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工分问题添烦恼 心中有气怨领导

一、工分年代

我出生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时期，就是“生产队、大集体”的年代，农村形成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管理模式，现在的村那时是一个生产大队，小的自然村划分为一个生产小队，较大的自然村要划分出2-3个生产小队，像我所在的村子，划分出了2个生产小队，生产小队是最小的生产单位。那时的农村早已实行了工分制，也就是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每天早晨、上午、下午，生产队长都要安排农活，社员出工干活。到了晚上，记工员按出工时间或按劳动量给每个劳动力一一记工分，每个社员都有一个“记工本”。最后逐月累计，交由生产队会计核算，家家户户便可按所得的工分进行粮、钱分配。不过，那时分配的收入是极低的，每天的劳动日值也就是1毛多钱。记得有一年队里到年底分现金时，有一户劳动力多，全年一合算，应得99元多，队长征求全体社员意见，不差这一元钱了，给他凑足100元，对他是一个鼓励，对社员是一种带动，对外是一种名声，听起来也好听。那个年代，全年全家挣了100元，就在2000多口人的大队中出了名，原以为这家弟兄们多，不好找媳妇，这时的媒人都抢着来登门。

那时同一生产队里的社员工分也不一样，而且不固定，而是以集体评议的方式决定每人每天应得多少工分。评议的依据，主要看每人在劳动中的长期表现和现实劳动量，其次，还要看性别、年龄、劳动能力等方面，最后，生产队长全面衡量，评定每个社员的工分。我们小队是每年评定一次。我记忆最深的，男劳力最高的是10分，上了年纪或劳动能力弱的评8-9分，女劳力最高8分，学生一般5分到6分。我在初中时，就评到了全队中学生最高的工分6分，曾引起了大多学生尤其是年龄比我大的学生的羡慕，我评定了高工分，干活高姿态，干活热情也更高，专拣脏活累活干，有时跟男正劳力比着干。评高工分这件事使我高兴了一阵子，更重要的是记忆了半辈子。

二、当临时记工员

回忆起记工分来，我想起了当过一段临时记工员的事。那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放了秋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天晚上，生产队开会评定工分和讨论记工分的问题，大多社员都参加了会，现在忘记什么原因，我也参加了会。记得当时会议讨论得异常热烈，竞争的很激烈，互不相让，好不容易评定下了工分，又开始讨论记工分问题，让记工员公布了这半年以来的工分情况。待公布结束后，大伙议论纷纷，普遍反映记工员没别人干活多，却比别人工分高，有的竟公开提出要换记工员。有人提出让我先干着，理由是，身份是学生，这样记工分公平，等假期已过，也就物色好人选了，到那时再重选记工员。队长性格豪爽，听了大家的意见后，略一思量，就决定让我先干着。我那时心里也没底数，队长让干就干着吧，也就半推半就地应承下来。回家后，我就高兴地对母亲说：队里让我先当临时记工员。母亲高兴地说：“让你当，你就当吧，可能看着你有点文化。”我那时有点不解，生产队里这么多社员，为什么偏要我这个学生当记工员？后来才渐渐明白过来，可能正因为我是学生，少了些个人恩怨和私利，加之那时有文化的社员少，一时还物色不出来，我这个在读初中生，还算有点文化，才让我先当着。这不，我也就当了临时记工员。

我当了临时记工员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工分的重要，也体谅到了社员对工分的重视。真是：“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社员的每一分都牵动着我的心，我也真正为全体社员记好了工分，直至干到放完秋假，虽是当的临时记工员，但那段记工分的经历让我永远忘不了。

三、工分问题添烦恼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当上民师以后，工分问题给我增添了许多烦恼。

生产队外抽人员，都是按本大队人口均摊的。

当时，我们生产队已经出了6个人，其中有大队民兵营长、营业员、接生员、医生各1人，民办教师2人，这本来就超出了2人，可大队又让1人进校当了民师，这样以来，生产队干部有些生气，气没处使，就该我们倒霉了。他们改原来每天开支我们8分为6分（劳动力10分），连妇女劳动力也赶不上了（妇女劳动力8分），我们都很生气，但谁也不出头说话。

生产队长老C，因营长、营业员、接生员都是自己家的人，虽不满意这样定工分，但他又不敢怎么说。所有外出人员个个都是柔软无能，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忍心受屈。

生产队副队长老W扬言：“就这够多的了，不愿意干可以回来嘛！”会计老H更是随声附和，就连6分也不想给。我这脾气实在忍受不了。

一天中午后，全队劳动力都到西地锄地，我去学校正好走在这块地的中间。我看老W刚扎上锄，就走到他跟前，想与他商量一下工分的事情。

打过招呼之后，我便蹲在地下，和声细语地说：“三舅，我们也是大劳动力呀，给6分是不是有点少了，能不能再研究一下，往上涨一涨。”

老W说：“这是队委会研究定好的，谁也当不了这个家。咱队出这么多人，需要多少工分往上添哪！实在嫌少了可以回来嘛！”

哎呀！还是这句话！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三舅，说话不要太逞强了！回来！回来！你就会说回来！为啥不找大队干部好好商量一下，把气放在我们身上，良心就能过得去？”

这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身上，有的还围拢过来听热闹。我看是该发议论的时候了，便提高了嗓门：“各位老少爷们！我们民办教师是上级任命的，我们也得指望工分吃饭，每天只给6分，连个妇女劳力都不如，让我们怎么受得了？如果反过来，让三舅的儿子去当民师，恐怕给8分他也不依！自己没那本事，光想阻拦人家出去，动不动就让人家回来，恐怕他也当不了这个家吧！”

这时老W的儿子小W听不顺眼了，便凑过来嚷嚷：“给6分嫌少，再吵吵一分也不给你，你告去吧！”

我看小W口吐狂言，火往一处使，劲打一处来：“小W，你有什么本事？就会说大话！论干活我也比你三两个！”

众劳力都哄地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1978年暑假因为队长有病，经社员推荐、大队支书决定，让我当了两个月的临时生产队长，干活是响当当的，而小W是个不中用的蠢才，平时只会吹大话，干活两个不顶一个。

小W一看大伙笑了，便一蹦一蹦地到我跟前指手画脚地说：“你有本事是你的，你飞到天边俺也不管，可就不给你劳力分，有本事不要队里工分才好呢，吃商品粮去吧！”

我也火了：“不要欺人太甚！老子就是要争这口气，借你吉言，商品粮我是吃定了，你等着瞧吧！”

有几个人看我气得很，就催我赶快到学校去，劝我不要跟这个无用之人争吵，争吵也无用。

我到学校之后，把发生的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表示要在支部会上提出，让大队好好研究一下。

从此，我肚子里的气无处发，只是在工作之余拼命地读书、写字、弹琴、拉弦子。

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脱离这个受气之地，我决不能在刘岗呆一辈子！我想到了任民师以来的乐趣与苦恼，想到了人生道路上的平坦与曲折。在我周围与我同时代的人中，业务、技术方面我都是出众的，为什么只能在这小小的刘岗呆着？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如果我也上了高中，我还可以报考大学，可是，都愿领导让我留校任教……

我心里矛盾极了，竟又埋怨起领导来了。仔细想来，这些领导也该埋怨。

毕业后第二年，接兵部队一到，就找到我谈心，了解我的情况，想让我到部队去。老杜排长还亲自到我家，让我给他演奏了我会的各种乐器，他表示非让我到部队去不可，去了就到师部文工团。政审、目测、体检、透视都过了关，马上就要穿军装了，可是狠心的大队、学校领导硬是死拉住不让我去，说什么我一走学校就塌了天。老杜排长也没有办法。

毕业后第三年，驻马店军分区来了两位领导，也想让我去从事文艺工作，还是大队、学校的领导拉住我不放！是他们害了我！误了我的青春和前途！我应该埋怨他们。

可是，这些都已经成了过去，埋怨又有何用？只有一条路：努力搞好本职工作，刻苦钻研业务技术。

我打定主意之后，买来了有关音乐理论方面的书籍和文学常识书籍，在工作之余攻读。心想，只要脑子里装着东西，手上有技术，就不愁无用武之地。

我把我想伺机出走的念头告诉了母亲，她表示坚决支持：“指望谁也不行啊！只有靠你自己了。”

附：工分”的作用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作为农业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工分制，直接决定着农村生产者和管理者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大集体生产的绩效和乡村社会秩序。

    工分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劳动光荣”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只有多劳动才有多的收获”“大家都是白天干完集体的，晚上还拼命为自己家劳动”“你要是不勤快、干活不利索，懒人的名声一传出去，媒婆都不好意思给你上门说亲”。可见，“懒汉”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不仅收入较少，其社会关系也因各种负面名声而产生危机。工分制度对“偷懒”行为有较大的约束力，有效地抑制了社员低效甚至无效的劳动行为，从社会层面保证了工分制下的生产效率。

    随着工分制的不断完善和精细化，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集体化固有的矛盾。但是，面对中国农业生产的低水平和复杂性，仍难以消除农民的策略性行为，使得集体生产管理异常艰难，反过来导致家庭间、干群间矛盾不断积聚，最终工分制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