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太爷太奶

太爷的面容，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很清晰，尽管他在我还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记得幼时，特别是在秋冬季节晴好天气，家里那没有四周围墙的“院子”里时常晾晒些东西，有快要发霉的粮食，更有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反正都是些再不拿出来晒就要生霉醭的家伙。

我对一般的家什不感兴趣，唯独对爷爷那从烟盒子里抽出晾晒的潮湿卷烟很喜欢。当我拿起一根卷烟来玩时，太爷总是从当院里的椅子上拄着拐棍站起来，用那竹竿做的拐棍指着我叫喊：“搁那，搁那，快搁那！”

那声音是不容置疑的，是掷地有声的。

可是，他不让我碰，我非要碰，就是不搁那，依然在手里拿着。见此，他的脸上浮起了一丝红晕，举起拐棍要打我，嘴里依然在叫：“搁那，搁那——”

见太爷生气了，我只好将那不带把（就是没有过滤嘴）的卷烟很不甘心地“搁那”了。我听话了，太爷很高兴，一手攥着竹竿一手扶着椅子的背靠重新坐下了。

可是，我并没有就此安分起来，趁太爷一个不注意，瞅空到灶屋里拿了洋火，跑到门口的干坑里，掏出藏在裤子布兜的那根几乎要折断的卷烟，学着爷爷的样子别在嘴上，擦燃了洋火点着，努力地吸着，居然也冒出了几条细长的淡烟。正在我自鸣得意的时候，吸进去的烟雾从嘴里往喉头上顶，呛的我连连咳嗽几声。咳着咳着，声音愈发地大了，鼻涕眼泪竟然也下来了。

“搁那，搁那……”又是太爷在身后拄着拐棍过来了，吓得我一张嘴，烟把子掉在了地上，却也顾不得了，飞快地往东边大路上逃去。跑多远了，估摸着太爷追不上了，我回头一看，却见他正用拐棍戳灭着脚边的烟火。

由于怕大人回家后得知我偷着吸烟打我，所以在外边晃荡了很久也没敢回家。直到晌午头了，妈妈做好了饭，出来喊寻我，我才怯生生地往家赶去。到家后，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甚至太爷没跟我说一句话。但我还是怕，怕爸爸回来了打我。到了晚上，爸爸出去买树回来，太爷还是始终没提起这事，我算是将心放到了肚子里。经此事以后，我再也不吸烟了。因为太爷不让我吸烟是好心，再说了，烟味儿确实也不好受，吸上一口就呛得眼泪鼻涕一大把，何苦呢？

在我的印象里，太爷喜欢坐在冬日的暖阳下晒暖，一晒就是一上午，午饭后还要再晒半下午，直至暖阳不再暖了，跑到了西山，就要下班了，他才会回到堂屋东间里，等人做好了晚饭给他端去。吃过晚饭，太爷有时会到院子里抬望天上的星月，有时就直接灭灯睡觉。对此，我曾问过爷爷：“俺爷，俺老太儿天天咋睡恁早？他睡着了吗？”

爷爷叹息道：“你老太儿他年纪大了，瞌睡多。”

对于爷爷给出的答案，我并不满意，因为我常常听见夜里太爷在东间里窃窃私语，不知道在跟谁说话。我问妈妈，妈妈说：“那是老年人说梦话哩！”可是，梦话里咋有那么多的叹息、那么多不安的呻唤呢？

我又去问奶奶，奶奶给出的答案让我感到满意，她说：“你老太爷是跟你老太奶在梦里说话呢。”

可是，等我年纪稍大后，从大人嘴里得知，俺的太爷和太奶，夫妻二人之间的感情并不怎么好。

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俺的太爷出生，乳名一个字：娃。他的大名叫齐世禄，有个弟弟叫齐世昌。他的父亲，也即我的高祖父叫齐效邦，据说又名齐国平，但是据我推测，“国平”二字有可能是高祖父的字，他生活在清末民初，那时候名和字应该还是分的很清楚的，不可混淆。再者说，过去称人称字不称名，表示尊重，可能别人常常称呼高祖父的姓字“齐国平”，倒是真正的姓名“齐效邦”不为人知了吧。

俺的太奶是我们村往北十里地的大秦庄人，家在豫皖交界处，紧挨着安徽省临泉县姜寨镇。她嫁到我家后，称呼便成了齐秦氏。太爷太奶婚后生活并不怎么和谐，经常闹矛盾。据说小两口吵架生气，跟太爷的娘、也就是我的高祖母有关。那时还在旧社会，身为婆婆的高祖母看不起儿媳，整日里嫌弃这厌烦那，作为儿媳的太奶虽然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辛苦劳作，但仍得不到婆母的认可与起码的尊重。婆母不仅自己虐待儿媳，还鼓动着儿子欺负儿媳，所以太奶初当媳妇的那些年整日里以泪洗面，苦不堪言。

太爷太奶夫妻俩日子不好好过的后果是：子女太少。他们只在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生下了我的爷爷这个独子，此外，再也没有生下别的孩子。那时候，农村普遍时兴早婚，一般男女在十六七岁就结婚了。可是生爷爷时，同岁的太爷太奶都已经二十七周岁，结婚得有十年了吧。结婚十年了才生下一个孩子，这本身就有些不太正常，恰也说明夫妻俩之间感情裂痕之重。

不过，好在我的高祖母去世后，太爷太奶的感情好了许多，但是二人的年纪也渐渐大了，早已过了生儿育女的好时候。这时候，我的爷爷也已经结婚成家了，且做了父亲。爷爷奶奶结婚时，爷爷十七岁，奶奶十九岁，那年恰逢新中国成立，全国人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但他们的结合仍是老式包办婚姻。婚后没几年，包办婚姻的恶性毒瘤就开始发挥了作用，爷爷奶奶也是生气不和。见此，苦命人太奶一直在中间积极劝和，希望儿子儿媳不要走自己的老路。

正在此时，太奶的妯娌，也就是太爷的弟媳、爷爷的婶子掺和进来了，她有个寡居的外甥女（或娘家侄女），相中了又高又帅的爷爷，非要嫁给他。据说，那个女人自然条件比起身材矮小的奶奶来，要好得多，长得白白净净，个子高挑，见人笑盈盈的，爷爷很是满意。因此，爷爷决定离婚，再娶婶子的亲戚寡妇。而那女的显然也有了自信和底气，就在爷爷的婶子家住下了，坐等这边我的爷爷奶奶一离婚，她就嫁给爷爷。换句话说，她是在等着俺的奶奶为她腾地方。

奶奶在同样苦命的太奶支持下，抱着年幼的姑姑，打响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婚姻保卫战。这场战争到底打了多久，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但从姑姑1952年出生，到1963年我的伯父才出生，这之间的11年里爷爷奶奶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可知，战争持续的时间并不短。战争的结果是，受尽了村里人冷嘲热讽的太爷出面了，将自己的弟弟训斥一番，撵走了弟媳的那个亲戚寡妇，使儿子儿媳破镜重圆。

破镜可以重圆，但是裂痕却难以完全弥合。这场战争的后果是严重的，影响深远。由于姑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导致她对爷爷这个父亲一直心有抵触，感情不深。等到奶奶去世后，姑姑来娘家看父亲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不能怪姑姑，因为她那时还小，是无辜的。可是，这又能全怪爷爷吗？人，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呢？有些事，一旦做了，后果极其严重，想改正却已经没有了机会，毕竟黄河没有回头岸。事情做了，就要承受结果和由此带来的久远的影响。

到2010年暮春时节，爷爷的那个婶子病重，奶奶故意对他说：“你咋不去看看你的恩人？去呀！再不去，这辈子你就见不到她了。”听此，七十多岁的爷爷没好气地说：“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说这些干啥子吔。”话虽如此说，爷爷还是去看了他的老婶子。这时候，奶奶已经快八十岁了，就在家门口坐着，看着这位活了近百岁的婆家婶子送灵队伍上地下葬，终究还是难解心中的疙瘩，没有近旁去送一程，只是目送而已。也许，对于奶奶来说，仅此目送她归去，便已经足够了。毕竟往事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1978年，我的太奶齐秦氏病逝，享年七十三岁。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我苦命的太奶，还是没能迈过这个坎儿，便就此匆匆地走了。此时，俺的爷爷四十六岁，奶奶四十八岁，姑姑二十七岁，伯父十六岁，父亲十三岁。姑姑家的俺大姐四岁了，二姐三岁了，三姐也已经出生了。太奶的晚年应该还是过了几年好日子，儿孙满堂，享受到了天伦之乐。所以，走的时候，太奶她老人家应该还是有所欣慰的，是含着笑走的。

太奶走后，太爷的苦日子愈发地近了。没有了老伴，孤寂的苦开始浓了、烈了，折磨着这个日渐衰老的农家汉子。他越来越能感受到人生的苦痛与不安，更加认识到自己早年的荒唐与无情，为对母亲言听计从地去欺辱自己的苦命妻子而悔恨不已，以至于越到后来越常在梦里与妻子对话，说着说着泪水就下来了，惊醒后再难安眠。

就这样，太爷又过了十余年的晚年岁月，到1992年12月31日（农历壬申年腊月初八）清晨去世，享年八十七岁。第二天（农历腊月初九，公元1993年1月1日）的傍晚，雨雪霏霏、天寒地冻，他被送到了田地里的另外一个家，人生之书犹如棺木一般被严丝合缝地盖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