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烛火，期待被点燃。

心中有虚空，期待被填满。

你感觉到了，不是吗?

——鲁米

在阿塔贝茨医疗中心烧伤部门，监控屏幕上一排红红绿绿的信号灯正闪烁着。凌晨四点，摩顿森在护士台前筋疲力尽，无论怎么调整坐姿，都无法在比他身材小一号的塑料椅上找到舒服的位置。自打他把百利甜酒丢进汽车旅馆垃圾桶的那一晚，他一直感觉有一种情绪的缺失，那就是——幸福。

稍早，摩顿森给一个12岁的孩子双手涂满抗生素药膏，包扎好，因为继父把他的两只手压在了炉子上。值得庆幸的是，孩子的复原情况良好。除此之外，今晚算是相当平静。摩顿森心想，用不着跨越半个地球，在这里自己一样能够帮助别人。只不过每个值班的夜晚，在银行账号存进的每一分钱，都让他离回科尔飞建学校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回美国后，他依然分租杜得辛思基的房间，所以他很愿意在人员稀少的病房中享受逃离烟臭和伏特加酒气的平静夜晚。摩顿森身上小一号的蔓越橘色手术服，看上去就像件睡衣，昏暗的灯光也让他昏昏欲睡，但椅子却总那么不舒服。

值完班，摩顿森快虚脱了，挣扎着走回家。咬了几口从甜甜圈快餐店买的糖霜点心，再啜口黑咖啡，柏克莱山后方的黑色天空已开始泛蓝。摩顿森家门前，一辆黑色的绅宝汽车停在杜得辛思基的卡车前面，累得躺在驾驶座的不是别人，正是玛琳娜•维拉德。她的脸埋在一头黑发下面，只露出了嘴唇。摩顿森把指头上的糖霜舔干净，打开了车门。

玛琳娜醒了过来，坐直身子，双手抱胸。“你没接电话。”她说。

“我在工作。”鼠疫

“我留了好多留言。”她说，“你可以把它们删掉。”

“你在这里做什么?”摩顿森问。

“看到我你难道不开心吗?”

摩顿森真的没什么感觉，不过还是得表现出绅士风度。

“当然。你好吗?”

“说实话，不太好。”她放下遮光板，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开始涂口红。

“你和马利欧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是个错误。”她回答。

摩顿森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只好把咖啡放上车顶，让手僵硬地垂在身旁。

“我想你。”玛琳娜说着，把座位旁边的拉杆一拉，竖直椅背，弹起的椅背撞到了她的后脑勺。“喔，你想不想我?”

摩顿森顿时感到一股比黑咖啡强劲百倍的力量在体内狂奔起来。玛琳娜就这样出现了，经过了这一切，她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想起杜得辛思基满是灰尘的地板，想起那许多个不眠的夜晚，他痛捶着睡袋奋力驱赶脑海中关于玛琳娜的记忆，似乎只有那样才能让他的痛苦减轻，得以入睡。

“思念的门已经关上了。”他关上玛琳娜•维拉德的车门，爬上楼走进烟臭熏天、酒气四溢的房间，倒头大睡。

布劳渡河上的桥已经建好，建学校的材料(常嘎吉在库存清单上签了名)很快就会变成真正的学校。摩顿森觉得自己并不是“躲”在杜得辛思基的房子里，而是为了省钱，为了早日攒够钱回到巴基斯坦完成任务。他开始跟所有与喀喇昆仑山有关的人开心地谈论这件事。

摩顿森打了个电话给吉恩•霍尔尼，随即收到一张去西雅图的机票。霍尔尼嘱咐他务必带上桥的照片。在霍尔尼那间可以眺望整个华盛顿湖和远处喀斯开山脉的豪华公寓里，摩顿森终于见到了电话中听起来很凶的人。物理学家其实身材很瘦小，留着小胡子，黑眼睛透过大号眼镜片端详着摩顿森。虽然他已经70岁了，但仍有着登山家的硬朗。“我一开始很怕霍尔尼，”摩顿森回忆说，“他的坏脾气是出了名的，不过他对我真的很友好。”摩顿森打开背包，两人坐在桌边研究着照片和建筑图纸，深奶油色的地毯上铺满了地图。霍尔尼曾经两次徒步到过乔戈里峰大本营，他兴奋地跟摩顿森讨论所有像科尔飞一样在地图上没有标识的小村落，又用黑色签字笔在地图上标上了一个小记号——那座横跨布劳渡河上游的新桥。

“我丈夫立刻喜欢上了葛瑞格。”霍尔尼的遗孀，后来成为“中亚协会”理事的珍妮弗•威尔森回忆道，“他很欣赏葛瑞格的憨直和傻劲儿，欣赏他能独自坚持做这些事。我丈夫是个创业家，所以他尊敬那些不畏艰难，努力工作的人。他一读到葛瑞格的故事，就跟我说：‘美国人只会关心佛教徒，不理穆斯林；这小子不可能找到赞助，我得去做这件事才行。”’

“我丈夫这辈子成就显赫，”珍妮弗•威尔森说，“但在科尔飞建学校带给他的兴奋，一点儿也不亚于科学工作给他带来的成就感，他觉得自己和那片土地很亲，很有缘分。葛瑞格离开后，他跟我说：‘我想这个年轻人完成这项工作的几率是一半一半，但如果他成功了，会有更多人帮助他。”’

回到旧金山湾区后，摩顿森打了个电话问候乔治•麦克考恩，谈及那段把他们在地球另一端连在一起的奇妙缘分，两人都嗟叹不已。麦克考恩邀请摩顿森参加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在九月初举办的活动，埃德蒙•希拉里爵士也将应邀致辞。摩顿森高兴应允。

1995年9月13日，星期三。摩顿森穿着父亲留下的棕色羊毛运动外套、卡其长裤和旧徒步鞋(连袜子都没穿)，抵达了旧金山费尔蒙饭店。豪华的费尔蒙饭店位于贵族山，是所有缆车路线汇集之处，对那个夜晚而言——自此摩顿森生命中的许多条线索紧紧绑在一起——这个饭店的位置再合适不过了。

1945年，全球四十个国家的外交官在费尔蒙饭店会谈，起草联合国宪章；五十年后，在金碧辉煌的威尼斯宴会厅里，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年度募款宴会也同样展现了文化的多元。穿着西装的斯文的创投家和基金经理们挤在吧台，身旁紧挨着奇装异服、坐立不安的登山者；穿着黑丝绒礼服的旧金山名媛们，则被绅士们的笑话逗得咯咯笑。摩顿森一进大厅，便弯下身子让接待人员给戴上白丝哈达，每位来宾都有一条。他站直身，手指玩绕着哈达，淹没在热烈谈话的声浪中，同时努力想搞清楚宴会厅的方向。大厅里到处都是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的会员，这不是属于摩顿森的世界，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边缘人。就在此时，他看见乔治•麦克考恩站在吧台旁，正一边向他招手，一边弯身聆听身旁的矮瘦男士说话——那人正是吉恩•霍尔尼。摩顿森走了过去，拥抱两位绅士。

“我正在跟麦克考恩说，他得给你一些经费。”霍尔尼说。

“嗯，如果省着用，我现有的钱应该足够把学校盖好。”摩顿森说。

“不是盖学校的钱，”霍尔尼说，“是给你的钱。学校盖好之前，你打算靠什么过活?”

“两万美金如何?”麦克考恩问。水与土

摩顿森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感觉血液直冲脑门。

“我是不是该把你的反应当做同意呢?”

“给他拿杯酒来，”霍尔尼咧嘴笑着说，“我想葛瑞格快昏倒了。”

晚餐时，同桌一位穿戴考究的摄影记者非常惊讶，在这种正式晚宴上摩顿森居然光着脚踝，于是在饭店的礼品店帮他买了双袜子。除此之外，摩顿森对那天晚餐的莱式印象全无，只记得自己傻傻地坐在那吃饭，诧异自己的财务问题竟然就这样轻松解决了。

不过晚餐之后，聆听他心目中的英雄希拉里爵士演讲，则让他永生难忘。希拉里爵士步履蹒跚地走上舞台，平凡得就像是个养蜂人——那正是他以前的工作——而不太像是受英国女皇封爵的名流。爵士稀疏的乱发下是一双浓眉，还有一口不太整齐的牙齿。这位新西兰最负盛名的75岁公民肚子微凸，看起来很难再大步登上八千米级别的高峰。但在这场喜马拉雅狂热爱好者的集会上，他绝对是人间珍宝。

希拉里首先放映他在1953年攀登珠峰的幻灯片，那时他是时代的先驱。影像带着早期柯达胶片特有的不真实的明亮色调，皮肤晒得黝黑、眯着眼的年轻希拉里，永远保存在胶片中。希拉里谦虚地说，当时有不少人可能胜过他和丹增•诺尔盖，成为首次成功挑战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我只不过是个能力普通但很热情的登山者，顶多也只是个愿意努力而且坚持梦想有决心的人。”他告诉台下安静的观众：“我是个平凡人，是媒体把我塑造成英雄的。不过这些年我学到一件事，只要你自己不相信那些关于你的鬼扯，倒也没什么坏处。”

珠穆朗玛峰幻灯片放过之后，希拉里的目光停留在另一组幻灯片上，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大的西方人和瘦小的夏尔巴人一起在尼泊尔兴建学校和医院。其中一张展示了1961年他的第一项慈善计划，即建立一所有三间教室的学校。照片中的他没穿上衣、手上拿着铁锤，正猫步走在房梁

上。征服世界屋脊后的四十年间，希拉里并没有靠着名声享福，反而经常回到珠穆朗玛峰地区，和弟弟瑞克斯一起建造了二十七所学校，十二间诊所，还有两个航空基地——这样补给品就更容易送达尼泊尔的孔布地区。

摩顿森激动得坐不住了，他跟同桌的宾客致歉后离席，走到大厅后头，一边听着希拉里的演说一边来回踱步，心中被两种急切的渴望拉扯着：既不愿错过爵士讲的任何一个字，又想立刻跳上飞机回到科尔飞展开工作。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希望别人永远记得我，”摩顿森听到希拉里爵士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已经让我心满意足了。但我觉得更有价值的事是在那里建设学校和诊所，那些工作带给我的快乐远远多于在山上留下的足迹。”

摩顿森感觉有人拍他的肩膀——他转过头，一位身着黑色裙装的美丽女子正对着他微笑。她一头红色短发，摩顿森觉得很面熟，却想不起曾经在哪里见过。

“我知道葛瑞格这个人，”塔拉•毕夏后来说，“我听说过他想做的事，而且他笑起来很好看，所以我可以算是故意偷偷接近他。”两个人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共同的兴趣，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为了不打扰其他听讲的宾客，两个人的头靠得很近，在彼此耳边细语着。

“葛瑞格发誓说我把头都靠在他肩膀上了，”塔拉说，“我不记得了，不过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深深地被他吸引了。我记得自己一直在盯着他的手看，觉得他的手很大很强壮，让人很想握住。”

塔拉的父亲贝瑞•毕夏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他研究了好友埃德蒙•希拉里爵士提供的照片，选择好登顶路线，在1963年5月22日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毕夏为《国家地理杂志》杂志记录了这趟累死人的攀登过程：“当我们终于登上峰顶，然后颓然倒下，我们会怎么做?”他写道，“我们痛哭流泪。所有的压抑一扫而空，我们像婴儿般大哭，带着登上最伟大山峰的狂喜，也带着漫长攀爬的苦刑终于结束后的解脱。”

不过，他放松得太早了。下山时，毕夏差点儿一路滑坠到山对面的中国西藏。他险些用完氧气，也险些跌进冰缝，严重的冻伤使他不得不由夏尔巴人接力背下山，送到南治巴札村，再用救援直升机转送到加德满都的医院。远征任务结束时，毕夏失去了小指第一指节以及所有的脚趾，这场意外让他对登上珠峰的先驱更加敬佩。

“在医院的宁静之中，我思索着此行的教训：珠穆朗玛峰是个严酷恶劣的巨神，不管谁想挑战它，都是在向它宣战。登山者必须用对抗敌人般的战术，无情地对珠穆朗玛峰展开攻势，但在战争结束后你还是无法征服这座山，因为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只有幸存者。”

贝瑞•毕夏回到位于华盛顿的家，总统肯尼迪在白宫玫瑰园为他和队员们举办了英雄般的欢迎盛会。1968年，毕夏与妻子丽拉、儿子布伦特、女儿塔拉坐上露营车，从阿姆斯特丹一路开到加德满都。毕夏完成古代商贸路线的博士论文研究后，他们一家搬到尼泊尔西部的久姆拉住了两年。乔治•夏勒每次到尼泊尔研究濒危的野生动植物时，总会到他们家做客。

后来毕夏平安迁回华盛顿特区，在那里担任美国国家地理研究及探险委员会主席。塔拉还记得他们住在华盛顿时，父亲的好友埃德蒙•希拉里常来做客，两位登山老将常常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聊着珠峰，然后把租来的一大堆录像带看完(两人都酷爱看西部老片)。1994年，毕夏和妻子又平安搬到蒙大拿州的波兹曼，在地下室建造了全世界最好的私人登山图书馆。

然而毕夏却没能平安躲过那场致命的车祸。就在这一年，他携妻子丽拉开车到旧金山，应邀在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年度募款餐会上做演讲。在爱达荷州波卡特洛时，他驾驶的福特“探索者”吉普车以135公里的时速突然冲出车道，翻滚了四次，撞上沙渠才停了下来。塔拉的母亲系了安全带，只受了轻伤，毕夏却因没系安全带，头部受重创而过世。

塔拉•毕夏发现自己在昏暗的宴会厅里，对这位素不相识的男人讲述了整个经过：父亲车上载着她幼年的画作和日记，准备到旧金山时带给她。途经现场的陌生人把这些四散在高速公路上的珍贵纪念物拾起来，再交还给她。她和弟弟布伦特赶到现场，在路旁的矮树上挂起经幡，然后把父亲生前最爱的孟买琴酒洒在依然血迹斑斑的沙地上。“奇妙的是，我跟葛瑞格讲这些事，觉得很轻松自在。”塔拉说，“将心事倾诉给葛瑞格听，是父亲过世后我感觉最自在的时候。”

当威尼斯宴会厅的灯光亮起，汤尼•班奈特再度唱起他的招牌歌曲《我的心遗留在旧金山》，摩顿森发现自己的心已被这位刚认识的女子牵动。

“塔拉那时一直穿着高跟鞋，我真的不是很喜欢那种鞋，”摩顿森回忆说，“晚宴快结束时，她的脚又累又痛，于是换了双野战靴。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整个人都被她迷住了，觉得自己就像初涉情海的小伙子。看见她穿着小巧的黑色裙装和大大的靴子，我确定她就是我在找的女人。”

他们一起向希拉里爵士致敬。“遇见塔拉，比和我多年的偶像说话还让我兴奋。”摩顿森把塔拉介绍给吉恩•霍尔尼博士和乔治•麦克考恩后，两人混在人群里走出了大厅。

“塔拉知道我没车，所以主动提议送我回家。”摩顿森说，“其实我已经安排好了搭朋友的便车回家，然后我就假装没这事儿，把朋友打发走，争取多和她相处一会儿。”摩顿森抵达费尔蒙饭店时，还一文不名，孤单寂寞，但当他离开饭店时，不仅有了资金方面的保证，手里还牵着他未来的妻子。塔拉的灰色沃尔沃汽车在旧金山金融区穿行，然后融进101号公路上拥挤的车流，跨过海湾大桥。摩顿森娓娓叙说着自己的故事：在非洲摩西的童年，胡椒树，父亲的医院和母亲的学校，克莉丝塔的离去以及父亲的逝世。两人远离旧金山海湾的黑水，像是被未知的群星召唤一般，直朝奥克兰山的灯火前进。摩顿森讲述着一个个故事，就像搭起一座座桥梁，将两个人的生命联结在一起。车停在了杜得辛思基的公寓门前。“我很想邀你上去，”摩顿森说，“不过那里头是个噩梦。”所以他们坐在车上又聊了两个小时，谈巴基斯坦，谈他在科尔飞建学校遇到的困难，谈塔拉的弟弟布伦特——他正计划筹组一支珠峰登山队。

“当时在车上，坐在他旁边，我心里有个很清楚的想法。”塔拉•毕夏说，“那时候我们还没怎么接触过，但我心里有个声音说，这辈子我都要和这个人在一起。那是一种非常平静、非常美好的感觉。”

“你介不介意我绑架你?”她说。塔拉的住所是间车库改装的套房，位于迷人的奥克兰洛克威治区。在小套房里，塔拉倒了两杯酒，给了摩顿森一个长长的吻。她的西藏小猎犬“扎西”在他们脚下钻来钻去，对着陌生的摩顿森乱叫一气。

“欢迎进入我的生活。”塔拉直起身，注视着摩顿森的双眼。

“欢迎进入我的内心。”摩顿森回应着，把她拥人自己的怀抱。

第二天是星期四，一大早，两人把车开回海湾大桥，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之前摩顿森已经订了周日飞往巴基斯坦的班机，但两人在票务柜台把相恋的故事给票务人员讲了一遍，结果成功地把机票往后延了一周，省了一笔更改航班的罚款。

塔拉当时正攻读加州专业心理研究所的博士学位，打算将来做一名临床心理学家。由于课程全部修完了，她大部分时间很自由，摩顿森也没有医院的值班，所以离开旧金山前两人几乎时刻都黏在一起，沉醉在幸福之中。他们开着塔拉的旧沃尔沃车，向南三个小时到了圣塔克鲁兹，住进摩顿森亲戚在海边的家里。

“葛瑞格真的很神奇。”塔拉说，“当我们分享自己和家人生活的时候，彼此都是那么自在。我之前有过几段不愉快的感情，和他在一起后才了解到，‘啊，跟一个对路的人在一起原来是这样的!”’

那个星期天，摩顿森原本该搭的那班飞机准时飞往巴基斯坦，而两人却开车沿着回湾区的公路，在一座座黄褐色的山丘间穿行，山丘上是枝叶蔓生的橡树丛。“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塔拉转头看着她身旁的乘客，一个她四天前才认识的男人。

“星期二怎么样?”摩顿森说。千只鹤

9月19日，星期二，摩顿森穿着卡其长裤、象牙色生丝衬衫和一件刺绣背心，同他的未婚妻塔拉•毕夏手牵手，一起走上奥克兰市政厅的阶梯。新娘穿着亚麻运动外套，配一条碎花迷你裙。为了尊重这位即将成为她丈夫的男子，配合他的品味，她把高跟鞋留在家里，穿了双低跟凉鞋走进结婚礼堂。

“我们原本打算只拿张结婚证书，等葛瑞格从巴基斯坦回来再邀家人举办婚礼。”塔拉说。不过奥克兰市政厅的结婚登记提供的是全套服务。付过八十三美元后，两人在一位市政法官的陪伴下走进会议室，站在一个镶满白色塑料花的拱形装饰下，背靠着墙板。法官秘书处的职员玛格丽特——一位中年拉丁裔妇女，自愿担任结婚证人，整个仪式中她一直感动地落着泪。

在费尔蒙饭店里耳鬓厮磨的六天后，葛瑞格•摩顿森和塔拉•毕夏立下了婚姻誓约。“当法官念到‘无论富裕或贫穷’那段话时，葛瑞格和我忍不住大笑。”塔拉说，“那个时候我已经看过他合租的房间，他每天晚上得把沙发坐垫搬下来，才能有个软一点儿的地方放睡袋。听到法官念那一段时，我心里正在想两件事：‘我正嫁给一个连床都没有的男人’，还有——‘上帝啊，我爱他。”’

这对新婚夫妻打电话给几位朋友，邀请他们到旧金山一家意大利餐厅一起庆祝，朋友们都被结婚消息吓了一大跳。摩顿森的朋友詹姆斯•布洛克当时是旧金山缆车的驾驶员，他坚持要小两口儿在旧金山海岸大街，也就是缆车掉头回转的安巴卡得罗跟他碰面。下班高峰时间，布洛克将两人领上他那辆拥挤的金红色缆车，摇起铃铛向全车的乘客宣布他们的喜讯。缆车一路叮叮当当响回旧金山金融区，热情的旧金山市民丢给他们一大堆雪茄、铜板和满溢的祝福。

到了终点站，布洛克把车门锁上，赠送新婚小两口儿一趟私人旧金山之旅，铃铛又响了一路。缆车沿着看不见的缆索行驶，爬上了诺伯山，经过费尔蒙饭店，最后到达一条繁华时尚的街上，著名的旧金山美景映入眼帘：雄伟的金门大桥旁，渐落的夕阳亲吻着太平洋，将天使岛抹上一片粉红。手挽着妻子，葛瑞格•摩顿森永远记住了那种叫做幸福的颜色。忽然他发现双颊有种陌生的酸痛，这才发现六天来，自己几乎没有一刻停止过笑。

“当大家听到我和塔拉是怎么结婚的，都被吓着了。”摩顿森说，“但对我来说，跟她认识六天就结婚一点儿也不奇怪。我父母也做过同样的事，而且他们过得很快乐。对我来说最神奇的是，我竟然能和她相遇，找到了今生注定相守的女子。”

星期天，摩顿森背起背包，把钱包塞进外套的口袋，开车赶赴机场。他把车停在离境区的车道上，却怎么也抬不起手来开门。转过头，他看见妻子正笑眯眯地看着他。她跟他想的完全一样。“我再去试试看，”摩顿森说，“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再改一次。”

结果摩顿森又延了两次班机，每次都是把行李拎到机场，以防万一航空公司不让他改行程。但他实在无须担心，因为他和塔拉的爱情故事已经成为航空公司票务柜台流传的浪漫佳话，票务人员也一再放宽规定，让摩顿森有更多时间认识新婚妻子。“那是非常特别的两个星期，可以说是偷来的时间。”摩顿森说，“没人知道我还在城里，我们就躲在塔拉的公寓里，试着弥补相遇前的岁月。”

“最后我终于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打电话给我母亲。”塔拉说，“她那时正在尼泊尔准备登山旅行。”

“当时我正在加德满都，塔拉给我打电话，一开口就要我先坐下。你永远不会忘记那样一个电话。”丽拉•毕夏说，

“我女儿翻来覆去地说‘很棒’，不过我听到的却是只有‘六天’。”

“我告诉母亲，‘妈，我刚和一个很棒的人结婚了。’她吓坏了，我明白她其实很担心，不过她很快就冷静下来，努力想为我高兴。她说：‘好吧，你已经31岁，也吻过不少青蛙了，如果你认为他是你的王子，那么我也相信他是。”’他们那辆灰色沃尔沃第四次停在英航离境大厅的车道旁，摩顿森吻别身旁仿佛认识了一辈子的女人，然后拖着背包走到票务柜台。

“你这次真的要走了吗?”女票务员开玩笑地问，“你确定自己做的事正确吗?”

“喔，正确，一点儿没错，”摩顿森说着，转身挥别玻璃窗外也在挥手的妻子。“我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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