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忘不了“三转一响” 磨豆腐好友相帮

“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

就这“四大件”而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能全部都具备的不是“万元户”，就是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职工，一般的农户只有其一、二，甚至没有的占相当一部分，能解决温饱就不错了。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记载着那个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记载着生活的时代烙印。

一、自行车

我是1974年当上的民办教师，学校里十几名教师只有一个人有自行车，那就是校长，他是公办教师，离家十几里路，没有自行车也不方便，况且车子已经很旧了。

说实话，别看我没有自行车，我还是很想学骑自行车。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大着胆子找到校长，要求他教我学骑自行车。校长很爽快，满口答应我立即到操场。我问：“怎么学才比较快呢？”校长就让我骑上车子，他在后边掌握住后座，要求我身子坐直，两眼朝前看，双手握好车把，脚要用力蹬。你别说，这还真是一条捷径。一会儿工夫，校长就放开了手，我就能独自转圈了。

1977年春节后，在县城建筑公司工作的姨家家老表骑着自行车来看望我的外祖父母，我可能是处于刚学自行车还不算会骑的状态吧，一看见自行车心里就直痒痒，心想，饭后我一定要求老表教教我。谁知道老表一吃罢饭就说夜晚家里有客需要招待，要及早赶回去做准备。

我的计划泡汤了！我推着自行车和母亲一起，一直把老表送到村外，进入到大路，我就试着往车子上骑，谁知两手不听脑子使唤，车把往左一歪，掉进了路边的水沟里，车子正好砸在我的身上。老表连忙将车子拉出来，我自己从水里出来，成了一个落汤鸡。我连忙说：“老表对不起，把你的车子也弄湿了。”老表笑了，“车子湿不要紧，你赶快回去换衣服吧，别感冒了。”

后来，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尽快买一辆自行车。可是，由于经济问题，这个心愿在任民师期间一直没有达成。

二、缝纫机

从我记事起，穿的粗布衣都是母亲手工做的，全村200多口人，到了1970年，也仅有在公社工作的老李家有一台“蜜蜂牌”缝纫机，全大队3000多口人也不会超过5台，而且都是国家干部和军官家庭。

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连当过十几年支部书记的家庭也没有缝纫机。谁家有了缝纫机，谁就是裁缝，会裁剪会缝纫，谁就是大能人，穿出的衣服就洋气。

1975年特大洪水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加上国家的救灾救济，经济上比过去宽裕了，村里有一家开始购买了缝纫机，学会了裁剪缝纫，减轻了做衣服的负担。

这时母亲坐不住了，想方设法加上借一些钱也买了一台“蜜蜂牌”。当新缝纫机抬到自家后，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赶紧找人安装好，昼夜不息地学习裁剪技术，学习缝纫，的确，做衣服节省了不少时间。

母亲的缝纫技术逐步提高，有几个邻居就为母亲想了一个点子：为村里人做衣服换工分，大家肯定欢迎。这真是一个好点子！母亲非常高兴，感谢邻居的大力支持。从此，去就承担起了为村里人做衣服的任务，也换了不少的工分。

三、手表

如果说自行车轮子转动是代步工具、缝纫机轮子转动是制衣工具的话，那么手表轮子的转动纯粹是掌握时间的工具。

一般来讲，像工人、教师、医生、军人、国家干部这些从事的工作时间性都很强，戴手表掌握时间是很有必要的；作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完全看天气种庄稼，有没有手表都无关紧要。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农民，在社会新潮的推动下，在青年人谈恋爱、结婚时，也赶时髦，女方或男孩子也非要“三转一响”不可，不然，有的人就觉得结婚寒酸，父母不大方。即使借钱欠债买了手表，他们会为了显摆，整天把手表戴在手脖里，当地土话叫“烧包”。

社会上对这类爱显摆的人自画像是：“镶金牙的爱呲牙大笑，戴手表的爱捋胳膊，戴眼镜的爱檫镜片取下再戴上，骑自行车的爱撒把（双手不扶车把）”。

我家买手表也是瓜熟蒂落，顺其自然。我是家中第一个先戴手表的。1983年，我和妻结婚后只买了辆自行车，没钱买手表，妻见我天天按闹钟上下班不能准确地掌握时间，就让我先买一块电子表，两年之后买了一块“春兰”牌机械手表。直至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了手机之后，我算彻底告别了手表，一机在身，应有尽有，我把再戴手表看成是累赘。而弟弟戴手表都是90年代以后的事了， 那时手表在乡下也普及了，戴手表就像现在每人都拥有手机一样，仅仅是看时间的一种工具而已，不再是当年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四、收音机

我在上小学时，记得语文课本上就有一篇课文是猜谜语，谜面是“一间小房，开个小窗，电灯一亮，说说唱唱”。谜底是什么！全班几十个同学都猜不着，只有我知道，站起胆怯地答道：“收音机”！老师当场表扬我答的对，问我怎么猜到的，我说在我家后边邻居李叔叔家见过，那是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半导体收音机，有只小喇叭对着听众，用手一拧电源开关，里面的小点灯就亮了，再拧调谐开关，就会发出声音，有说话，有唱歌唱戏。

从那时起，我做梦就梦见自己家也有那样的收音机，能听歌听戏，又能听小说讲故事，听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多方便呀！后来，家家户户安了广播小喇叭，每天早中晚三次固定的时间里广播新闻、唱戏唱歌，也有儿童节目，可爱听啦，感觉可神奇。可是，自从见了收音机后，更是向往自家也有一部，随时随地都可听，通过长中短三个波段，想听哪个节目都行，小喇叭哪能和它相提并论呢？

在文革时期，收音机里爱播唱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海港》《龙江颂》和革命交响音乐《白毛女》等八个革命样板戏，也正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学生时代，小喇叭和收音机及农村放电影是那个年代农村人获得精神食粮的三种渠道。小喇叭天天有，但节目、时间都是固定的，多年来一成不变；乡村电影再爱看，可是最多一年一个大队放几场，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强烈精神需求；唯一灵活而日夜都可收听播放的收音机，还很短缺，卖价较贵，还费干电池，那时连温饱都没解决，挣一分钱想掰成两半花的年代，哪有谁还愿意满足你的精神文化需求呢？

所以，到了1978年底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农民手里慢慢有钱了，在不断解决物质需求的同时，解决精神需求的问题才提上议事日程。所以，我家第一部收音机是像有两块砖大的“红灯牌”晶体管收音机，音量大，音质好，中波段，成为一家人的最爱。尤其是母亲爱听豫剧和曲剧，每逢戏曲节目是她的专场，我爱听新闻联播和歌曲。

后来，我花16块钱买了一部袖珍收音机，成为我的随身携带的宝贝，一有空就听，边吃饭边听；睡在床上，收音机天天伴我入眠。5号干电池换得勤，连卖电池的营业员都嫌我用的费。我给自己算笔账，我一生不吸烟，拿买烟的钱用于买电池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值！

可是好景不长，一个亲戚见了后看中了，用他手工做成的四把小木椅硬是跟我强行换走了，当时他比我还小两岁，也是爱好，就是买不起，那我就只好割爱成全他吧。从那以后，工作越来越忙，我先后又买了几部袖珍收音机，结果都没有我和首部的感情深，再也没有达到如胶似漆、如痴如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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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中，我对歌谣中的“二十五，磨豆腐” 最感兴趣。小时候，农村的生活比较困苦，除了萝卜、白菜和一些地里的野菜，就没有其它的好菜了。村里有一个豆腐坊，想吃豆腐了，就自己动手去磨。所以，豆腐就成了我家的家常菜。

因为外祖父爱吃豆腐，我也就养成了吃豆腐的习惯。用外祖父的话说，豆腐是“价格又便宜，养料又丰富”。除了豆腐，吃豆腐渣也是也是一种美味的享受，记得小时候吃过豆渣饼子，越嚼越多，越嚼越香。

我们老家泌阳县还有除夕以前吃豆腐渣的风俗。究其原因，是当地传说灶王上天汇报后，玉帝会下界查访，看各家各户是否如灶王所奏的那样，于是各家各户就吃豆腐渣以表示清苦，瞒过玉皇的惩罚。传说归传说，吃豆腐渣实则是古代生产力低下，没有那么多好吃的，同时也是先民勤俭节约美德的写照。

从小到大，我在外祖父家住的时间较多。除了平时吃豆腐，过年时豆腐也是一道主菜。外祖父每年春节前都要事先联系豆腐坊，提前做好准备，到了二十五准时去磨豆腐。后来外祖父年纪大了，这个任务就由我来完成。

我记忆最清晰的是1977年的春节前磨豆腐的事儿。外祖父对我说：“我年纪大了，身子不听使唤了，今后你就去磨豆腐吧。”那时，我已经担任民办教师两年了，这种事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儿，我就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并于小年那天就联系好了磨豆腐的地方（那时村里已经没有豆腐坊了）。

外祖父说，十斤黄豆，最少能出35斤豆腐，磨好了能出四十斤，并交代了用水泡黄豆的做法。按照外祖父的交代，在二十四夜晚，我就开始做准备工作，筛选了上好的黄豆十斤，泡在了一个大盆子里，半夜里还起来换一次水。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着泡好的黄豆到三里地外的小刘岗村去磨豆腐。

小刘岗有我的同学崔蛟义，崔义东，好友崔义战等。

我一到村，他们几个已经在豆腐坊里等候多时了，并已做好了各种准备。

那时候，农家磨豆腐还是用驴子拉磨，磨出豆渣浆，按一定的比例进行稀释，把稀释好的豆渣浆倒入专门制作的白布的网兜中，用力反复地摇动，一直摇到不滴水为止。这样，挤出来的就是豆浆。然后倒入锅内加热至沸腾，再把烧好的豆浆移动的一个大水缸里，好友义战就开始用石膏点豆腐了。

有句话叫做“一物降一物，石膏点豆腐”。点豆腐是一个技术活儿，在整个点豆腐过程中，义战表现出了他的特别技能，只见他左手往缸里有分寸地倒卤水，右手握住一个长把儿大勺不停地在缸里有顺序地搅动……最后，义战拿一个大锅盖盖住了水缸，说是让它“滋润滋润”。

十分钟后，义战打开了锅盖让大家看——豆腐脑形成了！蛟义连忙拿出事先准备的饭碗，盛出豆腐脑让大家都尝一尝。

接下来就是压制豆腐。义战他们把豆腐脑盛入压制豆腐的容器内，然后再压上两块大石头进行沥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没有水流出来了，就可以打开了，白白嫩嫩的豆腐就形成了！

面对几个小时的劳动成果，大家都很高兴。在整个磨豆腐过程中，活儿都是同学、好友干的，他们说什么也不让我动手，我好像只是一个观摩者。

做完豆腐，已是下午两点，他们又邀我到家里吃了饭。休息了一会儿，蛟义、义战非要把豆腐给我送到家，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让他们送豆腐。这使我非常感动，至今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