“，你帮他们忙，好让他们不致饿死异乡，可你自己就会破产！他们决不会感谢你的！”

何塞·蒙铁尔真是连笑的时间也没有，一把推开老婆，说：

“你还是到厨房去吧，别碍我的事！”

不到一年，反对派便按这种速度被清洗干净，何塞·蒙铁尔变成镇上最有钱有势的人物。他把女儿送去巴黎，给儿子谋到驻德领事的职位，自己挤出老命来巩固他的帝国。可惜，他虽攒下偌大一份产业，只享了不到六年的清福。

何塞·蒙铁尔去世已经一年，他的遗孀倒没有听见楼梯咯吱作响，只感到一个坏消息沉重地压在头上。傍晚时分，总有人来。“又闹贼啦，”有人说“，昨天，五十头小牛给偷走啦。”蒙铁尔寡妇坐在摇椅上一动不动地咬着指甲，只感到心头一阵绞痛。

“我一直跟你说，何塞·蒙铁尔，”她自言自语“，这地方的人没良心，你尸骨未寒，人们就变了嘴脸。”

谁也没有回家。那几个月淫雨连绵，能见到的人就是不屈不挠的卡尔米恰尔先生一人。这位先生进屋时是向来不把伞收起来的。事情并没有多大起色。卡尔米恰尔先生给何塞·蒙铁尔的儿子写了好几封信，劝少东家最好回来出面经管生意，甚至答应由他本人负责照顾寡妇的身体，可他老是得到含糊其词的回答。最后，何塞·蒙铁尔的儿子坦率地回答说，他不敢回国，因为怕挨枪子儿。于是卡尔米恰尔先生上楼走进寡妇的卧室，硬着头皮向她承认由他经管的产业已濒临破产。

“这倒好了，”她说，“我受尽了欺骗，吃足了苦头。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吧，让我安安静静地死了就得了。”

从那时起，她跟这世界唯一的来往便是每月月底给女儿写信。“这地方人坏透了，”她告诉女儿，“你们这辈子就呆在那儿吧，别为我担心。得知你们生活幸福，我也就放心了。”女儿们轮流给她回信。她们的回信总是高高兴兴的，看得出来，信是在温暖和煦、光线明亮的地方写的。而且，每当这两个姑娘停笔斟酌字句的时候，常常顾镜自盼。她们也不愿意回来。“事关文化教养，”她们说，“可是国内对我们并不太合适。国内那么野蛮，动不动就因为政治问题杀人，我们生活不下去。”蒙铁尔寡妇读着信，心中稍安。她读一句，点一下头。

有一次，女儿们跟她谈到了巴黎的肉食市场。她们告诉她说，市场门口常常吊着一只只宰杀好了的肥猪，身上接满花环。信的末尾，有一个陌生的笔迹补充写道：“您想想，其中最大最美的一朵石竹花居然给插在猪屁眼儿里。”看到这里，蒙铁尔寡妇两年来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她没有关灯，便上楼走进卧室。临睡前，她把电扇转向墙壁，然后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子、一卷橡皮膏和一串念珠。她把咬红了的右拇指裹了起来，接着就做祷告。刚念第二遍经，她就把念珠换到左手来，因为右手隔着橡皮膏，念珠摸不清。忽然间，她听到远处雷声隆隆。过了一会儿，她脑袋耷拉在胸前，睡着了。左手捏着念珠，甩在一边。这时，她看到格兰德大妈披着白床单、裙兜里插着梳子，用拇指挤着虱子，呆在院子里面。她问格兰德大妈：

“我什么时候死呢？”

格兰德大妈抬起头来说：

“等你胳膊累了的时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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