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作品集953（田百合）

（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一中 田百合 专辑 8篇）

目   录

父亲的百宝箱

父亲的园子

父亲的纸笸箩

父亲的旱烟叶

父亲的缝纫机

父亲的小发明

磁性的爱

白雪铺路，为姨妈送行！

  

父亲的百宝箱

时常想起父亲的那只黑色木箱。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只箱子就像百宝箱，装满了神秘。

从我记事开始，那只箱子一直是锁着的。说锁着，也不确切，因为只有一把很旧的锁挂在上面，锁是开着的。但是，除了父亲本人，别人是不能随便打开的。箱子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一直都是个谜，直到父亲去世。

那是一只黑色带底座的长方体木箱，外观没什么特别。倒是底座上一对对开的拉门很打眼——拉门的木框上镶嵌着两块瓷雕（我不知道这样描述对不对），但那确实是表面有凸起花饰的、约有A4纸大小的瓷制的板块，瓷质细腻，颜色纯正。淡雅的湖蓝色背景，衬托着粉红色的荷花和绿色荷叶。花叶间还有鱼儿游动。花朵、叶子、鱼儿都是凸出来的，栩栩如生。小时候，我特别喜欢摸那上面的鱼儿，好像可以一把抓下来。箱体和底座都是实木的，但具体是什么木质，我就不知道了。

听母亲说，箱子是土改时分得的“胜利果实”，原本应该是一对，另外一只不知分到了谁家。

如今回想起来，那箱子底座拉门上的瓷雕，或许能算文物吧？但那时父母也只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盛物器皿，以至后来不知被谁不小心打碎，换上了旧纸壳。

从我记事起，那只箱子就只属于父亲。父亲经常会打开箱子，取出或放进物件。比如晚上临睡前，从里面拿出一本书读；或者在什么特别的日子，从里面掏出几颗糖块或带有辣味（存放久了造成的）的花生粘、糖姜片分给我们。

至于放进了什么，我们都不曾在意。

所以，父亲的箱子里，到底都有些什么，我们并不清楚。父亲是个非常仔细的人，他放置物品总是很有规则，分门别类，摆放整齐，仿佛做了防伪记号。曾有几次，哥哥们偷偷翻他的箱子，都被他发现了。大概是哥哥们发现箱子里其实没什么好吃好玩的，或者怕父亲发现训诫，以后也就不翻了。

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天，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大家一起把目光聚集到了那只箱子上。我知道父亲不会有一分钱的存款，也不会有一件值钱的古董（文革时几次被抄家，连书籍都被烧毁了，即便有古董，怕也早被抄去），他一辈子最大的财富就是十个儿女。但那只塞得满满的箱子，又着实让人好奇。

母亲坐在炕上，让人将父亲箱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在面前。我们围站在炕沿边，期待着揭开百宝箱里的秘密。

当箱子空空如也的时候，大家都缄默了。良久，母亲发出一声低低的哀怨：“唉！这就是你整天藏着掖着的宝贝？明天都给你烧了带去，留下也没人稀罕！”

继而，人群中有人抽泣起来。

堆在母亲面前的物品，可谓琳琅满目：成摞的纸色发黄但包着书皮的书籍、成捆的保存完好或边缘已破损的小人书、成打的彩色皱纹纸（谁家老人去世，请父亲给做祭品纸活用的）、成套的水彩画用料、象棋和棋盘、半瓶糖姜片、一个厚厚的本夹子，还有两样让人哭笑不得的东西：一捆塑料袋和一捆烟标。塑料袋有透明的、不透明的、大的、小的，甚至还有装方便面用的。都是开口剪得齐整并使用过的，一律叠得平平整整，用一条细绳捆扎着。烟标有软质的，也有硬纸壳的。最早的烟标是蓝色花底的“迎春”。同样被叠得整齐、捆扎得有棱有角。我知道，那些塑料袋，绝非父亲自己食用过的食品袋；那些烟标，也绝非父亲自己吸烟留下的。他之所以收集、收藏那些东西，我猜想有两个目的：塑料袋是为了自家装物品使用（那年代方便袋可不像现在这样泛滥），至于烟标，也许是父亲的一个爱好，也许是为了给人家做纸活时派上用场，能节省点。

我翻开那个厚厚的本夹子——那是一本记账本。何年何月何原因借过何人多少钱，何年何月何时何地由谁归还了人家；何年何月因何收入了多少，何年何月为何花费了多少，甚至买一斤盐、一包火柴，都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翻到最后，我发现截止父亲去世前一年，我家已不欠外债……

原来，父亲的百宝箱里没有一件宝贝。但我觉得它装满了财富，到现在，我还从里面不断地汲取着。

  

父亲的园子

从我十一、二岁一直到二十五六岁，我家园子的格局基本是这样的：

窗前一个土坯垒起来的花台子，里面是父亲播种的多样花草，都不怎么名贵。什么鸡冠子花、步步登高、佛顶珠等等。当年还不知道有些花的名字，后来看电视和网上图片说明才知道的。比如被父亲叫做扫帚梅的，其学名是波斯菊；再比如被父亲叫做大黄花的，学名是万寿菊。

花台子西侧靠近栅栏的地方，是两簇特别的花。一簇光长叶子不开花，叶子宽大状似马蹄，植株不高，是独角莲。每年秋季叶子落尽，父亲会亲手把它形似马铃薯的根茎挖出，装进一个很大的木箱子，用半湿的土培好。第二年春天，取出几颗载入花台子西侧靠近栅栏的坑里，余下的就晾晒、收藏起来了。另一簇，是西番莲，也叫天竺牡丹或大丽菊。植株高大，花朵艳丽，招人喜爱。它虽然开花，种子却和独角莲一样，是根茎的。

父亲种这些花花草草，可没少挨母亲埋怨。母亲觉得那些地方种菜更解决肚子的问题，种花又不能当饭吃，真是太浪费了。其实，父亲种花也不完全是为了观赏。独角莲和鸡冠花、万寿菊都是中药材，特别是独角莲，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起了不小的作用。父亲用独角莲根块熬水、将独角莲的根块捣碎做药膏，治愈了母亲的乳腺炎；用鸡冠花的花冠加红糖煮水，为亲戚治痛经；教我用佛顶珠花的花瓣染指甲，等等。我以前不明白父亲为何会懂那么多药理，这两年听三姑妈讲家史，说大伯年轻时学医，后来自己开了药铺诊所，解放后曾做过辽宁大虎山医院的院长。父亲当年大概受过大伯影响吧，我想。

这些花草的南面，是种各种蔬菜瓜果的地方。开春时，早早被父亲修理成规格统一、平坦齐整的菜畦。修整菜畦时，父亲像个工程师，埋桩钉线，横竖、高低、宽窄，都有严格的要求，丝毫不能差。所以，我家的菜畦初时，就像用格尺画在大白纸上的图样，规整漂亮。直到那些豆角、黄瓜秧拉出翠翠的蔓子，被秫秸架起来，那些规整的格子才慢慢被遮盖起来。

父亲种菜舍得施肥、浇水。韭菜、豆角、黄瓜、茄子、辣椒，这些家常菜应有尽有。各种菜刚下来时少，等到了旺季，自己吃不完还要给邻里乡亲送点。

房前的园子比较丰富，房后的园子可就简单多了。从滴水檐下的一条小沟向北到院墙，南北十几米长、东西六七间房子宽的地方，是后园子。后园子通常只有两种植物：玉米和旱烟。因为父母都抽烟，大哥、二姐、二哥等长大了也抽，左邻右舍的亲戚朋友们来了也得抽烟。所以，旱烟叶在我家的需求量可不少，要拿出后园子的三分之二种旱烟才够呢。

种旱烟是个苦差事。从比小米粒还小的旱烟籽发芽到两尺长的旱烟叶香薰、捆扎、晾晒再到可以吸，一连串繁琐的工序真是累死人。种旱烟之前，母亲先要把烟籽儿放进一个用棉袜装缝成的小口袋里，然后在温水里浸泡一下，捞出后放进大瓷碗里，上面盖上湿毛巾等物，将大瓷碗放在温暖的地方，比如炕头。以后，每天三次给大瓷碗洒水、投换湿毛巾，以保证烟籽的湿度。三五天后，烟籽发芽了，白白的芽芽挤破黑黑的烟籽壳，让人看了倍受鼓舞。这时，父亲早已把种旱烟的地翻好、打垄，还在垄沟里铺上了一层白眼沙（从白沙坨子上取回的没有任何杂质的沙土），这就是旱烟幼苗的温床了。等到父母把发了芽的烟籽撒下去，再敷上白眼沙踩实（俗称踩旱烟），我们兄妹的任务也就开始了。每天早晚两次，用父亲自制的喷水壶往垄沟里浇水。起初，垄沟里只有白白的沙土。三四天后，才隐约看到针尖一样细小的白芽芽拱出来，那就是烟苗了。烟苗小时候可娇气了，它对温度、湿度的要求都很高。浇水多了，就冲跑了；浇水少了，就干死了。烟苗还喜欢“偎窝子”，你看着它出来了，以为它很快就长大了吧？其实它可懒呢，十天八天都不肯长高一毫米。这段时间，我们几兄妹要有很好的耐性，按时浇水。哥哥们负责挑水，我负责喷洒。每次浇完烟苗，鞋子和裤腿都得湿，后来干脆就光着脚丫挽起裤子。烟苗长到四个叶子的时候，我们浇水的事就少了，父母要做的事就多起来了。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逐个给烟苗掐尖打杈，除底叶。保留到合适数量的叶子后，就不让它们再多长了，以确保烟叶“上烟”。最先摘下来的底叶，晾在窗台上，晒干搓碎就可以抽了。这是劣等的旱烟，一般用来补缺。“上”好了“烟”的烟叶，被父母摘下来码成堆，放在仓房一角。这时山上的香蒿也成熟了，散发出浓郁的香味。哥哥们按照父母的吩咐，割回来几大捆。父母把香蒿铺在地上，把烟叶分层铺在香蒿上，一层烟叶一层香蒿，捂严实。这个过程之后，烟叶变得橙黄且有香味了，就可以用马蔺编成的绳子串起来，挂在柳条笆墙上晾晒了。也许三五天吧，某个有雾的早晨，晒干的烟叶变得柔软时，父亲或母亲就赶紧把它们从绳子上取下来，一个一个铺展好，五个八个地摞在一起，再用泡好的马蔺叶子一把一把地捆扎起来，然后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继续风干。这就是上好的旱烟了。以后还会陆续有烟叶被摘下来，以此法处理，一直到老秋。

后园子烟地西侧，通常有一小块玉米地。这是专门为初秋烀苞米吃准备的。地方小，种不了几棵，也就够吃两顿的。

房前屋后的园子加起来也不过一亩地，被父亲分割成若干个小区域之后，它简直成了百花园、百菜园、百宝园。哪里种啥，怎么种，基本由父亲说了算，我们最多是帮忙干活。

那时，我从没注意观察别人家的园子，是不是也如我家的。但从我家院墙外路过的乡邻们总会停下来往里看看。遇上有人在园子里干活，人家还会啧啧称赞几句。

那是称赞父亲的。

如果父亲还在，老家的土屋肯定不会易主——父亲的园子，也许还是从前的样子吧？

  

父亲的纸笸箩

在父亲的眼里，什么都是有用的。

他会随时随地把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顺手收集起来，就连走路也会不时地弯腰拾起地上的铁钉、铁丝、麻绳头，有时甚至是半张废报纸。回到家里，他把捡来的这些破烂儿分门别类存放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破破烂烂的小玩意儿，还真能派上用场。

从记事开始，我家里就有很多大大小小形状和功用都类似于盆的器皿，是纸做的，家人叫它们纸笸箩。大的有过去农村用的大号泥瓦盆那么大；小的呢，也就小碗那么大。那些纸笸箩，除了不能装液体类不能装潮湿的物品，其他的都可以装。比如盛米、盛面、装晒干了的菜、装揉碎了旱烟，甚至当针线筐、棋子盒，用途可多呢。

制作纸笸箩，工期长，工序也很繁琐。在我们村，好像只有父亲会做，或者说，只有父亲不怕麻烦，乐于制作。

首先是收集废纸，去除杂质后，浸泡在园子里的一口大缸中。这期间不换水，要让泡碎的废纸充分发酵。发酵的废纸气味难闻，我可不愿意到那大缸跟前去。

过个十天半月，也有可能是一个月的时间，等废纸泡透、泡软、充分发酵，然后从缸里捞出，放进比较结实的容器里，用铁锹把粗的木棍将其捣碎。用木棍捣过之后，如果不够碎，还要用手攥，直至成纸糊糊。

第三道工序就是制作笸箩。根据碎纸糊糊的多少，准备好米汤样的白面浆糊，将浆糊和纸糊掺和均匀，这种粘乎乎的东西就叫它纸浆吧。再找出合意的模具，将纸浆一层层拍到模具上，要厚薄均匀。做好了，就把模具倒扣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慢慢晾干。可不能在太阳底下暴晒，那样纸浆会因为干得太快而产生裂缝。

等模具上拍好的纸浆快干透了，就想办法撤出模具，纸笸箩就基本做好了。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将纸笸箩里外裱糊好。旧年画、图案好看的香烟纸标等等，都可以做裱糊的材料。父亲会画水彩画，有时候也会在白纸裱糊好的纸笸箩上画一些祥云、花鸟的图案。但这是极少的，因为父亲没有那么多时间。

父亲做的纸笸箩有方有圆，有大有小，有高有矮。因为他选用的模具有时是盆，有时是木匣，有时是水桶甚至罐头瓶。如果做完了一个大笸箩，还剩下一点点纸浆，他可能会顺手拿起一只小碗做模具。这些大大小小的纸笸箩，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可算得上是我家特有的财富了。有时，串门的乡亲一边坐在炕上抽烟唠嗑，一边赞叹我家的烟笸箩好看，父亲会很大方地送人家一个。所以，村里的亲戚、朋友，很多人家都有父亲的“作品”。

纸笸箩用的年头多了，会被虫蛀，留下很多小窟窿。虫蛀过的纸笸箩就不那么结实了，极易掰裂、掉碴儿。这时，母亲会用纳鞋底的细麻绳把裂缝、掉的碴儿缝好，再重新裱糊一下，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那时，我根本意识不到父亲做纸笸箩的手艺，就是传统手工艺，也从没珍惜过那些纸笸箩。看着它们因年深日久，变得黑黝黝的，甚至有点讨厌。随着又好看又结实还不怕水的铁漆盆、铝盆、塑料盆逐渐走进日常生活，那些浸透着父亲智慧和汗水的小物件就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

直到有那么一天，漂泊的心在繁华里疲惫，浮躁的灵魂在喧嚣中沉寂，我开始喜欢一个人独处。在氤氲的茶香里，回忆父亲的点点滴滴，触摸他平凡外表下，那不屈的性格，我才惭愧地意识到我是多么蠢笨！在我空空的行囊里，没有保存一件父亲的笔迹、手迹、作品——那是任何现代高科技都无法复制的！

好在，我的脉动里流着他的血液，我可以越来越像他……

  

父亲的旱烟叶

因为要用一瓶玻璃胶，去了一家平时不怎么去的小五金日杂店。店主说，得用专门的“枪”才能将胶挤出来使用。可是，这种东西不是日常用品，可能一年也用不到一两次。胶，一次就用完了，“枪”，不是一次性的，岂不有些浪费？我试着问店主：可否借用你店里的“枪”？店主倒也痛快：留下10元押金吧，一会儿用完送回来，再把押金退给你。因为这个理由，我在一小时内两次来到这家小店，事情顺利，心情也不错。所以，最后离开的时候，我特意回头看看店牌，意欲记住这家通情达理的小店。就在这一回头间，我的目光被一样东西牵扯住了。

一箱旱烟叶！

久违了的、熟悉的、亲切的旱烟叶！

我不吸烟，再高档的香烟，我也从不注目。可是，眼前这一摞装在纸箱里的旱烟叶，却让我的心暖暖的激动起来。很多亲切的往事，像早春冒芽的小草，欣喜地涌动着。

是的，我想起了那个人，那个不仅给了我生命，还给了我坚强品格的人！

我曾经在去年的一篇小文《父亲的园子》里，详细写过父亲种旱烟的事儿。种旱烟是个苦差事，一些出力气的笨活，我们兄弟姐妹能帮忙，一些细作活，可都是父母亲自动手的。尤其是用香蒿“捂”烟叶的过程，父亲一定要全程监控。捂多长时间、捂到什么成色，全得父亲说了算。还有上绳、晾晒、捆扎几道工序，也是父母动手做的，怕我们毛手毛脚做得不利索。父亲是个善于积累经验的人。所以，我常常感觉他什么都会，就像乡邻称赞的那样，是个“巧”人。在种旱烟、制旱烟的过程中，他的经验得到了验证。很多到我家串门的乡亲，都说我家的旱烟好抽，味儿香，有劲儿，不呛嗓子。

每年，仓房的木架子上，都有一、两个大纸箱旱烟叶，用马蔺叶子捆成一把一把的，橙黄橙黄的，码得整整齐齐，头尾一顺地躺在箱子里。从头一年的秋天一直到第二年的秋天，由多变少，等最后就剩下一小笸箩碎叶的时候，新的旱烟叶也就下来了。这样新的接旧的，父母从不用买烟抽。后来，有三、四个哥哥也学会了抽烟，家里的旱烟就有些紧张，不等新烟叶下来，陈烟叶就抽没了。母亲这时往往会把秋天割倒的烟秸找出来，从那上面摘些深秋没有被取下上绳的小叶。当然，那残余的烟叶颜色发暗，味道估计也不好，母亲管那“烟丫巴”。父亲说：“将就抽吧。”

父亲做事严谨认真，仅从他捆扎旱烟叶的细致上就可见一斑。有乡亲到我家来串门，一边抽烟一边还调侃父亲：“老鲁，你看看你把烟叶扎得这么板正干啥？早晚还不得揉碎了抽？”父亲和气地笑笑，不辩驳也不解释。下一年，他仍然那么做。

我离家读书、工作后，老家也分解成好几个小家，只有未婚的小弟小妹还围在父母身边。那时，父亲已经不再种那么多旱烟。等父亲走后，母亲就不种了。母亲学会了抽洋烟——香烟卷。渐渐的，老屋的旱烟味淡了，装旱烟的纸箱、纸笸箩，也都成了废品被丢弃了。等父爱在我的生命里升华为怀念，我已找不到多少可以寄托这种情感的符号……

在小五金日杂店门口，看到纸箱里的旱烟，我好不欣喜：这物件，我该有三十年没见了吧？我想买一把，可是家里没人抽烟，即便来客人，也不可能抽旱烟了。一把干干的烟叶，我要怎样保存，它才不碎呢！犹豫再三，我用手机拍了照片，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那家商店。

回眸间，心热热的，眼睛湿湿的，竟没看清店牌的名字……

  

父亲的缝纫机

用母亲的话说，父亲就是：看啥都是好的，有用没用都往家里倒腾。

母亲总这样唠叨，却一直在用着父亲“倒腾”来的“有用没用的东西”，唯有缝纫机例外——母亲一辈子不会用缝纫机。

其实母亲一点也不笨，她不是学不会使用缝纫机，她根本就没学。父亲把那台老旧的缝纫机“倒腾”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刚年过半百，她认定了自己学不会，所以，连碰也不碰。

父亲“倒腾”来的缝纫机的确太老旧了，已看不出它的出厂日期。父亲说，它在我们村成衣铺里（村子当时是国营牧场，成衣铺归场部所属，是集体性质的）工作近50年了，是成衣铺里最好的裁缝师傅使用的，上海大四四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成衣铺黄了，手艺最好的裁缝也举家搬迁到别处，剩下几台缝纫机闲置在空厂房里。时间久了，厂房漏雨，缝纫机淋雨后潮湿锈蚀，连台面的胶合板也被泡得翘起来。八十年代中期，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原来集体所有的土地、牛羊牲畜、机械器材等逐渐承包、转让给了个人。那几台缝纫机也被一一作了价，等着人买。可是，那时全村会使用缝纫机的人实在不多，何况那几台缝纫机都快成了废品，根本无人问津。父亲却像发现了宝贝，看中了那台被定价为50元的上海大四四。

父亲兴高采烈地求人用毛驴车把缝纫机拿回家，跟母亲说：咱家人口多，这些年一直靠你手工缝衣做鞋，这回有了这台机器，你也能轻巧点了。再说，三丫头也会做针线活了，有了机器，她用着也方便。

母亲看了看缝纫机，鼻子哼了哼，不屑一顾地说：人家卖废铁的东西，你也花钱买回来当宝贝！

父亲受了奚落并不生气，他翻箱倒柜地找出机油、螺丝刀、毛刷、抹布等一应工具，先把缝纫机所有部件用机油擦拭一遍，然后给缝纫机上油，连螺丝钉的部位也不落下。父亲一边收拾缝纫机，一遍跟母亲说：这可是上海名牌大四四呢，真正的好东西。你别看它被雨水泡了，生了锈，台面也坏了，可是好好修一修就能用，拿普通的新机器都不换呀！母亲对父亲的话不置可否，但从她的表情上，一下子就能看出：母亲可没把这缝纫机当回事，倒是埋怨父亲乱花钱了。

父亲用半天时间，终于让缝纫机转了起来。嗡嗡嗡的声音很好听，看着父亲忙乎了一阵子，就把一台“泡病”缝纫机治好了，我满眼的敬佩。父亲也欣慰地说：这钱不白花！

接着，父亲把翘起的台面扯下去，在凸凹不平的台板上抹腻子、糊木纹纸，再用清油刷，虽然仍旧不平整，但缝纫时不至于刮布料了。

缝纫机终于能用了！父亲高兴地笑着，满脸络腮胡子茬也跟着笑容一颤一颤的，他亲自用缝纫机缝了一双鞋垫。

父亲教会了我使用缝纫机，还教我要一边用一遍保养。

不过，无论父亲怎样劝说，母亲就是不肯学缝纫机。父亲说：你妈不学就不学吧，你们几个（我和小弟、小妹）要学会，以后自己过日子不憋手。

对于父亲的那台破缝纫机，很多人跟母亲的态度相似，认为不值得花那么多钱。母亲虽然不认可那台缝纫机，却时常把一些缝补的零活给我，让我用缝纫机缝。有时她做棉衣棉被，就先把需要缝合的长缝交给我缝，然后她再铺在炕上絮棉花。

时间久了，母亲不再唠叨，可能是默认了父亲的缝纫机吧。

父亲病重时，我还是个穷光蛋，不能从经济上回报父亲一点点，只能经常回去看看，给他做点喜欢的饭菜、洗洗衣服。有一次，父亲很郑重地对我说：“这台破机器没人得意它，就你知道它的好，干脆你拿去吧。不过家里还有你小弟小妹没成家，不能白给你，多少给点钱。”我懂父亲的意思，我愿意保留父亲的这份念想。我对父亲说：这缝纫机我愿意要，我现在没能力多给钱，就给150元吧！父亲点头答应，但母亲提出反对意见：那可不行，你拿走了，你弟你妹用啥？等你弟订婚买了新的机器，你再拿走这个，先给我们用着吧！

就这样，父亲走后，缝纫机依然留在老家，小弟小妹偶尔也会用一用。我毫无怨言的等着，等着小弟成家，有了新的缝纫机用，我就可以拿走了。

在我们老家，有一句俗话：好儿不争分家饭，好女不争陪嫁衣。我算不上好女儿，因为我没能力孝顺父母。但我出嫁时，的确没要父母一分钱的陪嫁。可是父亲那台缝纫机，我真的想拥有，不是白拿，是用加倍的钱买。目的只有一个：保留一份带着父亲体温的物件，作为长久的念想！

小弟成家后，我跟小弟商量，按照父亲的遗言和与母亲的约定，想把那台破旧的缝纫机“买”过来。但小弟说弟妹要用，多少钱也不“卖”给我了。

既然弟和弟妹也愿意保留父亲的遗物，我还能说什么呢。

后来，我自己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正是孩子小、日子紧巴的时候，缝缝补补地没少用，就是觉得不如父亲的缝纫机好用。零九年搬家时因为路途远不方便带，我把它100元转给了亲戚。

本想不再用缝纫机了，可经不住心里痒痒，去年淘回了一台北京牌旧缝纫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物件。看着它，布满沧桑的回忆便暖暖地在心里流淌。闲暇时，找来旧衣改兜子、旧裤改马甲、缝个床单被罩、坐垫鞋垫啥地，别有乐趣。

但是，还是觉得不如父亲捡回的那台破旧缝纫机好用。

  

父亲的小发明

前段时间给婆婆陪床时，临床一位姓冷的八旬退休老干部跟我聊天，问我家乡姓氏，然后问我父亲是否健在。我说他老人家已经走了二十多年了。他无限感慨地说：我认识你父亲，那人可好。

父亲若健在，九十多岁了，比那老者年长十多岁。想来当年他们相识的时候，那老者该是风华正茂吧？一个风华正茂的国家干部，能给一个普通百姓这样高的评价，不容易。

在他赞扬的话语里，我自豪地回想着父亲：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勤劳品质、聪明才智……不知不觉就想到了父亲的小发明、小制作。

父亲不仅勤勉自律、为人厚道，而且心灵手巧。这表现在他画画、糊棚、做纸活、养花种菜样样都做得很好，也表现在他总爱鼓捣一些小物件，做些小发明。这些小发明，有的灵巧，有的笨拙，但都很实用。

比如“卷烟机”，有轴有箱，完全木制，小巧灵活。具体的结构我已记不清了，只依稀记得父母经常把自家种的旱烟叶用剪刀剪碎，装入卷烟机，稍稍转动细木轴，一根粗细均匀、比香烟杆略长的烟卷就出来了。然后将烟卷的纸边蘸一点米汤粘好，晾干后就可以招待客人了。要是自己吸的话，干脆就用吐沫粘上。

再说“捣碎机”吧，就是把一节手腕粗的竹筒锯开，另一头利用竹节自然的封堵，做成一个敞口有底的筒子，再把一根比格尺厚点的木条的一头嵌上刀片。这个组合看起来简单至极，却方便实用。把干辣椒放进筒子里，用带有刀片的木条轻轻捣，片刻，干辣椒就变成了辣椒末，连辣椒糊辣椒籽都在里面，一点也不浪费。因为竹筒细长，捣的时候，辣椒碎末不会飞溅上来，也不会辣到眼睛；而且辣椒易集中，碎得特别快。亲戚、乡邻们也经常借用。记得父亲还用它捣过从野外采回来的山花椒，那味道，比现在超市里买的花椒味道浓得多。

要说那个“压菜机”实在笨重，是父亲专门为减轻母亲的劳动量做的。我家人口多，穷日子里吃野菜的时间很长。挖野菜、摘野菜劳动量虽然大，却不单单是手腕用力。但把焯好的野菜攥干时，完全靠臂力、腕力，时间长了，母亲的胳肢窝就起了裸肋疙瘩，胳膊也经常红肿抬不动。那时我的哥哥姐姐们大都在上学，我和弟弟小，妹妹还没出生，攥菜这项看似简单实则强度很大的劳动，没人能帮母亲。父亲就起早贪黑赶做了一个特殊的装置：用烧红的铁棍把四块木板烙出很多筷子粗细、分布均匀的小孔儿，然后以卯榫的方式将四块带孔儿的木板围成个正方形的木框，高不足1尺，长1尺有余。另外还有一个能摘下能挂上的类似于杠杆似的木棍。攥菜时，在12印大铁锅上横放一块木板，把那个四面带孔的木框放在木板上面，再把要攥的菜捞到木框里，用盖帘盖好菜，盖帘上放一块大小合适的重物，挂上那个起杠杆作用的木棍，木棍的另一端朝向不碍事的地方，再挂上一桶水。这时，焯好的野菜里的水分就被挤压出来，从木框四面的孔眼流到锅里。母亲呢，自然是不用站在那儿等菜压干，可以去忙别的事。等到快要做饭的时候，野菜已经被挤压干了，比手攥的还干呢。这个看似笨拙的装置，帮了母亲很大的忙。邻居舅妈们来串门，看到这一幕，都羡慕地说母亲真有福，摊上个手巧又知道疼人的老爷们儿。

等到我长大会做饭的时候，家里已经不再靠野菜度日了。所以，父亲的“压菜机”我一次都没用过。我记得那些木框、木板之类的装置，在西仓房闲置了很久。卯榫虽然没有松动，但上面挂满了蜘蛛网和灰尘。我有时去仓房拿东西，不经意间会看到它们，仿佛被哪个朝代遗忘的贤达名士，独自坐在角落里沉默着，等着再度被启用。至于具体什么时候被清理掉的，我就不清楚了。

现在，吃野菜像过去吃燕窝鱼翅那么难，偶尔弄来一点点，一把两把就攥完了，哪儿还用得着什么“压菜机”？可是每次攥菜的时候，我还真就会想到父亲那个笨拙的压菜装置，由衷地钦佩父亲好男人、大丈夫的胸怀和品德。

  

磁性的爱

今天我过生日。

早晨照常起来做饭，我身边的两个男人照常睡觉。

一边忙碌，一边暗自思忖：这个生日与往年的一样，没有人记得。

六点半，做好了饭菜，叫小男人起床——大男人不用叫，听到我招呼小男人，自己就起来了，比小男人强多了。

招呼了小男人三遍，终于懒洋洋地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了一句：“妈妈生日快乐！”我惊喜：原来小男人记得我的生日！

趁他们上厕所、洗漱的时候，我端上饭菜，坐在那儿等他们上桌。今天没做什么特别的饭菜，用炒勺炖茄子土豆，给小男人加了几块瘦肉；炖菜上面贴了一圈小馒头。这道饭菜，有点像农家饭庄里的“农家一锅出”，是一家人都爱吃的。另外煮了六枚咸鸡蛋，算是给生日一个特别的点缀——不是舍不得煮鸡蛋，主要是除了我自己，两个男人都不爱吃煮鸡蛋，就是咸鸡蛋吧，还勉强。

小男人洗漱完，走进卧室又很快出来，到我身边说：“妈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我愈发惊讶：“怎么？还有礼物？”“嗯，是一对磁性耳钉。”一边说着，一边给我戴上。我走到镜子前，看到耳朵上一对晶莹闪亮的银色耳钉，挺漂亮。

我顿时一阵感动，禁不住泪盈眼眶，拥抱了小男人一下。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已经有了五男二女七个孩子，被生活累得精疲力尽。虽然我是女孩，也未享受到太多的关注。老家有个风俗，女孩出生后三天，就请接生婆给扎耳眼。据说，新生儿时期扎的耳眼儿，一辈子都不会愈合长死。母亲生我的这个时候，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季节。母亲坐月子连像样的饭都吃不上，哪有闲心顾得给我扎耳眼儿？

好在娶我的大男人当时也很穷，没送我耳环、项链、戒指之类的饰品，我没有耳眼儿也没觉得尴尬。

小男人快一周岁的时候，外甥女娟陪我去附近的小店理发，看到美发店正搞清明节打耳眼优惠活动，就鼓动我打一个。理发师也撺掇说：“你的耳朵有点朝后抿，戴个耳环之类的饰品应该能弥补不足。现在是清明节期间，打耳眼儿不发炎。”那时，虽然日子过得清贫如洗，但女人爱美之心未泯，我到底没经住鼓动，就打了一对耳眼儿。

打了耳眼儿，却没有像样的耳环。担心那种廉价的饰品会导致耳眼儿发炎，我也就一直没戴什么。后来，外甥女艳给我买了一对银耳环，可没戴多久，就丢了一只。

几年后，突然有一天发现，我的耳眼儿已经愈合了，原来的针眼位置结出了一个小小的硬结。

耳眼儿长死了，就更没有戴耳环的心思了。

一天晚饭后无事闲聊，小男人摸着我的耳朵问：“妈妈，你怎么不戴耳环？”

我说：“耳朵眼儿都长死了，还戴啥。”

他说：“有那种两面都是磁性的，夹在耳朵上，就能相互吸着，像耳钉一样。”

我当时并没在意他的话。谁知，听者无意，说者有心了。

戴着小男人给我买的耳钉吃饭，心里美滋滋的：这臭小子，看着像一头小倔驴，竟然还这么细心呢！

我忽然想起什么，便问到：“儿子，你咋会有钱给妈妈买耳钉啊？”小男人平静地说：“我晚饭简单吃了，只花4元钱，省下6元钱买了耳钉。”

我无语，眼睛有些潮湿。这耳钉的价值，已不能用钱多钱少来衡量了。

小男人坐在我对面，边吃饭边得意地看着我。饭后，小男人匆匆上学走了。

大男人今天休息，很自觉地帮我收拾碗筷。

房间收拾停当，我去楼下倒了一次垃圾。回到屋里，想把耳钉取下来，然后洗头。伸手一摸，心里就是一惊：坏了！怎么两只耳朵都光光的，耳钉呢？东西虽然不值钱，可心情无价啊！我低头在室内四处搜寻，希望一瞬间发现那两枚或四枚亮晶晶的小颗粒。可是找遍了所有的犄角旮旯，也没有找到。我想，也许是下楼倒垃圾时丢了。于是沿着楼梯仔细看了一遍，仍无所获。回到屋里，失望之余，不免有些奇怪：虽说耳钉不大，可地板又没有裂缝，掉在地上也应该能找到啊！

无意间瞥见大男人正得意地坏笑，看我狠狠地盯着他，便故意问：“找啥呢？”

“儿子刚才送我的耳钉，掉了，你看见没？”

他迟疑了一下，大概想说没看见，但见我真的很着急，就笑着伸开右手说：“喏，我从地上捡到的。”

我心中的焦急和沮丧一下子烟消云散，小心翼翼地用面巾纸把耳钉擦拭干净，收到首饰袋里——这对磁性耳钉是小男人长大、懂事的证据，戴在耳朵上，也许会丢了，不如戴在心里吧。

亲情是有磁性的呢。

  

白雪铺路，为姨妈送行！

清晨，电话铃突然响起。这么早打电话，一定是急事。我赶紧拿起手机，看来电显示是“国新大哥”，我的心猛地一沉：那个最怕听到、却注定早一天晚一天都要听到的噩耗，来了！果然，国新大哥深沉地声音印证了我的猜测：老太太走了，今天早晨……

国新大哥是老姨的大儿子，他说的老太太，是我的老姨，母亲四姊妹中最小的妹妹，也是母亲四姊妹中最有知识、唯一的国家干部。如果按照天增一岁、地增一岁的习俗算，老姨享年80岁。

放下电话，起床拉开窗帘，见外面正飘着小雪，地面已被覆盖。原来，苍天知道老姨今天归去，早已用白雪为她铺好了路——是的，老姨勤勉一生，慈善一生，仁义一生，是该享受这样的待遇！

眼泪和雪花一样，无声地、碎碎地落下。我将迷蒙的双眼望向遥远的苍穹，仿佛又看到老姨慈祥的笑脸，听到她爽朗的笑声。脑海中，忆起我所知道的老姨的点点滴滴。

老姨年轻时是村里屈指可数的美人儿，又有知识又有工作，令很多人羡慕。外祖父母也对老姨期望很高。可老姨偏偏嫁给了一个家有老母、还带着两个孩子的丧偶同事，遭到外祖父母的反对。因为这在农村传统观念里叫做“填房”，好好的大姑娘去做“填房”，是要被人耻笑的，但我父亲支持。父亲说，找对象是给自己找，自己看着合适就行。

老姨和老姨父的感情虽然很好，但老姨婚后的日子却很累。她这辈子，一直都在为别人活着。

老姨帮着姨父把前妻留下的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并且都为她们找到了工作成了家。老姨自己生了二男三女五个孩子。老姨一边上班，一边上敬老、下养小，艰苦的日子过了半辈子。刚刚要好转，小儿子就得了医学上称之为疑难病症的“肌肉萎缩症”。上海、北京、天津、沈阳等大城市都跑遍了。实在不行，老姨就求神问卜，找巫医大仙儿，总之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总算苍天有眼，保住了小儿子的命，但是身体严重变形，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弯腰曲背像个小老头儿。不久，姨父又脑血栓瘫痪在床。老姨悉心侍奉姨父的十几年里，大孙子又得了严重的肾病。这一老一少一小三个重病号，让老姨心力憔悴。十几年前，姨父瘫痪16年后撒手而去。老姨将全部精力放到孙子和小儿子的身上。谁知，六年前小儿子又突发脑出血离世。那时，我非常担心老姨会受不了打击……但是，老姨挺过来了！她说：“还有别的儿女需要我，特别是我老儿子的闺女，更需要我……为他们，我得好好活下去啊！”

在母亲走后近20年的时间里，我常常把老姨当成妈，和她唠家常、说心事、诉委屈。老姨也像疼闺女一样疼我，大事小情都想着我。

四年前，身体一直不好的老姨，检查出了肺癌，是晚期。老姨的儿女们及其孝顺，对老姨隐瞒了病情。老姨退休前一直在医药公司上班，精通业务。要对这样一位聪明的老人隐瞒病情，何其难？但老姨的儿女们做到了。每次去大医院、小医院看病，都要提前和医生沟通好，还要将所用的药品全部换了包装。老姨就在儿女们善意的谎言里配合治疗，积极、乐观地活过着，远远打破医生断言的半年预期。

知道老姨患病后，我尽可能多地去看望老姨。但是，每次迈进门槛那一刻，我又想快点离开。因为看着老姨被病痛折磨，我的心就揪着疼。那种无法替代、无力解救、又不得不面对的疼，不但不能说，还得强装轻松。

每一次离开老姨的家，我都清楚地知道：我和老姨见面的日子又少了一次！我明白老姨在世时日不多，担心她突然离去，却又希望她早日从剧烈的病痛中得到解脱——这种矛盾的心情，是至亲骨肉才有的感觉。

老姨一生为人谦和友善，众多的亲戚朋友，没有不称赞的。我相信，老姨离去的日子里，一定有很多人怀念她，不仅是她的儿女们，亲戚们，朋友们，还有她的邻居们。

无论这个世界多美，人总要离开。倘若能在离开之后还有很多人怀念，那他（她）的这一辈子，就没白活。

外面的雪花越飘越多，远处的山川、田野都披上了圣洁的银装。大地没有了黑暗，路面没有了坎坷——老姨，天堂的路光洁如银，您放心去吧，那里一定没有疼痛，没有苦难！

我收回思绪，擦干眼泪，穿衣戴帽，决定去送老姨一程。此时她老人家已安睡，我不再担心看到她被病痛折磨而心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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