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为传统知识分子唱响一曲挽歌

——读书笔记之《白鹿原》朱先生

朱先生，在《白鹿原》中算不上一个主要人物，但绝对是一个重要人物，而且是作家陈忠实所着力塑造的封建社会末世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很成功，拨开他头上传奇色彩的笼罩，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生活化的普通人。

一、入世：自信平生无憾事

在白鹿原上、滋水县里，乃至关中一带，朱先生绝对算得上一位名人，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白鹿原》中，真正能称得上“先生”二字的只有俩人，一个是朱先生，另一个是冷先生。

冷先生是看病的先生，朱先生是教书的先生，二人都是知识分子，且都颇有智慧，能为人解疑答惑、排忧解难，也乐于助人，尤其是朱先生，是有着大智慧的人物。

作为关中学派的传承弟子和代表人物，朱先生谨记祖师爷张载的四句宣言式的语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为受儒家思想浸染的读书人，朱先生入世思想很浓重，孔孟之道于他，是衣钵，却不是绳索。

他可以为了西安百姓免受兵祸生灵涂炭，不惧危难只身前往姑婆坟，劝退搬来二十万救兵准备收复陕西、攻灭革命军的清朝陕西巡抚方升（原型即历史上的清末陕甘总督升允）。有道是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者无畏，朱先生一席话有理有据、有情有义，让一军统帅方升无言以对，深深折服，最后不战而退。

按说，作为一个读书人，朱先生应忠于朝廷，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该去主动到清军那出谋划策，与反叛的革命军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可是，他却替反正的革命军去当说客，于理不通啊！且慢，其实朱先生倒认为自己并未替革命军去当说客——尽管事实上达到了革命军这边张总督的愿望——他为的是百姓，让百姓免受战火之苦、过上太平日子，与其“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并不相悖。

他是那样想的，也是那样做的，与一些书呆子及读书的政客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不一样，他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理想和所宗的思想。劝退反扑的清军如此，在报纸上发表声讨倭寇的抗战声明如此，为了禁烟带头铲除小舅子白嘉轩见利忘义种的罂粟地也是如此，灾荒之年背着干粮赈灾放粮还是如此。知行合一、言行如一，很多人难做到，可是朱先生做到了，而且做得是那样的用心尽力，毫不迟疑、毫不含糊、毫不妥协。因为他洞察世事，明辨是非，所以他不做愚忠之人，也能跟着时代潮流走，终不至于落后于人。

他积极入世，排除万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乱世中努力施展经国济世之才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不愿此生虚度，想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一番未必惊天动地却是力所能及的事业。

尘世中，他也有无奈和不满，可是他能找到排遣的方法，安妥自己的内心。平常时节，他独自到田野里信步，沐浴着夕阳，吐纳着泥土馨香，那是一种美，也是一种超然和解脱。同儿孙相依，与妻子开开玩笑，让妻子为自己剪剪头，那也是一种难得的惬意。

入世，有其快乐，也有其伤悲。这伤悲不是自己的，因为朱先生已经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是那无形的挫败感和无力感，让他深感厌倦和无奈。对于人生的把握，对于人世的复杂、时局的动荡，他想超脱，却又不甘放弃对理想执念的追求和坚守，苦痛也就不可避免了，只是这苦痛是在深心中不可名状的。

任何能说出来的痛苦，都不是真正的痛苦。难言的痛苦，才更加使人受伤、折磨，却又无处宣泄，只有自己独自领受，在无边的夜色里，以强大的内心力量将其碾碎，倒入岁月的陈酿中慢慢去品、去咽。

二、出世：一份淡然是所求

朱先生的入世思想浓重，但是他也有出世思想。这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矛盾而又统一的思想特点：在顺境里多是入世思想，要为国为民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即使遇到挫败依然一往无前，毫不退却。可是，当遇到人力不可违，或心累、心死，入世难为时，他们的老庄出世思想开始逐渐占据上风，达观一些，凡事看淡一些，追求一份淡然从容的心态，该放下时且放下，别让自己活得那么累了。

既然尘世那么累，那么出世又何妨。

最初，遇到赏识、支持自己的县里官员，朱先生很是高兴，在为人师表的同时，决心修县志，毕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么。修县志与修史等同，只不过修的是一个县域内的史，意义也重大。

于是，他召集同仁们分工合作，各负其责，开始了艰苦而又快乐、漫长而又惬意的修县志工作。可是，世事难料，风云突变，县官换了人，不仅大家的薪酬断了，修志的经费也断了，在新县官眼里，修志的钱还不如拿来买几杆枪实用。漠视文化、鄙夷修志，让朱先生倍感可笑与痛惜，却又无可奈何。

好在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断断续续坚持了下来。

对于祸害乡民的乌鸦兵，朱先生痛心疾首。所以，当所谓的乌鸦兵司令来请他出面时，他故意在门口拴一条狗，用犬吠来招待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草头司令。

促使朱先生萌生出世思想并坚决要闭门读书、不问世事的事儿，不是时事压力巨大，而是他的学生鹿兆海的死。

本来，学生在中条山战死于抗击倭寇的沙场上，壮烈殉国，朱先生虽然悲痛，却也无比自豪，仿若为国捐躯的不是他的学生，而是他本人。他极力奔走联络，张罗在白鹿原为学生举行公祭。又在学生牺牲的精神感召下，联络修县志的几位同仁，要一起渡过渭河，奔赴抗战前线为国杀敌，其志可赞、其心可嘉、其行可感。

可是，可是……

在渭河边上，他们被茹师长的军队拦住了，并证实了一件事儿：他那为国杀敌捐躯赴国难的学生鹿兆海，并非战死在倭寇的屠刀之下，而是死于国中的内战。

茹师长带领的关中军队虽然不是蒋氏的嫡系，而且装备各方面也难同蒋嫡系相提并论，但是“况复秦兵耐苦战”，三秦子弟同仇敌忾，打得日本王牌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这出乎蒋氏上层的意料，就想出了绝招：你们不是能打吗，调你们“剿匪”去。若是“剿匪”成功，算是拔了我们的心头刺，自然是好；若是失败，你们反被“匪”给剿灭了，这些“后娘养的”也没啥可惜的。

结果，朱先生的学生鹿兆海充当了国内政治军事斗争的牺牲品，窝窝屈屈死在了“剿匪”的前线；为了遮盖那不能言明的丑处，只好瞒天过海，美其名曰：“战死在抗日战场上”。

至此，一个充当内战牺牲品的军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抗日英雄。可这名不副实的“英雄”，是鹿兆海想要的吗？全是别人强加给他的，他无从诉苦，也无法辩解，因为死无对证，奈何？奈何？奈何不得，无可奈何。

须知这内战打在了什么时候？正值举国上下一致对外，国家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之时。这个时候还发动内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民族的罪人啊！而鹿兆海，也在不自觉中成为了民族罪人的帮凶。这民族罪人的帮凶与抗日殉国的民族英雄差距之大，简直是天壤之别啊！

学生，由民族英雄而变成民族罪人，落差之大，朱先生受不了。他更受不了的，是这背后巨大的阴谋。这阴谋石破天惊、骇人听闻，令人肝胆欲碎！却又不可说，不能言明。

至此，一生忧国忧民的朱先生得知了真相后，情何以堪啊！这是一个值得自己骄傲的学生吗？这是一个值得自己四处褒扬宣传的得意门生吗？

强敌打进家里，家里兄弟还在内战，如何是好？朱先生深知自己解决不了这样的大问题，只好回家继续着青灯古卷、皓首穷经的生涯了。什么杀身成仁、誓死御寇，滚蛋去吧，见鬼去吧！我要回家、回家！

从此后，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出世，未尝不好，清净啊，清静啊！

作者写出了传统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无力感，唱响了一曲封建社会末世底层士大夫的凄恸挽歌。

三、朱先生的原型：牛才子

朱先生的历史原型人物是清末民初关中地区的著名才子牛兆濂。

牛兆濂，字梦周，号蓝川，是关中一代大儒，生于清朝同治六年（1867）。十八岁那年，他肄业于关中书院，两年后补廪膳生员，先后在蓝田芸阁书院、三原清麓书院讲学，被尊称为蓝川先生。二十六岁时，他北上三原县，拜理学家贺瑞麟为师，专心治学，逐渐成长为程朱理学在关中地区的代表人物。

庚子年（1900）关中地区大旱，牛才子不辞辛劳，主持蓝田全县的赈灾救济事务，做事颇为清正，为人所称赞。据说，其子想在赈济工作中谋个差事，获得薪酬养家，被其坚决拒绝。

陕西巡抚升允十分赏识他的才学和名节，多次推荐他赴京谋职或到省城任职，均被其拒绝。清朝末年，关中一带大烟种植泛滥，牛才子主动请缨，要发起禁烟战争，有力推进当地的禁烟运动。后来，他厌恶了官场中的倾轧，找借口撂挑子走了。

宣统帝宣布退位后，升允不甘心失败，从西北甘肃一带招来援军进攻陕西。牛才子虽然在清朝灭亡后以遗民自居，但是为了百姓不至于生灵涂炭，免受战争之苦，他毅然决然前去劝退升允，成功避免了一场战争的爆发。此后，他潜心讲学于清麓书院，慕名前来学习者日多，甚至还有朝鲜（韩国）留学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联合南方北方几位知识分子，在上海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发表了抗日宣言，在宣言中他指斥日军为倭寇，响应者甚众。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之际，铁骨铮铮的牛才子还要到中条山抗日前线去与敌人作战，但是途经潼关渡黄河时被部队派人拉回去，不久就病死了，享年七十岁。

牛才子著述颇丰：《吕氏遗书辑略》《芸阁礼记传》《蓝川诗稿》《近思录类编》等，晚年曾负责续修《蓝田县志》。

据说他临死前，有预感自己死后不得安宁，就让人用未烧制的泥砖修墓道。“破四旧”时，他的墓果然被掘。死了仍在发挥他的传奇“神力”，令人惊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