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玛丽亚

但愿您的芳名在这里是经过祝福的黄杨枝，

虽不知摘自哪一棵树，

但一定已被宗教圣化，

并由虔诚的手所更新，

因而永远翠色葱茏，

庇护家园。

巴尔扎克

某些外省的城区，总有一些房子让人一看就感到凄凉，就像见到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萧条的旷野或者最破落的废墟一样。也许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漠和废墟的凋败，那些房子都兼而有之。里面的住户生活得悄无声息，让外地人直以为那是些无人居住的空宅；不过一有陌生人在街上走动，窗口倒会有人突然探出一张不动声色的面孔，像僧侣一般，朝窗外冷漠而阴沉地瞥上一眼。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就具备上述的凄凉成分。它坐落在一条起伏不平的街道的尽头；那是一条直通上城古堡的街道，如今已少有人来往；尽管冬天冷，夏天热，有几处还阴暗不堪，它却自有引人之处：石子的路面始终清洁干爽，而且回声清脆；街面狭窄，线路曲折，两旁的房屋属于老城区，安静地蜷伏在城墙脚下。三百多年的古宅虽然是木结构，倒还结实。房屋的格式多种多样，给索缪老城区的这一地段平添独特的情调，足使热心访古的游客和艺术家们驻足留连。谁能经过这里不赞叹纵横于屋面的那些厚实的木板呢？它们两端都雕刻着稀奇古怪的图案，构成一溜黑色的浮雕，横贯于大多数房屋的底层之上。这一家横木上覆盖着青石板，给单薄的外墙勾出一条条蓝线，木结构的屋顶被岁月压弯，朽蚀的屋面盖板经过多年日晒雨淋也扭曲走形；那一家发黑的窗台十分醒目，上面原先的精细雕纹如今模糊难辨，而且仿佛已脆弱不堪，承受不住贫苦女工放在上面的棕红色的陶土花盆，只勉强地支托着盆里瘦长的石竹和月季。再往前去，有几家大门上凸出粗壮的钉头，钉头上镌刻着家传的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本来就是老祖宗们随心所欲勾画出来的，其含义今天当然不易考证；有的或许是哪位新教徒表明信仰的记号；有的或许是反新教联盟的成员用来诅咒亨利四世①的咒符。有几户市民阶级的人家，门上也刻有乡绅的家徽，表示自己的祖辈曾享有主持市政的光荣，免得后人淡忘。总之，这里的门上记载了整部法国的历史。有一幢房屋破旧得一晃三摇，外墙的泥灰却留下当年能工巧匠的高超手艺；隔壁是一所贵族宅第，在石砌的拱形门楣上，祖传的纹章尚依稀可辨，但毕竟经受过一七八九年以来一次次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浪的吹打，如今只剩下劫后的余痕。边条街上的铺面既不像小店也不像货栈。热衷寻访中世纪文物的人会发现这里的一切跟上一辈的女工习艺工场一样简陋朴实。低矮的店堂既无货摊也无货架和玻璃橱窗，进深很大，里面阴暗，内外都没有一点装璜。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很不讲究地钉上了铁箍、铁锔；门的上半截往里开着，下半截装有弹簧门铃，不断地被人推进推出。空气和阳光从门的上半截往里灌，或者通过气窗、天花板和矮墙之间的空档进入店堂，半人高的矮墙上面有便于装卸护窗板的滑槽，结实的护窗板清早卸下，傍晚装上之后再用铁闩锁得严严实实。这矮墙是用来陈列商品的，但是决没有为招徕顾客而精心布置。陈列的商品按经营对象的不同而不同，无非是三、两桶食盐和鳕鱼，或者几捆缆绳和帆布；楼板的横梁上挂几束闪闪发亮的黄铜丝，靠墙放一溜金属的酒桶箍，或者在几个架子上摆出一些布匹。进去看看？一位青春焕发的白净姑娘，裹着洁白的围巾，露出通红的手臂，应声放下正在编织的活计，忙向后铺叫她的父母；这时店东就会出来听你吩咐，态度或冷淡或殷勤，或有问必答或爱理不理，全凭店东不同的脾性。成交的也许不过是两个铜板的小交易，也许是高达两、三万法郎的大生意。你还能见到专做橡木板材生意的老板坐在店堂门口，绕动着大拇指跟邻居聊天；表面看去，他不过有些做酒瓶架的劣质板条，但是在码头那边的木工场里，他的货源足以供应安茹地区一切箍桶作坊的全部用料。遇到好年景，他能算出箍桶匠们总共需要多少板材，计算之准确，误差不超过一两块板材。一天阳光能教他发财，一场恶雨能让他亏本。半天之内板材市价能跳到十一法郎或跌到六法郎。这一带跟都兰地区一样，气候的阴晴决定市场的盛衰。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行老大，都眼巴巴地盼望晴天；晚上睡觉时唯恐天一亮就听说夜里上了冻。他们既怕刮风，又怕下雨，更怕天旱，只盼雨水、云彩和晴暖的气候能随人所愿而适时地降临。晴雨表让人时喜时忧，一会儿使人紧锁愁眉，一会儿又教人笑逐颜开。这条街是索缪城里的“大马路”。“好一个金子般的天气！”这句话促动整条街上家家户户都扳着手指算账；人人都会跟邻居说：“老天爷下金雨了！”他们心中有数：一道阳光，一场时雨，会带来多少好处。在晴朗的季节，每逢周末，尽管还没有到中午，你就别想买到一文钱的东西。这里讲信用的生意人也都有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田地，他们需要趁着好天气到乡下去忙上几天。所以，买东西和卖东西，收支和盈亏，他们早都算计周全；平日里生意人尽可以把十二小时中的十小时用来说笑聊天，没完没了地发表高见，飞短流长地传递闲话，窥探隐私。谁家的主妇买回一只竹鸡，准有人要问她的丈夫：炖鸡的火候是否恰到好处？谁家的姑娘在窗口探一下脑袋，决躲不过一帮又一帮闲人的眼睛。总之，谁的内心都几乎坦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连黑乎乎、静悄悄、让人无法看透的深宅大院，也遮不住半点秘密。人人几乎都永远像生活在露天一样。家家户户都在大门外吃午饭，用晚餐，拌嘴斗气。路过这里的外乡人被他们品头论足，挨个儿分析。从前，到内地来的人总不免挨家挨户地受到取笑，由此而产生一段段故事；擅长编制市井笑料的安茹居民也从而获得“牛皮大王”的美名。老城区像样的旧宅都坐落在街道的高处，原先这都是些当地头面人物的公馆。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一所凄凉旧宅中，这些房屋在法兰西淳朴民风日益衰微的今天，只成了世道人心还朴实的旧时的遗物。顺着这条古色古香的曲折街道一路走去，连最不足挂齿的小东西都能唤起你思古的幽情，整个气氛使你不得不浮想联翩。你会发现有一处拐角相当阴暗，格朗台先生的公馆的大门就龟缩在这凹处的中间。倘若不跟你说说格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法领会在内地把谁的家称作公馆该有多大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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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亨利四世（一五五三—一六一○）：纳瓦尔国王，信奉新教；一五八九年袭承法兰西王位，为便于治国，于一五九四年皈依旧教（天主教），并倡导宽容。

格朗台先生在索缪城里颇有声望，凡在内地只住过几天或者根本没有住过的人难以弄清这种声望的前因后果。当地还有人叫他格朗台老爹，不过这么称呼他的人大多年事已高，人数日益减少。他在一七八九年的时候，是位相当有实力的箍桶匠，能读能写，善于算账。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那个年月，箍桶匠才四十上下，同一位富裕的板材商的女儿结婚不久。格朗台把手头现款再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一笔两千金路易的资本，携款直奔县政府；他用岳父给的二百枚面值加倍的金路易，从监卖国有地产的凶狠的共和政府官员手中，廉价买到区里最好的几片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块按收成交租的分种地。这种便宜交易尽管不公道，却是合法的。索缪城的居民本来就没有什么革命思想，他们把格朗台老爹看成敢作敢为的共和党，热衷于新潮流的爱国派。其实箍桶匠只看中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缪地区行政机构的委员。他的息事宁人的处世态度对当地的政治和商业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政治上他包庇贵族，千方百计阻挠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上他承包供应共和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共和政府把原来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几片属于一家女修道院的肥沃的草场，划到他的名下，算是付给他的酒钱。到拿破仑的执政府上台之时，好好先生格朗台被委任为市长；他治理有方，葡萄园的收成更好上加好。拿破仑称帝之后，格朗台成了无职无权的白丁先生。皇帝不喜欢共和党，有“红帽子”嫌疑的格朗台的职务于是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接替；那人后来在第二帝国时期被晋封为男爵。丢掉官职，格朗台先生并不惋惜。他当政时已经为民造福，修了好几条高质量的公路，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产业。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时占了很大的便宜，只需缴纳微薄的税金。他在各处的庄园自从官方登记上册之后，靠他持久而精心的耕作，都成了享誉一方的“尖子”，这一术语专指那些能生产极品佳酿的葡萄园。为此，他简直有资格申请荣誉团的勋章。免职发生于一八○六年，当时格朗台先生五十七岁，他的妻子三十六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一无二的宝贝女儿才十来岁。大约是老天爷怜恤他丢官，想给他一点安慰吧，那一年他接连得到三笔遗产：先是他的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然后是他妻子的外公拉倍特里埃先生的，最后是格朗台自己的外婆让蒂叶太太的。三笔遗产数目有多大？谁都不知道。三位老人生前爱钱如命，长期以来积金攒银，私下里以把玩金银当消遣。拉倍特里埃把放债叫挥霍，总觉得守着金钱比放高利贷实惠。所以索缪城的居民只能根据面上的收入估算他们究竟有多少积蓄。于是格朗台先生得到新贵的头衔，那是我们拚命讲平等也抹煞不了的殊荣，他成了当地最举足轻重的纳税人。他经营的葡萄园总共有七十公顷，遇上好年景，可以生产七、八百桶好酒。他还有十三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老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统统用砖砌死，既可以免税，还便于保存，他还有八、九十公顷草场；一七九三年，他在那里种了三千株白杨。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这些都是面上的财产。至于他手头的资金，只有两个人知道大致的数目：替格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吕旭先生和索缪城里最殷实的银行家格拉珊先生。格朗台只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才私下里同格拉珊做点赚钱交易。在内地，若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若想发财，就得像克吕旭先生和格拉珊先生那样守口如瓶。尽管他们从不露半点口风，但是他们公然对格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足使旁观者揣度前任市长财力的雄厚。索缪城里人人相信格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并且传说他每天深夜要去察看成堆的金银，从中得到无法形容的快慰。爱财如命的人看到格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上金色的黄澄澄的目光，更相信这事决非虚传。大凡习惯于靠利滚利赚大钱的人，总不免跟色鬼、赌徒或马屁精一样，眼神中自有一些难以界定的习性，躲躲闪闪、贪得无厌、神秘莫测的表情，跟他们有相同癖好的人一眼就能识别。这种心心相通的暗语好比是着迷于酒色财气的人们之间通用的行话。格朗台先生从不欠谁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一千只酒桶还是五百只酒桶，老箍桶匠兼种葡萄的老手，计算起来精确得好比天文学家；他从来不曾打错算盘，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还高的时候，他总有酒桶出售，并设法把自己的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二百法郎一桶他再抛出，而一般小地主早在五路易一桶时，就把酒售空了。所以格朗台先生博得大家的敬重。一八一一年的收成是臭名远扬的，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一次收成就给他赚了二十四万法郎。说到理财的本领，格朗台先生像猛虎，像大蟒。他懂得躺着、蹲着，耐着性子打量猎物，然后猛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的钱袋，把成堆的金币往里倒，接着又安静地躺下，像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按步就班地消化吞下的食物。他从谁跟前走过，谁不感到由衷的钦佩？对他既抱几分敬重，又怀几分恐惧。在索缪城里谁没有尝过他利爪的滋味？抓一下让你疼得入骨三分。有人为了买地，找克吕旭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十一。有人用期票到格拉珊那里去贴现，先得扣除一笔大得惊人的利息。市面上难得有哪天没有人提到格朗台先生的大名；连晚上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说起他。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实家产堪称当地引以为荣的一宝。所以不止一位做生意的或开客栈的索缪人，得意洋洋地在外地的来客面前吹嘘：“先生，我们这一带百万元户有两三家，可是，格朗台先生哪，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家底儿！”一八一六年，索缪城里最擅长计算的人作过估算，这位老先生的地产大约值四百万法郎；可是，若以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之间以每年平均收入十万法郎来推算，他手头积攒的现金应该跟他的不动产的价值不相上下。所以，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或者谈过一阵葡萄种收，最后提到格朗台的时候，自作聪明的人们会说：“格朗台老爹？……总该有五、六百万吧。”倘若赶上克吕旭先生或格拉珊先生在场，听到这话准会答腔：“你倒比我还在行，我可是从来都没有法子知道这个总数。”要是巴黎来的客人提到罗启尔德或拉菲特等银行巨头，索缪城的居民就赶紧打听，问他们是否跟格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不屑地答道“是的”，索缪人就会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地摇摇脑袋。这么大的家产给这位富翁的为人行事披上了金丝编织的外衣。就算最初他的生活起居有些特别，曾经是人们说笑的话柄，那么这话柄早已陈旧得无人再提。格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如今成为人们判别是非的规范。他说什么话，穿什么衣裳，他的一举一动，乃至于眨眨眼睛，都成为当地的金科玉律；人人都像自然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研究格朗台，并能从他最琐细的动作中发现深邃而无言的智慧。人们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格朗台老爹戴皮手套了：赶紧摘葡萄吧。”“格朗台老爹买进大批板材，今年酒的产量一定可观。”格朗台先生从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给他送来足够的食品，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是用来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缴纳租金之外，还亲自登门拿小麦去磨，然后给他送回麸皮和面粉。他们家只雇用一个老妈子，人称大高个娜农，她尽管上了年纪，每逢周末还亲自做一家人吃用的面包。格朗台先生跟租他菜园的菜农说好，要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的果园收成之多，大部分还得拉到市场去出售。取暖用的木材，是从田园四周作为篱垣的矮树或烂掉一半的老树上锯下来的；佃户们把乱枝截成一段一段，用小车运进城，给他在柴房里堆好，讨他说声谢谢。他的众所周知的开支，无非是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花销以及教堂坐位的租金；还有大高个娜农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和作物种植等方面的费用。他最近又买进一片三百六十多公顷的树林，委托一位邻近的居民代管，他答应付代管费。自从购置了这片树林，他才吃上野味。老先生生活上很不讲究，话不多，通常只用一些简短的现成的句子，轻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打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每逢必须长篇大论或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马上会结结巴巴、含糊其辞，弄得听的人很吃力，还不得要领。这种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思路凌乱的连篇废话，缺乏起码的逻辑，人家以为是他缺乏教育所致，其实他是装出来的。在我门下面的故事中，有些情节足以说明这一点。另外，凡遇到生活难题和商业难题要他对付、要他解决，他惯于搬出四句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的口诀，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着瞧吧。”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从来不落下白纸黑字。有人跟他说话，他只冷冷地听着，右手托住下巴颏儿，肘弯支在左手背上；而且无论什么事，他拿准主意之后就决不反悔。哪怕一笔微不足道的生意，他都要盘算半天。当他的对手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谈判，自以为没有露出半点口风，而其实已经给他摸清底细，他却回答说：“这事我得跟内人商量商量，现在不能作出决定。”他的妻子早已给他压迫得成了百依百顺的奴隶，在生意上却是他最合适的挡箭牌。他从不上别人家去作客，也从不肯应邀赴饭局或请客吃饭。他从不大声喧哗，仿佛什么都讲节俭，连动作都力求省劲儿。由于他始终尊重所有权，所以他决不乱动别人的东西。然而，尽管他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举止稳重，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仍不免有所流露，尤其在家里，不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因顾忌而克制自己。体格方面，他身高五尺，肥胖，结实，腿肚子的围长足有一尺，膝盖骨鼓溜溜地像个大结，肩膀宽阔；圆脸，皮色乌亮，布满了小麻点，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曲线，牙齿雪白，眼睛里透出冷酷，像是要吃人，老百姓称之为蛇眼；脑门上皱纹密布，堆起一道道颇具奥妙的横肉，不知深浅的青年人拿格朗台先生开心，把他发黄变灰的头发叫做雪里藏金。他的鼻尖肥大，顶着一颗布满血丝的肉瘤，有人不无道理地说这里面包藏着一团刁钻的主意。这副长相显示出阴险的精细，从不感情用事的清正和他的自私自利；他的感情只专注于吝啬的乐趣和对女儿欧叶呢的爱怜，这是他唯一的继承人，是他心目中真正疼爱的宝贝。他的言谈举止，乃至于走路的步态，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出由于事业上始终一帆风顺而养成的一种自信的习惯。所以，格朗台先生尽管表面平易近人，骨子里却有一股铁石般的硬脾气。他的衣着始终如一，一七九一年是什么装束，今天还是什么装束。结实的鞋子，鞋带也是皮的；一年四季，他总穿一双毛料袜子，一条栗壳色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扣上银箍，黄褐两色交替的条绒背心，纽扣一直扣到下巴颏，外面套一件衣襟宽大的栗壳色上衣，脖子上系一条黑色的领带，头上戴一顶宽边教士帽。他的手套跟警察的手套一样结实，要用到一年零八个月之后才更换，为了保持整洁，他总以一种形成定规的动作，把手套放在帽沿的同一个部位。索缪城里的人对这位人物的底细，也就知道这些。

城里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的公馆。前三位中最起眼的人物是克吕旭先生的侄子。自从这位青年当上索缪初级法庭的庭长之后，他在克吕旭的姓名之后，又加上了蓬丰这一名称，而且力求让蓬丰的身价超过克吕旭，他的签名已经改成克·德·蓬丰。辩护律师一旦冒失地照旧叫他克吕旭先生，出庭时马上就会后悔自己糊涂。凡是称他庭长先生的人都能得到他的庇护，他对叫他德·蓬丰先生的人更报以满意的微笑。庭长先生三十二岁，有一处名叫蓬丰的地产，年收入七千法郎；他还在等着继承两位老叔的遗产，一位是克吕旭公证人，另一位是克吕旭神父，图尔城里圣马丁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这两人据说都相当有钱。三位克吕旭靠许多本家弟兄撑腰，外加同城里的二十来家沾亲带故，跟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一样，俨然结成一个私党；而且同梅迪契家族有帕齐家族这个宿敌一样，克吕旭叔侄也有自己的对头。德·格拉珊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所以常热心地来陪格朗台太太打牌，走动很勤，希望自己心爱的儿子阿道尔夫能同欧叶妮小姐结亲。银行家德·格拉珊先生竭力促成妻子的远谋，暗中不断给老财迷一些好处，决战的关头总能及时赶到前线。这三位格拉珊也有自己的同伙、本家弟兄和忠实的盟友。在克吕旭这一方，神父是智囊，由当公证人的兄弟全力支持，激烈地同银行家的太太争地盘，力图把格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侄儿庭长。克吕旭和格拉珊两家明争暗头的目标，就是欧叶妮·格朗台小姐的嫁奁；这事在索缪城里早已成为家家户户的热门话题。格朗台小姐会嫁给庭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尔夫·德·格拉珊？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的答案是：格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庭长，也为会把女儿许配给德·格拉珊少爷。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大得很，要找个贵族院的议员当女婿，凭着一年三十万法郎的收入当陪嫁，谁还计较格朗台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酒桶生意？另一些人则反驳说，德·格拉珊本来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阿道尔夫又是一表人材，除非格朗台身边有教皇的侄儿在向他求亲，跟这样的人家联姻他还能不心满意足吗？他毕竟是个白丁，索缪城里谁没有见过他拿着削木刀做酒桶？况且他还戴过“红帽子”。更有心计的人提醒说，克吕旭·德·蓬丰先生随时都能出入格朗台家，而他的对头只有星期天才能上门。一派人认为德·格拉珊太太同格朗台家的女眷关系密切，胜过克吕旭叔侄，久而久之她会说动格朗台母女，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派却回答说，克吕旭神父是天下最巧于辞令的人，女人和僧侣斗法，正好势均力敌；用索缪城里一位出言俏皮的人的话来说：“他们是旗鼓相当。”据当地更谙内情的老人们的看法，像格朗台老爹那样精明的人，决不会让家产落到外人的手里，索缪的欧叶妮·格朗台小姐只可能嫁给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十分得法的格朗台先生的儿子。对于这一看法，克吕旭派和格拉珊派异口同声反对：“首先，格朗台老哥儿俩三十年来没有见过两次面。其次，巴黎的格朗台先生对儿子抱有很高的期望。他本人是巴黎城里的一区之长兼议员，又是国民卫队的上校，商务法庭的法官。他不承认索缪的格朗台同他是本家，只妄想同拿破仑宠信的哪个公侯之家联姻结亲。”方圆七、八十里，甚至在从安茹到布卢瓦的驿车里，人们七嘴八舌，谈论起这位富家独女的亲事来，什么话没有？一八一八年初，克吕旭派一度明显地占了格拉珊派的上风。素以花园、华宅、田庄、河流、池塘、森林而闻名的弗洛瓦丰地产，价值三百万法郎。年轻的德·弗洛瓦丰侯爵由于急需现款，不得不计划卖掉。克吕旭公证人，克吕旭庭长和克吕旭神父，在党羽的帮助下，设法打消了侯爵分段出售的念头。公证人劝说侯爵：分段出售，必得同投标人打无数次官司才能收齐他们应付的款项；倒不如卖给格朗台先生一人，他买得起，而且还能付现钱。临了，公证人同侯爵做成这笔皆大欢喜的生意。于是好一片风光美丽的侯爵封地，被吞进格朗台先生的血盆大口。索缪城的居民看到格朗台先生办完手续，就把打了些折扣的田价一次付清，无不惊讶万状。这件新闻一直传播到南特和奥尔良。格朗台先生搭一辆老乡回家的便车，到弗洛瓦丰察看新置的产业，他以主人的身份看了一遍之后，返回索缪城，认为这一笔投资等于放了一笔利息五厘的贷款，并立刻萌生一个宏伟的设想，打算把他的全部家当都归并到这片地产上来，扩展这片侯爵领地。然后，为了把几乎已经掏空的金库重新填满，他决定把他的树木森林全都砍平，把草场上种植的白杨也都当木材卖掉。

人称格朗台先生的家叫公馆，现在你总该掂出这种叫法的分量了吧。这房屋惨淡无光，阴森森，静悄悄，坐落在城区的上部，坍塌的城墙脚下。组成门洞的两根支柱和支柱间的拱顶，跟房屋一样，是用凝灰岩砌成的；那是卢瓦尔河边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一般用不到二百年就不行了。寒冬酷暑给门洞的拱楣、侧壁，凿出无数大小不一、形状古怪的洞眼，表面看去就像法兰西建筑常见的那种蛀蚀斑斑的石料，又有几分监狱大门的模样。在门楣的上方，有一长条硬石浮雕，图案代表一年四季，形象已经剥蚀，而且通体发黑。浮雕上面有一条接缝的石板，突出在外，上面凌乱地长着些野草，黄色的苦菊，野牵牛花，旋复花，车前草，还有一株小小的樱桃树，已经相当高了。褐色的大门是用整块橡木板做的，到处都有干裂的缝隙，外表很单薄，其实很厚实，上面有一排排对称的钉子，组成几个图案。独扇大门的中央，开了一个装上铁栅的四方门眼，铁条排得很密，而且锈得发红。像是给下面的门槌提供了装置的理由，这门槌由一个铁环吊在门上，槌头正好敲在一颗大钉的头上，上面刻着一张扮鬼脸的面孔。长圆形的槌头跟我们老祖宗称之为傻瓜脑袋的钟锤相仿，又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好稽古的人倘若仔细打量，或许会发现这槌头上还留有当初的丑角形象的痕迹，只是年深月久，花纹早已磨平。装上铁栅的门眼在内乱不止的年月本来是用来张望访客的；如今爱东张西望的人可以从中看到在幽暗发绿的拱顶的尽头，有几级七零八落的台阶，通往一个厚墙围住的花园。潮湿的墙面到处是淋漓的水迹和一簇簇野生的小树，倒也别有情致。这墙原先是城墙，邻近几家的花园就筑在城墙上面。楼下最起眼的房间是客厅，客厅的进口就对着大门。在安茹、都兰、贝里等地的小城中，客厅的重要性外地人通常是体会不到的。它身兼数职，是穿堂、沙龙、书房、上房和饭厅，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公用的起居室。地段的理发师一年两次到这里来给格朗台先生理发；佃户、本堂神父、县长、磨坊伙计登门的时候，也是在这里受到接待。这间屋有两扇临街的窗户，地上铺着地板，四壁有灰色的护墙板，从上到下，整个铺满，而且镶嵌着一条条老式的分割线；顶上的梁木露在外面，也漆成灰色，梁木间的楼板填上白色的棉垫，如今早已发黄。一座黄铜的老式时钟，镶嵌了螺钿的花纹，点缀着刻工粗糙的白石面料的壁炉架；壁炉架上方挂着一面发出绿光的镜子，边缘削成显示厚度的斜面，把镜子的反光射到哥特式的镂花钢框的四周。壁炉两边各有一座金光闪闪的黄铜烛台，供待客和居家二用：拿掉玫瑰花瓣形的托盘，把烛台的主杆插进一个镶有黄铜的大理石的座子，这铜花黯淡的大理石座子就成了日常使用的烛台。老式的座椅包着花布，图案内容是拉封丹的寓言，不过不知底细的人看不出上面的主题，因为颜色褪尽，而且补钉摞补钉，原来的图案很难看清。房间的四角放着酒柜之类的角橱，角橱上面还有几层油腻的搁板。一张旧的细木镶嵌的牌桌，放在两扇窗户之间的空档里，桌面上画有棋盘。在桌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框四周点缀着金漆的木刻花边，只是久经肆无忌惮的苍蝇一再地糟蹋，金漆被蹭得所剩无几了。壁炉对面的墙上挂着两幅水粉肖像，据称身穿法兰西卫队中尉衔军官制服的，是格朗台太太的外公德·拉倍特里埃先生，另一个是已故的让蒂叶夫人，扮成古装的牧女。两扇窗户都挂着窗帘，用的是图尔出产的红色粗经布，两边由大坠子的黄丝带吊起。这种奢华的装璜同格朗台家的习惯很不协调，原来这些都是买进这所房屋时就有的；还有镜框、座钟、软垫家具和粉红色的角柜，也都是连房屋一起买下的。离门最近的那个窗户跟前，放着一把草垫椅子，椅腿下面加了垫板，好让格朗台太太坐着能看见街上的行人。一张褪了颜色的桃木针线桌填满窗下的空间，欧叶妮·格朗台坐的小椅子就放在针线桌边上。十五年来，母女俩天天在这里安静地消磨日子，手里总是做着活计，从四月春暖时起，到十一月冬季降临时止，年年如此。十一月初，她们可以坐到壁炉前歇冬了。只有到十一月初一，格朗台才允许客厅里生火，一到三月三十一日就得熄火，他根本不考虑春寒和秋凉。大高个娜农设法从厨房炉膛里掏出她有意保留下来的木炭，放进烤火炉，让太太小姐抵御初春和深秋时节早晚的寒意。母女俩缝制全家的内衣和被服，整天像女工一样操劳；即使欧叶妮想替母亲绣一条挑花领子，也只能利用自己的睡眠时间，而且还得设法骗取父亲的蜡烛。多年来，老财迷总是亲自分发蜡烛给女儿和娜农使用，同样，日常消费的面包和其他物品，也都由他在早晨分发。

大高个娜农也许是天下唯一能接受主人如此专制对待的佣人，城里家家户户都羡慕格朗台夫妇能雇到这样好的老妈子。因为她身高五尺八寸，所以都叫她大高个娜农。她在格朗台家已经做了三十五年。虽然她每年的工钱只有六十法郎，大家却认为她属于索缪最有钱的女佣之列。一年六十法郎，积攒了三十五年，最近居然有四千法郎存到公证人克吕旭那里，以备日后养老。大高个娜农靠长期而持久的积蓄，才凑成这笔巨大的数目；每个当女佣的，只看到六十上下的老妈子吃喝有靠，眼红得很，却不想想她的这笔血汗钱是当牛做马换来的。二十二岁那年，可怜她还是姑娘的时候，找不到人家落脚，因为她的长相似乎丑得吓人；其实这种看法很不公正：倘若把她的脸安放到榴弹兵的脖子上，准还能被人赞不绝口呢。可惜，据说什么都有个般配的问题。她早先是在一家农庄里放牛的，农庄失火，她丢了饭碗，她凭干什么都不憷的勇气，进城来找差事。格朗台老爹那时想结婚而没有结婚，却已经考虑日后成家过日子了。他注意到这个到处吃闭门羹的姑娘了。身为箍桶匠，他判断一个人的体力是十拿九稳的；他盘算下来，认为这个体格像神话里的大力士那样粗壮的姑娘大可利用。她站着像一棵根深蒂固的六十年的老橡树，膀粗腰圆，后背四方，一双手像赶大车的，有一说一的诚实跟她守身如玉的贞洁一样牢靠。雄赳赳的脸上布满疣子，皮色红得像刚出窑的砖头，手臂上青筋暴起，穿一身破衣烂衫，娜农的这副模样并没有吓退箍桶匠，尽管他那时还处于见色动情的年纪。他给这可怜的姑娘衣着、鞋袜，供她吃住，给她工钱，又不过分粗暴地使唤她。大高个娜农受到这样的善待，快活得偷偷哭了，从此忠心耿耿服侍这位把她当家奴使唤的箍桶匠。她把家务全包了：做饭，蒸煮东西，下河洗衣裳，洗罢用肩膀扛回来；她天一亮就起床，深夜才睡觉；收割的季节，短工们的吃喝全由她做，她还帮着监看场地，防备有人捡走掉在地上的葡萄；她像狗一样忠实地看护主人的财物；总之，她对主人盲目地信服，主人的念头哪怕多么不合情理，她都照办，决无怨言。一八一一年是多事的一年，收葡萄的季节特别辛苦，格朗台决定把自己的一只旧表，送给在他家做了二十年工的娜农，那是她从主人那里得到的唯一礼物。尽管他不时把自己的旧鞋送给她穿（娜农穿着倒很合脚），但是总不能把三个月才得到一双穿破的旧鞋当作礼物吧。可怜的老丫头由于缺这少那变得十分吝啬，终于使格朗台像喜欢一条狗那样喜欢起她来；娜农也乐得伸长脖子由主人套上颈圈，连颈圈上的铁刺，也扎不疼她了。要是格朗台分发面包时切得太薄，娜农也决不抱怨；她高高兴兴地赞同这家人从节制饮食中得到卫生方面的好处，确实从来没有人生过病。娜农已跟这家人打成一片：格朗台笑，她也笑；她跟主人一起发愁、挨冻、取暖、干活儿。享有这样的平等，她能得到多少亲切的补偿啊！主人从来不怪她在树底下贪吃杏子或酸桃，李子或油柿。“吃吧，吃够了算，娜农”。遇到果子把树枝压弯的年份，佃户们不得不用水果喂猪，格朗台也乐得大方。从小只受到虐待的农村女子，总算有人发善心收留下她，看见格朗台老爹含义模糊的微笑，简直像看到灿烂的阳光一样。而且娜农心地纯朴、头脑简单，只容得下一种感情，一个心眼。三十五年来，她总时时看到自己光着脚，衣衫褴褛地站在格朗台老爹的工场门口，听箍桶匠对她说：“你要什么呀，好孩子？”而她的感激之情始终同年轻时一样。有几次格朗台先生想，这可怜虫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奉承话，也不知道女人能引发男人什么样的感情，将来被召到上帝跟前时，会比圣母玛丽亚更贞洁；想到这些，格朗台动了恻隐之心，望着她，不禁说了句：“可怜的娜农！”老妈子听到这一声感叹，总是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目光朝他看一眼。这感叹久而久之构成一条不断的友谊之链，每感叹一次等于给这链条又增添一环。格朗台内心深处的这种怜悯之情，固然让老姑娘感激涕零，但其中总有点不知何来的恐怖成分。这种财迷才有的残忍的怜悯，固然唤醒了老箍桶匠的种种快感，对于娜农而言，却构成了她的全部的幸福。谁不会也叫一声“可怜的娜农”啊？只有上帝才能从语气的抑扬顿挫和有所流露的奥妙的惋惜之情中听出谁才是怀有真正慈悲心肠的人。在索缪，不少人家对待佣人要好得多，佣人却仍对主人不满。于是就产生下面这种议论：“格朗台家对大高个娜农不知下了什么功夫，能让她这样忠心耿耿，简直肯为他们赴汤蹈火！”厨房的窗户对着院子，窗上装着铁栅，里面总是干净、整洁、清冷，名符其实是守财奴的厨房。没有一样东西会糟蹋掉。娜农洗罢碗盏，收好剩菜，熄了灶火，便到跟厨房隔着一条过道的客厅去，坐在主人们的身旁绩麻。一支蜡烛就足够全家人一晚的照明。女佣睡在过道尽头一间小黑屋里，只有墙洞漏进一点光线。多亏她身子骨结实，睡在这样的窝里居然毫无亏损。她在那里可以听到日夜都静悄悄的这个家里的一丝一毫的响动，而且像警犬一样，竖着耳朵睡觉，休息时都不误守夜。

这幢房子里的其余部分，待故事发展下去的时候再来描述。但是对全家最奢华的那间客厅的素描足以使人预想到楼上的寒伧了。

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中旬的某天傍晚，大高个娜农第一次生火。那年秋天一直很暖和。那天恰好是克吕旭党和格拉珊党都熟记在心的节日。所有六位双方的主角准备全副武装到格朗台家的客厅来交锋，比一比谁跟这家的交情更深。索缪城里的居民一早就看见娜农跟在格朗台太太和小姐的后面，去教区的教堂望弥撒，他们都记得那天是欧叶妮小姐的生日。所以，克吕旭公证人，克吕旭神父和克·德·蓬丰先生算准了格朗台家该吃罢晚饭的时候，急忙抢在格拉珊一家之前，赶来祝贺格朗台小姐生日快乐。他们三人都捧着从自家的小暖房里摘来的大束鲜花。庭长的那束鲜花精心地裹上了白缎带，还带着金色的流苏。那天一早，格朗台先生照例像往常欧叶妮过生日和命名日一样，趁她还没有起床就闯进她的房间，郑重其事地送她一件作为父亲的礼物，十三年来的老规矩，总是一枚希罕的金币。格朗台太太一般送给女儿一件冬天或夏天穿的连衣裙，这得看什么节日。一年两件连衣裙，还有父亲在元旦和节日送给她的金币，构成她一年一小笔约有五六百法郎的收入。格朗台高兴地看到她都攒着。这样，他的钱不就等于只换个储钱罐吗？而且简直等于手把手地教女儿学会吝啬。他有时要问女儿一共攒下多少金币，里面还包括倍特里埃夫妇留给重外孙女的钱。他说：“这是你将来陪嫁的压箱钱。”压箱钱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如今在法国中部的一些地方还很盛行。在贝里、安茹一带，姑娘出嫁，娘家或婆家要给她一笔钱，十二枚，或十二份十二枚，或一百二十枚金币或银币，看家境而定。最穷的放羊姑娘出嫁时也得有压箱钱，哪怕用铜钱充数。听说伊苏屯有个富家千金出阁，压箱钱是一百四十四枚葡萄牙金币，不知道是娘家给的还是婆家给的，反正至今还有人说起这件事。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出嫁时，她的叔叔教皇克莱芒七世送她十二枚价值连城的古代金勋章，作为她同亨利二世成亲的陪嫁。在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看到欧叶妮穿了一身新前裳显得格外漂亮，便十分高兴地嚷道：“既然是欧叶妮的生日，咱们今天就生火！热热乎乎地取个吉利。”

“小姐今年准有喜事，要成亲了，”大高个娜农撤走桌上吃剩的鹅肉时，这么说道。鹅是箍桶匠家餐桌上的山珍。

“索缪城里我看没有与她般配的人，”格朗台太太接茬说道，一面胆怯地望着丈夫。她这把年纪，还这样小心翼翼，足见她完全唯丈夫之命是从，可怜巴巴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声。

格朗台把女儿打量了一番，快活地叫道：“她今天过二十三岁的生日，这孩子，得为她操点心了。”

欧叶妮和她的母亲心照不宣地彼此看看。

格朗台太太是个干瘦的女人，皮色蜡黄，举止迟缓笨拙，像是生来就受暴君压制似的。她大骨骼、大鼻子、大额头、大眼睛，乍一看有点像那种失去香味和水份、嚼起来像棉花球那样的果子。发黑的牙齿已所剩无几，嘴巴四周皱纹密布，下巴颏像鞋头往上翘的木靴。她为人极好，不愧是拉倍特里埃家的后代。克吕旭神父有心找机会说她当年曾长得不错，她信了。她像天使那样温柔，像被孩子们捉弄的昆虫那样与世无争，虔诚得少有，心境始终坦荡如水，什么都激不起丝毫波澜，心地善良，使得人人都可怜她，敬重她。丈夫给她的零花钱，从来没有一次超过六法郎。她虽然相貌可笑，她的倍嫁和她承继到的遗产，给格朗台老爹增添了三十多万法郎的家底儿，然而她始终打心眼儿里感到自卑，感到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柔和的天性不允许她反抗，她从来不要一分钱，克吕旭公证人要她签署什么文件，她从不提出什么问题。这种埋在心底的、愚不可及的傲气，这种一直不被格朗台理解、而且一直受到他伤害的慷慨胸怀，支配了她的行为。格朗台太太长年穿一身绿得泛白的连衣裙，而且照例穿上一年；披一条棉料的白围巾，戴一顶草帽，胸前几乎总系一条黑色塔夫绸围裙。她深居简出，鞋子很省。总之，她从不想为自己要些什么。所以，格朗台有时良心发现，想到自从上次给她六法郎之后已经很久，便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契约中规定买主给他太太一些好处，要购货的荷兰人或比利时人破费四五枚金路易，这就是格朗台太太年收入中最可观的进账。可是，当她收下那属于她的五枚金路易时，格朗台往往会对她说，好像他们的钱都是公用的：“你借我一点用用好吗？”可怜的妻子乐于为丈夫服务，她的忏悔师告诉她，丈夫是她的老爷，她的主人，所以在冬闲时她总要从所得的好处中掏出一些金币来还给她。格朗台从口袭里掏出五法郎的硬币，作为日常零用和供女儿买针线服饰花销的月钱，扣上钱袋之后，总不忘问一声妻子：“你呢，孩子她妈，你要买点什么？”

“亲爱的，”格朗台太太顿时感到一种做母亲的尊严，回答说：“以后再说吧。”

这种崇高纯属多余！格朗台自以为对太太慷慨得很呢。哲学家们倘若遇到娜农、格朗台太太和欧叶妮这样的人，不是有理由认为上帝的本质，从根本上说，是嘲弄人吗？那天晚饭桌上，第一次提到了欧叶妮的婚事。晚饭过后，娜农到格朗台先生的房里去拿一瓶果子酒，下楼时几乎摔一跤。

“大牲口，”男主人说道，“你也会像别人那样摔跤吗？”

“先生，是您的楼梯吃不住呀。”

“她说得对，”格朗台太太说。“您早该让人来修修了。昨天，欧叶妮差点儿崴了脚脖子。”

“那好，”格朗台看到娜农面色刷白，对他说：“既然今天是欧叶妮的生日，你又差点儿摔跤，你就喝一小杯果子酒压压惊吧。”

“真是，我算赚到了一杯酒，”娜农说：“换个别人，这瓶洒早摔碎了；可是我宁可摔断脖子，也要举着瓶子，不让它摔着。”

“这可怜的娜农！”格朗台一边说一边替她倒酒。

“你摔疼了吧？”欧叶妮望着她，关切地问。

“没有，我打了一个挺就站稳了。”

“好！既然今天是欧叶妮的生日，”格朗台说，“那我就去替你们修修踏脚板吧。你们啊，你们就不会把脚落在还结实的角上！”

格朗台拿走了烛台，让妻子、女儿和女佣坐在除了壁炉里烧得正欢的火苗之外别无亮光的黑暗中。他到烤面包的小间里去找木板、钉子和木工工具。

“要帮忙吗？”娜农听到楼梯那边有敲敲打打的声音，朝那边喊道。

“不用！不用！这事我在行，”老箍桶匠回答说。

格朗台在亲自修补虫蚀的楼梯时，想到年轻时的往事，尖声地吹起口哨来。这时，克吕旭叔侄敲门来了。

“是克吕旭先生吗？”娜农从门眼里往外看看，问道。

“是我，”庭长答道。

娜农打开大门，壁炉里的火光照到门洞上面，克吕旭叔侄总算看清客厅的门口，

“啊！你们是祝贺生日来的，”娜农闻到花香，说道。

“对不起啊，诸位，”格朗台听出了朋友的声音，朝外间喊道，“我马上就来！不怕见笑，我在亲自动手修补楼梯踏板呢。”

“不忙，不忙，格朗台先生，煤黑子在家，大小是市长①，”庭长引经据典地说罢，独自呵呵地笑了，为无人领会他的影射而得意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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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成语原为：“煤黑子在家，大小是个长。”克吕旭庭长有意把长说成市长，影射格朗台当年曾主持索缪市政。

格朗台太太和小姐起身迎客。庭长趁屋里没有灯火，悄悄对欧叶妮说：“请允许我，小姐，在您生日的今天，祝您年年快乐，岁岁健康！”

他献上一大束索缪城里少有的鲜花，然后，捏住女继承人的臂肘，在她的脖子两边各亲一下，那样的巴结使欧叶妮羞臊不堪。庭长像一颗生锈的大铁钉，以为这就叫求爱。

“不必拘束，”格朗台进来，说道：“就跟您平时过节一样，庭长先生。”

“可是，”捧着一束鲜花的克吕旭神父回答说，“跟令爱在一起，我的侄子觉得天天在过节呢。”

神父吻了一下欧叶妮的手。克吕旭公证人则老实不客气，亲了亲姑娘两边的腮帮，说：“真是岁月催人！年年十二个月。”

格朗台把蜡烛放到座钟跟前，他要是觉得哪句笑话有意思，就会三番五次地说个够。他接过公证人的话头，说：“今天托欧叶妮的福，咱们也来个灯火齐明吧。”

他小小翼翼地摘下烛台上的每一根杈枝，给灯座安上托盘，又从娜农手里接过一支卷在纸头里的新蜡烛，把它插进烛座洞里，插妥之后，点亮蜡烛，然后坐到妻子的身旁，把三位来客、女儿和两支蜡烛挨个儿地看过来。克吕旭神父矮小肥胖，混身是肉，戴着平塌塌的茶色假发套，模样好比在赌钱的老太婆，他把穿着一双银搭扣的结实皮鞋的脚向前一伸，问道：“格拉珊家没人来吗？”

“还没有来，”格朗台说。

“他们会来吗？”老公证人扮了个鬼脸，问道。他那张布满麻坑的脸像一把漏勺。

“我想会来的，”格朗台太太说。

“你们的葡萄都收完了吗？”德·蓬丰庭长问格朗台。

“都收完了！”葡萄园主说着，站起来，在客厅踱步，而且像他说“都收完了”那句话一样，得意地挺了挺胸。从跟厨房相通的过道那边的门望过去，他瞅见娜农坐在炉灶旁，点了一支蜡烛，准备绩麻，有意不来打扰主人们过节。“娜家，”他踱到过道里说道，”请你把灶火、蜡烛熄灭，到我们这里来好吗？天晓得！客厅里有的是地方，还怕挤不下吗？”

“可是，先生，您有贵客呀。”

“你哪点不如他们？他们跟你一样，也是上帝创造的。”

格朗台又回到庭长跟前，问道：

“你地里的收成都卖出去了吗？”

“没有，老实说，我存心不卖。现在酒价固然不错，放上两年，还会更好。您知道，地主们都发誓要推行按质议价。今年，比利时人占不了咱们的便宜了。他们这回不买，嘿！下回还得来买。”

“对，可是咱们得齐心，”格朗台的语气，让庭长打了个寒噤。

“他会暗中谈生意吗！”克吕旭心想。

这时，一声门锤宣告德·格拉珊一家三口驾到；格朗台太太同克吕旭神父刚开了头的话题，只好中断。

德·格拉珊太太是那种矮小、活泼的女人；她圆头圆脸，白里泛红，多亏内地那种修道院式的饮食起居和恪守妇道的生活习惯，虽然已四十上下，倒还保养得不显老。这种女人就像暮春时节迟开的玫瑰，花瓣间有一股说不出的凉气，香味也很淡薄。她的穿戴相当讲究，款式都是从巴黎弄来的，索缪城里的时装拿她当标准，她还常在家里举行晚会。他的丈夫在帝国禁卫军中当过军需官，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受了重伤，退伍回家；他对格朗台虽然很看重，但是他始终保持着豪爽的军人本色。

“您好，格朗台，”他说着，向葡萄园主伸过手去，而且端起架子，他一向用这种架子来显示比克吕旭叔侄优越。“小姐，”他招呼过格朗台太太之后，又对欧叶妮说，“您总是又美丽又娴静，我确实想不出还能祝您得到什么美德。”说罢，他从听差的手里接过一只小礼盒，送给欧叶妮，盒子里装着一株好望角的石南花，新近才由人带到欧洲来，希罕至极。

格拉珊太太亲亲热热的吻了吻欧叶妮，握着她的手，说：

“我的一点小意思，让阿道尔夫献给你吧。”

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青年，走到欧叶妮的跟前，亲了亲她的腮帮，献上一只镀金针钱盒；虽然盒面纹章考究，还刻上了哥特体的两个字母，代表欧叶妮·格朗台的姓名，看起来做工精致，其实是件十足的膺品。这青年面色苍白、模样娇弱，举止相当文雅，外表腼腆；他去巴黎学法律，最近除了膳宿之外，居然花掉上万法郎。欧叶妮打开针线盒，感到惊喜万分，那是一种让女孩子脸红、高兴得止不住混身哆嗦的快乐。她扭头望望父亲，像是问父亲，能不能收下这份厚礼。格朗台先生说了句：“收下吧，女儿！”那语调简直可以让一个演员顿时成为名角。克吕旭叔侄三人看到守财奴的独女用这样快活、这样兴奋的目光盯住阿道尔夫·德·格拉珊，好像得到无价之宝一样，不禁目瞪口呆。德·格拉珊先生给格朗台抓了一撮烟，自己也捏了些许塞进鼻孔，抖了抖落在蓝色上衣扣眼边荣誉团勋章绶带上的烟末，然后抬起眼皮瞅了一眼克吕旭叔侄，那表情仿佛说：“瞧我这一手！”格拉珊太太朝蓝花瓶里克吕旭叔侄带来的鲜花好一番打量，好像在寻找那三位还带来什么礼物似的，那表情跟喜欢取笑的女人有意装糊涂一样。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克吕旭神父抛下围坐在炉火前的众人，径自和格朗台走到客厅的那一头，离格拉珊夫妇最远的窗子边，凑到守财奴的耳朵前说：“那几位简直把钱往窗外扔。”“那有什么，反正扔进我的地窖，”葡萄园主回答说。

“您就算想给女儿打一把金剪子，您完全得起的，”神父说。

“我给她的东西比金剪子还金贵，”格朗台说。

“我那位宝贝侄儿真是笨透了，”神父望着庭长，心里这样想道。只见庭长乱蓬蓬的头发，把发紫面皮的相貌弄得更加难看了。“他就不会想出点讨俏的花招吗？”

“格朗台太太，咱们打牌玩吧，”德·格拉珊太太说。

“今天人都到齐了，够开两桌呢……”

“既然今天是欧叶妮的生日，你们都玩摸彩的游戏吧，”格朗台老爹说，“让两个孩子也参加。”老箍桶匠从不参加任何赌局，他指的是自己的女儿和阿道尔夫。“来，娜农，摆桌子。”

“我们来帮你摆，娜农小姐，”德·格拉珊太太兴高采烈地说。她为博得欧叶妮的欢心而得意极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财主的独女对她说。“我哪儿也没有见到那样漂亮的东西。”

这是阿道尔夫从巴黎带回来的，还是他亲自挑选的呢，”

德·格拉珊太太咬耳朵对她说。

“好，由你干去，诡计多端的鬼婆娘！”庭长心想，“一朝你有官司落到我的手里，你也罢，你丈夫也罢，你们决没有好结果。”

公证人坐在一边，神情泰然地望着神父，心想：“德·格拉珊一家白费劲。我的财产，加上我老兄的财产和侄儿的财产，合在一起有百十来万。格拉珊总共还不到这数的一半。他们也有女儿要出嫁，他们爱送什么礼就送吧。格朗台的独生女儿和她受下的礼物早晚都会落到我们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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