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认识了他，早在一个飘雪的午后。

那天我们安静的在教室里读一篇托尔斯泰的短篇，阿雅拉拿起一颗水果糖从桌子右方弹向我的心脏部位。中弹之后，用眼神向她打过去一个问号，她用手指指教室的玻璃门。我们在二楼。

我用双手扳住桌沿，椅子向后倒，人半仰下去望着走廊，细碎的雪花漫天飞舞着，这在西雅图并不多见。“很美。”我轻轻对阿雅拉说。

艾琳老师听见了，走向玻璃，张望了一下，对全班说：“外面下雪了，真是很美。”

于是我们放下托尔斯泰，一同静静观雪。

下课时，我跑到走廊上去，阿雅拉笑吟吟的跑出来，两个人靠在栏杆上。

“亲爱的，我刚才并不是叫你看雪。”她说。

又说：“刚才经过一个男老师，我是要你看他。”

“我知道你讲的是谁。索忍尼辛一样的那个。”“对不对？他嘛——你也注意到了。”

我们的心灵，在那一霎间，又做了一次不必言传的交流。阿雅拉太精彩，不愧是个画家。

阿雅拉顺手又剥一颗糖，很得意的说：“在班上，只我们两个特别喜欢观察人。”

那个被我们看中的男老师，此刻正穿过校园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并不动，静立在一棵花树下已经好久了。

等他快走向另一条小径时，我大声喊出来：“哈罗！PA－PERMAN”

这个被我喊成“纸人”的人这才发现原来我在树底下。他微微一笑，大步走上来，说：“嗨！你好吗？”“好得不能再好。”我笑说的同时，把头发拉拉，给他看：“注意，头上肩上都是樱花瓣，风吹下来的。”“真的吔！”这位美国大胡子这才赞叹起来。

“这种事情，你是视而不见的。”我说。

“你知道，我是只看印刷的——”他打打自己的头，对我挤了一下眼睛，笑着。

他又要讲话，我嘘了他一声，这时微风拂过，又一阵花雨斜斜的飘下来。

我沉浸在一种宁静的巨大幸福里。

“这使你联想到什么？”这位朋友问我。

“你说呢？”我的表情严肃起来。

“莫非在想你的前半生吧？”

“不是。”

我们一同走了开去，往另一丛樱花林。

“这使我，想起了我目前居住的美国。”我接着说：“我住在华盛顿州。”又说：“这又使我想起你们的国父——华盛顿以及他的少年时期。”

“春天，跟国父有关吗？”他说。

“跟他有关的是一棵樱花树、一把锯子，还有，在他锯掉了那棵树之后，那个没有迫着国父用棍子打的爸爸。”我一面走一面再说：“至于跟我有关的是——我很想问问你，如果说，在现代的美国，如果又有一个人——女人，也去锯掉一棵樱花树——”，

我们已经走到了那更大的一片樱树林里，我指着那第一棵花树，说：“譬如说——这一棵——”

我身边守法的人大吃一惊，喊：“耶稣基督，原来——。”

“原来我不是在花下想我的——新——愁——旧——恨——”我的英文不好，只有常用中国意思直译过去，这样反而产生一种奇异的语文效果，不同。

在春日的校园里，一个中年人笑得颠三倒四的走开，他的背后有我的声音在追着——“华盛顿根本没有砍过什么树，是你们一个叫WEEN的人给编出来的——”

当我冲进教室里去的时候，同学们非常热烈的彼此招呼。十几天苦闷假期终于结束，春季班的开始，使人说不出有多么的欢喜。

“你哦，好像很快乐的样子。”同学中的一位说。“我不是好像很快乐。”我把外套脱下，挂在椅背上；“我是真的、真的好快乐。”

“为什么？”

“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你说该不该？”

“ECHO讲出这几句话来好像一首歌词。”同学们笑起来。

“而且押韵——注意喔。”我唱了起来。

这一生，没有一个学校、一个班级、一位老师，曾经带给我如此明显的喜悦，想不到，却在美国这第四次再来的经验里，得到了这份意外的礼物。

是老师艾琳的功劳。

想到艾琳她就进来了。

全新的发型、小耳环、新背心、脸上春花般的笑，使得我的老师成了世上最美的人。

我从不去管人的年龄。艾琳几岁？到底。

她一进来。先嗨来嗨去的看学生，接着急急的说：“各位，等下放学绝对不要快回家，你们别忘了到那些杏花、李花树下去睡个午觉再走。”

果然是我的好老师，懂得书本以外时时刻刻的生活教育。她从来没有强迫我们读书。

却因为如此，两个日本同学换了另一班。

她们说：“那个隔班的英文老师严格。”

我不要严的那位，我是艾琳这一派的。再说，她留下那么重的作业我们也全做的，不须督促。

新来的学期带来了新的同学和消息，艾琳说：“各位，学校给了我们这一班一个好漂亮的大教室，可以各有书桌，还有大窗，不过那在校分部，去不去呀？”

大家楞了一下，接着全体反对起来。

“我们围着这张大会议桌上课，可以面对面讲话，如果变成一排一排的，只看到同学的背后，气氛就不亲密了。”我说。

“校分部只是建筑新，不像学校，倒像个学店。”

“说起商店，校分部只有自动贩卖机，没有人味的。”“有大窗”吔”老师说。

“有了窗不会专心读书，都去东张西望了。”

艾琳沉吟了一会儿，说：“好——那我们留在这个小房间里。”

“对了——”全班齐声说。

对了，班上去了几个旧同学，来了两个新同学，这一走马换将，那句：“你哪里来的？”又开始冒泡泡。当然，为着礼貌，再重新来一次自我介绍。

来的还是东方人，一男一女。

男的是刘杰克，夫妇两个一起从台湾来的，太太做事。杰克开创电脑公司，他一个人来上个没有压力的英文课。我观察这位刘同学，立即喜欢了他。

我看一眼阿雅拉，她对我点一个头，我们显然接受这位和蔼可亲又朴朴素素的好家伙。杰克合适我们班上的情调，步伐一致。而且有童心。

另外一位女同学，是东南亚中的一国人。

她略棕色，黑发卷曲着长到腰部，身材好，包在一件黑底黄花的连身裙里，手上七个戒指是她特别的地方。眼窝深，下巴方，鼻子无肉，嘴唇薄……是个好看的女人。

杰克有着一种不知不觉的自信，二十八九岁吧，活得自在怡然的。我猜他必然有着位好太太。

那位新女同学，英文太烂，只能讲单字，不能成句子。这使她非常紧张。艾琳马上注意到她的心态，就没有强迫她介绍自己。她只说了她的来处。

第一堂课时，我移到这位新来的女同学身边去，把书跟她合看，她的感激非常清楚的传达到我心里，虽然不必明说。下了第一堂课，我拉她去楼下书店买教材，她说不用了。我看着她，不知没有书这课怎么上下去呢。

“我，来试试。”她说。

我突然明白了，其实班上的同学都是存心来上课的，虽然我们很活泼。而这一位女人，完全不是来念书的，她只是来坐坐。她连书都不要，不是节省，是还在观望。

这位谁也懒得理的新同学跟我孤零零的坐着。她的不理人是一种身体语言的发散。说说话就要去弄一下肩上的长发，对于本身的外貌有着一份不放心和戒备——她很注意自己——自卑。

虽然她讲话不会加助动词，这无妨我们的沟通，可是当我知道她住在美国已经十一年了，而且嫁给一个美国人已经十六年了时，还是使我吃了一惊。

“那你先生讲你国家的话？”我问。

“不，他只讲英语。”

说到她的丈夫，她不知不觉流露出一种自得。也许是很想在班上找个姊妹淘吧，她突然用高跟鞋轻轻踢了我一脚，那鞋子是半吊在脚上的，所谓风情。

这在另一个女人如此，我一定能欣赏，可是同样半脱着鞋的她，就不高尚。

新同学说：“你，找个美国老头子嫁了，做个美国人，不好？”

我笑看着她不语。

她又说：“嫁个白人，吃他一辈子，难道不要？”这几句英文，她讲得好传神。

听见她讲出这种话来，我的眼前突然看到了那长年的越南战争、饥饿、死亡，以及那一群群因此带回了东南亚新娘的美国人。

又上课了，阿雅拉一把将我拉过去，说：“那个女人你别理她——廉价。”

“她有她的生长背景和苦难，你不要太严。”

“我们犹太人难道不苦吗？就没有她那种下贱的样子。”阿雅拉过份爱恶分明，性子其实是忠厚的，她假不来。

这个班级，只有我跟这位新同学做了朋友，也看过来接她的好先生——年纪大了些，却不失为一个温文的人。我夸她的先生，她说：“没有个性，不像个男人。”听见她这么衡量人，我默默然。

没上几次课，这位同学消失了，也没有人再问起过她。至于杰克，他开始烘蛋糕来班上加入我们的游乐场教室，大家宝爱他。

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可敬可爱的全班人，在相处了三个月之后。

阿敏不再来上学了，虽然过去是伊朗老王旗下的军官，很可能为生活所迫，听说去做了仓库的夜间管理员。

南斯拉夫来的奥娃以前是个秘书，目前身分是难民。为着把她四年不见的母亲接来美国相聚，她放弃了学业，去做了包装死鱼冷冻的工作。

这两个弃学的人，本身的遭遇和移民，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种巨大的力量下，人，看上去变成如此的渺小而无力。看见他们的消失，我心里怕得不得了。“不要怕，你看我们以色列人，是什么都不怕的。”阿雅拉说。

我注视着那三五个日本女同学，她们那么有守有分有礼又有自信。内心不由得对这个国家产生再一度的敬——虽然他们过去对中国的确有着错失，却不能因此把这种事混到教室的个人情感上来。

日本女同学的丈夫们全是日本大公司——他们叫做“会社”派驻美国的代表。她们生活安稳，经济情况好，那份气势也就安然自在。我们之间很友爱的。

瑞恰也是个犹太人，她的黑短发，慢跑装，球鞋，不多说话，都在表现出她内在世界的平衡和稳当。那份永远只穿两套替换衣服的她，说明了对于本身价值的肯定。她的冷静中自有温柔，是脑科开刀房的护士。

阿雅拉同是犹太人，却是个调色盘。从她每次更新的衣服到她的现实生活，都是一块滚动的石头。在她的人格里，交杂着易感、热忱、锐利、坦白、突破以及一份对待活着这件事情强烈的爱悦。越跟她相处、越是感到这人的深不可测和可贵，她太特殊了。却是个画家。

伊朗女同学仍是两个。一个建筑师的太太，上课也不放弃她那“孔雀王朝”的古国大气，她披金戴钻，衣饰华丽，整个人给人的联想是一匹闪着沉光的黑缎绣着金线大花。真正高贵的本质，使她优美，我们很喜欢她。

讲起她的祖国，她总是眼泪打转。忍着。

另一位伊朗同学完全相反，她脂粉不施，头发用橡皮筋草草一扎，丈夫还留在伊朗，他带着孩子住在美国。说起伤心事来三分钟内可以趴在桌上大哭，三分钟后又去作业边边上用铅笔画图去了。画的好似一种波斯画上的男女，“夜莺的花园”那种童话故事里的神秘。虽然遭遇堪怜，却因为本性的快乐，并没有悲伤得变了人。

古托是唯一南美洲来的，深黑的大眼睛里饱藏寂寞，不过二十多岁，背井离乡的滋味正开始品尝。好在拿到语文证书可以回去参加嘉年华会了。他是我们班的宠儿，不跟他争的。

月凤是个台北人，别跟她谈历史文学，跟她讲股票她最有这种专业知识。那分聪明和勤劳，加上瘦瘦而细致的脸孔，使人不得不联想到张爱玲笔下那某些个精明能干又偏偏很讲理的女子。月凤最现实，却又现实得令人赞叹。她是有家的，据说家事也是一把抓，精采。

日本同学细川，阅读方面浩如烟海，要讲任何世界性的常识，只有她。有一次跟她讲到日本的俳句，不能用英文，我中文，她日文，笔谈三天三夜不会谈得完。在衣着和表情上，她不那么绝对日本风味，她是国际的。在生活品味上，她有着那么一丝“雅痞”的从容和讲究，又是个深具幽默感的人。不但如此，金钱上亦是慷慷慨慨的一个君子。我从来没有在日本人之间看过这么出众的女子。一般日本人，是统一化的产品，她不是。

班上总共十几个同学，偏偏存在着三分之一的人，绝对没法形容。他们五官普通、衣着普通、思想普通，表现普通，使人共处了快三个月，还叫不全他们的名字。

这是一种最适合做间谍的人们。怎么看他们的样子，就怎么忘记。他们最大的优点，就在那惊人的坚持普通里。“我觉得我们这班太精采了。”我靠在门边跟老师艾琳说话。

“的确很棒。”艾琳说：“可是，你是那个团结全班感情的力量，要加上——你，班里面才叫好了。”

我笑着看她，说：“不是，是你在我们里面才叫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吧？”我问艾琳。

“我又没有留你。”艾琳说：“你现在一个人去哪里？”我摇摇车钥匙，说：“进城——PIKEPLACEMAEKET去玩。”那里数百家小店，够疯了。

“祝你快乐！”艾琳收拾杂物一同下楼。

我跑得好快，跑到老远才回头，高叫：“艾琳，我也祝你快乐！快乐！”

说起快乐，在春季班还没注册以前，阿雅拉找我，说：“有一门课叫做——快乐画廊。我们三个，瑞恰、你、我，下学季一起去修，好不好？”

我很惊讶居然存在这种保证学生心情的科目，跑到注册组去查课目表，这才发现阿雅拉看英文字是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的。

那门课叫做“画廊游览”。游览是我给想的中文，原意是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并不停留太久。英文用了HOP－PING这个字。阿雅拉把它看成HAPPY，真是充满想象力。

想象中全班十几个人由老师带了一家一家看画廊，看完再同去吃一家情调午餐才散课，那必然非常快乐才是。于是我们三个就去注了册，上了课。那不是国际学生班。起初，我忍住那份疏远而客气的人际关系，五堂课以后，不去了。反正不去了。

那一班，不是真诚的班。艺术罩顶，也没有用。假的。“噢，做人真自由。”跷课以后，我满意的叹了口气。阿雅拉和瑞恰也不喜欢那堂课的一切，可是她们说，付了学费就得忍下来。我们彼此笑骂：“没品味的、没品味的。”也不知到底是放弃了叫做没品味，还是坚持下去叫做没品味。

说到坚持下去，除了我们这种不拿学分的同学之外，其他中国学生大半只二十多岁，他们或由台湾去、或由中国大陆去，都念得相当认真。表现第一流。

这种社区大学容不下雄心大志的中国青年，上个一两年，就转到那种名校去了。他们念书为的是更好的前途，跟我的没有目的很不相同。

在这七八个中国同学里，没有懦弱的人。一群大孩子，精采绝伦的活着，那成绩好不必说，精神上也是开开朗朗、大大方方的。

就这样，北京来的周霁，成了我心挚爱的朋友。我老是那么单字喊他——“霁——呀——”远远听起来，就好似在叫——“弟——呀——。”

弟的老师私底下跟我喝过一次咖啡，她说：“你们中国学生，特别特别优秀，无论那一边来的，都好得不得了。这个周霁绝不是个普通人，不信你试试他。”

我不必试他，我知道。

春天来了，午后没课的时候，霁的脚踏车被我塞进汽车后座，他和我这一去就去了湖边。两个人，在那波光闪闪的水影深处，静下心来，诚诚恳恳的谈论我们共同的民族。

在美国，我哭过一次，那事无关风月，在霁的面前，我湿湿的眼睛，是那份说不清楚的对于中华民族爱成心疼的刻骨。

跟霁交往之后，汽车的后座垫子永远没有了靠垫。我把靠背平放，成了小货车，摆的是霁随时上车的附属品——他的单车。

春天来了，没有人在读书。

我们忽而赶场大减价，忽而赶场好电影，忽而碰到那东南亚来的女人跟着另一个美国老头在卖名贵化妆品——不是她的先生。我们匆匆做功课、快快买瓶饮料、悠悠然躺在草上晒太阳。

艾琳说，这才叫做生活嘛！热门音乐大集会，艾琳买好票，兴奋的倒数日子——再三天后的晚上，我要去听我的儿子打鼓——他是一个音乐家，住在好莱坞。

我的日子不再只是下课捏雪人，我的日子也不只是下课泡咖啡馆、图书馆，我脱离了那一幢幢方盒子，把自己，交给了森林、湖泊、小摊子和码头。

那种四季分明的风啊，这一回，是春天的。

在咖啡馆里，我再度看见了那位“纸人老师”。他的每一个口袋里都有纸片，见了人就会拿出来同读。那种折好的东西，是他丰富知识的来源，他的行踪不出西雅图。“你还想砍树吗？”他笑问着我。

“现在不想了。”我笑说：“倒是湖边那些水鸭子，得当心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北京来的。”

纸人老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弄得安静的咖啡馆充满了假日的气息。

“北京烤鸭？”他说。

“怎么样？我们去中国城吃？”我把桌子一拍。“你不回家吗？”他说。

“你、我什么家？都没家人的嘛！”

于是，纸人也大步走了。在那一次的相聚里，我们不知为什么那么喜欢笑，笑得疯子一般都没觉得不好意思。嗳，都中年了。咦——都中年了吗？

回到住的地方，做好功课，活动一下僵硬的肩膀，我铺开信纸，照例写家书。

写下：“爸爸、妈妈”这四个字之后，对着信纸发呆，窗外的什么花香，充满了整个寂静的夜。一弯新月，在枝丫里挂着。

我推开笔，口中念念有词，手指按了好多个数目——电话接通了。

妈妈——我高喊着。

台湾的妈妈喜出望外，连问了好多次——好不好？好不好？

“就是太好了呀！忍不住打电话来跟你讲，可以比信快一点。”我快速的说：

“春天来了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都是花海哦也不冷了我来不及的在享受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对呀我是在上课呀也有用功呀不过还来得及做别的事情呀我很好的好得不得了都穿凉鞋了不会冻到别担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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