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用它短促而又单调的波浪拍打着岸边。一朵朵白云让疾风吹送着，像鸟儿一样在蔚蓝的天空轻快地掠过。这村子，卧在一道朝大海倾斜下去的山坳里，晒着太阳。

马丹-莱维斯克家的房子，孤零零地立在村口的大路边。这是一座渔家住的小房子，黏土墙，茅草顶，房顶上长着一簇簇蓝蝴蝶花。房前有一方菜园子，只有手帕那么大，种着一些洋葱，几棵卷心菜，一点香芹和细叶芹。沿路边用一道篱笆把园子围起来。

男的出海打鱼了，女的正在房子前面织补一张褐色的大渔网。那渔网张挂在墙上，就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园子入口处，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坐在一张向后歪斜、后背顶着栅栏的草垫椅上，缝补衣裳，一件已经补了又补的衣裳。另一个女孩，比她小一岁，怀里摇晃着一个还不会说话也不会做手势的娃儿；两个两三岁的男孩，脸对着脸，坐在地上，用笨拙的小手刨着泥土，你一把我一把地互相往脸上甩。

没有人说话。只有怎么哄也不睡的那个娃娃在一个劲地哭，小嗓子又尖又细。一只猫在窗台上酣睡；几棵盛开的桂竹香在墙脚构成一条白花的衬边，一群苍蝇在上面嗡嗡响着。

突然，在入口处做针线的小女孩喊道：

“妈妈！”

母亲回答：

“你又怎么啦？”

“那个人又来啦。”

她们从早上起就提心吊胆，因为有一个男人老在房子周围转来转去：那是个上了年纪的人，看上去像是一个乞丐。她们送父亲去停船的地方，帮他往船上搬渔具的时候，就看见过这个人。他当时坐在沟边，面朝着她们的家门。后来，她们从海边回来的时候，她们看见他还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座房子。

他好像有病，样子很凄惨。他一动不动，足有一个多钟头；后来，见人家把他当成了坏人，他才站起来，举步维艰地走了。

可是没有过多久，她们见他拖着缓慢、疲惫的步子又走回来；而且他又坐了下来，不过这一次稍稍远一点，仿佛在窥视她们。

母女几个很害怕。特别是母亲，简直心惊胆战，因为她生来就胆小，更何况她男人莱维斯克要到天黑的时候才能从海上回来。

她的丈夫姓莱维斯克；她呢，人们叫她马丹，所以大家都合称他们为马丹-莱维斯克。这里面有个缘由：她头婚嫁了一个姓马丹的水手，他每年夏季都到纽芬兰岛[2]去捕鳕鱼。

结婚两年以后，她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当载着她丈夫的那条大船，也就是第埃普的三桅渔船“两姐妹”号失踪时，她已经又怀有六个月的身孕。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条船的消息；登上这艘船的水手也没有一个回来的；人们便认为是连人带货都遭难了。

马丹大嫂等了她丈夫十年，她千辛万苦地拉扯大两个孩子；后来，由于她勤劳善良，一个姓莱维斯克的本乡渔夫，妻子死了，独自一人带着个儿子，向她求婚。她嫁给了他，并且在三年里跟他又生了两个孩子。

他们辛勤劳动，日子却还是过得很艰苦。面包很贵，家里几乎从来尝不到肉腥。冬天，在老刮大风的那几个月里，他们有时甚至得向面包店赊账。不过，孩子们倒是长得挺结实。人们都说：

“莱维斯克-马丹两口子，都是好样的。马丹大嫂很能吃苦；论打鱼谁也比不上莱维斯克。”

坐在栅栏旁边的那个小女孩又说：

“好像他认识我们似的。也许是埃普勒维尔或者欧兹波斯克来的乞丐吧。”

但是母亲是不会看错的。不是，不是，他不是本乡人，可以肯定！

见他像个木头人似的一动不动，而且一个劲儿地盯着马丹-莱维斯克家的房子看，马丹大婶生气了；恐惧反而给了她勇气，她抄起一把铲子，走到大门外面。

“您在这儿干什么？”她冲着流浪汉大声问。

他用沙哑的声音回答：

“我在乘凉呀，这不！我碍着您了吗？”

她又问：

“您干吗老在我家前面伸头探脑的？”

那个人反问：

“我又没碍着谁。难道在大路边坐坐也不准？”

她没话可说了，只好回到家里。

这一天过得特别慢。将近中午的时候，那个人走了。可是五点钟左右他又从门前经过。晚上没有见他再来。

天黑时莱维斯克回家了。家里人把这件事告诉他。他断定：

“不是个爱打听人家闲事的人，就是个喜欢恶作剧的人。”

他无忧无虑地睡了，而他的妻子却一直想着那个游荡的人，他看她的时候，那眼神多么奇怪哟。

天亮了，刮着大风，渔夫呢，眼看不能出海了，就帮着妻子修整渔网。九点钟光景，那个出去买面包姓马丹的大女儿，连奔带跑地回来，神色慌张，惊呼道：

“妈，那人又来啦！”

母亲顿时紧张得脸色煞白，对她男人说：

“莱维斯克，快去对他说，别再这么老盯着我们瞅了；真的，我已经被弄得心慌意乱了。”

渔夫莱维斯克身材魁梧，红砖色的皮肤，蓄着浓密的红胡子，蓝色的眼睛黑瞳仁，粗壮的脖子上总围着一块呢布带以抵挡海上的风雨。他不慌不忙地出了家门，走到那流浪汉跟前。

他们谈起话来。

母亲和孩子们远远地看着他们，忧心忡忡，直打哆嗦。

突然，那陌生人站起身，跟莱维斯克一起朝他们家走过来。

马丹大婶惶恐得连连后退。他男人对她说：

“给他拿一点面包和一杯苹果酒来。他从前天起什么也没有吃。”

说着他们俩走进屋，女人和孩子们跟随在后。那流浪汉一坐下，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埋头吃起来。

母亲站着，打量着那个人；两个姓马丹的大女孩，背倚着门，其中的一个抱着最小的孩子，都用贪婪的目光盯着他；坐在壁炉灰上的两个男孩不再玩弄那口黑锅，似乎也想仔细看看这个外来人。

莱维斯克拉过一把椅子坐下，问他：

“这么说，您是从很远的地方来？”

“我是从塞特[3]来的。”

“走着来的，是吗？”

“是的，走着来的。没有钱，只能这样。”

“您要去哪儿？”

“我就是要来这儿。”

“您在这儿有熟人吗？”

“很可能吧。”

他们都不说话了。尽管他很饿，却吃得很慢，而且每吃一口面包还要喝一口苹果酒。他的脸很憔悴，布满皱纹，十分消瘦，像是经受过很多磨难。

莱维斯克突然问他：

“您姓什么？”

他头也不抬地回答：

“我姓马丹。”

母亲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她向前一步，仿佛要挨近些好好看看那流浪汉；她就这样伫立在他的面前，胳膊耷拉着，嘴张着。谁都不再言语。最后还是莱维斯克又说：

“您是本地人吗？”

他回答：

“我是本地人。”

这时他终于抬起了头，女人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遇了，而且就好像互相钩住了似的，久久地互相凝视，交织在一起。

她突然开口了，不过声音都变了，变得低沉而且颤抖：

“真的是你吗，俺的老公？”

他慢吞吞地说：

“是啊，是我。”

他并没有激动的表示，而是继续嚼他的面包。

莱维斯克有些激动，更有些惊讶，喃喃地说：

“真是你吗，马丹？”

对方简单地回答：

“是啊，就是我。”

第二个丈夫问：

“你这是从哪儿来？”

第一个丈夫叙述道：

“从非洲那边呀。我们的船触礁沉了，只有皮卡尔、瓦提奈尔和我，我们三个死里逃生。可是后来我们又让野人捉住，他们把我们扣留了十二年。皮卡尔和瓦提奈尔都死了。一个英国人路过那里，救了我，把我带到了塞特。我就这样回来啦。”马丹大婶用围裙捂住脸，哭了起来。

莱维斯克说：

“到了这时候，咱们怎么办呢？”

马丹问：

“你是她的男人吗？”

“是啊，我是！”

他们互相看看，都不再言语。

接着，马丹一一端详过围着他的孩子们，点头指着两个女孩子，说：

“这两个是我的吧？”

莱维斯克说：

“是你的。”

他没有站起来，没有拥吻她们，只是就事论事地说：

“天啊，长得多么高啊！”

莱维斯克又问：

“咱们怎么办呢？”

马丹心乱如麻，也不知怎么办才好。最后他还是下定决心：

“我嘛，我照你的意思办。我不想让你为难。不过房子的事有些讨厌。我有两个孩子，你有三个，各人的孩子归各人。孩子们的妈，是跟你，还是跟我，你想怎样我都同意。不过房子嘛，是我的，因为那是我爹给我留下的，我就是在这儿出生的，房子的纸张还在公证人那儿。”

马丹大婶用蓝布围裙捂着脸，还在低声地啜泣。两个大女孩走上前去，惴惴不安地看着她们的父亲。

他终于吃完了。现在轮到他问：

“咱们怎么办呢？”

莱维斯克忽然有了个主意：

“应该去找本堂神父，让他来决定。”

马丹站起来，向他的妻子走过去；她呜咽着一头扑到他的怀里：

“俺的老公！你可回来啦！马丹，我可怜的马丹，你可回来啦！”

她紧紧搂住他。顿时，一股往日的气息穿透她的全身，许多往事的回忆回荡在她的心头，她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光和最初的拥抱。

马丹也很激动，亲吻着她的帽子。两个在壁炉里玩耍的孩子听见母亲哭，一块儿喊叫起来。姓马丹的二姑娘抱着的那个最小的孩子，也像一支走调的笛子一样，尖声大叫。

莱维斯克一直站在那儿等着。

“咱们走吧，”他说，“还是按规矩办事。”

马丹松开了妻子，又望望两个女儿，这时母亲对她们说：

“至少也得亲亲你们的爹呀。”

她们同时走上前去，眼睛里没有泪水，还带着几分惊讶，甚至有点儿害怕。他挨个儿按乡下人的习惯亲吻了她们的双颊。那婴儿看见这陌生人走过来，尖声哭嚎得那么厉害，差点儿痉挛。

然后两个男人就一起走了出去。

他们路过商务咖啡馆的时候，莱维斯克问：

“咱们照样去喝一杯，好吗？”

“我很乐意。”马丹说。

他们走了进去，在还空无一人的店堂里坐下。莱维斯克喊道：

“喂，希科，来两杯烧酒，要好的，因为马丹回来了，马丹，我女人的那个马丹，你一定知道，那条失踪的‘两姐妹’号上的马丹。”

老板大腹便便，面色通红，浑身肥肉。他一只手拿着三个杯子，一只手拿着一瓶酒，走了过来，神色自若地问：

“嗨！你回来啦，马丹？”

马丹回答：

“我回来啦！……”

* * *

[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的《高卢人报》；同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伊薇特》。

[2] 纽芬兰岛：加拿大东部的一个省。

[3] 塞特：法国南方濒临地中海的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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