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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少年时代（二）
06 身染疾休学在家 遇乐器向往艺术
1966年秋季，我开始了五年级的学习生活。
当时小学是六年制，一至四年级是“初小”，五、六年级是“高小”。五年级的课程又增加了历史、地理和自然。我在学习上如饥似渴，暗暗发誓：决不能落在别人的后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吉凶祸福。谁知9月底我得了“温症”，一病就是一个多月。
在此期间，班主任郝身榜老师到家里看望了我，他看我一时还不能上学，就嘱咐我不要着急，要安心治病，病愈后再说上学的事。
郝老师走后，我非常想念母亲，就让学生到王塚给母亲捎了个信儿。母亲来看我了！不知怎的，从来没有落过泪的我，这次竟抱着母亲痛哭流涕。
母亲见我伤心的样子，也很难过，她抚摸着我的头说：“好孩子，母亲没有照顾你，对不起你！”说着，她的眼圈也红了。
我赶忙说：“不！都怨我，我不该住在邱洼。”
母亲说：“病好了，我把你接到王塚去吧？”
这时，我突然感到有说不出的感情涌上心头，我看到了母亲为照顾外祖父母、妹妹、弟弟日夜操劳而显得日益消瘦的脸庞，额上已有几道皱纹，头发也稀疏了许多。
不，现在我还不能回去！我再吃苦，都能忍受，不能再给母亲增添累赘。
我说：“到小学毕业再回去吧！”母亲只是痛苦地点点头，她是非常了解她的孩子的。
两个月后病基本痊愈，我要去上学，可是郝老师建议让我修养一年，因为身体太虚弱，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离学校5里路，一天来回几趟，怎么能行？
父亲同意了郝老师的建议，可是我难受极了。停一年，不就是留一级吗？我在家里干些什么呢？可是不留级，实在是不能坚持学习，这可叫我犯了愁！父亲知道了我的心情之后，便打算给我找一点儿事情做。
有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带回了一把弦子，对我说：“敏哪，你看看这是什么？”
我一看，“这不是弦子吗？”
父亲说“这是一把曲剧的主要伴奏乐器，它叫曲胡。”
收拾好后，父亲就坐在当门拉了起来。长这么大，我还不知道父亲会拉弦子！他说是在外面工作时学的，已经很多年没有拉过了，不过练上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起初，由于我不懂得曲剧的调门，什么也听不懂，只觉得他是乱拉一通，不过也觉得怪有味道。
1966年农历11月16日，那是个小雪纷飞的日子，祖母不幸离开了人世，当年她才66岁。祖母并没有多大疾病，只是天气一冷就发喘、咳嗽，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效。
我们这个三口之家，祖母可是个守摊的人哪！平时父亲说走就走，一出去就是好几天，以后他再走谁给我做伴呢？
有一天，父亲好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敏哪，你祖母已故，今后我不出去了，你想学弦子吗？”
我说：“当然想学！”
父亲就乘势说：“想学是好事，不过，学它是要下功夫的。以后我就好好教你学弦子！艺多不压身哪！”
慢慢地，我就爱上了这把弦子。
从此，父亲真是有些转变，队里有活他出工，下了班他做饭，夜晚教我拉弦子。
父亲只能给我介绍几个常用的曲剧调门，讲讲演奏曲胡的基本知识，除此之外就全凭我细心听、认真琢磨了。
事实证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到了春节，我就能拉好几个调门了。
村东头的邱广友经常到我家，弦子一响他就开腔，唱得倒还不错。邱广友懂得曲剧的不少调门，凭我的记忆力，他所唱的调门差不多我都记下来了，又在弦子上下点功夫，听起来也就有那个味道了。
村上的人见我学得这样快，都赞不绝口。有的说，以后可以上剧团；有的说，灾荒年可以出去要门。其实，我学弦子哪有什么目的呀，只是想，学一种技术也不压身嘛，自己娱乐解闷也好啊！
有一天，父亲突然又带回来一支竹笛。他为了让我能对竹笛产生兴趣，便先吹了一支什么曲子。啊！原来父亲还是个艺术人哪！我就要求父亲给我讲关于笛子方面的知识。
说来也怪，父亲只这么一讲，我就很快记住了笛子的吹奏方法。吹笛子可不比拉弦子，它是要费气力的。累了，我就拉一会儿弦子，这样交替进行，也怪有趣。
春节之后，我产生了上学的念头，因为长时间不学习脑子就会变迟钝，会越来越不想学，我不能光待在家里拉弦子啊！
开学时，父亲领我到学校找到郝老师谈了情况，我表示上学期没有学习，这学期我加劲干，真不行再留级也可以。郝老师答应了我的要求，他还夸我不是那号逃学鬼，一定有发展前途。
07 朝彦收我为徒弟 德宝请我教唱词
我家西边有一邻居，长者叫邱朝彦，在邱氏家族里辈分较高，父亲叫他爷，我管他叫“老爷子”，已经70多岁了，村上的人都叫他“老神仙”，因为他能观天象、懂地理、善命理、掐八字、排四柱，推算黄道吉日，凡是红白喜事，大家都去请他选择吉日。
他有两个儿子，二儿子邱德宝，天生眼睛不好，只是勉强能够看见路，学了一门技艺——说书，即说唱河南坠子。
1966年秋季，我的病慢慢得到了恢复。一天，邱朝彦就找到我，诚恳地跟我谈了他的心事：“我这辈子学的东西不少，可是就要失传了，两个儿子和五个孙子都不是学习的料，更谈不上学习我的那些本领了。我看你聪明又勤奋，记忆力又好，我经过认真考虑，有意收你为徒，向你传授我的平生所学，多学一点东西总会有用的，你可愿意？”
我连忙说：“老爷子，谢谢你相信我，我行吗？”
老爷子笑了：“你行，你一定行！”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敏哪，这是我抄写的《六十花甲子》，它是学习阴阳五行和命理的基础，这两天你把它背会了，我再给你详细讲解。”
我仔细一看，内容并不多，只有30句话，每句7个字，且父亲曾经给我讲过天干、地支及其组合而成的《六十花甲子》，就说：“老爷子，不用两天，半个小时后我就给你背诵。”
老爷子哈哈大笑了一阵，手捻胡须连连点头，“嗯，我没有看错，我选对人了！”
之后，老爷子给我找了不少书籍让我阅读，嘱咐我先读什么，后读什么，有看不懂的内容要及时找他询问，读完这些书后，就教我应该掌握的具体技巧。
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先不说天文地理、周易八卦，光阴阳五行、命理八字方面的基础知识，我就读了七八天！
读完这些之后，我就去找老爷子汇报阅读情况。老爷子听了我的汇报，思考了一阵，特别认真地说：“敏哪，让你读这些内容，是想先让你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你感觉了解了多少？”我说：“只读了一遍，还谈不上了解，只是知道了一些皮毛。”老爷子说：“认识正确！不要说读一遍，你就是读它十遍，也不能掌握它的真正技巧。这样，其它的你暂且不要读了，专心读阴阳五行、命理八字方面的内容，读它五六遍，读后再找我谈体会。”
半个月以后，我把老爷子要求读的内容读了5遍，就前去交差，并谈了我的一些初步认识。老爷子点头称是，连声说道：“孺子可教也！”
接下来，老爷子就按部就班地对我进行分类传授，先是天干地支，后是阴阳五行，接着是算八字排四柱，然后是命理推算和黄道吉日。那些天，我是一点也不敢怠慢，老爷子白天指导后，我在夜晚仔细琢磨，哪些地方弄不懂，白天就向老爷子请教。奶奶发现我学得如此痴迷，就对父亲说：“这孩子将来不愁没饭吃了。”父亲笑笑说：“是啊，多学一点知识总会有用的。”
临近春节，老爷子的传授也就告一段落。为了考察我的学习情况，老爷子决定对我进行一次全面测试。一天，老爷子找来了几个邻居，让我分别对他们进各种测算、测试。主要内容有年龄属相测算、生辰八字测算、命理推算等。结果，老爷子十分高兴，大伙也都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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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的儿子邱德宝，说唱河南坠子有一定水平，平时的夜晚，经常在村里为群众进行说唱演出，生产队里还给予他适当补助（粮食）。有时，他还受邀请到外村去说书，很受群众欢迎。
邱朝彦老爷子的儿子，我自然管他叫爷，德宝爷。
一天，德宝爷拿着一份唱词找到我说：“敏哪，你老爷子推荐你，请你教我唱词，你有空吗？”我没有多想，随口答应说：“德宝爷，我有的是时间！”
德宝爷很高兴，就把唱词递给我说：“这是新编河南坠子《肖飞买药》，我要用两天时间把它学会，然后先在村里说唱，你看怎么样？”
我接过唱词一看，首页还有简介：《肖飞买药》讲述的是在1942年五一反扫荡，大战后的第三天在小李庄的伤员因为药物不足，所以派肖飞去敌占区买药，来救治伤员的故事。我仔细数了一下，共有15页，是抄写稿，密密麻麻的。
我说：“德宝爷，这么多内容，你打算两天时间学会？”德宝爷笑了，“敏哪，你不相信我两天能学会？你只要按照我的说法来进行，我就能学会：你先读三遍，我只管听；你再一句一句地教我三遍；最后你再读一遍，就行了。”
我一听，这是经验哪！这和我背书的方法差不多呀！我背书是先读三遍，再边看边在心里琢磨三遍，最后再认真地朗读一遍，差不多就能够背下来了。
按照德宝爷的安排，我们就开始学习唱词了，结果还真是让我感到吃惊：在我读最后一遍的时候，德宝爷几乎是和我一起读的，看来他已经基本会背了。
我说：“德宝爷，你开始说要用两天的时间，这一上午就会背了，你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哇！真是不简单，我服了！”
德宝爷说：“敏哪，你是不知道哇，凡是眼睛不好的人，听力、记忆力都比较好；凡是耳朵不好的人，视力、记忆力都比较好，这是一般规律，有的时候也是逼的。我们说书的大多数眼睛不好，学习唱词全靠记忆力，不然的话，我们就没饭吃了。这个词我大体上算是会背了，不过，我回去还要把唱词消化一下，好好琢磨琢磨才行，今天晚上我再来找你，正式给你背一下。”
听了德宝爷的话，我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人生在世，生存不易，有生理缺陷的人更是不易，他们总要为自己找一个吃饭的门路，更好地生存下来。
夜晚，德宝爷如约而至，给我背诵唱词。他还邀请我父亲一起听，以起到捧场、鼓劲的作用。德宝爷喝口茶，清清嗓子，满面春风地一口气把唱词背完，我们用掌声对德宝爷在一天之内能够背诵这么多的内容给予赞扬和鼓励。德宝爷说：“好了，唱词时会背了，明天我还得好好琢磨琢磨才行。明天夜晚我就在村里进行说唱，到时候请你们都过去捧场。”
经过与生产队领导的协商，德宝爷于第二天夜晚在村里经常说书的地方拉开了场子。这个场子很大，二百多人坐在那里还很宽松。场子布置很简单，一张桌子，一条凳子，一个水瓶。德宝爷手持坠胡，脚蹬自制的脚板（因为自拉自唱无法用手打简板），开始展示他的才艺。
由于我对唱词十分熟悉，可以说也是基本会背了，所以对德宝爷的说唱情况如那里错唱、那里漏唱能够起一个监督作用，也好下场后与他进行交流。我闭上眼睛，认真地听德宝爷说唱。
听着听着，不对劲了，不少地方都改词了！我想，这肯定是他忘词了，临时补救的。但是，我越听越不对劲儿，这改词的地方也太多了吧！再仔细听——这词改得还很好！比原来更生动、更有味，加上口技等特有的技巧，更能够吸引听众！这使我非常激动！我真是没有想到，德宝爷还有这样的功力！
下场后，我没有走，想与德宝爷进行交流。还没等我开口，德宝爷就主动说话了：“敏哪，我知道你不会走，你对我临场篡改唱词是不是不理解呀？”一句话说中主题，我说：“德宝爷，我开始是不理解，可听着听着我就理解了，我真是没想到，你改词改得这么好！怪不得你的书能够打动听众，这是你作为艺人特有的功力吧？”
德宝爷笑了，“我昨天说回去要把唱词消化一下，好好琢磨琢磨，这就是我消化、琢磨的结果。敏哪，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说书的不能按照编好的唱词进行说唱，它太死板，不少地方缺乏味道，就像面条没有放葱花一样。经过我的改造，是不是生动多了？”我连忙点头称是。
我相信，不论是哪一门艺术，凡是艺人，都有他特殊的功力！
08 复学后文革动乱 升初中复课学习
春节后一进学校，我就感到空气有些不正常。
大门两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变成了“破四旧立四新”、“认真搞好斗批改”；
看看老师，有几个人精神不振，特别是朱玉敏老师好像换了个人一样（他曾被划过右派）；
再看学生，六年级的部分同学臂上戴着红袖章，上面印着“红卫兵”几个字。
我感到莫名其妙，就去问郝老师。郝老师悄悄对我说：“你只管好好学习，不理那一套，他们是在造反！”
“造反？造谁的反？”我反复回味着这两个字，怎么也不理解。
到校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发现一队红卫兵拉着几个长辫子妇女慌慌张张地走到办公室，不一会儿，走出来的全是“剪发头”。奇怪！红卫兵怎么成了理发的了！听同学们说，这是破四旧。
我还听说，以后自己一家的称呼都不能叫爹妈什么的，统统叫同志。
天啊！长这么大了，真没有听说过这些稀奇事！
那几天，形势发展的真快，学校成立了“七二九战斗兵团”和“八一战斗队”，这是和大队的两个组织相联系的。
郝老师被他们排除在外，说什么他是老牌大学生，有资产阶级思想，是臭知识分子，谁也不吸收他为成员。郝老师一气之下，宣布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叫“驱虎豹战斗兵”。
紧接着，什么样的名称都出现了，三五人的，十人八人的，千奇百怪，令人吃惊。这时，也不讲什么学习了，大会，小会，批判会，斗争会，接二连三，让人喘不过气来。谁想发发火，就通知一个或几个地主分子和坏分子来到学校进行斗争，好一派“造反”的气势啊！
不只学校是这样，社会上山头林立，他们的口号都是革命的，都是“破四旧立四新”的。“四旧”，他们的确没少破，就连我家的老油灯也难逃厄运，被他们收走后就给砸坏了。古老的珍品毁坏的不计其数，并且谁“破”得多谁的功劳大。
有一天，大队部门口召开群众大会，名曰“烧四旧书”。只见四个人各自用箩筐挑着满满的一担书走进会场，“造反司令” 一声令下，四担书顿时化作了烟灰。
当时，我不由在心里打起了问号：这就是破四旧吗？从此以后，我们的学习时间逐渐减少，就是上课，也以学习报纸为主。哪个老师还敢按部就班地讲课呢？
朱玉敏老师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在这场斗争中，胆小怕事，表现得很老实，可也逃不脱被批斗的命运。一些学生苦拼硬凑一些“罪状”，拉出去批判斗争。昨天他还在听老师的课，今天把老师拉到台子上进行批判，好好狠心的“革命闯将”啊！良心哪里去了？道德哪里去了？十几岁的顽童怎么就学会了这一套！我一直不理解他们是在搞什么！难道整天就是批判斗争？看来学业就要荒废了。
社会上，会闯的人都当上了官，大部分人是跟着人家跑，有的跑着跑着也挨上了批斗。你整我，我整你，今天你胜了，明天他胜了，真实一派“轰轰烈烈”的战斗气氛啊！
这年秋天，我也不说什么留级了，就糊弄着上了六年级，反正也不分学习程度如何，也不进行什么考试，只要能 “紧跟形势”就能过得去。
1967年秋季开学后，学校仍然是一片混乱局面。
当然，全国各地，各条战线，所有部门，无一不漏地卷入了运动之中。这个局面，平时不爱学习的同学倒挺高兴，并且来了劲头，整天处于“战斗”状态。这可苦了学习上的钻研者，你想学，他们扰乱你，并且说你是走“白专道路”。当时正时兴“读书无用论”，正在大张旗鼓地批判“智育第一”、“知识挂帅”，谁还敢坐下来学习呢？他们喊开会，就得跟着走，谁敢说个“不”字，就是大帽子飞上头，无限“上纲”。
就这样，一周，两周……时间白白地浪费了，谁也不心疼。
1967年11月，父亲说是到外地挣钱，让我自己在家里生活。邻居们非常同情我，劝我回到王塚去。我难道不想回到王塚跟着母亲吗？眼下母亲负担很重，跟前二老二小，每年需要拿出很多吃粮钱。如果我去，尽管是母亲的希望，但我又不忍心。
我拿定了主意，坚持自己单独生活，磨练一下也好。
白天，我照样去上学；夜晚，找一个同学做伴。做饭有什么了不起！不会做麻烦的，就只做简单的，吃饱肚子就行。遇到十分恶劣的天气，我也到王塚去吃午饭，因为王塚离学校只有二里多路，可是，我并没有把父亲外出的事情告诉母亲。
一个月过去了。一天中午，我又到王塚去吃饭，母亲的脸突然阴沉起来，把我吓了一跳。“这么长时间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你一个人怎么生活？”
原来是邱洼的邱兴家到王塚开会时，把父亲外出的事情告诉母亲的。母亲的泪水出来了，她埋怨我不该这么长时间不对她说，哪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单独生活的？真让人可怜啊！
母亲说：“敏啊！这几年跟着你那好父亲没有少吃苦，我心疼你，可是你不听话，非要跟着他不行。母亲再没有本事，也不叫你受这样的罪呀！”
我看母亲伤心的样子，连忙说：“妈，您不要难过，这不是过来了吗？以后我再也不进邱洼了！”
事后，母亲找到大队干部和邱洼的干部，经过协商把我的户口迁到了王塚。邱洼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母亲找了几个人把东西拉到了王塚，两间房子和树木让伯父家的人看管，我于12月底正式回到了王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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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母亲身边之后，生活安定了下来，再也不是饥一顿饱一顿了，尽管生活水平不高，但全家人和睦相处，心情倒是很愉快的。
我把我学弦子的事情给母亲说明后，她非常高兴，并且告诉我她还会唱一些调门。
空闲时间，我就拿出自制的弦子拉起来，还不时地得到母亲的指教。这年暑假，我的弦子功夫进步不少，按音饱满了，清晰了，调门有板有眼了，基本上能够包住腔（伴奏）了。
秋季开学后，我们上的是“七年级”（此前没有这样的叫法），比我们高一级的叫“八年级”。
当时，各派组织已经实行了“大联合”，各级也成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学校也好像安定一些，开了正常的课程，学习时间多了一些。
1968年，学校组织了文艺宣传队，穆文照老师是具体辅导者。他听说我会拉曲胡，还会吹笛子，就让我把乐器拿到学校。我参加了宣传队，很快就成了骨干力量。
不久，王塚、赵庄等村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搞得非常红火。除了上课时间，我都参加学校宣传活动；夜晚在家参与村里的节目排练。
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说真是极好的锻炼机会，弦子功夫有明显进步。
春节期间，我还参加了村里文艺宣传队的巡回演出，胆量练大了，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
当时我想，搞文艺活动，整天欢欢乐乐，可真有意思，长大了就搞这一行不也很好吗？
我想得更多的是，要是能象穆文照老师那样，在学校当个老师，专门辅导宣传队多好啊！可是，人家穆老师会识谱，我怎么能学会呢？
一天，我大着胆子走进了穆老师的办公室，向他表达了我想学简谱的心愿。穆老师一听很是高兴，当即表示愿意对我进行辅导。由于我是一张白纸，连起码的音阶都不懂，穆老师就教了我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音乐课上，我挂有歌页，你要连谱带词一起抄下来，学完歌曲后，根据词的唱法，哪个音高，哪个音低，高个什么样子，低到什么程度，对照谱子进行琢磨。唱一句词，再唱一句谱，进行对照。这样反复练习，慢慢地你就会唱准音阶了。”
按照穆老师的方法，我就把学会的歌曲曲调往谱子上套，先唱学会的词的曲调，再唱谱子。这样套倒真也是个办法，套的多了，我就掌握了1、2、3、4、5、6、7这7个音节的基本音高，可就是对音乐知识还是一窍不通。
正当我满怀信心地准备努力学习简谱的时候，穆老师突然调走了！我很是难过了一阵子。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穆老师。
1969年秋季开学后，我们那个班命名为“初中部”，从此开始了初中学习生活。
这一学期，又批判了“读书无用论”，提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口号。气氛有所转变，我们也开设了理化、外语等课程。由于几年的动乱，一些学生不能安下心来学习，有的还公开对抗老师，还有一派“造反”的架势。不过，老师还是诚心诚意的，他们非常喜欢热爱学习的同学，对于不能安心学习的，老师也只是劝导一下，他们不听，老师也就不再勉强，因为都经过了这场斗争，担心再扣上大帽子。
这一学期，我们没有少写文章，当然是“革命大批判”文章，几乎每日都写，甚至每日写几篇。语文课叫“毛泽东思想课”，每学一课，也要写一篇作文。
这一阶段，写作水平确实有些提高，不过净是些华而不实、枯燥无味的“革命口号”，有些干脆抄写报纸。令人可笑的是，有个别同学在抄报纸的时候，连文章中第一行“新华社北京×月×日电”也抄上了作文，老师看了哭笑不得。
我当时在班里是写作上的“尖子”，不少会议发言稿都是由我来写。我从来不只应付交作文，而是真心实意地练习写作，因此进步很快，老师非常满意。
09 学识谱机会难得 母支持大队公派
放秋假了，分了不少红薯，我当然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者，主动担负起切红薯片的任务。
一天，我正在紧张地干活，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永民在地里找到了我，他是专门通知我，要我代表大队去公社参加音乐学习班的，生活费由大队报销。
我问清楚了详细情况，才知道是专门学习识简谱的，时间一个月，已经过了5天了。
我慌了脚，赶忙告诉了母亲，母亲非常支持这件事。她给我收拾了行李，装了10斤粮食（换粮票用），给我了一些零花钱，让我穿上新衣服，又嘱托了一番，还亲自送我到村外。
母亲对我说：“这几天正忙，偏偏你去学习，可我也情愿让你去，机会难得，你可要好好学习本领啊！”
我保证说：“妈，请您放心，我一定能够学好！”一路上，我太高兴了，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做梦也想不到遇上这样的好机会呀！我盼望的就是学简谱，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暗自感谢大队领导对我的关心和培养。
简谱学习班在公社举办。我一进大门，王建从老师就热情地接过了行李。
“你是刘岗大队的吧？”
“是的，老师，我来晚了吧？”
“不要紧，才5天，好好学能赶上！”
下午，我就开始听课了。原来，前几天王老师只是让学员们练音阶。课上，王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支简单的曲子，让学员们逐个进行视唱。
我一听，大部分学员还没有掌握住音准，我心里也就不那么紧张了。突然，王老师把目光对上了我，我一惊。王老师说：“士敏，你也试试吧？”我知道，他是看看我有没有基础。学员们的目光也都转向了我，我感到不好意思了，连声说“不行！不行！”王老师说：“不要不好意思，试试看！”
我想，尽管我才来，但我已经掌握了音准，试试就试试。我就大起胆子唱了一遍。谁知，立即激起学员们的一片掌声，并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
课后，王老师叫到我，给我谈了这次学习班的目的要求，又对我鼓励了一番。学员们也三三两两地找我谈心，有的还向我“请教”，我感到很愉快，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一天夜晚，王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士敏哪，这次学习班时间比较短，我看你是个学习音乐的料儿，要好好抓住这个好的学习机会，争取在短时内学会识简谱。我看你有一些基础，要重点学习简谱知识，我专门给你和基础好的学员准备一些有点难度的视唱练习曲，多练习，多体会，这样就能很快收到效果。”
王老师的这番话使我深受感动，遇见这样好的老师，不是我的福气吗？
王老师的脚踏琴弹的不错。虽然在学校时也经常听穆文照老师弹琴，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学弹琴。这次可是一个学习弹琴的好机会呀！万万不能放过！
开始，我也不敢问，王老师弹琴时，我站在一边仔细观看，看手型，看指法，心里琢磨。
下班后，我就利用休息时间抓紧苦练。不几天，我竟然弹会了学过的歌曲。
一次，我正在弹琴，忽然听到身后有声音。啊！我一看是王老师。他走到我跟前，满面笑容地说：“啊！你也会弹琴哪！怎么不告诉我呀？”
我脸红了，“王老师，我是这几天才学的，你指导指导吧！”
“这几天才学的？这么快！你好好给我弹一个！”
我就把我弹得最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弹给他听。
“可以嘛！不过，指法还有些问题。”
王老师热情地给我讲了指法技巧，并示范演奏了几遍。
从此，我的风琴弹奏技术一天天进步，王老师也为有一个这样的学员感到高兴。
我的识谱能力提高也很快，半个月时间，一般的乐谱都能顺利视唱。由于我能弹琴，王老师就让我领一组人练习视唱，替他分担了一些任务。
这次学习班对我来说就是一次大丰收，不仅学会了识简谱，还学会了弹奏脚踏琴，我好像有一种改头换面的感觉。
事不凑巧，不知是哪个单位来催要房子，我们又提前5天结束学习。
回家那天，有几个学员坐在院子里哭，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识谱，有两个学员竟然还唱不准音阶，回去怎么交代呢？学员们都过去劝说了一番，劝他们不要灰心，回去之后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总是会过关的。本应该上午回家，可学员们直到下午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赊湾。
10 学艺术勤于钻研 搞宣传学生骨干
学习结束回到学校后，学校和大队的领导都前去询问我的学习情况。
团支书孙国林爱好文艺，并会唱曲剧，平时我们就经常在一块儿唱着玩儿，在赊湾学习期间他曾给我送去生活费，并询问我的学习情况。
我回来后，他非常高兴，当天夜里就找到我谈论很久。他是个音乐爱好者，但不真懂，只是会一些极其简单视唱曲子。我一回来，他算是找到了“师傅”，经常向我领教。学校组织有一支文艺宣传队，孙国林本来就经常去进行指导，这样一来他就更热心了，几乎天天都到学校。
为了搞好文艺宣传，学校领导找我交谈，想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节目排练，让一位老师配合，组织纪律。
当时，穆文照老师已经调走，我就同赵永美老师结合，重新选拔了队员，调整了组织，严肃了纪律，明确了任务，迅速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节目排练热潮。
经过努力，我们学习移植了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里的几场戏，还排练了20多个小型多样的文艺节目。
春节过后，到大队所属各个生产队巡回演出，深受群众欢迎。
在这期间，我在曲胡、二胡、板胡、京胡、笛子等乐器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每场演出，都是我一个人组成“乐队”，独揽大权，丢了这个拿那个。节目的排练、场面指导，都需要我亲口说到。我努力在实践中摸索规律，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
因为会一些技术，同学们都把我当老师看待，比对老师的态度还要好，所以无论业务上怎样安排，大家都非常顺从。
看来，要想搞好任何一样工作，非得有真本领不可，只有内行才能领导内行啊！
1970年春季，学校领导让我担任五年级和初中班的音乐课，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由于我正处于“文艺热”之中，尽管兼任音乐课，夜晚还坚持排练节目，白天还能够精力充沛地进行上课学习，还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学习态度很端正、很认真，因此各门功课都不落后。期末考试，我的语文、数学、英语、电工、化工几科的分数都名列前茅。
不过我觉得，无论在哪一方面，我都是下了真功夫的。不要说搞宣传，就是只兼几节音乐课，也要耗费不少精力，如果只顾搞音乐而轻视了文化课的学习，那就是舍本求末，这一点我是清醒的。
当时母亲就替我担心，恐怕我不走正道走歪道，影响了前途。我把考试成绩向母亲一回报，母亲的担心就全没了。
我还对母亲说：“你不要怕搞文艺活动影响学习，它是我搞好学习的动力呀！说不定将来还吃这门衣饭哩！”
那些年，各个学校都是这样，文艺宣传工作简直代表了学校的一切。每次汇演，全公社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参加。为了应付汇演，我们有时就停课搞突击排练。公社领导每次下来检查工作，首先要看戏，再看打球，至于学校的教学情况、学生的学习情况，只是听听汇报，或者走马观花地看看教室布置和老师的备课。
领导对文艺宣传工作如此看重，我这个文艺骨干当然更受重视，他们不把我当学生看待，有的学生公开叫我老师，不管是真心实意地还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反正我当时就处于老师的地位，心情是很愉快的。
这种学习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底才结束，因为我就要毕业离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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