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少年时代（1—10）

01 守本分种田世家 赊湾街父母开店

远离泌阳县城西南25里有一远近闻名的老邱洼村，处于唐（唐河）、桐（桐柏）、泌（泌阳）三县交界处，属于“三不管”地带。

旧社会，这里土匪横行，地主霸道，是出名的土匪窝，老百姓吃尽了苦头。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百姓们满以为该过上平安日子了，谁知四乡八堡的土匪又猖獗起来。他们白天隐蔽，夜间出来活动，每天夜里都有三五户人家遭到劫难。听说不少土匪也是穷苦人出身，他们是生活所迫被逼上“梁山”的。他们受土匪头子的支配，进了这一行又身不由己，还得向土匪头子“纳贡”。“兔子不吃窝边草”，这千年古语对于这些土匪来说就不能对号了，他们有的专吃“窝边草”，因为熟悉窝边的情况。

听老人说，我家就先后三次遭到抢劫。这样的家庭本来就勉强度日，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抢劫？大爷一气之下躺在床上就再没有起来，支持了十几天就去世了。

时隔三个月，三爷也含恨离开了人世。血气方刚的四爷实在忍受不住了，可也想不出有用的办法，他把心一横，离家出走了。

祖父排行老二，是个“心里有底”的人。论气，他比谁都气得很，可他从不蛮干，看眼下的家庭状况，只有拼命地干活，实在是别无它法。

这一天，祖父把祖母、大伯、大姑、父亲、二姑叫在一起，语重心长地说：“如今这个世道，咱不能光把气装在肚子里，哪里的穷人不是这样？就凭咱那四亩薄地，凭咱这一家人，泽兴（大伯）、泽勤（大姑）都一二十岁了，啥活不能干！只要不惜力，地就长粮食，还能把人给饿死？”

父亲也插话说：“我都十来岁了，也能干一些活了！”祖父的嘴唇颤动了几下，抚摸着父亲的头说：“人家有钱的孩子象你这么大正在念书，父亲对不起你呀！”说着，他的眼睛湿润了，祖母也在一边抹起了眼泪，八岁的二姑也懂事了，她赶忙偎在祖母身边，替她擦去脸上的泪水。

祖父说：“别伤心了，穷人要有穷人的骨气，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我这把老骨头兑给这四亩地了！”

从此，在祖父的带领下，全家老小整天长在地里，祖母也在家里纺花转线，卖几个小钱，日子还能将就。

1947年秋天，刘邓大军打过来了，家乡解放了。

我家分得了9亩薄地，黄牛一头，还有一些小型农具。

祖父好像年轻了10岁，祖母的小脚也象长大了一样，走起路来格外神气。

祖父把3间草房腾出来一间，给东院的一头黄牛配犑，自己喂着；父亲也忙着割草、铡草、拐料；大伯全身心扑在地里，天不亮就起身，不喊吃饭不回来。

全家人分工合作，欢欢乐乐，日子很快好了起来。

这年春节，吃上了多年没有吃过的饺子！

祖父拍着大腿说：“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了咱，给咱送来了饺子！”祖母也含着喜泪说：“是啊！多年没有吃上这饺子了！”

从此以后，家庭生活就有了显著变化，祖父又产生了让父亲读书的念头。这个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的农家小户，要是有个识字的人该多好哇！如今解放了，穷人翻身了，也该有文化了。

他把想法告诉了祖母，祖母也同意让父亲念书。祖父找来村长，说明心意，村长乐了，“好！还是德银（祖父）心里有底，明天我领泽俊（父亲）去赊湾（当时区政府所在地）小学联系一下，让他念书！”就这样，种田世家的第一个“洋学生”出现了。

（以上内容为祖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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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唤醒了广大民众，在这平凡的土地上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斗争，剿匪反霸，分田分房，农民成了真正的主人。

当时只有17岁的母亲，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由于她忠诚老实，踏实肯干，心灵腿快，对工作负责，很快加入了青年团，还被选为赊湾区贾湾乡副乡长。

父亲中学毕业以后，也投入到土改斗争的洪流之中，在工作中，他与母亲喜结良缘，于1953年秋结了婚。

外祖父母一辈子就这一个女儿，外祖母为她起了一个乳名叫“定一”，因为没有儿子，只得指望这一个闺女养老了，所以特别地关怀，视为掌上明珠。

父母结婚后，对工作就有了影响。外祖父为父母作了精心安排，他把几年来积攒下来的粮食卖掉一半，又把积蓄的百十块钱拿出来，加在一起有二三百块，让父母在赊湾开了一个文具店。

赊湾街是当时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每逢双集，顾客络绎不绝，生意也能凑合。因为本钱少，只能经营一些笔墨纸砚之类的东西，不敢拦大生意。

这样半年之后，也获得了小本生意认为还算可观的利润，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善。

1956年元月18日，我就出生在这个小小的文具店里。

我出生以后，父母喜在心里，笑在眉梢，他们认为有了传宗接代的人了，以后就不用发愁了。按照邱姓的传统辈分排列，我应该是“世”字辈，取名“世敏”，希望我长大后聪明好学，有所作为。

有了我，这个文具店的开支就多了起来，经济上也不再那么宽余了，倒有些危机感了。

这时，外祖父送来了不少急需品，如粮食、衣服、鸡蛋之类，祖父也送一些钱来。有这双方雨中送伞，父母才安下了心。

人的思想是变化莫测的，父亲突然提出要结束这小生意回家种地。母亲无奈，只得把剩余的文具处理掉，收拾起行李回到了老邱洼。

（以上内容为母亲介绍）

  

02 祖父离世外祖忙 自然灾害生活苦

当时的家庭，祖父已经年老体衰，一辈子苦干落下了不少残疾，他的腰弯了下来，消瘦的脸上刻着一道道皱纹，眼窝更深了，胡子、头发全白了。

他已经是近70岁的人了。

大伯成了家，早已分开门另住，四爷跟着大伯；

大姑已经出嫁，二姑尚小，还偎在祖母身边。

父母开店回来时，正值农村合作化高潮，牲口、农具全都入了社，3间房子腾出了一间给我们住，六口之家和睦相处，干里干外的都有，四下邻居无人不夸。

后来，由于二姑和母亲在生活问题上发生了矛盾，父亲只好从西边的窗户上扒开一个门，另起炉灶了。

祖父的身体已明显消瘦，一天不如一天，这个长在黄土地里一辈子的庄稼汉，解放后还没有过上几天幸福日子，就匆忙地离开了人世。

办完丧事，母亲感到唯一能够“压阵”的人已经不在，今后的矛盾难免更多，这个家还有什么待头？干脆回到娘家也好安生安生。

父亲为了不让母亲过分伤心，为了带好孩子，就同意了母亲的意见，于1957年夏天搬到了同一大队、距老邱洼只有4里多地的外祖父家——王塚村。    

搬家之后，我和母亲的户口拨到了王塚。父亲先是两下跑，以邱洼为主，因为他的户口在邱洼，还得在邱洼干活。这样跑了几个月他就不干了，而对母亲身居娘家已心怀不满。

母亲认为，娘家上无兄下无弟，二老均已六旬开外，没有人照顾怎么能行？不在家里受气，还能照顾二老，这样做就对。

尽管父亲多次劝说让母亲回家，都被母亲拒绝了。外祖父母也都好心劝说，说他们现在身体还好，不照顾也能生活，等以后再说，不然人家会笑话的。不管怎么劝，母亲只是一句话：“不回去！”

外祖父在庄稼活上是行家里手，摇耧撒种，鉕麦扬场，样样难不住。

解放前，他一个人给地主种30亩地，年年收成都不错。土改时成分划为“中农”，自给自足嘛，划中农就划中农，外祖父也没有多说什么，反正他心里踏实，用自给的血汗换饭吃，不剥削，不沾光，日子还能过得去，一辈子就没有想着要发财，只要顾个肚子饱，别的什么都不想。

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勤”字，不论严冬还是盛夏，每天天不亮他就背着粪筐在村周围转；鸡子上圈多时了，地里的人影都模糊了，他还舍不得往家走。

就是这样没黑没明地干啊，干啊！才换来地里的好庄稼。

据说当时王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眼气（羡慕）国荣（外祖父）的馍，不眼气国荣的活儿（太累）。”是啊！粮食到手是让人羡慕哇！可他的活儿更让人羡慕！

如今解放了，他还是没黑没夜地干，“当年勇”一点儿都没有减，反而更显得精神了，68岁的人了，看上去只不过50多岁，队里的活儿样样都能干，别人干不了的，他还争着干，挑起大水桶，活赛年轻人！队里有一犋牲口没人使唤了，他就自告奋勇，从此，他就喂起了牛，当上了“大把儿”。

外祖母比外祖父小8岁，已经60岁了。她有一个怪脾气：好东西舍不得吃，说是不喜欢吃；东西少了更舍不得吃，说是不想吃；别人不吃的东西，她爱吃；别人吃剩下的东西，她想吃。

这辈子，她跟着外祖父虽说没有享啥福，可也不算真受罪，一来家里多少有点儿地，二来没有过多的儿女负担小，加上自己勤俭持家，生活上比一般人稍微好一点。

由于她心眼好，经常帮助生活上过不去的邻居，大家都很尊敬她。我和母亲搬到王塚后她非常高兴，她总想身边有人偎着她，就是再忙心里痛快。这下好了，母亲忙于地里活儿，外祖母就担负起管理我们的重任了。

1958年大炼钢铁，母亲被派往确山县竹沟镇去捞铁砂。

当时不到3岁的我整日跟着外祖母，充分享受着她给我的温暖和对我的爱抚。

当时，父亲在毛集钢铁厂干活儿，不久又转到泌阳食品公司工作，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被清退回来，还与祖母在邱洼一起生活。

1958年冬，母亲又生了小妹妹，取名瑞敏。

1959年，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遇到了空前的危机。

政府号召组织集体食堂，伙食按人定量，勉强维持生命。母亲生下妹妹后，身体虚弱又得不到营养，外祖母省下自己的伙食让母亲吃，自己到地里剜一些野菜充饥。大米糠、小谷糠放在磨里一研，用箩一隔，少掺一点儿面做成馍，人吃了大便困难，就用钢钎从肛门里往外掏。我就多次让母亲给我掏。母亲含着泪说：“没想到不到3岁的孩子就受这份罪！”

（此节内容由母亲介绍）

  

03 食堂散生活好转 满学龄进校念书

1962年春天，大食堂解散，各家又独立小灶。三年自然灾害总算熬过去了，人们的脸上又泛起了喜悦之色。

这几年，外祖父母已经明显地苍老多了，面额消瘦，颧骨突起，下巴外伸，鬓发结了冰霜。不管如何，总算熬过来了。

我已7岁，妹妹也4岁了，衰老的外祖父母看着我们兄妹两个一天天长大，心里得到了不少安慰。

他二老身体还好，没有什么残疾，所以，外祖父还照常使牛，整天在地里奔波。母亲也在地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挣一些工分；外祖母操持家务，她还能磨面、做饭、缝补衣服，家里的事基本上不让母亲料理。

这年夏天，学生放假了。有几个稍比我大一些的同伴爱同我一起玩耍。

有一天，曹德才突然问我：“你想上学不？”一听这话，我的大脑好像是反映得十分灵敏，我睁大了眼睛，不加思索地回答：“上！到哪儿去上？”“到学校哇！等9月1号开学，我领着你报名！”“好！开学了，你可别忘了！”

我回到家里，把上学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一听可乐了，她若有所思地说：“你们老邱家世世代代扒地山沟子，可出了个你父亲有了文化又不争气。你已经7岁（虚岁）了，早了一点儿，不过你很懂事，上吧，为咱家争口气……”

整个夏天，我都在想上学的事儿。虽说我当时不真正懂得上学的意义，可我从邻居们经常的谈论中知道有文化的重要，没有文化受人欺负。

快开学时，我几次做梦都是上学的事儿，老师如何手把手地教我写字，教我读书，教我上操……

每当母亲上工以后，我就把他夹鞋样儿的书本拿出来，捧在手里装模作样地用手指着、念着——当然是胡念八念。外祖母见了忍不住大笑起来，逢人就说“你看俺外甥成了洋学生了！”

9月1号终于来到了。

这一天，我起得格外早，穿上母亲特意准备好的新衣服，挎上了新书包，没吃饭就坐在当院里等着曹德才来找我。

母亲在东屋对外祖母说：“你看这孩子，怎么迷上上学了，长大可能有出息。”我听得很清楚，“有出息”是什么？想上学就有出息？可能是有文化了就能干大事吧？

“快吃饭！”母亲的叫声打断了我的瞎琢磨。这顿饭我感觉格外香。

忽然，从外面传来了响亮的叫声：“世敏，上学去吧？德才有事了，让我来领你到学校报名！”

啊！原来是后院的张德荣，她已经上四年级了，是专门来领我上学的。

我慌忙跑出去，一把拉住荣姐的手说：“荣姐，我都准备好了，走吧！”

母亲也连忙走出来，给荣姐交代了一番，我就连蹦带跳地随荣姐到学校去报名。

那时，学校还没有挪到大队所在地刘岗村，临时在其西北方向一里路的小刘岗村。学校一共6个班，一至六年级各一班，十来个老师。

我一进校园，不禁被那欢快的景象吸引住了：大大小小的身穿五颜六色新衣的小朋友蹦蹦跳跳，说说笑笑，太热闹了。

荣姐领我找一位姓侯的老师报了名，交了学杂费，发了新书，又安排了座位。

荣姐说：“不要给同学们打闹，咱是读书来了，要听老师的话！”

我说：“荣姐，你放心吧，我一定听话！”荣姐也找自己的老师报名去了。

在这一天里，我懂得了什么叫预备铃，什么叫上课铃和下课铃，认识了韵母表中的前6个韵母，还学会写了一、二、三、四、五这5个数字。

我太高兴了！放学后，我就把学到的东西向外祖母和母亲作了回报，她们一致夸我聪明。

有了这次的鼓励，我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一直都很顺利。

  

04 生活难难交学费 学有成成绩突出

1964年农历6月6日，母亲又为我生了个小弟弟。又添一口人，费用加大，生活上自然就困难一些。

秋天，父亲与母亲在生活细节上闹了矛盾。父亲感到生活上太寂寞了，就想方设法把我弄到他身边。

母亲考虑到父亲也应该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应该养活一个孩子，就同意了父亲的意见。

父亲在生活方面表现出一副“大手”，外人都说他能挣钱、会花钱，手太大了；也有人说他爱交三朋四友，吃喝玩乐，这也是混世的本领。祖母虽然对父亲的一些行为非常不满，可她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又奈父亲如何！只是忍气吞声。

有时家里连点灯的煤油都买不起，连一分钱的花销都没有。祖母没有办法，经常带着干粮到野外挖“半夏”，也好换几个钱救急。

1965年夏天，家里的几棵桃树果挂满枝，暑假里我就担负起了看桃的任务。

桃子成熟时，父亲接连5天担着桃子到附近集镇上去卖，换回了一些钱，解决了燃眉之急，还留下两棵桃树的果子自己吃。

这下好了，有时中午或晚上就不做饭了，吃几个熟透的桃子就算一顿饭，祖母还美其名曰“桃养人”，吃了发胖。有时，祖母为了不做那一顿饭，就哄着我给我“说瞎话儿”（讲故事）了事，我也深知生活紧张，就勉强同意。

这年夏天，为了不让祖母天天给我“说瞎话”，我就学会了做一些简单的饭，如稀饭、面条之类。因为我正在发育成长，饿得比较快，光吃桃子不吃饭哪能行？

在看桃期间，我发现有人找祖母看病，后来才知道，祖母用祖传秘方为他们治好了腮腺炎。

我当时很好奇，心想，如果我也学会了治疗方法，不是一件好事吗？我就向祖母要求，让她教我治疗方法。

祖母对我说：“这可是祖传秘方，我连你父亲都没有传，一传我就不灵了，不行！”

我就反复劝说祖母，强调她年纪大了，早晚也要传人呢！传给孙子又不是外人，孙子长大后能为人间做好事，又能为祖母传名，等等。

祖母经不住我软磨硬缠，终于将治疗腮腺炎的秘方传授于我。自那时至退休，经我手治愈的腮腺炎已超过400例，且患者不打针、不吃药，基本上做到了手到病除。

自从进到老家，我从未尝到过鸡蛋是什么味道，就连端午节也没有吃到一个鸡蛋，只煮一些蒜瓣儿了事。其实，这样的苦日子我是过贯了的，一切苦我都能忍受，只是不露声色暗暗叫苦罢了。

经济的紧张给我的学习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当时，我已经上了四年级，需要订一些报刊辅助学习。经过商量，父亲同意让我订一份《中国少年报》。

越是艰苦，我越是刻苦学习，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当时任班主任的朱玉敏老师对我很好，还有穆文照老师，对我也很关心。

由于成绩好，二、三、四年级我都是班干部，一些同学对我还有不少帮助。

1966年春天，我实在交不起学费，班主任穆文照老师为我想了一个办法：说是老师睡床上的草苫子都很旧了，需要更换一批了，让你父亲编织几个草苫子卖给学校，你的学费就可以解决了。

说起草苫子，过去在农村，苫子是家家户户必用的，谁家没有几床苫子？不仅所有的床上铺的是苫子，夏天在外边乘凉，也都搬个苫子铺在门口或大路边。

那时的夏天，闷热难挡，不象现在家里有电风扇或空调，天热大都在家不出门，享受着电气化带来的凉爽。

我小的时候，夏天除了下雨以外，几乎每天夜里都是搬床苫子在村子的大路边睡觉，村子的男人门也都吃过晚饭后，早早的搬床苫子走出了自己的家门，睡在路边或宽阔的麦场上，享受着大自然赐给的凉爽。

家里就成了女人门的天下，她们也都搬出苫子在自家的院子里乘凉、睡觉。所以苫子使用的多，而又频繁，坏的也快。因此，每到收麦的时候，家家户户总是要打上几床苫子自用。

父亲自然是打草苫子的好手，他利用几天的空闲时间打了八个草苫子，捆绑起来担到了学校，为我解决了两个学期的学费。

平时的费用，老师还不断给父亲出点子想办法。那两年，家里的红枣、红薯等我都给学校拿过。不这样不行啊！生活那么困难，哪来的钱呢？

我对此虽然暗自伤心，但我不灰心，不丧气，我想，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由于我的努力，在这年夏天初小升高小的考试中，我考取了赊湾区高庄公社总分第一名！

老师鼓励我，学生羡慕我，邻里称赞我，父亲也高兴得了不得！

村上的一名老中医专门领着孙子（与我同班）到我家，面对着我的奖状，把孙子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一张奖状，这是用勤奋换来的，你用三车麦子也买不到！”

是啊！这个第一名，确实是我在贫困中用辛勤和汗水换来的！谁能知道这两年我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谁知道我的很多学习时间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的？人们只看到我瘦小的脸庞、瘦弱的身躯、尖小的下巴，却看不到我付出的努力和饥饿的煎熬。也许，就是这些艰苦给了我帮助，给了我做人的勇气。

  

05 学算盘父亲施教 学本领艺不压身

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也是当时人们谋生的基本技能。父亲打算盘既快又准，在全村是数一数二的珠算能手。

上四年级的时候，父亲就教我打算盘消磨时光。冬天的夜晚时间漫长，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遍一遍念着口诀，跟着父亲认真地学。

父亲的珠算知识面很宽，各种珠算口诀，各种计算方法以及各种计算技巧，他都烂熟于心。他保存了一把木质算盘，这是他一辈子的心爱之物。算盘长有六十公分，宽有二十四五公分，中间有二十多档，是我小时候见到的最大的算盘。由于年代久远，算盘呈黑红色，算珠乌光锃亮。打起这把算盘来，噼里啪啦，清脆悦耳，像一曲曲动听的音乐，给我的少年时代留下了美好记忆。

在我学珠算的时候，父亲常常教我他的绝活，我亲眼见识了他的水平：两只手指在算盘上眼花缭乱，珠子拨弄的声音象马达一样，我看得眼都直了，只有一个感觉：太厉害了。

父亲告诉我说：“学会九遍九，抱着算盘天下走。”意思是说，只要能把“九遍九”打得滚瓜烂熟，就可以做个账房先生，无论走到哪儿，都能混碗饭吃。那年月，别说挣钱多少，只要每天能填饱肚子就心满意足了。因此，从记口诀到练习指法，我练得特别勤快。

按照父亲的教法，先从“三遍九”开始。待熟记口诀和熟练指法后，再学“九遍九”就容易多了。

“三遍九”的打法是，在算盘上按上9九位数字，然后“见珠打珠”，共加三遍，其结果为987654312。个位数上再特加一位9，即为：987654321，这样就和原来的数字倒翻了过来。“九遍九”的打法则不同，先在算盘上拨好9九位数字，然后在固定的位数上加9遍9。其结果为：90。假若在某位上加错了数字，则全盘出错，没有了规律可循。这样是加强口诀、指法和记位能力准确无误的训练。如果想让数字复原，再在固定的位数上减去9，这样依次减9次，便复原到原来的数字，旨在锻炼减法口诀。

为强记口诀和手指拨珠的熟练程度，父亲还别出心裁，教会了我很多有趣的计算趣题。比如“凤凰双单翅”与“一支黄瓜俩杏儿”等。“凤凰双单翅”则更有趣，最后在算盘上拨出来的数字为：123454321。像一只凤凰展翅，扶摇直上蓝天的图案，有头有尾，既直观、形象逼真，又激发和提高了我对学习珠算的莫大兴趣。

随着年龄的增长，珠算的加减法熟练掌握后，再学乘除法。要学乘除法，则必须首先从归法学起，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九归法”。口诀都记熟了，打起来才能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练习乘除法也有许多趣题，比如“狮子滚绣球”，也叫“大狮子”、“小狮子”。625×16，结果是：10000；然后被乘数不变，将乘数一直倍加16、32、48……答案为20000,30000……以此类推。“大狮子”为1953125×512，其结果是：1000000000，一位数字后面带有9个零。参照“小狮子”的打法，被乘数不变，还将乘数倍加，512、1024、1536、2048……结果为2后面9个零，等等，还原时用除法口诀还原。这些趣题的练习，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从而更加激发了学习珠算的信心和毅力。

常言道：艺不压身。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当上了教师。1976年秋季，上级指示小学四年级一律开设珠算课，我除了教音乐课之外，校长还专门让我兼教珠算课。我对学生严格要求，训练有素，辅导的学生参加公社举行的珠算竞赛获得了最佳成绩，我本人也获得“优秀辅导教师”光荣称号。在公社举行的教师珠算比赛中，我还得了第一名。

  

06 身染疾休学在家 遇乐器向往艺术

1966年秋季，我开始了五年级的学习生活。

当时小学是六年制，一至四年级是“初小”，五、六年级是“高小”。五年级的课程又增加了历史、地理和自然。我在学习上如饥似渴，暗暗发誓：决不能落在别人的后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吉凶祸福。谁知9月底我得了“温症”，一病就是一个多月。

在此期间，班主任郝身榜老师到家里看望了我，他看我一时还不能上学，就嘱咐我不要着急，要安心治病，病愈后再说上学的事。

郝老师走后，我非常想念母亲，就让学生到王塚给母亲捎了个信儿。母亲来看我了！不知怎的，从来没有落过泪的我，这次竟抱着母亲痛哭流涕。

母亲见我伤心的样子，也很难过，她抚摸着我的头说：“好孩子，母亲没有照顾你，对不起你！”说着，她的眼圈也红了。

我赶忙说：“不！都怨我，我不该住在邱洼。”

母亲说：“病好了，我把你接到王塚去吧？”

这时，我突然感到有说不出的感情涌上心头，我看到了母亲为照顾外祖父母、妹妹、弟弟日夜操劳而显得日益消瘦的脸庞，额上已有几道皱纹，头发也稀疏了许多。

不，现在我还不能回去！我再吃苦，都能忍受，不能再给母亲增添累赘。

我说：“到小学毕业再回去吧！”母亲只是痛苦地点点头，她是非常了解她的孩子的。

两个月后病基本痊愈，我要去上学，可是郝老师建议让我修养一年，因为身体太虚弱，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离学校5里路，一天来回几趟，怎么能行？

父亲同意了郝老师的建议，可是我难受极了。停一年，不就是留一级吗？我在家里干些什么呢？可是不留级，实在是不能坚持学习，这可叫我犯了愁！父亲知道了我的心情之后，便打算给我找一点儿事情做。

有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带回了一把弦子，对我说：“敏哪，你看看这是什么？”

我一看，“这不是弦子吗？”

父亲说“这是一把曲剧的主要伴奏乐器，它叫曲胡。”

收拾好后，父亲就坐在当门拉了起来。长这么大，我还不知道父亲会拉弦子！他说是在外面工作时学的，已经很多年没有拉过了，不过练上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起初，由于我不懂得曲剧的调门，什么也听不懂，只觉得他是乱拉一通，不过也觉得怪有味道。

1966年农历11月16日，那是个小雪纷飞的日子，祖母不幸离开了人世，当年她才66岁。祖母并没有多大疾病，只是天气一冷就发喘、咳嗽，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效。

我们这个三口之家，祖母可是个守摊的人哪！平时父亲说走就走，一出去就是好几天，以后他再走谁给我做伴呢？

有一天，父亲好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敏哪，你祖母已故，今后我不出去了，你想学弦子吗？”

我说：“当然想学！”

父亲就乘势说：“想学是好事，不过，学它是要下功夫的。以后我就好好教你学弦子！艺多不压身哪！”

慢慢地，我就爱上了这把弦子。

从此，父亲真是有些转变，队里有活他出工，下了班他做饭，夜晚教我拉弦子。

父亲只能给我介绍几个常用的曲剧调门，讲讲演奏曲胡的基本知识，除此之外就全凭我细心听、认真琢磨了。

事实证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到了春节，我就能拉好几个调门了。

村东头的邱广友经常到我家，弦子一响他就开腔，唱得倒还不错。邱广友懂得曲剧的不少调门，凭我的记忆力，他所唱的调门差不多我都记下来了，又在弦子上下点功夫，听起来也就有那个味道了。

村上的人见我学得这样快，都赞不绝口。有的说，以后可以上剧团；有的说，灾荒年可以出去要门。其实，我学弦子哪有什么目的呀，只是想，学一种技术也不压身嘛，自己娱乐解闷也好啊！

有一天，父亲突然又带回来一支竹笛。他为了让我能对竹笛产生兴趣，便先吹了一支什么曲子。啊！原来父亲还是个艺术人哪！我就要求父亲给我讲关于笛子方面的知识。

说来也怪，父亲只这么一讲，我就很快记住了笛子的吹奏方法。吹笛子可不比拉弦子，它是要费气力的。累了，我就拉一会儿弦子，这样交替进行，也怪有趣。

春节之后，我产生了上学的念头，因为长时间不学习脑子就会变迟钝，会越来越不想学，我不能光待在家里拉弦子啊！

开学时，父亲领我到学校找到郝老师谈了情况，我表示上学期没有学习，这学期我加劲干，真不行再留级也可以。郝老师答应了我的要求，他还夸我不是那号逃学鬼，一定有发展前途。

  

07 朝彦收我为徒弟 德宝请我教唱词

我家西边有一邻居，长者叫邱朝彦，在邱氏家族里辈分较高，父亲叫他爷，我管他叫“老爷子”，已经70多岁了，村上的人都叫他“老神仙”，因为他能观天象、懂地理、善命理、掐八字、排四柱，推算黄道吉日，凡是红白喜事，大家都去请他选择吉日。

他有两个儿子，二儿子邱德宝，天生眼睛不好，只是勉强能够看见路，学了一门技艺——说书，即说唱河南坠子。

1966年秋季，我的病慢慢得到了恢复。一天，邱朝彦就找到我，诚恳地跟我谈了他的心事：“我这辈子学的东西不少，可是就要失传了，两个儿子和五个孙子都不是学习的料，更谈不上学习我的那些本领了。我看你聪明又勤奋，记忆力又好，我经过认真考虑，有意收你为徒，向你传授我的平生所学，多学一点东西总会有用的，你可愿意？”

我连忙说：“老爷子，谢谢你相信我，我行吗？”

老爷子笑了：“你行，你一定行！”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敏哪，这是我抄写的《六十花甲子》，它是学习阴阳五行和命理的基础，这两天你把它背会了，我再给你详细讲解。”

我仔细一看，内容并不多，只有30句话，每句7个字，且父亲曾经给我讲过天干、地支及其组合而成的《六十花甲子》，就说：“老爷子，不用两天，半个小时后我就给你背诵。”

老爷子哈哈大笑了一阵，手捻胡须连连点头，“嗯，我没有看错，我选对人了！”

之后，老爷子给我找了不少书籍让我阅读，嘱咐我先读什么，后读什么，有看不懂的内容要及时找他询问，读完这些书后，就教我应该掌握的具体技巧。

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先不说天文地理、周易八卦，光阴阳五行、命理八字方面的基础知识，我就读了七八天！

读完这些之后，我就去找老爷子汇报阅读情况。老爷子听了我的汇报，思考了一阵，特别认真地说：“敏哪，让你读这些内容，是想先让你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你感觉了解了多少？”我说：“只读了一遍，还谈不上了解，只是知道了一些皮毛。”老爷子说：“认识正确！不要说读一遍，你就是读它十遍，也不能掌握它的真正技巧。这样，其它的你暂且不要读了，专心读阴阳五行、命理八字方面的内容，读它五六遍，读后再找我谈体会。”

半个月以后，我把老爷子要求读的内容读了5遍，就前去交差，并谈了我的一些初步认识。老爷子点头称是，连声说道：“孺子可教也！”

接下来，老爷子就按部就班地对我进行分类传授，先是天干地支，后是阴阳五行，接着是算八字排四柱，然后是命理推算和黄道吉日。那些天，我是一点也不敢怠慢，老爷子白天指导后，我在夜晚仔细琢磨，哪些地方弄不懂，白天就向老爷子请教。奶奶发现我学得如此痴迷，就对父亲说：“这孩子将来不愁没饭吃了。”父亲笑笑说：“是啊，多学一点知识总会有用的。”

临近春节，老爷子的传授也就告一段落。为了考察我的学习情况，老爷子决定对我进行一次全面测试。一天，老爷子找来了几个邻居，让我分别对他们进各种测算、测试。主要内容有年龄属相测算、生辰八字测算、命理推算等。结果，老爷子十分高兴，大伙也都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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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的儿子邱德宝，说唱河南坠子有一定水平，平时的夜晚，经常在村里为群众进行说唱演出，生产队里还给予他适当补助（粮食）。有时，他还受邀请到外村去说书，很受群众欢迎。

邱朝彦老爷子的儿子，我自然管他叫爷，德宝爷。

一天，德宝爷拿着一份唱词找到我说：“敏哪，你老爷子推荐你，请你教我唱词，你有空吗？”我没有多想，随口答应说：“德宝爷，我有的是时间！”

德宝爷很高兴，就把唱词递给我说：“这是新编河南坠子《肖飞买药》，我要用两天时间把它学会，然后先在村里说唱，你看怎么样？”

我接过唱词一看，首页还有简介：《肖飞买药》讲述的是在1942年五一反扫荡，大战后的第三天在小李庄的伤员因为药物不足，所以派肖飞去敌占区买药，来救治伤员的故事。我仔细数了一下，共有15页，是抄写稿，密密麻麻的。

我说：“德宝爷，这么多内容，你打算两天时间学会？”德宝爷笑了，“敏哪，你不相信我两天能学会？你只要按照我的说法来进行，我就能学会：你先读三遍，我只管听；你再一句一句地教我三遍；最后你再读一遍，就行了。”

我一听，这是经验哪！这和我背书的方法差不多呀！我背书是先读三遍，再边看边在心里琢磨三遍，最后再认真地朗读一遍，差不多就能够背下来了。

按照德宝爷的安排，我们就开始学习唱词了，结果还真是让我感到吃惊：在我读最后一遍的时候，德宝爷几乎是和我一起读的，看来他已经基本会背了。

我说：“德宝爷，你开始说要用两天的时间，这一上午就会背了，你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哇！真是不简单，我服了！”

德宝爷说：“敏哪，你是不知道哇，凡是眼睛不好的人，听力、记忆力都比较好；凡是耳朵不好的人，视力、记忆力都比较好，这是一般规律，有的时候也是逼的。我们说书的大多数眼睛不好，学习唱词全靠记忆力，不然的话，我们就没饭吃了。这个词我大体上算是会背了，不过，我回去还要把唱词消化一下，好好琢磨琢磨才行，今天晚上我再来找你，正式给你背一下。”

听了德宝爷的话，我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人生在世，生存不易，有生理缺陷的人更是不易，他们总要为自己找一个吃饭的门路，更好地生存下来。

夜晚，德宝爷如约而至，给我背诵唱词。他还邀请我父亲一起听，以起到捧场、鼓劲的作用。德宝爷喝口茶，清清嗓子，满面春风地一口气把唱词背完，我们用掌声对德宝爷在一天之内能够背诵这么多的内容给予赞扬和鼓励。德宝爷说：“好了，唱词是会背了，明天我还得好好琢磨琢磨才行。明天夜晚我就在村里进行说唱，到时候请你们都过去捧场。”

经过与生产队领导的协商，德宝爷于第二天夜晚在村里经常说书的地方拉开了场子。这个场子很大，二百多人坐在那里还很宽松。场子布置很简单，一张桌子，一条凳子，一个水瓶。德宝爷手持坠胡，脚蹬自制的脚板（因为自拉自唱无法用手打简板），开始展示他的才艺。

由于我对唱词十分熟悉，可以说也是基本会背了，所以对德宝爷的说唱情况如那里错唱、那里漏唱能够起一个监督作用，也好下场后与他进行交流。我闭上眼睛，认真地听德宝爷说唱。

听着听着，不对劲了，不少地方都改词了！我想，这肯定是他忘词了，临时补救的。但是，我越听越不对劲儿，这改词的地方也太多了吧！再仔细听——这词改得还很好！比原来更生动、更有味，加上口技等特有的技巧，更能够吸引听众！这使我非常激动！我真是没有想到，德宝爷还有这样的功力！

下场后，我没有走，想与德宝爷进行交流。还没等我开口，德宝爷就主动说话了：“敏哪，我知道你不会走，你对我临场篡改唱词是不是不理解呀？”一句话说中主题，我说：“德宝爷，我开始是不理解，可听着听着我就理解了，我真是没想到，你改词改得这么好！怪不得你的书能够打动听众，这是你作为艺人特有的功力吧？”

德宝爷笑了，“我昨天说回去要把唱词消化一下，好好琢磨琢磨，这就是我消化、琢磨的结果。敏哪，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说书的不能按照编好的唱词进行说唱，它太死板，不少地方缺乏味道，就像面条没有放葱花一样。经过我的改造，是不是生动多了？”我连忙点头称是。

我相信，不论是哪一门艺术，凡是艺人，都有他特殊的功力！  

  

08 复学后文革动乱 升初中复课学习

春节后一进学校，我就感到空气有些不正常。

大门两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变成了“破四旧立四新”、“认真搞好斗批改”；

看看老师，有几个人精神不振，特别是朱玉敏老师好像换了个人一样（他曾被划过右派）；

再看学生，六年级的部分同学臂上戴着红袖章，上面印着“红卫兵”几个字。

我感到莫名其妙，就去问郝老师。郝老师悄悄对我说：“你只管好好学习，不理那一套，他们是在造反！”

“造反？造谁的反？”我反复回味着这两个字，怎么也不理解。

到校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发现一队红卫兵拉着几个长辫子妇女慌慌张张地走到办公室，不一会儿，走出来的全是“剪发头”。奇怪！红卫兵怎么成了理发的了！听同学们说，这是破四旧。

我还听说，以后自己一家的称呼都不能叫爹妈什么的，统统叫同志。

天啊！长这么大了，真没有听说过这些稀奇事！

那几天，形势发展的真快，学校成立了“七二九战斗兵团”和“八一战斗队”，这是和大队的两个组织相联系的。

郝老师被他们排除在外，说什么他是老牌大学生，有资产阶级思想，是臭知识分子，谁也不吸收他为成员。郝老师一气之下，宣布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叫“驱虎豹战斗兵”。

紧接着，什么样的名称都出现了，三五人的，十人八人的，千奇百怪，令人吃惊。这时，也不讲什么学习了，大会，小会，批判会，斗争会，接二连三，让人喘不过气来。谁想发发火，就通知一个或几个地主分子和坏分子来到学校进行斗争，好一派“造反”的气势啊！

不只学校是这样，社会上山头林立，他们的口号都是革命的，都是“破四旧立四新”的。“四旧”，他们的确没少破，就连我家的老油灯也难逃厄运，被他们收走后就给砸坏了。古老的珍品毁坏的不计其数，并且谁“破”得多谁的功劳大。

有一天，大队部门口召开群众大会，名曰“烧四旧书”。只见四个人各自用箩筐挑着满满的一担书走进会场，“造反司令” 一声令下，四担书顿时化作了烟灰。

当时，我不由在心里打起了问号：这就是破四旧吗？从此以后，我们的学习时间逐渐减少，就是上课，也以学习报纸为主。哪个老师还敢按部就班地讲课呢？

朱玉敏老师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在这场斗争中，胆小怕事，表现得很老实，可也逃不脱被批斗的命运。一些学生苦拼硬凑一些“罪状”，拉出去批判斗争。昨天他还在听老师的课，今天把老师拉到台子上进行批判，好好狠心的“革命闯将”啊！良心哪里去了？道德哪里去了？十几岁的顽童怎么就学会了这一套！我一直不理解他们是在搞什么！难道整天就是批判斗争？看来学业就要荒废了。

社会上，会闯的人都当上了官，大部分人是跟着人家跑，有的跑着跑着也挨上了批斗。你整我，我整你，今天你胜了，明天他胜了，真实一派“轰轰烈烈”的战斗气氛啊！

这年秋天，我也不说什么留级了，就糊弄着上了六年级，反正也不分学习程度如何，也不进行什么考试，只要能 “紧跟形势”就能过得去。

1967年秋季开学后，学校仍然是一片混乱局面。

当然，全国各地，各条战线，所有部门，无一不漏地卷入了运动之中。这个局面，平时不爱学习的同学倒挺高兴，并且来了劲头，整天处于“战斗”状态。这可苦了学习上的钻研者，你想学，他们扰乱你，并且说你是走“白专道路”。当时正时兴“读书无用论”，正在大张旗鼓地批判“智育第一”、“知识挂帅”，谁还敢坐下来学习呢？他们喊开会，就得跟着走，谁敢说个“不”字，就是大帽子飞上头，无限“上纲”。

就这样，一周，两周……时间白白地浪费了，谁也不心疼。

1967年11月，父亲说是到外地挣钱，让我自己在家里生活。邻居们非常同情我，劝我回到王塚去。我难道不想回到王塚跟着母亲吗？眼下母亲负担很重，跟前二老二小，每年需要拿出很多吃粮钱。如果我去，尽管是母亲的希望，但我又不忍心。

我拿定了主意，坚持自己单独生活，磨练一下也好。

白天，我照样去上学；夜晚，找一个同学做伴。做饭有什么了不起！不会做麻烦的，就只做简单的，吃饱肚子就行。遇到十分恶劣的天气，我也到王塚去吃午饭，因为王塚离学校只有二里多路，可是，我并没有把父亲外出的事情告诉母亲。

一个月过去了。一天中午，我又到王塚去吃饭，母亲的脸突然阴沉起来，把我吓了一跳。“这么长时间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你一个人怎么生活？”

原来是邱洼的邱兴家到王塚开会时，把父亲外出的事情告诉母亲的。母亲的泪水出来了，她埋怨我不该这么长时间不对她说，哪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单独生活的？真让人可怜啊！

母亲说：“敏啊！这几年跟着你那好父亲没有少吃苦，我心疼你，可是你不听话，非要跟着他不行。母亲再没有本事，也不叫你受这样的罪呀！”

我看母亲伤心的样子，连忙说：“妈，您不要难过，这不是过来了吗？以后我再也不进邱洼了！”

事后，母亲找到大队干部和邱洼的干部，经过协商把我的户口迁到了王塚。邱洼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母亲找了几个人把东西拉到了王塚，两间房子和树木让伯父家的人看管，我于12月底正式回到了王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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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母亲身边之后，生活安定了下来，再也不是饥一顿饱一顿了，尽管生活水平不高，但全家人和睦相处，心情倒是很愉快的。

我把我学弦子的事情给母亲说明后，她非常高兴，并且告诉我她还会唱一些调门。

空闲时间，我就拿出自制的弦子拉起来，还不时地得到母亲的指教。这年暑假，我的弦子功夫进步不少，按音饱满了，清晰了，调门有板有眼了，基本上能够包住腔（伴奏）了。

秋季开学后，我们上的是“七年级”（此前没有这样的叫法），比我们高一级的叫“八年级”。

当时，各派组织已经实行了“大联合”，各级也成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学校也好像安定一些，开了正常的课程，学习时间多了一些。

1968年，学校组织了文艺宣传队，穆文照老师是具体辅导者。他听说我会拉曲胡，还会吹笛子，就让我把乐器拿到学校。我参加了宣传队，很快就成了骨干力量。

不久，王塚、赵庄等村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搞得非常红火。除了上课时间，我都参加学校宣传活动；夜晚在家参与村里的节目排练。

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说真是极好的锻炼机会，弦子功夫有明显进步。

春节期间，我还参加了村里文艺宣传队的巡回演出，胆量练大了，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

当时我想，搞文艺活动，整天欢欢乐乐，可真有意思，长大了就搞这一行不也很好吗？

我想得更多的是，要是能象穆文照老师那样，在学校当个老师，专门辅导宣传队多好啊！可是，人家穆老师会识谱，我怎么能学会呢？

一天，我大着胆子走进了穆老师的办公室，向他表达了我想学简谱的心愿。穆老师一听很是高兴，当即表示愿意对我进行辅导。由于我是一张白纸，连起码的音阶都不懂，穆老师就教了我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音乐课上，我挂有歌页，你要连谱带词一起抄下来，学完歌曲后，根据词的唱法，哪个音高，哪个音低，高个什么样子，低到什么程度，对照谱子进行琢磨。唱一句词，再唱一句谱，进行对照。这样反复练习，慢慢地你就会唱准音阶了。”

按照穆老师的方法，我就把学会的歌曲曲调往谱子上套，先唱学会的词的曲调，再唱谱子。这样套倒真也是个办法，套的多了，我就掌握了1、2、3、4、5、6、7这7个音节的基本音高，可就是对音乐知识还是一窍不通。

正当我满怀信心地准备努力学习简谱的时候，穆老师突然调走了！我很是难过了一阵子。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穆老师。

1969年秋季开学后，我们那个班命名为“初中部”，从此开始了初中学习生活。

这一学期，又批判了“读书无用论”，提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口号。气氛有所转变，我们也开设了理化、外语等课程。由于几年的动乱，一些学生不能安下心来学习，有的还公开对抗老师，还有一派“造反”的架势。不过，老师还是诚心诚意的，他们非常喜欢热爱学习的同学，对于不能安心学习的，老师也只是劝导一下，他们不听，老师也就不再勉强，因为都经过了这场斗争，担心再扣上大帽子。

这一学期，我们没有少写文章，当然是“革命大批判”文章，几乎每日都写，甚至每日写几篇。语文课叫“毛泽东思想课”，每学一课，也要写一篇作文。

这一阶段，写作水平确实有些提高，不过净是些华而不实、枯燥无味的“革命口号”，有些干脆抄写报纸。令人可笑的是，有个别同学在抄报纸的时候，连文章中第一行“新华社北京×月×日电”也抄上了作文，老师看了哭笑不得。

我当时在班里是写作上的“尖子”，不少会议发言稿都是由我来写。我从来不只应付交作文，而是真心实意地练习写作，因此进步很快，老师非常满意。

  

09 学识谱机会难得 母支持大队公派

放秋假了，分了不少红薯，我当然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者，主动担负起切红薯片的任务。

一天，我正在紧张地干活，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永民在地里找到了我，他是专门通知我，要我代表大队去公社参加音乐学习班的，生活费由大队报销。

我问清楚了详细情况，才知道是专门学习识简谱的，时间一个月，已经过了5天了。

我慌了脚，赶忙告诉了母亲，母亲非常支持这件事。她给我收拾了行李，装了10斤粮食（换粮票用），给我了一些零花钱，让我穿上新衣服，又嘱托了一番，还亲自送我到村外。

母亲对我说：“这几天正忙，偏偏你去学习，可我也情愿让你去，机会难得，你可要好好学习本领啊！”

我保证说：“妈，请您放心，我一定能够学好！”一路上，我太高兴了，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做梦也想不到遇上这样的好机会呀！我盼望的就是学简谱，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暗自感谢大队领导对我的关心和培养。

简谱学习班在公社举办。我一进大门，王建从老师就热情地接过了行李。

“你是刘岗大队的吧？”

“是的，老师，我来晚了吧？”

“不要紧，才5天，好好学能赶上！”

下午，我就开始听课了。原来，前几天王老师只是让学员们练音阶。课上，王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支简单的曲子，让学员们逐个进行视唱。

我一听，大部分学员还没有掌握住音准，我心里也就不那么紧张了。突然，王老师把目光对上了我，我一惊。王老师说：“士敏，你也试试吧？”我知道，他是看看我有没有基础。学员们的目光也都转向了我，我感到不好意思了，连声说“不行！不行！”王老师说：“不要不好意思，试试看！”

我想，尽管我才来，但我已经掌握了音准，试试就试试。我就大起胆子唱了一遍。谁知，立即激起学员们的一片掌声，并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

课后，王老师叫到我，给我谈了这次学习班的目的要求，又对我鼓励了一番。学员们也三三两两地找我谈心，有的还向我“请教”，我感到很愉快，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一天夜晚，王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士敏哪，这次学习班时间比较短，我看你是个学习音乐的料儿，要好好抓住这个好的学习机会，争取在短时内学会识简谱。我看你有一些基础，要重点学习简谱知识，我专门给你和基础好的学员准备一些有点难度的视唱练习曲，多练习，多体会，这样就能很快收到效果。”

王老师的这番话使我深受感动，遇见这样好的老师，不是我的福气吗？

王老师的脚踏琴弹的不错。虽然在学校时也经常听穆文照老师弹琴，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学弹琴。这次可是一个学习弹琴的好机会呀！万万不能放过！

开始，我也不敢问，王老师弹琴时，我站在一边仔细观看，看手型，看指法，心里琢磨。

下班后，我就利用休息时间抓紧苦练。不几天，我竟然弹会了学过的歌曲。

一次，我正在弹琴，忽然听到身后有声音。啊！我一看是王老师。他走到我跟前，满面笑容地说：“啊！你也会弹琴哪！怎么不告诉我呀？”

我脸红了，“王老师，我是这几天才学的，你指导指导吧！”

“这几天才学的？这么快！你好好给我弹一个！”

我就把我弹得最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弹给他听。

“可以嘛！不过，指法还有些问题。”

王老师热情地给我讲了指法技巧，并示范演奏了几遍。

从此，我的风琴弹奏技术一天天进步，王老师也为有一个这样的学员感到高兴。

我的识谱能力提高也很快，半个月时间，一般的乐谱都能顺利视唱。由于我能弹琴，王老师就让我领一组人练习视唱，替他分担了一些任务。

这次学习班对我来说就是一次大丰收，不仅学会了识简谱，还学会了弹奏脚踏琴，我好像有一种改头换面的感觉。

事不凑巧，不知是哪个单位来催要房子，我们又提前5天结束学习。

回家那天，有几个学员坐在院子里哭，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识谱，有两个学员竟然还唱不准音阶，回去怎么交代呢？学员们都过去劝说了一番，劝他们不要灰心，回去之后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总是会过关的。本应该上午回家，可学员们直到下午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赊湾。

  

10 学艺术勤于钻研 搞宣传学生骨干

学习结束回到学校后，学校和大队的领导都前去询问我的学习情况。

团支书孙国林爱好文艺，并会唱曲剧，平时我们就经常在一块儿唱着玩儿，在赊湾学习期间他曾给我送去生活费，并询问我的学习情况。

我回来后，他非常高兴，当天夜里就找到我谈论很久。他是个音乐爱好者，但不真懂，只是会一些极其简单视唱曲子。我一回来，他算是找到了“师傅”，经常向我领教。学校组织有一支文艺宣传队，孙国林本来就经常去进行指导，这样一来他就更热心了，几乎天天都到学校。

为了搞好文艺宣传，学校领导找我交谈，想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节目排练，让一位老师配合，组织纪律。

当时，穆文照老师已经调走，我就同赵永美老师结合，重新选拔了队员，调整了组织，严肃了纪律，明确了任务，迅速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节目排练热潮。

经过努力，我们学习移植了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里的几场戏，还排练了20多个小型多样的文艺节目。

春节过后，到大队所属各个生产队巡回演出，深受群众欢迎。

在这期间，我在曲胡、二胡、板胡、京胡、笛子等乐器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每场演出，都是我一个人组成“乐队”，独揽大权，丢了这个拿那个。节目的排练、场面指导，都需要我亲口说到。我努力在实践中摸索规律，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

因为会一些技术，同学们都把我当老师看待，比对老师的态度还要好，所以无论业务上怎样安排，大家都非常顺从。

看来，要想搞好任何一样工作，非得有真本领不可，只有内行才能领导内行啊！

1970年春季，学校领导让我担任五年级和初中班的音乐课，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由于我正处于“文艺热”之中，尽管兼任音乐课，夜晚还坚持排练节目，白天还能够精力充沛地进行上课学习，还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学习态度很端正、很认真，因此各门功课都不落后。期末考试，我的语文、数学、英语、电工、化工几科的分数都名列前茅。

不过我觉得，无论在哪一方面，我都是下了真功夫的。不要说搞宣传，就是只兼几节音乐课，也要耗费不少精力，如果只顾搞音乐而轻视了文化课的学习，那就是舍本求末，这一点我是清醒的。

当时母亲就替我担心，恐怕我不走正道走歪道，影响了前途。我把考试成绩向母亲一回报，母亲的担心就全没了。

我还对母亲说：“你不要怕搞文艺活动影响学习，它是我搞好学习的动力呀！说不定将来还吃这门衣饭哩！”

那些年，各个学校都是这样，文艺宣传工作简直代表了学校的一切。每次汇演，全公社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参加。为了应付汇演，我们有时就停课搞突击排练。公社领导每次下来检查工作，首先要看戏，再看打球，至于学校的教学情况、学生的学习情况，只是听听汇报，或者走马观花地看看教室布置和老师的备课。

领导对文艺宣传工作如此看重，我这个文艺骨干当然更受重视，他们不把我当学生看待，有的学生公开叫我老师，不管是真心实意地还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反正我当时就处于老师的地位，心情是很愉快的。

这种学习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底才结束，因为我就要毕业离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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