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思想

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斯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绝对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斯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二元对立加缪的创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其中有一些直接作为书名如反与正，流放和王国等，荒诞和理性*，生与死，堕落和拯救，陽光和－陰－影，有罪和无辜这些二元对立的主题经常成对出现，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和魅力之所在，加缪在他的随笔中数次使用这样的修辞方式：用一片黑暗来形容明亮的陽光。随笔中也许不过是一种修辞，但这种修辞代表的思维方式却贯穿了加缪几乎全部的创作，成为他的重要特色*。无论是他的小说还 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到处都隐含着矛盾，这在别的作家那里，这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可从加缪的作品中体现的却是复杂的深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过："和小真理相对的当然是谬误，可是和伟大的真理相对的仍然是伟大的真理。"正是在这样对矛盾的正视当中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断裂。二元对立的两极互相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强大的张力，悖论和歧义性*、多义性*在此从生，这也成为加缪难以被定义的地方，其间人道主义一以贯之，然而人道主义本来就是意义含混的词。 二元对立其实是西方的传统思维习惯，但是传统的二元对立主要是主客关系，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缪那儿，这些传统的理念被抛弃了，善恶美丑问题被诸如流放和王国，陽光和－陰－影这样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讲述一桩杀人案的《局外人》中，传统的罪与无辜的问题竟消解于无形之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加缪的这些悖论性*的理念没有给他找到理论上的出路，却使他的小说和戏剧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义性*，成为意义之源。在美学的意义上，则是用简单，毫不修饰的语言产生让人困惑的效果，这在《局外人》和《堕落》中最为明显。存在主义加缪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吗？加缪一贯反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存在主义的标签，但是，在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颁奖词中依然称他为存在主义者，这说明存在主义绝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加缪是存在主义者。理由如下： 1、存在主义不是一种理论体系严密的流派，而是一种包容了各种各样思想的一种思潮，在各种公认的存在主义思想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那么判断某种思想是否属于存在主义就不应该看它们是否有相同的方法论和公理预设。存在主义反映的是人面对世界感到的一种情绪，孤立无援，个人承担无意义的世界，荒谬而没有尽头，人处于一种"被抛"的境地，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差别只在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就象西西弗斯神话中说的，"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样的节奏周而复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浮现在意识中，一切就都从这略带惊奇的厌倦中开始了。'开始'，这是至关重要的。厌倦产生在机械麻木的生活之后，但它开启了意识的运动。"在加缪的作品中，对于存在的恐惧，荒诞的感受，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存在主义的重大主题在加缪那儿都有表现，而且用的是存在主义的方式。 2、加缪不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但存在主义不是萨特的专利，况且萨特也曾经拒绝过存在主义这个标签。加缪反对存在主义这个标签主要也是为了和萨特划清界限，因为当时的舆论界基本上认为所谓存在主义就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加缪与萨特的思想有分歧，但也有不少共同点，尤其是荒诞的思想，和面对荒诞的态度，虽然加缪不强调自由选择。俩人的分歧主要是对待革命和历史，以及对苏联的态度。而分歧的根源在马克思主义，萨特战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加缪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主义。萨特是个哲学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缠绕，抽象得多，加缪的哲学思想更多来源于感性*生活，直接体验，这一点在加缪的散文里体现的最为明显，他深深热爱的阿尔及利亚对他而言就是这种感性*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西西弗斯神话和存在与虚无是两本截然不同的书，这种不同不是表现在观点的分歧上，而是表现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同样是荒谬，萨特通过一系列的论证说明你不可能不荒谬，而加缪却说，我就在这儿，这就是荒谬，萨特的荒谬意识来源于书斋，加缪可能则来源于山顶上的一阵风。 3、两者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萨特强调行动，而加缪老在犹疑不定，在他的小说中，除了鼠疫外，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局外人》中，更为明显。这本书在二战中出版，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本书出得是不是时候的疑问，莫尔索和加缪亲自投入的抵抗运动看起来有点格格不入。而强调了行动的《鼠疫》，我却认为写得不好，和《局外人》不在一个档次上，在深刻性*上差一些，虽然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缪和萨特都反对虚无，宣扬反抗，然而加缪的反抗和萨特的反抗是不同的，加缪的反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不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怎么想，有点精神胜利法的味道，但这种办法使反抗成为一种绝对可能的东西。而萨特恰恰相反，不在于你怎么想，而在于你怎么做。加缪的英雄西西弗斯和萨特的英雄奥莱斯忒（Oreste）是两种不同的英雄。而正是在"反抗"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人几十年的友谊破裂，1951年《反抗者》出版后，加缪和萨特的矛盾发展到顶点，以后他们至死未再见面。 加缪离开人世已经有数十年，当年的纷纷扰扰不再，我们也能以更超脱的方式重新理解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方式，回答他在近半个世纪前提出的种种问题，我们也会对他那些谜一般的作品有种种猜想，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想象将加缪置于我们思考的视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